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浸礼会年会
5浸礼会年会 刚到英国不久，浸礼会的年会就在爱克赛特大礼堂召开了。诺威奇城 的J·H·莎士比亚先生、托马斯·J·库博先生、还有我，作为大会发言人。库博先生以一种迷人的优雅语态讲述了他在非洲传教所遭际的神奇故事；而莎士比亚先生则在演讲中以异常感激的口气提到了我在中国的工作。 当我站起来发言时，去不敢离开手稿像别人那样侃侃而谈。在中国待了十二年之久，一直说中国话，我感到自己的英语已经很生疏了。因为前面两个发言者都是滔滔不绝的雄辩家，加上时间已经很晚了，听众变得焦躁起来，并开始退场。发言结束后，我感到是我大煞了这次年会的风景，便向会议秘书贝那斯先生道歉。他以那种一贯的善解人意回答说：“别介意，大家会仔细阅读你的报告的”。 关于年会的报导见报之后，《基督教世界》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库博先生和我的报告里，显然可以看出，基督差会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以前关注的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拯救遭受地狱之苦的异教徒，现在则是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同一个世界里把异教徒从地狱的磨难里拯救出来。 6 请求更多的人手 在中国待了六年之后，为了处理生意上的一些事务，仲斯先生也回国了。仲斯先生向浸礼会的委员会描述了我们那时所拥有的信徒和向教者的数量，并说比在中国的任何其他基督教差会所拥有的都多得多。他成功地唤起了委员们对在中国——最开化的非基督教国家——开展传教工作的兴趣，请求大量增派传教士，在作为中心城市的青州所能辐射的十至十二个县内开展传教工作。委员会的答复是，允诺增派十二个传教士到山东，同时给山西增加六个。我去了之后，对委员会的委员们说，我们在山西的一百零八个县的传教工作都已开始，如果给山东增派十二名，山西不能更少，因为它的面积同山东一样大。 7 向浸礼会建议的教育计划 我的眼光更远大，不仅仅局限在山东、山西两个省份。我希望所有教会团结起来，在每一个省的首府建一所高级教会学校。首先在沿海各省试办。以便影响帝国的领导阶层，使他们接受基督教。 我印刷了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十五年传教在中国》，在浸礼会委员会的成员间散发，希望他们中有人能支持我的方案，以期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转变。然而，我却发现，我对“全民转变”这个概念的使用，使许多人认为我的意图是要把中国已有的教会引向对不信国教者无能为力的英国教会体制。 不久，我写了另一篇文章，建议采取新的教育和福音传播手段，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全民”这个词。这就是发表在《万民归宗》第2卷第60页上计划草案。它是针对浸礼会委员会而写的，在委员们中间散发。 浸礼会委员会中国分委会经过第一次讨论后认为，他们不能上报这个草案，因为他们的基金承担不了这样一个花费高昂的项目。但是，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总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慷慨大度的提议，使我眼看被枪毙的方案得以“缓期执行”——留待下一次会议讨论。 这期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往返于乡间，忙于工作，没顾上这件事。并且我觉得在委员会没有批准方案之前，也不便在各个教堂公开提倡我的观点。但我跟自己的一些朋友私下里谈过这件事，发现许多人对此都深表同情，认为我的传教策略实际上与凯里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 8 方案被否决：极度的失望 在总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的方案又被提出来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对他们的基金来说，我的方案过于庞大了。方案被否决了，这使我感到非常失望。 9 提出传教方式修正案 于是我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急需：善良的萨玛利亚人” 。在这篇文章中，就像在其他作品中一样，我仍然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对每个新到的传教士来说，除了学习语言外，还应当致力于研究当地人的宗教，研究传教手段，这是基本的、必需的，因为能扩大他们的工作效果。 第二，大量雇用当地人从事传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与单纯雇用外国人相比，雇用中国人从事传教工作的成效要高出八倍，也更合算。在七十年代，教会布道委员会就曾采用过这种方略，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功。近几年来，爱尔兰长老会在满州地区进行的传教工作是最成功的。在那儿，长老会给每一个外国传教士平均配备七个当地人协助工作；而联合卫理会——他们的工作成效仅次于前者——为每位外国传教士平均配备十名中国人助手；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工作——最近几年来十分惹人注目——无一例外地是由从其他布道会中挑选出来的中国人进行的。 我的第三个建议是强调了在每个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大学、培训受过教育的当地传教士的重要性。除了神学外，这些学校的学生也学习西方大学所教授的各门分支学科的课程。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电机专业课
10 电机专业课 这件事以后，我开始意识到上帝打算让我单独承担十字架的重量，为此我必须进一步充实自己，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于是我决定学习科学知识，在南坎信墩博物馆师从埃尔顿和西尔维纳斯·汤姆逊研究电机工程学。 11 在柏林拜访教育部长 因为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兴趣，我想了解欧洲最新最好的教育制度。于是我去了柏林，同教育部长进行了一次会谈。我告诉他，我是一位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很希望了解最好的教育制度并介绍到那儿。部长是个高个子，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会谈中当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时，他把椅子向后推开，站起来——看起来快顶到天花板了，非常生气地看着我，喊道：“当你把中国人都教育好了后，我们该怎么办？” 看来他是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的。 幸运的是，教育部的副部长是一个基督徒，主持一所星期日学校。他很爽快地提供给了我所渴望的信息。 出于同样的目的，我去了一趟巴黎，打算会见法国的教育部长。部长不在。有人告诉我说，他恨不得把官方教科书中所有有关上帝的字眼全部清除。 返回中国之前，在一个偶然的场所，我向浸礼会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对他们说“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成立一个协会，以便将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政府的官员转变为基督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 与耶稣会著名传教士的谈话 1886年，乘坐法国邮轮奥克萨斯号，我又离开家乡，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同行的旅客有十八位天主教神父和修女，还有七位新教传教士。在天主教神父中，有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他每天都非常热心地把天主教的书籍摆在桌椅上供旅客们阅读。观察了几天之后，我对他说，我很想跟他聊一聊。他回答说，很好，那就在晚餐以后吧。一开始，我表达了对他为引导人们走向真理的而做出的努力的感佩之情。接下来，我说：“我们到中国去，都是为了引导中国人走向真理之路”，“因此，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兄弟，我是不是可以直言不讳地表达我的看法？” “当然了！”他回答。 于是我说道：“我们进行工作的方式之一就是为了各自的信仰而努力以求。但是，不论我们属于天主教还是信奉新教，对我的心灵来说，信仰只是个第二位的问题。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保持对上帝和世界的拯救者耶稣基督的忠诚。现在，我发现在你散发的书里充满了不真实的东西，这样你就不是在为上帝服务。那正是将要撞毁罗马天主教这艘船的石头，因为上帝是永远不会祝福谬误的”。 受到这样肆无忌惮的、尽可能以温柔的口气发出来的攻击，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两手紧握在一起。这说明他的感情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问我知道不知道他是谁，我回答说不知道。 “我是巴黎鲁德百克区耶稣会大学的校长。让我吃惊的是，你竟然会说我散布的是谬论！” 我回答道：“你摆出来的书中有一本叫《对付新教徒的捷径》，我读过了。因为我是个新教徒，你必须承认，我比任何天主教徒对新教的理解更准确。这本书中包含着大量的错误言论。如果看到你捍卫真理而不仅仅是某个宗派利益，我自然会非常高兴”。 “噢！”他大声说：“我知道我在谈论什么。在学校里，每个礼拜进行一次关于天主教和新教的讨论课，这是我的规定”。 “你有没有请过某个新教徒，”我问道：“阐发一下新教徒的立场？” “没有”。 “这样，你就在不经意中误导了你的学生：你把一个稻草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新教徒摆放在学生们面前，让他们在论辩中轻松击倒对手”。 十一年之后的一天，我刚刚结束休假回到上海，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皮尔·西蒙先生的名片。我怎么也记不起这人是谁，但还是回请了他。当他被引进房间时，我认出来他就是我乘坐奥克萨斯号时的那位旅客朋友。不久，他被任命为主教，我出席了他的就职仪式。三个月以后，他因为心脏病而去世。 大约又过了五年，我们在又一次做了家乡的访问者之后回到上海。秀普林斯休斯修道院的修女、前剑桥培训学院的院长休斯小姐表示希望参观一下徐家汇的耶稣会教育学院。修斯小姐刚刚以教育为题在日本做了一次为期十五个月的学术讲座。我妻子和我带她前去。学院的负责人，皮尔·布歇，非常热情友好，他亲自领着我们转，详细为我们进行介绍。当两位女士去了另一所院子里看望那里的修女们时，他和我坐在走廊里等她们回来。透过窗子，我看到里边一间房子的墙壁上挂着西蒙主教的照片。我对皮尔·布歇说：“那是西蒙主教，是个很不错的人”。 “是的。”他回答道，笑容在他脸上绽开：“你还记得将近二十年前在奥克萨斯号邮轮上的谈话吗？他全部告诉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你”。 在我的妻子去世时，皮尔·布歇很快就给我来了一封信，表示慰问。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 妻子患病
2 妻子患病 在到达上海之前，理查德夫人患了口炎性腹泻。这是英国人知之甚少的一种病，甚至医务工作者也不很了解。巧的是，我们在老家的一个朋友同时染上了这种病，并且我们很快得知，她的病早已宣告不治，因为当时的医生不知道怎样医治它。在上海，我耗费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请了当地技术最高明的医生之一给妻子看病。结果症状大为好转。然而，他从来不解释病的性质是什么，也不解释他的治疗为什么如此见效。 我们继续赶往山西，寄希望于在那儿休养一段时间后，夫人会自然而然地恢复健康。然而，她的身体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一个月一个月地恶化起来，直到1887年夏。在这最炎热的季节里，太原府的传教士都要到山区去开展工作，为期一个月，只有我们夫妻二人留在城里。我的朋友，中国内地会的爱德华斯医生，临走之前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为了给我妻子治病，他已经尝试了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但令人丧气的是，什么办法都不能奏效。他手里拿这一本书，对我说：“我写信让国内的人把关于这种疾病的最好的医学书籍寄来。这是今天早上刚到的，我打算给你留下，你好好研究研究”。 我从头读到尾，了解到这种病实际上全身的粘膜发炎，处方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治愈粘膜，那样健康即可全面恢复。书中建议了两种治疗方案：第一种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实上是让消化器官彻底休息，粘膜会因此而自行痊愈。然而，虽然说很难彻底禁绝食物，但如果要让粘膜自行痊愈，另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营养缺乏。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大自然养育婴儿的路数——就是说，喂奶，一次喂一点，以免增加胃的负担。采取这种办法后，腹泻第一天就停止了。于是我继续实行这种节食疗法，每次喂食的牛奶不超过半酒杯，并且每天都称一称病人的体重。牛奶的量在逐渐增加，以保持病人的体重不减少。十天后，她的体重开始一天天地增加，而一个月后，就完全复原了。这使所有去山区工作的朋友们都大吃一惊。他们坦白说，当他们来向我们道别时，根本没有期望她还能活下来。 从那以后，在中国有好多人用同样的办法治愈了。对那些弄不到奶的人来说，还有一种特效药，即黄山道年草。甚至有些人仅仅通过禁食就治愈了。这种病现在再也不被看作是不可治愈的了。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让遭受病痛之苦的人知道这个疗法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3 来自同事们的批评 当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时，一个新派来的传教士到了山西。他听说了关于我的传教方式的一些情况，没等我回来就这个问题听一下我的看法，就写信给国内的委员会，反对我的观点，其实我的观点他表述得并不正确。也许是出于无意，其中一封在《使者》上发表了。然而，与此同时，一封发自山东的传教士的信对我的工作的创造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封说好话的信抵消了另一封造成的影响。 回到太原后，我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开展工作，发表了一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它表述的道理是真的，也表明了基督教比道教高明的地方。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一些可取之出，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们期待着我改变自己的神学观念，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两条我都不能接受。第一，我的观点同国内最有见识的牧师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因为我有多年的传教经验，而他们却没有。因此，我坚持享有他们为自己所主张的同样的自由。为此，他们给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对我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责难。 4 离开山西 我的同事们是这样的态度，显然，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在工作上取得和谐的。留在这里只会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那对传教工作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于是我决定离开山西。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同事们，并在十天之内把所有东西收拾停当。那些科学仪器没有打包，我把它们以非常抵的价钱卖给了当地的士绅们。至于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片子，则留给了同事们作为礼物。 由于太忙，没时间登门向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当面道别——他住在三英里之外，我给他写了一封道别信。两个小时内，他就赶来看我了。我正在将自己的书籍打包，各种各样的书满屋都是。我请他看一看，找一本他喜欢的，作为我们过去美好交往的纪念。他挑了一本装帧非常精美的，由伦敦的R·S·T公司出版，书名为《在那神圣的地方》。我在书上写下他的名字，我们就分手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建议他的神父们逃离太原，但他自己决定同耶稣基督一起留下来。当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指挥屠杀城里的传教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时，主教同基督徒们一起被处死。这证明了耶稣基督之道义的力量，对天主教和新教来说，都是一样的。 10月18日，我挈妇将雏来到天津。在那儿，我找到了一个职位，为政府的兵工厂翻译资料，年薪600英镑。但我是不能彻底中断传教工作的。于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在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原先住过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在北京的工作
5 在北京的工作 伦敦的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回山东工作。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首府济南建一所基督教学院。 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动手撰写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七个最先进的国家在教育上的进展。在小册子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一般的、特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一个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必须拥有对事物的一般知识和对事物的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了解——也就是说，既要了解一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一般。这本小册子我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也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6 拜访天津的李鸿章 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开始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我回答，“你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噢！”他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在会谈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促使我后来写作《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一书的决定性原因。 很多年后，我遇到一位翰林，是一所省学的校长。他曾经读过我论教育的小册子。他告诉我说，在他的学院里，他一直在努力贯彻我前面提到的教育方法。 7 理查德夫人的弟子 除了帮我写书外，我妻子理查德夫人应三个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课。她采用了一种教授语言的新技术，那，说到底，也是最古老、最准确的，是儿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地采用的——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之最简单、最短的句子，那都是儿童日常操练并能够记忆的短句。结果，六个月之后，与另外两个曾经稀里糊涂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相比，那个在跟理查德夫人学习之前从未接触过英语的日本人讲得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语法不正确，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纠正。 当他们开始自愿地月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一些宗教术语，弄不懂。我妻子建议他们同她一起阅读《新约圣经》，以便熟悉宗教词汇。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阅读，效果十分可观。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以至于三个人都渴望实施洗礼，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有一个时他的儿子，另两位是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天皇派往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他所际遇的所有欧洲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而，如果他的孩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他不会反对，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这样，三个人都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一位秘书，即天野先生，先后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曾纪泽侯爵听说理查德夫人为这几个日本人教授英语的消息后，也表示希望能让他的一个孩子跟随她继续其英语学业。 8 侯爵曾纪泽 曾纪泽是著名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他早年即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出于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文。在伦敦和巴黎，他做了八年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总理衙门的一员。 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一条铁路。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的请愿而不胜其烦，问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关修筑铁路后伦敦马车夫的生计受影响的情况的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医生达吉恩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有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这位侯爵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 这位侯爵有好几个儿女，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很熟了。后来，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邀请理查德夫人给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一段时间的课。 当我把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许。他督促我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一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在总理衙门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他觉得他关于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张罗此事。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把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人生经验付诸实践。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大喇嘛
9 拜访大喇嘛 那时，北京有一个东方研究会，经常有关于远东的论文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被邀请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从中国史籍中翻译了一些佛教占支配地位时的各个时期的纪录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华尔生先生。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因为急需得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资料，我拜访了在北京的首席喇嘛。他住在雍和宫。雍和宫曾经是一个亲王的家庙，其中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一个朋友曾带我去雍和宫参观过。在中国那么多年，那一次在雍和宫大门口所遭遇的粗暴无礼和羞辱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未遇到过的。我发誓不再给喇嘛们任何机会再一次侮辱我。 作为前期准备，我先给首席喇嘛送去了一张名片，请求登门拜访，并根据中国礼俗，送上一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件小礼物的效果好极了，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他回送了自己的名片，请我第二天十一点前去。 我带了夏洛克先生同去。他是一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那儿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一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排成队列，迎候我们到来。我们被领着径直到了首席喇嘛的住处。我们发现桌子上已摆满了点心，用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奇迹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绝的谈资。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固定在首席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的仆人的房间里。我告诉仆人等钟响了以后再过去，然后就回了喇嘛的房间，按动了按钮。那个仆人立即跑着穿过院子，非常兴奋的喊：“它响了！它响了！”这使得首席喇嘛高兴非常。 接下来，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喇嘛，喇嘛教是在繁荣昌盛呢，还是正在衰落。他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喇嘛教正在衰落。 “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令人丧气的前景？”我问。 “不！”他的回答是我吃惊不小：“就像海潮，涨落有时。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流。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它的高潮会再一次来临的”。 谈到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地道。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尽管这所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他在北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一个政治代理人，而不是一个宗教教师。 10 拜访寺院方丈 在每个省的首府，中国政府都任命一个高级僧侣担任首席方丈，掌管一省的佛教事务。在北京也有一个同样的佛教总管，但中国政府不让他控制各省的首席方丈，以免他权力过大。 1888年，我拜访了北京佛教界的首席方丈。他是一个慈善的老人，六十岁左右，举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问：“是谁派你来到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 “不是！”我回答：“只有感到是上帝差遣我的时候，我才到中国来”。 他立即抓住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你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 他的谈话使我明白，当我们外国人仅仅依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徒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大大的错误。一种宗教，一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只是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乔达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从基督时代开始的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一些主要教条，只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佛教徒将佛教的老教条和新义理混淆在一起，致使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承认存在着教义上的矛盾。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应邀赴山东工作
11 应邀赴山东工作 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却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实施得非常成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学院，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教会不会准许把传教基金派在这个用场。计划遭到否决，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后，仲斯先生立即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到北京来，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和他一起回山东工作。经不起他再三恳请，九月份我同他一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打算同那儿的朋友们商量一下。 在山东，我同所有教友见了面，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说如果我回山东工作，我将在济南建立一所教会学院，需要教友们的大力支持，到时候他们应当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时一样，我向同事们声明，我不想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们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内，两个牧师在一起工作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外传教时，一个传教区的十多个人在一个牧师职位上工作则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作分工，每个传教士都应当是自由的，为他自己领域的工作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12 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 1889年5月，我转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东。那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一大笔救济金，鉴于我在赈灾方面的长期工作经验，我被邀请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通常情况下，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这一次我被传染了，并且病得不轻。科特曼医生——他是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传教士——担心，如果我继续留在济南，会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邹平，夜里赶路，白天则睡觉，以避免炎热。在那儿，我恢复得不错，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被要求参加。在会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大家给英国浸礼会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所有十二名传教士都签了名。会上，大家还建议我10月份搬到济南来。然而，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尚未结束时，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灾荒导致的疟疾类热病的一种常见继发病，痛苦得很。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一段时间，一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一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复后遵从指令去了烟台，以求在海边的空气中恢复健康。这个夏天，我前去同她相会，为了恢复健康，在那儿一起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得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开始为回山东工作做准备。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事全体一致的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绑好放在走廊里，准备启程。这时医生来了，对我说：“你别想走了，你不适合在陆上作这样一次长途旅行”。同时，他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在那儿度夏，我的疟疾病肯定会复发，并且会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写的。通过口授，《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写作也在继续。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来自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3 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年 浸礼会委员会没有接受山东教友全体一致的申请，再一次驳回了我们关于建立一所基督教学院的方案。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提出了抗议，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整整二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例子，来自于一个传教区的全体一致的申请被驳回。随后，贝尼斯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接受山东传教士的方案，他们催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传教方式。驳回申请的信件于10月份抵达。 14 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 1890年5月，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举办于1877年）。我应邀为大会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参加赈灾工作，我没能参加第一届大会，这一次能参加很兴奋，好些日子之前就一直期待着。在论文中，我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预言，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应当立即推举一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我对社会现状的看法过于灰暗，但经过讨论，还是决定推举一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编辑中文报纸
15 编辑中文报纸 回到天津后，我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请求他结束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恶毒的宣传报道。但他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此后不久，1890年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我的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了一项任命，成为一份名为《时报》中文报纸的主笔。我马上接受了任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因缘巧凑的机会。 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我写了一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一份特刊号，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一。 我还发表了一些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一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那一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地区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中国的官员们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我在《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王室成员之间相互访问的情况，指出这种互访极为有利于和平和善意的达成，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以同样方式出国访问。 16 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班 1890年，因为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人工，朱维尔小姐请我的妻子在冬季里负责一个50人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一个冬天，她在一个为中国妇女开办的班里帮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妇女们来自于这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们一起摘录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一书的纲要，在一幅巨大的地图上，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一个国家到达另一个国家并最终遍及全世界的。她从经文中选择了一些适合的内容，每天以亲身践行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学员们的智力水平和天生的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无一例外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哪怕一次最简单的冲突。 春天到来时，她们回到了距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各自的家乡。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告诉她们，通过在她们村庄其它家庭的面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她们，上帝把她们选做了他的使者，要她们为她们身边的人们带去巨大的欢乐。秋天到来时，传教士们去山区作了一次福音传播之旅。听说妇女读经班的一个学员自己发展了50名向教者，而另一位学员发展了至少100人。这使我妻子感到非常高兴。这证明了那个已被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在发展教徒方面，当地人能对他们的同胞发挥更好的影响。 17 浸礼会的代表 1890年10月，英国浸礼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前来中国，代表团由浸礼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格劳沃博士和伊普斯威奇的W·莫里斯牧师两人组成。这是前来访问中国传道团的第一个浸礼会代表团。 到达天津后，他们全面展开了工作，访问了山东和上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脱离浸礼会传道团的主要原因在我自己这里，接下来做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我的教会同事间达成和解。但他们发现，我和山东的任何一个同事之间都没有什么分歧。 18 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建者威廉臣去世，上海的教会委员会邀请我做他的继任者。在对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有了切身经验之后，我对在中国开展文化工作的价值深信不疑。我的答复是，如果浸礼会传教协会能像联合长老会支持威廉臣那样支持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经过两位代表团成员搭桥牵线，浸礼会协会答应支持我三年。这样，在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天津《时报》主笔的工作之后，我于1891年10月转到了上海。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 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887年，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的“中文宗教书籍会”宣布解散，继而成立了同文书会，继承了原来的印刷厂和其它一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助的资产 。 同文书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威廉臣牧师，初到中国在烟台时，我就认识他了。他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一份名为《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观察》）的月刊开始发行，同时出版的还有一份中文的《儿童报》 ；前者的主笔是林乐知博士，后者则是D·S·莫瑞先生。 1890年，由于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她的印刷厂，把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 1890年8月，威廉臣博士在烟台令人痛心地辞世。“威廉臣先生那魁伟的体格正是他多方面的卓越智能的标志。从他那令人眩晕的高处，他的视力似乎到达了他所渴望的遥远的尽头。他希望广学会 的成功成为他漫长一生的荣耀的王冠”。 这是广学会托管财产管理人之一、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约翰·麦克格莱特先生所作的评论。 2 在广学会开展的其它方面工作 在1891年10月我到来之前，沪港银行的C·S·阿迪斯先生（现在是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广学会的代理干事。直到1909年离开中国，他一直留任协会的副会长。他那富有睿智的建议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热忱使广学会受益非浅。从1888年起直到1911年去世，罗伯特·赫德爵士一直担任会长。 在我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会里只有我一个人全职从事文字工作。《万国公报》（《时代观察》）的主笔林乐知博士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开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只能将他的业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撰。正是从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在有关他们社会进步的任何事情上，他都是一个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论《万国公报》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他逝世于1907年5月。 1911年，美国监理会他们继续同广学会的合作，准许A·P·伯驾博士拿出部分时间从事广学会的文字工作。 当威廉臣博士在上海刚刚开始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的帮助。花之安是中国文学的最卓越的学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写了多种著作。他体形魁梧，富有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一文。多年以后，一个朋友问他：“很多人都希望拜读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这篇文章在哪里呢？”用一种缓慢、低沉而又严肃的语调，他答道：“在墨水瓶里”。当有人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花之安独立主持广学会的工作。1899年秋，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东》是一部论述人类文明的巨制，意义重大。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该书出版于香港，经花之安先生同意后，由广学会重印。 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安保罗来到中国，参与了花之安先生的工作。他还被纳入了广学会的委员会。在1895年秋到96年初我在北京期间，以及在96－97年我休假期间，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干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情洋溢，永远有满脑子的改进工作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健康，因而不得不过早地提前退休回家。 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的卫理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卫理夫人在文字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个工作计划
3 第一个工作计划 在这里，把我在1891年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战略规划方案作一个摘录，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一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一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 下面是我设想的方案： 1开办一份针对高级阶层的期刊，像克斯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那样，系统地涉及、讨论有关课题（幸运的是，林乐知先生可以承担主编工作）； 2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呼吁、鼓励其它一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 6特别的，要在各个方面争取中国人的合作，使他们建立组织，从事于推进学术进步； 7在举行考试的每一个考场，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的，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 4 扩大影响的计划 1892年，我给在中国的一些有名望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用于翻译。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强化广学会的社会影响。根据大家的建议，我拟出了一个包括70个题目的单子。有二十多位朋友，都是富有学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一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美森先生，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书籍的写作；我在海关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还有，广学会的各省委员会也组织起来，协助进行各种讲座的准备和推广。 1892年春，在北京举行三年一度的举人（硕士）考试 。在考场上，我们免费散发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我自己的书《救世教益》作为礼物送给了18个行省中多数省份的高级官员。 1892年3月，林乐知博士回美国度假，而我们报刊的另一位干将艾约瑟博士当时正在欧洲，因而学会的所有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编辑《万国公报》——一份以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和《中西教会报》，同时也开始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的翻译工作。 1893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考恩科乡试。克兰思牧师慷慨捐资1200元，用于在参加考试的秀才之间散发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东》一书。而在另外一些朋友的资助下，我们在其它考试中心共散发了各类出版物6万余册。也是在这一年，我们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 来自台湾、山东等地的不断增加的订单，证明了《万国公报》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