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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生玄鸟 当前章节:15140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2:59

但是,埃赫那吞的改革很快引发了全国神职人员的强烈反对。作为一支古埃及不可小视的力量,他们在百姓心目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短命的埃赫那吞做了16年法老就不明不白地去世了。新的王位继承者斯门卡尔只做了1年。老法老的另一个儿子图坦卡蒙成为新的法老。

对这位法老,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法老的可怕咒语”。据说凡是打开挖掘图坦卡蒙陵墓的考古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招致了灾难甚至死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考证,但是这位图坦卡蒙法老却由此成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君王之一。

这位图坦卡蒙法老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文治武功。他10岁登基、19岁死亡。在他当政的9年里,图坦卡蒙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处于他人的摆布下。他终止了一神教信仰、恢复了多神崇拜。以色列人与埃及人的信仰基础再次发生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一神信仰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终于在以色列人中被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来。至少以摩西为代表的一些人对于独一真神的信仰有着具体的理解。

以色列人出埃及期间神迹不断,则更广泛地使以色列人具备了接受独一真神的思想基础。

既然是建立契约关系,这甲方乙方总得有个清楚地限定和划分。既然是独一真神的信仰,以色列接受“除了耶和華以外,不可有別的上帝”的信条则不显得突兀。就像任何宪法都要开宗明义地阐明国家性质,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独一神的信仰也是这个奉上帝为领袖的民族宪法的第一条总纲了。

2)禁止拜偶像。这一条跟前面的背景有关联。拜偶像也多神崇拜的一种形式,自然在被禁止之列。这一点不难理解。

我们要理解的,是到底何谓“偶像”?一说起偶像,许多人马上联想起影视节目中青春靓丽的大腕明星、运动场上生龙活虎的世界冠军、商场上吃茶风云的财富英雄......然而,在这里的“偶像”则有三层意思:

1、对于有形事物的崇拜。比如说牛的雕像、人的雕像之类的;

2、对于无形事物的崇拜。有的人认为事业与金钱就是自己的偶像,有的人认为享乐就是自己的偶像......凡此种种。但是在上帝眼睛里,不爱惜生命和珍惜自己家庭的任何追求都是无意义和令人走火入魔的;

3、对某些领袖人物的追捧。这一点的危害,我们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也就不必再细致阐述了。

3)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这里的禁止可不是说要以色列人不讲耶和华的称呼,更不是要人们一叫他的名字就噤若寒蝉。这里的意思是:禁止以上帝的名义行自己的私利。不许以上帝之名私自给人祝福、发誓或者欺骗别人。更不允许打着上帝的旗号、出于自身目的伤害别人甚至侵略别国。

并不是一个人自称相信上帝,他的所作所为就都有一层光环围绕了。事实上,每个人的弱点都是一样的。如果假借信仰之名行私利之实,从广义上说,这个人就已经违背了此条诫命。

4)遵守安息日。这一条说说简单,做起来就复杂了。根据圣经,上帝六天造世界,第七天停下来。这种休息又称之为“安息”。后来世界各国普遍推行的6日工作,第7天休息的作息制度,就是来自于这个安息日的规定。在这个基础上,基督教提出守安息日,并在星期日做礼拜的规定,从而发展为现在普遍的5天工作制。

一般来讲,体力生理节律周期为23天,情绪生理节律周期为28天,智力生理节律周期为33天。每一种生理节律都有高潮期、临界日及低潮期,临界日是指每个周期最中间的那一天,也就是低潮与高潮临界时间。三个生理周期的临界日分别为11.5天、14天及16.5天,临界日的前半期为高潮期,后半期为低潮期。因此,人类必须在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有一个身心的全面放松时间。如果不经休息而不断工作,很容易出现巨大的心理、生理压力,甚至于全面崩溃乃至于过劳死。目前全世界声讨的血汗工厂就是在无视人类这个最基本生存权利的野蛮行径。根据十诫的规定内容,比照人类的生活规律和生理节律,安息日的确是异常科学和人性化的。我们可以从刻板冰冷的条文中寻见其中温暖的仁爱之光。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之快、压力之大是空前的。很多公司鼓励员工加班加点、免费为老板赚来滚滚财源。许多年轻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和财富,自愿放弃节假日与休息日。可是这种透支生命与精力的行为则无异于饮鸩止渴。英年早逝与过劳死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比比皆是。这时候,我们倒是真要回过头来,看看几千年前上帝交给以色列人,后来又为整个人类所遵守的“”安息日”的重要性了。毕竟,即使你赚到了整个世界却陪上了性命,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的生命和家庭更加重要。

5)孝敬父母:这个规定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何其近似!事实上,作为弱肉强食的游牧民族,尊老爱幼的行为十分少见。许多部族与民族,对于老而无用的人,往往采取排斥、冷落甚至虐待。他们崇尚的是马背上的勇士、攻城略地的屠夫,对于衰老垂危靠人抚养的老人,则更多是厌弃。

但是,在东方传统宗教和以中华民族、以色列民族为代表的东方民族中,孝敬老人则成了一种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

令人难过和值得关注的是:当今中国的风气和优良传统,正由于普遍伦理价值观的改变与信仰的普遍化缺失,更因为 十年文革对人类美好传统与情操的彻底毁灭与80年代以来经济大潮的推波助澜而日益走向崩溃。

我们似乎一下子生活在了几千年前的西亚大草原上。人们越来越不尊重弱者、不孝敬老人、缺乏家庭观念和是非责任心。所不同的是,几千年前的游牧民族使用的是战刀匕首,我们则提着笔记本电脑、怀揣着各式手机。

有资料表明,中国已经越来越进入老龄社会,而我们显然没有为此准备好。不但年轻人的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整个社会的体制也没有准备好。到目前为止,各级政府和国家决策部门,还是把老年人当成包袱、当成累赘和负担,而没有当成必需承担的责任以及人类社会必须记入的发展成本。这个道理于国家如此,与家庭、与个人,一样如此。

所以,短短几个字,十诫中的记载给人类上了相当有伦理高度的一课。

现在,我们继续。

下一条诫命是:

6)不可殺人。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异常宝贵。珍视生命并不是单单珍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是要珍视所有人的生命。这条诫命并不是说在战争和维护公众利益中不可以杀人。否则任何民族也不可能在生存繁衍。这条诫命之所禁止的,是违背公众利益的杀害。不管是蓄意还是无意,其罪都是巨大的。

作为普通的平民百姓,我们还真是不太可能杀人害命。但是,作为拥有无上权利和荣耀的领袖、领导人,一个决策失误可能牺牲的就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按照这个诫命,这种行为就是犯了杀人罪!而如果采取分权民主制度,虽然可能会损失一部分效率,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则是最低限度的。因此,从个人罪与非罪的角度上说,民主制度也是比较好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不惜动用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和巨大社会资源维护自身独裁统治的领袖,是在以个人和集团物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交换自己的犯罪风险——从成本核算角度上说,实这个交换极其不公平——其交换公正程度决不会比第一批殖民者登上美洲海岸,用一个小镜子交换一张棕熊皮更强。

这交换的甲方是魔鬼,乙方是我们;交换的标第是金钱财富权利荣耀与生命。如果你现在觉得这种交换公平,那么迟早你会后悔。

7)不可奸淫。奸淫肯定不是好事情,但到底什么是奸淫呢?古希伯来人认为,男子与已经订婚或者已经结婚的女人,或者女人主动与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发生苟合关系就是奸淫。此外,同性恋从一开始就是禁止的,属于奸淫行为之一。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整个西亚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性生活行为的混乱程度之深简直令现代人无法想象。作为人来说,我们具备一些其他动物所无法具备的情感能力和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据研究,人类是唯一懂得通过性生活获得快乐与满足的动物。其他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现了:为了获取性满足,在未加禁止和伦理约束的情况下,人们会陷入淫乱之中。历史上不少些民族在经历过淫乱社会风气冲击之后先后觉醒而转为极度保守。比如说古巴比伦王国,据说其人口素质的全面低下与社会结构的崩溃就与其淫风恶习相关。

当然,彼时的奸淫风气并非我们现在看到的灯红酒绿之中的放浪形骸可比。前者或许出自思维的简单化与纯朴化,而后者则更多是利益的诱惑与纯兽欲的发泄。古今比较,两者的罪行性质也不同:前者的混乱程度虽然更深,不过似乎出于无知;后者虽然稍好,但却并非不知其所为性质如何。这么一比较,现代人更该汗颜。

8)不可偷盜。偷东西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在任何民族中都是挺令人讨厌但却屡禁不止的。当一个大制社会来临的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了其特征标志。而一旦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现金缝在贴身内衣中,这样的社会就是用全部的报纸和新闻板块来宣传也不可能是所谓盛世。

建立国家结构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我们常常厌恶小偷,但是对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政客与官员却往往无能为力。按照这里十诫的标准,这种贪腐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偷盗行为。

至于说那种利用职权,勾结官僚,买通相关人员,在股市、楼市、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坑害百姓的人们,更是犯了偷盗大罪。

所以,当一些人将自己的所作所为标榜为能力的时候,还是最好回过头来好好想一想。根据十诫的标准衡量一下,恐怕也就没那么充满自信了。

9)不可作假見證。法庭宣判往往决定个人或者许多人的命运,因此宣判一定要公正客观。在判决中,证人证言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偏偏有那么一些人,为了一点利益或者关系,不惜抛弃良心作假证,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这是十诫中绝对禁止的。

这个规定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异常重要。作为兵民一体的流浪民族,以色列人必须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居住过份密集,人口接触频繁,纠纷矛盾也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时候,如果各级管理人员的判决在假见证的情况下失其公允,那么这样的裁决更容易引发新一轮的矛盾甚至大的动荡。因此,司法公正成为古以色列人生存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他们对于作伪证者的惩罚也是极其严酷的——作伪证而引发的受害损失,要全部归于伪证者的身上,如果造成死亡,他们还要偿命。

 现在,进入“十诫”中的最后一个:10)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他一切物品。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贪恋”。意思是说:对于别人的财产妻女,不要说染指,就是垂涎动念头也不允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十诫”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的纲领,也是后世法律规范的精神依据。

上古时代人们所拥有的贪念与攫取之心丝毫不逊于后世。对于他人所有好于自己的条件,往往会暴露出一种可怕的纯真。为了贪恋他人的财产,可以杀之谋财;为了贪恋他人的妻女,可以杀其夫而谋其妻。

虽然在当今的一些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中,这类谋人妻子的行为被作为打碎封建枷锁、敢恨敢爱的正面形象来讴歌,可如果人人如此,这世界中人也就无异于禽兽了。至于说为了获取他人财产而罗织罪名,从肉体上迫害甚至消灭别人的行为,则连禽兽都不如。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懂得维权的社会里,每个人似乎都对自己的权利非常重视。但是同时,社会转型与信仰危机带来的是伦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变化导致了现今中国人常有的心理弊病甚至道德沦丧现象。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很多人对于自身的情况没有看清楚却盲目地与他人攀比。不管是经济领域中合作人之间的利益分配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条件,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比别人获得的更多一些、好一些,仿佛这一点点超越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而与此同时,在自己获得利益的这个问题上,公义、道德往往被放到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更加靠后。

对利益与所谓成功的追求,充斥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以至于连当前教育体系中的“成功哲学”与“成功价值观”都有着极其严重的问题。人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金钱与地位几乎成为了“唯二”的选择。当我们探讨某人的伟大与慈善的时候,他曾经捐献过多少多少亿似乎成为被人津津乐道的英雄业绩,而那些在贫寒之中忍饥挨饿收养弃婴的拾荒老人则毫无疑问地、没有资格也没有实力与这些财富英雄们相提并论。当我们论说起某位著作等身、影响超群的学者专家,却极少想到还有大量兢兢业业埋头苦干的人们在为社会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由这些所谓“成功哲学”引导产生的,是人们对于利益、权力孤注一掷甚至丧心病狂的追求。于是,中国出了个赖昌兴;于是,韩国出了个黄禹锡。但是在赖昌兴们和黄禹锡们背后,又有多少个陶醉在荣耀光环下的精英人物,在打着更加肮脏与罪恶的算盘呢? God Knows。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大约停顿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传十诫与以色列人之外,摩西还为以色列人制定了基于十诫思想的具体的法律法规。以色列人第一次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接受了相当于国家法律的管辖。这个缺乏纪律与统一管理的民族,终于能够以一个具体的政权形态出现在古代的历史上。当然,此时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国王,但是由于接受了十诫的条约,以色列人实际上已经把上帝本身作为了自己民族的领袖——这也就是后来人们说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的原因。

这一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意义极其巨大。围绕着十诫,以色列人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医疗、饮食、风俗、社会关系和社会伦理等方面,都制定了具体而完善的规则。这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近似于围绕宪法(十诫)的各项具体法规。

通过这一年从法律上、规章上、信仰上的确立与磨合,以色列人基本摆脱了过去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状态,成为一个有信仰、有管理、有规则的民族。在这个过程中,摩西的作用之大,无可替代。

 以色列人还进行了人口普查,其中尤其是20岁以上可以作战的男丁。

作为以色列这个没有根据地、游牧流浪的民族来说,人口统计实在重要。这至少可以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在冷兵器时代,人口有时候是制胜的关键,丁壮数量则是一个民族战胜敌人的保障。经过人口的全面统计,以色列人共计男丁有60多万,算上老幼妇孺,总数应在200万以上。

自古各国都有人口统计的国家行为。这个统计往往是有目的的。一般来说都是为了战争或者对税收政策、管理体制进行大调整的前奏。这类普查,中国古代叫做“瞭民”,以色列人叫做“民数”。但是,与中国的瞭民不同,以色列人的普查是比较成功的。

以色列人的这个人口普查的意义在于:1、通过普查,以色列适龄青年普遍建立了兵民一体的义务兵制度;2、通过普查,进一步强化了建立在宗族体系上但是却高于宗族体系的管理制度。

中国的历代政权,其政权伸展的末端,几乎从来没有有效地进入村一级管理机构。在县乡以下,往往依靠的是强大的乡绅阶层完成政令与民情的上传下达。不要小看这个乡绅阶层,他们的作用往往十分强大。这些乡绅阶层更多充当的是教化一方、缓和矛盾的角色。因此他们往往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或者同样德高望重的家族担当。这种体制的特化和异化,则表现为封建宗族家法制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三座大山”之一。乡绅体制的存在,对于革命的影响往往是反面的。它告诉人们要安于现有体制、发动各方互相帮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向上反映民情。这种体制在政权和具体的自然人之间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使得各方的冲突得以缓和,而在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民怨之时,则以仁义礼智信等伦理价值观加以督导和镇压,这也是被历朝历代革命者所深恶痛绝的。然而,富有讽刺意义的是:绝大多数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者,又不得不返回头来与原有的乡绅阶层合流,以维护其统治结构的延续。当然,在王朝交替、天下大乱的时候,一些富有革命精神的乡绅也会揭竿而起,比如说 汉光武帝刘秀。

从管理体制来看,以色列人的改革显然比中国古代的体制要彻底和完善。他们摆脱了原来各个家族独立成一体系、并且互不统属的结构,在尊重和承认各个家族领袖与长老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将他们编为各级的管理官员,将其一家一族的管理行为转变为一族一国的政权行为。

在此基础上,摩西除了已经任命的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和千夫长之外,还对各个家族民兵体制的首领进行了任命,并且选拔了各个家族中最德高望重的70位老人组成长老团,近似于后来的议会,来讨论决定以色列人的大事。

因此,摩西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与领袖,完成了这个民族从散到统、从乱到治的过程。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这样一个为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领袖,居然不称王称帝,而是将无上的荣耀归于上帝,将人间的权利分给议会。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说,能够与其有一点点相似性的,只有美国的华盛顿。

两位无私的伟人中就创立了伟大的功业:摩西率领一个弱小的民族走向强大与繁荣;华盛顿则奠基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英雄与莽夫、领袖与奸雄之间的分界在何处呢?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是否无私——不管他说的有多好听,看看行动就知道。活这么多年,我也就只搞明白了这一个还算是道理的道理。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停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他们拔营起寨,向巴兰的旷野走去。

这一段的路程,几乎是整个西奈沙漠里最荒凉的部分。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一望无际的漫漫黄沙、毫无遮拦的似火骄阳——以色列人高涨的情绪仿佛烈日下嫩绿的幼苗,一点点垂头丧气、一点点枯萎。

刚刚按照新的管理体制组成的以色列人队伍,其严整程度和纪律意识应当说还是可以的。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归乡队伍中,有大量的其他民族成员。这些人不满足于埃及人的统治与压迫,与以色列人同仇敌忾地离开埃及、奔向自由。这些人平时与以色列人混杂而居、过从密切,战时也可以提供帮助并且参与战斗。但是,这些人尚未参加以色列人的体制,成为相对自由的以色列人的同行者,与以色列人比起来,他们有相当的自由权利。

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为了自由,多少烈士抛头颅洒热血。虽然打着自由的旗号统领那些烈士献出生命的领袖们后来多有厌恶与扼杀自由的行径,但是这毕竟曾经是人们的美好梦想。

可是,在一个军事化的集体中,自由又往往是一剂毒药——兵民一体的民族,要的是坚忍不拔和行动一致,这样才能保证不被袭击者消灭、不被艰苦困难吓倒、不被恶劣的环境毁灭。在摩西率领的以色列人中,自由暂时算是一件奢侈品,如果没有现在的军事化管理、今后的自由将会毫无实现的可能!

即使是再好的事物也应该是在正确的时候发生在正确的地方——正确的事情、正确的时候、正确的环境——这三者缺一不可。以色列人当前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如果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自由主义的“革命”,那么全体几百万人的命恐怕都要被革掉。然而很不凑巧,这场革命与骚动果真发生了。

骚动的挑起者是那些没有编入体制的外族人,骚动的理由是单调的伙食。

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以来,一年的时间里食用的都是神迹带来的吗哪。每天早上,吗哪都会降落在营地四周的空地上,以色列人将其收集起来作为口粮。然而此时的人们,不在乎是否有吃的而是开始要求吃肉了。就像一年之前的那样,以色列人要求吃肉,结果鹌鹑从天而降。如今,外族人首先开始怨声四起,他们呼喊着需要吃肉。

在荒漠中旅行的人很容易内消极的东西感染而发展为歇斯底里。有资料统计,乘坐我国穿越沙漠和戈壁的西行列车班次的旅客中,突发性精神病和狂躁焦虑发生率要远远超过其他班次。这说明:干热、单调、枯燥的沙漠旅行很容易让人进入癫狂。就像干燥的柴堆、只要有一个火星就会烧起熊熊大火。

外族人的呼喊引发了以色了人的连锁反应。终日行军使得他们对于口味单调的吗哪忍无可忍,于是一些以色列人也加入了要求吃肉的抗议者行列中。就像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不可能是自发的一样,带头闹事的外族人成为“要求吃肉”大游行的召集人,随后作为追随者的以色列人越聚越多,他们一下子从数量上成了运动的主体 ——这也许就是精英领导、群众运动、运动群众、群众乱动、群众动乱的发展轨迹吧。

以色列人的怨声和怨气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摩西几乎辞职走人了。

在压抑和困苦面前,人们总是需要一些释放的出口。遇到困难的时候,领导人更是应当寻找借口和理由来稳定住群众的情绪。比如说饿死几千万人的饥荒,可以说是由于外国逼债,也不必多说为什么当初会借这么多债;或者也到老百姓的家里去吃上几口野菜,在群众热泪盈眶的朦胧中带着光环全身而退。

可惜得很,摩西不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很耿直的人,他不会撒谎。怎么办呢?人们在绝望无助的时候,往往会想办法走捷径,但是走来走去却会发现:这所谓的捷径——比如说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托个什么人违反规定来办点什么事情——实际上是绕了更大的一个圈子,进入了同样的困境之中。钱基本不会少花,时间也会搭上,还有无穷无尽还不完的人情。如果在碰上那种帮你办一件事情就吃上你半年的人,你就将会更加无奈。这类人往往在买单之前突然很关心地问起你那件事情是否处理好了......林林总总的捷径后遗症,实际上是告诉我们:绝境之中的所谓捷径,只会带来矛盾的转移而不是化解。

摩西不是一个会寻找捷径的人。事实上,在如今的以色列营地中,摩西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人们崇拜摩西,甚至把他当成衣食父母。为什么呢?除了摩西有神迹的能力之外,还由于是他亲手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的。既然2、3百万人跟着你摩西到了旷野大漠之中,你就必须来照看这些人。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组织大型会议的经验:除了会场中的会议之外,几百上千人的衣食住行、旅行娱乐、迎来送往、车船机票、还有安全、医疗,等等等等......作为组织方统通都要安排好。这个工作往往需要一个会务组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来完成,即便如此还多有疏漏之处,会务人员也往往会累得面色发灰。可这不过只有几天罢了。

如今的以色列人有2、3百万之多,已经在旷野中走了一年,还不知道要继续走多久。摩西作为领袖,面对诸多困难,焦虑与绝望时刻袭上心头。食不甘味、卧不安寝,应当是对此时摩西状态的最贴切形容。作为人来说,每个人都有几分傲气。人的骄傲与能力往往互为因果。就像丛林中两棵紧紧相挨的大树,能力的提高会把人推上新的骄傲高峰;骄傲之心有时候又会把人的能力推向新的高度——这是正面意义的。还有反面意义的东西:当一个人的能力彻底达不到一个必须达到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给2、3百万人肉吃),这种骄傲就会迅速转化为自卑甚至萌生逃避责任的心理。

人的尽头就是神迹的开始。此时的摩西除了向上帝祷告之外不能向任何人倾诉。上帝看到了摩西的痛苦也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状况,他答应以色列人会吃一个月的肉,甚至肉多得从鼻子里流出来!

说到给这么多人人吃肉,恐怕一下子还很难有一个确切的供应量计算。我们从常规的盐摄入量来看:2、3百万人,如果吃盐每天的消耗量也要至少10吨!如果是吃肉呢?难怪摩西都会禁不住发问:杀光他们所带的牛羊、抓光海里能抓到的鱼,恐怕也满足不了以色列人的需要阿。此时,恐怕连摩西都不相信将会发生的事情,怎么能够指望他向那么多人说出呢?

我们说过了,摩西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搞传销的。他不会眼睁睁地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更不具备用自己都不信的事情来说服别人的实力——从这点来看,摩西比起现在大多数的财富精英甚至街边的摊主都要低能一些。

摩西也不具备垄断资本家的思维,他不会像现在这些垄断集团和大财团的老总那样一脸正气、理直气壮地认为:这带宽也是资源所以手机要双向收费、手机号也应当加钱;这出租车本来就是给高消费者的所以要涨价;国际石油在涨价所以虽然我采购来源很便宜我也要涨价;地铁职工家属可以协助反恐所以就应该免票;药品不能当馒头卖所以不能降价;上大学是一种高档消费所以应当教育产业化;我盖房子就是给富人住的所以房价一点都不高;北京上海生活压力大是为了增加给外地人设计的门槛......这些林林总总的理论与依据,在当今社会会被当成无聊的笑柄,或许还要流传很多年,多年以后说不定这些理论创造者的后代都会摇头苦笑。可如果这些理论在饥饿疲惫的以色列人面前说出来,恐怕理论创造者会在第一时间被活活打死。摩西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甚至不屑于找出或者创立以上那样类型所谓借口。因为他知道人类的软弱也爱自己的同胞。

与摩西相比,前面那些志得意满的成功人士,真是蝼蚁之于泰山、露珠之于星汉——颇不足道。可实际上,如果面临几百万人的反对,这些高官显位的肉食者们可以把责任和矛盾推给国家,然后洋洋得意地看着你面对强大政权噤若寒蝉,然后继续搜刮你的钱财 ——由于层层搜刮、层层盘剥,资财进入国库数量最终十分有限,而由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使得国家政权失去的信任与人气可就无法衡量了。由此带来全社会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沦丧则更加无法估量。

可是如今,摩西没有办法向任何人推卸责任。除了老老实实地向上帝祈求之外,别无他法。这次,70人的长老团终于第一次成功地运作。这些德高望重的议会成员们,分赴各个家族支系和营地,告诉他们这个将会有肉吃的消息——虽然他们现在暂时还不知道这个肉食来源到底是什么。

神迹又一次出现了。

我们前面说过,每年春季鹌鹑飞行迁徙要经过西奈沙漠。由于鹌鹑是一种不太善于飞行的鸟类,一旦有大风吹来,往往他们会随着风向改变路线。这次的神迹又是与鹌鹑相关的。

强劲的季风从海上吹来,数不清的鹌鹑像铺天盖地的云彩一样飞临以色列人营地四周。方圆几公里之内全是密密麻麻遍布的鹌鹑,它们一批又一批降落下来,深的地方层层堆积有将近一米!

经历了肉类资源的稀缺又面对如此巨大数量从天而降的鹌鹑,贪欲在以色列人中蠢蠢欲动。人们疯了一样追打鹌鹑、晾干为食。他们既不感恩也不珍惜,在扑杀鹌鹑的过程中浪费极多、滥杀极多。最少的也捉到相当于2200公升体积的鹌鹑。如此巨大数量的鹌鹑,以色列人根本吃不了也储备不了,最终只能是糟蹋掉、浪费掉。

这就使我们想到一些暴发户的言行举止,简直和旷野中追铺鹌鹑的以色列人如出一辙——对待财富的挥霍与机会恩典的不尊重,使得原本饥饿可怜的人们一瞬间变得面目可憎甚至令人作呕。

有时候,福祸相依难以分清。我们知道,不论高密度的人还是高密度的动物往往都会有一些传染病。虽然大多数动物传染病都对人没什么危害,但也还是有一些人畜共患病的。远迁的候鸟长途飞行,其体力消耗非常巨大,抵抗力下降造成带病率很高,高密度聚集更进一步加剧了传染。因此,最先被捉到的鹌鹑往往都是体弱多病的。

一般来说,野外民族要尽量把食品加热弄熟再食用。可是面对你争我抢的疯狂场面,还有多少人会安下心来把食物做熟了再食用呢?这场面倒是很像现在社会的浮躁气氛,没有几个人专心致志地做好一件必须做好的事情,造成小问题小事故不断,终究酿成大祸。人们来不及把鹌鹑弄熟就食用,结果导致这些病原体根本没有消灭掉,体弱的人一旦食用往往会很危险。

灾祸出现了。许多人的肉还没有吃完,奇奇怪怪的人畜共患疾病就开始流行。一批又一批体弱的人死去。以色列人极其恐惧。这些疾病可能比较像禽流感,属于鹌鹑直接传染给人而人和人之间倒是没有什么传播,否则以色列人早就灭绝干净。

贪婪的人是可耻的,他们也是可怜的。扪心自问,我们每个人内心里也或多或少地有那么一些贪婪的因素。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如果也是以色列人遇到的鹌鹑,我们或许会汲取经验教训,可如果要是一大笔才富呢?如果要是荣耀的地位、辉煌的头衔和夜夜笙歌、美女如云呢?我们可以保持清醒和冷静、看清自己、摆正位置、不盲动不狂妄么?在这一点上,以色列人没有交上圆满的答卷,恐怕我们也很难——也是,凭着我们自己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制能力和自以为是的修养,战胜这个考验是很难的。

可怜的死难者被埋葬了,这里成了以色列人的伤心之地。他们命名这里叫做基博罗哈他瓦,希伯来语为:贪欲之人的坟墓。

贪欲这个东西实在可怕,它会毁掉我们甚至消灭我们的生命。

离开基博罗哈他瓦之后,以色列人向哈洗路前进。身后留下的是荒凉的坟冈与追悔的泪水和痛苦的回忆。

这条回家的道路是何等艰辛。以色列人不但要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还要战胜一个个强大的部落,更要战胜自己——这条悲壮的归乡之旅注定是要在血雨腥风中走完的。这条路他们走了40年,在这支队伍中的丁壮大都没有活着看到梦中流着奶与蜜的故乡,而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故乡向往的美好性和纯洁性。因此,他们为了这个归乡的理想战斗、牺牲、流血,为千万后人铺出一条通往迦南的艰辛之路。

在这条路上,他们也经历了犹豫、彷徨甚至软弱和贪婪,但是,毕竟这几百万人的队伍在一步步地前进,这种前进的象征意义甚至不比实际意义差。奔向梦想本来就是值得尊敬的,为理想牺牲的人更是如此。

 在出离埃及,摩西的妻子西坡拉去世了。西坡拉是在颠沛流离中谢世的。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关于西坡拉的记载,只在凛冽的西亚风沙中,隐隐看到驱赶着牛羊的少女与跟随丈夫进出埃及、流浪旷野的主妇那模糊而又坚强的身影。不管怎么说,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摩西的妻子死在了丈夫的身边——不管多么伟大人物的妻子,其内心深处恐怕都有这么一丝希望的吧。

西坡拉是一个米甸祭祀和酋长的女儿,但是中间除了短暂的分离之外,她始终追随在丈夫的身边、甘愿经受大漠的风沙、艰苦的考验不离左右。我们知道米甸人一般都很有文化,这位米甸祭祀的女儿也许多少知道一些神迹的道理,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位异族的女儿的眼睛里,她的丈夫就是她生命的一切。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当在摩西身边停止呼吸与心跳、结束奔波与劳苦的时候,西坡拉是幸福的。

我们不知道西坡拉到底是在什么确切的时间以及什么确切的地方去世的。我们只知道,她肯定是去世在从埃及到哈洗路的路途中。死者长已矣,而生者则必须努力地活下去。蹒跚逶迤的以色列人缓缓地前行,到达了哈洗录。这一路到底走了多长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从他们既往的行走速度来看不会太快,估计至少走了1个月。

以色列人处于多事之秋。经历了战斗、接受了十诫、调整了体制、遭受过瘟疫,如今气息奄奄的以色列人跋涉在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到达了宿营地——哈洗路,他们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

然而,另一个很大的麻烦在他们身边默默展开了——这次,是在摩西身边。

 根据犹太人的传说,摩西在40--80岁的年龄之间,曾经从埃及向南到达过大西洋西岸的一个地方——古实。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陌生,可如果要是我们把它的现代名字说出来,就不陌生了——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非洲东海岸内陆国家,属于黑非洲。如今的埃塞俄比亚,奥罗莫族为第一大族,占全国人口的45%;阿姆哈拉族为第二大族,占30%;提格雷族为第三大族,占8%;其他较大的民族还有阿法尔族、索马里族、锡达莫族、古拉格族和沃莱塔族等。原先的埃塞俄比亚还包括现在已经独立的厄立特里亚,是一个沿海国家。

埃塞俄额比亚古名古实,原名阿比希尼亚。这个阿比希尼亚在希腊语里是“混血”的意思。此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人入侵的时候还在使用。

埃塞俄比亚与以色列人和西亚阿拉伯人以及欧洲人的渊源极深。其人种特点也很有意思:他们既不是白色皮肤也不是纯黑的皮肤,而是一种深棕色。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上,你经常可以看到肤色深棕、高鼻深目、身材高大、皮肤光滑、具有显著阿拉伯或者南欧人面庞特征的姑娘小伙子走过。

早于公元前5、6百年前,以色列人就曾经大规模迁移到埃塞俄比亚。直到如今,被称为非洲之角最古老部落的盖芒特人和法拉沙人依然承认自己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的皮肤颜色由于几千年与当地人通婚而变成黑色,但是他们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古犹太人传统。他们也就是后来从非洲移民到新以色列的黑色犹太人的主体。此外,在埃塞俄比亚占统治地位的阿姆哈拉族使用的语言中有大量的闪族成分,说明这个民族有来自于西亚的民族成份;而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族干脆就是一个亚欧非三组的混血民族。他们系非洲之角闪米特人的一支,使用提格雷语,属闪米特语族南支。

说了这么多关于民族和地理方面的东西,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我们的中心意思是:埃塞俄比亚与西亚、埃及,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极其密切。在圣经上多次提到埃塞俄比亚,甚至有传说犹太人离散之后连圣约柜都被迁往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社区。

好啦,我们进入主题,看看摩西的麻烦到底是什么。

摩西的麻烦是:他又结婚了。

本来,婚姻大事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作为领袖,他的婚姻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面涉及的成分可是太多了。

摩西没有在以色列人中再找女子续弦,也没有再在迦南各族中寻找配偶,其中自然有他的苦衷: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其影响力和自身的风险性都很大。不论他迎娶了哪一个支派的女子,这个支派的地位自然就不一般。现在的以色列人刚刚经过管理结构的改革,很多东西还是非常不完善,各种矛盾冲突、各个分支之间的利益纷争错综复杂。人有时候是很无奈的,如果作为摩西的外戚支系,顺境的时候难保他们不会得意忘形、趾高气扬;逆境的时候呢?各种报复与攻击将会直接加到他们的头上——一场婚姻甚至会引发民族内部的大分裂和大对抗——这实在是摩西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迎娶迦南的女子就更不现实。以色列人一路走来就是要回归迦南故乡。与亚马力人一战已经令他们十分清醒:这条归乡之路决不是一路牧歌的悠扬远足而是血雨腥风的战斗历程。迦南各族更是把以色列人看作真正的敌人。他们不仅要武力上对抗、宗教上影响,甚至要通过联姻等手段把这个民族消化于无形之中——在此后的时代里,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如果此时迎娶一位迦南的公主回来,先不要说是否可能,单是摩西的所作所为甚至都可能成为一个表率、令以色列百姓纷纷效法,如果任其与当地人民往来嫁娶,恐怕这个民族还没到目的地就已经分崩瓦解了。

有历史溯源可查的以色列人大规模迁入埃塞额比亚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在此之前是否也有以色列人由于不堪埃及人的迫害而迁入埃塞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摩西曾经到过埃塞俄比亚的记载来看,从埃及以色列人聚集的歌珊到那里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知道,圣经的头五卷被称之为“摩西五经”,被认为是摩西所写(其死亡之后的部分为后来的领袖续写)。其中创世纪部分则基本可以确认为摩西所写。其中对于伊甸园中河流的叙述: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希底结,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这里,希底结就是底格里斯河,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比逊和基训两条河现在没有很确切的考证。但是从周边环境描述看,这条河更像是青尼罗河。这条河围绕埃塞俄比亚全地。这里所说的古实,包括尼罗河谷地区的努比亚和阿比希尼亚。

鉴于以上纷乱复杂的民族、政治、宗教原因,摩西再次续弦时候的最佳人选地,也只能是古实——埃塞俄比亚。不知道摩西迎娶的是跟随以色列人一同逃出埃及的古实人还是专门去了古实地区。总之,他迎娶了一位古实女子。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离开女人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并不等于是给人提供了滥性的凭据。但如果夫妻双方长久分离,则往往会出现大问题。这一点,作为芸芸众生是如此,作为摩西这样的领袖也是如此。更何况摩西属于丧偶,续弦娶妻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好事往往多磨——摩西的姐姐和哥哥站出来反对他。

 在与法老斗争争取离开埃及的过程中,以及在离开埃及行走于大漠的旅途上,摩西的身边一直没有缺少两个人——他的姐姐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这两个亲人给了摩西强有力的支持。

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米利暗作了以色列人的先知,亚伦做了祭祀。这样,以色列人上层管理体系的“三权分立”制度初具规模——祭祀、先知、君王。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以色列人也基本上是遵循了这个管理结构:君王自不必说,是管理军民百姓的;祭祀的任务是献祭、主管国家宗教事务和百姓宗教生活;先知则有点像后来的舆论监督、可以直接指出前两者和民众百姓的错误和罪恶。先知不是任命的职权,而被认为是受上帝的圣灵感动说出一些话、为的是通过某些人直接表达上帝的意思。

只要被上帝选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先知。先知指出社会的罪恶与不公正,并且以预言的形式告知由此而带来的危险后果。圣经中有很多关于以后以色列人发展的预言,就是古代各位先知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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