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段时间给予马来亚的供应进行挑剔是不公正的。鉴于当时的形势，驻军在1940－1941年冬获得六个旅的增援，确是难能可贵。可惜对空军实力没有作同样的加强——而空军是更重要的。
1940年初，新任总司令邦德将军(GeneralBond)就曾表示过，新加坡的防务离不开整个马来亚的防务。照他估计，要这样做，至少需要三个师，他还提出皇家空军应该担负起主要的防务重任。英国本土政府当局原则上采纳这些意见，但作了一个重要的修正。马来亚的司令官都认为一定要有五百余架的一队现代飞机，而参谋长委员会则认为三百架左右就够了，还说连这笔总数也要到1941年年底才供应得上。这还不算，到1941年12月日军开始入侵时，在马来亚的第一线空军实力，实际上只有一百五十八架，而且大都是过时的飞机。
1941年间，大部分现代战斗机，除了英国本土防空所需以外，都派去支援地中海地区那几次失败的进攻战。在那一年的下半年，大约有六百架派往俄国。马来亚简直一架也没有得到。远程轰炸机没有一架派到马来亚，但有好几百架用来夜袭德国，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这摆明是白费力气。对马来亚防务的需要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丘吉尔本人在大战回忆录中解了这个谜。5月初，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向首相提出一份文件；在文件中，他反对不顾英国本土和新加坡的安危，继续增强北非的突击部队。
失掉埃及固然是一场灾难，但是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只有英国本土遭到入侵，我们才会最后失败。因此，至关紧要的是联合王国，而不是埃及；联合王国的防务必须占首要地位。埃及甚至轮不到第二位，因为我们的战略有一个公认的原则，即，归根结蒂，守卫新加坡应当放在埃及之前。但是，新加坡的防务仍然远远不够标准。
当然打仗总要冒险，但必须是权衡过得失的冒险。我们切不可犯削弱防卫要地的错误。[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875页。]
这个文件使丘吉尔很不高兴，因为他打算向隆美尔采取攻势，并梦想早日在北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这份文件的观点恰恰相反。“照此办理，可能要完全转攻为守。……一点掌握不了局势，整个陷于被动。”他在一份严厉的复文中说：
我猜想你不愿失掉新加坡，而是准备眼看着埃及和尼罗河流域失陷，包括我们在那里集结的五十万陆军投降或毁灭。我不同意这一见解，我也不认为新加坡会失陷……万一日本参战，美国十之八九会站到我们这边来；无论如何，日本不大可能在一开始就包围新加坡，因为这样作战就比在东方贸易航线上展开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带给它的危险要多得多，而带给我们的损害却少得多。[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376页。]
显而易见，丘吉尔在盛怒之下，歪曲了帝国总参谋长的论点。这不是削弱防卫埃及的问题，而仅仅是推迟进攻罢了。发动这场攻势是丘吉尔心向往之，并且寄以奢望的。结果，6月间在北非发动的攻势却惨遭失败；11月间重新进攻，虽有大量额外增援，但仍然未定胜负。丘吉尔对迪尔陆军元帅的答复，也清楚说明他极端错误地估计了新加坡的危险。奇怪的是，他后来回顾时，竟然这样说道：
我见过的历届内阁，竟然为专家权威的非常庄严的声明而诚惶诚恐，可是，我却毫不困难就说服我的同僚；海空两军首脑当然也是支持我的。因此，我的意见占了上风；对中东的源源增援始终不衰。[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377页。]
7月，罗斯福总统派了私人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Hopkins)去伦敦传达他对这个政策是否英明表示担心，并已提出警告，说在中东“花力太多”会给其他地方带来风险。美国陆海两军的专家都赞同这个警告，并表示应优先考虑新加坡，其次才轮到埃及。
这些论点全都改变不了丘吉尔的观点。“我决不容许放弃保卫埃及的斗争；不管在马来亚付出什么代价，我都甘心情愿。”但是，他并没有料到马来亚会有危险。他说得坦白：“我承认，在我的心目中，整个日本的威胁，同我们的其他防务所需相比，是一个半明半暗的鬼影。”很明显，马来亚的防御力量不足，没有给予增援，这责任主要应由丘吉尔本人来负——而且是由于他坚持在北非过早地发动一场攻势。
新加坡失守的直接战略影响好似一场浩劫，因为接踵而来的就是日军攻下缅甸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一个叉型猛攻，以致日军在西侧胁迫印度，在东侧逼近澳大利亚。接着，以巨大代价斗争了四年光景，后来还是由于日本本身打得精疲力竭，再加上被原子弹吓破了胆，终于崩溃，新加坡方始收复。
不过新加坡开头陷落的深远影响是无法弥补的。新加坡过去是个象征——西方在远东权力的突出象征，因为这一权力所以能树立，所以能长久保持，就是靠的英国制海权。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新加坡建立一大海军基地总是百般强调，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象征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战略价值。1942年2月，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新加坡，这件事正损害着英国和欧洲在亚洲的威信。
为时已晚的卷土重来，怎么也抹杀不掉这个印象。白人的魔术一拆穿，优势也随之而丧失。认识到白人不堪一击，亚洲在战后就如火如荼地掀起对欧洲的统治和侵略的反抗。
缅甸陷落
英国失守缅甸是马来亚陷落后的一个早期余波；这样日军才能夺取通中国和通太平洋的西大门，从而建成他们战略计划中所具体规定的大防御屏障。缅甸战役虽是一个余波，但也是一次独立作战，奉命投入战斗的是饭田中将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
这个“集团军”只有两个师，即使包括支援部队总共也只有三万五千人。其任务，一是占领泰国，包括大部分克拉地峡；二是掩护第二十五集团军的后方，其时，第二十五集团军在克拉地峡的宋卡地区登陆后，正向南进入马来亚。随后，第十五集团军开始执行入侵缅甸的独立战斗任务，以首都仰光为直接目标。
由于缅甸的守卫部队数量少，质量差，日本是可以用这么小的一支部队进行这样大的一场冒险的。一开始时，守军总计不过一师多人，大都是新近成立的缅甸部队，只有两营英军和一旅印度军算是骨干；另一个印度旅正在首途中，作为总预备队。危机到来时，凡是可以动用的增援部队大都调往马来亚，但援救新加坡为时已晚；直到1月底，一支训练欠佳和名额不满的第十七印度师才开到缅甸，算是原先答应派来的较有实力的增援先遣队。空中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开头只有三十七架飞机对付一百架日机。到1月初马尼拉失陷后，又调来一个空军旅，日机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
早在12月中旬，日军已开始入侵缅甸，当时，第十五集团军的一个分遣队，进入克拉地峡的西面或缅甸一面的丹那沙林(Tenasserin)，去夺取那里的三个主要机场，从而堵塞英国对马来亚的空中增援。12月23日和25日，日军对仰光猛烈空袭，使当地的印度劳工队纷纷逃亡，堵塞了公路，放弃了防御工事。1月20日，日军从泰国向毛淡棉(Moulmein)进军，展开正面进攻。31日，经过一场激烈的混战，占领毛淡棉。在这场战斗中，守军由于背向辽阔的萨尔温江口湾，好不容易才逃脱灾祸，未被俘虏。
12月底，韦维尔已派遣在印度的总参谋长赫顿中将(Lieutenant-GeneralT.J.Hutton)去继任缅甸司令；赫顿中将又派遣新到的第十七印度师司令、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斯迈思少将(Major-GeneralJ.G.Smyth,VC)指挥防守毛淡棉和仰光这一路的杂牌军。
毛淡棉陷落后，日军向西北进逼，2月上半个月，在那里附近的萨尔温江和约二十五英里远的上游渡江。斯迈思始终竭力主张作战略撤退，一直退到一个可集结兵力的阵地，但是，等到获准退却时，他已经来不及在米邻河(BilinRiver)组织这样的防御，因为这条河很窄，有很多地点都可涉水而过。这个阵地不久就被包抄。于是，部队飞速后撤，退往离前线三十英里(离仰光七十英里)的一英里宽的锡唐河(SittangRiver)。由于撤得晚了，为日军占了先，尽管日军在翼侧包围的行军中要碰上走丛林小路的困难。2月23日凌晨，那座重要的锡唐桥被炸毁，使斯迈思的大部分部队仍然留在东岸。只有三千五百人顺着迂回曲折的道路脱身回来，而其中仍持有枪支的还不到一半人。到3月4日，日军乘机到达勃固(Pegu)。包围这个公路和铁路的交叉点，也就是斯迈思的残余部队和少量增援部队集结的地方。
次日，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GeneralSirHaroldAlexander)来接替赫顿将军任缅甸司令。丘吉尔做出这一应变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尤其是高级指挥方面没有预料到这么早就溃败，所以更会作此决定。不过，这样做，对“汤姆”·赫顿是不公平的，当初他不仅对能否守住仰光一点表示过怀疑，而且还表明他有先见之明，一方面把供应送到仰光以北四百英里的曼德勒(Mandalay)地区，一方面又从印度的曼尼普尔(Manipur)邦赶修一条山路，同曼德勒和通往重庆的滇缅公路建立了陆上联系。在这个时期和更早时期，英国国内的看法大受韦维尔意见的影响，他认为日军的本领是估计得过高了——这种神话是可以用猛烈反击戳穿的。
亚历山大一到，先是坚持必须守住仰光，并且下令进攻以挽回战局。但进攻的收获不大，尽管新到的第七装甲旅和一些步兵增援部队打得勇猛。所以，亚历山大不久就转而接受赫顿的观点，于3月6日午后下令，次日午后进行破坏后就撤出仰光。因此，日军在8日出乎意外地进入一座空城。即使如此，那里的部队也总算运气。在一条经过卑谬(Prome)、通往北方的路上找到一个缺口，才逃出日军的包围。
这时战火暂停；在此期间，日军又增援了第十八和第五十六两个师，外加两个坦克团，空军也增加一倍，达四百余架飞机。英军得到的增援要少得多。在空中，他们有三个筋疲力尽的战斗机中队，还有两个美国志愿队(AmericanVolunteerGroup)(是蒋介石大元帅出借的)，开头总共只有四十四架飓风式和战斧式(Tomahawk)战斗机，却击退了日军对仰光的空袭，并使攻方蒙受相去悬殊的惨重损失。但是，英军放弃仰光后，大都撤回印度——到3月底，初步增援已从中东调来，大约有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和战斗机。仰光一失守，就打乱了预先警报系统，所以剩下的英机不能象早期在马来亚一样顺利抵抗日机。
4月初，增兵后的日本第十五集团军，沿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北上向曼德勒进军，以达到切断并封闭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的目的。英军这时约达六万人，守着曼德勒以南一百五十英里的一条东西向战线——他们东侧还有中国部队助战。但是，日军毅然向他们西侧迂回，包围了西侧守军，并于4月中旬拿下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蒋介石的得力助手，美国军官约瑟夫·史迪威将军(GeneralJosephStilwell)，定计先让日军向锡唐河上游推进。再对他们进行钳形包围。可是，日军先发制人，打乱了史迪威将军的计划；他们远距离迂回，绕过东侧、向滇缅公路上的腊戍(Lashio)推进。东侧守军迅速退却；不久就清楚看出，英军既无法保住腊戍，也无法继续使用那条通往中国的供应线。
因此，亚历山大明智地决定，不照日军希望的那样死守曼德勒，而撤往印度边境。4月26日，在后卫部队掩护下，开始两百余英里的长途退兵，并于30日炸毁伊洛瓦底江上的阿瓦桥，也就是日军翼侧进抵腊戍的前一天。
现在主要问题是，要在5月中旬雨季开始并使沿途河流泛滥和公路淹没前，到达印度边境和阿萨姆邦(Assam)。日军沿亲敦江(ChindwinRiver)追赶，企图截击英军退却，但是，英军后卫部队却设法从偏路穿过，在雨季开始前一周退到达木(Tamu)。英军在最后的仓皇出奔中丢失大量装备，包括所有的坦克，不过士兵大都得救。即使如此，他们在缅甸战役的伤亡：总数也比日军多出三倍；英军为一万三千五百人，日军为四千五百人。驻缅甸部队在长达一千英里的退却中，居然能够逃脱，大半是因为第七装甲旅用坦克反击，多次阻挠日军前进，再加上，决定放弃仰光之后，冷静沉着地指挥撤退。
锡兰和印度洋
日军以貌似破竹之势从仰光向曼德勒挺进时，英国也因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而惊慌失措。原因是，英国认为印度东南角外的锡兰大岛极端重要——是日本海军的潜在跳板，从那里非但能威胁英国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航线，而且也能威胁英国绕过好望角和南非到中东的部队运输线和供应线。自从马来亚失守后，锡兰的橡胶对英国也已变得非常重要。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告诉韦维尔，保住锡兰比保住加尔各答(Calcutta)更有必要。因此，在驻缅甸部队明显不足、驻印度部队又弱得不堪一击时，英国却动用六个旅来防守锡兰。此外。3月间又在那里成立了一支新的海军部队，共有五艘战列舰(只是其中四艘又老又旧)和三艘航空母舰(其中一艘“赫耳墨斯号”又老又小)，由海军上将詹姆士·萨莫维尔爵士(AdmiralSirJamesSomerVille)指挥。
另一方面，日军正在准备以五艘航空母舰(就是用于袭击珍珠港的那几艘)和四艘战列舰，组成一支更为强大的舰队，从西里伯斯(Celebes)攻入印度洋。因此这个消息一传来，保住锡兰的前景看来就不大妙了。但是，这一威胁并不严重。也不象看上去那样力量雄厚。因为日本海军基本上是以攻为守的，他们没有部队可用来入侵锡兰。他们的目的是发动一次袭击——一是击溃正在那里成立的英国海军部队，二是掩护他们由海路运往仰光的增援部队。
萨莫维尔预料日军在4月1日发动进攻，将舰队分为两支，速度较快和战斗力较大的一支，A队，先担任巡逻，然后派往离锡兰西南约六百英里的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Islands)中一个新的秘密基地阿杜环礁(AdduAttol)去加油。日军出击其实是在4月5日，当时有一百多架飞机进袭科伦坡(Colombo)港口，造成不少破坏，并击退英国空军的反击。下午再次发动空袭，共有五十架轰炸机，击沉两艘英国巡洋舰。萨莫维尔那分为两支的舰队来不及阻挡，只得撤退，一些老战列舰退往东非，速度较快的一支撤至孟买(Bombay)。但是，日本舰队9日在亭可马里(Trincomalee)出击成功后就撤退了；在这短短一次袭击中，它的那支商船袭击分遣队，同时在孟加拉湾击沉二十三艘船，计十一万二千吨。
这是英国海上力量又一次出丑的失败，所幸到此为止了。说实在话，如果英国并不打算在锡兰建立一支显然陈旧的海军部队，从而引起这样一次打击的话，日军可能不会进攻——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
另一个余波是，英国派了一支陆海军混合部队去夺取法属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北面的迪耶果－苏瓦雷斯(DiegoSuarex)港口，以防日军抢先占领，结果，既分散兵力，又造成英法关系再度紧张。继5月间那次耗费不小的军事行动的，是9月间为接管整个马达加斯加岛而发动的更大一次远征。正象1940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Oran)军港米尔斯克比尔击沉法国舰队的事件一样，恐惧终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
第五部 潮洄 194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