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
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
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①关于中国方面，毛泽东精辟地分析道：”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力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②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总之，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构成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亡国论者只看见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看不到其他的特点，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速胜论者则根本忘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夸大了其他的特点，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错误的。
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敌我特点在竞赛中继续消长变化着。由于我能运用正确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策略，竭尽最善的努力，促使敌人不断向下变化，即战争越来越使其军民厌战，兵源枯竭，军贫困难，经济危机加深，国际上也越来越孤立；我们则向上变化，即战争越来越广泛地动员其群众，人民军队日益壮大，敌人只能占领少数点和线，我则控制广大的面，兵源、物资丰富等有利条件日益发挥其作用，而且国际上也愈来愈多助。这种敌向下，我向上的变化。随着量的积累，达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即使敌强我弱的对比发生转化，使我们得到最后的胜利。“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所指出的：“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①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37 —438 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39 页。
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基于对敌我特点变化发展的科学分析，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
为了更好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毛泽东井给三个阶段的发展描绘了一个轮廓。
在第一阶段，敌人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企图攻占广州、武汉等地，进而灭亡中国。中国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这一阶段，敌人虽然扩大了土地、人口和资源，但是造成其大批人员的伤亡，武器弹药消耗，士气颓靡，国内人心不满，贸易缩减，国际舆论谴责。在此阶段中，中国在土地、入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等方面有相当损失；但是，同时在战争经验、军队发展、政治开展、人民动员、国际援助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尤其中国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使敌人占领区域阻制在城镇和主要交通沿线的狭小地带。
在第二阶段，由于敌人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在第一阶段的末期，不得不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组织伪政府，搜刮中国人民，以维持和继续扩大侵略战争。而我军己大量转入敌后，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区进行广泛的猛烈的游击战争，并想法调动敌人千运动战中消灭之。
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在敌后将出现三种地区，即抗日根据地、敌占区、游击区。这样就会呈现内线与外线、前方和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大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毛泽东指出：“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大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这一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是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至于这个阶段的时间长短，要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出较长的时间。
经过艰难的长期斗争，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这就为下一阶段的战略反攻作好了准备。
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收复失地的阶段。在此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这一阶段的游击战争，将辅之于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战略配合作用。收复夫地主要依靠本国自己的力量，但还要借之于国际的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待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加强与斗争的胜利。
我们坚持持久战，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在国际斗争的有力配合下，由局部反攻，发展到全面反攻，将最后埋葬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对此作了英明的预见和生动的描绘。他说：“如果我们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战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
然的趋势。“
《论持久战》一书，通篇贯穿着人民战争的思想。无论是为了实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还是为了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具体的战略方针，都离不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离下开依靠人民群众、动员全国军民这个基本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又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毛泽东反复多次地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人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抗日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从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八手，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战争与政治、武器与人、战争中的能动性等一般的战争原则和战争规律；尤其深刻地论述了在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战争中，如何实行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以人民战争打败日本侵略军。这部科学著作，连同毛泽东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军事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做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毛泽东的这些光辉思想，有力地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胜利信心，对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极大的动员、组织和指导作用。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敌后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获得了迅速发展。
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至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15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从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发展到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而且已经把游击战争从山地发展到了平原，创建敌后恨据地的工作也从山区扩大到平原。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敌后抗日战争打开了新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到1938年4 月徐州会战开始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400 余次，毙伤敌人10000 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00 余挺，毁敌汽车500 余辆。
而从1938年5 月至10月的几个月内，共进行了约1000次战斗，毙伤敌20000 亲人，缴获步马枪8000余伎，轻重机枪145 挺，毁敌汽车800 余辆，毁敌飞机24架。
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由于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八路军愈战愈强，它抗击与牵制了日寇在华北的13个半师团、约30余万人的兵力。这时，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西起陕甘宁、绥远大青山，东达勃海之滨的广大山地与平原地区。八路军也在游击战争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8年10月，己由抗战开始时的30000 人发展到25万人。这一时期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也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是坚持侍久战以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个根本条件。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全国抗日军民思想的趋于统一，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发
展，为胜利地转入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寻敌后军民开展游击战的时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几十万大军纷纷溃退，力阻止敌人南进，蒋介石竟决堤黄河，结果不但没有挡注日军的进攻，反而酿成大灾。3 个月之后，日寇把它在豫东的军队调往南面，然后又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汉。从此，在中国抗战史上，一场规模巨大的武汉保卫战就开始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六章保卫大武汉九省通行大武汉，日军进攻迫在前；百万大军御敌寇，国共携手挽狂澜。
早在南京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就开始策划攻占武汉和切断外给线的攻占广东作战，曾计划在1939年上半年实施，但随着徐州作战的进行，这一计划就提前了。
他们认为仍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
日军的方针和部署是“以一部沿长江西进，以主力在陇海铁路以南沿淮河流域西进，切断平汉线，尔后南下攻取武汉，另以华北方面军一部向郑州方面进行牵制作战。由于黄河央堤，淮河泛滥，日军遂改变计划，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合围武汉。
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之交，居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的交接点，地位十分重要，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北连河南中原要地，南接山川雄固的湖南，滚滚长江从市内婉蜒东去，可与赣、皖、苏相呼应，而从宜昌溯江西上，通过三峡，则能背倚巴蜀作大后方。武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为华中之战略要地。
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的许多领导机构迁至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里设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创办了面目一新的《新华日报》。武汉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徐州会战结束后，保卫武汉问题就在全国突出出来。1938年3 月26日，中共中央即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八项建议，“要求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毛泽东在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的电报中提出：“必须准备在徐州会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提出当前紧急的任务为：“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中共代表团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关于保卫武汉的具体意见。所有这些，对于国民党当局下决心组织实施武汉会战起了重要作用。
6 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蒋介石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首先发言说：“南京弃守以后，敌人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武汉，我们在徐州拖住敌人，才延迟了敌人进攻武汉。从长江南北的敌情来看，敌人开始进攻武汉的意图日益明显了。武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衔江南，北带中原，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的地位十分重要。如何进行武汉会战，请大家献计献策，发表高见。”
说到这里，蒋介石停了下来，看了看何应钦说：“敬之，你作为参谋总长，请先谈谈自己的看法！”
“委座的看法极是。的确武汉形势非常重要。武昌现在是政治中心，汉口是华中经济中心，汉阳是军事工业区，有兵工厂和铁厂。武汉三镇是华中战略要地，武汉会战的确非同小可，是关系战争全局的。对此，健生兄已胸有成竹，还是请白副总长谈谈自己的方案吧。”
白崇禧本来没准备发言，想听听别人的意见，现在何应钦指名要他发言，只好接着说：“武汉周围，湖泊密布，港汉纵横，南边有洞庭湖，东边有鄱阳湖，幕阜山和大别山地势相当险要，婉蜒南北，交于长江，是东方的门户；大娄、大巴山脉是西方的屏障；北面有大洪山和桐柏山，南面有五岭山，中
间是沼泽平原。保卫武汉，必须守备外域，要是外围不保，武汉就失去屏障了。“白崇禧说到这儿，有意喝了一口茶，停顿了一下。他想摸摸蒋介石的底，看他对武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
蒋介石对这位“小诸葛”的意见十分欣赏。他急忙催着白崇禧说：“继续讲下去，继续讲下去！”
“长江横贯东西，自然形势把武汉战场分为南北两部，北岸有大别山，可以防守；南面有幕阜山，可以侧翼依托，武汉又有向外放射的公路网，四通八达。
不管从地势上说，还是从野战战略上看，保卫武汉，要实施以武汉为核心的内线作战，这对我军比较有利。不过，也必须看到，海军和空军的优势下在我们方面，而在敌人方面，我们空军有限，海军更少，几乎不能进行战斗，长江变成了敌人进攻武汉的有利通路。“
白崇禧讲到这里，看了看蒋介石的表情，然后又说：“我军在内线作战，渡河点却没法掌握，长江反而成为战场内部的地障。这样一来，长江南北两岸我军很难集中兵力在一方战斗，内线态势，对我军反而不利。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想出什么好的办法，请委座训示。”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他对何应钦说：“敬之，你有什么考虑？”
“敌人不只是掌握海空军的优势，也掌握陆军优势，外围作战也好，内线作战也好，我看，要想保卫武汉是很不容易的。”何应钦说，“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的，只有迟滞敌人的进攻，也就是说，各战区用现有兵力，就所在地域，适当抵抗，进行柔性作战；同时，把各战区的公路迅速破坏，迟滞敌人前进。这样，敌人进攻武汉的时间就会延迟了！”
“把连接武汉的公路都毁了，固然可以迟滞敌人前进的速度，但在敌人到达以前和以后，我军要转移或者进攻，也就发生困难了。是否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白崇禧说。
蒋介石也不大同意何应钦的意见，于是他说：“武汉战区辽阔，兵力众多，战场又分成两半，一半在江南，一半在江北，要适应当前的作战状况，增强指挥机构和战斗力，必须调整战斗序列，单靠武汉卫戍司令部指挥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形势了，我考虑由两个战区来指挥武汉战场，江北归第五区，把武汉卫戍司令部改编为第九区，由陈诚担任司令长官，你们看，这样是不是好一些？”
“这样太好了，成立第九战区，统一指挥，可以增强战斗力。”何应钦讲完之后，白崇禧也说：“委座指示很重要，否则战区司令长官也不好指挥。”
“现在长江两岸兵力多，第五、第九两战区战斗序列也要调整一下。”
蒋介石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江北归第五战区，由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实施协同作战，阻止敌人进犯。两战区作战地境概略沿长江之线，沿江北岸的武穴、田家镇要塞部分及武汉卫戍司令部，归第九战区统一指挥。同时重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精锐兵力，侍敌深入，在新阵地和敌人决战。”“保卫武汉必须守备外围要域，如果外围不保，武汉就失去屏障。刚才健生兄说的极是。”最后，蒋介石以命令的口气说：“参谋部要根据我的意见，拟出保卫武汉作战指挥方针和计划，准备在国防最高会议上讨论一下，最近发下去！”
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参谋部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
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目的，应以各战区力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新构筑强韧阵地于湘东、鄂两、皖西、豫
西各山地，配置精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这个计划体现了武汉保卫战的总体构想，即为保卫武汉核心，在外层配置有力部队迟滞日军推进速度；主阵地则选择在湘鄂赣边境和鄂豫皖边界。湘鄂赣边境有幕阜山、庐山、九宫山、鄱阳湖之险，鄂豫皖边界则依大别山脉作天然屏障。军委会认为，这次武汉保卫战”固不能保我土地之不失，亦不妄冀歼灭敌人“，作战的主要意图是”
消耗敌人之力量，赢得我之时间，以达长期抗战之目的“。
与此同时，军委会还调整了部署：编组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下辖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第二兵团（总司令李汉魂）、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于九江、马头镇、马挡等要地阻击日军溯江而上；从徐州方面撤退的第五战区部队由李宗仁司令长官指挥（7 月中旬以后至会战后期，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下辖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品仙）和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二十七集团军，分别于大别山东麓、北麓阻敌前进，一部于黄梅、广济一带防守和进行机动作战。参加武汉会战的第五、第九战区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达130 个师，蒋介石任总指挥。6 月27日，国民党当局颁发《抗战一周年宣传大纲》，提出“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一时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
为了夺取进攻武汉的前进阵地，6 月7 日，日军波田支队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在日舰的掩护下，从镇江乘船溯江西进，12日攻占安庆。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即向潜山、太湖方面转移。日军第六师团6 月2 日在合肥集结后，沿舒城、桐城前进，并向太湖进攻。守军第二十六集团军，由霍山方向侧击进攻太湖的日军，中日双方即在潜山、太湖之线以西山区形成对峙。至此，日军将安（庆）合（肥）
公路打通，武汉会战随之展开。
为了加强对进攻武汉各部的统一指挥，日军大本营于7 月4 日发布命令，变更华中派遣军及第二军战斗序列，编组新的第十一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畑俊六大将，下辖第二军和第十一军。编入第二军的有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编入第十一军的有第六，第一○一、第一○六师团和波田支队，编入派遣军直辖的有第三、第九、第十八、第一一六师团。这样，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达12个师团，共约40万人。
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2 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袭击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四大队长李桂丹，率飞机29架起飞迎击，经激战击落日机14架、李大队长以下5 名航空战士英勇牺牲。4 月29日，日军飞机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集中飞机67架严加戒备，待日军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后，分别向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展开攻击，共击落日军飞机22架，给进犯日军飞机以沉重打击。
5 月19日，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唤升、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二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阵地加油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等城市散发了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首次完成了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 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的空袭。前后5 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保卫武汉的作战。
值得指出的是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
在与中国空军配合一道对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苏联义勇敢死队号称“正义之剑”，在空战中有不少人受了伤，更有不少人为中国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时负责武汉保卫战宣传工作的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写道：武汉上空有好几次的保卫战，事实上都是苏联义勇队的战绩。就我亲眼看见的一次说吧：4 月29日是日寇的所谓“天长节”（“天皇”的生日），那天敌机大量侵袭武汉，据说是费了两星期筹备的。那天的天气很好，上午我们正在武昌城内陈诚的公馆里开宣传会议，空袭警报发了，大家都进了园子里的防空室，我却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天空中泛着团团的白云，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绒花。高射炮的轰鸣、飞机的拍音、炸弹的爆炸、机关枪的连响，构成一个四部合奏。双方的银翅在日光下穿梭翻腾，或上或下，或反或侧地搏斗。据术语说，那是在演着“狗斗战”
（Dog-Fighting），怕应该成为“鹰斗战”（Eagle-Fighting）
吧。忽然有的放红光，泄着黑烟，划空而坠，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声有色、鬼哭神嚎的画面呀。那样足有30分钟光景，宇宙复归于沉寂了。那是最激烈的一场大空战，辉煌的战果，击落了敌机21架，我方损失5 架。
“正义之剑”不仅斩杀了空中的鹰，而且还斩杀了水上的鲛。据统计，在长江里面炸沉了敌舰12艘，炸毁了16艘。这些毫无疑问，也就是延缓了武汉陷落的重要原因。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时，中国海军在九江至汉口间水道进行了激烈战斗。
在武汉前卫之田家镇间布水雷1500余枚。9 月8 日，炸沉日军军舰两艘。自9 月中旬起，中国海军一部与日舰在田家镇要塞展开激战，击沉日舰多艘，有力地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其中“中山舰”在金口与敌机战斗中，尤为英勇。在敌机15架轮番狂轰滥作下，“中山舰”用舰上的炮一直与敌机进行激烈的战斗。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铁柱继续指挥。全舰官兵无不坚守岗位，在战斗史上写下了壮丽的可歌可泣的诗篇。
武汉会战期间，是国共两党关系较好的时期。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援下，战区军民掀起“保卫大武汉”的运动。国民政府进行了动员，组织优势兵力进行了英勇抗击。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机构，积极参与了关于保卫武汉及持久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杀敌热情。当时，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主管文化）厅长，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这时抗战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武汉就组织了10个抗战演剧队。特别是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对宣传抗战，鼓舞人民坚定胜利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由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捐献运动，5 天共筹集抗战资金100 多万元。参加献金的有工人、农民、职员、教师和商人，每天从早到晚川流不息，那100 多万元的数目，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这说明在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抗战热情。
为了推动蒋介石抗战，增强两党的合作，在武汉保卫战期间，周恩来带来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全文如下：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的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敢其凶锋，然而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
前途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须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者注）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须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
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毛泽东谨启。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①日寇在攻打武汉时，把华南的广州、华北的晋察冀边区，看做与武汉有同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拟定了一个“北围五台，南取广州，中取武汉”
的作战计划。五台指的是晋察冀边区，处在山岳地带，东越平汉线，可以袭击平津冀东以至与东北相呼应，南控正太路，可直下豫鲁中原之地，西经同蒲路，与陕甘宁边区只隔一条黄河，北依平缓路，直通塞外大漠，是极端险要地区。蒋介石在政治部向周恩来试探道：“这一次日本人攻打五台，根据华北日军司令杉山元费尽心机，调集5 万大军，分25路合击，恐怕八路军这一次很难对付吧？”
周恩来一笑，答道：“不但兵分25路，据前方的消息说，日寇为了害怕我逐个击破，特别加强纵深配备，步步推进，构筑据点。路上只要碰到可疑的森林和山地，就拿大炮乱轰一通，这个名之曰‘威力搜索’；如果发现他进路附近有我们的部队，那他马上畏缩得像一乌龟。”
蒋介石讪讪地笑道：“嘿，嘿！听说‘七七’抗战一周年时，你们主动出击，对日军展开了进攻？”
“是的。”周恩来点点头说，“刚才我和陈诚先生曾谈到此事。‘七七’抗战周年那天，我们曾向平绥、平汉、正太各线扩大进攻，血战了好几个昼夜。我们炸毁了北平城外的石景山发电厂，把敌伪吓得紧闭城门。”周恩来指指陈诚说：“陈部长那边有一份报纸可以参考参考。”
陈诚连忙把这份来自敌占区的汉奸报摊在桌上，指给蒋介石看，并道：“诺，恩来兄说的就是这一段：”共产党军队乘日军大举围攻武汉之际，肆意猖獗于晋北、察南、冀东诸地，……彼等总巢穴乃在山西省北部高峰之五台山附近，上述各地皆支蔓。近益扰乱内长城线，威胁北平。……以价值论，汉口、五台各为国民党及共产党之根据地，日军决心一面攻武汉，一面进剿五台。‘“
“现在战况如何？”蒋介石看了报纸上的报道后向周恩来问道，并说：“看来，敌人来势汹汹，你们如果没有把握，犯不着同他们硬拼。”
周恩来说：“前方战事如何发展，此地很难估计，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抗战！毛泽东同志在5 月26日至6 月3 日那几天①见《蒋总统秘录》第一册，71页。
中，曾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论持久战》，他指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确立了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啊，好极了，好极了！”蒋介石连忙插嘴道：“出版以后，希望先睹为快才好。”双方客气一阵之后，蒋介石就告辞了。
局势发展很快，敌人“北围五台”的计划彻底破产，“南取广州”的行动马到成功了。晋察冀的八路军在广灵、易县、滦源、阜平打了好几个大胜仗，5 万日本兵不但毫无所得，而且损失了一个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和清水、正亚两个联队长。通过这次反扫荡，晋察冀军民经受了新的考验和锻炼，抗日根据地也较前更加巩固了。
然而，广州的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
为策应攻取武汉作战，并切断华南方面的中国国际补给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即决心实施广州作战，并于1938年8 月中旬着手此项作战准备。9 月7 日，当华中日军进逼武汉的时候，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做出攻占广州的决定。并随即抽调第五、第十八、第一○四师团和第四飞行团为骨干组成第二十一军，与海军第五舰队协同，以主力在大亚湾海岸，一部在珠江沿岸登陆，攻取广州，10月上旬，上述部队相继到达台湾海峡、澎湖岛集结。
10月11日黄昏，日军第二十一军突入南海大亚湾口。当时，广东方面驻军为国民党军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所部，兵力分散，戒备松弛，尤其大亚湾地区防御力量极为薄弱。10月12日凌晨、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即于大亚湾登陆。
是日，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照会驻日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同一天，蒋介石电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具等地调兵，保卫广州。次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东。10月13日，日军登陆之后，连续攻陷淡水、稔山。16日占惠阳，尔后主力沿广州惠阳公路进攻，相继占领博罗、增城和从化，一部沿樟木头至东莞公路进攻。10月17日，广州各界人民7 万多人举行游行，决心保卫广州。
此时，国民政府军委会从第九战区抽调第六十四、第六十六军驰援广东，以迟滞日军前进，但该援军未到达战场，余汉谋即已于10月21日奉命放弃广州。当日，日军由队化、东莞进占广州。22日，日军一部由珠江口溯江而上，向广州方向突进，23日占领虎门要塞，并先后占领中山、顺德、佛山、三水及深圳等地，控制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主要地区。
却说日军进入广州后，就在西堤大马路迄十三行、汉民路、惠爱路一带纵火焚烧，偌大一个广州城，市内大火达三昼夜不熄，市街被焚40余条，财产损失不可数计，实是广州有史以来未有的浩劫。未纵火前，日兵沿街掳掠财物，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等被劫一空。黄花岗附近日兵枪杀外侨一名，陈尸路旁，无人过问。
沙面与沙基交通断绝，为防止我方游击队，日军将沙基平民住宅区焚毁，并在市内构筑工事。在惠阳县属飞鹅岭日兵，每天四出劫掠，强奸妇女；沿途强拉民夫，到广州后便予枪杀。淡水一带日军，捕获妇女600 余人，每日轮流奸淫，稍不遂意，即遭枪杀。
对于国民党军不战而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有良心的国民党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的，在武汉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一般中国同胞的悲愤更不待言。在军委会会议席上，蒋介石对一连串问题，一时也无从答起。那些发问的部属，一改平日卑躬屈膝的口吻，而是慷慨激昂，一位
曾在《大公报》工作的老记者，记下了这些质问：“请委员长严查：广州之失，骇人听闻！我驻粤部队有5 个师两个旅，外加邹洪保安队18个师以上，仅观日军在数量上比我小得多，为什么不战而退！”
“请委员长严查：日寇侵粤之前，粤境守军几达30万，为什么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有20万人马反而走开！”
“请委员长严查：综计敌人从大鹏湾登陆起，到占领广州为止，为期不过10天，实开抗战后失地之速未有的先例！我们不能光说对不起孙中山先生便算，希望严办失职人员！”
“请委员长严查：听说敌人进入广州之前，广州青年4 万多人志愿杀敌，可是没有人去领导。这种现象简直无以形容，难道负责守卫广东的竟是麻木不仁、丧心病狂、禽兽不如的东西！”
1O月21日，也就是在广州失守的当天，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特致电蒋介石：“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据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事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盼望我能坚持一两个月。”
对各方的责难、质问，蒋介石无言回答，一筹莫展，只是宠统地说，对失职人员一定查办不怠！
且说广州失陷后，粤汉铁路线即被切断，加之平汉铁路线被切断，以及武汉外围要地失守，武汉三镇即告危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并令撤退武汉外围部队，长江南岸部队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长江北岸部队撤至鄂北、鄂西北地区。10月25日，国民党放弃武汉。是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接见中外记者，指出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数月以来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掩护后方的任务已毕，武汉已失去重要性，因此决定转移兵力，与敌周旋。
武汉会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 个半月。日军共动用12个师团，人数达40万之众。中国军队调动了130 个师的兵力，在皖、豫、鄂、赣四旨，纵横各数百公里的辽阔的华中大地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此次会战日军公布伤亡3 万多人。国民党官方公布，日军死伤20万人。
由于战役指导被动应付，中国军队死伤也很惨重。
这次会战虽以放弃武汉告终，但是保卫武汉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日军的力量受到很大消耗，日军的战略进攻在此会战中达到顶点，尔后开始走下坡路，从此再无力量举行如此大规模的进攻了。正如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所指出的：“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便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避免大的不利决战。”
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此间，国民党内失败主义情绪日益滋长。这一情况下，日本政府对华采取了威胁和诱降相结合的政策。
1938年9 月，伪“临时政府”与“维新政府”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筹备建立伪“中央”政权，并发表了认贼作父、投降卖国的反共倒蒋声明，加紧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对地方军阀、地方统治者、反动失意政客进行收买、策反活动，企图分裂和瓦解抗日阵线。
为此，1938年11月3 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重
提日、“满”、中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并改变了原来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示“只要国民政府放弃其一贯指导方针，变换人事，实行更新，参加新秩序建设，帝国政府亦不拒绝”。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提出了“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对华三原则。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要求“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没有放弃以军事手段迫使中国完全屈服的企图，但其政策的重心已由军事战略转向政治谋略，对国民党政权由原来的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到了以政治诱降为主，企图在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压迫下，通过政治外交，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实现其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战略目标。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长期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了，从而走上了自绝于国家和民族的罪恶道路。
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章汪精卫叛国投敌抗日艰难百战多，牛鬼蛇神唱降歌；汪逆甘当儿皇帝，举国声讨震山河。
在战争失利、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内妥协的情绪在增长，抗战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国民党的主体和大多数成员还是坚持抗战的；但是，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明显的分化，妥协动摇、分裂倒退的活动日趋加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