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可拉看到的摩西与亚伦却丝毫没有马上作出禅让的意思，这令他非常诧异的同时也感觉非常不满。既然两个老头子不懂事，那就发动群众来逼迫一下 ——自己不知道下台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可拉是发动群众的高手，只要稍加授意，群情激愤的场面就被调动了起来。而且，如今的可拉的确是人气冲天，连大丹和亚比兰身边的群众都聚集过来了。逼宫开始了，奇怪的是：摩西和亚伦居然还是不表态。
凡是群众运动，都要搞清敌我关系。而敌我关系的确认与同盟的产生则大多以利益为基础。如今的以色列人难以接受眼前的现实——迦南虽美好却不能进入，不但如此，更糟糕的是：20岁以上的男丁基本上全部要倒毙旷野。而带来这个糟糕消息的人是摩西。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不对产生噩耗的原因加以分析、找出自身的问题，反而转身迁怒于带给我们消息的人。如今的以色列人就是如此，他们对自己曾经的动摇与软弱不加悔改，反而把怒火发泄到摩西和亚伦身上。他们的口气往往是：如果你们不把我们领出埃及，我们就不会有这些苦难；如果你们不把我们领出埃及，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牺牲；如果你不把我们领出埃及，我们就不会......。总之，出埃及仿佛成了他们最不明智的行为，埃及仿佛成了最美好的地方。
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永远都做不完的苦工；忘记看见自己孩子被活活夺来丢进尼罗河时心中的悲伤；忘记了被埃及人耻笑为奴隶的屈辱。他们也许更忘记了壁立分开的红海之波；忘记了铺天盖地的大群鹌鹑；忘记了磐石中的潺潺细水与遍布营地之外的晶莹的吗哪。眼前的挫折和困难使他们迫不及待地忘记了一切值得他们记住并且坚定信心的东西。其实，又何止他们，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和何尝不是如此呢。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虽然不能移山填海，但是推翻个把领导者似乎不在话下——真是这样么？恐怕也不见得。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凡是枪杆子对枪杆子的政变往往哪一方都得不到相应的同情；而枪杆子对民选领袖的政变，则几乎毫无例外地会受到各方的批评。这是对于政权来说。要是对于摩西本人呢？他从来没有称王、称帝，没有强迫别人对自己效忠，更没有向以色列人征来哪怕一块钱的税——他的地位、权威与能力来自于上帝的许可和百姓的爱戴——在这样的情形下，这政变还有什么发动的意义呢？摩西和亚伦还有什么台可下的呢？他们从来没有在台上过啊。
现在又回到实质性问题上来了。以色列人到底算是一群无组织的松散联合体还是有组织、有结构的民族实体呢？换句话说，现在的以色列人算不算有国家呢？我们记得，在以色列人克服了一系列困难、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之后，他们在西奈山接受了“十诫”，并由此接受上帝为他们自己的元首——这实际上就是此时以色列人的国家形式。摩西和亚伦不过是上帝指派的执行者罢了。如今的政变，看上去是针对摩西和亚伦的，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上帝，以可垃等人的意愿建立新的国家体系。当然，你可以说事易时移，需要与时俱进了。但是即便是对一份合同的违约尚且有可能被送进班房，如果真的想要改变约定就要付出代价，更何况信仰和国体这个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
由此可见，可拉等人的政变实际上是一场闹剧——是做出来欺哄普通百姓的。虽然大多数百姓搞不清楚其中的深意，但是摩西和亚伦实在再清楚不过。上帝更是不可能被蒙蔽。
在人们的喧闹与狂躁中，一道耀眼极了的光照耀在会幕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如此近距离地见到这些奇特的景象，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连摩西和亚伦都是瑟瑟发抖地进入会幕之中。
会幕门外的人们惶恐而好奇。他们不知道摩西进入会幕去做什么。全场的狂热粉丝们在此刻突然安静了下来。此时，恐怕只有可拉心里在暗暗冷笑——魔术要登场了。可拉几乎可以预测后民发生的事情：摩西和亚伦走出会幕，宣布上帝的旨意——可拉来继承自己的位置......看来姜还是老的辣——前面的沉默也许是某种特意魔术的倒计时吧——可拉开始真正佩服起摩西的老谋深算了。会幕外面的另外250个人呢，则是各怀心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预感到此次自己难免要“陪太子读书”——继续成为可拉这朵新红花的绿叶。但是，既然来了总还有一丝希望。既然摩西他们是必然要下台的，不管是不是真有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给摩西指导，至少自己在摩西的眼里印象总会比可拉好些，说不定命运之神会光顾自己呢。再者。即使是可拉或者别的什么人上台，自己作为拥立有功的开国之臣，总会有些优待吧。
当会幕外保持着奇特的安静的时候，摩西和亚伦在会幕内却经历着痛苦的历程。上帝决定要消灭所有的人！摩西和亚伦苦苦哀求上帝改变意志。从客观上讲，违背约定就必然要付出代价，上帝要消灭以色列人属于双方费归条款执行中的一部分。但是，摩西和亚伦的苦苦哀求，则使得上帝再一次法外开恩。摩西对自己的同胞怀有非常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时刻没有改变对自己同胞的热爱，没有放弃对他们的责任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实在对自己的同胞感到伤心和失望。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恳求上帝不要毁灭这些可怜而无知的人们。上帝的旨意发生了改变——区别对待。
会幕外的平静是在摩西和亚伦出来的那一刻打破的。此刻，狂呼乱喊的嘈杂被嗡嗡作响的窃窃私语所代替。人们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摩西和可拉。此时，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支持哪一方，于是决定先听听摩西他们带来了什么旨意。
摩西环顾四周，说出了一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和好恶色彩的话：大家离开可拉、大丹和亚比兰的帐篷。要离得远远的。
人群在骚动，不知道后面将会发生很么事情。当大家看到可拉脸上志得意满的神情以及摩西亚伦充满自信的目光，所有人的心中更是无所适从。
可怕的沉默，营地上空的云彩都似乎要被这种沉重的气氛变得厚重起来，太阳也仿佛黯淡了。令人揪心的沉默之后，终于有一个人怯生生地迈出了脚步，远远地离开。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人都有从众心理，正因为此，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是值得尊重的。越来越多的人们离开可拉的身边。消息像长了腿，不多时候，聚集在大丹、亚比兰周围的百姓也陆续离开。也许这是一场面对面谈判的开始？也许是某种禅让礼仪的需要？人们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既然是摩西从会幕中带出的消息，还是遵守为妙。既然改朝换代是精英们之间的博弈，自己一芥草民也实在没必要掺乎进去。
看看人群散去，摩西召集来以色列70名长老组成的议会。他留下可拉连同那250人继续聚集在会幕前，然后带领长老们向大丹和亚比兰的营帐走去。看来，摩西是彻底让步了——大丹和亚比兰不来，老头子不是也自己亲自去请了么？可拉回头看看自己的250个“同志”，心中也许在默默盘算怎么和待会儿要来的两位战友分割权利。看看是三个人，也许祭祀、先知、君王的格局可以有所保留？
这边可拉在为以后的事情盘算不表，那边摩西已经进入了营地。看到如此浩大的声势、这么多长老出动，大家不知道大丹和亚比兰将会如何应对。
摩西领大家站定，再一次宣布：请大家离开大丹、亚比兰、可拉这几个恶人的营帐。此时的宣布已经有了立场和最后通牒的意思。看看局势突变，刚才稍稍聚拢过来和原先犹豫未走的人们纷纷离开。对未知事件的恐惧占到了上风，刚才坚强的“粉丝团”此时迅速土崩瓦解。最后，甚至连可拉的家人也表态不支持可拉了！此刻，只有大丹和亚比兰全家还各自支持着他们。
一个人的家庭往往是这个人事业的坚强支撑点。但是，这种支撑如果是负面的，或者说助纣为虐的，那么招致的就不光是一个人的麻烦，甚至可能是整个家族的灾难。
众人离开的时候，恐怖的惩罚降临了。
在红海和死海一带，有一种特殊的地理情况：泥面沼泽。这种沼泽表面上是干硬的泥土，下面是沼泽泥浆。在干硬的泥土上可以行车走人甚至安排营帐，但如果泥面一破裂，马上一切会被吞噬。
一道巨大的闪电划过阴霾的天空，闪电引发了一个巨大的火球。这火球恰好准确无误地爆燃在帐幕前。惊恐、绝望、悔恨,等等......这些感想也许刚刚在脑海中闪过，250个人连同可拉就被恐怖的火球吞噬了。
营地里的情况也几乎同时发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拉、大丹、亚比兰的营帐居然全是建在泥面沼泽上的！巨大的闪电带来的地动山摇的震动也许是引发后果的原因：这三个人的营帐下的地面突然开裂，所有不离开的人，全部被恐怖的大地吞没掉——当他们的营帐在地面上消失，沼泽表面慢慢愈合，平静得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一样。
所有的人都恐惧得四散奔逃，他们唯恐自己的家也会遭受同样的灭顶之灾。
人啊，总是这样，非得要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才会有恐惧之心。既然如此，当初又是何必呢。
可拉、大丹、亚比兰还有那250个各个支派的精英领袖消失了，但麻烦并没有真正消失。
有时候，小民百姓要比领袖精英更加可爱。后者往往权衡利弊之后来调动和引导百姓的思维与情绪以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而前者则往往无论抛头颅洒热血也好、毁家弃业也罢，凭借一腔热情奋斗终生。虽然按照阶级划分的观点，领袖精英们似乎与小民百姓不能同列，但是与领袖们同为阶级兄弟的其他精英却往往是敌人，而非自己同类的百姓们却成了坚强的同盟军。
当然，阶级兄弟之间的沟通似乎更容易一点。比如说元朝忽必烈和阿利不哥争夺蒙哥汉死后留下的皇帝宝座而发生的内战。虽然兄弟之间争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兵戎相见，但是战场上会面的兵丁们往往是同一个地方的熟人甚至亲戚，于是就发生了历史上最好笑的战争场面——两支部队见面之后，无论是兵还是将，同名报姓之后就开始聊天，而且一聊就是半天、几乎忘了自己是来打仗的。
另一方面，百姓效死而精英们之间眉来眼去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公元前595年秋，楚庄王在事先挑衅、激怒对方杀死自己使臣的情况下，下令出兵宋国。但是看上去弱小的宋国却实在不好攻破，围城战争一直打到次年夏天还是没有达到战争目的，而楚兵已经伤兵满营、战损严重。此时的庄王的锐气大挫，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出于心理战的目的，楚庄王下令：让士兵盖房舍、种田，装作要长期留下。他很希望这样会使得宋人因为害怕楚国大军长期留守而投降。此时的宋国，情况之糟糕已经到了最后关头：粮草用尽、人们易子而食、用尸体的骨头生火。但是宋国的大夫华元却鼓励守城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决不投降。战争就这样僵持着——素不相识的宋国百姓和楚国士兵们你死我活地拚杀而两国的精英们却不得不透过血雨腥风考虑点其他的东西。一天深夜，华元悄悄地混进楚军营地，潜入到楚军主帅子反营帐里，并登上他的卧榻。熟睡中醒来的子反见到仿佛从天而降的、只听过名字却没见过模样的阶级兄弟手持利刃、怒气冲冲地拎着自己的领子非常害怕，当听到华元毫不掩饰地告诉他送过目前的处境之时，除了害怕又多出一层惺惺相惜。子反当场先和华元私下约定，然后再禀告庄王。庄王本来就想撤军，听了自然同意。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出两位阶级兄弟在床榻上谈判时，保持着一个何等奇特的姿势而且是何等的尴尬与无奈，但是他们终于签订了一个被后来的缙绅士大夫们广泛赞许的原则性盟约——“我无尔诈，尔无我虞。” 大有后来我们在小时候指天划地诅咒发誓“向某某某保证”的意思。最后的结果是：宋国得救了，楚人撤走了，楚国劳师远征的子弟兵们白白死了。倒是双方的的领袖从此成了肝胆相照的好朋友。
自古而来，单纯的百姓从来不乏同情与激愤。翻开中国厚厚的史书：赵盾一门被冤杀，百姓无不流泪，并由此有了誓死保护赵氏孤儿的韩厥与程婴；伍奢父子被害，百姓无不落泪，并由此对伍子胥引吴兵灭楚都有了深深的同情。当然，也有百姓眼泪白费的时候，比如：蜀汉被灭，百姓流泪但是安乐公刘禅却会乐不思蜀。
还有更糟糕的，百姓的热情与泪水最终却被历史证明是助纣为虐了。刁买人心的王莽，依靠勤勉的外表和小恩小惠收买了大批喉舌和公卿大夫，进而控制了舆论话语权。一时间百姓无不对王莽了不起的品格大加赞扬，发展到后来，全国上下无论官民，成千上万的人给皇帝上书要求禅让位置给王莽！于是他就在54岁的时候堂而皇之的登基改号为新朝。开始了乌烟瘴气的改革。王莽的改革是彻底而失败的，其新政无论内政外交都使得国家陷入了绝对的尴尬与挫折中。最后，席卷全国的绿林赤眉大起义把这个畸形的王朝彻底摧毁，王莽本人也被一个叫做杜吴的商人杀掉，被校尉公宾割下了脑袋。
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关系但是不完全一样。基督教认为救世主迷赛亚是耶稣，而犹太教则认为还需要等待。因此从这个存在根本上来说，基督教和犹太教是外表相似而根本不同的。另外，基督教的圣经是新约与旧约，犹太教的是旧约，少了新约部分。当然还有一些次经甚至伪经，也被写不了解的朋友认为是圣经的内容，其实是错误的。基督教后来在欧洲大大发展，但是由于东西方对一些观点的看法分歧，于是就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东方正教（又叫做东正教）。现在所谓的新教说法是不科学的，因为新教并不新，而是来自于天主教改革。新教的特点是恢复了最早师徒时期基督教的纯朴与简单，反对教会对政治的掺入和支持与尊重人民直接与上帝耶稣进行沟通和祷告的权利。由此，多种语言的圣经才得以翻译发表（过去基本全部是拉丁语）。人们称之为新教师因为与天主教相比。现在，更多的人认为所谓基督教、新教的说法，应该更改为“还原教”更确切一些。
美国得最早一批移民不一定是新教徒，但是其中一批最重要的移民确实是乘坐“五月花号”的新教徒无疑。由于在欧洲受到迫害，他们逃离欧洲到北美大陆寻找梦想与希望。
虽然随着美国的强大的繁荣，霸权主义的嘴脸日益清晰，但是美国社会的宗教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据统计认为90%以上的美国人为新教徒。（而与其相邻的加拿大，天主教徒则多达90%以上。）
毫无疑问，基督教的核心宗旨是爱与救赎。虽然上千年来这个核心被无数野心家、政客和阴谋家篡改和利用，妄图变其为欺骗、奴役和压榨人民的工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的计划无一例外地归于破产。虽然国际政治我们不必多加评说，但是扶危济弱、同情弱小、“给饥者食给寒者衣”一向都是基督教的核心处事之道。这应该和其他正派宗教没什么太大区别。因此，和平相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应该是这个世界的主旋律。
平心而论，可拉等人在常人眼睛里应该是好领导。既然决定要推翻现有的领袖并且取而代之，发动者有谁会不知道拼命团结群众并且拼命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呢？这一点，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无论是政治团体还是小小的公司，几乎概莫能外。
王莽决定篡权以前，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善人，后来又如何呢？本人在北京供职过一个规模不大的国营公司，原本效益不错，当时的副总经理能力挺强，为了弄倒当时的总经理手段迭出、花样翻新，团结群众不说，还把对方推向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总之，在众望所归中，权力交接顺利完成。但是，几乎就在同时，一起创业的伙伴们被纷纷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排挤出局，公司被恶意弄得经济困难，国外的几百万未收货款被糊里糊涂地搞成死帐，最后居然把一个好好的国有企业搞成由于效益低下，不得不以极其廉价的方式卖给外地的私营企业——那位革命成功的领导堂而皇之地成了持有民营公司股份的总经理，最近还上过电视啊新闻啊什么的风光了一下，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此君做过些什么呢——所以，还是白居易那首诗写的中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人民有的时候是很容易被欺骗和煽动的，而且一旦被欺骗了就很容易较真甚至于不顾一切，当他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又往往一切都晚了。在可拉他们失败并且付出代价的第二天，义愤的群众就赶来站在摩西的门前抗议了。他们认为摩西就是杀死他们领袖的凶手！
从这些表现看，我们大概可以确认两点：
1、这些人属于普通群众，是没有机会目击和参与全过程的，因此会有这样的误解；
2、这些人很可能是受到了一些目击者的煽动，但那些煽动者又不敢站出来，只好发动群众。
于是，一场看似正义的举动迅速地演变成为一场暴民运动。狂怒的百姓不是来说理，更不是来弄清真相的。在喧天的怒吼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释清楚也没有人有兴趣来倾听摩西他们的解释。摩西和亚伦以及他们身边人真诚的解释迅速被嘈杂的人声所掩盖。
人民是不懂得什么政治，也不懂得什么博弈的。他们很容易被一些心怀叵测者所描绘的巨大美好蓝图所蒙蔽甚至天真地为此献出生命。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这美好的蓝图几乎都是镜花水月，他们献出生命战斗得来的，不过是少数人的地位和特权，他们所寻求的东西往往还是得不到。百姓开始变得聪明一点点，对于同样的宣传和谎言开始怀疑，至少是非暴力的不合作。于是，更高明的忽悠者应运而生。新一轮的号召、欺骗、受骗、牺牲、觉醒又开始了......由此循环往复，折腾了好几千年。于是，治理国家的前提成了治理百姓，管理国家的方法成了驭民之术甚至“愚民之术”。
更可笑的是，被“驭”和“愚”的百姓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当年欺骗他们的人顶礼膜拜，甚至认为只是领袖身边的人有问题。于是，就有了打着“清君侧”名义的真实的武装政变——说说太远了，还是看看百姓们吧。
愚昧而愤怒的百姓准备杀死摩西和亚伦。他们似乎全忘记了摩西对他们的帮助，对他们的引领和贡献——他们来自于不同的支派，对自己的领袖和精英的崇拜和信任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些人的死亡，在他们眼里简直是不可接受的事实。
以色列人与我们中国人有很接近的地方，就是极其现实——他们并不愿意追根溯源地把神迹搞清楚，更对由此带来的未来的改变不感兴趣，而是要看立竿见影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对于马上得到的神迹最关注，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意马上就会转过头想别的办法。经历在埃及的长期磨难，以色列人在走投无路中学会了一件一件事情解决、一个一个麻烦面对，对于如墨夜色中的光亮虽不能说不相信却感觉十分遥远。如今，整整一代人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不能进入迦南并将会死在旷野——对此，几乎无人愿意接受。他们宁肯回到埃及去做奴隶，也不愿意再在旷野里面对风沙吃苦受罪。
从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埃及人虽然在迫害和杀戮，但是丰茂的水草、温湿的空气比起漫漫黄沙和毒虫猛兽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以色列人实在是厌倦了沙漠中的生活，即使再次作牛做马也愿意接受了。可是，人类毕竟不是牛马，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应当被别人屠杀和奴役。既然是这个民族的领袖精英，就更应当站在相当的高度上对人民进行宣传。而那些号召同胞接受奴役、接受屠杀从而换取个人荣华富贵的行为，从任何角度上讲都是民贼败类。这也就是虽然国共两党互相攻击指责，但是对于汪伪政权的判语都是一样的原因。
在人们剧烈的冲击、谩骂、推搡中，摩西和亚伦被拥到了会幕前。一个简陋的会幕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把250个人一瞬间烧死么？人们不相信，甚至鄙视这样不能自圆其说的借口。既然这些人也是耶和华的百姓，为什么耶和华偏偏消灭他们而不消灭你摩西和亚伦呢？可见，这些人都是你们害死的！
绝望的摩西和亚伦转头看着会幕。突然间，他们的绝望眼神变成了敬畏和震恐！一片云降落在会幕上，上帝耀眼极了的光彩显露出来。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似乎人们可以听到自己由于颤抖而牙齿磕碰的声音。摩西和亚伦匆匆赶到会幕前站好，人们默默地给他们让开一条路。
上帝的声音如同雷鸣天边：快离开这些人，我要将他们马上消灭掉。摩西和亚伦惊恐地匍匐在地，祈求上帝的饶恕。
百姓震惊了，他们终于在这一刻看到了昨天那些人遭遇的真正答案，然而这明白得的确是有些晚了。此时，无论是阴谋的发动者还是推波助澜者，甚至是追随者，除了逃跑也只能是面对摩西的哀求。人啊，总是很容易忘记恩惠，在惩罚面前才会恭敬起来——也许这正是人类的无奈所在吧。
经过长途跋涉，聚集在迦南的南部，精疲力尽的以色列人又刚刚经历了战场的失败；连续若干天的叛乱与镇压搞得大家心力交瘁，体力和免疫力都大幅度下降；领袖们都急着从事改朝换代的大事业去了，公众卫生和健康事业没人关心，营地内部卫生状况非常糟糕、污水横流、蚊蝇寄生虫肆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都准备好，就剩下传染源了——这传染源还真的来了。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场巨大的瘟疫具体来说是什么疾病。但是从发病快、死亡快、传播快、治愈快这“四快”的特征来看。倒是很像疟疾，而且像是恶性疟。
疟疾的病原体是一种小小的寄生虫，叫做疟原虫。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有间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四种。其中最可怕的，能够迅速至人死亡的是恶性疟。疟原虫要完成它的生活史，必须要有2个宿主：人和蚊，人为中间宿主，蚊为终末宿主。疟原虫在人体内要完成子孢子至配子体阶段的增殖。带虫蚊叮咬人体后，按蚊体内的子孢子进入体内，随血流入肝细胞发育成裂殖体，1周后可分裂成1万～3万个裂殖子。肝细胞破裂后，部分裂殖子进入红细胞。进入红细胞内的裂殖子经发育增殖后产生大量的配子体，按蚊叮咬感染疟原虫的人体后，配子体进入蚊体内完成配子体至子孢子阶段的生活史。疟原虫裂殖子在红细胞内发育增殖过程中，人红细胞可被胀破释出大量裂殖子、疟色素、代谢产物进入血流引起寒战、高热，继之大汗。就是俗称的“打摆子”。通常将疟疾分为：间日疟(2 天为1周期)、三日疟(3天为1周期)、恶性疟(间期不固定，可每日或隔日发病，症状重)。除发热外，疟疾会造成全身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增生、肝脾肿大、骨髓增生、血浆球蛋白增多等。恶性疟发展为脑型疟时，可有脑组织水肿充血，表现为高热、头痛、呕吐、意识障碍(如谵妄、昏迷甚至抽搐)等。当疟疾尤其是恶性疟发作不加以有效治疗，有大约20%患者会发展为凶险型疟疾，患者会迅速死亡。很多恶性疟患者在不进行治疗的情况下，从发病到死亡也就只有几天时间。如果治疗得当及时，几乎当天就可以控制病情。在发明奎宁等抗疟特效药物之前，疟疾是造成人类死亡的重要流行病之一。如今，全世界每年有3亿以上人口感染疟疾，90%以上在黑非洲，这种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的疾病，每年会造成近300万非洲5岁以下儿童和孕妇的死亡。
如果这种疾病真的是疟疾，那么在被蚊虫叮咬之后的7天左右，大批的以色列人会迅速发病，看上去情况会很可怕。
当然，这不过是一点推测。神迹这东西往往都产生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上，但却超越普通的自然现象，因此姑妄揣测也算是一种理解和认识的办法。
当亚伦在营地里献上赎罪之祭、使得疾病得以平息的时候，营地里面已经死了一万四千七百人！
可怕的场面、惨烈的惩罚，以色列人惊恐万状。
自古而来，政变成功或者镇压政变的人，往往要通过杀戮起到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震慑中间派、坚定拥护派的目的。
但是，很不幸，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夺权斗争的杀戮行为，其大规模的杀戮往往都不是在争夺过程中而是在事后。原因也很简单：大凡试图夺取政权的人，以温和宽容等等嘴脸示人、争取大家好感、麻痹对手警觉性、争取中间派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从而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一旦大权在握、夺权成功，夺权者与反对者甚至骑墙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必然发生，于是一方趁着夺权者立足未稳站出来对抗，另一方也正是由于自己立足未稳所以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杀人立威。
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靖难之役”后的明成祖朱棣，被史官战战兢兢地描写得无限圣明的君王们，哪一个不是杀得反对派尸横遍野？但是，杀人之后呢？继续杀下去直到这一批人彻底噤声或者选择性遗忘？还是安抚和缓解各方矛盾呢？大多数君主采取的都是前者，只不过不再是狂风暴雨般的集体屠杀而变成零零星星地“去恶务尽”。这种杀人方式看上去似乎很捷径、很简约，但是后遗症难以收拾。更主要的，是会由此造成全体社会成员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迷失与惶惑。趁乱夺权的皇权，往往会迅速孕育出腐败、贪婪和新的野心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个道理，古今中外皆然。
现在，以色列人全部噤声了、害怕了、安静了，可是令摩西感到痛苦的时刻来临了。
摩西并不想建立一个以他自己为元首的国家，因此也实在不希望人们由于对自己的恐惧而显现出虚假的恭顺。
在摩西之后大约3、4百年，西周的周厉王为了制止人民对其苛暴政策的抨击，毅然动用了秘密警察，把全国上下的人们弄得走在大街上只能互相以目相示、口不敢言。“防民之口”也就“甚于防川”，结果也就是“土壅川决”，国人暴动，弄得周厉王灰头土脸地丢了国家。
摩西虽然不可能知道几百年之后中国的故事，但是他至少知道眼前这种平静的恭顺背后是真正危险的暗流。
摩西的地位和作用到底是什么——他时刻没有忘记。他不是埃及的王子也不是什么强有力的统治者。如果失去上帝的应许，摩西只不过是一个米甸沙漠里的普通牧羊老头。
既然最近所有的矛盾几乎都是从公众以及精英们对于神权的信任与否出发的，在上帝的指导下，摩西决定做一件证明上帝应许的实验。
看的出楼主知识渊博，文笔流畅，此帖也是花费不少心思，融入很多主观意识进去，使帖子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但是也是因为个人的痕迹太过明显，难免有不同甚至反对观点，比如信仰，宗教，价值。帖子是拿给大家看的，有不同声音是好事，只是不要搞人身攻击，毕竟都是同胞。
摩西招来12支派的长老并亚伦。每个支派、包括亚伦献出一柄杖放在
会幕那里。摩西非常希望通过这个测试来宣告上帝的拣选旨意，使得以色列人不要再为了眼前的挫折困惑、纷争。
在摩西时代，这杖的形状基本上和牧羊用的杖是一样的。甚至于可能基本上就是这类工具。
在中东的游牧民族中，羊群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之一。以色列人基本上是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即使是经历了埃及几百年的农耕-畜牧生活，放牧依然在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的民族差不多，羊群是衡量以色列人财富状况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他的牲畜，包括驴、骆驼、牛等等，但是羊群依然是主要畜牧资源。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奔波转移的目的是为了给大批的羊群寻找可以放牧的水草之地。
以色列人是珍爱牛羊的，即使经历过旷野的饥饿和肉类短缺，他们也舍不得成批宰杀驱赶的牛羊。换句话说，至少在现阶段，牛羊是以色列人的经济基础，不到万不得已，这个经济基础不能撼动。
我们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几十年来，这两位为保护羊群而付出巨大努力和极大勇气乃至于冒着生命危险的两个小姑娘，被赋予了太多太多与这件事情关系不大的政治性光环。随着经济大潮的涌动，这对小姐妹的形象又发生了180度的根本性变化——人们开始嘲笑着两个孩子幼稚天真，为了几头羊而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其实，所有的宣传者和嘲讽者，都几乎是在脱离游牧民族生活和思维特点的基础上妄加论断的。记得曾经有一位神探，在侦破一起发生在野外的谋杀案的时候，很快就根据现场歹徒的脚印断定杀人者是本地的农民！经过摸排，的确如此。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他判断得如此准确。他告诉同事们：那个犯罪分子逃跑的时候尽管仓促，但却一直是在田埂上跑动的，尽管不方便但却没有践踏青苗——正是这种农民珍爱庄稼的内在特性，不知不觉地暴露了这个人的身份。有时候，好牧人要为羊舍命。那么在突然袭来的暴风雪中，这对放养的小姐妹对于羊群的爱护与保护则成了一种自发的反应。这就如同父母要保护孩子、丈夫要保护妻子、热爱自己人民的领袖要为民间的疾苦寝食难安一样，是一种自发反应。当然要是非得给这种行为笼罩上神秘的光环，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当剥去铅华、还原其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在什么价值观体系中，这些原本被掩盖和忽视，以至于用其他不相干东西对其包装的东西，其内涵才是最弥足珍贵的。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好像又有点跑题了。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用这么多篇幅来讲放羊的事情，实际上是为了告诉大家：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和游牧生活相关性较强。比如说，对于放牧者来说，三样东西是他们的防身宝贝——杖、竿和机弦。这杖和竿是用来驱赶牛羊的，杖用来驱赶近距离的羊，竿则用来驱赶远距离的羊只。机弦则类似于我们后来见到的抛石器：一方面把石块抛到脱离羊群的羊的身旁以驱赶其归队，一方面用来抵抗狼和熊对羊群的袭击。如今，这类抛石器在一些游牧民族中依然可以看到，甚至于还曾经在近现代的战场上有所运用，这是后话，我们会在后面找机会展开说。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牧人手中的杖代表了他对羊群的绝对权威。因此，杖的含义已经不单单只是放牧工具那么简单。后来，杖逐渐演化，并最终演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权杖。后来，权杖几乎成了所有欧洲、西亚中东以及非洲王国王室的权利象征品。
这种演变最早是什么时期定型的我们不清楚，但是从摩西时代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出其特殊的含义。
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其他十二柄手杖都没有变化，唯独亚伦的手杖在24小时之内发芽、开花还结出了熟杏！在同一个杏木枝子上同时出现的：叶子、花朵和果实——这恐怕即使是作假也不可能达到。这见，亚伦的祭祀地位是上帝亲自指派的无疑。
不但十二支派的长老们口服心服，以色列会众也彻底被眼前超乎寻常的神迹惊呆了——看来，在领袖的煽动下，自己前面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在逆天而为？不管怎么说，以色列人的内部纷争告一段落了。
可以说，这场看上去并不重要的测试，其实际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产出反对派的过程往往难以避免流血。但是流血之后呢？继续杀戮还是停止杀戮的确是个问题。
此次以色列人内部的争夺，实际上是人、神之争的具体表现。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常常以“天子”自居。往往宣扬自己是“受命于天”的圣人君子。事实上，大多数头脑清醒的帝王都不会被自己编造的神话欺骗。因为知道自己除了可以指挥刀枪剑戟之外，根本与常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因此，为了巩固地位，杀人就变成了几乎唯一最有效的手段。当然，不能排斥这些人中有唐宗宋祖这样的圣明君主，但这往往来自于对民众的优待和体恤，而并不是真的能够证明自己的“天子”权威。
经历动荡之后的以色列人也正是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是树立摩西自己的威信还是宣扬上帝的神迹？最终，摩西选择了后者。这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摩西与其他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君王领袖区别何在——虽然表象上有诸多相似或者相近之处，但是最终摩西高举的不是自己看似光辉高大，实际脆弱的个人形象。这时候，我们又会想起臧克家写过的一首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倒；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在石头上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诗是臧克家先生1949年的作品。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和纷乱之后，这首诗歌是一个有良心的文化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一种思考的总结。这种总结与思考甚至不是诗人的专利，事实上几千年来，人们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思考与总结。
虽然一些帝王为了维护虚假的颜面，以军人威武的刀枪胁迫史官颤抖的双手无奈地在史书上写下虚假的记载。但是，这些昏黄灯光下的字里行间却依然隐隐透射出历史的真相。而同样还有无数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记载、思考、总结，以野史稗抄的方式，将各种现象的原貌加以复员并向世界向后人阐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和观点。
也正是因此，我们才能透过风沙弥漫的西亚大漠，在记载中、在无数的民间口口传说中、在一系列的手抄记载中，看见摩西坚毅顽强的背影，体会他高尚纯真却朴实无华的人生。
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以色列人旷日持久的旷野流浪开始了。
如果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进入迦南的旅程分为三节，那就分别是：过红海——西奈山下；西奈山——迦南边界；旷野流浪——进入迦南。其中，前两段分别以笑声开始而以眼泪结束，而第三段则是以死亡和眼泪开始的，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是否以微笑面对最后的胜利呢？
客观地说，以色列人口众多、牛羊成群，生活在彻底的旷野荒漠之间恐怕不可能维持其生存必需的条件。那么，这么几十年的流浪所在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根据记载，以色列人主要游牧和流浪的地方，是由何珥玛出发，从阿喀吧湾到死海的区域内。这里的水草比较丰茂，气候与迦南地区接近，比较适合大群牛羊的放牧与大批人口的生存繁衍。
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之后的人口普查到进入迦南之前的最后一次人口大普查，总体的丁壮人数基本没有什么变化，都是60多万的样子。这也就从侧面说明，在旷野中几十年的时间里，以色列人的生存条件尚可。
按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分析，以色列人口出生率在千分之十五甚至二十可是一点都不稀奇。而由于生存条件的落后和疾病预防手段的缺失，游牧民族的婴儿死亡率往往较高。一般来说能达到甚至超过百分之十！同时，从埃及出来的大量的老一代人纷纷提早死亡。要知道：以色列人从温暖舒适的埃及来到旷野；从定居状态改为游牧生活；从平静生活到边放牧边战斗；从分散居住到高密度驻扎——这一系列的巨大变化，足以使得老一代以色列人难以适应而加速由于水土不服造成的死亡。而丁壮呢，一般指的是20岁以上的男子。也就是说，按照对于游牧民族情形的正常计算，如果没有足够良好的放牧环境，在这几十年间，以色列人口应该出现负增长。但是，几十年后的人口普查表明，以色列人不但基本达到了人口总量平衡而且其青年一代在迅速地茁壮成长！
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人先后五次大规模地与当地其他民族发生了接触，而且经历了好几件大事。都是什么事情呢？让我们一件一件来讲。
以色列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信仰体系的坚定和纯洁化运动。前面两个阶段的挫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信仰体系的不健全与信仰本身的不坚定。虽然以后的以色列人时常有所反复，但是通过对新一代以色列人的灌输与教导，以对耶和华上帝为独一真神的信仰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对于以色列人和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极其深远的。
其实，无论是否接受圣经、上帝或者以犹太教为母体产生的独一神崇拜思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道德与伦理体系，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以“十诫”思想为核心的烙印。虽然在以色列人中，这种崇拜生活与信仰体系中还有很多很多繁文缛节，但是剥离其繁琐的、过分讲究的形式与外表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一个我们一直认可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基础。虽然多少年来，许多君王、独裁者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与统治，不断地在曲解和人为添加自己的利益成分，有的时候甚至于把这些基础改变的面目全非。也正是因此，一些不甘压迫与盘剥的人，一些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准备乘乱赚上一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在面对繁琐的理论体系、又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和批驳的时候，于是就干脆来个全面推倒、彻底革命。然而，一旦那些虚伪的、人为的包装被人民运动的熊熊烈火烧为灰烬的时候，其最宝贵的核心思想再一次显露出来而且丝毫不为损毁与改变，任凭辱骂、质疑、仇恨甚至曲解，但最终依然无人能够因此而破坏其正确性的一分一毫——这也就是其奥妙之所在。因此，当有人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错”、“善恶都是相对”的时候，大家可要提高警惕——有人要开始为自己心知肚明的错误辩解了。因为他们在用乱世的宣传思想作为和平时期的借口，其结果是自身的身败名裂。如果要是以此思想来治国，则难以避免地会天下大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