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963 年，地下组织网——即法塔赫，当时它的骨架已形成，只是缺
少名字和血肉——的实际领导人仍是初创时的四个人——阿拉法特、瓦齐
尔、卡里姆和阿米拉。阿拉法特，由于他的经验和他的人品，是四人中的领
头人。在1963 年，阿拉法特的希望是，这个组织的法定领导职务应该围绕着
他来建立，因为他和瓦齐尔为推动这个组织的建立做了许多工作，他不仅在
同级人员中是首席，而且是无可争辩的领袖。但是，事情并非如此。
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于2 月份组成时，阿拉法特实际上被降级
了。可以说，他被降为十人集体领导成员之一；对他来说，当时最紧迫的事
情，是需要发动一场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功，来确立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在
这最紧迫的事情上，他处于少数地位。
这样，在阿拉法特同集体领导中的他的同事和朋友中的多数人之间，展
开了一场意志战。这是一场原则争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之争。争论
的问题是，建立什么样形式的领导最适合巴勒斯坦人在未来斗争中的需要。
这场意志战，首先影响了法塔赫的内部政策，后来又影响了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的内部政策。直至1983 年，当阿拉法特不愿再受集体领导的约束，决定不
顾一切向阿萨德总统摊牌时，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阿拉法特认为，叙利
亚的领导人是罪恶之源，他利用他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的影响，来破坏和阻
挠巴勒斯坦人旨在谋求同以色列进行政治和协商解决的每一次和每一个行
动。
阿拉法特真诚的感情从未在公开场合经受这么大的打击，因为他是完全
忠于他的同事的。我认为，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反对集体领导这一概念。他
认为这是制造灾难的方法。显然，阿拉法特很清楚，在这种状况下，在集体
领导中的个人，发觉他们自己常常处于以最正当的理由同政治上相抵触的既
得利益集团相结盟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巴勒斯坦人不得不成为机会主义者
才得以生存，有些领导人甘愿自己受埃及的影响，有些受叙利亚的影响，有
些受约旦的影响，有些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还有一些受伊拉克的影响，如
此等等。在另一方面，有些人更多地受美国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更多地受
苏联的影响。
阿拉法特认为他们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潜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首
先，集体领导将容易被阿拉伯和外国政府及他们的代理人所操纵。其次，也
是更大的问题，即一个受外来的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的领导班子将无
法在危急时刻或最有利时机作出有力的决定。总之，阿拉法特的看法是，集
体领导将使决策的进程陷于瘫痪。
除了事件的证明以外，有关阿拉法特对集体领导制度缺点的强烈反感的
唯一真实线索，来自同他的两位最高级的忠诚的同事的秘密谈话。这两人过
去和现在都完全信奉集体领导的思想。但是，在另一话题下，他们告诉我，
阿拉法特曾多次私下要求赋予他的决策全权。阿拉法特每一次提出的论据的
实质是，如果他能以领导的名义自由作出决定，他会推动事态进程。每一次
他的推断的结果是，他将早在过去就使事态取得进展，如果他曾被赋予作出
决定的权力，而不是必须采取平衡行动以致作不了决定，或者虽作出了决定
却为时已晚，不能把握时机作出及时反应。
先是对领导问题、然后是关于战略问题的意志战，是在特定的人物之间
进行的。可以说，早期的主要对抗是以阿拉法特为一方和哈拉德·哈桑为另
一方。哈拉德富于雄辩，代表多数主张集体领导的中央委员发言。领导反对
阿拉法特“不成熟的”军事行动计划的也正是哈拉德。
这一对抗发展到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就几乎要分裂和毁灭法塔赫的地
步，以后又促使阿拉法特怀疑哈拉德·哈桑有朝一日要取他而代之。现在他
们两人可以对这种猜疑坦率地相互交换意见。“至少有三回，”哈拉德对我
说，“我告诉阿拉法特，如果他真的相信我要取得他的职位，我愿意辞去我
的职务以证明他是错误的。”
哈拉德·哈桑1928 年出生于海法。他对民主和公开辩论的迷恋，使他厌
恶独裁和他称为阿拉伯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搞的“突然袭击思想”，
这是他在巴勒斯坦少年时期形成和经验的产物。
“第一个用哈拉德这个家族名称的是一位法官，”哈拉德说。“在他之
后很久，这个家族分为两支。一支拥有土地，做地产生意，十分富有。这个
家族的我们这一支沐浴宗教文化。我的父亲执掌伊斯兰法规事务。他也是文
化和政治事务负责人。我可以说，他很受人尊敬并很知名。我们并不富裕，
但直到父亲辞世，我们生活都还可以。
“我们的家族数百年来负责管理圣乔治山洞，那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
斯兰教三种宗教信徒的圣地。每逢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家成了很
有教养的这三种宗教人士聚会的场所。在这三天里，他们经常来到这里，讨
论宗教和政治问题，每次有数百人。由于人数太多，他们自带食物，但是，
我们的家成了某种形式的宾馆。我们通常提供各种方便条件。我就是在这种
气氛中成长的。当我六岁时，我的父亲眼睛失明了。作为长子，我不得不负
起接待客人的责任。我也有义务侍留在父亲身边，领着他各处走动。尽管我
还年幼，我已习惯倾听各种辩论，我想你会说，政治胚芽就是这样在我心中
培植起来的。”
当哈拉德13 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作为长子，他必须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个家庭包括他的母亲——当时很年轻，像是他的姐姐，他的四个弟弟和一
个妹妹，还有一位女佣人。“因此，我必须学习和工作，”哈拉德说，“由
于我的责任和年龄，我不能像许多比我年长的亲戚那样百分之百地投入政治
和军事斗争。但是，我参加了伊斯兰童子军运动海法支部。我曾告诉过你，
英国人不允许我们巴勒斯坦人自己组织起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以俱乐部或
社团为掩护进行聚会和训练。”
1947～1948 年哈拉德为武装斗争作贡献的故事，还有很有趣的一面。“这
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当英国部队结束了值勤任务或作为调遣计划的一部分而
换防时，有些英国士兵和军官就准备把他们的武器出卖给开价最高的购买
者。因而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为购买这些武器展开了竞争。为了利用这个机
会，我在英国军队的通讯处找到一个工作。我的特殊任务是查明各种部队何
时撤离。然后，我有责任从准备出卖武器的士兵和军官手里购买武器。很遗
憾，我于得并不顺利。跟我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并负有同样使命的是一位非
常漂亮的犹太妇女。实际上她是一个英国犹太人。由于她有钱和漂亮，多数
情况下她占上风。”哈拉德十分幽默地叙述了这个故事。“说不定有一天我
们会重逢。”
1948 年4 月的一天，哈拉德下班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家人已经逃离了。
海法被犹太军队所占领。上个星期发生了代尔亚辛大屠杀。哈拉德说：“你
知道，犹太人经常说，除非你是一个犹太人，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在纳粹大
屠杀后的感受。我相信那是事实。但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一个说法也是事
实。除非你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否则就无法理解我们在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的
感受。由于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真的相信，一旦犹太军队进入我们的城
镇，我们将被杀尽。我母亲给我留言，她决定保住五个人的生命比失去六个
人好。”
哈拉德乘坐的英国军队工作人员的汽车被哈加纳的一个巡逻队拦截，停
在他家附近。“巡逻队的领导人蔡姆，出身于曾是我们家的朋友的一个犹太
人的家庭。在孩提时，我和蔡姆有过许多争吵。现在他要把我投入监狱，还
声言他要审问我。我担心我将被杀害。英国军官拒绝把我移交给他。蔡姆对
我说，‘这次就算了，但是我们将会再见。’他说这话的意思是，‘当英国
人不再在这儿保护你时，我将逮住你’！”
在犹太人控制海法的几天之后，哈拉德拿不准是留下还是离开好。在他
踌躇未决时，他跟一些犹太朋友通了电话。“他们说，如果我去他们那儿，
他们将帮助我。我没有同意。我说：‘不，我将离开。’然后，他们中的一
人对我说：‘你看，犹太人并不都是一个样。我们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
们不是那种想伤害你们或者强占你们土地的人。当你们的人民回来时，他们
应知道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朋友。’我不能说这些犹太人想保护我
是出于全然错误的理由。但是我可以断言，他们对前途是十分恐慌的。他们
相信，我们巴勒斯坦人总会重返我们的家园，他们期望把他们对我的保护作
为他们自己未来的保险单。然后就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我说了一声，‘再
见’，并把电话挂上了。”
在第一个停战协定结束之后，哈拉德的英国朋友告诉他，不再有什么希
望了。犹太人将取胜。巴勒斯坦人完结了。哈拉德决定移居肯尼亚。他考虑
将乘澳大利亚女皇号轮出发旅行。轮船在海法港外停泊，准备运载1000 名英
国军人，几百名埃及人，他们都是为英国人服务的厨师和勤杂工。哈拉德从
埃及在海法的名誉领事那里得到了去肯尼亚的签证。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乘坐英国的军车到海边。在那儿等待乘小船上澳
大利亚女皇号轮船。我正在等船时，来了一些以色列士兵。他们要逮捕我。
两位英国宪兵插入了我和以色列人之间。以色列人开始叫喊，要求英国人让
开。‘这是以色列，’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当局。’
“当他们正在争吵时，小船到了。我跳了进去，就这样离开了我的祖国。
我应该对那些英国宪兵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哈拉德乘坐澳大利亚女皇号的旅行在赛得港突然终止了。他没有健康证
明书，因而被埃及卫生部门隔离俭疫。“英国行政官员试图帮助我。他指出
我是过境。像其他地方的官僚们一样，埃及人不想知道这些。如果我有钱贿
赂他们，事情就会另一个样子。不幸的是，我身无分文。”
几星期后，哈拉德被转移到西奈火热沙漠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我们
约有16000 人住在帐篷里。它名为难民营，其实不是。这是一个关押巴勒斯
坦难民的埃及监狱。”
哈拉德在难民营居留的年月里，忙于从事各种工作。他办了一个学校，
他自己承担了许多教学任务。他自愿在难民营门诊所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委
员会管理难民营的事务并尽量充分利用难民营有限的设施。他自己委任自己
为难民营里组织逃亡的官员。
“我优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一批符合条件的并决心同以色列战斗的
年青人逃离。出于同情，我也帮助过另外一些人。譬如有一位从海法来的男
人，他失去了他的小女儿。她在难民营出生，由于她的妈妈没有足够奶水而
死去。然后这位可怜的男人的妻子也死了。我为他安排逃往开罗。后来一个
偶然的机会，他又给我以帮助。那是在他家洗了一次澡，这是一年来的第一
次。”
我问哈拉德他是如何组织逃亡的。“我用我仅有的东西——食物未引诱
埃及警卫人员转向我们。真主知道，我们的食物少得可怜，但是，它比埃及
军队赖以生存下去的食物要好一些。到我安排我自己逃跑时，我已失去了我
正常体重的三分之一。”
哈拉德逃离难民营是在埃及当局宣布西奈难民营的居民将要转移到加沙
以后不久。“我不能上那儿，”他说，“我需要和家人在一起，或者到某个
地方，在那里我将是自由的。”
此后的几个月，哈拉德实际上成为阿拉伯情报机构追捕的逃亡者。“在
开罗，后来在约旦，我发现凡是想要为巴勒斯坦事业而工作和主张自由地组
织起来的巴勒斯坦人，都无立足之地。”
唯一的好消息是得到一个信息，他的家人是在黎巴嫩南部西顿的某个地
方。经过一番斗争，哈拉德得到了经过叙利亚进入黎巴嫩的签证，然后终于
到了贝鲁特。从那里，他用从大马士革一位亲戚处借到的最后一点钱，雇了
一辆出租汽车去西顿。“我正前往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城市。我不知道该如何
继续进行下去——没有联系的人名，没有地址。我将在什么地方下车？有谁
会知道我的家？我将如何探询我的家人？此后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置信。如
果不是我亲身经历，我是不会相信的。
“突然，没有清楚意识到的任何理由，我告诉出租汽车司机停车并让我
下车。我把最后一点钱付给了他。随后，我看到我的一位表兄正在从我下车
地方对面的大楼里走出来。起初他没有认出我，我呼叫他。我们亲吻，流泪，
然后我问：‘我的母亲在那儿？我的母亲在那儿？’
“我的表兄被问呆了。‘你真的不知道你的母亲在那里？’他用奇怪的
眼光看着我。‘她在这里，就在你停车的地方！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和家人重新团聚，自然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也是富于戏剧性
的。我的母亲曾经明白表示，对于第一个带给她我还活着的消息的人，将给
以一条金项链作为奖赏。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她每天都独自一人在自己房
里度过一段时间——她为舍弃了我而感到内疚，哭得心都碎了。她相信我已
经死了，因而不断地谴责自己。起先没人急于上楼去告诉我的母亲关于我的
到来。我的弟弟、妹妹及其他人担心我的出现对她震动太大，说不定会犯心
脏病。我的胃缩小了，我瘦了许多，我的头发几乎拖到背上。”一位名叫纳
赫拉的16 岁的美丽姑娘，开门迎见了哈拉德和他的表哥。“就在那一瞬间，”
哈拉德回忆，“我想总有一天她会成为我的妻子。”后来纳赫拉真的同哈拉
德结婚了。由于她报告了哈拉德还活着的消息，她得到了金项链作为奖赏。
她的小妹妹终于上楼去叫哈拉德的母亲，她得到了另一件礼物。
“当母亲见到我时，她激动得站不稳了，我以为她会倒下。她哭喊首，
然后，她对形势使我们处于十分可怕的境地而感到非常生气。她为未能好好
养育我们而感到羞愧——她以为我会饿死。她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而惭愧。我
住的房间既是厨房又是盥洗室。房间太小了，当我躺下睡觉时，我不得不把
我的腿伸向盥洗室。
“在随后的时日里，我发现我的母亲变化太大了。我父亲去世时她才28
岁。她现在已不再是温柔天真的妇女。她是坚强的，并已准备好成为一家之
主。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她对我说：‘哈拉德，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的
家境太坏了。除面包外，我们每月从红十字会领取的食物不够供养全家。四
个星期中有三个星期只能靠面包和洋葱度日。”她还告诉我，当我在巴勒斯
坦工作时，她积蓄起来的工资都已用尽。接着她谈到了金子。我们的传统是
丈夫把金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妻子。这是我们为妻子和家庭提供未来安全
保障的一种方法。
“她对我说：‘哈拉德，我有一些你父亲给我的金子，但是我必须告诉
你他的嘱咐。在他逝世之前，他说金子只能用于两个目的：一是支付他的孩
子受教育的学费，一是满足我们客人的请求。如果我们需要食物和衣服，我
们必须工作。这些就是他的叮嘱。’
“我问我的母亲，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她说：‘哈拉德，我就要作出一个决定，并且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有
四个儿子。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儿子都很聪明。他们在他们班上经常是
名列前茅。第四个儿子在学习上不是那么聪明。我已决定第四个儿子必须结
束学习，开始工作。你同意吗？’
“当我回答同意时，她说，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黎巴嫩法律规定
巴勒斯坦人没有工作的权利，’她说。‘你必须运用你的一切力量，为你最
小的弟弟谋一个职业。’”
哈桑弟兄中的老四终于找到了一个汽车油漆工的工作。“正式说来，他
不是受雇，”哈拉德说，“他只是帮手，报酬是秘密地付给的。他挣的钱确
实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但不是很多。因而我决定我必须离开黎巴嫩。我们
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我们都必须去工作，而我还想继续我的学业。在我
脑海里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组织一个袭击以色列的突击队组织。”
哈拉德决定到叙利亚去碰碰运气。先是1950 年，后来又在1951 年，他
在那儿试图组织突击队的想法没有成功。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的第一次
尝试由于哈吉·阿明·侯赛尼不能提供必要的资金而告吹。
在那次失败之后，哈拉德的命运有了好的转机。他附属于在大马士革的
阿拉伯学院，把当英语和数学教师作为自己的自由职业，开始得到优厚的报
酬。“我按时计酬，而我的聘请人多数都很富有，”他说。
在叙利亚，就像当时在埃及一样，穆斯林兄弟会是唯一继续认真进行反
对以色列斗争的有组织的团体。在同兄弟会叙利亚分会合作下，哈拉德试图
再次努力组建一支巴勒斯坦袭击力量。这一回，他得到也在叙利亚工作的他
的弟弟阿里的一些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会阿里和我得知，兄弟会大马士革分会的领导人穆斯塔
法·西巴伊急需教师教他学英语。我还必须告诉你，他是叙利亚议会的副议
长。阿里得到了当他英语教师的职业。然后，他安排我在西巴伊办公室工作。
我本人不是兄弟会成员，事实上，我跟你讲真话吧，他们拒绝让我成为一名
会员，因为我不能每天按时做五次祈祷。我不能因为必须祈祷而去析祷。我
只有在自己想祈祷时才去做——我从小就是这样做法。”显然，哈拉德的左
道邪说没有伤害他和兄弟会的关系。
叙利亚的国防部长是马鲁夫·达瓦利迪。他是兄弟会的秘密会员。哈拉
德与西巴伊和达瓦利迪接触后达成一项交易，他希望能导致一支巴勒斯坦突
击队的形成。那时，在大马士革的急切想重新同以色列进行战斗的巴勒斯坦
人，以童子军的形式组织了起来。同西巴伊和达瓦利迪达成协议的部分内容
是，哈拉德的人需要全部成为兄弟会的会员。交换条件是，西巴伊和达瓦利
迪将安排童子军在山里受训并加以武装。“在这种方式下，我利用兄弟会作
为掩护，”哈拉德说。“由于我们受到西巴伊的保护，叙利亚政府不知道正
在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将会看到我们在边境发动我们的军
事行动这一天的到来。可是，正当我们准备好开始我们的秘密训练时，大马
士革发生了另一次政变。一切都完结了。”
11 月政变是两年内叙利亚的第四次政变。从那以后，哈拉德再次成为一
名逃亡者。他被逮捕、监禁，可是，当他向新的叙利亚军事情报头目证实他
不是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时，他被释放1952 年夏天以前，哈拉德再次失业。“犹
太人把我们赶出家园。阿拉伯人不希望我们在他们的国家存在。在这时刻，
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独特的经历之中。在这时候，我们是一个失
去土地、失去家园、失去工作、失去食物、失去尊严的民族，而最坏的是失
去了希望。当你被剥夺了尊严，你变得更像牲畜而不像人——但是你的存在
还有一定意义。当你失去了希望，你就失去了一切，你什么也不是。这正是
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国家和那些大国期望于我们的。他们要结束巴勒斯
坦的历史。”
使哈拉德更加沮丧的是，他再次担起家庭这付重担。当他从西顿移居大
马士革后，立即就请他母亲和弟弟、妹妹一起到他这里来。他不忍心让他的
最小的弟弟在需要继续学习的时候去干工作。“他们都来了，可是现在我的
母亲的金子都用完了。唯一可庆幸的是，我的最小的弟弟比我们其他几个最
先完成了学业——被认为最不聪明的人得到这样结果是不错的。现在金子用
完了。我们受到了教育，却再次陷入饥饿。
“当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时，我的母亲建议我应当结婚。我提醒她在
西顿时她对我说的一番话，那时我说总有一天我要跟纳赫拉结婚。她当时说：
‘哈拉德，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你没有工作，前途渺茫。你身无分文。除
非你能为纳赫拉安排一个生活有保障的未来，否则你连结婚的念头都不能
有。’
“我说：‘妈妈，现在没有什么变化。我再次没有工作。我仍然前途渺
茫。我还是身无分文。’
“在那些日子里，由于她自己的经验，我的母亲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共
同的对答。‘这不由你，’她说，‘这是真主的事。或许当你结婚时，真主
会带给你好运气。’”
一份巴勒斯坦企业家发来的电报到达，告诉哈拉德已为他在科威特找到
了工作。这时他无钱复电。一位朋友给了他一点钱。当从科威特寄来的机票
到达时，他没有钱雇出租汽车去机场。还是这位朋友为他雇了出租汽车并送
他去机场。
在科威特，哈拉德作为一名企业家开始了很有希望的新生活。这是从事
进口的企业。他到任后不久就陪伴他的雇主进行了一次长途国外旅行。由于
哈拉德的谈判技巧，这次旅行颇有成效。他们旅行归来，经过联系在科威特
建立了许多新的代理处。哈拉德说：“企业发展得很快——但是我没有得到
我的劳动报酬。我从早上八点工作直至午夜。几个月后，我欠了相当于九个
月薪金的债务。因此，我对我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向我的雇主建
议，我们应该重新组建这个公司。我的想法是，我们应当建立一个董事会，
董事应取得一定比例的利润。”自然，哈拉德建议他应是一名董事。“我的
雇主拒绝了这一计划。我说，‘好。再见，谢谢你。’”
已经上到了梯子的顶端，哈拉德发现自己又落到了底层。在24 岁时，他
表现有才能，在很多方面做出好成绩，他成为在科威特发展部服务的一名打
字员。“当时，科威特仍是英国保护国。不到一年，我成为发展部的助理秘
书长。后来，我是计划部的助理秘书长。随后决定我担任市政委员会秘书长。
它实际上是政府。”
如果可以说，在其他所有人之上有一个人是对科威特的发展负责的话，
那么这个人就是哈拉德·哈桑。“英国人企图停止我继续拥有任何真正的影
响和力量。他们放风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一个颠覆分子。他们关于我的种
种说法纯属胡言。幸运的是充分负责的、正派的科威特人了解这是怎么一回
事。”
在阿拉法特到达科威特之前，哈拉德和其他人试图依靠他们自己建立一
个政治党派，然而他们的努力失败了。事实上，这个党曾经建成，但是，它
从内部被分裂和搞垮了。因为创建者们在如何领导这个党及由谁来决策等问
题上不能取得一致。对将来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位要当党的
领袖的人物具有同阿拉法特一样的思想方法。哈拉德说：“他愿意跟我们磋
商，但是，他要由他自己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反对这种做法，我离开了这个
党。此后，直至我遇到阿拉法特、阿布·杰哈德及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
之前，从政治上来说，对我是十分艰难的时期。“某些已不再参加运动的人”
是指卡里姆和阿米拉。
1960 年，哈拉德在第一次会晤法塔赫的四位领导人之后，开始为《我们
的巴勒斯坦》撰写文章。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科威特的同一块几平方
英里的土地上居住，却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从未相会，这是令人困惑的。当
然，这可能是阿拉法特和瓦齐尔从事地下工作十分秘密，因而哈拉德不知道
他们的行动。但是，也有可能，由于彼此听到有关对方的传闻，因而两人不
急于相会。他们也许已经感到，在他们之间的差异太大了，很难取得一致意
见。哈拉德确信，不是阿拉法特，而是卡里姆和瓦齐尔建议吸收他和他的伙
伴来讨论关于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组成。
我问哈拉德，当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组成时，他为什么坚持集体领
导。“首先，你必须考虑我的背景和出身。”他说。“我曾告诉你，我出生
时就浸沉在公开辩论的传统之中，这是从童年起的我的经历。所以，你可以
说从一开始我就争取民主的方法。但是，这只是一部分。我也反对突然袭击
思想。我懂得政变只能导致更多的政变和社会流血。
“如果你愿意找一个实例来研究我所谈的情况，请看叙利亚。在以色列
诞生以后，直到1970 年，在那个国家发生了十次军事政变。现政权靠镇压它
自己的人民才得以维持它的权力至今。这是独裁的反映。这是突然袭击思想。
这是阿拉伯世界的毛病。这不是我希望我的人民所应走的道路。”
集体领导，同其他事物一道也是防止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成为独裁
者的一种手段。这是特别用来控制阿拉法特的一种手段。他有一个像是暴徒
的名声，像是这样一种形象：他准备着呼喊、叫嚷、鼓出发怒的眼睛，一意
孤行，他被许多已成为他最亲密的同事看成是潜在的独裁者，他有了机会自
己就会建立一个军事力量基础，用武力来强加他的意志。这由于有一个人的
行动得到了确认。此人即哈尼·哈桑，哈拉德的弟弟。他支持阿拉法特的道
路，使军事选择得以保留下来。事实上，正如时间将要向所有他的最亲密的
同事们证明的一样，做一个许多人担心他会变成的独裁者，不是阿拉法特的
本性。但是，在1963 年出现了许多表面现象与此相反。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瓦齐尔应该尽可能快地去阿尔
及尔建立巴勒斯坦局。尽管本·贝拉总统向阿拉法特保证，没有什么麻烦的
问题。但是，在集体领导班子中瓦齐尔的多数同事们显然认为，还有许多需
要克服的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加之法塔赫没有资金，瓦齐尔得到指示，把
他的妻子送回加沙她的父母家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她将一直留在那
儿，直至瓦齐尔把办事处实际上设置起来。他们结婚才六个月，哈利勒和英
蒂莎并没有为这分手的命令所激动。但是，中央委员会已经说了，他们就得
如此。
第二个决议是如哈拉德向我所描绘的关于“维护法塔赫纯洁的规定”。
决议规定，凡是要求加入法塔赫的人，首先要退出他们原来所属的任何其他
政治党派或团体——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那个时候中央委员会认为所有
阿拉伯政党都是受政府操纵的集团，”哈拉德说。
这一维护纯洁性的规定之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系出自三个原因。首先，
要使巴勒斯坦人自己确信法塔赫是一个真正独立的组织。“我必须指出，开
始我们对此是十分理想主义的和天真的，”哈拉德承认。“1963 年时，我们
真的相信，我们能够真正独立作出我们的决定。直到后来，我们发现，我们
无论如何是不能完全独立的，除非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国家。”对作出维护
纯洁规定的第二点理由是，必须缩小这些政府情报机构危害的范围。他们都
在企图渗入法塔赫，这是当然的事。第三，必须使个别的阿拉伯国家相信，
法塔赫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的工具。
关于战略问题的辩论开始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发现他们自己陷入了哈
拉德所形容的“持续、沉重和惩罚性的讨论”之中。他补充说：“经常是这
种情况，我们下班后就直接去参加会议。会议持续通宵，我们又从会议回到
工作。从黎明到清早上班之前能够睡上一会儿都成了一大享受。”
中央委员会对解放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而刊载在《我们的巴勒斯坦》
上的文章也没有留下多少供人们想象的内容。这是一本宣传性的刊物，而不
是政策性的文件。在西方，人们经常说，如果那些法赫塔和巴解组织领导人，
从一开始就以清醒和现实的眼光提出他们期待的合理的要求来拯救他们的人
民，那么巴勒斯坦人就能够避免自60 年代以来他们所曾经遭受的许多苦难。
但是，这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它忽略了法培赫的真正目标。
组成法塔赫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并不认为他们是西方
模式政党的创始人。正如哈拉德向我说明的，他们从未企图要对他们的人民
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对你们最好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政
策，现在请投我们一票。”在1963 年，支持哈拉德·哈桑想法的多数法塔赫
领导人的目标实质上就是防止巴勒斯坦问题被掩盖起来，然后发展包括建立
一个巴勒斯坦流亡议会在内的民主机构，在那里巴勒斯坦人民作为一个整体
来决定斗争的最终结局。这是前进的民主道路，无论如何没有别的选择。在
1963 年及其后的许多年，如果哪一个巴勒斯坦领导集团鼓吹，甚至事实上承
认犹太国，它就将被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所唾弃。如果个别领导人这样做，
他们将会被暗杀。
1959 年之后，主要由于《我们的巴勒斯坦》所发起的辩论，使得少数但
却日益增多的有影响的巴勒斯坦人开始看到，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在于把
现存的两种想法中最好的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同意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的观
点，不能依靠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
运动，以说服阿拉伯政权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也同意那些人的主张，
巴勒斯坦人必须同纳赛尔和阿拉伯政权协调他们的战略，因为事情很明显，
没有阿拉伯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到头来巴勒斯坦人无法收回他们祖国的即使
是部分的土地；显然，独立的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将成为这一协调的障碍。
信奉这第三条道路的人在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占有多数。他们的领头
人是哈拉德·哈桑。我和哈拉德详细交谈中清楚地了解到，即使是他和绝大
多数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也都承认，阿拉伯政权不会同意参加一场真正的解放
斗争，除非他们被迫这样做。因而，阿拉法特和哈拉德·哈桑在战略和策略
问题上的实质性差异，是在如何迫使这些政权卷入进来的问题上。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哈拉德对我说，“是仔细考虑纳赛尔所宣布的
战略。正如你所知道的，他的口号是，阿拉伯团结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关键。
后来，我们终于认识到，即使他在阿拉伯团结上取得成功，他也不想在军事
上同以色列对抗。正如我们逐渐了解的，他的看法是，团结将赋予阿拉伯政
权以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讨价还价的实力，迫使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影响—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原则上我们同意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团结是解放
巴勒斯坦的关键。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寻求的团结是不会实现的。纳赛尔
正在高谈阿拉伯团结，然而我们很清楚，阿拉伯国家分歧太大了以致无法团
结。
“我们的结论是团纺必须来自底层——来自人民。因而我们向自己提出
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或事业是阿拉伯人所不能反对的？回答是：巴勒斯坦的
解放。对所有阿拉伯人民来说，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光荣的和神圣的事业。
它甚至是一个神圣的义务。这样，我们把纳赛尔的口号反转过来。我们说，
解放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团结的关键。这样就明确了我们的战略。
“通过公开辩论和利用我们所有的全部宣传手段，我们要激发和掌握巴
勒斯坦和阿拉伯群众的创造力。我们考虑，我们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气氛，在
这种气氛下，没有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敢于在他的公开讲话中忽略解放巴勒斯
坦这一主题。不管他们私下怎么想，我们知道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不能在公开
场合发表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的讲话。因此就给了我们机会。此后，当阿拉伯
领导人由于本国群众的压力而采取行动时，我们就可以使他们和我们对话。
我们将要求他们和我们一起制定一个真正解放我们祖国的共同战略。我们要
求他们给予支持，不只是因为他们有责任帮助巴勒斯坦人，而是因为他们还
有责任防止犹太复国主义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统治整个阿拉伯世界。如果这
些领导人同意和我们合作，那将给所有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带来希望。
如果他们排斥我们，我们将引发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群众同这些政权之间的
对抗。这种对抗的目的是要激发一场真正的阿拉伯革命，结局是使上台的政
权将具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志。
“这是我的想法。我把法塔赫看成是火车头，它将带动阿拉伯火车走向
巴勒斯坦的解放。不幸的是，我发现火车大部分不能运转。”
哈拉德似乎说过，他彻底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行动，直至执政的阿拉
伯政权有同以色列战斗的意愿这一时刻。“这是我当时的观点。”他证实说。
阿拉法特和瓦齐尔由于他们急速的军事行动计划遭到反对而感到“十分
沮丧”。其后的事件表明，他们是如此地灰心，以致他们至少考虑过离开中
央委员会和建立他们自己的分离出去的组织的可能性。但是，这是最后采取
的一种选择。通过暗示他们也许准备采取这样一个戏剧性的步骤，他们保险
对全面的战略和政策将不会早日付诸表决。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在寻找途径
以增强他们自己的地位，并向他们的同事施加压力。
在开展这样的行动中，必须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似乎就是把哈拉德的弟弟
哈尼·哈桑从德国召请回来。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比他更热
切于开始反对以色列的战斗。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哈尼发现他自
己将站在阿拉法特一边反对他的哥哥。
到1963 年，哈尼像阿拉法特曾经做过的那样，成为他这一代最强有力的
学生领袖。直至一年以前，他力量的基地还远离战场。他是欧洲巴勒斯坦学
生联合会——也是许多加入学联的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仅在西德，就有3000
巴勒斯坦学生和65000 巴勒斯坦工人。1962 年，当巴勒斯坦学生总联合会在
其加沙代表大会上选举他为主席时，哈尼加强了他掌握巴勒斯坦学生力量的
地位。从那时以后，哈尼处于能够影响和左右各地巴勒斯坦学生政治行动的
位置上。他在德国还组建了他自己的地下突击小组。它没有武装，但在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