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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过渡制度
苏联的当权者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实现了。这是真的吗？假使不真，那么现在获得的成就，至少是不是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实现，而不问其余世界上事变发展如何？我们在上面对于苏联经济主要指数之批评的估计，可以给我们做出发点，来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还要在理论方面，稍加论述。
马克思主义指出技术的发展，是进步的基本动力，并且在生产力的动力之上，建立共产党的纲领。假使你们以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种宇宙的灾难，来毁灭我们的地球，那你自然要抛弃共产主义的前途以及其它许多。可是除了这个渺茫可疑的危险之外，要为技术生产和文化发展的可能性预先设限，那便毫无科学根据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的进步是乐观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它不可调和的反对宗教。
共产主义之物质的前提，是要人类经济能力的发展，达到一种高度，使生产劳动不再成为一种重担，不再需要任何剌激，而经常保持十分丰富的生活品的分配，不需要任何监督（如同现在一切富裕的家庭和「高尚」的公寓里一样），它只需要教育、习惯和社会舆论来维持。坦白说，我觉得假使要把这样一种实际并不过份的前途当作「乌托邦」，那真是再愚蠢不过了。
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条件和力量，那就是技术，科学与无产阶级。可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不能即刻就去代替资产阶级的社会。从过去承受来的物质与文化遗产完全不够达到这个目的。在工人国家的初期阶段，还不能使每个人「各尽所能」，这就是说尽他能力所及的和他愿意的去做工； 也还不能使每个人「各取所需」，而不问他做了多少工作。为了增加生产力，这时还必需采取向来的工资支付方法，即按照个人劳动所生产的数量与品质来分配生活品。
马克思把这个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叫作「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以别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高级阶段里，贫乏的最后阴影消失了，跟着物质的不平等也消失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常常被当作新社会的低级和高级阶段而对照着说的。现在苏联官方理论宣布﹕「我们自然还未曾达到完全的共产主义，但我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即已经达到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为证明这个，他们引证国家托拉斯在工业中，集体农场在农业中，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在商业中，都占着统治的地位。骤一看来，这好像与马克思的预设的（因而是假定的）图式完全相符。但是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只从财产形式上去观察，而不管劳动生产力达到何种程度。所谓「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无论如何马克思是指这样一个社会而说的﹕这社会一开始，其经济的发展便已经比最进步的资本主义为高。从理论上说来，这种观念是毫无瑕疵的，因为以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纵然在最初的阶段，发展的水平也要比资产阶级社会为高。而且，马克思曾设想由法国人开始社会革命，德国人继续它，而英国人则完成它； 至于俄国人，马克思是把他搁在最后的。但是这个想象中的次序，已为事实所推翻了。现在谁要是机械的把马克思这种世界历史概念，应用到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苏联的特殊情况来，那他即刻就要为许多矛盾所纠缠而不能解脱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当中，俄国本不是最强的一环，而是最弱的一环。现在的苏联，在经济上，并不超过世界的水平，它只是在企图赶上资本主义的国家而已。假使马克思把那种立足于当时最进步的资本主义之上、而且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社会，叫作「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那么这个名称，很显然的还不适用于苏联，因为今日的苏联，在技术、文化和生活的享受上，还远较资本主义国家为低。所以就今日的苏联制度及其一切矛盾来说，与其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毋宁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制度。
在求得名词的正确上，这里并没有一点学究的气味。一种制度的力量和稳固，最后说来，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即由与其它制度的劳动生产力比较，孰优孰劣来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若是具有较资本主义更高的技术，那就会确切的自动的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幸苏联的经济，现在还远谈不到这一层。
一般庸俗的苏联辩护者，大多数都这样论断﹕纵然你认为现在的苏联制度，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可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产力，迟早总要达到社会主义之完全胜利。所以只有时间的因素，还没有确定。难道这是值得烦扰的吗？不管这种论据骤眼看来是怎样理直气壮，事实上是极其肤浅的。当历史的进程，成为讨论的对象之时，时间并不是次等的因素。在政治上若把现在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弄错，比在文法上把它们弄错，要危险得多。进化这种东西，并不如庸俗的进化论者韦伯那一类人所想象，以为是现存事物之稳健的累积和继续的「改进」； 它有它的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它有它的危机，跳跃和后退。正因为苏联还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它还不是一种生产和分配已达到平衡的制度，所以它的发展，还不能和谐进行，而是在矛盾中进行。经济的矛盾产生社会的冲突，这冲突又反过来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它并不去等待生产力的继续前进。这点，在富农的发展上，我们看得非常明显，他们并不愿意渐进的「生长」到社会主义，反而要求一个新的补充的革命，这是使僚及其理论家惊异不置的。至于，把政权和财富都集中在手中的官僚们，其自身是不是愿意和平的走进社会主义呢？当然是可以怀疑的。无论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如果相信官僚们自己所说的话那是太轻率了。今后的三年，五年或者十年，苏联的经济矛盾和社会冲突将向那一方面发展，现在是不能够做最后与确定的答复的。其结果，要由各种活的社会力量的斗争来决定，而且还不是在民族范围以内来计算，而是要在国际范围上来计算的。所以在每一个新的阶段，必须对各种实际的倾向之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作一种具体的分析。现在我们就要看到在国家的问题上，这种分析是如何重要了。
二 纲领与实际
列宁跟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看出无产阶级革命之第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在剥夺了剥夺者财产之后，便会废除官僚机关高踞在社会之上的必要性，首先是警察和常备军。列宁于一九一七年夺取政权以前两个月写道﹕「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都这样重复，但忘记补充：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1这个批评，那时是针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俄国的孟什维克、英国的费边派等而发的。现在它以双倍的力量，打击在那些盲目崇拜苏联的人们身上，这些信徒们，正在崇拜着官僚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毫无一点「渐渐死亡」的意思。
社会之所以需要一个官僚制度，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的情势之下，尖锐的冲突，需要「缓和」、「整理」和「调节」（当然是为了特权者和占有者的利益，并且也为了官僚们自身的利益）。所以过去一切资产阶级的革命，不管它怎样的民主，后来总是加强了并改进了官僚机关。列宁说﹕「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 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寄生虫。」2
从一九一七年起，即是从夺取政权成为党的实际的问题时候起，列宁心中便经常为消灭这种「寄生虫」的思想所占据。他在《国家与革命》的每一章上三翻四覆解释说﹕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剥削阶级以后，将打碎旧的官僚机关而建立自己的机关，由工人和雇员构成的；并且将用一切手段，防止它转变为官僚机关。他说﹕「马克克思和恩格斯曾详细分析过的办法：一、不但要实行选举，而且可以随时撤换；二、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三、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3你不要以为列宁这些话，是讨论十年八年后的问题。不是的，这是初步工作，「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
这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勇敢的见解，在取得政权一年半以后，又明白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上头，包括论到军队问题部分，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没有官僚的强大国家； 一个没有军阀的武装力量！并不是防卫的任务生产一个军事与政府的官僚制度，而是社会的阶级结构，把官僚制度带入防卫的组织中。军队只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覆印本。为抵御外来的威胁，工人国家自然与其它国家一样，需要一种特别的军事技术组织，但是决不需造成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党的纲领要求用武装的人民，去代替常备军。
无产阶级专政的政体，一开始便不是原有意义的「国家」了，即不是压制大多数人民的一种特殊机关了。物质的权力，连武装在内，都直接和即刻转到工人阶级组织（如苏维埃）之手。所以从无产阶级专政第一天起，那官僚机关的国家，便开始消亡了。这是党的纲领的呼声，这纲领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被人们宣布无效。可是奇怪得很﹕它现在好像是从坟墓中出来的幽灵的呼声了。
不管你怎样解释现在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可是有一件事是毫无疑义的﹕这国家存在已经快二十年了，它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没有开始「消亡」。更坏的是，它已经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暴机关了。官僚制度不但没有消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来统治着民众。军队不但没有被武装的人民所代替，反而产生了一个特权的军官阀阅，以元帅为此阀阅的头领，至于人民即「专政之武装体现者」，现在连携带非爆炸性的武器，都被禁止了。即使把想象力伸张到极限，也很难想象到一种矛盾，比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规定的工人国家的纲领，和史大林所领导的实际的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惊人的。现在苏联的领袖们和他们的思想的代表者，虽然还在继续出版列宁的著作（不用说被检查人剪裁过和歪曲过的），但是纲领和实际之间何以有这样严重分歧的问题，他们连提也不敢提一声，我们愿代替他们作这种工作。
三 工人国家的两重性质
无产阶级专政，乃资产阶级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一个桥梁。所以在它本质上说来，它带有暂时的性质。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连带的但也是很必要的任务之一，便是准备自身的解体。这种「连带」的任务实现到何种程度，乃是它完成它的基本使命成功到何种程度之测量，这基本使命便是，建立一个无阶级和无物质矛盾的社会。官僚制度和社会的和谐，是互相成反比例的。
恩格斯在他的反对杜林的有名论战中写道﹕「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1一般庸人，以为宪兵是一种永存的制度。其实，宪兵的驾御人类，只能在人类能够彻底的驾御自然界以前。为了使国家消失，「阶级的统治和为个人生存的斗争」也必须消失。恩格斯把这两种条件结合在一起，是因为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程上，几十年时间是不算一回事的。但是在那些担负革命重担的几辈人看来，事情就全不同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生产，固然造成人与人相互反对的斗争，但是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公有，也并不自动的就除去了「为个人生存的斗争」。问题的症结，便在这里。
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在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如美国建立起来，也不能即刻供给每个人到「各取所需」的程度，因之还要被迫去鼓励每个人尽可能的多多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鼓励的责任，自然落在国家的肩上，而在国家方面，也不能不采取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按照劳动来支付的方法，虽然加以种修正和改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于一八七五年写道﹕「资产阶级的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在解释这几句重要的话时，加上几句说﹕分配消费品上，采用资产阶级的权利，必然要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他又说﹕「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种极有意义的结论，已被现在御用的理论家完全忘记了，但它对于了解苏维埃国家的性质上，却有决定的意义，或者更确切的说，对于此种了解的第一步，有很大的帮助。只要以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己任的国家，一天还被迫以强制手段来保卫少数人的物质特权，那它就一天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纵然没有资产阶级。这些话既不是恭维，也不是责骂﹕它只是以真名呼实物。
资产阶级式的分配规准，原是为了加速物质力量的发展，它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的目的才对——但这只是在最后的分析上说的话。工人国家从最初即直接带有两重性质﹕在它保障生产数据的社会公有上，它是社会主义的；在生活品的分配上，它顾及资本主义的计算价值的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所发生的各种的结果，它又是资产阶级的。对于工人国家性质这种矛盾的说明，也许会使那些条主义者和烦琐学者骇怪起来，我们只好对他们抱歉了。
工人国家之最后的面目，要由它的资产阶级的倾向和社会主义的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变迁而决定。若是后者战胜，那事实本身就应该意味着宪兵的最后的消灭，亦即国家解体成为一种自治的社会。仅仅从这点看来，就可明白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有何等重大意义，不但就其自身而且以它作为征兆来看！
因为列宁用他那全部的智性上的气质，将马克思的观念，极端敏锐的发挥出来，所以他能够揭示将来的困难（连他自己的困难在内）之根源，虽然他没有能把他的分析发挥到底。「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的国家」证明了是与真正的苏维埃民主制不相融洽的。这种国家的两重作用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的结构。经验显示出理论所不能明白地预见的东西。假使只为了保社会化的财产，以防御资产阶级反革命，那么一个「武装工人的国家」，便十分足够了，可是要调节消费上的不平等，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那些被剥夺了财产权的人，是不愿意创造它和保护它的。大多数的人，不能关心少数人的特权。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法律」，工人国家不得不设立一种「资产阶级」型的工具，那就是同过去一样的宪兵，虽然穿的是新的制服。
我们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纲和苏联的实际间基本的矛盾，已经作过初步的解说了。假使国家并没有死亡，反而一天天更加专横起来，假使工人阶级中那些全权代表已经官僚化，而官僚们已经高踞在新社会之上，那么这并不是因为一些次要的理由，譬如说由于过去时代心理的残余所致；这乃是这种铁的必然性所造成的结果。只要还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这必然性就会产生并支持了享受特权的少数人。
官僚主义的倾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扼制了工人运动。即使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国家，它也仍然到处出现的。可是很显然的，若是从革命中走出来的社会愈贫乏，那么这个「规律」的表现，便愈严厉，愈露骨，而官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也愈粗暴，因之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就愈危险。今日的苏联国家，不但被阻止走向死亡，而且被阻止走向解脱官僚主义寄生虫的道路，其原因并不如史大林那种赤裸裸的警察的理论所说，是由于过去统治阶级的「残余」所致，因为这些残余本身是没有力量的。这是由非常强大的因素所阻止的，这些因素包括物质的贫乏，文化的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资产阶级权利」的对人支配，——在同每一个人最直接地息息相关的方面的支配，即在保证个人生存的那些事情方面的支配。
四 「普遍的贫乏」与宪兵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两年以前，青年的马克思写道：「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共产主义之）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没有把这种思想，直接发挥下去，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预见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会发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列宁也没有发挥这个思想，而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未曾预见苏联国家会孤立到这样长久。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论断，一种反面推论，但是对于我们暸解苏联制度的具体的困难和病态上，却是一把不可缺少的理论上的钥匙。俄国向来就是非常贫穷，再加上帝国主义战争和内战的破坏，在这种基础之上「为个人生存的斗争」，不仅没有随着资产阶级的倒台而消灭；不仅在随后几年也没有减轻，反而在有些时候，还带有前所未闻的猛烈性质。我们是不是需要提醒一下，国内某些地方，曾有两次走到吃人肉的境况呢？
帝俄和西方相隔的距离，只有现在才看得清楚。在最顺利的情形下，即内部没有纷扰外部没有侵略的情形下，苏联还需要许多个「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消化那先进资本主义文明国耗费若干世纪所得来的经济和教育的成就。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苏联的经济与文化工作之本质。
今日的苏联，在生产力上固然已超过马克思时代最进步的国家。但是第一，在两种制度作历史斗争之时，问题并不在于绝对的水平，而是在于相对的水平。现在苏联经济的对面，是希特勒、鲍尔温和罗斯福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俾斯麦、帕墨斯顿和林肯的资本主义。第二，人类需要的范围，已随着世界技术的进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马克思时代的人，并不知道汽车、无线电、电影和飞机。可是现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若是不能自由享受这些东西，那便不可想象了。
「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要从那最进步的资本主义快要达到的水平来开始的。最近将来苏联五年计划之实际的意义，却还是要「赶上欧美」。在广阔的苏联领土上，要建立全国的汽车路和柏油路网，这要比从美国移植汽车工厂，和学得他们的技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物料的。要使苏联每个公民，能够使用一辆汽车，到他自己所愿去的地方，并且在路上不发生添油的因难，这究竟还要多少年呢？在野蛮的社会里，骑马的人和徒步的人，构成两个阶级。今日汽车之分化社会，并不减于鞍马。那怕是一个普通的「福特汽车」，只要它还只能为少数特权者所有，那么资产阶级社会固有的一切关系和习惯，便会继续存在一天，同时保卫不平等的工具——国家——也便要继续存在一天。
列宁完全站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之上，可是，我们说过，他并没有从经济的落后和国土的孤立上，对于工人国家的性质，作出一切必要的结论来。在他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上如此。在党纲上也是如此。党纲上，将官僚主义的复活，解释为群众不熟习行政事务，以及由战争所造成的特别困难所致，所以其中只规定了一些政治的方法去克服「官僚主义堕落」：如一切全权代表可随时选举和罢免，废止物质的特权，群众积极的监督等。那时以为沿着这条道路，可以使官僚从头领的地位，转变为简单的临时的技术人员，而国家也要渐渐的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向消亡。
这显然是对当时的困难，估计得过低，可是这可以从纲领完全是以国际的前途为基础，而得到解释的。「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全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纲领的引言上，便是这样写的。那些起草人，不仅没有提出「在单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那时这种观念，还没有钻进任何人的头脑里，尤其没有钻进史大林的头脑里），而且对于苏联被迫得要在二十年的孤立之中，去解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早已解决的经济与文化的问题时，苏维埃国家将带有怎样的性质的问题，也是没有想到的。
战后革命的危机，并没有在欧洲造成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民主党拯救了资产阶级。列宁和他的同伴认为是短短的「喘息期间」，竟至延长成为整个历史时代了。苏联社会结构之矛盾，及其国家之极度官僚主义性质，都是这种独特而「未能预见」的历史停滞之直接结果。这种历史停滞，同时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到法西斯主义或准法西主义的反动了。
建立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国家之第一次企图，既因群众之不熟习自治，及缺少优秀的工人之尽瘁于社会主义而遭受挫折。在这些直接的困难之后，即刻又遇到其它更深刻的因难了。党纲所要求的，把国家转变为「计算与监督」的机关，逐渐缩小其强制的作用，——这点，至少要有相关的条件即一般人的满足为前提。恰好缺乏这种必须的条件。西方并没有给我们以帮助。在当前的任务还是去奉承那些特权的人群，而他们的存在，又为国防上工业上技术上和科学上所必需之时，那么民主苏维埃政权，便要受压制，甚至受压制到了不能忍受的程度了。拿十人的东西给一人用的这种决非「社会主义」的办法，便形成并且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分配专家的集团。
近年来经济上巨大的成功，不仅没有缓和不平等，反而使不平等更加尖锐化了。同时官僚主义更加发展了，从前祇是一种「变态」，如今变成一种行政制度了，这是怎样发生的并且为了甚么缘故呢？在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且来听一听，苏联官僚有权威的领袖们，怎样看他们自己的政制罢。
五 「社会主义之完全胜利」与「专政之加强」
近几年来，人们常常宣布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了，特别是谈到「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上，更采取坚决的语气。1931年1月30日，《真理报》解释斯大林的一篇演说道：「在第二次五年计划的时期内，我们经济当中的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份子将要肃清了。」若是依这种预测来观察，那么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一定要死亡，因为资本主义最后的残余肃清了，国家便无事可做了。布尔什维克党纲上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苏维埃政权公开的承认，只要阶级社会及由它产生的一切国家政权还没有完全消灭之时，那么每个国家必不可免的要带有阶级的性质。」可是如果有些不谨慎的莫斯科理论家相信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果真肃清了，因而推论出国家的死亡，那时官僚们即刻要宣布这种理论是「反革命的」。
官僚们的理论错误在甚么地方呢？在基本的前提上呢，还是在结论上呢？两方面都是错误的。第一次宣布「完全胜利」时，左派反对派曾回答道：你们不应该自限于各种关系的社会法律形式，这些关系是未成熟的、矛盾的，在农业方面还很不稳定；这些社会法律形式本身也是抽离开基本的标准：生产力水平。法律形式本身，要看它所依据的技术水平之高下，便有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内容。「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水平」(马克思)。假使苏联的财产关系，建立在最近代化的美国技术上，而且把这种技术，广布到各个经济部门当中去，那的确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初步阶段。但是苏联的财产关系，由于建立在低下的劳动生产力之上，便只能说是一种过渡的制度，它的命运，历史还没有作最后的衡量。
我们于1932年3月写道：「这不是很奇怪吗？国家不能从日用品荒中脱离出来。在每一个步骤当中，供给的中断常常发生。儿童们缺乏牛奶。但是官方的神谕宣告说：『国家已经走进社会主义的时期了！』还有比这样更秽恶的污辱社会主义的名字吗？」拉狄克，现在是苏联当权派的卓越政论家1?，他在德国自由派报纸《柏林日报》「苏联专号」(1932年5月)上，对于我们的批评以如下几句堪称不朽的话答复说：「牛奶乃是母牛的产物，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你们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和幻想的奶蜜之国混同起来了，以致于不了解一个国家即使没有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能在某个时候上升至较高的发展水平的。」拉狄克写这几行字之时，正是可怕的饥荒在苏联国内猖獗的时候。
社会主义乃是计划生产的社会，它要使人类的需要得到最好的满足；否则她便不配称为社会主义。假使母牛已经归社会公有了，但是数量太少，或者产乳不够，那时就要因牛乳供给不足而发生冲突：城市和乡村的冲突，集体农场和个别农民的冲突，无产阶级各阶层间的冲突，以及整个劳动群众和官僚之间的冲突。事实上是因为母牛收归社会公有，所以才引起农民大批屠杀母牛。由贫乏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可以转过来引起「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就是我们答复的要点所在。
共产国际1第七次大会，于1935年8月20日，通过了一个决议，肯定地说：国有工业的成功，集体化的成就，排除资本主义的份子和消灭富农阶级等，总括起来便表明：「社会主义之最后的与不可变更的胜利，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各方面的加强，在苏联已经成功了。」共产国际这个带着坚决语气的宣告，是完完全全自相矛盾的。假使社会主义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活的社会制度上，已经「最后的与不可变更的」胜利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之重新「加强」，便显然是无意义的事。反之，假使专政的加强，是由于制度实际的需要所引起的，那就表示社会主义的胜利还远得很哩。专政若有「加强」的必要，即是政府的压迫若有「加强」的必要，这不是证明无阶级的和谐社会之走向胜利，而是证明新的社会
冲突之发展，这一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任何现实主义的政冶思想者都能了解。那么，政府权力的加强，究竟是甚么原因呢？一句话：由于劳动生产力的低下造成的生活数据的贫乏罢了。
列宁曾经将社会主义解释做「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这个警句之所以偏颇，是因为当时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可是他至少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电气化的水准为最低限度的出发点的。现在苏联每个人口所能摊到的电力，只及先进国家的三分之一。假使你考虑到，现在苏维埃已经被一种与群众脱离的政治机关所代替了，那么，共产国际的宣告只剩下了：社会主义是官僚政权加上约当资本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电气化。这个定义好比照片一样准确反映了现实，可是对社会主义，那还不够格呢！斯大林于1935年11月，在对史塔罕诺夫运动份子[4]的一篇演说上，为了达到会议本身的实际目的，出人不意的说道：「社会主义为甚么能够，应该并且必然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呢？因为它能够供给…‥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他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用未来式的语气说明，不幸竟无意间否定了三个月以前共产国际在同一问题上所做的决议案，并且也否定了他自己屡次的宣告。现在他说，社会主义将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它的劳动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话。如我们所看见的，官方的说话，不仅动词的时态常常变化，而且社会的标准也常常变化。难怪苏联的公民要想遵守「总路线」而毫无差错，实在是不容易了。
最后，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与罗依．霍华德的谈话当中，又给了苏联的制度一个新的定义，他说：「我们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可以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组织，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不过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有意含糊的定义当中，其矛盾之多简直如其字数一样。社会的组织，被他叫作「苏
维埃社会主义的」，但是我们知道，苏维埃乃是一种政权形式，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两种名称，不仅是不相同的，而且由我们感兴趣的观点看来还是矛盾的。一旦社会组织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的了，那么苏维埃便应该消逝，正如同一个建筑在落成以后，那供建筑之用的棚架必然要拆去一样。斯大林说了一句修正的话：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成功」。我们要请问所谓「没有完全」，究竟是甚么意思呢？是5%没有完成呢？还是75%没有完成呢？这一点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正如同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组织「根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究竟是甚么意思呢？他是说财产的形式，还是说技术呢？然而，正是这个定义的含糊性，暗示了他已经从1931 -35年那种无限坚决的语气后退一步了。若沿着这同一道路，再向后退的话，那就要承认：每个社会组织的「根本」，乃是这个社会的生产力，而苏联的根本，恰好不是强大到足以扶持社会主义的茎干及其枝叶，即人类的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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