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发出的情报有：日本参谋本部决定按德国样式使军队现代化，日本军事工业的现状和关东军的部署情况；希特勒进攻苏联及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的情况；最近密报有九个集团军在苏德边境集结的情况。接着是日本的汽油贮备量，以及最近内阁会议关于决定南进而不向苏联西伯利亚进军的重要情报……
侦察员念得非常单调，不时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看看佐尔格。这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听着敌人列举他们的工作成就，恩绪万千，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是的，他同拉姆扎小组的战友们，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所做的工作可真不少啊！
佐尔格是在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
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利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年1 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上了台，德国沦人极端恐怖之中。
苏联谍报人员里哈尔德。佐尔格来到这座法西斯猖獗一时的活地狱里，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用自己的真实姓名到法西斯德国去，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行动。
可是，共产党员佐尔格就这样去了。
当然，一个从莫斯科来的共产党员来到一家有名气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编辑部，毛遂自荐，要求当一名驻外记者，困难的确是不少。为此，佐尔格和苏联情报部门曾反复设想了各种方案，有的推翻了又重来，再设计新的方案，逐步拟出了计划，定名为拉姆扎行动。决定借德国法西斯之手打进日本，再从日本收集有关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侵略意图的情报。
佐尔格在中国曾专门研究经济问题——银行业务和中国市场的容量，给化学康采恩帮过忙，因此建立了业务联系。而且这次的旅行就是德国化学协会安排的。
他本人是协会会员。化学协会和《法兰克福报》实际上都非正式地接受这家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的实力雄厚的康采恩领导。这一切都有助于实现佐尔格的计划。
《法兰克福报》主编是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纳粹党还没有来得及撤换他。他殷勤地接待了佐尔格，详细询问了中国的情况，听取了博士想当新闻记者的愿望，没有多加考虑就聘请他到报馆工作。
“博士先生，久闻大名！《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将为得到您这样的工作人员而感到荣幸。我已经听到别人介绍过您。不需要其他推荐信啦，您来得正好，我们驻东京的记者打算回欧洲。他那个位子还空着。”
里哈尔德。佐尔格还有另一道难关：必须取得纳粹党驻报社特派员的同意。
下午，佐尔格专门拜见了这位年轻的头上留有几道伤痕的特派员。佐尔格在门口喊了一声“希特勒万岁！”平伸右手敬了一个法西斯礼，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我叫佐尔格，”
他在安乐椅上一靠，“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可恶制度，我在国外住了八年，现在回来了，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他们要我到东京去当记者，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佐尔格对纳粹分子那一套不太复杂的术语和口号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所以不难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为“元首”服务的坚定的纳粹分子。一小时后，就和这位特派员打得火热。晚上他们又一起到法兰克福纳粹党人经常聚会的皇家咖啡馆去喝烧酒、啤酒，用酒杯敲着桌子，一面唱歌，一面痛骂犹太人和共产党。
特派员已经喝得有点摇摇晃晃，但头脑还相当清醒。他对佐尔格说：“老兄，别介意，为元首服务到哪儿不是一样。我一定尽快地为你办。在日本，我们也需要有可靠的人……来，干一杯！……祝你健康！”就这样，三个星期后，去日本的全部证件都办齐了。
佐尔格来到东京最初住在佐野饭店里，这是一家中等旅馆，虽然比不上帝国饭店，却也有些名气。客房都是日本式的小间。旅馆不在繁华的银座，可是相距也不太远，旅客不至于远离市中心。对于一个初到日本尚未扬名的新闻记者来说，这样的旅馆是最合适不过了。
最初几个月，佐尔格是为自己“创牌子”。他给《法兰克福报》和通俗画报写了不少稿子，同外交官、工商界、政治家、演员、军官、新闻记者、德国侨民等广泛接触，结识了许多朋友。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向新来的记者介绍东京的生活，晚上就带他到茶座和日本的小酒馆去玩，不过更多的是到德国人开的店里去，在那里可以吃到油煎小灌肠加白菜，品尝巴伐利亚啤酒，高呼“万岁！”而碰杯，然后海阔天空地闲聊。
佐尔格就是在这些社交圈子里巧妙地同拉姆扎小组的核心成员记者勃兰科。
武凯利奇、画家宫城四德和《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秀实秘密地建立了联系。佐尔格向他的战友们传达了莫斯科对他们小组的期望。莫斯科要他们查明：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
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国际政策？侵略成性的军界集团现在起什么作用？
日本的军事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情况。
佐尔格列举了那些等待回答的问题。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佐尔格说，“要进行许多调查。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传递情报的邮箱或转运站。而自己也应当成为可靠情报的来源。为此，我们应该熟悉情况，细致地研究每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这之前，佐尔格已经分别同每个人谈了他们的工作。拿尾崎来说，他是享有盛名的闰际问题专家，德高望重，因此有机会接近日本统治集团。他应该探明政府、参谋本部和陆相的计划。这个任务十分艰巨，而且非常重要。
但是，尾崎作为最大一家报纸的名牌观察家，是比较容易得手的。
宫城应该扩大和保持同军界的联系，注意国内问题，收集事实，加以整理，作出结论。武凯利奇已经同各方面的记者建立了联系，他要在英、法、美等国记者中间收集情报，收集西方国家对远东问题的政策，特别是对苏、日关系前景的推测。
佐尔格本人则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像一架巨大的无形透光镜的焦点，国际政治的条条线索都在这里汇聚，并且被它所左右。谈到他的工作体会，佐尔格说：“作为一个记者和情报人员，不仅要洞察当前的国际形势，而且要全面地通晓日本的情况。否则，我就很难比一个普通的德国记者高出一筹。凭着这些知识，我在德国被认为是最优秀的日本问题记者。”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报》编辑部常常表扬他，说他的文章提高了报纸的国际声誉。也正是由于佐尔格作为一个记者所获得的名声，德
国外交部授予他以新闻专员的头衔。佐尔格在新闻工作上获得的成就，有利于掩护他对情报工作的开展。
为了获取德、日两个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佐尔格在德国大使馆里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欧根。奥特的军官。奥特有礼貌地作了自我介绍。
他穿着德国炮兵参谋的制服，盘花肩章，胸前戴一个铁十字勋章。奥特说，他到日本有好几个月了，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派来的，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团的营房里，只有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目前，他正在替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对于外交部分感到很困难。不知道佐尔格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熟悉情况的人。
佐尔格面前这个人，长得粗眉大眼，仿佛刚刚用石头雕凿出来，这是典型的普鲁土军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炮兵服役，当过黑色国防军的团参谋长，后来在德国谍报机关头子尼古拉上校领导下的新德国历史研究所工作过。这一重要细节像爱克司光一样，透视了奥特的整个生涯。佐尔格了解历史研究所的底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军事指挥部、谍报机关和动员局都打着学术机关的招牌。奥特同德国将军团的最上层有联系，曾在中国千过谍报工作，因此他在日本干的肯定也是同样行当。佐尔格的面前是一个有经验的德国谍报人员，目前他似乎需要一点帮助。
“我认为，”佐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和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才能征服世界。这就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吞并朝鲜；第三步占领满洲，乃至全中国。在征服台湾、朝鲜、满洲之后，现在该轮到中国了。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从来不忘称霸全球的传统政策。在他们眼里，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
奥特聚精会神地听着佐尔格博士的宏论。他的报告里就是缺少这样一些远见卓识。军事观察员心里明白，他的前程取决于他将向柏林提出什么内容的报告。
奥特派驻日本的时候，接受了一项机密而具体的任务：为军国主义日本和法西斯德国两家的谍报机关建立合作关系。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不够，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预见到今后的前景。如果能吸收佐尔格参加，那就太好了。
佐尔格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
不行！美国和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这就是我的浅见，不一定对。”佐尔格最后说：“我再想想，看谁能给你帮忙。容我考虑几天。”
“我不揣冒昧，”奥特反问了一句，“请问，您本人能帮助我吗？”
佐尔格正中下怀。不过，现在还不能过早地表示同意。他笑道：“奥特先生，我对这些问题可是一窍不通！我能说出什么道道？我还要向您求教呢。
我给您另请高明吧。“
“不必，不必，我恳求您。当然，要看您有没有时间。”
“那我们以后再说吧……”其实，佐尔格的这些议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他只是迎合柏林的情绪，研究过纳粹的外交政策。他想，奥特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人，为什么不给他一些启示呢？
奥特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人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提升为武官，不久又晋升上校。祝贺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有希特勒的高级军事顾问约德尔、冯。包克、凯特尔和其他的将军。现在奥特青云直上。他的官运亨通也多亏佐尔格暗中相助。如果没有他，这位撂在名古屋日本军营里坐冷板凳的炮兵军官，当然写不出那样出色的报告，也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出人头地了。奥特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佐尔格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辛密。
一天早晨，他们出去散步。奥特让佐尔格带上他的莱卡相机。他们溜达了一会，不知不觉进入了军事禁区，拍了许多照片。佐尔格换上新胶卷，把照完的一卷装进口袋，他想再照一些，这样的好机会太难得了。突然从前面走来两个宪兵，还有一个便衣。幸亏有奥特这个保护伞替他解围，不然可就糟了。
傍晚，他们在凉台上下棋，奥特说：“佐尔格，我给你安排了一项你想不到的活动，明天5 点到使馆来。现在保密，包你满意！”
读过《日本纪书》这本古书的人，都知道一千多年前神武天皇诏书中的一句话：“以全世界为家，并统一之。”用日本话来说，就是“八紘一字”。
这是在日出之国生息繁衍的大和民族的先祖遗训。
到参谋总部军事学院参加招待会的路上，佐尔格对奥特谈到了这句话。
在被邀请的来宾中，非军人寥寥无几，佐尔格博士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在东京声望日隆的奥特上校努力争取的结果。
他们进入军事学院礼堂之后，奥特悄悄对佐尔格说：“今天我带你见识见识，跟着我，别离开！”
学院院长忙着迎接来宾。这是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将军，肩头斜挂着一条缓带，缀满了勋章。其他的将军也都受到天皇的“恩泽”，人人都有不少勋章。殷勤的值星少佐领着奥特上校，要把他介绍给这里的高级将领。这里有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军事顾问、军区司令和舰队司令们。奥特指着一个宽脑门、蓄短髭的将军说：“这是东条将军，他代表最强硬的一派。”奥特指着另一个个子不高、推着光头，宽额大耳，再加一个蒜头鼻子的人说：“那是土肥原将军，走，过去见见。”
土肥原是日本的特务头子，有远东劳伦斯之称。他衣着讲究，胸前是全套的“瑞宝”勋章，还有“猛虎”勋章、“金鸡”勋章、“旭日双辉”勋章等。佐尔格借奥特的光，来到了日本军阀中间，这些人都掌握着佐尔格需要刺探的军事机密和阴谋诡计。
士肥原打过招呼之后，用德语问道：“咱们用什么语言交谈？”
“用蒙语吧。”佐尔格戏谑地答道。
“替木（行）！我同意。”土肥原用蒙语说，“萨因，拜因鲁（您好）！…
…“
“得了，得了。”佐尔格嚷道。“我宁愿用中文，或者英文，当然最好用德文……”
“好吧，悉听尊便。”土肥原皮笑肉不笑地露出了凹凸不平的牙齿，表情是冷漠的。
他们谈了几分钟就分手了。土肥原走开之后，奥特说：“这个人会讲13
种语言，在中国住了15年。“
佐尔格在招待会上还认识了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他是关东军参谋长。
他和土肥原一样，是国际挑衅事件、颠覆活动、政治暗杀以及各种阴谋诡计的组织者，他们是日本军事法西斯集团中最反动的人物。他们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要了解日本统治集团的内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7年，日本上层人事变动频繁，这对拉姆扎小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里哈尔德。佐尔格的助手、著名评论家尾崎秀实成了近卫首相的私人顾问。近卫公爵每星期三都要请几个密友共进早餐，尾崎秀实是“星期三聚餐会”每次必到的座上客。“早餐客”又称“智囊团”，他们盘腿围着坐在一张矮矮的长桌前，慢条斯理地吃着火锅，讨论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制订一些迫在眉睫的计划。这里提出的议题后来都在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体现。
一年以后，也就是1938年春，德国使馆也发生了对拉姆扎小组有利的人事变动，佐尔格的“亲密朋友”奥特上校被提升为大使，并且为佐尔格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这两件事情为拉姆扎小组取得有关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提供了绝妙的机会。他们就通过这两个渠道，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 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从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拉姆扎小组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在无形战线上拼搏着。他们有时觉得是在深渊上空走钢丝，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有时，他们感到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小组已经被严密包围。确实，日本宪兵队的特务近在咫只，但一无所获；他们虽然截听到大量的密码，可是无法破译，什么也分析不出来。
东京反间谍局的局长大贩是东条的人，他曾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工作。
大阪为这些解不开的密码伤透了脑筋，当然也挨了东条不少的骂。最后这位局长决心采取各种措施，调动所有力量对行踪可疑的人密切监视，并采取必要的行动。有时，反间谍人员放出一种“示踪”秘密情报，并注视着它会在哪儿出现。
但迄今为止，任何一条锦囊妙计，包括使用德国最新仪器进行的测位法在内，都是徒劳无功。这情况使大阪怒不可遏。的确，能否查获这个不知名的组织将影响他的仕途前程，他把这些捕获不着的谍报人员视作他个人的大敌。
尽管没有任何罪证，宪兵队还是在几天前逮捕了画家宫城。他被带到筑地警察分局。宫城在一次审讯时就跳窗，但是自杀未成，正巧挂在大树的枝权上；他试图逃跑，又被警察逮住了。在搜查宫城的住处时，找到了一封关于满洲铁路、关于煤炭、汽油和钢铁贮量的奇怪信件。一部分材料是用英文写的。另外还逮捕了路透社的英国记者吉姆。科克斯。他跳了窗，自杀身亡。
大阪大佐认定：“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是不会跳窗的。”于是一场大的逮捕开始了。过了三天，首相的顾问兼秘书尾崎秀实被捕。这件“政治大丑闻”
一下传开了，好像在政府人士中爆炸了一颗炸弹！
在逮捕了尾崎秀实之后，法相岩村签署了拘捕外务省一公爵的拘票。公爵是帝国元老西园寺的孙子。根据法相的命令拘捕了日本前首相的儿子犬养。但是，岩村还不敢立刻拘捕德国使馆的新闻专员佐尔格。这需要更大的人物签字。拘捕佐尔格的命令是首相东条亲自签署的。
日本检察长芦川亲自主持了被捕者的搜查工作。在德国商人马克斯。克
劳森（拉姆扎报务员）家里的护墙板后面，查出了短波发报机，在法国记者武凯利奇家里发现摄有秘密文件的微型胶卷，但是在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家里，却什么也查不到。直到后来，芦川才注意到，克劳森家里也有一本与佐尔格家里相同的德国年鉴。里面有什么名堂？说不定是密码？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研究，终于解开了神秘电文的秘密。
逮捕后过了两年，1943年9 月，才对潜伏日本多年的地下组织拉姆扎的成员正式开庭审判。佐尔格和尾崎秀实被判处死刑，武凯利奇、克劳森和宫城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宫城由于肺病很重，已经奄奄一息；武凯利奇也是生命垂危。他们虽然没有被判处死刑，但都死于狱中。
以里哈尔德。佐尔格为首的拉姆扎小组，他们在监狱中虽然受尽了非人的法西斯折磨，但他们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泄露革命的秘密，维护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荣誉，因此永远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
拉姆扎小组的战十们在东条的屠刀下英勇地牺牲了。日本法西斯头目自鸣得意，从而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但是，就在他们作孽的时候，死神已经向他们招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章在和谈烟幕下军政会议接连开，南进计划时不待；日美和谈作烟幕，战备要求招即来。
东条英机就任首相的第二件事，就是在和谈的掩护下，加紧进行南进的准备，并以此作为当时工作的重心。他一面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协调行动，克服分歧；一面责令海军、陆军加强战备，着手实际以“Z ”命名的作战计划。
在10月23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大将说：“原定10月要作出决定，可是现在还是这个样。”海军每小时消耗400 吨石油，每天要消耗9600吨。
“情况紧急，非此即彼，我们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陆军表示赞同。参谋总长杉山将军说：“不能再花四五天时间去研究了，必须速决！”
东条首相故意装腔作势地说：“我能理解最高统帅部为什么紧催，不过政府还是小心地、负责地把问题研究一下，因为海相、藏相和外相才上任。”
尔后十天的联络会议，集中讨论有关华盛顿谈判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问题。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兵，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会议争持不下，东条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裁决。
一是即使蒙受巨大的困苦，或者用木户的话说就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作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
参谋总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杉山回答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
“立刻开战！”海军代表永野加重语气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主张应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继续同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局，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在东乡外相看来，完成这一任务是困难的，他说：“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
会议顿时乱了套，总参谋部并对东条施加压力，主张如果外相再阻碍战争进行，就把他撤掉，东条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决定再作一次让步，把谈判的期限定在12月1 日。会谈从上午9 时一直开到午夜，最后双方都作了妥协才算了事。
限期初步定了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了。他说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方案甲的措词比较婉转些，佯称：陆军同意在1946年前从中国撤出包括防御共产主义部队在内的全部驻军。方案乙是留作万一美国拒绝方案甲时准备用的，它包括一项在最后达成协议之前，作为最后一着的暂定协议。它的目的是要打消赫尔对日本侵入印度支那的怀疑，并向他说明：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即将某在印度支那西部驻军撤向北部，而美国则要售给日本100 万吨航空汽油作为报答。
在以后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中，陆军不但一直反对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建议，而且坚持要向赫尔提出解除对日本资产的冻结，停止“破坏中国事件的和平解决”。
陆军副参谋总长家田说：“战争不可避免，假如现在不打，明年、后年也得打。
打，现在正是时候：神圣的日本精神将照耀我们的事业。“
他认为，日本向南挺进可能有助于德、意击败苏联，并迫使中国投降。占领
东南亚对美国的资源也是个巨大的打击。“我们将建起一座铜墙铁壁，凭借它，我们能将亚洲的敌人一一击败；同时，也能打败美国和英国！”
家田的紧急战争呼吁，意外地镇服了以外相为首的反对派。他们认为，如果坚决反对南进，会迫使东条解散整个内阁，而新内阁必然会更进一步军国主义化。
其实以东乡等人为代表的所谓“稳健派”，他们反对南进，并不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更不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是担心树敌大多会遭灭顶之灾。最后他们终于被迫同意了军方的意见。
意见“统一”后，现在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绝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
的任务了。他派富有谈判经验的前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前去辅佐野村大使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东乡认为，“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就在谈判的同时，日本军阀在竭力煽动战争。铃木将军反复说明日本资源的危急情况。“简而言之，我们仍在和中国交战的同时，还将同英国、美国和荷兰打一场长期战争，任务是不轻的。然而，在最初几个月取胜的希望还是光明的。”
因此，他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总比“等待敌人向我们施加压力要好嘛”！
永野将军要求大家对作战计划要保密。他说：“日本的命运如何，全靠开战头几个月能否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杉山要大家考虑选择好时机的重要性。“就作战而论，如果把开始敌对行动的时间推迟，”他说，“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之间的军备对比将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他对战争初期能取胜这点是满怀信心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须面对打一场长期战争这个现实。”即使这样，他认为日本能“建立自己坚不可摧的战略地区，并能把敌人挫败”。
东条则从另一方面阐述南迸的必要性和绝对性，他在回答枢密院原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的问题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他说，最严重的争论是中国的驻军问题。
当他谈到这场令人沮丧的侵略战争时，还动了感情：“我们派出了百万大军，付出的代价是数十万人的伤亡，家庭失去亲人的悲伤，历时四年的苦难，还花了几百亿日元。”他认为，如果把军队撤出，中国将奋起反对日本，“中国还将试图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东条决心破釜沉舟，宁愿冒民族剖腹自杀的危险，也要把侵略战争进行下去。
11月16日，来栖三郎特使，经过长途跋涉，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
两天后野村大使把他带到赫尔的办公室。对这位个子矮小、带着眼镜、胡于修得整整齐齐、曾代表日本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使者，看上一眼就足以便赫尔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他的态度，都不能得到我们的信任和尊敬。”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诡诈的人……，在我眼中他唯一可取之处是，他的英语讲得很好，因为他娶了个美国籍秘书为妻。”
赫尔认为，来栖很可能企图利用谈判来麻痹我们，时机一到，便会向我们发动攻击。他陪野村和日本这位特使来到白宫。罗斯福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说：“伯利安①说过，朋友之间不是没有商谈余地的。”来栖回答说：“必①伯利安（1860—1925），美国民主党历史上有影响的人士之一，能言善辩，曾在伍德罗。
威尔逊总统（1913—1920）手下当过国务卿。
须找到一种避免战争的方法，太平洋像个火药桶。“罗斯福表示同意应取得广泛的谅解。
就在罗斯福接见日本大使的同一天，东条英机在国会发表演说，并在电台向全国作了广播。他主要讲华盛顿谈判问题，指出成功与否，有赖于下述三点：“美国不得干涉日本对中国事件的解决”；不应“对帝国实行直接武力威胁”，应该取消封锁；应尽力使“欧战不蔓延至东亚”。东条的演说，在东京获得军国主义分子们狂热的欢呼和暴风雨般的掌声。
由于美国已从破译日本政府与日本驻美大使馆的来往密电中得知，日本已决心对美国发动战争，美国政府除在军事方面进行准备之外，也在外交上耍了一个花招。美国与中、英、荷、澳等国使节磋商之后，由赫尔拟定了一个综合方案，把美国描绘成维护国际正义、反对日本侵略的和平卫士，以掩盖它长期对日推行绥靖主义、纵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当然，美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并使日本在政治上处于无法改变的被动地位，从而为日本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制造政治上的困难。这就是经罗斯福批准、即将交给日方的《美日协定基础概略》，也叫《赫尔备忘录》。
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到国务院。5 时，赫尔把《备忘录》交给他们。美国政府为了争取同盟国，笼络人心，故意把《备忘录》写得冠冕堂皇。与其说这个文件是写给日本看的，毋宁说是让全世界人民看的。文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在实际上废除三国同盟条约。
在过去几天中，赫尔一再强调，除非日本政府恪守这一条约，所谓和平解决就不能叫人相信。
赫尔的答复，首次传到东京是在11月27日上午。电报被立即送进皇宫，那里正在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到时，刚好会议体会，大家在进午餐，东条朗读了电报内容，一片死寂。不知谁说了一声：“这是一份最后通牒！”最使东条之流恼火的是，赫尔竟然要求从中国全境撤兵。东条差不多为此暴跳如雷，他咆哮道：“满洲是用巨大的血汗代价得来的，失掉满洲就意味着经济上大难临头！”随后他就责令山本海军大将尽速实施以“Z ”命名的对美作战计划。
山本原任海军次官，是一个身高只有5 英尺3 英寸的传奇式的人物。他的双肩宽阔，胸部又大得像个圆桶，所以给人的印象还是身材魁梧。他的父亲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他所以叫山本五十六，是因为生他的那年，他父亲正好56岁。山本到过美国，在哈佛念书，后在华盛顿任海军武官，所以他时常警告一些不计后果的狂妄之徒，要当心美国的工业潜力。海相米内光政生怕山本遭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暗杀，遂于1939年8 月派他当联合舰队司令，打发他出海去了。
山本虽说要当心美国的工业潜力，但从思想深处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他和东条考虑问题的角度虽有所不同，但实质都是一丘之貉。他一任联合舰队司令，就把理论上的战线延至马绍尔群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绍尔群岛连同加罗林群岛一起，成了日本的托管地，是日本在太平洋最东端的属地。1940年，在第一次春季演习中，山本和他的参谋长福留繁少将信步在旗舰“长门”号的甲板上。当他看到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在飞行训练中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时，他转身对参谋长说：“空军训练很成功，我
想进攻夏威夷是可能的。突然的致命一击就能把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打得不能动弹。在美国重建其舰队之前，日本早已占领了东南亚，井把它的所有资源拿到手了。“
偷袭的计划主要是以山本心目中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的战术为基础的。
1904年，东乡不宣而战，在旅顺港趁俄国太平洋第二舰队司令参加宴会的机会，用鱼雷快艇袭击了这支舰队。此后，俄国便一蹶不振——俄国损失了两艘战列舰和多艘巡洋舰。次年，在对马海峡一战中，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在此次海战中，年轻的山本少尉左手被打掉了两个手指。从此，靠一次空袭而一举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
山本认为，偷袭的成功有赖于两个靠不住的假设：一是在偷袭时，美国太平洋舰队正停泊在珍珠港内；二是一支大型的母舰部队能渡过半个太平洋而不被发现。只有赌徒才会冒这个大险，而山本却是个赌徒。山本打桥牌，打扑克，下围棋都是一个行家。一次，有个美国人问他，学打牌为什么学得这么快。他回答说：“五千个字我都能记住，还愁记不住五十二张牌！”他常对他最得意的参谋渡边安次中佐说，赌博一半靠算计，一半靠运气。至于偷袭夏威夷，虽然很危险，但机会难得，不能不干。
到了4 月，偷袭珍珠港计划采用了新的代号“Z ”。这是为了纪念东乡海军大将在对马海峡发出的著名“Z ”信号。山本默想：“我国命运赖此一役。
每一将士都须尽力。“此时，这个计划将交给它的执行者第一航空舰队。
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少将接受任务后，琢磨了半天，越想越对它的成功表示怀疑：“太危险了！如果初战败北，全战皆输。”伴随着“Z ”
作战计划的进展，草鹿也越来越担心。6 月底，他会见了制定作战计划的大西少将，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计划中的缺点。最后，大西也承认，这太像赌博了。
草鹿建议两人去见山本总司令。大西说：“这场辩论是你挑起的，你去跟他说好了。”无奈，草鹿只好单独面呈总司令。山本听完草鹿的批评后说：“因为我玩扑克，打麻将，所以你说太危险了。事实却不然。”又说：“我明白你为什么反对，进攻珍珠港的确是危险的，困难的，但有取得成功的相当希望。我要求停止争论，从今以后，努力贯彻执行我的决定。”
根据东条和山本的指令，大西将军忙于制定总计划，航空参谋源田实中佐则忙于研究空中进击的战术。源田自从1940年看完一部美国新闻片后，就一直考虑用航空母舰集中进行打击。草鹿自己则集中考虑如何把进击舰队开到珍珠港飞机航程内，而又不被美国人发现这一要害问题。在进击舰队中，除了“翔鹤”和“瑞鹤”两艘航空母舰外，其他舰只的油量不足以航行至珍珠港。在航行中如何加油？这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还应该考虑的是突袭性。选择哪条航线才能保证突袭成功？参谋长把雀部利三郎少佐叫了进来。此人是航海专家。草鹿令他将最近10年来通过太平洋的舰只的国籍和型号研究一下。雀部报告说，因为海面风浪大，在11月和12月间，没有舰只在北纬40度以北航行过。在阅读雀部报告时，草鹿首先注意到的是，在12世纪时，源义经用突然袭击攻下了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城堡的故事。源义经是从令人绝对料想不到的地方出击把它攻克的。草鹿也能从北面向珍珠港进行偷袭。美国舰队假想日本将从马绍尔群岛的基地发起攻击，所以一般都在夏威夷西南海面进行演习。有一点使他犹豫的是，如何在狂风恶浪中给船只加油？但他立刻打消了这个犹豫。加强纪律和训练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东条要求海军必须尽快确定前往出击地点的航线。草鹿从夏威夷取得的情报中获悉，美国的飞机一般在珍珠港外500 海里的海域上空巡逻，其他PBY 型侦察机则在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以南500 海里的海域上空巡逻，因此，他得出结论，要使进击舰队不被发觉，就得向正东行驶，穿过被忽视的海域，直至离珍珠港约800 海里的海面。在这里，在偷袭的前一天，各舰只最后一次加油，傍晚则朝南向目标驶去。天一亮飞机就起飞了。
为了协调这次偷袭的统一行动，联合舰队确定由“赤诚”号飞行队长渊田美律雄中佐统一指挥。这个39岁的侵华老兵，在空中已经度过了3000个小时。他的特长不在他的飞行技术，而在于他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根据航空参谋源田提供的方案，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舰列，即停泊在珍珠港中间的福特岛旁边的两排战舰。首先，由水雷飞机俯冲轰炸外排军舰，内排则由高空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解决。草鹿认为，如果没有精确的瞄准器，第二轮的攻击是不可能成功的。还需要有能穿透厚层甲板而不会提早爆炸的炸弹。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可以用从德国人那里抄来的97型瞄准器，靠勤练来弥补它的性能不稳定的缺陷。对第二个问题，源田和工程技术人员最终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即把战舰炮弹改装成炸弹，把外层大大加固，使它在碰击后不会马上爆炸。
大概就在山本认真考虑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东条又命令侵华部队中的三个帅进行热带作战训练。为了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日本参谋总部还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特种战术研究部，其任务是半年内收集有关在东南亚进行热带作战的资料。这个研究部由林义秀大佐指挥，但真正的推动力则来自有争议的噪政信中佐。让政信这个人行为古怪，一次出于道义上的愤怒和冲动，他放火烧掉了一家艺妓馆，当时有许多同僚在里边作乐。他圆脸秃顶，一对小眼睛不时在眨动，看上去和别的参谋军官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他那种炽热的情绪在青年军官身上唤起了狂热的献身感。他们把他敬为日本的“战神”、“东方的希望”；但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人，却把他称为法西斯的狂徒和武士道的疯子。
1941年1 月1 日，噪政信这个奇特的人物来到台湾，据传，他是被东条“放逐”到那里去的。他一到那里，就专心致志地研究未来的马来亚之战。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从各个渠道得悉，新加坡这个岛屿，与马来亚半岛顶端只有一条1100码长的堤道相连，如果从海上进攻，它是攻不克的堡垒；假若从背后进攻，它就毫无防御能力。
6 月间，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海南岛，在林义秀和让政信的带领下，秘密训练开始了。目的在于试验以最近收集到的情报为依据的新的理论。从前认为，在热得令人窒息的热带气候中，如果连人带马挤在运输舰内，那就等于自杀。噪政信深信，这不过是个训练问题和军纪问题。他把成千上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装人炎热的船舱，让他们三人睡在一张长6 英尺、宽3 英尺的席子上。在华氏120 度的高温上，只让士兵喝少量的水，就这样把他们关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些骨瘦如柴的士兵，在最坏的条件下携带着马匹和装备，成功地在开阔的海滩上登陆，最后用一营步兵；一个中队炮兵和一连工兵，进行了实战演习。当时，万事俱备，只欠登陆点的海岸的地形和潮水涨落的情报了。为此，噪政信把他的来去无踪的间谍网成员朝枝派进了马来亚。
对珍珠港进行偷袭的飞行训练，在日本四大岛屿中的最南端的九州岛上加速进行。九州这个地方，以活人山、人的好战精神以及盛行娼妓而著称。
除了参与策划的人员外，包括母舰舰长在内，准也不晓得未来的目标在何处。
佐世保空军基地的战斗机驾驶员，只知道他们正在为需要四艘母舰的飞机倾巢而出的大规模空袭作准备。轰炸机则集中在沿海岸向南的150 英里的富高空军基地。在这里，飞行员专门进行夜间轰炸训练和投弹准确性的训练；作为目标的木筏拖动时，在海面上犁出层层浪花。
高空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的驾驶员，则在南方鹿儿岛海湾附近训练。这些飞机飞越鹿儿岛市背后的5000英尺高的一座山，然后直冲下来紧贴着山形屋百货大楼和车站的屋顶飞过，躲过电杆和烟囱，飞至码头上空时，突然把高度降至25英尺。此时，投弹员拉动套环，以示对在300 码外的防波堤（舰列）施放了鱼雷。
源田所以选中鹿儿岛进行训练，是因为鱼雷轰炸机飞行员，在这里会遇到将来他们袭击珍珠港时要碰到的大多数问题。这些飞机将不得不在烟囱和建筑物的丛林上空飞行，就像在鹿儿岛一样，然后要突然降低高度和速度，以便从极低的高度向舰列投放鱼雷。源田之所以坚持要进行这种自杀式的低空飞行训练，是因为珍珠港水浅，如果鱼雷从通常的高度投放，它就会一头扎进水底。就是在25英尺的高度投放，源田还嫌太高，他死死缠住横须贺海军基地的专家们，要他们研究浅水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