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决心要公开叛国投敌了。
为了投敌叛国，破坏抗战，早在1938年7 月5 日，汪精卫指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辞职密赴日本，会见陆相板垣等人，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敌手”的方针，以利进行议和活动。日本遂确定以汪精卫为“交涉和平”的对象。11月20日，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招降声明及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日汪秘密协议规定：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侨民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赔偿日侨损失；日、汪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汪精卫待机成立新的政府。
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活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为了探听虚实，1938年12月7 日，蒋介石在桂林特派心腹陈布雷前往重庆同汪晤谈。双方见面寒暄过后，汪先问道：“委员长分明今天来重庆，怎么又不来了？是否桂林有什么大事要处理？”
“没有，没有，是因为气候太差之故。”陈布雷心想，此人的确厉害，说话可要小心。于是开始探问道：“东京方面接二连三广播，副总裁一定都听到了。”
汪精卫摸了摸下颌，先入为主道：“不知道委员长有何表示，有何指示？”
陈布雷支支吾吾答道：“没有，没有什么。”汪精卫说：“布雷老兄行装甫卸，夤夜贺临，一定有所指教，别客气了，别客气了！”
“委员长听说副总裁最近很忙，但有关日本方面的问题，想和你交换交换意见……”还没等陈布雷说完，汪精卫就故意打岔说：“忙什么，还不是准备这个会、那个会的？可是比起委员长来，他日理万机，兄弟虽忙，差得远了！”
“委员长一到重庆，对日本方面的声明一定有所表示才行。”陈布雷说，“因此，在他来渝开始办公之前，希望听听汪副总裁的意见，一来毒考参考，二来避免同副总裁之间有所歧见。”
“啊，不瞒布雷兄说，这个局势实在令人焦心，有人说要打下去。可是我问你，我们的事情非常明白：我们虽是个大国，但是我们是个弱国，军力、财力都不济，我们凭什么打下去？这一点委员长也是清楚的。……不过日本方面也有困难，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怎样结束这场战争，布雷兄深谋远虑，一定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无法抗战，他们是难以结束。”
说到这里，汪精卫喝了一口茶，又以狡黠的目光看了看陈布雷，然后说：“那么，如果有人在这时候从中另作布置，那么来日大难，不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吗？”
“对于眼下的形势委员长是很着急，他希望副总裁在这时候，运用你的智慧，把中国危险的前途扭转过来！”陈布雷说。
“委员长言重了！”汪精卫心中暗笑：“老蒋啊，老蒋，你这个狐疑病，可便宜我了。”于是堆下一脸笑道：“布雷兄，委员长未免虚怀若谷了，兄弟一切唯命是从，只要委员长有什么吩咐，兄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陈布雷见此情形，就直言问道：“日首相近卫最近说过‘若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也不事拒绝’。外面有人说，近卫所指的‘其他人员’，恐怕就是，就是……”汪精卫临场作戏，哈哈大笑道：“布雷兄别兜圈子了，有人是在说我，是不是？”接着双手按膝叹道：“按目前情况，中日再打下去，双方元气大伤，却叫共产党占了便宜，赢得更多的老百姓的拥护。
这不叫做亲者痛，仇者快吗？“
“汪副总裁实在有眼光！”陈布雷说，“在衡山那一段时光，有几位中央大员在委员长面前谈到有关副总裁的问题，却给委员长一个一个解释了。
委员长对副总裁，实在佩服。“
“委员长对我这番厚意，多少年来，我都是记在心里，真是谢谢他了。”
汪精卫细辨其中的滋味，机智地说道：“委员长既要领导抗战，又要领导建国，他当然是最高领袖，即是将来和平实现，还是要由他领导么！”
“副总裁真是了不起！”陈布雷忙不迭夸奖道，“对任何事情都有见地，而且是那样的合情合理！”
陈布雷告辞后，汪精卫急匆匆回到内房对老婆低声说：“快收拾行李！
快收拾行李！“陈壁君一怔道：”怎么？长沙还没有完，重庆又要忙着撤退吗？“汪精卫把事情交代明白后说：”懂了吧？如果阅府统清，难免启人疑窦，只要你带着孩子们离开重庆，事情就简单了！“
陈壁君轻轻掩上房门说：“话虽这么讲，可是你是副总裁，人家不会说闲话吗？抗战吃紧时，堂堂副总裁把家眷送出国门，是何居心？你不怕人家说你要当汉奸！”
“汉奸！”汪精卫脸一反说，“就说我是未来的汉奸，他姓蒋的早已是汉奸了！你看他那一帮皇亲国戚，你看他所作所为，哪一件事不是出卖中国的？说实话，要是我将来真的做了这个，我姓汪的卖国也不会像他那么彻底！”
“我所以下这个决心也不容易，”汪精卫说，“壁君，你知道，这十多年来我吃够姓蒋的亏！‘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推翻满清的工作，难道姓蒋的比我做得还多吗？中山先生死后，无论论地位、论功劳，我都比姓蒋的高，民国十四年、十五年，我都做国府主席，可是这家伙阴险毒辣，抓着军队，利用共产党完成北伐，然后把他所有的政敌一脚踢开，培植自己势力，这几下子便奠定了他的地位，我姓汪的就变成这个样子，徒有副总裁的虚名，什么权力也没有！”
“如今时机紧迫，你先带孩子们出去，然后咱们再会师。”汪精卫作贼胆虚地说，“看来，我同近卫之间的往来，姓蒋的有所察觉了。今天陈布雷来，旁敲侧击，多方试探，蒋介石心毒手狠，我们不能再等了，夜长梦多，只好破釜沉舟了！”
却说汪精卫下了当汉奸的决心后，群丑们便分头紧张活动，11月29日，陈公博应汪精卫之召自成都飞重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研究日汪密约的各项文件，一致同意，并电告香港通知高宗武，制定行动计划。12月5 日，周
佛海利用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到昆明“视察”，溜出重庆。当飞机起飞时，周佛海还发了一通感慨：“别矣重庆，国家兴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送之时欤。”
周佛海简直像输红了眼的赌徒，身败名裂在所不惜。
汪精卫在周佛海赴昆明后，命他的内侄陈春圃于12月8 日飞昆明，让他们转飞河内至香港，陈春圃则继续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系，并专候汪精卫飞昆明日期的电报，以便通知当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去接待。陈春圃的另一任务是代订由昆明至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外逃人员运送河内。
当汪精卫不能按期逃离重庆时，曾发出这样的电报：“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陈春圃据密码译出后，不解其意，一再核对，持以问周佛海，周笑着对陈说：“一点不错。”周佛海接着解释说：“‘兰姊’是汪先生的代号，‘秀妹’是对方的代号，‘出阁佳朗’是指对方（日本）发表文告的日期，意思是说他不能依原定日期离开重庆，要通知对方不要因等他而误了发表文告的日期。”周并说，这些代号和隐语在重庆时就口头约定的。并由梅思平回港时通知了高宗武的。
到了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得到机会出逃了。那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这个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是可以不参加的，恰巧，这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参谋长来到重庆，他手里有几张飞往昆明的飞机票，在蒋训话时，汪精卫就乘机溜走了。
据汪氏身边人员们的回忆，在汪精卫乘飞机离渝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幕戏剧性的情节。即12月18日上午9 时许，陈壁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4 人，先赴重庆珊瑚坝机场，约定汪精卫在起飞前几分钟赶到。陈壁君等在机场时，刚巧空军司令周志柔也正拟乘这班飞机飞滇，不过周志柔并未意识到发生什么情况。
陈壁君等都非常焦急，她嘱咐曾仲鸣，如汪氏迟到，可向机场说明有副总裁搭乘，令飞机延缓起飞。直到起飞前数分钟，汪精卫偕卫士桂连轩才及时赶到机场。周至柔这位空军司令照例上前谒见副总裁，陈壁君这时才告诉周至柔说：“汪先生是去昆明演讲。”飞机为了加油之故，迟不起飞，汪精卫故作镇静地在机场上散步。
好不容易熬到飞机起飞，航行中又发生了一个令汪精卫不安的小插曲。
周至柔因为有汪精卫在，为要在副总裁面前显示一下他的飞行本领，走入操纵室亲自去驾驶飞机，经过了长一段时间，周至柔兴犹未尽，但陈壁君对周至柔发生了很大的疑虑。她想：是不是蒋介石故意让汪精卫上了飞机，再命周至柔亲自将飞机驶回重庆？她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只好暗中告诉汪的卫士桂连轩加强戒备。汪精卫夫人正在忐忑不宁之际，周至柔却已过足了驾驶瘾，从操纵室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他经过汪精卫的座位时，还向他致敬，不过这时汪副总裁竟连赞美他一声的兴趣都没有了。
汪精卫一行抵达昆明时，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党政要人前来迎接，街上还挂起了国旗，这使汪精卫更惴惴不安。他私下对陈春圃说：既然托辞演讲而来，但实际上是借路溜走的，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应付，而且待到前来他们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所以只好一律不接见。于是就由曾仲鸣转述汪精卫不能接见的原因，说什么，汪副总裁因在飞机上颠簸太甚，脉博又间歇，只好改日接见等语，敷衍了事。
虽说汪精卫溜出了重庆，但他深知昆明不是久留之地。所以汪精卫急于
向龙云交底。此前，陈壁君作过了龙云的工作。汪精卫操着无赖的口吻对龙云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地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介石，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就这样，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汉奸，包括陈壁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陈常焘等十余人，于1938年12月19日乘坐龙云包乘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开始了他们的汉奸生涯。
在汪精卫抵达河内三天以后，即12月22日，日方发表招降声明——《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即近卫第3 次对华声明。近卫佯称“日本出兵的真意，绝无领土野心，并无军费赔偿之要求，日本之目的，仅要求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并对实际履行其任务，能作最小限度之保证。”且看近卫声明的原文，就可以知道它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货色。“声明”说：“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
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一事，实为调整日、华帮交之急务。”
近卫声明指出：“鉴于中国现实情况，为充分保证达到防共的目的起见，要求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继续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进行防共，并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近卫声明说，“要求在日、华平等的原则上，中国承认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之间历史上、经济上的关系，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近卫的《调整对华外交方针》的声明，不外是要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在防共的名义下，在内蒙日军拥有驻军权，并加紧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
在近卫声明发表一周后，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的叛国“艳电”。劝诱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妥协求和。公开响应近卫声明的对华三原则，美化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要求蒋介石以近卫声明为基础，实现中日“和平”。表示“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若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可达”。同时，汪精卫要求日本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前，不要与英、美等国引起争端；在汪政权建立之前，每月供给活动费300 万元；彻底轰炸重庆，进攻长沙、南昌、潼关等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汪精卫在“艳电”中，只字不提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反而胡说什么“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犯，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似乎这次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国至少负一半的责任，汪精卫采取了各打五十板的态度。他把日本挑起的“九一八”
事变、“一二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
事变等一笔抹煞，其认贼作父的汉奸行径和奴颜婢膝的丑态，真是无以复加了。
汪精卫逃往河内并发出《艳电》，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冲击。为此，当时正在河内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及国民党内与汪精卫有交情的人们，纷纷前往作汪精卫的工作，劝汪改变主意和就此止步，但
遭到汪精卫的断然拒绝。一个月后，谷正鼎再次奉命到河内，他带来了汪精卫需要的出国护照和一笔可观的旅费，蒋介石让谷正鼎转告汪精卫说：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可写文章，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受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当然听不进去。他不仅不听，还感情冲动地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迫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和壁君的票。我被他逼迫出国，出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汪精卫还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说：“他（指蒋介石）
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果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的！“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日行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根据地军民以及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纷纷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提出“拥护国民党中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周恩来在重庆发表谈话指出：“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的抗战力量。”国民党的抗战派何香凝，民主党派抗战人士沈钧儒、陶行知、史良等，都通电讨汪。全国规模的反汪卖国的怒潮，使汪精卫汉奸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在对汪精卫争取失败后，为了根除后患，就动用了蓝衣社特务组织，派了戴笠手下的大将陈恭澍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汪精卫这时住在河内高朗街27号，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分别住在三楼的两间卧室里。
二楼为会客厅及其他随从人员卧室，一楼为汽车房和服务人员、卫士居住。
据陈恭澍回忆，他们为了阻击汪精卫，在住宅对面租赁了一幢房子窥察了一个多月才动手的，因此对汪寓的生活起居状况和各卧室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1939年3 月19日，刺杀汪精卫的行动组长陈恭谢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紧急电报，要他们对汪精卫开始行动。3 月21日午夜以后，6 个刺客用斧头砍断了竹篱，爬进了花园，用人梯方法攀上窗门。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走廊。但是在20日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壁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汪精卫搬到另一房间住。刺客们显然不知道这个变化，便冲向曾仲鸣的卧室，砍破房门，枪口集中向曾仲鸣射击。刺客们以为目的已达到，立即逃走。曾仲鸣则因胸部被击中，伤重毙命，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曾仲鸣临死前还说过这样的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我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表明他对汪精卫的“忠心”，汉奸的心声，可悲！可耻！
河内刺杀案的消息传到香港，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何炳贤等均聚集在九龙太子道周佛海住宅，诚惶诚恐地讨论这个案子，四处打听刺汪的来龙去脉。
正当汪精卫感到危机四伏的时候，3 月22日，也就是在刺杀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派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等去河内，将汪精卫隐藏在安全地点。4 月下旬，汪精卫先派周佛海、梅思平等回到上海招降纳叛，组织汉奸势力，然后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返上海。汪精卫充分意识到进入上海实际上就成为在日本刺刀保护下的傀儡，他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拿上海租界作为遮羞布。他在船上，
对这次前途未卜之行颇感渺茫，有一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歌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迁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后来汪精卫在《论思》一文中解释这首诗中的背景，极力为他的卖身投靠作辩解。他一方面装出为民请命的样子，把自己说成桓温①式的人物，同时借机攻击坚持抗日的救国者，把他们说成像王衍②那样清谈误国的人，从而为他的汉奸活动辩解；另一方面，大肆曲解文天祥大义凛然的诗句，似乎文天祥不过是一死报国，而他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倒比文天祥高出一筹，借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5 月6 日，汪精卫乘日轮“北光丸”一抵上海，就住进上海江湾土肥原的公馆。从此就在日军的保护下，联合南北大小汉奸，进一步策划罪恶的叛卖勾当。
5 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11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到达东京。6 月6 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即通过《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决定：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既成政权和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为成员；新政府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日华国交；新政府成立日期以配合战争发展等因素为前提；政治形式采取“分治合作原则”等。
并确定五相分别与汪会谈，对汪进行“工作指导”。汪精卫集团向其主子献上《收拾时局具体办法》，乞求各相的支持。
5 月16日，五相会议通过汪伪拟定的卖国《办法》，要求汪精卫回国后，“首先与临时、维新两政府首脑及吴佩孚等各方面开始祈冲”，并加紧筹备汪记国民党代表大会，以汪为总裁，提出伪政府名称和首都，“可在中央政治会议中议定”，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
等字佯。规定这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最高指导方针。并与日本正式调整邦交。关于日本控制汪伪的方针，今井武夫后来概括为三条：即一、在国民党（汪伪）最高指导方针中，明确表示日、满、华三国睦邻结合的主旨。二、国民政府（汪伪）于还都南京时，立即确认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并发表相应的宣言。三、国民政府根据上述日华新关系的原则，正式调整邦交。实际上，日本打着“调整邦交”之名，行独吞中国之实。
日方的这些规定，已远远超出汪、日双方在“重光堂会谈”中所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的范围。因此，这个所谓“中央政府”，从人员组成到指导方针乃至成立日期，都得由日本点头许可，说明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
汪精卫从日本回国后，即与华北伪“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府”
及伪“蒙古自治政府”的汉奸头目，就成立汪记国民党、伪“中央政府”等问题，积极勾结策划。汪逆不顾国民政府对其明令通缉，于8 目28日在上海召开由国民党投敌分子参加的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推选汪精卫为临时主席，通过了以反共为基本“国策”，修订汪记国民党党纲，调整①桓温（312373）
东晋大将，素有雄才大略，屡立战功，受人民拥护。后3 次北伐，终未如愿。回朝后，意欲受禅自立，未遂，而病死。
②王衍（256311）西晋大臣，好老庄玄言，清谈虚无，专谋自保，不以国事为重。
中日关系、和平建国等提案。
日本为使其取得的权利明确地规定下来，12月30日，日、汪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要纲”规定：第一，中国承认满洲国；第二，在新国外交恢复以前，维新、临时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加以继承；第三，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以及军事筹各方面的权力和合作关系；第四，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地下资源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在以上地区的防区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通讯、港湾和水路在军事上的要求；第五，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中聘请日本军事、财政、经济、技术顾问，以确保上述条款的执行。
这个卖国条约的签订，实质上是对中国全部主权的大拍卖。汪逆签约后，即为其登上最高傀儡宝座奔波。1940年1 月下旬，汪精卫和华北伪“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华中的“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及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代表李守信等，在青岛会谈，就伪地方政府和伪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央政治会议人员分配等问题达成协议。3 月20日，汪精卫召集大小群奸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确定所谓“实现和平”、“实施宪政”。3 月30日，以汪逆为首的全国性伪政权“国民政府”，在日军刺刀的保卫下于南京粉墨登场。这一帮中华民族的败类，通过卖身投靠，甘心充当日本侵略的鹰犬，与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就注定不会有好的下场。
汪精卫当汉奸后的心情，通过他在这段时期所制的诗词亦可得到曲折的反映，尽管这些诗词隐晦曲折，但仍可以从中窥见这个卑劣的灵魂。他在《不寐》一诗中写道：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
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
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
郊原仍作青春色，鸠毒山川亦可怜。
就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粉墨登场、中国战局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要向波兰发动进攻了。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9 月，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它宣告了西方“祸水东引”的政策彻底破产。德军侵占波兰后，即挥师北上，践踏北欧，先后侵占了丹麦和挪威。后又挥师西进，首先向中立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开刀，接着进攻法国。由于西方长期奉行绥靖政策，思想麻痹，战备松弛，在纳粹进攻面前一败涂地，不到一个月，号称拥有300 万强大陆军的法国就战败投降了。在此情况下，英国局面更加困难，政府改组，丘吉尔临危受命、勇敢地担当起领导英国军民抗战的艰巨任务。
第十八章希特勒图谋波兰纳粹魔爪指波兰，三军内部紧动员；绥靖政策告破产，“白色方案”箭上弦。
为了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大举侵华的步骤相配合，希特勒在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就一心在盘算着实施征服波兰的“白色方案”了。
他认为，凌辱许士尼格和贝奈斯并没有费什么力气，现在要轮到波兰领导人的头上了。希特勒的侵略行动，彻底打碎了张伯伦之流的梦幻。
张伯伦曾大肆宣传慕尼黑协定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但和平在哪里呢？
历史的纪录如下：1938年10月21日，也就是在慕尼黑协定后21天，希特勒发布了清算捷克斯洛伐克的密令。
1939年3 月15日，德国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
1939年3 月23日，德军侵占了立陶宛的默默尔港。
1939年3 月24日，希特勒密令三军做好了占领但泽（格但斯克）自由市的准备。
1939年4 月3 日，希特勒批准下达密令“白色方案”，命令三军在9 月1 日以前，做好入侵波兰的一切准备。
1939年4 月7 日，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素里尼，派兵进入阿尔巴尼亚，这样他在征服了埃塞俄比亚以后，又征服了这个“山鹰之国”。
他因此得到了一块进入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跳板。在欧洲已经十分紧张的空气中，这使得敢于抵抗轴心国家的小国更加胆战心惊。
这些纪录说明，慕尼黑协定根本没有带来什么和平，而是加速了战争的步伐。
希待勒本来打算发动局部战争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是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帮了大忙，使德军不战而胜，几个月工夫就连陷两国。这是出乎希特勒和德国将帅们的预料的。于是希待勒决定抓住西方国家还没有做好准备并害怕打仗的弱点，继续发动进攻。他对党羽们说：“我们的敌人是小蛆虫，我在慕尼黑已经领教过他们了。”他决心以但泽自由市问题为借口，向波兰开刀。这样，围绕着波兰问题就展开了大战前夕一场最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
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东部，东联苏联，西邻德国，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临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占领了波兰，德国就可以消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又可以把波兰作为将来入侵苏联的军事集结地和出发基地。波兰有丰富的煤矿，冶金、机器、造船工业都相当发达，通过掠夺波兰的人力物力资源，将进一步加强德国的战争能力。
波兰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次爪分，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波兰人民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终于复国，它的领土由俄、德、奥三国操波兰语的居民组成，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北方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但泽市，1793年被普鲁士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为自由市，组织自治政府，经济处在波兰支配之下，宗主权也属于波兰。此外，波兰还从战前德国土地上取得通向波罗的海的一条“走廊”地区。
《凡尔赛和约》所缔造的国家，没有一个像波兰那样命运多舛。在刚刚复国以后那几年动荡的岁月里，它对俄国、立陶宛、德国、捷克都曾进行过
侵略战争，给本国人民和邻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在毕苏斯基元帅死后，波兰主要是由一小群“上校军官”统治着，他们是毕苏斯基麾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俄国作战的波兰军团的一些领导人。居于魁首地位的是斯密格莱—利兹元帅，贝克上校负责掌握着外交政策。这帮昏庸糊涂的军人集团，一贯妄自尊大，政治上短见，反苏反共，在希特勒侵捷时，居然趁火打劫，伺机分割了一小块土地。
正是因为他们和英国人帮助德国征服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的国家才陷入了军事上无法防守的地位。1939年3 月，当希特勒向波兰提出了割让但泽和解决“走廊”
问题时，波兰政府才慌了手脚。它坚决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并向它的盟友法国和英国求援。
在所有同德国接壤的国家中，从长期来说，波兰是最应该有所戒惧的。
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它却是最没有看到德国危险的。“凡尔赛和约》之中，建立波兰走廊，给波兰以出海通道，并且把东普鲁士同德国分开的条款使德国人十分怨恨。把但泽港口从德国分割出去，使它成为处于国际联盟的监督下，然而在经济上又完全处于波兰支配下的一个自由市，这件事情也同样引起德国的怨恨。就是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也把这看成是波兰毁伤了德国的肢体，而不肯予以承认。德国陆军的态度对此更加强烈，早在1922年，冯。西克特将军就这样说过：”波兰的存在对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并存的。…
…消灭波兰必须成为德国政策的一个根本目标。“
然而，贝克上校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有所觉醒的。他同绝大多数波兰统治者一样，对俄国怀有强烈的民族情绪，更不喜欢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但如此，他也不喜欢法国人。他在1923年在巴黎任波兰大使馆武官时，曾经被法国当局以出卖同法国陆军有关的文件的罪名驱逐出境，因此对法国人怀有宿怨。他在1932年成为波兰外文部长后，从一开头就对纳粹独裁政权抱有热烈的同情。过去6 年之中，他曾尽力使他的国家接近第三帝国而削弱它同法国的传统关系。
1934年，希特勒主动同波兰签订了波德条约，目的就是乘机取得一个如此坚决反苏反共的国家的友谊、而且同时使它疏远日内瓦和巴黎，从而破坏《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欧洲体系。波兰对德国同情友好的关系，使希特勒能腾出手来先办如下的事情：进兵莱茵兰，征服独立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对所有这些加强德国、削弱西方、威胁东方的行动，贝克和华沙的其他上校们都以无法解释的完全盲目的态度欣然作壁上观。
如果波兰外交部长，像他自己所说，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就已因为希特勒的要求而陷入悲观的话，他的情绪随着春天的到来更大大低沉了，当3 月15日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且派兵保护“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时候，就在那天早晨，波兰南部的边界已被斯洛伐克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就像它的北部边界早已被在波麦腊尼亚和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包围上了一样。仅仅在一夜之间，它在军事上就三面被围，变得无可防守了。
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墨迹未干即撕毁慕尼黑协定、肢解捷克斯洛代克并向波兰提出但泽问题等一系列事件，感到极大震惊。这一系列行动使中欧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重大变化，严重损害了英法在欧洲的利益。
慕尼黑政策彻底破产，在国内外引起一片指责声，张伯伦丢尽了脸。
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张伯伦在下院发表了强烈谴责希特勒侵略的演说，并宣布全力支持并保证波兰的独立。4 月，英国又宣布保证希腊、罗马尼亚、丹麦、荷兰等国的独立；同时宣布国民征兵法，加强戒备。法国也跟
着做了相应的表态。由于英法与波兰根本不接壤，要援助波兰，必须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于是英法两国曾一度同意从5 月份开始和苏联在莫斯科举行谈判。
这些都说明，在希特勒侵略得寸进尺的威胁下，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德政策开始发生相应变化。
希特勒见波兰不肯屈服，而英法又宣布保证波兰的独立，就在1939年4 月3日下达秘密指令，要三军做好9 月1 日以后任何时间进攻波兰的准备。5 月22日，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军事同盟条约，结成“钢铁同盟”。希特勒一贯用所谓“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怪影”来吓唬西方国家，阻止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并千方百计地破坏英法同苏联所进行的谈判。
在法西斯威胁日益增长、大战一触即发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一贯坚持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的立场。在一切大小国际会议上，苏联一再呼吁西方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制止侵略者。
当时苏联和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联合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制止帝国主义战争，而西方国家却企图牺牲弱小国家来姑息法西斯侵略者。苏联政府争取西方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各种建议都被拒绝了。
在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三天之后，苏联政府曾建议召开6 国会议，来讨论防止进一步侵略的办法，可是张伯伦认为“还没有成熟”而把它否定了。4 月16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莫斯科接见了英国大使，并且正式建议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要求缔约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来使互助条约具有实效，还要求由签字国（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还可以加上波兰）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丘吉尔对英国政府迟迟不接受苏联的建议发表评论说：“如果没有俄国的积极协助，要组成一条反对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是绝不可能的。”东欧任何国家都没有在那个地区维持一条战线的力量。然而苏联的建议却在伦敦和巴黎引起惊愕。张伯伦一心一意要把苏联排除在欧洲大国集团之外，就像他在慕尼黑时代所做的一样。那些顽固坚持反共的波兰上校们，即使在德国人已经到了华沙的大门口，他们也拒绝接受苏联的援助。
1939年4 月7 日，墨索里尼派兵侵占了阿尔巴尼亚，这更加剧了动荡不安的欧洲局势，一些军备薄弱的国家愈加胆战心惊。4 月中旬，戈林专程到了罗马，同墨索里尼就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问题举行了两次长谈。这次会谈也谈到了在4 月15日发到罗马和柏林的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一项呼吁。据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说，墨索里尼开头对这项呼吁连看都不屑一看，戈林说，根本不值得给予答复。墨索里尼认为，“这是小儿麻痹症的结果”；戈林认为“罗斯福害了初期的神经病”。
美国总统在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里，要他们作出保证，声明德意武装部队不会入侵英、法、彼、苏在内的31个国家。罗斯福说，如果能作出这种保证的话，他答应美国将参加世界范围的谈判，来使世界解除“军备竞赛的重负”，并且打开国际贸易的道路。
罗斯福的呼吁，给希特勒正在进行的侵略扩张提出了难题。为了答复罗斯福的质问，德国外交部在一份外交照会中，向除了波兰、苏联、英国和法国4 个国家而外的所有罗斯福提到的国家，提出两个问题：它们是否感到自己受到德国的任何威胁？它们曾否授权罗斯福作这一呼吁？征询的结果，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南斯拉夫、比利时、丹麦、挪威、荷兰和卢森堡、都对以
上两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这些答复为希特勒提供了弹药，他利用这些材料，作了足足有两小时以上的“精彩”的演说。
他雄辩滔滔，机锋横溢，对罗斯福的呼吁极尽讽刺挖苦、虚伪狡诈之能事。
他的演说，不仅在德国电台上广播，而且在全世界几百家电台上广播；在美国也由各大广播公司转播。在此以前和以后，他都不曾有过那天那么遍及全世界的听众。一上来先诉说一通《凡尔赛和约》的罪恶，和它所加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种种不平和长期痛苦，以后，这篇演说首先对英国和波兰作了答复，这个答复震动了优心忡忡的欧洲。
他先说，他对英国的钦佩和友谊，然后就攻击它对他不信任，攻击它对德国实行新的“包围政策”，并宣布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条约。他说：“它的基础已经消失了。”对波兰也一样，希特勒公开了他一直保守秘密的关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向波兰提出的建议，把这个建议称做“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而可能想象得出的最大的让步”，并且告诉德国国会，波兰政府已经拒绝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建议”。波兰同英国订立了军事协定，因此波兰已经背弃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因此，他认为这一协议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从而已经不再有效。
希特勒接着就转向罗斯福总统，德国独裁者的辩才几乎在这里发挥到顶点。
在普通人听来，这些话充满了伪善与欺骗，但是那些仔细挑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们听来，却真是一番享受。当德国“元首”用越来越动人的效果，几乎无休止地取笑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些脑满肠肥的议员们不断地哄堂大笑。
他先把罗斯福来电中的论点一一列举出来，然后就一脸奸笑地予以讥讽和诡辩。
罗斯福总统来电说，他认为一切国际问题都可以在会议桌上解决。希特勒就此回答说：“要是这些问题果真能在会议桌上得到解决的话，我将不胜高兴。然而，我的怀疑是有事实做根据的，那就是，最明显地表示不信任会议有用处的国家正是美国自己。因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会议就是国际联盟。”
希特勒还提醒美国总统，德国曾参加过在凡尔赛召开的一次会议，它不是去参加讨论，而是去听别人捉弄。它的代表“受到的屈辱甚至比苏安族的酋长所受到的屈辱还要大。”希特勒对罗斯福总统要求他保证不进攻31国中任何一国所做的答复，最后接触到了核心。希特勒反问：“罗斯福先生怎么知道哪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受到德国政策的威胁，而哪一个国家又认为自己没有受到这种威胁呢？”
他说：“我曾经不厌其烦地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国家调查了一下。第一，它们是否认为它们自己受到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第二，美国总统向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应它们的请求提出来的呢，还是至少在它们的同意下提出来的呢？所有的答复都是否定的……诚然，我并没有对某些国家提出询问，因为这些国家——例如，叙利亚——目前还没有取得自由，而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占领下，因而被剥夺了它们的权利。”
然后，希特勒抓住爱尔兰和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攻击说：“我必须请罗斯福先生注意一两个历史的错误。他提到了，举例来说，爱尔兰，并且要求我声明德国不会进攻爱尔兰。我刚刚读到爱尔兰总理德。瓦勒拉的一篇演说，奇怪的是，他在这篇演说里，同罗斯福的意见相反，并没有非难德国压迫爱尔兰，而是谴责英国不断侵略爱尔兰……
“同样，罗斯福先生也没有注意下面的事实：巴勒斯坦目前并不是在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