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3 年，或者说是在“十月战争”前夕，很难看出阿拉法特的巴勒斯
坦解放运动有什么前途。
作为一个能够发起反对以色列的重要军事行动的组织，已经完结了。恐
怖组织机构也被关闭了，尽管极端分子小组还在继续从事其恐怖主义活动。
在慕尼黑事件后，阿拉法特开始努力说服那些转向恐怖行为的法塔赫成员，
并取得进展，他指出恐怖活动的作用是反生产性的，严重地削弱对巴勒斯坦
事业的支持。在喀土穆屠杀之后，阿拉法特的这一论点获得阿布·伊亚德的
支持。也需要指出，当以色列人消灭了在贝鲁特的两位黑九月组织领导人之
后，他们增强了阿拉法特一方的力量。这样，在走向十月战争进程中，巴解
组织主席的军事战略完全是防御性的。当以色列人加强他们反对在黎巴嫩的
巴勒斯坦人的战争时，在阿拉法特指挥下的阿拉伯反以色列组织成员们只有
一个目标——生存。
以色列领导人向他们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介绍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们
说，在1972 年6 月，阿拉法特从莫斯科归来，得到苏联将开始向巴解组织直
接运送武器弹药的许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冲突。以后，以色列领导人说，
苏联第一批装运的货物确实到达，证明巴解组织正在准备进行一场新的进
攻，苏联现在已经公开站在那些竭力要毁灭犹太国及其人民的人的一边了。
事实真相是，阿拉法特当时正在努力改善他的防御能力，而以色列领导人则
认为他们大概只需几个星期、至多几个月，就可以以军事手段消灭巴解组织，
不管他们公开怎么说。
对巴解组织方面发生的情况，沙菲克·胡特向我提供了有价值的看法，
并得到阿拉法特本人的证实。沙菲克是巴解组织在贝鲁特和黎巴嫩的首席代
表。他说：“1973 年4 月10 日在贝鲁特发生事件后，整个城市的人民举行
罢工。黎巴嫩人民并不是为我们的3 位领导人被害而抗议。他们抗议的是，
以色列人竟毫无阻挡地能够长驱直入首都，并且得以任意胡作非为长达几个
小时。因此，贝鲁特人民对弗朗吉亚总统说：‘你到底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以
阻止以色列人再次进犯？我们必须防卫！’当轮到我们会见总统时，我们提
出了同样的问题，‘你将如何保护在难民营和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人民？’
“弗朗吉亚对我们十分坦率。他说：‘瞧，首先，你们巴勒斯坦人不是
被邀请来到这里的。第二，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保护你们。’我们被怔住了。
接着总统说：‘如果你们决定依靠你们自己的手段保护你们的人民，我不能
说不行——但是不要指望我。’这真正是他对我们说的。‘不要指望我。保
护你们自己。’这就是阿拉法特为什么去莫斯科说服苏联领导人出售一些武
器给我们。此后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悲痛地不可避免的。我们越是改善保卫我
们人民的手段以反对以色列的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同盟者的攻击，以
色列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对我们的进攻就越加升级。”一直到1982 年夏天，这
种升级没有停止。当时，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多路进入贝鲁特，采取最野蛮
的军事手段，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是这一次，暴露了
苏联人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使巴勒斯坦人能保卫自己。
哈尼·哈桑说：“我愿意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也许还需要保密，
但是，我认为这对你了解实情很有用。当我们在1982 年即将面临以色列人进
攻时，也当我们亲爱的阿拉伯兄弟拒绝给我们反坦克武器以延缓预料中的以
色列进逼时，我们派阿布·瓦利德去莫斯科，执行一项特别的绝密使命。他
带了一张1 亿美元的保兑支票。我们想购买一些苏制火箭推进武器，使我们
得以袭击以色列城市。我们的意图是想对以色列人说：“瞧，我们的火箭武
器已安置在适当的方位上。它们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但是，如果你们要进入
贝鲁特，我们就要发射。苏联人在对他说‘不行’之前，连情况都没让阿布·瓦
利德说完。”
然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1972 年时的处境，不同于它在1982 年时的
处境。如果它在被约旦逐出至“十月战争”这段期间，不能成功地依靠军事
手段生存下来，巴解组织将失去一切。但是，“十月战争”在巴解组织的命
运中是一个转折点。它给了阿拉法特他曾经长期寻求的运用政治手段继续进
行斗争的自由。
关于战争本身，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们有许多问题确有证据，但仍要求
能得到答案。根据他们知道的关于阿拉伯一方发生的实际情况，他们深信，
“十月战争”如果不是得到基辛格的鼓励，也是得到他的同意的。基辛格在
“十月战争”前两星期被任命为国务卿。按照这一论述，基辛格的目的是给
不妥协的以色列人一次教训，以便使他有机会和力量，将其意志强加于和平
进程，主要意图的迫使以色列分阶段地退还埃及足够的领土，诱使萨达特的
犹太国单独媾和。
基辛格十分清楚，一旦埃及真正卷入和平进程，那么阿拉伯一以色列全
面冲突的危险，加上它造成的对西方利益的威胁，都将消失。如果用这种方
法能使埃及中立，美国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使之从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撤
退的问题上就无需担忧。不管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多么反对以色列对
这些阿拉伯土地的继续占领，没有埃及参加，他们就不能发动战争。反转过
来，这意味着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要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要么按照以色
列和美国的条件言和，这些条件明确要求阿拉伯国家拒绝巴勒斯坦的合法要
求；要么生活在没有和平和随时遭受进攻威胁之下，包括以色列人任何时候
随心所欲发起的攻击。这就是基辛格战略的实质；在十月战争前夜，可以这
样说，以色列的不妥协是实现这一战略的障碍。
基辛格曾经卷入同萨达特密使及通过他自己私下渠道同萨达特本人进行
的多次高层秘密谈判，今天这已是有案可查的事。尼克松政府对以色列在涉
及埃及问题上的不妥协而一致愤怒，这也是有案可查的事。在给基辛格的一
份备忘录上，尼克松加了以下的批注：“停止迎合以色列不妥协立场的时候
已经到了。我们过去的行动使他们认为，不论他们如何无理，我们都将和他
们站在一起。”①尽管基辛格断言美国及其情报机构并不知道埃及和叙利亚人
将在10 月6 日进攻以色列，似是，在阿拉伯方面这也是有案可查的事，基辛
格其时正在给萨达特传送秘密信息，内容是军事形势的稍许加热将得到华盛
顿的赞赏。
果尔达·梅厄是第一个向我介绍这一看法的人，基辛格赞同萨达特的战
争努力。她是在我和她最后一次私人谈话中透露此事的。这次谈话恰在1979
年11 月她患癌症逝世前的几个星期时进行的。我们这次最后交谈的地点是在
特拉维夫郊区她的十分朴素住宅中的起居室。果尔达在长期政治生涯中有一
位自己最好的朋友和特别助手，她是一位机智的、美妙的妇女，名叫卢·基
①
亨利·基辛格《动荡年代》（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和米歇尔·约瑟夫，伦敦，1982 年），第212 页。
德。果尔达去世前三年，卢曾对我许诺，当果尔达弥留之际，将约我前去。
卢没有忘记并实现了她的诺言。
在我和果尔达最后一次谈话过程中，有一位第三者在场。他是应我之邀
而去的。他想会见果尔达，可以这么说，我为他做了一件成人之美的好事。
反过来，他也为我服务——他是我们的见证人——虽然当时我未有意这么
说。
我同果尔达的谈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在谈话过程中，我们第个人抽了
两包香烟。果尔达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极为详细地叙述了“十月战争”以
及为什么以色列人感到吃惊。
在她开头叙述这场战争时，果尔达告诉我，她是如何婉言拒绝非正式顾
问团会议上的意见的。这次会议就在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一房间里举行，其时
达扬建议以色列应“放弃”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前线阵地以避免更多的以色列
人丧生。果尔达对我说：“我对我的同事们说：‘放弃，放弃这个词是什么
意思？在希伯莱语里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然后我去盥洗室呕吐了。”
果尔达还告诉我，她是如何在电话上经常“恳求”尼克松着手用空运战
斗机和坦克来接替在战争开始几小时内以色列所损失的那些武器装备。在她
生动地讲完这些电话谈话后，我问她，她是否怀疑基辛格阻碍了她的请求。
她回答说：“我敢肯定那就是真正发生的事情。那也是我坚持要亲自前去华
盛顿的原因之一。”
我问果尔达，如果他曾经信任过基辛格，那么她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
她给了我两个回答。第一个回答是无声的。她把右手举到她齐眼睛的地方，
然后用姆指和食指弯成一个圆圈。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零，因为她的姆指和
食指没有合拢。接着她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当基辛格在以色列时，我
的内阁同事们经常叫他亨利，并拍拍他的背以示亲密。他也拍拍他们的背，
并直呼他们的名字。我不允许发展这种关系。我总是坚持他应称呼我梅厄夫
人或总理夫人。而我也经常称呼他国务卿先生或基辛格博士：”果尔达笑了，
“我常常跟我的同事们说，对这样的一个人用直呼名字的做法是错误的。”
当果尔达结束了她对“十月战争”又长又详尽的介绍后，我向她提出，
从这里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亨利·基辛格实际上利用萨达特使以色列人
进行一场有限战争，为的是给以色列人一次教训，以便使他按他的条件开始
一项和平计划。除此之外，果尔达对我所谈的内容明显含义是，基辛格好歹
应对扣留有价值的美国情报负有责任，这些情报将能使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出
正确的结论。
果尔达没有片刻思考就立即回答说：“这就是我所相信的。这就是我们
所相信的。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对我们
自己，也不能这么说。”
至于巴勒斯坦方面，由于他们享有同费萨尔国王极其良好关系，一些法
塔赫领导人、特别是哈拉德·哈桑十分清楚阿拉伯方面在“十月战争”前的
长时间内所发生的真实情况。按照他们的观察，故事在1972 年6 月开始，当
时萨达特把苏联人驱逐出埃及。
美国那时的官方态度是美国感到吃惊。但是，如果萨达特可以信任，那
么某些美国人不仅知道他企图对苏联人作些什么，而且曾经答应在他作了以
后将给他报偿。
哈拉德·哈桑说：“在所有阿拉伯领导人当中，对萨达特的行动没有一
个人比费萨尔更感到高兴。沙特人一直在力劝他离开苏联人一段时候，以便
激发美国人认真地卷入和平进程。但是，由于萨达特表面上没有和美国人达
成任何一项交易，费萨尔非常生气。换句话说，萨达特已经为美国人做了大
大有利的事，但是他却没有要求得到任何回报。因此，费萨尔要求我向萨达
特提出一些问题。
“我会见了萨达特，引用费萨尔所言，我说了以下的话：‘为什么你白
白赶走苏联人？没有代价，美国人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而以色列人也决不
会给你任何东西，如果不在事先谈好作为回报的大价饯。因此，为什么你干
事而不要代价？”
“萨达特的回答是这样的：‘你告诉费萨尔，他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详
细的情况。你也告诉费萨尔，由于我赶走了苏联人，我已从美国人那里得到
一些非常特别的承诺，他们会帮助我们。’”
“这也许是萨达特在夸张，也许是他在事实上就没有得到美国任何特别
的承诺。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毫无疑问，某些美国人曾经给萨达特以充分
理由相信，他如果驱逐了苏联人将会得到报偿。在这一事情的来龙去脉中，
必须记住，基辛格通过他的私人渠道，已经同萨达特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进行信件交往。”
在他决定逐出苏联人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萨达特发现，他的美国朋友要
么是不愿意，要么是不能够实现他们的确切的或者暗示的许诺。他发现美国
不愿意向以色列施加某种压力，而这种压力对迫使他们按照联合国242 号决
议撤出被占领土是必需的。萨达特随后就开始同苏联修补篱笆。到11 月，他
再次从苏联购买武器。萨达特同时又前往沙特阿拉伯同费萨尔会谈。
哈拉德继续说：“萨达特告诉费萨尔，他得出一个结论，美国人很不严
肃，中东僵局只能靠另一次战争来打破。然后，萨达特说，他想带领阿拉伯
人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把以色列推回到1967 年的边界。正如费萨尔本
人告诉我的，他于是说：‘萨达特兄弟，你是严肃的吗？’
“萨达特坚持他是严肃的。他向费萨尔要求三件事以使长期战争成为可
能：提供足够的小麦以供应他的人民；对他的工业和军事设施保证零部件；
保证石油供应。当时埃及仍然在进口石油。除此之外，萨达特还说，他需要
一项保证，即费萨尔将利用石油武器反对美国人和其他支撑以色列战争努力
的西方国家。
“费萨尔告诉萨达特，他愿意给予他要求的所有帮助，甚至更多一些，
但有一个条件。费萨尔说：‘条件是你应该长期战斗，你不要打了几天就要
求停火。你必须进行不少于三个月的战斗。’萨达特说他接受费萨尔的条件。
“基于萨达特的诺言，费萨尔于是十分认真地开始进行全面战争努力。
我不认为应该由我来揭示费萨尔战略的细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萨达特
所允诺进行的战争是要把整个穆斯林世界都卷入进来。由于费萨尔为支持萨
达特所作的安排，穆斯林军队在需要时将从像巴基斯坦那样远的地方前来。
“不幸的是，萨达特欺骗了费萨尔，而萨达特和我们大家发现已为时过
晚。萨达特从未有过打算，要进行一次他所谈到的大战。他是在和费萨尔耍
弄花招，以便加强他自己在同基辛格交易中的分量。”
按照巴勒斯坦人对这阴谋分析的看法——以后我发现这也是其他阿拉伯
领导人私下的看法——萨达特假装被委托正在领导进行一场重大战争准备，
以便同基辛格讨价还价进行一项困难的交易，他需要费萨尔的支持，使他在
讨价还价上有可靠性。叙利亚同意按照萨达特的规则进行战争赌博。约旦拒
绝。阿布·达乌德说：“当侯赛因从监狱释放我时，他告诉我，埃及人和叙
利亚人要进行一场争取和平的战争。他还说，他无意使约旦卷入。“有充分
的证据表明基辛格很害怕阿拉伯人使用他们的石油武器。在1973 年4 月，费
萨尔派他的石油大臣谢伊克·亚马尼去华盛顿。亚马尼的任务是告诉基辛格
及其他人，如果美国不采取真正的步骤使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退，费萨尔将
不会根据西方要求增加石油生产。根据当时可靠的报告说，基辛格建议亚马
尼不要把费萨尔所讲的内容对任何其他人透露一个字。据亚马尼说，基辛格
的意见是，如果阿拉伯人被看作是在进行威胁，那么这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
亚马尼说，他认为基辛格不希望费萨尔所谈内容公开泄露出来，是因为它会
使公众舆论深入想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美国继续拒绝迫使以色列从被占
领土撤出而必须付出代价。
假设以色列人顽固地拒绝从西奈哪怕是象征性地撤退，而这对给萨达特
进行谈判机会是必需的，那么，显而易见，基辛格本人将面临一个令人震惊
的困境。他可以在失望中举起双手，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承认以色列人在他
开始之前就已击败了他。这意味着他就任国务卿时却没有一项中东政策，而
他深知以色列的继续不妥协，必定或迟或早挑动费萨尔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
使用他们的石油武器。这对全球性经济将造成可预见的灾难性后果。或者，
他可以利用萨达特的战争，来教训一下他的以色列的朋友们，主要目的在于
制造一个开端，使他得以推动以色列同萨达特进行谈判。
海卡尔在其所著《愤怒的秋天：萨达特遇刺》一书中谈到，埃及总统如
何通过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许多不同渠道收到基辛格的秘密信件。这
些信件的大意是，美国人欢迎萨达特采取一些军事行动。海卡尔还引用了沙
特阿拉伯的中央情报局联络员告诉他的话，美国人甚至说，他们也许准备自
己稍稍加热，假使以色列人“表现出越来越顽固的迹象”。海卡尔接着写下
了这样揭露性的句子：“直到9 月23 日，大卫·洛克菲勒在阿拉伯堡会见萨
达特时，他还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稍稍加热将是适宜的。”①这日子本身具
有某一重要意义。这是基辛格宣誓就任美国国务卿的翌日，是埃及和叙利亚
人发动他们对以色列突然袭击前的14 天。
基辛格在自己的著作《动荡年代》中说，美国对以色列遭受阿拉伯的攻
击感到十分惊讶。他承认，美国方面的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掌握的所有情
报可以得出埃及和叙利亚正在企图进攻的结论。但是，所有美国专家和分析
家都未能正确解释这些情报。按照基辛格看法，真正的问题是他和其他人没
有能够提出正确的题目进行研讨。他说，首先，他和其他人满足于他们自己
的一些设想。主要的设想是，萨达特不会发起进攻，因为他从事军事冒险将
一无所得。明显这是不真实的。没有人比基辛格更了解萨达特要得益的是什
么。基辛格的另一个解释就像他所透露的一样令人吃惊。他说，美国败于对
情报的正确分析，这些情报说阿拉伯的进攻的来临过去是现在也是“莫名其
妙的”②。表明萨达特及其真正的战争目的的关键时刻是在冲突发生后的第二
天。在埃及作战室出现的人当中，有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军事顾问，他
代表阿拉法特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他对我谈了以下情况：
①
《愤怒的伙天》（安德烈·德契，伦敦，1982），第49～50 页。
② 《动荡年代》，第465.466、467 页。
“到战争的第二天凌晨，埃及人已横越苏伊士运河。埃及的军事力量实
际上已在先前以色列占领的土地内的5 英里处建立了一条坚固的防线。就在
这第二天凌晨，我对自己说：‘这是真的。在两天或三天之内我们将在特拉
维夫！萨达特确实将要完成纳赛尔称之为不可能的事业！’真的，在一个短
时间内，这是我自己正在告诉自己的话。然后，我开始发现什么事也没有发
生。埃及军队停滞不前。我环绕战争作战室非常缓慢地走着。我一个挨着一
个地观察正在指挥战争的埃及人的脸部表情。他们都是我以前的同事，我认
识他们所有的人，最后，我提出了他们知道正在我心中萦怀不释的问题。‘正
在发生什么事？’我说，‘你们为什么停滞不前？在通向特拉维夫的大门已
经敞开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不继续前进？’他们非常窘迫。可怜的同侪们！
我在镇静中十分生气。但是，我真正地为他们感到难过。开始没有人回答我。
他们眼睛看着地面，又看看天花板。他们那儿都看，就是不看我。这样，我
再一次问：‘为什么？’然后，我得到了回答。‘没有命令。我们不前进是
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命令。没有计划，也就不会前进。’
“就在那时，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对萨达特来说，
战争已经结束。他和美国人做了一笔交易，以便使他自己成为名震一时的英
雄，现在他正等待基辛格迫使以色列进行谈判。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紧要时
刻..不仅是对我们巴勒斯坦人，而且也是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我在一生中
第一次为做一名阿拉伯人而感到羞愧。我离开了战争作战室，我痛哭，我的
心都要碎了。”
同一天，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华盛顿，基辛格信心十足地向他的华盛顿特
别行动小组的同僚们保证，埃及军队不会越过他们在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内5
英里处建立的防线。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以基辛格为主席的一个危机处理
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员中有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基辛格在他的书中写道，他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
一些同事们担心萨达特将继续前进。基辛格说，他告诉他们，他的判断是，
萨达特恰好将坐在那儿，坐在苏伊士运河的另一边。他不相信萨达特会进一
步向前挺进①。假如全世界都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埃及和叙利亚军队正
在进行近战厮杀，而以色列这次真正是在为其生存而战斗，那么，不可思议
的是，基辛格在没有得到有关萨达特有限战争目的的事先情报的情况下，竟
会愚蠢到如此地步，不惜用这样一个预言使其信誉扫地。
当萨达特发起他的进攻时，基辛格也知道，跨越运河对埃及人不会造成
太多问题，因为以色列的地面防御力量极为薄弱。我本人早在1970 年周游以
色列前线阵地时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当时，我对以色列的运河防卫竟掌握在
如此少数人手中，很为惊讶；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以色列人正在耍弄的花招，
使埃及人认为以色列有一支很强大的防卫力量在场。当我回到特拉维夫时，
我对果尔达·梅厄说：“总理，我刚刚发现了你们国家许多秘密中的一个。”
她说：“很多秘密中的哪一个？”
我说：“噢，我从你们的沿苏伊士运河阵地访问刚刚归来，我从防线的
这一端一直走到另一端。”
“你得出了什么结论？”果尔达问。
“非常简单，”我回答。“你们地面力量太薄弱了，萨达特可以在他需
① 《动荡年代》，第483 页。
要的任何时候拿下运河。”
果尔达被真正的恐惧吓呆了好一会儿。随后她缓和下来。她说：“我的
印象是我们有一项政策，不允许外国记者一次访问一个以上的前线阵地。”
接着她笑了。最后她说道：“我很遗憾地说，你是对的。但是，看在上帝面
上，请不要告诉埃及人！”
基辛格在他的书中愉快地承认，一旦战斗开始，他预期这是“六天战争”
的再现，但只需要其一半时间①。基辛格在其和萨达特密谋策划时，实际在想
些什么，他的真正战略是什么，上述事实为此提供了确切的线索。埃及人将
会跨越运河，萨达特将在一夜之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位英雄。所有阿
拉伯人以前在战场上团失败而蒙受的羞辱将被刷洗干净。萨达特终将成为一
位胜利者，可以自由地进行谈判。而以色列人呢？咳，他们会感到震惊。但
是，几天之内，也许最多两天至多三天，他们就会有力地打击埃及人和叙利
亚人。然后，当基辛格确定光荣可以平分时，他将要求以色列接受联合国停
火号召。这样，关于以色列从西奈分阶段撤退的长期谈判将可开始，而基辛
格这位和平缔造者，则将坐在这一长期谈判列车的驾驶席上。
很遗憾，对这位新上任的美国国务卿来说，事情进展十分不妙。基辛格
失去了控制事态的能力，直到尼克松总统把世界置于核警报之下，他才得以
恢复。这是可怕的，但是真实的。
为什么战争会升级到使一位美国总统第一次需要揿核钮的程度，主要原
因有两个。
第一，以色列损失了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的如此大量的武器装备——在
战争第一天就损失了几十架飞机和多达500 辆坦克。阿拉伯的攻击确实伤害
了以色列——或者看来是这样。但事实真相更加骇人听闻。当以色列人为了
反击而动员他们的后备军时，500 辆坦克中有许多，也许是绝大部分，处于
不适宜战斗的状态。以色列人终于秘密地向基辛格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他
们告诉他的比他们自己承受的灾难的全部实情要少得多。
以色列人真正受苦的缘由主要不是来自阿拉伯人的突然袭击——这次袭
击不管怎么说目标是有限的——而主要是他们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严重玩
忽职守造成的后果。达扬讨厌日常文书工作和他的职责中的行政管理部分。
事实是他没有适当地处理日常行政工作，也没有要求其他人包括他的参谋长
过问这一工作。其结果是，当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到来时，以色列的战争机器
没有准备好投入行动。的确，萨达特揭开了一个问题：只是在尼克松决定对
以色列恢复供应时，并由于萨达特同基辛格达成协议埃及军队不再从距运河
5 英里处继续前进时，以色列人才能够对付这场战争。以色列人应当感激萨
达特促使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
这一情况的最直接后果是，以色列人对阿拉伯进攻的反应所需要时间比
基辛格估计的两天或者三天要长得多。
以色列延宕进行反击的另一原因，仅仅是由于以色列领导人被正在发生
的事情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一时弄得目瞪口呆。不管这么多年来他们曾经对他
们的人民和世界说了些什么，他们从未认真相信过阿拉伯人敢于进攻最强有
力的以色列。这种傲慢的、自鸣得意的思想状态也是达扬为什么不在乎保持
以色列战争机器处于常备不懈正常运转的原因之一。他真的相信不需要这样
① 《动荡年代》，第455，472、473 页。
做，除非是以色列人想教训一下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尽管他是大力散布这种
宣传谎言者之一，说什么以色列经常面临被阿拉伯人消灭的危险。
战争升级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当战争趋势出现转折和以色列人正向另
一个辉煌的军事胜利前进时，果尔达·梅厄失去了对她的一些将领的控制。
给她造成最多麻烦的那个特殊将军就是阿里尔·沙龙将军。
10 月16 日，沙龙特务部队中的一支跨越中部运河并开始在埃及战线后
方活动。很快情况就很清楚，沙龙的目标是埃及第三军。他正企图包围它，
然后消灭它。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前景使得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警铃同时响
起。
对基辛格来说，埃及第三军的覆灭将破坏所有打算。尽管他已经失去了
对事态的控制，但他仍有可能利用战争为自己谋利。如果萨达特保持着十月
初期胜利者声誉的余威，在战争中出现，基辛格仍可促使谈判进行。如果埃
及的第三军被摧毁了，彻底丢丑的萨达特连想都不敢想同以色列进行谈判。
那么，基辛格的全部努力将化为乌有。
苏联人也有他们的问题。坐视沙龙摧毁埃及第三军，他们也承担不起。
如果他们听任萨达特蒙受羞辱，苏联人在这一地区享有的一丁点儿真正的信
誉也将被摧毁。
基辛格致信果尔达·梅厄，请求她制约沙龙。她作了尝试，但失败了。
沙龙继续准备他的进攻。10 月20 日，基辛格十分绝望，以致他去了莫斯科。
接着，在10 月25 日，世界各地美军处于红色（核）警戒状态的消息也宣布
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有两种分析。一是世界真的处于一场核灾难的
边缘。根据这一分析，苏联人正企图直接干预以阻止沙龙消灭现在被包围的
埃及第三军，而基辛格则劝说尼克松发出核警戒命令，警告莫斯科：美国人
为了使苏联人置身这场冲突以外，什么手段都可采取。另一种分析是，苏联
的威胁和美国的反应是基辛格同苏联人达成的一项交易的结果。
在我同果尔达最后一次谈话中，我问她，这两种分析她同意哪一种。她
说：“如果你在当时问我这个问题，我不能确定我会给你什么样的回答。今
天，我是倾向第二种看法。”
我问：“这是否意味着你认为基辛格和苏联人在耍花招吓唬你？”
果尔达说：“是的。”
接着发生的是，果尔达本人用以下方式告诉我：“我登上一架直升飞机。
我飞往埃及——想象果尔达·梅厄是在埃及——在那儿我镇定地面对沙龙。
我对他说：‘我是你的总理，我命令你不要采取行动反对埃及第三军。’”
那大致就是“十月战争”如何结束的情况。果尔达的鞋子上沾上了一些
埃及的沙粒。被围的埃及第三军得救了，萨达特的面子也保留了。签订了停
火协议，基辛格最终得手。如他一直打算的，“十月战争”确在中东开创了
一个新局面，使得美国国务卿能把他的意志强加在所谓的和平进程上。在以
后的几个月中，他利用广为宣传的穿梭外交，先劝说以色列和埃及，后来又
劝说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了所谓的脱离军事接触的协议。萨达特收回了西
奈的很少的一小部分，足以说服他继续同美国人合作是值得的，即使这样做
需要他背叛巴勒斯坦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事业。最终他自觉
自愿为了小利出卖他的灵魂——确切地说是向一个名叫吉米·卡特的种
花生的庄园主出卖他的灵魂——而这使他失去了他的生命。
“十月战争”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为两个人之间进行的一场史诗的、但却
荒谬可笑的不平等斗争设置了舞台。这场斗争是关于他们两人中谁更能影响
中东事件的进程。这两个人，一个是基辛格，另一个是亚西尔·阿拉法特。
为了忠于事件的真实记录，我必须迸而说明，这场斗争在开始时一方是联系
着基辛格，另一方联系着阿拉法特和费萨尔。但是，费萨尔被暗杀了。
这场斗争可以这么说，提供了关于1974～1977 年之间发生的多数事情的
主题背景。当时，吉米·卡特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赛路斯·万斯对美国的中东
政策恢复了一些明智和体面。基辛格同万斯的许多差别中的最主要的差别
是，万斯的兴趣在于真正的和平。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万斯比以前或其后任
何一个美国人都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当美国人需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帮助
使在伊朗的人质获释时，是万斯写了一封“亲爱的阿拉法特”的信给这位巴
解组织主席的）。
基辛格的目标不是要给中东带未和平。他的目的是，为使阿拉伯国家和
以色列之间不能发生另一次战争进行安排。战争之所以必须防止仅仅因为它
对美国和西方在这一地区利益造成威胁。除此之外，基辛格这位全球战略家
并不很关心阿拉伯人的甚至在以色列的他的犹太同类的命运。
按照以上扼要叙述的来龙去脉，如前所说，基辛格的首要目标，是向萨
达特提供他极想得到的同以色列开始进行谈判的机会，以使埃及中立，同时
迫使以色列接受同萨达特谈判的思想。一旦萨达特被卷进所谓的和平进程，
一旦他确信他可从中有所得，这就不可逆转。埃及将置身于战事之外，没有
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即使他们想同以色列进行战斗也不可能。如果那种情
况发生，阿拉伯国家将不得不按照以色列和美国的条件媾和。基辛格的结论
是，如果以色列对和平比对领土更感兴趣，阿拉伯国家就可以得到和平，但
是以色列的条件是阿拉伯国家必须抛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也正中美国国
务卿之意。
阿拉法特对基辛格战略的挑战和威胁的反应是迅速的、大胆的和富有勇
气的。“十月战争”结束后四个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
个被称之为“工作文件”的声明。它要求阿拉伯国家和国际上承认巴勒斯坦
人“在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下夺回的任何土地上建立民族权力机构的权利”
①。其中含义是深远的，但在当时没有被很好理解。“民族权力机构”一词是
商定的巴解组织称“小型国家”的代号。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4 年2 月的工作文件，对以色列和全世界是一个清
晰的信号。它表明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他的多数同事，不仅是为谋求政治解
决而负责工作，而且是为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他们原有故国土地70％的损失
——也许是空前的损失——来换取在西岸和加沙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小型国
家而认真努力。阿拉法特和领导层中他的多数同事们知道，这是他们不得不
作出的让步的实质，但是他们也知道，要说服解放运动中的广大成员接受这
点需要时间。如果在1974 年阿拉法特和他的同事公开承认他们准备达成妥协
的真实幅度，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受到绝大多数真正从事解放斗争的巴勒斯坦
人的唾弃和拒绝。
阿拉法特对我说：“当时，我们的悲剧是，对这可能性的问题，世界拒
绝理解有两个方面、两边的问题。第一是巴勒斯坦人怎么可能达到目的的实
①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研究中心发表的正式文件。
际条件问题——当时面对的事实是两个超级大国承担了保证以色列存在的义
务，而以色列又是这一地区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巴勒斯坦领
导人怎么有可能说服它的人民接受的问题。当一个民族正在要求百分之百地
归还她的领土时，领导说：‘不，你们只能收回30％。’这不是那么容易的。”
阿拉法特停顿了一会儿进而说道：“你对我说，多少年来我们教育我们
的人民关于妥协的必要时，对我们准备要妥协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模棱
两可的，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也必须告诉你，我们的真正立场，世界各
国政府包括以色列政府一直是了解的。怎么了解的呢？从1974 年，甚至从
1973 年底开始，我们的某些人就正式受权同以色列人和西方的重要人士保持
秘密联系。他们的责任是把我们当时不能公开讲的活秘密地告诉这些人。你
知道这些人是谁。你可以同他们谈谈..”我同他们谈了，我在稍后将详细
叙述。
事实上，经过5 年之久，阿拉法特才得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正式委
任，在建立1977 年原则上得到认可的小型国家妥协方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如果在1974 年至1979 年之间，他得到以色列同意进行实际的谈判的尝试，
阿拉法特不可能在小型国家方案的某础上提出和平而不分裂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但是，在1979 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之后，在妥协方案问题上已经
没有分裂的危险。如果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和阿拉法特在1979
年会晤进行谈判，阿拉法特可以充满信心地说，他处于可以提出这一和解方
案的地位。
当我在1979 年下半年第一次会见阿拉法特并且开始我自己的和平倡议
时，他仍然兴高采烈，因为5 年来他终于在为宣传和解而进行的斗争中取得
成就。虽然这是一次私人谈话，我希望他对我引用它不会介意。他说：“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