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及其以后的几年里，一种关于空中战略攻势的理论和学说，在英国发展起来了。这部分地或甚至主要地是1918年(大战最后一年)4月1日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建立起来的皇家空军(RoyalAirForce)(由先前陆军和海军中的空战队合并而成)的产物。这种理论又得到了这个新建的第三军种的热烈拥护，因为它是皇家空军之所以需要存在和独立的一种理论根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理论不久也得到了休·特伦查德少将(Major-GeneralHughTrenchard)的强烈支持，他曾在法国指挥过陆军空战队，即皇家飞行军(RotalFlyingCorps)，但在其任职期间，却反对过创建这样一个独立的第三军种。1918年1月，他从法国奉调回国，担任这一新设军种的军事首脑——空军参谋长。他几乎立即与新上任的空军大臣罗瑟米尔勋爵发生摩擦，空军参谋长一职，旋即由另一空军先驱者陆军少将弗雷德里克·赛克斯爵士(Major-GeneralSirFrederickSykes)所接替。特伦查德本人这时受命指挥已在1918年秋天成立的独立轰炸部队，其目的是轰炸柏林及其他德国军事目标，在此之前不久德国戈塔式轰炸机(GothaBomber)在1917－1918年空袭了伦敦，这次空袭对英国军事首脑们的士气和思想情绪影响很大，远远超过轰炸英国所造成的损失。但到1918年11月签订停战协定时，皇家空军的轰炸机也不过九个分队，并且刚刚上阵作战——的确，为进攻德国而设计的“汉德利－佩奇型”(Handley-Page)大型轰炸机，当时只造成了三架。特伦查德这时却成了一个热烈拥护进行独立战略轰炸的军人。他的这种主张后来表现得十分清楚，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他奉调回伦敦重新出任空军参谋长，连续任此职达十年之久，直至1929年。在这期间，空中战略的理论，已由P·R·C·格罗夫斯陆军准将(Brigadier-GeneralP.R.C.Groves)大加阐发，他原是赛克斯的左右手，担任空军参谋部飞行作战处指挥(SirectorofFlyingOperations)的职务。
在二十年代的美国，这一理论为威廉·米切尔陆军准将(Brigadier-GeneralWilliamMitchell)所热情接受，但他很快就同原有军种的一些人发生了争执，被排挤了出去，这正是他积极进取的反应。直到许多年以后，一代新人掌了权，美国才成为一个头等空军强国和空中战略攻势理论的倡导者。
稍后一代的历史家们，都把这一理论的创立归功于一个意大利将军圭利奥·杜埃(GiulioDouhet)，他在1921年写过一本关于未来空战的书。作为历史的回顾来研究，他的著作尽管引人入胜，但在这一理论的整个形成时期，根本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在欧洲是这样。[注：我于1935年曾访问巴黎，在那里偶然看到杜埃所著《论制空权》(TheCommandoftheAir)一书的法文译本，回到英国后，我对空军参谋部的几个朋友提起这本书，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的确，在那时以前很久，空军参谋部的学说已经得到远为充分的阐发。直到1942年，美国才出版杜埃著作的英译本，而在英国要到1943年才出版。此外，杜埃著作在意大利的影响也很小。当1927年我应正式邀请访问意大利部队时，不论空军大臣巴尔波(MarshalBalbo)，还是当时在他统辖下的任何空军首脑，甚至在谈论中都没有提到过杜埃的著作，尽管他们在讨论问题时异常坦率，并对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空军战略理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英国空军参谋部的这种理论和学说，在官方历史书《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TheStrategicAirOffensiveagainstGermany)(由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SirCharlesWebster)和诺布尔·弗兰克兰博士(Dr.NobleFrankland)执笔)中加以总结如下：
空中战略攻势是直接进攻敌国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剥夺敌国继续作战的手段或意志。就其本身而言，它可以是夺取胜利的工具，或者也可以是由其他部队用以夺取胜利的工具。它和早先使用的各种武装进攻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单独就能对敌国心脏地区给予即时的、直接的和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它的活动范围，对陆军或海军的活动范围来说，不仅是在后者之上，而且也是超出后者之外的。[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6页。]
1914－1918年的战争结束时，尽管只获得很少的战略轰炸实际经验，但正是这种战略轰炸概念使皇家空军的首脑们得以坚持其独立性，去对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来自陆军和海军方面的侵犯，特别是战后最初十年间，这两军领导人一再企图使空军和先前一样，仍隶属于海军和陆军而不作为一个单独军种而存在。
此外，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反应，特伦查德及其忠实的助手们用极端的“袒护轰炸机”(Pro-bomber)的词句发展了这种战略轰炸的概念。他们争辩说，空军和它的活动，同陆军和海军完全不一样，它具有它的特定范畴。这种说法，虽对尚未稳固的空军独立性有所支持，但对空中作战在战术方面的贬低显然也是错误的。从第一个论点产生了第二个论点，认为空中防御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对敌国心脏地区的轰炸——这种论点甚至在理论上也是可疑的，而且由于德国在三十年代晚期取得了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论点发展到愚蠢的地步了。这种论点趋向极端，终于导致用一句简单的话就能表达出其结论：“轰炸机永远能取胜”——这句话也为当时的首相斯坦利·鲍尔温(StanleyBaldwin)所贸然接受。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而当时无论是皇家空军还是美国空军却是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直到1943－1944年遭到了严重损失后，他们才不得不承认，要展开有效的战略轰炸攻势，制空权是主要的先决条件。
战前还有一种说法是：空袭可在白天进行，对准着特定的军事和经济目标，因为除这以外，任何其他轰炸方式都是“徒劳无益”的。特伦查德确实强调过轰炸给城市居民在士气方面造成的影响，也在适当限度内进行过夜间飞行，但一般说来，空军参谋部以及皇家空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低估了作战上困难的倾向。
鉴于战略轰炸这一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被人坚持着，因此，当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发现1939年战争爆发时皇家空军并未拥有进行战略轰炸的适当力量，他们便会感到困惑不解了。这种情况不能完全归因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出现的财政紧缩以及实行的节约政策，而是由于皇家空军对于为达到战略轰炸目的所需要的兵种和飞机有着错误的想法。虽然在1933年以后开始更换旧式的双翼飞机，却仍有许多不能用来进行战略轰炸的轻型轰炸机被保留了下来，而大多数的新型轰炸机——威特雷型(Whitley)、汉普敦型(Hampden)、威灵顿型(Wellington)——就是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够好的。1939年，在十七个能加以利用的重型轰炸机中队中，只有用威灵顿型装备的六个中队才发挥了作用。此外，这支部队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集中于轻型双座式飞机的训练)以及缺乏导航和轰炸的辅助设备，所以困难重重。
1929年底，空军参谋长特伦查德退休并进了贵族院，但在此后十年里，通过他的门徒，他对皇家空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在德国空军已占巨大优势一事为人所共知后好久，特伦查德他们还是继续把轰炸机放在首位。1938年初，空军参谋部拟定的“L计划”，仍打算编建七十三个轰炸机中队，如和1940年春季编建的三十八个战斗机中队相比较，其比率几乎为二比一(以飞机的实际数目来看，比率还要高)。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之后，空军参谋部修订了“M计划”，规定了扩建项目，要编建八十五个轰炸机中队和五十个战斗机中队——这样，就把战斗机对轰炸机的比率从一比二提高到三比五弱。
虽然变动不大，但特伦查德却对此感到遗憾。后来到第二年春天，他还在贵族院争辩说：轰炸机与战斗机仍应保持二与一之比，这才是遏制德国空军的最好办法。然而，这显然是空想，因为德国的轰炸机已比英国的几乎多了一倍，而扩充轰炸机要比扩充战斗机花费多得多的时间。
幸亏空军参谋部这时已开始采取更现实的态度。早在1937年，国防协调大臣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SirThomasInskip)就对增加轰炸机表示怀疑，并提出意见说，在英国上空摧毁德国轰炸机，要比到德国机场或制造厂去炸毁这些飞机较为合算。接着，1939年初，理查德·佩克空军少将(AirVice-MarshalRichardPeck)——二十年代“计划”部门的青年头头，曾多次向内阁阐述特伦查德的轰炸机论点——从印度调回英国(他在印度做过空军参谋部高级官员三年)，担任了作战部门主管。根据实际情况，他终于象许多年轻人一样，改变了他的看法，并在大战爆发后，立即说服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沃尔爵士(SirCyrilNewall)，使后者相信扩大战斗机的规模是最重要的事。由于雷达早期侦察办法的改进和象飓风式和喷火式这类新型的、速度更快的战斗机的出现，有效防空的前景有了改进，他的论点也就更加有力了。因此，10月间，命令下达：编建十八个战斗中队以增强英国国防。这一决定很快就付诸实施，一年以后，即1940年7－9月间，证明这对扭转不列颠之战的形势方面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则英国防空在对抗德国空军剧烈而又持续的进攻方面，是难以支持的。
一种更加现实的观点的重新出现，也使得内阁和空军参谋部比较勉强地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在1939年的条件下，如果德国人不发动战略轰炸的话，那么英国较为明智的做法，是以不首先发动战略轰炸为好——无论如何，要等到英国的轰炸机力量更强大得多和战斗机力量扩建到较高比例时再行发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当时形势和参谋部的计划，在官方历史书中作了这样扼要的述评：
自从1918年以来，他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概念上的：即下一次大战，如果没有战略轰炸，就不能取胜，但当大战爆发时，轰炸机指挥部除了给敌人造成微不足道的损失外，却不能起其他作用。[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125页。]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波兰战役和以后的所谓“假战争”(PhoneyWar)期间，皇家空军避不采取任何过分的行动，而仅限于在德国上空散发传单和偶然袭击海军目标而已。此外，法国由于比英国更害怕德国的轰炸报复，反对轰炸机统帅部派轰炸机从法国基地出发作战，而且他们自己也象德国人一样，相信轰炸机仅具有协同陆军作战的战术价值。同英国人正相反，德国人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戈塔式(Gotha)德国飞机的空袭，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失败了的，因此，他们实际上已把战略轰炸的概念从计划中剔除了。
英国空军参谋部虽曾拟订过空袭德国鲁尔工业中心的计划，但没有被批准执行。这也许是幸运的事，因为空袭必须由轰炸机在白天进行，而轰炸机既飞得慢，又无防护。即使空军上将埃德加·勒德洛－休伊特爵士(AirChiefMarshalSirEdgarLudlow-Hewitt)(1937－1940年间任皇家空军轰炸机统帅部总司令)本人也认为，这种作战方法，除会带来极大损失外，其成效如何，颇成问题。1939年12月，皇家空军轰炸机统帅部派出威灵顿式轰炸机在白天对敌海军目标进行轰炸，偏偏碰上了一种用初级雷达导航的德国战斗机，结果不但没有取得轰炸的成效，反而遭到惨重损失。然而，原被用于夜间散发传单的效力较小的威特雷式轰炸机，在11月中旬到3月中旬期间的出击中却丝毫没有遭到损失。由于这种显然不同的结果，从1940年4月以后，轰炸机统帅部便把空袭安排在夜间了。这表明空军参谋部战前认为白天轰炸不会受到重大损失的观点是错误的。
另一种认为特定目标的被发现和打中都很容易的看法，经过较长时期才被认为是错误的，这主要是因为在1941年以前对轰炸结果的摄影侦察没有普遍采用，这样，只能偏信飞行员的报告，而这种报告正如后来大家所知道的，往往与真相大有出入。
4月入侵挪威时，德国空军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就象它们早先在9月入侵波兰时那样，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在5月入侵西欧时，由于与德国装甲部队配合作战，其所起作用也就更大了。但英国皇家空军却总是不愿意同本国陆军协作，仍然坚持着它那单独进行战略轰炸的原则。这样一来，轰炸机统帅部在它所进行的那些特别重要的战役中，起着很小作用——甚至比可能起的还要小。隶属于英国远征军的空战队过去对前进中的德军所发动的一些断断续续的进攻，特别是对马斯河桥梁的进袭，都是代价大而收效小的。直到5月15日，才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战时内阁授权轰炸机统帅部派机轰炸莱茵河以东地区。就在那一天夜晚，九十九架轰炸机被派往袭击鲁尔区的石油工厂和铁路线目标——这一天轰炸，一般被看作是对德发动空中战略攻势的开始日。但是，轰炸机统帅部对这次以及以后多次战略轰炸的效果和影响做出了过高的估计，并且此后长期如此。
英国空军参谋部开展轰炸德国石油工厂目标的计划，由于从7月份起德国空军威胁即将轰炸英国，而给耽搁下来了，在这一“不列颠之战”期间，轰炸机统帅部奉命轰炸敌人的港口、船舶、船坞以及飞机骨架和引擎制造厂等目标，以阻止和削弱今后德国人的入侵。
这期间，德军于5月14日轰炸鹿特丹，其后又轰炸许多其他城市，这就使英国舆论的气氛开始转变，与此同时，英国人对不加区别的任意滥炸，也不那么反感了。这一感情上的转变，因德国空军于8月24日对伦敦的误炸而加剧起来。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出于误会，自不足怪，因为德国空军仍然是奉命按照长期以来那种旧的轰炸条规行事的，至于迄今为止出现的一些例外情况，那是由于航行的错误所造成。但就英国人来说，他们却产生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愿望，那就是要对德国城市进行报复性的轰炸，并且是不加区别地滥炸。当他们知道，英国轰炸机在最近的将来是英国唯一的进攻武器时，报复的本能和要求就更其强烈了。两者可从丘吉尔先生的态度中特别明显地看出来。
但空军参谋部的观点和态度的转变，主要是从执行战斗任务的种种因素出发的。他们终于对战争实际和对丘吉尔的压力让了步，这可以从他们1940年10月30日发出的指令中看出来：在月白风清之夜，轰炸石油工厂目标，而在别的晚上，则轰炸城市目标。很明显，这意味着他们接受不分青红皂白进行“地区性轰炸”的思想了。
这两种目标和看法都显示了过度的乐观。认为轰炸机统帅部利用1940年用过的拙劣的轰炸手段就能命中德国小型石油工厂，那就象相信轰炸城市就能摧毁德国人民的士气并使纳粹政权被人唾弃一样，都是荒谬的。
逐渐累积起来的确实证据，不得不使空军参谋部承认，特定轰炸是无效果可言的。即使在1941年4月，投弹的理论上的平均差错估计为一千码，也说明了小型石油工厂一般还是打击不中的。不过，在1941年“大西洋之战”面临危机的时期，由于有必要倾注轰炸机统帅部的全力去摧毁德国海军基地和潜艇基地，这个争论有所改变。然而轰炸机统帅部却不乐意在这一海战成败关头中出力，这正说明其目光短浅和理论原则的故步自封。
轰炸机统帅部终于慢慢地改变和逐步摆脱了它早先的立场，1941年7月以后，它打算出击象德国铁路线那种“半精确的”目标。不过，当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是转而轰炸大工业区。但即使这个有所改变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无益于事的。1941年8月，巴特(Butt)经过仔细查究后写了报告，说明在空袭鲁尔区时，只有十分之一的轰炸机在五英里以内找到了它们的既定目标[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178页。]，更不用说理论上的“一千码差错”了。显而易见，熟练的航行是轰炸机统帅部的最根本的问题。作战的困难，加上外界的压力，终于迫使空军参谋部承认：“夜袭能真正破坏的唯一目标，是整个德国城市。”[注：同上书，第1卷，233页。]
由于英国轰炸机命中率不高的情况日益明显，空军参谋部便越来越强调要削弱城市居民的斗志，一言以蔽之，就是用轰炸来制造恐怖。他们把打击敌国人民的斗志和打击敌军的战斗手段看作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丘吉尔对空军参谋部一再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日益不满，特别是对他们9月2日提出的计划，即要用一支增加到四千架轰炸机的力量去狠狠打击德国，并确信在六个月之内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在巴特及其他人的报告的影响下，丘吉尔指出，提高轰炸的精确性，会使轰炸效果增加四倍，而且这样会更经济些。他对空军参谋部关于德国士气和防空方面的乐观情绪也表示怀疑，曾告诉现任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SirCharlesPortal)说：
在目前的战争中，轰炸本身是否会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大可怀疑的。与此相反，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轰炸的效果，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都表明是大大言过其实的。[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182页。]
他也正确地强调，德国的防空是“很可能”要改进的。
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对波特尔讲了一句有预见性的话：“如果敌人的空军被削弱到使我们可能在白天进行狠而准的轰炸的话，情况就要改观了。”到1944年(而不是以前)，才采取了这个政策，接着美国也采取了这一政策。
丘吉尔对于德国人会改进和加强防空一事表示的担心和提出的警告，很快就变成了事实。轰炸机统帅部在11月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在7日，那天有四百架轰炸机对德进行多次袭击，其中轰炸柏林的一百六十九架轰炸机中有百分之十二点二没有返航，虽然对较近目标的轰炸，损失要小一些。
总结一下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经验，表明空军参谋部和轰炸机统帅部长期以来固定不变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他们在大战最初两年中对德进行轰炸的效果，确实是令人大失所望的。
轰炸机统帅部的一蹶不振情况，一直延续到1942年3月。整个冬天的战役，主要是集中力量轰炸德国在布列斯特的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脑号”，其中有些炸弹是命中的。美国是1941年12月参战的，它的参战使英国想从美国工厂得到稍为多一些轰炸机的希望减少了。此外，那年冬天德军在俄国由胜利转为失败(从6月入侵起共六个月)，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用轰炸来赢得战争是否值得和必要。
2月中旬，对德轰炸重新开始，那时，布列斯特本身问题已告解决，因为德国巡洋战舰已从对“英伦海峡的冲击”中向其本国撤回去了。这时候，在许多英国轰炸机上都装配了一种帮助导航和校正目标的雷达装置。1942年2月14日轰炸机统帅部接到一项新指令：强调目前的轰炸“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敌方居民、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士气方面”。这将是“首要目标”[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323页。]。这样一来，“制造恐怖”便不折不扣地成为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了，尽管在英国政府回答议会质问时仍隐瞒真相。
新指令承认，轰炸在作战上是行得通的。早在1941年7月4日，波特尔把当时流行的看法说出来了，他说，“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连最适当的目标也不值得追求，除非是战术上力所能及的。”[注：同上书，第1卷，189页。]
这一指令是为A·T·哈里斯(后为阿瑟爵士)空军中将(AirMarshalA.T.Harris)而发的，他于1942年2月22日担任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他的前任是里查德·皮尔斯爵士(SirRichardPeirse)，在日本参战后不久，皮尔斯到远东去担任同盟军空军总司令了。哈里斯是一个有魄力的人物，他对飞行员和轰炸机统帅部进行了生气勃勃的领导，但是回顾起来，他所持的许多观点和做出的决定都显然是错误的。
在此令人紧张和沮丧的时期，丘吉尔的科学事务私人顾问彻韦尔勋爵(lordCherwell)(前为F·A·林德曼教授)在3月底写了一份备忘录，给人以支持和鼓舞。他劝丘吉尔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不久前，即在3月初，英国轰炸机对巴黎附近比扬古(Billancourt)的雷诺(Renault)工厂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空袭，在二百三十五架轰炸机中仅损失了一架；这是头一次利用照明弹作为导引的重大试验。
就在这一个月的下旬，对濒临波罗的海的城市吕贝克(Lübeck)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空袭，燃烧弹把人烟稠密的市中心完全烧毁，4月份又对罗斯托克(Rostock)进行了四次同样的空袭。(但遭受最大损害的，是那些位于历史性的汉萨同盟诸城市中心的可爱的古老房屋，倒不是附近的工厂。)这些城市，事实上都是在雷达装置的有效范围之外的，但是，它们容易被探出，这就使飞行员们踌躇满志起来，因为有百分之四十的装有雷达装置的轰炸机找到了它们的目标。然而，轰炸机统帅部在吕贝克的空袭中却损失奇重，而对埃森(Essen)两个月内的八次空袭，还遇到较强大的反击和不良的气候，因此效果很差。
在德国方面，很快就建立了防空措施——用雷达系统指引高射炮开火和使用探照灯，而夜间出动的战斗机也越来越多了。1942年初，同盟军方面的轰炸机，只有百分之一为夜间战斗机所毁，但到了夏天，损失总数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五——尽管同盟军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牵制敌人以及其他的计谋。
“所有这些计划，都带有这样一种假设，即在夜间可以成功地避开敌方的空军。”[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1卷，350页。]这是轰炸机统帅部和空军参谋部人员心目中存在的一种基本错误。他们忽视了基本的经验教训，即一架轰炸机，不管它保护得怎样周密——但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总会受到另一架正是为了摧毁它而设计和制造的飞机的攻击。回避战术以及由此而设想出来的其他一切有助于回避战术的技术性装置，总不能使轰炸机长期隐蔽起来或保存下来免受德国日益增强的防空武器的攻击——除非皇家空军能夺取制空权。
这一争取制空权的斗争，在所谓“马戏场”作战计划(1941年初开始，并于1942年继续执行)中初露端倪——即由轰炸机和战斗机配合作战，白天渗透到大陆沿海地带，其目的是在把德国飞机吸引到空中来，由英国战斗机统帅部派出的喷火式战斗机加以歼灭。这一“马戏场”作战计划取得了某些成效，但这种成效由于英国战斗机的航程较短而受到了限制，在白天战斗继续下去而碰到顽强抵抗的话，那么损失就大了，甚至后来使用了兰开斯特式(Lancaster)巨型轰炸机也出现同样情况。尽管有这些挫折，“马戏场”作战计划却发挥了开创同盟国为争取在法国北部沿海地带建立空中优势的斗争的主要作用，这对后来的入侵法国是很重要的。
1942年，随着用“一千架轰炸机”进行空袭的呼声甚嚣尘上，形势有了新的重要发展。哈里斯就想通过集中使用这些轰炸机的办法来减少损失和扩大战果。尽管轰炸机统帅部在1942年5月用于第一线的飞机只有四百一十六架，但由于使用了第二线和训练中队的飞机，它终于在5月30日夜间，设法派出了一千零四十六架轰炸机夜袭科隆(Cologne)。在这次空袭中，全城六百英亩地区都遭到破坏——其破坏程度大大超过前此九个月一千三百四十六架次对科隆的袭击。其代价只是损失了四十架轰炸机(占派出飞机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八)。6月1日，轰炸机统帅部将其可用于作战的全部力量，即九百五十六架飞机，统统用来袭击更困难的目标埃森——但由于满天云雾，使该城免于严重的破坏，这次空袭损失了三十一架飞机(占派出飞机总数的百分之三点二)。随后这“一千架轰炸机”的队伍被解散了，但是，哈里斯还是打算进行一次类似的空袭，6月26日用总数达九百零四架轰炸机(包括从海岸统率部调来的一百零二架飞机)对巨大海港不来梅(Bremen)和福克－武尔夫(Focke-Wulf)飞机制造厂进行袭击。这次空袭，由于浓云密布，造成的损失较小，但是，飞机的损失却上升到将近百分之五，其中大部分是训练中队的飞机。1944年前，就没有发动过“一千架轰炸机”的空袭。
这些规模特别巨大的空袭给公众留下了印象，确实有助于哈里斯进行的斗争——支持轰炸机统帅部提出优先权的要求，并请求批准把他的部队扩大到五十个作战中队。他也得力于1942年8月建立的“探险者”空军部队(PathfinderForce)(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这以前曾反对过建立这样的部队)和分别于12月和1月装配的“观测对敌轰炸系统”(Oboe)和“H2S”这些新的导航设备。
但是，回想起来，不难看出英国派轰炸机空袭的效果仍然是极度夸张了的，鉴于德军火生产在1942年还增加了近乎百分之五十，可见德国工业遭受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德国最薄弱的环节，石油工业，简直原封未动，而他们的飞机产量却有很大提高。预兆不吉的是：1942年，德国空军在西线上的日间战斗机从二百九十二架增加到四百五十三架，夜间战斗机则从一百六十二架增加到三百四十九架。相反，同年，英国轰炸机的损失却增加到了一千四百零四架。
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规定把战略轰炸机作为一种陆上进攻的辅助性先遣部队。接着，同盟国空军发出的指令说：“要逐渐摧毁并打乱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系统，要打击德国人民的斗志，从而使他们进行武装抵抗的能力削弱到一落千丈的地步。”哈里斯对此表示满意(他强调了指令中的后半段)，美国空军第八军(8thU.S.S.A.F)军长埃克空军中将(lieutenant-GeneralEaker)也表示满意(他强调了指令中的前半段)。指令虽然规定了轰炸目标先后执行的全部次序，但有关战术选择还是让空军司令们自行决定。这样，尽管英军在夜间空袭，而美军在日间进行，但除在一般意义上去理解以外，这两种空袭却并无相互补充的作用。
然而，1943年5月的华盛顿会议，强调希望英美这两支轰炸部队能进行合作(事实上往往是能够得到合作的)，同时也强调了德国战斗机当时已对英美空军构成的日益明显的威胁。因此，“鹄心作战计划”(Point-blank)(即指联合一致的空袭)的首要目标，应是摧毁德国空军和德国飞机制造厂，这“对于我们逐渐进袭敌人作战潜力的其他泉源方面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不论对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或美国人来说都是事关重大的。即使如此，文件上的话却写得不是那么明确，以致哈里斯仍旧得以继续轰炸象德国城市这样的一般地区，并且使他得以避免面对现实，即轰炸机的前途以及“霸王作战计划”都要以摧毁从1943年1月到8月已增加一倍力量的德国空军为主。不过，由于英国轰炸机统帅部空袭鲁尔和汉堡取得了极大战果，因而，使人看不清德国空军力量增强的危险性。
虽然“探险者”空军部队正在建立起来，观测对敌轰炸系统和H2S装置也都已应用，但是，对轰炸机统帅部来说，1943年初的几个月，和1942年比起来，是一个平静的时期。这使飞行员们有机会改正新装置的某些缺点，也给予他们机会使自己适应于产量剧增的“兰开斯特”式和“蚊”式(Mosquito)轰炸机的性能，而这两种轰炸机正在取代旧式轰炸机。(总的说来，其作战力已从1943年1月的五百一十五架增加到1944年3月的九百四十七架。)飞行员问题，由于英联邦实施大规模训练计划(特别是在加拿大)和1942年撤销了副驾驶员的职位而得到了解决。
上述种种因素，都有助于“鲁尔之战”(BattleoftheRuhr)——这就是说，有利于从1943年3月到7月之间对斯图加特(Stuttgart)和亚琛一带地区所连续进行的四十三次较大的空袭(但主要目标是鲁尔)。这些空袭开始于3月5日，当时有四百四十二架飞机进袭埃森——这是德军防卫很严密的一个地区，因为那里有克虏伯(Krupp)工厂。埃森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袭击，这是由于装有观测对敌轰炸系统的“探险者”轰炸机部队能够指示目标，结果只损失了十四架轰炸机。在此后几个月中，埃森又遭到四次猛烈的袭击，还有鲁尔的大部分重要中心地区也被猛炸。其所以遭受损害，主要是由燃烧弹和重达八千磅的炸弹造成的。杜伊斯堡(Duisburg)、多特蒙特(Dortmund)、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波鸿(Bochum)和亚琛都遭到严重的破坏，这也是由于新的观测对敌轰炸系统的指引装置奏了奇效。5月29日晚上的一次空袭，歼灭了百分之九十的德国巴门－伍佩尔塔尔式(Barmen-Wuppertal)飞机。尽管经常受到天气不好的干扰，但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派出飞机轰炸的命中率已大大提高——这使哈里斯坚持要用他的空军的论点更理直气壮了。
即使如此，轰炸机统帅部仍然不大可能在夜间进行准确的轰炸，只有5月16日夜间进行的“水坝大轰炸”才是例外，这次任务是由盖伊·吉布森空军中校(WingCommanderGuyGibson)率领下的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六百一十七中队执行的，结果炸毁了鲁尔地区的默内(Moohne)和埃德尔(Eder)水坝。尽管这次对“水坝”的空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参加这次空袭的十九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损失了八架之多。
总而言之，正如官方史书所说的那样，在“鲁尔之战”中显示出来的“轰炸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已使轰炸机统帅部成为一根有效的大棒(Bludgeon)，……但还没有能把它发展成为一把利剑(Raier)的力量”[注：《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2卷，136页。]。此外，应用观测对敌轰炸系统装置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也绝不可能超出它的范围去取得成果。
在第一次空袭埃森以后，飞机的损失数量很快上升，在这整个战役中，损失的平均数为百分之四点七(即共损失八百七十二架飞机)。只有靠飞行员的高涨士气和持续不断的增援，才能使轰炸机统帅部“经受得住”这种快要达到危险水平的损失。
蚊式轰炸机是值得重视的，由于速度快和飞得高，几乎能避开德国战斗机和高射炮的袭击，因而损失很小。如果没有这种能在高空飞行的飞机(按切线方向射离地球表面)，那观测对敌轰炸系统装置也就用不上，而对于象兰开斯特式这种主要的轰炸机就没有准确的指引了。
用勇士式战斗机(Beaufighters)作为夜间护航机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它的速度太慢。而且，正象英国技术方面正在谋求改进从而轰炸机能从夜间轰炸转变为白天轰炸一样，德国空军的反措施也在改进——对方的轰炸机不论是夜间还是白天，都同样可以被击落，这种情况的出现，看来似乎为期不远了。
紧接“鲁尔之战”的是“汉堡之战”——1943年7月和11月之间出动了一万七千架次轰炸机，对汉堡及其他城市连续不断地发动了三十三次较大的空袭。这次轰炸是认7月24日出动七百九十一架轰炸机(包括三百七十四架兰开斯特式在内)进行大规模空袭开始的。由于新的导航装置，晴朗的天气和准确的识别标志，大量的燃烧弹和炸弹击中了汉堡市中心——并且又由于一种叫作“窗户”(Window)的雷达干扰装置(Rader-distracting)发挥了作用，被击落的轰炸机只有十二架。此外，美国空军部队第八军，也于7月24日和26日参加了空袭，并且出动了“蚊式”轰炸机(它可携带重四千磅的炸弹)，因此在这两夜间，该城忙于进行防空工作。27日夜晚，七百八十七架英国轰炸机重新进行毁灭性的空袭，仅损失了十七架。29日，又有七百七十七架轰炸机炸了该城，尽管投弹不那么准确，但由于德国人已调整了对“窗户”装置的效果的适应性，英国飞机的损失上升到三十三架。8月2日的第四次空袭，由于天气关系，不那么成功。但总的说来，汉堡还是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英国轰炸机的损失，尽管每次都有增加，平均起来只不过占总机数百分之二点八。而且，在7月25日和30日——“汉堡之战”中期——轰炸机统帅部又严重地击中了雷姆沙伊德(Remscheid)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此后几个月内，它的进袭还扩大到曼海姆(Mannheim)、法兰克福(Frankfurt)、汉诺威(Hanover)和卡塞尔(Kassel)，所有这些城市都遭到很大的破坏。8月17日夜晚，它还发动了对濒临波罗的海海岸的佩内明德(Peenemünde)飞弹研究和检验站的有名空袭。这次空袭出动了五百九十七架四引擎轰炸机，其中损失了四十架，损坏了三十二架：其效果并不象伦敦所设想的那么大。
在这一时期，由于天气不好和在这一航程内不能使用观测对敌轰炸系统，对柏林的空袭并没有多大成效，再加上柏林面积大，也影响了H2S的效果。此外，德国的夜间战斗机在远程飞行中——可以来回飞一千一百五十英里——已有很多机会发动袭击，并且还得到雷达站的指引，这种雷达站现在已熟悉“窗户”装置的性能，能够辨别空袭的主要动向，虽然还不能辨别来犯的个别轰炸机。英军在对柏林的三次空袭中，损失了一百二十三架轰炸机，其中约有八十架被德军夜间战斗机所击落。这就使英军预先尝到即将到来的“柏林之战”(BattleofBerlin)的滋味了。
从1943年11月持续到1944年3月的“柏林之战”，是由丘吉尔促成的——因为空袭柏林会使斯大林感到满意。此役包括对德国首都的十六次主要空袭，以及对其他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莱比锡(Leipzig)等)的十二次进袭。一共出动了飞机二万多架次。
发动这次大规模攻势所得的结果，实际上与绰号为“轰炸机”的哈里斯所预期的并不一样。德国没有因此而屈膝投降，柏林也是如此，而英国的损失却十分重大，以致此役不得不半途而废。其损失的比率上升到百分之五点二，而轰炸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却不能与在汉堡和埃森的相比。英国轰炸机统帅部的士气为之动摇[注：《对对德国的空中战略攻势》，第2卷，195－196页。]，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被击落的轰炸机竟多至一千零四十七架，被击伤的也有一千六百八十二架。关键往往在于德国的夜间战斗机是否在场——例如10月7日对慕尼黑空袭时，由于德机在迎战中迷了路线，所以英国轰炸机统帅部只损失参与空袭的飞机的百分之一点二。在通常情况下，德国的夜间战斗机都是迅速地当场出动，而且非常活跃——逐步逼使英国轰炸机统帅部把目标向更南面移动，同时又逼使它将其大部分力量用于牵制性的空袭。1944年3月30日，英国轰炸机在对纽伦堡(Nuremberg)的灾难性空袭中，遭到了最大的损失，动用的轰炸机总共为七百九十五架，而被击落的竟有九十四架，被击伤的七十一架。
反对哈里斯战略方针的意见多起来了，空军参谋部开始认识到有选择(SelectiveBombing)的轰炸政策(即要选择象石油、飞机制造这一类工业作为空袭目标)将更符合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设想。这次会议认为对欧洲北部陆上的入侵势在必行，除非同盟国夺取了真正的制空权，否则就不可能发动这种入侵。
由于德国防空的加强和生产的增长，哈里斯的观点便变得更成问题了。他主要关心的是，争取美国人同他一起去空袭柏林——但是，他们在夜间是不可能出动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这种训练，而在1943年的后期，要是在白天空袭的话，那就等于自寻死路。到1944年初，当他提出只要用兰开斯特式轰炸机，他就可在4月里迫使德国投降的意见时，空军参谋部拒不接受，并坚持要对德国工业进行有选择的空袭——象轰炸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滚珠轴承厂这样的工业目标。
2月25日，经哈里斯的勉强同意，对这些工业进行了空袭，这大概是“联合轰炸攻势”的第一个实例。德国空军的不断增强，对发动轰炸攻势以及“霸王作战计划”是个威胁，并使哈里斯的观点丧失人心，而“柏林之战”的挫败，更强化了这一趋势。4月，哈里斯要求给他的轰炸机“提供夜间战斗机支持”时，他已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了——当时美国人已在设法制造远程战斗机来支援他们的白天空袭。
就英国轰炸机对德国许多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整个前景来说，值得怀疑，庆幸的是这支空军按预先的计划，于4月被调去袭击法国铁路网，以支援即将到来的横渡英伦海峡的入侵。这不但减轻了英国轰炸机的任务，而且有助于掩盖在直接进袭德国中所遭到的严重挫败。更幸运的是，在“霸王作战计划”开始以后，局势已显然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
1942年以后，英国的空中战略攻势，成了英美联合努力的一部分；它不再象早先那样的独行其事了。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陆军空战队司令官H·H·阿诺德将军(GeneralH.H.Arnold)提出了一项计划，要在英国建立一支强大的轰炸力量，这一计划当然使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部首脑们感到满意，他们对美国的白天轰炸政策也不再指责了。美国人感到有把握的是，如果轰炸机能很好地武装起来，飞得高而又靠得拢，那就能在白天进行空袭而不会遭到重大灾难。这实际上是一种谬论，就象皇家空军相信夜间空袭可以避免受到干扰一样。
美军在1942年的早期空袭，由于规模过小，因而难以提供有关损失的明显例证，但在1943年发动远距离的规模较大的空袭时，损失就很快上升了。4月17日对不来梅的轰炸，在出动的一百一十五架轰炸机中，被击落的有十六架，被损毁的有四十四架。6月13日，轰炸基尔(Kiel)运河时，在六十六架B17型飞行堡垒中，被击落的有二十二架；7月轰炸汉诺威时，在九十二架中，被击落的有二十四架；7月28日轰炸柏林时，在一百二十架中，被击落的有二十二架。美国人试用霹雳式战斗机(D-47,Thunderbolt)来作为护航机，配备额外的油箱，但其航程仍不够远，到了秋天对法兰克福东面施魏因富特滚珠轴承厂发动连续进袭时，进一步显出需要有更好的护航配备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