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德意法西斯加紧在欧洲和非洲横行侵略扩张的时候，1937年7 月7 日，日军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的烽火在这里燃起，一场神圣的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此开始。
在日本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之后，特别是冀东伪组织出现以后，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已经一步步走向“特殊化”。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还要进一步使“特殊化”
的范围不断扩大和深化，并妄图一举吞并全中国。
1937年2 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 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的四相会议，密谋侵占华北。6 月9 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奏折中又提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的中国形势，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东条英机如此狂叫大举进攻中国不是偶然的，是和日本的国内外政策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分不开的。
为了广泛地进行侵华战争动员，当时在东京，歌舞剧院在大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则大放1932年进攻上海的《炸弹三勇士》。
日本大本营为了表彰战死者，这三个侵华“英雄”，被特升两级，授予金鸡奖章，举行了街村葬礼，摄制了一百部以上的影片，并为他们树立了铜像和纪念碑。日本军国主义在不遗余力地煽动侵华狂热。
日本帝国主义积极采取措施发动战争，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也是它企图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手段。同时，英美对日寇的侵华行动，仍采取观望的政策，这无疑对日本军国主义起了纵容的作用。而这时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初步形成，但还没有得到切实的巩固和广泛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妄想趁此时机，尽快占领中国。
“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的结果，平津一带已成为国防前线。
当时，华北局势十分动荡，亲日分子非常嚣张，投降暗流蠢蠢欲动。那时北平外围形势是：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本军队驻防；北平的东面，有完全听命于日寇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敌伪军；在西北面，有日寇收买的李守信和王英的伪军。仅在北平的西南面，尚有我二十九军部队防守。当时，北宁铁路既为日寇所控制，而位于平汉铁路线的芦沟桥就成了北平的唯一门户。
芦沟桥是中国富有诗意的名胜之一。这里曾经是唯一通向“王朝”京城之路。
远道而来的游客不顾旅途劳累，总要在旅程中安排一天，早早起来，赶在天亮前登桥观赏一番迷人的“芦沟晓月”（燕京八景之一）。从金朝起，经元、明、清数代，八景名称虽屡有变动，但其中的“芦沟晓月”一景却一直保留下来，成为文人学士写诗作画的生动题材。
清乾隆皇帝御笔书写的“芦沟晓月”碑，至今立于桥东端的北侧。石碑古朴凝重，保存完好。碑阴题诗情景交融，是芦沟桥风光的生动写照。这里的景色十分诱人。低低的砾石河岸夹抱着河床，黑森森的河面上波光粼粼，东方已是红霞一片，天空却还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这座栏杆上刻着狮子的白石桥仿佛是浮在月色中。银白色的月光和东方的玫瑰色的曙光交相辉映，
像两条大河的水汇合在一起。石狮子的脊背在月光下闪闪发亮。这些狮子，各具神态。有的凶猛欲噬，有的肥胖滚圆，有的意态懒散，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嬉戏耍闹，有的彼此交头接耳，有的安详地伏卧在母狮怀里……485 只狮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据史书记载，芦沟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完成于公元1192年，是女真族统治北方时修筑的。全桥长266.5 米，宽约8 米，共有桥拱11孔。熟悉欧洲文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初年来到北京，对芦沟桥赞不绝口，他认为此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由于地处要冲，元、明、清以来，时加修建。
芦沟桥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石桥，桥西南与长辛店相距6 公里，东与丰台相距7 公里。它联络着京广、京包、京山三条铁路干线。“芦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这里是北京以至整个华北通向我国南方的咽喉之地，自古为兵家所必争。
当时，芦沟桥的军事地位更非一般。若我军掌握了这个据点，进就可以攻，退就可以守；而一旦为敌人所掌握，则北平就变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死城。所以芦沟桥就成为敌我必争之地。日军当时的企图是：伺机占领芦沟桥，截断平汉路，使北平陷入四面包围的形势，以便加深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作为后方，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的军事侵略。
当时，驻守平律的是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样将军的部队。冯在1926年任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30年发生了冯玉祥、阎锡山等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引退，下属部队的一部分进入山西南部，被张学良改编，定番号为第二十九军。这个军共辖四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务旅，并且把地方保安队编成两个旅，作为正规军使用，总兵力不下10万人，分驻于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各部队驻防的位置是：刘汝明的一四三师驻察哈尔省及平绥铁路沿线；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驻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张自忠的三十八师驻天津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并以一部驻南苑；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师部驻西苑，刘自珍旅驻北平城内，何基沣旅驻芦沟桥和长辛店一带，陈春荣旅驻保定一带。
由于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早已在《田中奏折》中确定了灭亡中国的国策，并于1936年8 月在日本首脑集团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叫作“基本国策”
的文件，其中指出日本的意向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新的进攻，而且很快就实行了国家规模的战时动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寇对冀察的压迫也一天比一天加紧了。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鉴于冀察形势，中国共产党对二十九军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除通过二十九军内部进步官兵直接影响该军上层人物外，还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在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经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高呼“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对二十九军表示大力支持。还经常趁着二十九军部队演习的机会，派代表前往慰问，并讲述抗日的重要意义，鼓舞和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但是，它决不允许
中国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它要断然实行它的“国策”，发动对中国的全面军事进攻。特别是德意法西斯的支持和英美的纵容，就更加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
华北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的呼声也一天比一天激昂。
日军加紧在中国长城地区集结，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当时是万事俱备，只要制造一个新的“事件”就行了。“事件”终于在1937年7 月7 日古老的芦沟桥畔发生了。芦沟桥离北京城20里，特务头子土肥原事先曾到现场进行了精心的策划。
那天晚上，日军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中国军队守卫在宛平城内。
日军诡称从中国方面听到枪声，日本待工队长随即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他说，演习时有一个叫石山的士兵失踪了，很可能是被中国人打死或抓走的。
于是，兵临城下，非要进城搜查不可。
中国驻军拒不开城，日军一个营便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发起野蛮的进攻。
所谓“士兵失踪”，只是日本的故伎重演而已。“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侵略者借口一名军官中材震太郎上尉失踪而挑起的。其实呢，这位中材上尉并未失踪，只是秉承他的上司的旨意去搞罪恶的勾当罢了。后来日本当局怕露了马脚，不得不偷偷把他遣返回国。这次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又是借口一个日本士兵“失踪”了，从而无理闯入我吉星文团防区，狂妄要求搜查宛平，并且炮轰宛平城。正如冯玉祥将军在这次事变发生后两周对记者说的：“芦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偶然；日本人又欲以‘九一八’的故伎重演于华北了。”
日寇的无理进攻，激起了中国将士们的愤慨，当地驻军吉星文团奋起抵抗。
战士们豪迈地提出：“誓与桥共存亡，决不后退！”战斗开始不久，我平汉线的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等处，曾被敌人攻占。至8 日下午，我军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人反攻，并与日军实行白刃战，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夺回。
二十九军官兵，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各救亡团体的鼓励下，抗日热情高涨。在战争开始的第二天，中共地下组织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广大群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并派人与吉星文团取得联系。因此，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士气旺盛。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
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
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接着，7 月13日，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了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机关工作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毛泽东主席号召：“每个共产党员与抗日革命者，应沉着地完成一切必要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大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从抗战开始的第二天起，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立即组织北平的各爱国团体出动到前线救护伤员，携带慰劳品分赴前线及医院慰问。并进行了支援抗战的各方面工作，在这一期间，冀察军政当局每天都收到全国各地发来的声援抗战的电报和信件；还有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汇来的一批批的款项，作为支援抗战的经费。
有不少国民党将领发出通电，要求开赴前方参加抗战；海外华侨团体也纷纷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兵保卫祖国。芦沟桥的炮声，已经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民族义愤。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武装进攻时，仍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而夺取平津以至华北的阴谋，它宣称华北事件可以“局部解决”，对冀察当局采取威逼和诱降兼施的办法，北平、天津的一小撮汉奸，在其主子的号令下大肆活动。
汉奸齐燮元，过去曾建议宋哲元恢复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国旗，现在又亲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寓所劝降。他对秦说：“如果与日方进一步地合作，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汉奸潘毓桂、张壁、陈觉生等，还乘此机会秘密进行逼走宋哲元而使冀察进一步敌伪化、以遂其卖国求荣之愿的阴谋活动。而就在这诱降的烟幕下，日寇却更积极地策划大规模的侵华战争，7 月11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召集了紧急内阁会议，16日即调派10万陆军来华；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议动员侵华日军40万。
在日本帝国主义燃起战火和发动大规模战争的紧急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亲日派大唱“战必败，和未必大乱”
的亡国论调；英美派则等候美国表示态度，以决进迟。7 月17日，蒋介石发表的庐山谈话，虽然宣布了准备抗战自卫的方针，但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沟桥事件的解决”；而张群玩弄的“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
的“十四字真言”，竟成为国民党对待神圣抗战的“法宝”。
所谓“十四字真言”，就是说在大敌入侵、举国要求抗战的情况下，一味求和必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势必天下大乱。因此，必须假装抗战，应付一下。但一战就败，败而后和，就可以遮人耳目了。和后再借日本的力量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一消灭，就可以“永治久安”了。当时在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言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除张群的“十四字真言”外。还有美国买办孔祥熙的“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十二字秘诀。其真意是，参加抗战的招牌可以打一下，但实际上是观而不战，让共产党和日本帝国主义厮杀，待两败俱伤时，再收“渔翁之利”。
在蒋介石反动政策的影响下，直接肩负着冀察军政重任的宋哲元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他把日军的大举侵犯仍看作“局部的冲突能随时解决”。这种苟安的心理，和蒋介石仍想寻求“外交解决”的侥幸心理一样，因此，在华北军民坚决抵抗日军的同时，宋哲元仍在日本的欺骗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本侵略要求的谈判。
就在谈判的过程中，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关东军，捷足先登。北宁路每天都有满载关东军的兵车自东北络绎开进关内，从海道运来的大批日军也
由塘沽紧急登陆，热河省的日军也经古北口开至北平近郊。在空军方面，日本除了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的飞机以外，还在塘沽附近修筑了空军基地，每天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和平汉路沿线进行侦察。当日本援军调齐后，便又开始向我大举进攻。
7 月21日，敌炮击我宛平县城及长辛店一带驻军；25日，炮击我廊坊驻军；26日，日机十余架猛烈轰炸廊坊。同日，北平广安门外有30多辆汽车满载日军，企图冲进城内，27日，日寇一面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冯治安部）于28日正午以前，自北平附近退尽；一面即于当晚猛攻南苑和北苑。28日，日军继续猛攻，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苑守军死伤惨重。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城内撤退时，被敌人截击，相继阵亡。宋哲元于28日晚自北平逃往保定。
30日，北平被日军占领。
芦沟桥畔侵略者的炮声，震撼着中国大地，全国人民要求对日抗战的怒潮，席卷了全国。要求救亡图强的电文纷纷投来，冲击着屹立在鄱阳湖和长江之间的庐山，冲击着蒋介石的统帅部。
由于形势所迫，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全国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力主抗战，蒋介石在庐山军政会议上，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他说：“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较为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蒋介石这一讲话和号召，受到全国所有爱国党派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继庐山会议之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届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逐步展开。8 月20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发布作战指导计划、国民党战斗序列和作战指导方针，声称“国军以一部集中华北，重叠配备，多线设防，特注意固守平绥路东段要地”：“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浙沪敌海陆军根据地”：“以最小限兵力守备华南沿海各地”。
其作战序列规定：第一战区辖平汉、津浦两路北段地区，兵力为第一、第二、第十四集团军，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晋、察、绥，兵力为第六、第七集团军及骑兵第一军等，由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辖江苏、浙江，兵力为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五集团军，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福建、广东，兵力为第四、第十二集团军，由何应钦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山东，兵力为第三、第五集团军，先由蒋介石、继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同时命令第一战区阻击津浦、平汉两路南下敌人，并侧击南口敌军；第二战区进攻察北的敌人；第三战区击灭淞沪登陆敌军；第四战区固守闽粤海岸；第五战区防守山东及津浦路涂州地区。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治、军事腐败，统帅部对抗战缺乏信心，且对敌人存有幻想，指挥失当，以致节节败退。平津沦陷后，华北战场上的日军就以平津为据点向平绥、平汉路、津浦路三方面进攻；又从长城线向西切断同蒲
路，然后南下，从平汉路西取正大路，以西攻山西。夺取山西是当时日军在华北作战的首要目标。
这时身为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心急如火，认为为天皇立功的机会到了，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关东军一支“精锐”兵团向察绥扑来。日军为打开通往山西的道路，沿平绥线进攻南口，8 月2 日于张北击败了刘汝明的军队，越过长城线，攻占了万全县，夺取了八角台。8 月24日侵占了张家口。沿线国民党守军，采取了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作战，坐待敌人的集结和迂回，不主动出击，其后则不战而退，以至于平绥线上的战地相继沦陷。接着，日军由察南向晋北挺进，晋北重镇大同守军又弃城逃走，使敌人轻易地于9 月12日侵占了大同。
日军所以进展如此“神速”，主要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负责晋绥防务的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他手中的军队虽说号称数十万，但这些军队，军纪败坏，不少官兵染有吸毒恶习，战斗力极差，因此一击就溃，不战即败，望风而逃。不难设想，像这样一支腐败的军队，怎能保家卫国、抵御日寇的侵略呢！
因此，日军攻陷大同后，晋北门户洞开，加入无人之境，10月14日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16日又攻陷包头。11月8 日太原陷落。
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汾阳以西、太原以南狼狈逃窜。
当时平汉北段，设有三道防线。第一线为房山、固安等地区，由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和万福麟第五十二军防守；第二线为安新、漕河、满城，由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防守；第三线为正定，由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和独立第四十六旅防守。房山守军防御得宜，下级军官和战士作战勇敢机智，白天战斗不利，便在晚间奇袭敌营。日军由固安强渡水定河，迂回至高碑店，我守军向涿州、涞水、易县转移。
9 月中旬，第五十三军由任丘撤退，10月初撤到邢台。该部吕正操第六九一团，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在任丘、容城、清苑、高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抗日青年纷纷来投，很快发展成为一支有数万人的抗日队伍。
日军侵占徐水后，即向保定进攻。冯钦哉的第十四军团不力战而放弃满城，10多万大军争相南逃，保定旋即陷落。第五十二军撤至鹤壁，在漳河抵挡一阵就驰往彰德。商震部宋肯堂第一四一师，在正定滹沱河北岸布阵，坚决抵抗日军。
此时，南京政府统帅部命令其他部队向娘子关转移，仅留商震第三十二二军在平汉路正面坚持抵抗，经数天战斗，不支而退。10月13日，石家庄陷落。日军遂占领平汉路北段。
1937年10月26日，日本侵略军进攻河北成安具，遭到我爱国军民的坚强抵抗。
日军一个大队约500 人，几乎全部被歼。在这次战斗中，守城的军队、自卫团和从四乡赶来的各村民团，手里拿着枪支、大刀、长矛、梭标等武器，一齐杀向敌人。整个成安城北，到处是愤怒的人群，到处是冲天的杀声。战斗从10月22日清晨一直打到10月23日上午9 时许，共缴获敌人轻重机枪几十挺，步枪300 多支以及指挥刀、手枪、报话机、弹药、药品等战利品多种。这一仗，大长了我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气焰。
这一仗结束之后，恼羞成怒的敌人，从邯郸抽调部队进行报复。当时，我方援军未及时赶到，成安陷于敌手。11月6 日拂晓，我军某营从城东北角挖地道攻入城内，配合民众组织与日军展开了逐房逐屋争夺战。后因援军不继，我城内部队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对参战群众残酷镇压，在城内杀害居民3600多人，在城外附近杀害2000余人。敌人的暴行更加激起了
人民的反抗，他们掩埋了乡亲，擦干身上的血迹，在中共的领导下继续与日军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
当北平激战之际，驻守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部，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偕同天津保安警察部队，于7 月29日向日本驻津各机关及租界发动进攻。李文田与副指挥刘家鸾、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翀联名通电：“誓与天津共存亡，喋血抗战，义无返顾！”中国军队一度攻占了北仓飞机场及日军驻守的车站，逼近日租界中的海光寺营房，给敌人以杀伤。敌援军赶到，在战车、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反扑，总车站、南开大学校舍等处大半毁于战火。中国军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一昼夜，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撤退。
1937年8 月，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他们从平津等地撤出后，即南下防守津浦路北段静海、唐官屯、德州等要地，另一部分部队在津浦路和平汉路之间进行游击战争。9 月中旬，庞炳勋与刘多荃军在沧州以北激战五日，终因大雨滂沱，工事被淹，始逐渐后退。11月11日，日军攻占大名，守军退至卫河南岸。
12日，日军攻陷惠民，13日又攻陷济阳。韩复榘第三集团军不战而退到黄河南岸阵地。至此，华北大部分重要城市被敌军占领。
在平津沦陷后，1937年8 月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做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芦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决定》要求：“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随后，毛泽东主席又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发出《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华北人民武装起来，参加抗日游击战争，为保卫华北和祖国而斗争。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迅速作了紧急部署：凡有条件搞武装斗争的，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参加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凡平时担任公开工作，并且没有条件搞武装斗争的，立即设法向内地撤退；凡平时隐蔽较好，并且有社会职业或有条件就业的，应该深入隐蔽下来，准备作长期地下斗争。同时，党向广大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伟大的号召：与工农群众结合，与革命武装结合。“到前线去”的口号激动着千百万青年的心。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地大举进攻，面临着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共产党员和广大的华北爱国青年，特别是经过初步锻炼的数千民先队员，在中共领导下都积极行动起来，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民先队总部将一部分民先队员留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相当多的人奔赴陕甘宁、晋察冀、晋西北、山东、中原、华南各抗日根据地，与广大的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起来。在河北，有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共产党员杨秀峰率领的由一部分平津和保定流亡学生组成的抗日游击队，艰苦地转战在大行山上。在山西，许多革命青年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新军和牺盟会。有的平津学生前赴晋西北参加了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在山东，一部分南下的民先队员刘居英、林一山等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和济南学生组成山东纵队，活跃在泰山一带，后来和八
路军东进部队会合，建立了鲁西北根据地。在广东一带的一批“一二九”青年，深入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到处响起了雄壮的抗战歌声：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是全国人民的呼声，是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呐喊。神圣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
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章中华儿女多壮志义愤填膺要出征，东渡黄河抗敌兵；中华儿女多壮志，平型关战显威风。
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 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每师下属两个旅。部队整编后，浩浩荡荡开赴抗日前线。
按照国共两党商定的协议，八路军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当时，整个华北战场，是一片失败景象，形势异常危急。日军轻取平津，气焰更为嚣张，30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要道长驱直入，妄图“速战速决”，三十月内灭亡中国。
就在战局十分混乱的形势下，八路军出师抗战了。在这之前。
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它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只有实现这十大纲领才能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的要求，扩大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开放民主爱国运动，才能发动人民参加抗战，才能使政府、军队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片面的政府抗战、军队抗战变成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十大纲领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建立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了坚持长期抗战，毛泽东向中共干部反复说明了他的军事战略思想。他说，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低估它，看轻它。
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不能局限于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老办法，硬打硬拼是不行的，我们的子弹和武器供应都很困难，打了这一仗，打不了下一仗。
由于蒋介石奉行错误的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暂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准备坚持持久抗战。
毛泽东还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他已经想到了很长远的目标，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还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只有争取了群众，扩大了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抗扫战争的胜利，并为革命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全党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历史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情况，是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提出的正确方针。
芦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正在紧张训练的全体红军。他们个个义愤填膺，请战书、保证书、决心书像雪片似的飞到指挥员的手里，每一份后边都密密麻麻地签着一片名字。每个人的心头上都烧着一团火，恨不得立刻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
红军整编后，在开赴火线前，各师都分别进行了庄严的宣誓。誓词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坚决抗战到底！
“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已经奋斗了六年。现在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功。
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上前线去杀敌。我们要严守纪律，勇敢作战，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完全肃清，誓不回家！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利益，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和同志的指责……”
誓言震撼着清晨的原野，誓言激励着战士的心，誓言也激励着成千上万的抗日群众。战士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一队队、一批批地出发了。他们踏着泥泞山路，向同蒲线急进。雨季的黄河，浊浪滔天，湍急的黄水滚滚而下，渡船在激流中颠簸。滚滚怒涛，似催征的战鼓，向中华民族的儿女发出了战斗的号召。这次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是红军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再往前面去，就要同日本侵略军交战了。将士们多年的抗日夙愿就要实现了！大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共产党、八路军的肩上。
雁门关本是当时日军进攻的目标，但因为这里有天险作屏障。易守难攻，故日军又改向蔚县、涞源等地进攻，企图突破平型关，直入繁峙、代县，切断雁门关后方，然后进逼太原。这时，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以后，即于9 月中旬赶到平型关以西的大营镇集结，决定利用平型夫险要地形，从侧背出其不意地予敌以猛烈袭击。
9 月23日，当日本侵略军占领灵丘并准备向平型关推进时，一一五师已全部集中到平型关东南山地的下关和上寨。当时决定以全师主力埋伏于平型关到东河南镇以北的某高地，断绝敌人的归路；并派出骑兵全部、步兵一部向灵丘方面出动，担任牵制和打击敌人增援部队的任务。
9 月25日，日精锐部队板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约4000人，100 余辆汽车在前，200 余辆大车在中间，少数骑兵在后，完全联成一线，进入八路军优击圈内。约5 时半，我八路军健儿向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进攻。我全线部队居高临下，首先以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后一辆汽车，使其前面的百辆汽车无法逃走。敌人毫无防备，一遭袭击，数千人的部队即在短狭的山谷内乱作一团，汽车、大车、人员、马匹互相撞击。乘敌混乱之际，我军立即向敌人展开猛烈冲锋。这时，阻击敌人从灵丘增援的我军，也打退了前来援助的敌人。
日本侵略军已陷入绝境，但仍企图顽抗。于是，我军和日寇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经过一天的激战，我军终于以无比的英勇和坚强的战斗意志，把困兽犹斗的敌人完全消灭在乎型关以东10里内的地区。敌人死伤的人马、被毁的汽车、遗弃的武器弹药，塞满了两山之间的公路。
平型关战斗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据统计，歼灭了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3000多人，击毁汽车百余辆，大车200 辆，缴获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1000多支、日币30万元以及大量军需物品。
平型关战斗是中国抗战开始后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这一胜利的事实，打击了汉奸亲日派的“抗战必亡”、“战不如和”等荒谬论调，给“唯武器论”者和害“恐日病”的人们当头一棒，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平型关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挫伤了日本侵略军的锐气，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著文说：“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
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人，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和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加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
平型关大战后，忻口会战开始，八路军在敌侧及敌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了忻口会战。一一五师一部在晋东北不断袭击敌人，破坏日军的交通，收复了繁峙、平型关、吴丘、广灵、浑源、蔚县、阳原、涞源、紫荆关等地，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联络线，深入到平汉线方面积极活动的一一五师另一部，在冀西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完县、行唐、满城等县城，进逼到保定附近。一二○师开到晋西北以后，即深入到大同附近，开展雁北的游击战争。10月18日曾伏击日军汽车500 余辆于雁门关之南，并曾数度攻占雁门关，收复了宁武、扬方口、平鲁、井坪等城镇，截断了日军在同蒲路北段的后方联络线。
八路军在敌后的广泛出击，使忻口战场日军粮袜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无法供应，而机械化部队缺乏汽油则不能作战，因此敌人不得不用飞机运输。
这时一二九师的七六九团第三营，突于10月19日夜，冒雨奇袭阳明堡（位于代县南8 公里）敌飞机场，焚毁日机24架。
芦沟桥事变后，八路军从出师至11月初，两个多月来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敌11000 余人，缴获步枪1300多支、轻重机枪76挺、骡马2000多匹，击毁敌机24架、汽车坦克600 余辆，牵制了大量敌军，使其不得长驱直入渡河西进，并解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厄运，起了重大的战略掩护作用。
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已占有主要地位。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各地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的、切实的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战区和沦陷区人民拿起武器，进行保家卫国的民族自卫战争。
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省地处要冲。1937年9 月25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刘少奇、杨尚昆等：“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织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八路军的支持下，华北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烽火连天，群众抗日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在这方面中共河北省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地处河北中心的冀中平原，人民群众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高阳、蠡县农民即举行过革命暴动。“一二九”运动后，这里是学生爱国救亡活动的重要地区。“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就派孟庆山来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系红军中一个团长，河北蠡县人，临离延安前，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指示他，要他在日寇大举南进、国民党大溃退时，在当地党领导下，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不放松一切时机积极组织武装，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
孟庆山一到石家庄就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们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训练骨干，地方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壮大，中共抗日救国主张日渐深入人心。1937年9 月，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地沦陷后，中共保属省委就在安新、安国、蠡县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团，共2800人。继之，定县、无极、深泽、安平、肃宁等地，在当地共产党员领导下，也陆续建立了小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从此，冀中的抗日救亡
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就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官员纷纷南撤的时候，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原东北军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同国民党脱离关系，改为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
1937年10月末，部队到达蠡县。在党的领导下，这支军队迅速发展壮大，战斗在滹陀河到大清河广阔的平原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军队就发展成一支拥有7 万人的强大的抗日武装，并在40多个县、1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
在冀中抗日武装飞速发展的同时，北平郊区和河北其他地区的群众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活动在北平郊区和平绥路一带的平西抗日武装于1937年10月，攻克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救出被押同胞200 余人。中共直南特委在内黄、濮县、滑县等地，组织了抗敌后援会，接着成立了以唐哲民为司令员的抗日游击队。
正大路和阳泉煤矿的工人，在敌人进占娘子关时，组建了工人游击队，活动于太谷、榆次等地，共产党员杨秀峰教授等在赞皇、元氏一带成立了“河北民军冀西游击队”。中共磁县特委在当地建立了抗日政权，并于11月间先后组建了民军第四、第十三、第十四支队以及磁县警备队和“抗日义勇军平汉纵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