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5 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在1894年，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张之洞，中部中国的总督，捐资白银1000两；一位姓聂的道台从山东也寄来了捐款，数量相对少一些；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一位理事也给予了赞助，他后来买了100本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 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介，当地官员和士绅向广学会定购了价值600两白银的书刊。1902年，他还寄来了1000元的一笔资助。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女儿，也是我以前在北京时的朋友、驻伦敦大使曾纪泽侯爵的妹妹。她富有文才，读过史木达夫人关于女人义务的一本书（当时东京的贵族学校以此为教科书）之后，她在中国女子学校采用了同样的教材。她的一个儿子成为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另一个儿子在长沙是一名积极进取的基督教徒。她本人也在1914年前后加入了基督教。 1894年，托马斯·韩白瑞先生捐助了六百两白银，以此奖励在秀才中选出的最佳论文，征文的主题如下： ⑴中国应仿效日本，修筑铁路，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以强国裕民。 ⑵中国应引进机器加工茶叶、缫丝，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便输出，与外国竞争。 ⑶中国近三十年的海关管理所取得的成就。 ⑷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在境内是否能认真禁绝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⑸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更友好关系。 这一年，我把以前在《时报》上发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时世评论》为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侯爵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所作的序，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 6 向慈禧太后送寿礼 尽管与广学会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还是非常有必要为女基督徒们以《新约圣经》为礼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事记上一笔。我们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1894年春天，英国卫理公会的罗伯特·丝沃娄小姐写信给我的妻子，还有美国长老会的菲彻女士，建议由中国的女基督徒集资制作一部《圣经》，献给慈禧太后，作为庆祝她六十大寿的礼物。于是在上海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内地会的斯迪文森先生为主席，理查德夫人为会计，菲彻女士为秘书。他们认为，把《新约圣经》而不是整部《圣经》送给太后作礼物，会更好一些。每个省都成立了负责募集资金的分委员会，一共募集了1200元。伦敦会的慕威廉博士写了序言，由麦都思博士以前的中文教师翻译并写定。这部《新约》用国外最好的纸张印制，连同序言一起，被装在豪华的纯银封面里；封面在广州制造，上面雕刻着竹子和小鸟。书名和题词以纯金镶嵌。书被装在一个纯银制作的盒子里，盒子上雕刻着同样的竹子和小鸟，以古老的金色长毛绒为衬垫。献辞是理查德夫人的手笔，在杰出的中文作者蔡（尔康）先生的协助下，我把它译成了典雅的中文。献辞如下： 献给伟大的皇太后陛下 夫人： 依据上天的旨意，您，尊贵的皇太后陛下，在史无前例的、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承担起了整个国家的份量。赖于您超凡的精力、伟大的智慧，整个帝国彻底恢复了和平，并同所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此，不仅您的臣民，而且五洲四海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对您深怀敬仰。 在陛下所制定的那么多公正的法律之中，有一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就是像保护那些信仰其它宗教的臣民那样，保护您的基督教臣民。因此，我们，遍及您的帝国各个省份的数千女基督教徒，尽管大部分都非常贫穷，恭逢您六十大寿吉庆盛典，不能不表达我们的忠心和敬仰。故在此奉上《新约圣经》一部。这是我们信仰的神圣宗教即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我们的宗教是力图以亲身践行把世界从罪恶和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宗教。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真理曾把永恒幸福的希望带给了千千万万的人，使他们获得了生活的净化和心灵的安宁。它也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定的政府——那正是他们持续繁荣和强盛的基础。在女皇、皇后和公主们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时刻献上一部《圣经》作为礼物，这是我们西方的、风俗。我们这些工作在您的帝国里的基督徒一直在热诚地祈祷，祝愿陛下和皇室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幸福的秘密，祝愿陛下的国家繁荣富强，不落后于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也祝愿陛下在您睿智的大臣们辅佐下永远安享尊荣，而当您结束了世界上的工作后，所有那些贯彻上天之爱心的人们将为您铺好通向极乐天国门径。 您永远深怀崇敬和感激的臣民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基督教妇女会
箱子在几名传教士的护送下，被送往北京。11月11日，由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先生、美国驻华公使科洛尼尔·登拜尔先生送交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当天就把它送到了慈禧太后面前。尽管对祝寿来说晚了几天，它恰巧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寿礼同一天到达太后的宫殿。没过几天，光绪皇帝派太监到北京的广学会书刊销售点购买了《旧约》和《新约》圣经以及其它一些基督教书籍，自己阅读。11月27日，总理衙门接到太后旨意，分别赏赐理查德夫人和菲彻夫人绸缎两匹、手帕两块、以及绣品两件，赏赐参与集资的其它另外200名妇女每人黑绸一匹、手帕一块。 7．中国的公学 去上海不久，我发现由9个外国人组成的市政顾问委员会，把大量的资金用于修路、建桥和治安上，却对国民的教育不管不问，这实在令人遗憾。这个问题早在1890年已被沪港银行的阿迪斯先生提出，他当时提出的议题是：为上海开办公学提供帮助。 于是我就此事与委员会成员之一的詹森先生进行洽谈。他对此非常热心，并提供了上海现有的本地学校的数据，还要求我帮他搜集一些信息，以便为其他国家的本地教育做些什么。然后，他向委员会提交了议案，当时却没有被通过。詹森先生死后，这一提案便被搁置了若干年。 8．反缠足会 1895年，阿基贝尔德·雷陶() 夫妇来拜访我的夫人和我，就成立反缠足协会的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的想法。 他们要求，广学会除发表自己的文章外，还要协助写作、发表有关反缠足的文章，以便唤起舆论，反对这种罪恶。“天足会”的名称是伦敦会的麦考文女士在厦门首先提出来的，但这种新思路、新做法却主要与阿基贝尔德·雷陶夫人联系在一起。在上海，她第一个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大多数成员都成为这个社团中卓越的妇女活动家。我允诺为他们写一些传单和小册子。我的中文写作助手告诉我，当他把第一个小册子读给他夫人听后，他的夫人宣布从此以后再也不让她的女儿们缠足了。我把这件事讲给雷陶夫人听，她认为，这正好预示这场运动的成功。此后不久，有一些中国妇女写诗声讨缠足。这些诗由艾约瑟先生发表，并翻译成了英语。 此后的几年里，雷陶夫人奔波于帝国的各个省份，在所到之处组织起反缠足会的分会。她还以个人身份拜访督抚大员们，劝说他们发表声明，反对缠足。最后，她还上奏慈禧太后，使太后下旨敦促其臣民放弃这种陋习。 1903年，一个大约16岁左右的女孩，金小姐，出身于上海一带最富裕的家庭之一，写了一本反对缠足的小册子，无论是文采还是论证都非常出色，她还采用了两幅引人注目的图画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由反缠足会的分会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散发。 在经过11个春秋最艰苦也最成功的不懈努力之后，雷陶夫人把协会的工作交给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有一位姓萨的海军司令 、一位叫沈暾昊（音译）的道台，还有其它人。他们承担起了把运动继续开展下去的责任。因为丈夫的健康急剧恶化，雷陶夫人不得不护送他返回英国。自始至终，反缠足会的所有书刊都由广学会负责出版，直到1906年雷陶夫人回国。 9 瑞斯先生的奉献 1895年9月去北京之前，我请理学士J·兰伯特·瑞斯牧师将莱辛的杰出论文《人类的教育》翻译成中文，并让我的中文助手，当时最杰出的中国人之一，蔡尔康先生协助他。瑞斯在中文方面成就卓然，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当我结束引人注目的北京之行回到上海时，他已把文章翻译好了。我把它作为广学会赞助的文献付印，并送了一份给总督张之洞。张非常高兴，又为广学会捐助了1000两银子，请我们出版一部世界通史。瑞斯先生（当时已加入了美国新教圣公会）经过格雷佛主教的慷慨允准，决定花上几年时间写一部原创的《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史》（《世界通史》），并且翻译成中文由广学会出版。1900年，该书面世，共三巨册，开本大小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样。这是当时中国所有的内容涉及最广泛的世界通史。张之洞读了以后非常高兴，1911年又送来了3000元捐款（大约相当于300英镑）以支持我们的工作。显然，他对基督教那顽固的偏见烟消云散了。主持乡试的高级政府官员——各省的学政们，开始从世界史中出题——秀才们不读瑞斯的《世界通史》就答不上来——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从中国的文献中出题。由于家人健康原因，他早早就回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损失，因为他是我们中间最有前途的中国学学者。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日战争
1894年，爆发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中日之间曾定有协议，规定任何一方向朝鲜派兵都必须事先通知对方。但满洲人，就像他们通常处理外国事务时那样，并不打算诚实地遵守协议。中国政府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叫“高升”号，满载士兵，急速向朝鲜驶去，以平定当地发生的动乱。一艘在朝鲜海上负责监视的日本军舰掠过它的船头发了一炮，警告船长停下。看到灾难就在眼前，船上一个叫凡·汉乃肯的德国人跳进海里，向岸边游去。汉乃肯来于天津，是中国政府请来协助运送军队的。中国士兵向在水里的他开枪射击。幸运的是，他毫发无伤地躲过了一劫。日本人认为，这是他们宣战地恰当理由——实际上在朝鲜已经开始了。在路过朝鲜首都平壤时，日本人残忍地杀害了朝鲜的王后——在反抗日本人的过程中，王后表现得积极而富有智慧——并吞了朝鲜。于是日本军队开进满洲，锋芒直指北京。这使慈禧太后惊恐非常，她害怕日本人会杀掉她，像杀掉朝鲜王后一样。 在这紧急关头，精明的俄国驻华公使康德·卡悉尼看到了一个对俄国有利的外交突破的机会。他向慈禧太后保证，如果太后答应给俄国一定的优惠政策，俄国将对中国提供保护。太后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于是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一下子进入了高潮。旅顺港被割让给俄国，中国还同意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穿越满洲。当日本军队逼近北京，威胁在大陆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时，中国、俄国、德国和法国缔结了盟约，抑制日本。他们四国的舰队集结在直隶海湾，准备对日本的舰队采取行动。日本发现，他不可能同俄、法、德加上中国开战，就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打算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和谈。但他们对中国的胜利是彻底的。中国人因为被一个人口和土地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侏儒的国家”征服而感受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屈辱。 2 战争期间我们的出版物发挥的影响 1894年，《万国公报》的发行量比以前翻了一番。对它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重印。林乐知博士关于战事的文章深受欢迎，被看作中国唯一值得信任的报道。中国上海招商局的管理者们把他们的定数增加了一倍，并把我们的一些出版物分送北京的高级官员。住在上海的一位翰林定期把30份《万国公报》寄给他在北京的翰林朋友们。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我完成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的翻译，并付印出版，为的是让中国的政府官员们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进程，说明如果他们采取同样的改革措施，他们的国家也还是有希望的。在绪言中，犹豫再三，我还是冒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近六十年来，中国一再外敌入侵，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原因何在？”我的观点是，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篱笆，以便使他们像同一个家庭的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满洲人，继续起阻碍作用，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挠这个历史进程。因而，他们不仅是在反对外国人，更是在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他们一再遭受的屈辱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因而，如果对世界的排斥态度是中国遭受失败的原因，她应当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样的话，她就不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我把本书和绪言寄给了一些督抚大员，焦急又不安地等待着对我这无忌惮之言的回应。但我并没有等得太久。李鸿章拍来了电报，邀我北上天津同他会面；而其时我已答应了南京的张之洞，将前往同他讨论中日战争问题。战争尚未结束，李鸿章就被免去了官职，闲居在北京的家中。这使我得以同他见面。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
3 中国书商态度的变化 在过去80年的时间里，中国公众的观点是反对基督教文学的。宣传基督教的传单被用于做中国式的鞋子，其它大部分宣传品的最终命运是被集中起来，同写有中国文字的纸张一起，在寺庙里烧掉。无论如何，中国的书商都拒绝代销任何基督教书籍，认为做这种交易是对国家不忠，对一个有身份的人来说毫无价值。但是，1895年，当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以及广学会的其它一些书籍出版后，中国书商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在杭州一个城市，《泰西新史揽要》就有不少于六个盗版，其中一个是针对富人的，其它的则针对经济情况少差一些的买主。在全国流通的盗版书的总价值肯定能达到100万元。《时世评论》也被盗印。在北京，在1895年底至1896年初，戊戌变法的最初几个月里，改革俱乐部 办了一份报纸，不仅重印林乐知先生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就连报纸的名字都一样。 因此，到这时，长期以来横亘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文学之间的藩篱四分五裂了。书商们不再认为广学会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顾，而是相反，因为能销售我们的书籍而异常高兴。一点也不用奇怪，一套《泰西新史揽要》在上海卖两元，到了西安却能卖上六元。我们无法弄清楚盗印者赚了多少钱，但我们从各个销售点获得的年利润超过了来自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捐助，这使我们得以更经常地开展免费赠送，在任何我们认为有必要的地方。 1895年1月，当中国的主要当权者都为对日作战的连续败绩所震惊时，我被南京总督 请去，商讨使中国摆脱困境、安定秩序的最好办法。 4 南京的冬天 下面是从当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摘录的，想必读者会对此感兴趣。 天气潮湿得很，风刮得很大，一会儿雨，一会儿雪。路上覆盖着一层很深的泥浆，每走一步都泥水四溅。因为寒冷，所有的行人都蜷缩着，就像患了心绞痛。什么代步的车都没有。只有一顶轿子，还是从河对岸的下口（hsia kwah） 弄来的，因为没有被派往急需轿子的渡口才得以留下来。如果现场看看中国人如何准备一顶轿子，任何因循守旧都会相形见绌。轿子被放在先辈存放过的地方，必须是先辈用过的那一顶，即便破裂的轿板和用烂了的蒙布也一摸一样；并且风必须从使先辈烦恼过的同一个缝隙吹入。因为到处找轿夫——当有轮船靠岸时，他们很抢手——耽误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我们才得以动身。 在我们经过的街道两旁，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但使陌生人震惊的，还是马路两侧的草棚子。那些棚子大约有4英尺高，4英尺宽，7英尺长，盖着一点稻草，和一个草垫子，是用作床睡觉的；唯一的家具是一口下面烧着火的铁锅，还有曾经是被子的一堆烂棉絮。老人们抵挡不了多久这样的严寒，食物的贫乏又使年轻人饥饿的身体衰弱多病。许多人以赌博维持生计，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他们的皮肤冻得发紫。有的地方冻裂了，结了一层白色的疮痂。他们的姐妹们幸运一些：很久以前，为了过上相对好一点生活，她们就被卖了——这太可耻了，有人会说——以便使他们的家庭少受几个月饥饿的煎熬。尽管贫穷很可怕，但在那些把拥有一个妻子看得像白日飞升一样缈不可及的人们之间，“本能”还是宣告了它的存在。有时，他们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一位可怜的饥饿的寡妇——那寡妇就住在毗邻的草棚里，还带着一个小孩——她因此得到一晚上的盛情款待，直到又一个婴儿降生。新生儿是没人抚养的，夜里他们被扔在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码远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时就被饥饿的野狗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粘着斑斑血迹的破布。 再看一下轿夫们。他们的情况好一些，但仍然穷得穿不起鞋袜，他们的腿直到膝盖光光的，脚上是用草绳系着的草鞋。在没过脚踝的冰冷的泥浆里，他们艰难地跋涉着，心情却很快乐，因为他们有活可干。冒着慢慢被冻坏、最终落下一身病痛的代价，他们挣得自己的晚餐。 我们到达了总督的接待旅馆，很多高官在那儿住宿。它不是通常的三层楼房，而是一个由围墙围成的院子，里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后两个门，每一个都有8英尺宽；前边的门晚上才关闭，后门则白天黑夜都开着；这后面是一模一样的两所房子，由一个约20英尺长的敞亮的院子分开；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最前面的门。旅馆中间的房子前后门一直开着，最后面的那所则只有前门开着，至于后门，因为后面没有房子，被墙堵上了。穿过这些门，冷风没白没黑地往里灌。还有，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着纸的窗子，窗框中间都有很宽的缝隙；房间是由薄木板隔开的，中间的缝隙也很多。因为风是从高处吹进来的，从我的房间刮过就像水流通过筛子。房子没有天花板，并且紧挨着头的隔板与外面宽阔的走廊连在一起。因而可以说，这种头等客房只是一个遮蔽雨雪的盖子而已，冬天半夜里的冷风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这就是我们住宿的头等旅馆。 房间里有两个木头架子，他们称之为床。它们只是光光的木板，上面没有一缕铺盖。也有两把椅子，其中只有一把是可用的；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条大约四英寸宽的板凳，可以坐在上面；桌子上有一个古老的油灯，大概是亚伯拉罕时代发明的。向他们要铺盖，他们拿来一领芦苇做的床垫和一床被子，那被子黑糊糊油腻腻的，多年没有洗过了。更糟糕的是，老板娘走到门口就铺盖问题向她的丈夫发布指示。她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大小的女孩，而孩子患了麻疹。他们并不认为，把铺盖从住有麻疹病人的房间拿出来有什么不妥当之处。所以，对住在那儿的顾客来说，既不暖和又危害健康也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像烟一样冒出来，因为室里的温度远在冰点一下。 这就是帝国最有才干的总督治下的社会状况。谁会把这样一个对自己的臣民所忍受的贫穷与苦难熟视无睹的政府认作文明的政府，而费心思以某种标准拿它跟基督教国家相比？居住在草棚里的成千上万民众所陷于其中的苦难会使铁石心肠都软起来，从而打算做点什么以救助他们。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5 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我会见了张之洞。梁敦彦先生——留美归国学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首脑 ——是除我和总督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一天不仅是中国的新年（正月十一日），而且也是衙门的节日，因而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仆人没有戴帽子。院子里很静，就像我们英国的礼拜天。 在督署的会客室里等了半个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着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跟总督当面交流，以免由别人转达造成任何误解。于是我们两个就战争问题谈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在我动身来南京后到达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是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转向中国方式，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失败的方面，并且拿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相比较。像辜鸿铭，非常挑剔，处在一种经验上很不成熟的状态中。他告诉我，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他的官帽走了出来，请我去见总督。此时已是一点半多了。我一到内院，总督便走到门外来迎接。他穿着长袍，还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先向他鞠躬，然后走进屋内，为他在前一年向广学会捐赠三千两银子的义举再次表示感谢。 然后开始谈话，我讲了一下几点：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此，总督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打断我的话发表他的看法）；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意义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的能力（对此，总督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它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在回答我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并说：中国永远不会屈服，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最后，他问——以一种似乎已无计可施的表情——如何实现和平呢？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也坐视不管。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它事情上那样努力为之，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统一意见，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他的影响取得其它省份的支持。听了这些，他面露微笑，显然对他的恭维使他感到惬意。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打算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天使他身居显要，就为他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 他对我为中国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通过我的书，在50个左右的高级官员中间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其它各级官员会跟上来的。他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容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急着回上海，什么时候再来看他。然后他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顶戴和兜帽。见状，我赶紧请他不要出去了，因为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 前一天晚上,由于寒冷——实际上等于睡在露天里，我睡得很少。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头脑已受到震动之后，我同样没睡好，部分是因为冷，部分是因为我在反复思考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候，我把心里形成的方案写了下来：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6 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回到上海不及一个礼拜，我正在煞费苦心的细化自己的方案，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再交流一次，旅行费用由他支付。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梁先生告诉我，总督将在第二天上午8：30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关于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方案的大纲送给了梁先生，好让他先跟总督提一下，以便总督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会见时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第二天，按约定地时间到达总督衙门时，我不得不同其他官员 一起等候。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戴蓝宝石顶官帽的官员，姓于，他说他籍贯永庆，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已多年了。接着一个红宝石顶戴的官员走了进来。他是前驻英公使郭松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兰雅博士。随后来了一个水晶顶戴的，说他认识麦肯西博士。接着又进来一位红宝石顶戴的。他一进门，所有人都站起来行礼；我跟着照做了。见过礼后，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总督府的司库，负责总督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 11点，梁先生进来了，并且拿过我的表看了看。我问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约定的8：30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现在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打搅。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和他又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疗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告诉我说，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轻的皇室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是不是他建议派遣20－30岁之间的，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派遣更年轻一些的到国外接受教育。我说，那将使改革耽误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应当是那些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 这当口，有人进来传话，说总督召见。总督不像我第一次拜访时那样友好，看起来似乎脸上有一团阴云。见面的寒暄过后，他问我要提供的“妙法”是什么。我马上讲了三点。 在答复我的建议时，总督声明，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7 拜会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 回到上海不久，正碰上张荫桓 于赴日途中在上海暂住。他是作为首席和谈公使去探询日本政府的和谈条件的。感到有必要同他见个面，我把自己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连同我为此书写的绪言，派人送给了他，表示希望他能读一读，并问我是否可以登门拜访。他给了答复，约定2月28日见面。谈话过程中，我首先强调了中国面临的危险： ⑴来于外国的危险：来于法国，来于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 ⑵来于她的官员和民众的无知，无知导致了迷信、腐败和贫困； ⑶来于她的人口无法增多这种现状，这将招致列强的瓜分，就像他们在非洲所做的那样。 接着我提出了中国扭转颓势的办法： ⑴派出两位亲王担任对日议和全权代表，有限考虑金钱补偿而不是其它方面的要求； ⑵与一个强大的国家结盟，以推进有益的改革； ⑶大清皇帝应每日召见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每一位督抚都以同样的方式聘用外国专家； ⑷中国应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以消弭国际间的冲突和战争。 随后我详细表述了自己关于与某个大国结盟的方案（前面已提到）。对此，他的回应是：“俄国是一个让其它国家都害怕的国家”；但谈到英国时，他认为英国是最可信赖的。我指出，与所有强势国家结盟是致命的错误。 这位和谈公使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 ⑴中国官员的腐败是可怕的、无可救药的； ⑵把任何改革方案摆在朝廷面前都毫无用处； ⑶本人曾提出派皇室成员出国考察的方案，但却被劝告不要把建议提交朝廷，因为那只会削弱我的影响力； ⑷官员之间以各种罪名相互攻击，但上边从来不调查一下谁是谁非； ⑸铁路会使中国受益非浅，战争期间可以轻松地把兵力运送到任何地方； ⑹恭亲王不敢去日本，但日本人会因此感到高兴的； ⑺日本只是表面上强盛，实际并非如此； ⑻中国派往国外的使臣，极少合格的观察者； ⑼如果李提摩太先生有什么方案，我很高兴见识见识（于是我把拟定的方案呈给他，见下文）； ⑽对于你提到的改革方案，十有八九我赞同。为你创发的这些改革措施表示衷心感谢，但现在采取什么措施都晚了； 当我说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可供转圜时，他回答： ⑾中国已同列强建立了盟约，但现在全都袖手旁观； ⑿在国外，本人受到了各国政府优厚的接待，想到外国公使在北京得到的待遇，感到惭愧得很。 当我提到应大力诱导改革时，他说： ⒀不经过巨大的、激烈的变动，在北京什么事也干不成。 看来，对当今朝廷的失望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读了我送的书，看到了我提到的一下两点： ⑴我把日本进步的原因归于她接受了基督教文明的基本原则； ⑵我指出了中国由贫穷转富强的途径。 但对于立即实施我所提到的任何措施，他都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在同日本达成和平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会见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讨论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 8 第三次会见张之洞 5月份，我又去南京拜访了张之洞，为的是呈交进一步改革的方案。利用这个机会，我请他为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写了一篇序言。在归途的船上，我碰到了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看到书后，他自告奋勇要为我写一篇序。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同时想到他的父亲是不是也可以写一篇。谈话中，他提到了由于民众的贫困，不能筹集更多的税款或者发行更多的公债。他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张之洞没有把任何税款留在自己手里，同时他强调说，张非常专制，会把当铺、盐商和其它人的积蓄劫夺得一干二净。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上书委员会（图）
1 上书委员会 1890年，在上海基督教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在论文中呼吁关注政府传播的对基督教的敌意，建议就此事向皇帝上书。结果成了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成员有林乐知博士、阿什莫尔博士、布劳格特博士、约翰博士、穆尔主教、沃瑞博士，还有我。我们被责成起草一份请愿书，以表明基督教会来中国的真正目的，并要求保障宗教自由。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拟定了一份很长的稿子，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送上去。然而，1895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们委员会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 2 对基督徒的迫害 不幸的是，我在1890年的大会上所做的预言：我们正处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的边缘，被事实证明是太正确了。1892年，在芜湖以及整个长江流域，爆发了反对传教士的动乱，而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仍然对基督教怀有敌意。通过在的报纸上——日报和周报同时——大量登载对传教士有利的声明，并且强调传教士在赈灾和医药方面所做的种种善事，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去影响人们，但长江流域的迫害活动仍然在继续着。 1893年，两位瑞士传教士在离汉口不远的宋埠遭到残酷攻击。他们爬上房顶，想从其它房子的顶上逃走，但还是被逮住了，像逮老鼠一样，被残忍地处死。这种罪行被汇报给总督后，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害怕，而是说出了以下值得记忆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传教士。我们要反对他们，发起暴动抵抗，毁掉他们的教堂，杀死受他们蛊惑的人，是外国人就杀死。不过可怕的是，我们杀死的越多，他们就越急切地要来”。 1893年9月，我专门去了一趟汉口，与杨格非博士和希尔先生讨论上书事宜。这期间，在四川爆发了更严重的动乱。反教运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还蔓延了整个福建省。 1895年4月，发生了圣公会11名传教士——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被残杀的卑鄙事件。这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惊恐。 我写信给上书委员会的成员，敦促他们立即前往北京，力图同最高层当权者接触。尽管大多数成员离不开他们的岗位，他们都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他们赋予我全权，赴北京与住在那儿的上书委员会成员——布劳格特博士和沃瑞博士——协商。离开上海之前，我草拟了一份更短也更切实可行的文稿，其内容得到了林乐知博士的完全赞同。随后，我收集到了传教士团体20余位代表人物的签名，包括几位主教。 9月，我到达北京时，发现布劳格特先生回国休假去了。原来打算呈交皇帝的基督教会的声明就是他起草的，他把手稿留给了沃瑞博士。我们一致同意，把我起草的那份文字少的呈交总理衙门，而布劳格特起草的那份请愿书因为篇幅太长，以书籍的形式同时呈送。因为中国人要把两份文件仔细修正一遍，并誊抄下来，因而过了很久后才呈报上去。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第一次会见李鸿章（图）
与此同时，我们决定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以接近总理衙门的官员们。当时总理衙门有8位成员，首席大臣为恭亲王。于是，我拜访了李鸿章，请他写封信，把我引荐给恭亲王。由于在对日战争中的失败，李鸿章很不光彩地赋闲在家。去李鸿章家的那天是9月17日，下面是当时所做的记录的摘要： “总督异乎寻常地热情，坚持要我留下来同他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他一再对我大加赞美之辞。谈到国家事务，他说： ⑴皇上毫无主见，完全依赖少数几个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顾问； ⑵掌权的高级官僚对国外事务一无所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读过像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这样的书。而他，不仅亲自反复读过，而且还要求他的幕僚们读； ⑶包括张之洞在内，都反对他同日本议和，鼓吹战斗到底； ⑷朝廷各部门的大臣称西方教育为“鬼子学”（意为魔鬼的学问），他们只把时间花费在中国的传统学问上； ⑸占据着学子们心灵的八股文没有任何实际效用； ⑹对那些在西学上有造诣的人，政府是不会授予官职的； ⑺《新闻报》（出版于上海的一份报纸，人们都认为它受张之洞资助）对他的攻击是不光彩的； ⑻那些能够阅读最高级的中国经典的人非常之少。 “在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白梯克谈话时，我得到了一下信息： ⑴实际上，翁同和（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 ⑵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所有协议都应当像遵守法律一样严格遵守，不论什么时候，如果忽略或违背了协议，就会导致战争； ⑶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改变。证据是，强学会的《京报》转载广学会的杂志《万国公报》发表的文章； ⑷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对各国政府心怀怨恨，原因是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就最近发生的暴乱对他们施加了压力。 “谈到我代表教会面见总理衙门的官员并向中国政府上书的事情，他建议我请总理大臣翁同和引见，拜会恭亲王；并且见到翁同和后，要把我以前跟督抚们交往的历史向他讲一讲”。 4 后来与李鸿章的几次会见 9月23日的下午三点，我再次拜访了前总督，就像白梯克先前对我说的那样，这对李鸿章是个安慰。总督说: ⑴首席内阁大臣徐桐 在路上碰见他拜访外国公使回来，竟然上奏皇帝弹劾他，说他私下里与外国人相勾结； ⑵翰林院掌院学士不允许翰林们研究西方书籍，并且一直在诅咒西方的学术和宗教； ⑶只要权力还掌握在排外的老臣手里，所有的翰林和维新之士都将无所作为； ⑷满族人无足轻重； ⑸我应当把我的书送给恭亲王； ⑹我建议让白梯克先生进入恭亲王的幕僚集团，以便让恭亲王了解他的想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不必仰仗那些蒙昧无知的反对派；他听了后未置可否，只是对我说：“你应该给翁同和写一封信，说明你已经在中国待了多年，曾经参加过赈济灾荒和启蒙民众的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并且表示，你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紧急的事情必须当面向他汇报，如果在他有空时定个时间，前去拜访他，你将感到非常荣幸”。 这是在一个小时的谈话即将结束时他对我讲的。同时，我提出了以下建议： ⑴派遣100名翰林、10名皇室亲贵去国外考察学习； ⑵对所有秀才实施外国式教育； ⑶定期在北京举办讲座，讲解当今世界的主题和重大事件； ⑷由于反战派的错误，中国被迫赔付日本两亿两白银；而我规划了一个方案，可以使总理大臣每年有四亿两白银入帐； 谈话期间，李鸿章表示希望我在北京定居，给翰林们讲讲课。他还指出，翁同和生性多疑，简直可以说没有脑子，只有一颗半信半疑的心。 9月26日，白梯克先生邀请我在塔利饭店用餐，席间我碰到了10位翰林。第二天，我拿着写给翁同和的信的草稿，又拜访了李鸿章，请他改正一下。李又给我提建议说，在跟这位总理大臣会面时，先要拍拍马屁，恭维他一番，然后“把问题一股脑地提出来，请他切实回答”；结束时要强调，整个国家的成败利钝的伟大责任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大约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我表明，要使翁同和确实相信局势的危急性，有必要畅所欲言，并利用有说服力的图表和实例。在对恭亲王与翁同和进行比较时，他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如同石头和印度橡胶。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拜访总理大臣（图）
根据翁同和的安排，10月26日，我们在总理衙门见面。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他建议我们去一个更加秘密的地方会谈。他把我领进了属于同一所建筑的同文馆的一间房子里。在场的只有汪鸣銮一人。汪是翁的得力助手，也是总理衙门大臣之一。 为了使他相信，谁是破坏中国政府和基督徒之间的和平的最主要的麻烦制造者，我随身携带了两套书作为证据。其一是十卷本的《海国图志》；第二套也是十卷，出于另一个作者之手。这两种书都带有对基督徒的最荒谬的敌意。第一种，作者魏源，声称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外国传教士因此而致富；第二种书宣称，传教士制作迷幻药，使妇女发狂；制造摄影机，偷取被摄像者的灵魂。我向总理大臣指出，这种种诽谤的目的，在于制造反对外国人的动乱。他问我，谁是应当为此负责任的居心不良之徒。我回答说，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说那不可能是真的。作为回答，我拿起上面提到的书中的一本，翻到书中对基督徒进行诽谤诬陷的地方，指给他看；接着，我又让他看了第一卷里由左宗棠——那位从俄国手中收复伊犁的伟大总督——撰写的序言，说：“你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位杰出的将军”。随后，我打开另外一套书，把含有错误指控内容的那一页折起来，又翻回第一卷，可以看到云贵总督王文韶的名字。“你会认为这个人也是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我又加了一句：“你心里肯定很清楚，这本书不久前刚被重印了，就像中国的蓝皮书（《经世文编》）一样，为了能在整个帝国广泛传播而采用简装形式。当普通人读到这些诽谤——包涵在通俗性的印刷品中、带有国内高官签名认的认可的对基督徒的诽谤——时，我们不敢想象他们会不会受到蛊惑而发起暴动，屠杀基督教徒。” 看到我的观点无可辩驳，总理大臣哈哈大笑，嚷道：“你在中国住的太久了！”，就这样，他被我的观点所征服了。 接着，我指出中国一千年来在宗教问题上所遇到的困扰：先是佛教徒迫害道教徒，接着道教徒又迫害佛教徒，并自相攻伐，国无宁日。而宗教自由的观点一旦得到各方认可，整个国家的和平便指日可待。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基督教徒们现在向政府所请求的不过是不被干涉而已”。“如果就这些的话，”这位总理大臣嚷道：“我看不难照办”。会见结束时，他请我准备一个折子，思考一下在这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最急需进行的改革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