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沙的演出结束后，返回武汉打尖。耽搁数日，我们又乘火车到开封，在广智大戏院演出。范宝亭先生在这里收了武二花脸刘奎官为徒。我们参加了拜师仪式。
我们从开封又到济南，然后才回北京，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回到北京时已过五月端午节。
赴武汉等地外出巡演三个月，只挣到三十场戏的份钱，除掉我在外的一座花消，所剩不多。用云溪母亲张老太太的话说，出去三个月，挣了一个月的钱，回到家里，钱也花光了。我离家时，家中就没有多少钱了。三个月的时间实在太长，只能东摘西借地熬日子。好容易将我盼回来，二百元钱，七下里分，八下里劈，还些门前帐，也就完了。亏得在浦口市火车站做事的二姐夫和二姐给家中寄来三十来元钱，日子才算勉强撑下去。
这年的六月，天气炎热，二姐从浦口回京来看望我们。不想她回家就得了病，到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说她腹内长了瘤子，必须住院开刀。这个消息把全家人都吓坏了，住院开刀不是说去就去，还要一笔住院费哪！一家人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二姐夫得信后，从浦口寄回一些钱。哪够呢！又去四处拼凑，凑齐二百元住院押金，总算平安地给二姐动了手术，从腹内取出排球大小的一个水瘤子，全家人长出了一口气。这笔帐未曾还清，三姐的婚期又已迫近，少置些嫁妆，也还是需要一笔钱。母亲很为难、不忍再加重我的负担，可我那时又多少有点小名气，姐姐出嫁没陪嫁，是很不光彩的，甚至会成为一些闲人们茶余饭后解闷的话题。
我也很焦虑。父亲去世后的这些年，一家人相依为命。大姐为这个家呕心沥血，患病惨死。二姐顶替大姐的工作，帮家中挣钱，维持全家生活，结婚时我年岁小，还在科内学习，没尽什么责任。如今，我出科二年多，是家中唯一能挣钱的顶梁柱。这次三姐出嫁，理应由我尽责，怎能让母亲为难，让姐姐在一辈子的终身大事上受委屈呢？债，负得再多些，也一定要借。找谁借呢？我想到了华乐园经理万子和先生。此时他正在监盖新新大戏院。当我在新新大戏院工地上鼓足勇气向他说出为姐出嫁，借一百元钱时，他满口答应，而且既没提还钱日期，也没要利息。后来，只要他应了的演出，尽管我不愿意去，也从不推托。
这个难关算应付过去了，眼看又进腊月，真不知这“年关”该怎样熬过去呀！
出科以来，我一直坚持喊嗓、练功。除了外地巡演，即使是情绪最低沉的时候，我也从未间断。
我每天五点左右起床，与盛利哥相约，同到先农坛城墙下喊嗓。冬天，面对城墙练念自，直练得冻得僵硬的嘴唇和全身都发热、城墙上留下一层唾液结成的冰霜。夏天，会念得浑身是汗，城墙上被飞溅的唾液浸湿。久而久之，我喊嗓所对着的这块城墙留下了一片难以去掉的唾液痕迹。
喊嗓回来，我就到珠市口鹞儿胡同吃早点，然后步行到华乐园练功。练功的项目和在科时一样。那时，张云溪、张小杰、张世桐都在这里练功，我还与他们一起打把子、耍大刀花，还学习了一些武生所用的技巧。当时云溪的父亲张德俊老先生正在指教云溪练《乾坤圈》。（张德俊老先生在上海是与盖叫天老先生同时齐名的短打武生，响名剧是《双夺太平城》，他就是在此剧里首创了翻“跟头”过城的技巧。）
我也跟着云溪学了一些哪吒耍乾坤圈的动作——用巧劲将因扔出去，使圈听话地滚回来，用脚勾起，圈在脚腕上转动数圈后，再将圈踢出，伸胳膊挑住，圈一下子斜持在肩膀上。还学了。恶虎村。中黄天霸的走边和跳铁门坎。不久，尚先生排《青城十九侠》，我演毛霸就用了《恶虎村》走边中的“飞天十响”和“跳铁门坎”。后来李少春排《十八罗汉斗悟空》，我饰伏虎罗汉，采用了耍圈的技巧。这些都得到了观众的好评。
与我喊嗓、练功矛盾的是通宵排戏。我在重庆社的这个阶段，尚先生编演了很多新戏，每月几乎都有新剧目上演。所以，经常在夜里排戏。实际上，我在这些剧目中，都不饰演比较主要的角色，真正需要我通宵排练的戏是极少的。但是尚先生愿意在他排戏的时候，我们都在场，气氛越热闹，他的精神气也就越高。谁若是中途退出，被尚先生发觉。他就会说：“别忙！吃了麻花再走！”后来，只要估计我的戏不多，没必要熬通宵时，就将外衣、帽子脱放在门房，到时候找机会退出，可以不被尚先生发觉。
尚先生每月只演八场戏，又都是日场。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得以看前辈先生们的演出。哪个戏院有好戏，我就赶到哪里去。
在此期间，我看了郝老师与高庆奎先生合演的《史可法殉国》、《青梅煮酒论英雄》、《赠绨袍》、《造白袍》、《捉放曹》、《温酒斩华雄》、《失空斩》等等。看了郝老师与杨小楼先生合演的头、二、三、四本《连环套》、《坛山谷》、《康郎山》、《霸桥挑袍》、《陵母伏剑》、《野猪林》、《战宛城》、《牛皋下书、挑滑车》、《下河东》等。在《下河东》一剧里，杨先生破例饰演呼延寿、兼演大轴子《艳阳楼》。看戏那天，我恰好与尚和玉老先生同坐在庆乐园的最后一排。散戏回家又同走一段路。路上，尚先生滔滔不绝地讲着杨先生的长处：“杨老板演这出戏，是在俞菊笙（号称俞毛包）老板的演法上做了改动，俞老板演得瓷实，杨老板是巧……。”
“我和杨老板是两个路子，他的东西我来不了，我的嗓子也不如他……”尚老先生对同行的尊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尚小云先生爱看高腔，我也随着看了不少。如韩世昌先生的《春香闹学》、《游园惊梦》、《胖姑学舌》等。我最感兴趣的是侯玉山先生的《火判》、《嫁妹》；郝振基和陶显廷合演的《安天会》。陶先生扮演的李天王不勾脸，是老生的扮相。他每唱一段，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郝振基与马祥麟演《棋盘会》，马祥麟饰钟无盐。这是我第一次见旦角勾脸。他勾的是蓝脸，中间一个桃形，我很奇怪。回家后，我找了一本《列国志》，才了解到钟无能是个相貌丑陋、且又非常有本领的一位女子。从此我进一步理解了脸谱的作用。
总之，看戏巳成为我学习、提高艺术表演的最好课堂。这种广开视野，多看、多学、多练的“艺术储蓄”，为我以后进行艺术创作储备了取之不尽的宝藏。
二十八 解危难 时逢转机
二十八 解危难 时逢转机
这个阶段，我常去前门附近张云溪家消愁解闷。有时我和张小杰、张世相在一起打打牌，云溪在一旁撕腿练腿功（将两腿横向撕开，成一条直线，拿着书看）。更多的时候是在这里无拘无束地批掌而谈，诉诉生活上的愁肠苦水。云溪家的日子比我强些，但他也有苦衷。云溪在重庆社演的是三排武生的活，并没挣到三排武生的钱。难兄难弟们同病相怜，互相劝慰。云溪的母亲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她同情我的境遇，经常开导我说，慢慢就会好的，让我们多练本事等机会。
一天下午，我到云溪家玩，云溪告诉我，老太太到章遏云家去了，让我先别走，等她回来，说有要紧的事跟我谈。张老太太与章遏云的母亲是亲姊妹，两家来往很近，云溪母子经常去章家吃晚饭。
“章遏云要到南京演出，约你同去与她合演《霸王别姬》等戏，时间一个月，包银（以月计算的戏份钱）七百五十元，不知你……”没想到张老太太竟给我带来这样意外的好消息！真是久旱逢甘雨，我大喜过望。
如果我能随章遏云去南京，挣来七百五十元，起码年关的“经济危机”可以缓和一步。这样求之不得的机会，怎能不答应呢？可是，我真发怵向重庆社请假。我去南京一个月，会耽误他们演出。又是春节期间，各班社都要加演，重庆社怎能愿意放我走呢？前次马连良先生为了让我陪他演《失空斩》，盛藻哥让我与他合演《青梅煮酒论英雄》，都亲到尚先生家，趁尚先生高兴时提出来，才得允许。按说，那时演员在各班社赶包演出是正常现象，尤其中、下层演员，不如此就不能糊口，为何我就这样难呢？我几次下决心要去找尚先生面谈，讲清楚我目前的处境，以求得同情。然而，当我走到他家的门口，就踌躇不前了，转了几圈，又转回家中。
几天后，章遏云让李华亭前来催问，并送来半月的包银三百七十五元。我必须下决心了。事情很清楚，如果我去了南京，就有被重庆社辞退的可能。去南京只是一个月的短期演出，重庆社是我比较长远的依靠。但是，我若不接受章遏云的约请，年关怎么度过呢？还让要债的踢破门坎吗？谁能帮我的忙呢？不能依靠任何人，只能自救！
事到如今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先解燃眉之急。哥哥帮我出了个主意：给重庆社写信说明情况，来个“边斩边奏”，免得节外生枝。我一听有道理，就让哥哥代笔。我随即拿了一百五十元到“久春戏衣庄”赎回黑蟒等部分霸王所用的服装道具。又与母亲商议，要哥哥跟我一起去南京，互相有个照应，免得家中不放心，还省了一份负担。哥哥在外闯练闯练，日后也好找个工作。此事向章一提，她满口答应。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准备行装，在腊月底登程了。
继“四大名旦”之后，还有四大坤旦之称。章遏云就是“四大坤旦”之一。另三位是雪艳琴（黄咏霓）、新艳秋、陆素娟（也有说是胡碧兰的）。章遏云曾从张长海、王雨生学老生，后改旦行。章认为自己学程派适宜，便以每月三百元的固定包银请来了第一个与程砚秋先生合作创程派唱腔的琴师穆铁芬先生，章得穆先生的教益极多。除此，章遏云也擅演其它各流派的剧目。如梅派戏《霸王别姬》、荀派戏《得意缘》和《钦头风》、尚派戏《福寿镜》、王瑶卿先生杰作《十三妹》等，均得好评。解放前她曾去香港，后到台湾，近闻1980年时，她还粉墨登场演了一次《四郎探母》中的萧太后。
这次她组班南下，也是费了一番功夫的，除约贯盛吉、李宝魁、高维廉，我们几个年轻人外，为了壮其声势，以每月七千二百元的包银聘请王又宸先生挂二牌与她合演《四郎探母》、《王宝钏》等，用二千四百元包银请芙蓉草先生为她演《梅玉配》中的少夫人和《福寿镜》中的夫人。王又宸先生嗓音圆亮高昂，在其成为谭鑫培先生的女婿后，继承了谭派艺术，拿手戏为《四郎探母》、《失空斩》、《盗魂铃》、《连营寨》等。芙蓉草先生原名赵桐栅，他与尚小云、荀慧生同出于“三乐社”科班。工梆子花旦兼刀马旦，以做戏细腻著名。当时四大名旦，名望已定，他看清旦角的形势趋向，甘居二路旦角的行列，给尚、荀、程等人配戏，所以，是二路旦角中的魁首。享受的待遇也远远超过一般二路。有时他在一个晚间不卸装，坐在带篷的洋车里从华乐园赶到中和园，又到哈尔飞，分别给程、尚、荀等人配戏。由此可见有多少班社需要他。演戏不一定非得是主演，如果能演好配角，同样会受到观众的欢迎，被赞为好演员。有了这么二位较有名声的演员，确实给这个临时组成的班子增添了光彩。
在开往南京的火车上，我首次乘坐了软席卧铺，与老生李宝魁、小生高维廉、小花脸贯盛吉（贯盛习之兄）四人一个房间。两天后，车到南京。
章家在南京平江府胡同内租赁一所楼房，全楼十余间，我们一些二路角色、乐队、跟包的都分别住在楼内。王又宸、穆铁芬二位先生与章遏云住在中央饭店。那时，按惯例，演员、乐队、检场人员都不准留胡子，而穆铁芬先生才五十岁上下，却破例留着八字胡，足见不是一般。芙蓉草先生住在我的楼上，他抽足大烟后很健谈，经常找我聊天，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这期间，我除和章遏云合演《霸王别姬》外，又与王又宸先生合作，演了《捉放曹》、《击鼓骂曹》里的曹操、《碰碑》里的杨六郎、《失空斩》的马谡、《法门寺》的刘瑾，还有《棋盘山》的窦一虎、《刺巴杰》的鲍子安、《坐寨、盗马》的窦尔墩等角色。
一次，章遏云要上演《梅玉配》，正在为无人扮演郎中杨先生而着急。“我来！”我毫不含糊地接下演这个小花脸的应工角色。杨先生的戏不多，倒是个风趣人物，此角色身穿袍子、马褂，头戴小帽头，脑后拖着一条苍白的长小辫，脸上挂着一副垂到鼻尖上的眼镜，嘴上粘着两撇八字胡。我在科班时刘盛莲、叶盛兰、陈盛荪演这出戏时，叶盛章扮演这位杨先生，由肖长华先生亲授，从排戏到演出我都经常看，会个八九不离十。这次和章遏云、荚蓉草稍加排练就演出了。他们特意叫人到挂货屋子（相当现在的信托商店）买了一件獐绒紫袍子、黑马褂，让我穿上别提多象了。演出中，观众极为欢迎。过后章遏云说：“没想到你这个架子花脸还能演杨先生，看来坐过科班的就是不同。”芙蓉草也夸我：“你完全走的是肖先生的路子，不错，是个将才呀！”
紧接着，又要上演《盗魂铃》。王又宸先生主演猪八戒，借剧情反串花脸、旦角、小花脸等角色。章遏云若扮演剧中的女妖，戏不重；另演一出，只能加在《盗魂铃》的前边。都不太满意。我就出主意让她丰富女妖的戏，增添一场《女妖坐洞》，“扯四门”唱一段“慢板”，加些“红线盗盒”的舞蹈动作，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她很高兴地采纳了我的建议。可是，剧中的孙悟空也无人扮演，章又动员我助一臂之力。我想，这出戏中孙悟空的戏不吃重，就欣然答应，要她给我找一根亮相，使孙悟空在“棍下场”中耍皮猴、背面花时好看。正好章遏云反串“白水滩”的十一郎时有一根，我用着略短些，也凑合了。演出中，我这个悟空耍棍下场，飞脚、旋子都用上了，再加摆出的一副猴相，也同样受到观众欢迎。尤其我设计孙悟空和女妖的一套从大刀、双刀变化而来的双剑对棍，也收到极好的效果。现在想来，这两个反串角色的演出，倒很是有趣。也体会到“艺术储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当时，周信芳先生和奚啸伯先生都在南京。周先生在开明戏院演全本《封神榜》，奚啸伯在明星戏院演《失街亭》，我都去观摩了。
在夫子庙内，我看见歌女王熙春清唱京剧，还看了著名相声演员张寿臣表演的《文章会》。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相声演员小蘑菇（常宝囗烈士）的老师。他的表演相当有水平，“包袱”垫得好，抖得也好，可谓雅俗共赏。
从正月初一到初五在南京演出，营业还可以。初六开市以后，营业逐渐下降，章家决定改变原来演一个月的计划，由正月十八就到杭州去演。临行前，官方集中所有在南京的京剧演员义演一场，实际上就是官方找借口敲竹杠。周信芳先生演《追韩信》一折，章遏云和王又宸合演《武家坡》、李桂春（艺名小达子、李少春之父）先生演《狸猫换太子》中《拷打寇承玉》一折。我没戏，却得以在台下认真学习。
在杭州的营业，尚能维持开支。春节前后是上海、杭州一带最冷的季节，我们住的旅馆很干净，只是房间里阴冷至极，屋里放的取暖炭盆非常呛人。我宁肯再冷些，也不愿把嗓子呛了，坚决将炭盆端出不要。
每天清晨，我和哥哥就走到西湖边，花两角钱包租一条小船，置身平湖碧波之中，眺望远处亭台楼阁，西湖名胜。中午到湖边“楼外楼”吃饭，那里活鱼、活虾味道鲜美，价钱便宜。饭后，我们往往还到四处游览。
杭州也有一座与上海相仿的“大世界”，我在报上看到王少楼先生在那里唱《霸王别姬》，就赶去看。王少楼是江南的青年武生，《别姬》一剧，他按武戏演。但他在念到“今日是你我分别之日了”一句时，念法很不同于杨小楼先生。他在“分别”的后面增加“崩、登、仓”的鼓点，将全句切开，又将“日”字的音往下沉，并延长其发音，揉进“啊”音，比杨先生的念法更凄惨，我很受启发。干是，在我与章遏云演《别姬》一剧时，此句也处理成“分别”后面加“崩、登、仓”的锣鼓；同时，随节奏采用杨先生双手捧髯口，双手拍掌、双摊手亮相的动作，接念“之日了”，“日”字也按王少楼那样处理，念“了”字时再加用颤音延长，气氛更浓了。直到今天，此句还保持着这样的演法。
二十九 闯新路 离开“重庆”
二十九 闯新路 离开“重庆”
我赴南京后，重庆社看了我的请假信，很生气，无奈我已登程。其时我已做好了重庆社不再用我的思想准备。因上海约尚先生，请他定要带领张云溪、阎世善、未遇春、李宝魁、张世桐和我几个青年，到黄金大戏院演出。并且，尚先生准备排《九曲黄河阵》，剧中的赵公明这一角色物色了几个演员都不理想，还是准备用我。我返京后，又给尚先生等人送去从南京、杭州等地带回的香榧子等土特产，以示歉意。有这样的多种因素，我重回重庆社，轻而易举了。
《九曲黄河阵》是《封神演义》中的一节。写殷纣王命闻大师派赵公明去攻打“周”。周武王兵将战败，美子牙设草人咒死赵公明，赵公明的三个妹妹——琼霄、碧霄、云霄——闻讯摆“黄河阵”替兄报仇的故事。
剧中，尚先生饰大姐琼霄，芙蓉草饰二妹碧霄，张君秋（当时正在学习中）饰三妹云霄，王凤卿饰闻太师，宋遇春饰陆压道人，李宝魁饰姜子牙，我饰赵公明，尚长春饰哪吒。我演的这个角色是为全剧做情节铺垫的主要人物之一。此剧有神话色彩，赵公明又是传说中的财神爷，我感到这个角色大有潜力可挖，于是在扮演时动了不少脑筋。
赵公明勾黑脸、画三只眼，两颊画金钱，身穿黑靠，手使双鞭。
头场，赵公明上场“起霸”、亮相后，左右转身先吹三口火，再转身亮相，使赵公明两眉中间的第三只眼发出熠熠的亮光，观众感到新颖，报以掌声。怎么回事呢？是我在画的第三只眼上按个小灯泡，开关掖在鸾带上，亮相时手扶驾带按开关，灯亮，眼就亮了。
这是当年周信芳先生演《封神榜》中杨任挖眼时用过的，我稍加改动就给借鉴来了。
“会阵”时，“我”将姜子牙杀得大败，追着与他“推磨”，跑回场，表演很火炽。
《赵公明归天》一场，放一道纱幕。姜子牙在纱幕内做命人向草人射箭的表演，我在纱幕外做中箭的反应。此时的赵公明已被姜子牙设草人拜了四十九天，已是神魂颠倒。我将中间眼睛的灯泡抹蓝，表示眼失神，走着病步，左摇右晃地上场。姜子牙命射草人左眼，我速摘盔头扔出去，翻“抢背”，乘机将“彩红”抹在左眼上，示左眼打中，出血，起来唱四句吹腔配合表示疼痛的舞蹈表演。姜再射右眼，我借用《碰碑》中杨令公的脱软靠身段，再“枪背”，抹彩红。最后姜射心窝，我用“翻吊毛”、“摔硬僵尸”等舞蹈动作，表示挣扎，最后赵公明归天。
“财神爷”被射死，太不吉利了。我就借闻大师前来“哭尸”时，速在帐内戴好财神爷的金脸面具、财神盔、穿好绿蟒。随后，舞台灯灭，只用一束亮光照着我，我从帐内出来跳一段财神舞蹈（过去旧班社为取吉利，正月初一开锣演戏，都要先跳加官、财神）。最后拉着元宝车、珊瑚树，在“急急风”中走蹉步下场。
这几场情节铺垫戏搞得很热闹，观众很欢迎。不料管事的却说：“这出戏唱的不是三霄，唱的是赵公明！”旧戏班“角儿”讲究水落石出”的较多。因此，戏只演几场就收了。
我听到这种评语，心中很难过。在“三霄”没上场之前，我将戏铺垫好，且是遵照剧本的安排，并不为过呀：我为演好此角色，花费了很多脑筋和心血。演出时，又是“枪背”、“吊毛”，又得唱、舞、打、跑，累得热汗湿透水衣子，连“胖袄”都湿透（胖袄和水衣子都是穿在服装里的衬衣，胖袄是垫肩的棉坎肩，衬在里面，以显人物高大魁梧）。如此认真、严肃地将戏演好，得到的是几句冷嘲热讽，搭这样的大班社，难呀！
盛藻哥自离开富连成科班，带着一队人去上海后，不久，他们便各自分手。盛藻哥组织文杏社演出。当初我们在科时，我俩曾合演《除三害》、《四进士》、《打严嵩》等剧目，都受到观众的欢迎。他很想约我合作，但见我已搭重庆社，只好作罢。他久想排演《青梅煮酒论英雄》（以下简称《论英雄》），见我每星期都与李洪春、徐东明班社演戏，盛文哥又几次向他推荐我演曹操。盛藻哥就让李盛荫师兄（他是文杏社的管事）来家找我。盛荫是名昆曲家李寿峰之子，盛藻哥是李寿山之侄，两人是叔伯兄弟。他向我说明来意后，我欣然同意，排演《论英雄》也是我向往已久的心愿之一呀：同时我也向他提出几个条件：盛文哥在文杏社，不能因我参加影响他。盛利哥也得随之加入演出，广告宣传要登得好看一些。戏份钱看上座情况再定。协议达成，我们即在不影响重庆社的情况下，开始排戏。
首先，由我修改剧本。高、郝二位合演此剧时，郝老师在吴幼蒸先生写的剧本基础上做了很多修改。盛藻哥从其岳父高庆奎先生那里要来的是吴先生写的原本，我根据记亿大致按郝老师所演的那样修改好。这出戏我看了又看，学了又学，排起来，自然比较有基础，戏很快排成了。
演出前夕，盛荫去到尚先生家中，他们有着亲戚关系（尚先生的前妻是名净李寿山之女），近年较少来往。这次，一来是恢复情感，二来是借我演出《论英雄》一剧，并请他去看戏。事情都很顺利，就是在如何刊登此戏的海报问题上，着实费了一番脑筋。盛藻哥是头牌老生，我虽在科班里有点小名气，但在重庆社里一直还没排上较前的名次，与盛藻哥并排，不大合适。文杏社的主要旦角陈丽芳要在《论英雄》前面演些《玉堂春》之类的戏，其名排在我的名字后面也不大合适。但我演此剧又是高、郝二位合作的对儿戏，不与盛藻哥并排大伤此戏的锐气，也有伤我的锐气。几经反复，终于研究出了让盛藻哥的名字“坐”着，我的名字“站”着，写成下面这种怪样子：
袁 李
世
海 藻 盛
雄英论
为何要在这些问题上那么耗费苦心呢？对了，旧社会中的演员与名利是不可分割的，无名就无利，你就没钱没饭吃。你想要过好生活吗？就得成名。这种思想是解放后需要接受教育，加以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论英雄》首演于庆乐园。我赶制了一顶“相纱”（曹操戴的丞相盔头），临时花一元钱租用了一件红蟒。
《论英雄》的演出非常成功。我的一举一动、一句念白、一个身段、一句唱、甚至一个水袖的运用，无不获得满堂喝彩声。“太象郝寿臣了！”这是观众们普遍的评论。最使我兴奋的是，郝老师之子郝德元师兄，见报上登出《论英雄》的剧目，特意赶来看戏，他给的评论是“出乎意外地象”。经同行们传到我的耳朵里，可想而知，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这件事也成为以后我拜郝寿臣老师的一曲前奏。
此后，我们每星期在庆乐园上演一场，场场座无虚席。我的名字也从第二场开始就“赐座”了，改成：
袁 李
海 世 藻 盛
戏份呢，增长到八元。我进一步尝到郝老师所创的生净对儿戏的甜头，更坚定了信心。尚先生看戏后对别人赞赏我演得很好，也不无感慨地说：“他已经是离槽的马，重庆社恐怕拴不住了。”紧接着我又与盛藻哥合排《割麦装神》。这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失街亭后制作木牛流马及设假诸葛亮将司马懿吓跑，枪收麦子充作军粮的一段故事。盛藻哥饰诸葛亮，我饰司马懿，演出效果也令人满意。在《九曲黄河阵》停演后，我毫不犹豫地应文杏社之约同去南京、济南演出一个月。
我们在南京中央大戏院演出了《论英雄》、《四进士》、《苏武牧羊》、《胭粉记》等。演员阵容年轻，又有实力，高庆奎老先生正值嗓哑休息，随儿子（高盛麟）和姑爷同行助阵，我们的营业极好。尤其是“三国”戏更受欢迎。
我第一次观摩话剧，就是这回在南京看廖一公先生主演的《张汶祥刺马》。这是一出清代历史话剧。我对话剧演员能在无音乐、无锣鼓的条件下进行表演，颇感兴趣。散戏后，我到后台去拜望他们，又请他们到我的住处去玩，交了朋友。此后，再未相见，不知此公尚在何处？甚是想念。
半月后，我们到了济南，营业也极好。刚刚演过一星期，就接到重庆社电报——“即刻赴沪”。事情不那么简单哪！文杏社已和当地北洋戏院订好合同，还有十一场戏。我若赴沪，文杏社就无法演出，戏院也不答应啊；再说，尚先生应黄金戏院之约。欲带我们这些青年演员到上海演出，我虽曾风闻，日期从未对我讲过，此事我也未与文杏社打过招呼，这走与不走，我是毫无自主权了。幸好，重庆社管事随后赶到，请出济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总买办吴晓庵先生出面说合。吴当时在济南有着相当的权势和经济地位，又与各名演员及四大名旦相熟，他与文杏社、北洋戏院经理马少荃、重庆社管事几方会面商定，再演六天，其中三场算文杏社义演（不要报酬）。待我急急忙忙赶到上海，还是误了头三天打泡戏。
我从火车站到住地，途经黄金戏院门口，看到重庆社演出剧目牌上写着我的名字。等我第二天去金老公馆吃饭，牌上已将我的名字去掉。这是重庆社为我的“迟到”发怒而给予的惩罚。
第四天演出《王宝钏》，我饰魏虎，接着演《儿女英雄传》，我饰周德胜，戏都不重。赴沪时，重庆社向观众宣传我是青年演员中一名较好的架子花脸，观众看这两场戏后对我很失望。上海观众也对尚先生的《玉堂春》、《雷峰塔》等骨子戏比较欢迎，所以这次为期一月的演出，我无多少戏可演。唱、做、念什么都发挥不出来，有力使不上，也觉寒心。我暗暗下定决心，要离开重庆社。寻求郝老师生净合作的艺术道路。
正值此时，爆发了芦沟桥事件，报纸、电台每天都传来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血腥暴行的消息。上海沸腾了，广大市民纷纷上街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重庆社匆忙结束了在上海的演出。
我惦念家中的景况，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急匆匆告别重庆社，登车北上。
三十 返北平 处境凄凉
三十 返北平 处境凄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芦沟桥点燃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火，铁路交通受阻，平汉线、平通线均已停车，平沪交通处于半瘫痪状态。我们所乘的是沪——平最后一次列车。软卧车厢内，唯有我和李宝魁两位旅客。异乎寻常的安静，使我们原就紧张的心理又添一层恐惧。时间是那样的难熬……
误点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终于驶进北平前门火车站，结束了这次使我们心惊肉跳的旅程。
走出车站，惊魂未定的我们，未曾来得及庆幸自己的平安到达，立时又被强烈的战争气氛所包围，倒吸了一口凉气。变了，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以往被称为北平最喧闹、繁华的前门大街变得死气沉沉，一片萧条。各家商店收起了五颜六色的招牌，严上门板，紧关店门。无数菜摊、高声叫喊的小商贩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胆大些的小铺面，半掩店门维持营业。路上行人稀少。举目所及的是一袋袋堆在路口准备巷战的沙包、歪歪斜斜贴在玻璃上的防震纸条和三三两两来往巡逻的警察。这一切使巍巍的前门城楼显得越发陈旧、暗淡无光。家中又是什么景象呢？我俩匆匆分手，急奔各自的家中。
我走进院里，母亲正在屋门前做饭。
“妈！”母亲闻声回首，看见了我，立即放下手中菜铲。
“哎呀，可回来啦！谢天谢地！听说火车线上不安定，盼着你回来吧，又怕路上出事。”母亲说着眼圈红了。
“我也着急！芦沟桥离北平太近，怕家里出……。”
“唉！别提啦！那天早上四点半，天将蒙蒙亮，轰、轰的大炮声把我们都震醒了。弄不清是哪打仗，听炮声高咱们不远，你哥哥说，跑吧！我想着，往哪儿跑哇？听天由命吧！八点多钟，炮声算是停了，西屋你虾米海大哥也拉不了洋车啦！说是日本兵炮轰芦沟桥。十一点多，炮又响起来啦，你哥哥跑回来说，看见别人家将棉被堵在窗户上挡子弹，我和你二姐赶紧缝布袢，将被子也挂在窗上。这几天都乱乱哄哄，我担心着，真若打起仗来，你被截在外面，咱们一家子是不是还能见……面……呀！”妈妈哽咽着，流下眼泪。
“我已经回来啦，您就别……”
“是啊！”妈妈撩起衣襟，擦干眼边泪痕，破涕为笑地说：“总算平安回来啦！”
正说着，一股糊焦味冲进我们的鼻子，“锅！”一旁听得入神的二姐喊了一声，跑过去一看，还用说，锅里的菜烧糊了。
“几天都没吃到菜，今儿你哥哥好容易抢着买了点，又烧糊了，真是……”母亲一边端锅，用莱铲不住地翻搅那发黑的豆角，一边可惜地感叹，既舍不得将它倒掉，又不肯让我吃糊菜。
“糊就糊着吃吧；回到家啦，吃什么都是香的。”我高兴地说着，顺手捏了一小块豆角放在嘴里。“真香！妈做的菜就是好吃！”
“那就凑合著吃吧，这一斤三角的价钱比平时涨出好几倍，倒掉太可惜。唉，米也涨价，面也涨价。仗打起来，就更不知会怎么难啦！”
七月底，北平沦陷。侵华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无数颠沛流离的难民，露宿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日本兵把守着四面城门，天一擦黑，城门紧闭，市民们不敢上街，不敢出城，家家户户人心惶惶。不久，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为了给日军主子的侵华罪行涂脂抹粉，出告示让商店开门、剧场恢复日场戏。于是，庆乐戏园约请文杏社演出。这些日子以来，城内货源缺少，投机商乘机诈骗钱财，高抬物价。我们每日维持着低水平生活，钱也仍象水一样地流出。不唱戏，就没钱，特别是一般演员，生活困难就更大，对演出的要求是迫切的。我们也预料到，这样的战乱之年，有多少人能有闲心看戏呢？所以，为了叫座，准备第一场演《群英会》，第二场演《四进士》，第三场演《青梅煮酒论英雄》。这几场戏，日常演出不论在北平，还是到外埠，都是逢贴必满的。尤其是《群英会》，盛藻哥饰演鲁肃、孔明、特约李洪春先生扮演关羽，吸引力很强。虽是如此，结果，仍不出所料，第一天只卖了三百张票，勉强地开了广告费，和基层底包的戏份，我和盛藻等分文未领。第二天更惨，连底包钱也开不出了，只得被迫停演。其他恢复演出的班社也相继全停演了。
我只能终日困守家中，长吁短叹。为了不使岁月蹉跎而过，每天清晨去坛根喊嗓，在院里练练功。下午，到离我家一箭之地的西口库堆胡同盛藻哥家中。我们哀叹之余，将全本《三国志》——从桃园三结义起到诸葛亮七星灯借寿斩魏廷止，如何分段演出，如何搭配人员等，一一进行酝酿。这些想法在以后的时间里陆续得以实现，排演出二十余出三国戏。如：《桃园三结义》、《打督邮》、《孟德献刀》、《温酒斩华雄》、《许田射鹿》、《论英雄》、《斩车胄》、全本《弥正平》、《马跳檀溪》、《火烧博望坡》、《汉阳院》、《长扳坡》、《汉津口》、《舌战群儒》、《激权激瑜》、《临江会》、《群借华》、《六出歧山》（包括《雍凉关》、《天水关》、《骂王朗》）等。
数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看看时近腊月，生活用费有出无入，去南京等地的余款已用尽，全家人暗暗焦急。
一天，盛荫哥兴冲冲来到我家，他进门就喊：“三弟，号外！号外！”惹得西屋李大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到我们屋里来听号外消息。
“哈尔滨、沈阳两地戏院联合约咱们去一部分人演出一个月，包银一万元，吃住、路费在内。你的包银还是七百五十元，怎么样？”这消息称得起头条号外，我高兴地追问：“什么时候去？”
“正月初一，在哈尔滨华乐舞台打泡！”
“太好了！”
“且慢高兴！愚兄还有下情回禀！”
我用手将桌子一拍，伸出食指、中指，指着他说：“慢慢地讲来！”我们心里一时兴奋，竟将台词搬出来，李大妈、妈妈也被逗得跟着我们笑了。
“哈尔滨、沈阳属‘满洲国’。听说，那里市面很乱，便衣、警察动不动就打人。饭馆、戏院前后台都混着便衣，不认识的人，不能多说话……简单地说，传闻到东北见了电线杆子都得鞠躬！”他皱起双眉，笑容也被驱赶得无影无踪。沉默片刻后，我说：“咱们唱咱们的戏，少说话，别招惹是非……”
“对，只要咱们诸事谨慎，就不会捅漏子。我还要到世玉等几个人家里送信呢，明儿个咱们再碰面。”盛荫哥说完告辞而去。
“这地方可是不能去，谁都知道出关不是好事。这年月，穷，不怕；求得人平安，就是福！”母亲等我送走盛荫回屋，连连摇头地劝我。
“是啊，照我看，听你妈的话吧，在外边出点事，得把你妈急坏喽！连我这坐在家里不出门的老婆子都听说过，去闯关东的十个有九个回不来！”李大妈也在旁搭腔，极力反对。
“你们太年轻，脑子热，不知深浅，这是蜜饯石头子儿，好吃难克化。”母亲说。
“这年月，没咱们的路可走哇！什么世道……”李大妈叨叨着回到自己屋里。
我和母亲相对沉默了许久，当然，想的都是去，还是不去。
“妈，我想还是去吧！”我先开口了，“打七月里我从上海回来，到现在五个多月了，就演了那两场戏，还没拿戏份。眼下物价涨得厉害，去南京、济南积余的钱全花完了，眼看年关又到，甭提过年，就是要帐的，咱们也没法子对付。要是有了这七百五，还些急帐，剩下的也够维持一阵子！……”
母亲坐在我那张绿床上，没有说话，提起衣角擦了擦流下来的眼泪。母亲为难极了，让我去演出吧，家里日子能缓口气，但又怕兵荒马乱之年，我在外遭到不幸；不让去吧，家中的困境实在难以解脱。
“听说，南边的仗打得很厉害，日本人把南京也占了……”
母亲听了此话连忙抬头向我示意：别说！我醒悟到妈妈是怕二姐听了着急，二姐夫被截在浦口，不知去向，已经几个月没音信了。
“唉！这年月，还有谁能来过角儿唱戏呀！”我叹了口气，一屁股坐在凳上。
“还有……还有，重庆社我辞了，文杏社没听别人的挑唆，一直与我合作。这几个月，我和盛藻哥琢磨了许多三国戏，想排，想演，就是在北平没办法开锣。好容易，哈尔滨约了我们，我不去，您想，成吗？于情于理，不去不成。妈，我唱我的戏，谁能把我怎样：您尽管放心，我也不是惹事的人……”
母亲听我说得很有道理，勉强同意了，但是，她不放心我一人前去，意欲让哥哥同行，文杏社满口应承，此事总算敲定。
行期定在腊月二十一。清晨，盛荫雇来一辆马车，接我们上路。母亲帮哥哥穿外衣时，还不停地嘱咐：“你要多照顾他，你是哥哥。有事哥俩多商量！”“没事就在旅馆内呆着，别惹事！早点写封家信！”这些话，母亲近日来不知说过多少遍了。为了图吉利，她努力控制着，没让泪珠掉下来。
她又转过身来帮我掖好围巾、扯正帽子。
“到那里就赶紧来信！随时来信！”
“知道啦。”
“少说话，少管事，少出门。”
“嗳！”
“有事跟你哥哥多商量。”
“好！您放心！”为了减轻母亲的担优，我尽量地放松语调，装作毫不在乎。
她一边嘱咐，一边将我的大衣扣扣好。霎时，母亲送我去富连成科班的情景，又依稀出现眼前……
三十一 铁蹄下 横遭欺诈
三十一 铁蹄下 横遭欺诈
此行东北，文杏社只组织二十几人。次要角色均由当地剧场的演员配演。
为了节约路费，避开山海关日军的严格搜查，听从哈尔滨剧场邀角人的建议，由北平乘火车到塘沽，换乘日本轮船到大连，再转火车至哈尔滨。
一路上，我们谨言慎行，总算平安到达大连，大连宏济舞台老板（经理）李香阁将我们接出码头。大连，沦为日本特区的大连，完全被日化了。街市上，日本式的房屋鳞次栉比，举目所望尽是刺眼的日文招牌、日文商标、日本货，令人凄惶。
李香阁热情地为我们接风。席间，他了解到我们的日程还有三天富裕，动员我们抢顶帽子戴，即抢时间加演几场。当时，虽正处年底，是上座率最低的木刀时期。（每年腊月下旬，人们忙于准备过年，无人看戏，剧团封箱停演，称此时为木刀时期）我们的三场演出居然都卖了七成座。宏济舞台是近两千人的大剧场，有七成座的收入，剧院、剧团三七分帐，双方赢利加倍。我们除应得戏份，每天还多分了些杂拌钱（杂拌是过年吃的一种混合蜜饯果脯，喻钱不多之意）。
临行，李香阁嘱咐我们说：“哈尔滨不同大连，那里‘腿子’（指便衣特务）特别多，诸位多加小心，兄弟祝你们一路顺风！”
听了他这几句临别“赠言”，几天来梢觉松弛的心情，一下子又紧张起来。
哈尔滨的冬季是一片冰雪世界，所有的建筑都披着皑皑素装。它们在哀悼，它们在忧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群黑黢黢的乌鸦在低空盘旋，偶尔落在附近几棵高大的白杨树上，发出“哇，哇”的叫声……
我们被带到一家旅馆安置下来。出于小心，大家都“安分守己”地坐在房间里闲谈。
正说着，门开了，进来一个人，将我们每人打量了一下，又将每个床位扫视一遍：“你们从哪疙瘩（东北方言，哪里的意思）来呀？”
我们见来人身穿羊皮袄、黑坎肩，头戴一顶黑皮帽、挺神气，听话音挺硬，眼睛还四处寻看，难道他就是便衣吗？大家不约而同地有些紧张，赶紧都站了起来。文杏社管事王慎之抢先一步，拱手作揖：“我叫王慎之，请您多关照：我们从北平来。”
“你们在哪疙瘩唱戏呀？”
“华乐舞台。您有何贵干了”
“你们有衣服啥的，我求（取）走。”他要我们的衣服？这是什么规矩呀？
“您的贵处是……？”王慎之胆怯地强笑着问他。
“咱是洗衣局的，咱洗的衣服又便宜又好。”
啊！这简直是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我们扑通一下都坐下了，笑哇，几乎笑背了气。唉！回想那时为了挣钱养家糊口，终日将心提到嗓子眼，即便如此，也没少受欺侮。
且喜我们的演出营业甚好。海报贴出，三天打泡戏的票很快售完。几天过去，我们的心情相对地松弛了一些。我和哥哥去道里游逛。哈尔滨这座城市分道里、道外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道里的街道，干净，整洁，绝大部分是俄式的高大建筑，饭店、地下咖啡馆、舞厅比比皆是，彻夜灯红酒绿。道外十六道街是中国百姓居住的地方，又简陋，又脏破。我们看后，不觉感慨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