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时代与家世

一、时代

刘因生于元海迷失后称制元年己酉（1249）闰二月九日，卒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癸已（1293）四月十六日，终年四十五岁。

这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久乱初宁的年代。

刘因的故乡容城地处冀中平原腹地。远自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包括容城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即沦于契丹（后称辽国）的统治之下。北宋初年，虽一度光复，但为时不长；澶渊之盟则进一步确认了辽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其后，辽国衰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兴起，并很快取辽而代之，北方广大地区，遂成为金国版图。公元1127年（刘因出生前122年），发生了“靖康之变”，赵宋王朝的徽、钦二帝当了金人的俘虏，北宋灭亡，江淮以北的广大地区便全处于金国的统治之下。刘因的祖辈生长于斯，自然也长期属于辽、金的臣民。

公元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势力渐向中原扩张，河朔地区便长期处于蒙金的战乱之中。金人日益腐化，力量逐渐衰落。因此，在蒙金的较量中，蒙古步步进逼，金国朝不虑夕。金宣宗（完颜珣，金朝倒数第二代君主）于贞祐年间（1214）放弃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被迫南渡，将首都迁至汴京（今开封），后再迁蔡州（今汝南），苟延残喘至1234年，金国终被蒙古与南宋的联军所消灭。

与金国衰落的同时，南宋也并无起色。直到金人迁都汴京的那年，南宋才停止了对金人的纳币称臣（“罢输岁币”）。其后，虽然参与了联合灭金的军事行动，但总的来说仍是只图苟安，不思进取，对于蒙古（后改国号为“元”）的南侵掉以轻心。1279年，元军终于灭掉南宋，完成了中国的再度统一。

刘因出生于蒙古灭金后的第十五年，上述这些战争动乱他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刘因幼年，就全国范围说，战争虽有，但远在江南，刘因生活的今河北一带，倒是一派升平气象。蒙古贵族在进军华夏的初期，原本是很野蛮的，以杀戮抢掠为常，对于被征服的地区，随意向人民征敛（诸王、将帅和官吏都强逼“撒花”——意为“礼物”）。太宗窝阔台在第一章时代与家世1229年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订出税法，改由按户征收粟赋，从而有了比较稳定的剥削方式；严重破坏农业生产的“圈地”政策也被明令停止。蒙古贵族迅速地封建化。遭受长期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1259年，宪宗（蒙哥）死于军中，忽必烈北上争位，很快便击败了幼弟阿里不哥，次年，在开平（今多伦）即大汗（皇帝）位，建元“中统”（刘因时年十二岁）。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总须较好地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在政治上重新确立中央集权，整顿各自为政的局面，在全国建立统治秩序；二是恢复濒于中断的社会生产，使人民过上稳定的经济生活。忽必烈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英明的君主之一，他也较好地完成了这两个任务。忽必烈当藩王时，当今有的著作（如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将刘因生年注为1247年，误。《静修集》（四库全书本）中《先世行实》、《先君记事》二文及苏天爵的《静修先生墓表》，对刘因的生年均记为己酉，即1249年。

就在潜邸设金莲川幕府，广揽人才，重用儒生。中统建元后，进一步遵用汉法，吸收历代统治经验，改革旧的蒙古制度，从而使他的政权蒸蒸日上，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在政治军事方面，他先是彻底粉碎了阿里不哥联合漠北、中亚诸王企图争位的势力；继而于中统三年，镇压了盘踞山东、江淮的李璮的叛乱；至元八年（1271）定国号为“元”，至元十二年（1276）攻占南宋的国都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建立起“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大帝国。疆域之辽阔，超过汉唐盛世。元初还实行行省制，除以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为“腹里”外，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全国政治空前统一。在经济方面，忽必烈为了适应中原和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毅然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为了扭转游牧生产方式的遗留和影响，忽必烈曾多次颁布诸王贵族不得因败猎践踏田亩和不得改农田为牧场的禁令，并于中统二年（1261）设立劝农司，至元七年（1270）设立司农司，大力提倡垦殖。忽必烈还在北方建立起“村社”，组织垦荒耕作，修治河渠和经营副业（当然同时也有监视农民以及向农民宣传服从蒙古统治的意图）。元朝初年，由于社会安定，政策得当，北方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加数倍”。全国的统一，交通的畅达，也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城市贸易、农村集市以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巨大发展。刘因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恰逢这样一个难得的“盛世”，它对刘因思想的形成有巨大影响。

二、先世

刘因出生在一个“不治产业”的中下等儒生家庭。这个家庭与它所处的时代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由颠沛流离到相对安宁的过程。

刘因的先辈“世为儒家”，最远能考知他的五世祖名琮，但生平不详。

高祖和曾祖作过金朝的下级官吏。高祖名昉，为敦武校尉临洮府录事判官；曾祖名误，字德善，为奉议大夫中山府录事。还有一位并曾祖，名子英，业进士，早逝。

刘因祖辈的事迹，它书未见记载，惟《静修集》（四库全书本、三贤集本）中有《先世行实》六条，有简略的记述。

关于高祖刘昉《先世行实》写道：尝夜坐庑下，见一人盗厨中大釜（锅），识其为乡里子，呼之语曰：“吾家口众，明日何以为具？”盗弃釜而走，止之日：“若走，即使人执汝！姑于此以待。”乃取钱，称釜之值与之。且使置釜于灶所，竟不言。及卒，盗来哭，且以事告人曰：“吾不言，没翁之德。”尝为吏部掾，每为选人给纸札，曰：“纸礼亦细事□□□□□”（原文此处缺五字），乡人号为刘佛子看来，他是个秉性宽厚、乐善好施的人。

关于曾祖刘俣，只写到他好礼：为政有声。每罢归，望容城北门猴子下车，凡长一岁者，无贵贱皆拜。关于祖父，刘因的记述稍详。他名秉善，字文卿。“少读书，气豪迈，以义雄乡里。”刘秉善虽然没有官职，但却得与金皇族联姻。刘因的一个姑姑（名桂）“适金皇族完颜氏，世袭千户侯。”祖母娘家姓陈，陈家有园林，名陈氏庄，刘因有诗道：“陈氏园林千户封，晴楼水阁围春风。翠华当年此驻跸，太平天子长杨宫。”诗后自注：“陈氏，先父之外家也。金章宗每游猎，必宿其家。”身为平民的陈家何以能有此殊荣（接待金朝皇帝），未见记载，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当年的陈家是颇为阔绰的。刘秉善能为陈家之婿，想来也非等闲之辈。

只是，刘家的这种荣耀并没有维持多久，刘秉善生当金国末年，中年遭逢“贞祐之变”（金宣宗迫于蒙古的军事压力，于贞祐年间［1214］南渡，迁都于汴京）。关于当时的时局，刘因曾写道：金源贞祐（1213），迄于壬辰（1232），河之南北，郡县尽废，兵凶相仍，生意殆尽。而先儒所谓天下萧然，洪水之祸盖不至此者，惟是时足以当之。又说：金崇庆（金卫绍王年号，公元1212年）末，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其存焉者，又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髡钳黥（原文作鲸，据文意改）的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贞祐之变是金国历史上的大事变，也是刘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打碎了金朝皇室“太平天子”的迷梦，也使与皇家有一定关系的刘家饱受离

乱之若。

在这次动乱中，刘因的祖父秉善被乡豪“以国命推为万人长”，但并未提到他对蒙古军或“草寇”有什么抵抗行动。刘因的另一位曾伯祖“奉议府君”（未提及名字），“贞祐初，死节中山，而举族没焉。”动乱中，刘秉善“举家南徙”，“逃避河南”（是住在汴京，还是住在其他城邑，不详），生活一落千丈。虽说刘因的一位叔祖秉德（字国宝）于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进士及第”，并被委任为州县官职及下级朝官，但在政局混乱中，这些官职多是虚衔，为时也不会长，刘家的日子也是动荡不安的。

此时的金王朝，上下衰靡，风雨飘摇。金哀宗（完颜守绪）正大九年（1232，岁壬辰），蒙古军队长驱汴京，哀宗求和，蒙古不允。幸赖军民英勇抵抗，才得以暂时保全。但此时的汴京已是一座孤城，粮食奇缺，金政权走投无路，竟置局“括粟”，向困顿不堪的居民强征粮米。加以疾病流行，死者无算，汴京城内，竟至“人相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壬辰之变”。金主于次年（1233）弃汴京而迁蔡州。

在这次事变中，刘因的叔祖国宝“殁于京师之厄”（资料有缺，具体死因不详）。刘因的祖父没有追随金皇室迁蔡州，而是于王辰年“举家北归”。归途中，行至河北安平，二位老人不幸染病相继去世（秉善六月六日卒，年五十二；陈氏六月九日卒）。

关于祖父，刘因在《先世行实》中还追记到下面一些事迹：弟秉德登科后，每教之日：“科举无用学，特，国家设此以取人耳。有志于学者，岂可如是而已？”养孤侄如己出，有外姻之无托者，皆为扰育，不使失所。其子自他所归，遇里中一妪，揖之。召而责曰：“彼年长，虽贱，亦人也。”乃延妪上坐，使再拜。其严类如此。看来，刘秉善也继承了好礼。乐善的家风，且对于什么是真学问有一定认识。

关于叔祖秉德，刘因的记述也较详，除上文提到的以外，还记述到他的官职：登兴定二年进士第。释褐（指初授官）泾州浸阳县主簿，改滕州膝县尹，迁中书省令史。未几，改司农主事，寻授枢密院经历，终于奉直大夫、郑州防御判官。这一串官职表明，他是被调来调去，迁徙不定。进而写到他的性格：君性安静恬退，与物无竞。为学不喜作词章。贞祐间，避地河南，隐于豫州之许封山。从学者惟孔文振。茂林修竹，清泉怪石，终岁无人，惟琴书在侧。刘因还记述了他叔祖的两件事：为省掾时，其一省郎暴怒，以灯击其仆，偶中君之首。君瞑目端坐，神色不动。其人谢之。曰：“偶尔，何谢焉。”

众皆惶恐，往谢罪。君瞑日端坐，少间，开目顾之日：“若辈何在此耶？”众乃具以罪状自陈。君徐曰：“曲直有在，何至于斗！”戒匆复然。其宽裕类如此。由此看来，他叔祖是个性格恬退，举止安详，对人宽容的人。

关于祖辈的上述事迹，刘因只能是得自传闻，但它们对于刘因思想性格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家庭

刘因之父名述，字继先，生于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七月九日，“六岁值贞祐之变，从亲南渡。”在逃难的生活中，他仍能受到启蒙教育，但对科举却不感兴趣。刘因说其父“早有大志，颖悟绝人。十六、七，弃举子业。”二十六岁，遭壬辰（1232）之革。北归途中，在双亲连丧，妻又病重的窘境下，“护柩扶疾”，“饥险备尝”，终于回至故乡容城。重至乡土，面对的却是“田园尽非我有，环堵萧然”的现实，但他却泰然处之，“宴如也”。此时的刘述，当还有第一章时代与家世些积蓄，所以能免于冻馁而成为儒生。刘因这样写到他的父亲：。。遂刻意于学。大难之后，无书可读。求访百至，十年之间，天文、历数、阴阳、医方之书无不通，性学、史学尤所喜者。其书皆手所誊录。往来燕赵间，交游皆父行之天下名士也。这表明，刘述青少年时期虽饱经流离和磨难，但回到故乡后，在蒙古政权下，却过上了较稳定的士人生活。刘述有了一些名气，于是接连有人荐举他做官，他却一再推辞：时耶律中令（耶律楚材）君执政，翰林承旨王公百一以名书荐之中令，欲用之而不就。。。中统初，左三部尚书刘公才卿（名肃）宣扶真定，辟为武邑令。未几，以病辞。可见，刘述曾受到元朝的征辟，并短时间任过官职。刘因还写到父亲的性格和识见：性不喜酒，好长啸。尝游易州诸山，当秋风落木之下，危坐终日。时作一曲，其声虽冲淡萧散，而其慨然之所不能忘者，亦时见之。然其竹冠葛服，雍容乐易，人谓有真隐之风焉。先生平日明于藻鉴，或评论人物，或指明事体，或推究世变，人必待其验而后服。刘因在为一友人的画像写的《赞》中，还曾侧面写到自己的父亲，说：盖于此眉睫之间，又见其所以肖夫先君子之捐金购书，挥筋结客，以倜傥起家，为幽并之豪也。刘述的捐金购书等事迹的具体情况不得其详，但由此亦可概见他不光是冲淡萧散、雍容乐易，还有风流倜傥的一面。刘述归乡后，并没有一直在容城定居，而是多次迁徙。据《先君记事》载：壬辰（1232）还容城。乙未（1235）附籍（附于异地之户籍）。癸卯（1243）迁定兴。乙巳（1245）还涞水。丙午（1246）还顺天。乙卯（1255）迁涞水。己未（1259）复还顺天。中统元年庚申（1260）往真定。至元三年丙寅（1266）还顺天。由此可以看出，刘述回故乡后的生活也并不很稳定。

刘因之生母姓杨，是定兴进士杨勖（字勉之）之幼女。刘因写道：“杨氏生而有知，年十六，归先生。兵后，亲执爨无难色。先生晚无子，力请另别娶，先生竟以天命拒之。”看来，其母是个颇为能干而贤慧的人。

母杨氏卒于乙卯（1255），时刘因七岁。继母某氏，刘因待之甚孝。父刘述卒于至元四年丁卯（1267），时刘因十九岁。

刘因集中有《白云辞》二首，就是为悼念母亲而作。辞曰：白云凝情兮佩月光，白露结彩兮明幽芳，众星皎皎兮水波不扬，渺予思之若遇兮耿在目而不忘。音容著兮形无方，肃予中立兮四无旁。予母归来兮山高水长。

白云高飞兮奋不可寻，灵风长往兮声不在乎幽林，皎月东升兮忽西沈，玄鹤何逝兮遗之音，予思未及兮实怀我心。鯈万里兮指所歆，旷同游兮启云襟，予母归来兮山幽水深。刘因又有七绝一首，悼念其母道：只应老母心酸处，还似孤儿泪尽时。

留在此身成底事，回头二十四年悲。

自注：“先母下世，今二十四年矣。”由此可知，刘因与母亲的感情十分深厚。

刘因生母杨氏逝世后，其父又娶某氏。刘因对这位继母克尽孝道。刘因应诏入朝不久辞归，就是由于这位继母重病需人侍奉所致。由此可见，刘因是笃守当时的伦理规范的。

刘因之妻姓郭，山西平定人。岳父也是读书人。《静修集》（三贤集本）中有一篇《郭氏亲事始末》，简略地记载了刘因与郭氏的亲事：中统四年，郭公许亲。至元四年正月，余丁忧。至元六年正月二日，顺天教授许邦直传言，以禫未答。三月十一日禫终，十五日以释服从吉之礼，告于皇考，以著（著，疑当作著）即命，遇“大有”之“丰”。四月，郝仲常以书去。八月，寇长卿以书来。至元七年正月二十八日，请期。二月十日，王彦材、郝季常送予亲迎。三月七日迎归。

这篇流水帐式的记述，初看似乎意义不大，但对于了解刘因的生平和思想还是有意义的。从中不但可以看出刘因对待丧礼、婚礼的郑重态度，而且，文中提到的郝氏兄弟、寇长卿、王彦材等人，在刘因的诗文中还多次出现，由此亦可以想见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因有一子三女。子名和，是在刘因四十岁以后才出生的，却又不幸早夭。刘因病逝时，长女、次女已嫁，小女尚幼。

由上述可知，刘因的祖辈是金朝的臣民，高祖父、曾祖父和叔祖父曾三世仕金，其父刘述亲身经历了金朝末年的战乱，而后曾短期仕元，但主要过的是隐居不仕的处士生活。刘因在故乡出生时，已是战乱初宁的元蒙初年。时代的风云，家业的盛衰，祖父辈的经历，都在他的心灵中烙上深深的印迹，给予他的思想和性格以重要影响。

六。

前人曾有刘因先辈“五世仕金”的说法（见孙奇逢：《读〈渡江赋〉辨》，《孙夏峰集》卷八。不确。刘因的六世租以上没有记载，五世祖未提官职，只有高祖俣、曾祖俣、叔祖秉德仕金，祖父秉善无官职。其父刘述金时尚幼，后曾短期仕元。因此，刘因的先辈是“三世仕金”。第二章生平和著述一、幼年及师承旧时代给名人作传，往往进行某种程度的神秘化。对刘因也是如此。《静修先生墓表》（以下简称《墓表》）及《元史》本传都写到刘因出生时的神话：先生将生之夕，父梦神人马载一儿至某家，曰：“善养之。”既觉而生，乃名曰骃，字梦骥。后改今名及字。

刘因是在其父四十二岁时才出生的。其父盼子心切，做这样的梦是可能的。大概谁也不会据此就当真相信刘因是神人送来的仙种。不过，刘因自幼天资聪慧，颖悟过人，也是。《墓表》写道：公生天资纯粹，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随目所见，皆能成诵。六岁能诗，十岁能为文，落笔惊人。（本传所记大体相同，惟“十岁”作“七岁”。《墓表》近是。）

此点在刘因的诗文中亦有反映。如：八龄书草字，观者如堵墙。

九龄与《太玄》，十二能文章。对于刘因的这种神童式的早慧，当时的人也都公认。有位田尚书在聘请刘因赴师席的信中就写道：伏惟梦吉先生，两仪间气，四海英才。初学语则自识于之无，及讲书则径明其旨趣。料总角之时，必至于耸坠；甫弱冠之日，俄骇其能文。河倾万卷之储，笔扫千军之阵。这些说法在细节上可能有溢美夸张之处，但刘因幼时很聪明，当属事实。

刘因幼年受到了较好的教育，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

刘述壮年得子，所以对于这个有希望接续刘氏香烟的独根苗十分钟爱珍视。他“隐居教授，杜门绝交，万事置之度外，惟以教子为事。曰：‘始余四十未有子，尝语人曰：果无子则已，若有子必令读书。我今教子，亦将以成吾之志而已。’”其父的家教，给刘因的学业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本功。前文提到，刘述对天文、历数、阴阳、医方、性学、史学等兴趣广泛，这对于刘因当也有薰陶作用。

刘因都拜过哪些老师不详，只有一位砚先生对刘因的影响较大。《墓表》说：故国子司业砚公弥坚教授真定，先生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独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砚公皆异待之，谓先生父曰：“令子经学贯通，文词浩瀚，当为名儒。”

看来，这位砚先生在识别人才方面还是颇具眼力的。砚弥坚，字伯因，应城（今湖北应城市）人。原为南宋儒生，乙未（1235），元师徇地汉上，砚公与江汉先生赵复俱以名士被招致到北方，专以授徒为业。至元二十四年召为国子司业。至元二十六年（1289）卒，年七十八，有《郧城集》十卷传世。刘因哪年从砚先生学，学了多长时间，不详。

刘因文集中还提到一位松冈先生，有诗道：徙舍劳亲意，择师得子贤。

刘因从松冈先生游时间不长，但感情还是深厚的。松冈先生的其他事迹、思想等均不详。

刘因从砚先生学习的是经学：“初为经学，究训沽疏释之说”，但他很快便不满足了，说：“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后来，他接触到了理学著作，为学方向及思想面貌便发生了巨大变化：“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刘因由经学到理学的这种转变发生在哪年，记载不详。《宋元学案》将刘因列为“江汉别传”，说：“静修先生亦出江汉之传，又别为一派。”又说，刘因是从赵复那里得到的理学著作。黄百家更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迭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都认为刘因与赵复（江汉先生）有某种师生关系。关于赵复，《宋元学案》”中有较详细地介绍。说：“赵复，字仁甫，德安（今湖北安陆）人。元师伐宋，屠德安。姚枢在军前，凡儒道释医卜占一艺者，活之以归。先生在其中。姚枢与之言，奇之，。。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学教授学子，从者百余人。当是时，南北不通，程朱之书不及于北，自先生而发之。枢与杨惟中建太极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先生教授其中。。。枢退隐苏门，以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崇信之。”由此可知，刘因受赵复的影响是间接的，并没有亲承赵复之教。

如果再从时间上来考察，当更能说明问题。“元师伐宋屠德安”事在乙未（1235），刘因于十五年后才出生，年龄显然不相及。《墓表）与本传都没有提到刘因与赵复有师承关系。可见，前引（静修学案）中的某些说法是欠准确的。不论刘因是否直接从赵复受学，他在接触理学著作后，思想和学术发生了由经学到理学的转变，这一线索是明显的。他说的，‘我固谓当有是也”，更生动他说明了他的思想深处与理学的契合。刘因还曾对理学诸大家学说之所长作过如下评价：

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这一论断虽未必全是定评，但至少能表明刘因对理学的独到见解和领会。而且，这种把朱嘉看作是理学之集大成者的观点，前人似还没有提出过，确实是对理学发展史的恰当的总结。《元史》本传。

二、经历刘因的一生不算长，且没有大的波澜。但从思想发展上看，却不是直线的，而是有比较明显的转折。可以大致以三十岁左右为界，分为青少年和中晚年两个阶段。

（一）少有大志刘因少有大志，十八岁作的《希圣解》中，即以“希贤、希圣、希天”

为主旨，并以“天地间一清才”自命。青年时期写的一些诗篇中，也常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志向和抱负。如：骃幼有大志，早游翰墨场。。。。邀游《坟》《索》圃，期登孔颜堂。

远攀鲍谢驾，径入曹刘乡。

诗探苏李髓，赋盖班马香。

衙官宾屈宋，伯仲齿卢王。

斯文元李徒，我当拜其旁。

呼我刘昌谷，许我参翱翔。

眼高四海士，儿子空奔忙。

俗物付脱略，壮节持坚刚。。。前年脱颖士，峨峨势方飏。。。这表明，他一度既想学孔子颜回，做圣人；又想当与鲍照、谢灵运、曹植。刘帧等并驾齐驱的文学家；还自诩在诗赋上已与苏武、李陵、司马迁、班固、屈原、宋玉、卢照邻、王勃、元结。李白等不相上下，真有点眼空四海的狂劲儿。只是诗中说的“前年脱颖士”，他处未见记载，细节不详。但总是曾一度崭露头角吧。

有时，他还以兼济天下自任，说：头上无绳系白日，胸中有石补青天。甚至不屑于当一个可能封侯的武士，而志在整顿乾坤：耻为时群辈，追思古人迹。。。学剑觅封侯，行行匹夫敌。

男儿志斯民，安用书剑癖？

皎然方寸间，自有平安策。

一日风云会，四方贤路辟。

致身青云间，高风举六翮。

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

这里，暗用了张载的典故。张载青年时喜谈兵，后见到范仲淹，范教诲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并劝他读《中庸》。张载遂立志学儒，终于成为著名理学家。刘因正是以张载等为榜样自勉，憧憬建功立业。

可见，青年时代的刘因是抱着积极人世的态度，很有一番抱负的。就是“静修”这个名字，也不能理解为消极的“独善”。刘因曾述及自取名为静修的缘由：“当年静修铭，团茅鸡距阳。”自注：“鸡距，保府泉名。；日尝取武侯‘静以修身’语，名所寓舍曰静修龛。”这正是《墓表》及《元史》本传所说“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的来历。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南阳，并不是一味地避世。从他与三顾茅庐的刘备的对话（《隆中对》）可知，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可谓了如指掌，如果不是时刻关心天下大事，是不可能有那样精辟的分析的。其后，他鞠躬尽瘁地辅佐刘备及后主刘禅，终于成就了鼎足三分的大业。从诸葛亮的抱负和经历看，“静以修身”之语的对偶句也许是“出以济世”吧？刘因爱孔明此语，应该说也是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这也正是他少有大志的一种表现。遗憾的是，他的《静修铭》却没有其他记载，致使后人不得其详。

刘因虽然有济世之志，但是，在相对承平的年代，在仕进之途尚不畅通的当时（元朝廷尚未实行科举取士），作为一个汉族的普通儒生，又谈何容易！刘因在一些诗中，也流露出功名未立的烦恼。如：苍月瘦，黑风酸，枯梢老窍号空山。

东方未动天发黑，迷途客子回征鞍。

冰髯压唇帽檐侧，耳轮霜醉鼻尖寒。

中原年少燕南道，功名未立黄尘老。

黄尘老，马上神情依旧好。全篇的调子不免有些低沉，但结尾的情绪还是蛮高昂的。

有时，还宣泄出不被世人理解的愤癫和壮志难酬的苦闷。

欲求伸泪没，今反堕渺茫。。。溺身朱墨窟，人事如冰霜。

高才日陵替，壮志时悲伤。

驽骀欺赤骥，鸱枭笑凤凰。

妾妇妒逸才，浪嘴谗舌长。

纷纷生谤议，锋起不可当。这种怀才不遇的情调，在他十五岁的作品中就有表现：浮云翳阳景，灵枫扇我衣。

男儿志万里，谁复伤别离。

我生十五年，世事犹未知。

慨然慕义气，远与千古期。

高风不可攀，俗纷亦已羁。

所志必我拒，所期必我违。

哀歌仰天问：生我亦何为？

抚剑一太息，昼夜中情驰。

鸿鸽凌云志，燕雀安能知。

二禽登寥廓，尺鷃笑藩篱。

世态尽伥鬼，吾将谁与依？诗中对于当时一些读书人的趋炎附势给予痛斥，还发了一些“屠龙无所用，不如学履稀”之类的牢骚。文繁不具引。总之，青年时代的刘因志向高远，常以“远大自期”，一度还曾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受到赏识。但很快又遭到挫折和打击，因而有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只是由于史料有缺，其详情不得而知。刘因后来回忆少年事曾说：某早躁狂，若将有志。中实脆屈，未立已颓。己卯年（1279），刘因三十一岁。从文字看，此时他对青少年时的“躁狂”似有所检讨。

《已卯春释菜先圣文》，《静修先生集》卷五，页八五。

（二）中年授徒元朝初年，还没有实行科举。刘因身为布衣，无由进入仕途，难以实现他建功立业的抱负。刘家“世为儒家”，不治产业。为了谋生，刘因只得走“授徒教学”一途。

刘因哪年开始授徒没有确切记载。刘因诗有“十年小学师”之句，但未署时间，无从推求。又，在《己卯春释菜先圣文》中说：“今辟此馆，惟我之求。讲学有徒，进修有地，研穷参订，亦复有书。于古遗言，于今学者，尚有裨益。”由此可见，他在三十岁以前已教学。刘因的教学与一般的乡村塾师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能将理学思想贯注其中，他还亲自编订和撰写了一批辅助教材和参考书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教学上颇有革新精神。这就引起了时人的注意。苏天爵说：乡间老儒，说经止传疏义，为文尽习律赋，闻先生讲贯，阅先生论著，始则谤讪，久亦敬服。刘因的名声因此日显：先生授徒，深居简出。性不苟合，不妄接人。保定密迹京邑，公卿使过者众，闻先生名，往往来谒。先生多逊避，不与相见。不知者或以为傲，先生弗恤也。当地的地方官也主动地去拜访他：“县长闻名谒下风。”不少有地位的人还请他给先人作传记，写碑铭（收入《静修集》中的这类文章有十余篇）。一些在职或退休的大官僚还请刘因去做家庭教师。有一位京师的田尚书，本是西域贵族，以厚礼来聘，请教授其子，刘因以“水几啮先人坟墓，谋迁避之”等理由加以推辞。田一再来信催促，刘因说：“可往，则一来即往，诚不敢虚伪，以要人之再三。若。公不亮察，虽百往复，亦止此而已矣。”后又有一位曾任两淮盐使的何尚书也以教子为请。何公家住易州，奉亲家居，藏书万卷。刘因“平生苦无书读，又乐易之风土，遂允其请。三年即归，何公贽以银币，皆谢不受。”

（三）首次被征聘

由于士大夫对刘因多所称誉，名声越来越大，丞相文贞王不忽木尤其极力荐举，刘因终于引起朝廷的注意。至元十九年（1282），太子真金下诏，征刘因入朝，授给他承德郎、右赞善大夫的官职（五品）。当时，真金在宫中建立大学，原由赞善王询执教。刘因入朝时，王询新卒，于是命刘因继之，教授近恃子弟。刘因一介儒生，教授乡里，忽然受到朝廷的征聘，一跃而成为朝官，且成为大学的教授，这表明，刘因此时在学问上已经成熟，并有相当建树，是以声名远播。而元朝统治者热烈地认同中华传统文化，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刘因逢此际遇，实属难得。如果继续下去，也许刘因会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遗憾的是，这一过程竟因刘因家中出事而中断。史载，刘因入朝为时不长（一说“数旬”——苏天爵（墓表调一说“数月”——刊行刘因文集皇帝圣旨），因继母病重，刘因辞归。第二年继母去世。依当时风俗，刘因“丁优”（居丧，守孝），为官的事遂被搁置。

此后的几年间，刘因仍以教书为生。但因遭荒年，粮价上涨，他的生活颇为桔据，有时不得不以一些代食品糊口。此时期的诗作中对这种清贫生活多有反映，并流露出比较浓重的隐逸情调（详后）。刘因的生活不仅是清贫的，而且是孤寂的；不幸接连而至：早失父母且不说，两个姐姐又相继亡故；四十岁后喜生一子，却又不幸早夭。刘因身体本来就比较羸弱，丧子的忧伤更使他受到沉重打击，以致百病缠身，“形体癯瘁，须发斑白”［元］李谦序，见《四部丛刊》影印元至顺庚午本《静修集》。

（四）第二次被征聘至元二十九年，又有朝臣荐举刘因，忽必烈才又想起这位贫居教授的儒生，于是下诏，“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因”，这个职位属于“三品清要之官”，授给一个平民，在当时是被人看作“不次之宠”的。但此时的刘因，身体已经恶化到“不能扶病而行”的地步，只得上书“以疾固辞”，写下了著名的《上政府书》（一名《上宰相书》）。这封信（元史）本传及《宋元学案》均全文收入，足见都把它视为刘因的代表作。的确，该文不但文笔流畅，而且情真意切，是了解刘因生平思想的第一手资料。书曰：九月二十八日，某再拜。某自幼读书，接闻大人君子之余论，虽他无所得，至如君臣之义一节，自谓见之甚明。其大义且勿论，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乐者，是谁之力欤？皆君上之赐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给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势之必然，亘万古而不可易，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某生四十三年，未尝效尺寸之力，以报国家养育生成之德，而恩命连至，某尚改偃蹇不出，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而得罪圣门中庸之教也哉？

这开头一段，刘因先交代不能应诏的原因。宋元时期，读书人被授官，往往要先辞谢，以示谦逊。但如果“恩命连至”，累征不就，有时是会被定成抗旨不遵的大罪的。刘因深知其中利害，自然要努力消除可能产生的误解，表白自己本有为国家效力的想法，绝没有借辞官以邀名的意图。这番话虽然不能说是违心之论，但毕竟是为了解释和剖白才说的。接下去的话中，这个意思更为明显：且某之立心，自幼及长，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甚高难继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某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传闻，不求其实，止于纵迹之近似者观之，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惟阁下亦知某之未尝以此自居也。请得一一言之。

按，刘因提到当时有人把他看作“高人隐士”，而刘因说绝非如此。此点值得注意。他先从往事说起，表明本无隐居不仕的初心：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即与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学，亦即时应命。后以老母中风，请还家省视。不幸弥留，竟遭忧制；遂不复出。初岂有意于不仕耶？

这一事实讲得简洁，但对说明问题却很有力。接着正面申述此次被征之所以不能及时应命的缘由：今圣天子选用贤良，一时新政，虽前日隐晦之人，亦将出而仕矣。况某平昔非隐晦者那？况加以不次之宠，处以优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与心违，病卧空斋，惶恐待罪。

这段先说，以形势而论更没有不出仕的理由。而之所以不能应召，是病忽必烈统治的后期，总的说日趋保守，但也有起伏。史载，至元二十八年，杀桑哥之后，忽必烈起用小心慎密的原太子儋事完泽为中书左丞相，以国子生出身、深受儒学薰陶的康里人不忽木为平章政事，革新弊政，蠲免中统以来积年道负钱谷，采取了安民的稳定政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6版）苏天爵在（静修先生墓表）中也提到：“至元二十八年，朝政又一更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刘因第二次被征召。

情严重，身体不作主。下文就详讲健康恶化的情况：某素有赢疾。自去年丧子，忧患之余，继以店疟，历夏及秋，后虽平复，然精神气血已非旧矣。不意今岁五月二十八日，疟疾复作，至七月初二日，蒸发旧积，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叹旁无期功之亲，家无纪纲之仆，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修营一舍，倘病势不退，当居处其中以待尽。遣人之际，未免感伤。由是病势益增，饮食极减。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某初闻之，惶怖无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窃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某又虑，若稍涉迟疑，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纵迹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势稍退与之俱行。迁延至今，服疗百至，略无一效。乃请使者先行，仍令学生李道恒纳上铺马圣旨，待病退自备气力以行。这段文字声情并茂，对病状心情写得细腻曲折，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时它也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刘因生活和思想的最真切的材料。信的最后，拜托宰相向皇帝传言，戛然而止：望阁下俯加矜阀，曲为保全。某实疏远微贱之臣，与帷幄诸公不同，其进与退，若非难处之事。惟阁下始终成就之。某再拜。谁都会被这封哀婉动人。行板如歌的信深深打动。果然，忽必烈得知这个情况后，也不相勉强，惋惜地说：“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与！”“不召之臣”典出《孟子·公孙丑》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意思是说，将要大有做为的君主，一定有他所不能召唤的臣子，“欲有谋焉，则就之”。“不召之臣”喻贤能、耿介、有操守的人。忽必烈说刘因是不召之臣，既是对刘因的称赞，隐然又有以“大有为之君”自命的意思。如果刘因不是中年早逝，或许他能辅翼这位君主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吧。遗憾的是，他竟没有从那场大病中挺过来。

第二年（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国子助教吴明又陈书朝廷，荐刘因为国子祭酒。但就在这年夏季四月十六日，刘因竟因病与世长辞。

门人故旧将他葬于容城沟市里先茔。元仁宗延祐年间（1313～1319），朝廷对刘因进行表彰：“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上护军，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

三、门徒

刘因除零星接受门徒外，还曾“隐居三台（今属河北省安新县），教授生徒。”清代的安州俞湘（字晓帆）说，刘因“尝讲学于儒阳正学书院。当时被化雨者，不知几何人。”此两说元人著作中未见，不知何据。儒阳正学书院是否在三台，亦不得而知。据元人说，刘因的授徒讲学，很受当时人称道。《墓表》说：先生师道尊严，学者造门，随其材品而教焉。讲说诸经，理明义正，听者心领神会。

刊行刘因文集皇帝圣旨中也说：（刘因）负卓越之才，蕴高明之学。说经奚止于疏义，为文务去乎陈言。行必期于古人，事每论乎三代。汉唐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传，庶乎可继。户外之屡常满，邱园之帛屡来，咸虚往而实归。。这些话虽难免过誉，但大体反映了刘因教学效果颇佳和深受欢迎的实情。

刘因的门徒据说有百人左右，其中，有姓名可考的二十余人。

《宋元学案·静修学案》列有刘因弟子七人，私淑弟子一人。其佼佼者有：乌冲，字叔备，一生高蹈深隐，杜门授徒。他向安熙详细介绍了乃师之学。卒后赠承事郎。秘书监秘书郎。郝庸，字季常，郝经的胞弟。郝经被拘于真州，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屡次请命，代表元朝赴宋问罪。仕至颖川太守。杜萧，字彦表。刘因殁后，为撰《静修先生矿记》。仕至河南儒学提举。还有李道恒、刘君举、李天箎、林起宗等，大多是隐居教授的布衣之士。私淑弟子安熙，字默庵，热心搜集编订刘因遗著，笃守并发挥刘因的学说，作《丁亥诗注》、《四书精要考异》等，使刘因之学“昌大于时”。有《安默庵文集》行于世。

又据孙奇逢（人称夏峰先生，容城三贤之一）称，刘因弟子还有三台籍八人。他们是：梁师恭（以经行明修被征为侍讲）、梁师安（出资为刘因建庙立学）、王刚（至孝），以及刘英、梁泰、李蒙、王果、李贞等，皆“负笈从游，为建书院于三台。”此外，《静修集》中提到的门人还有张潜（见（张潜名说》）、徐景岩（见《徐生哀挽序》）、郝彩鳞。

又据苏天爵称，从刘因受业的还有房山的贾璞、贾瓖兄弟。他们在房山建书院祠堂，以把乃师而教乡人。瓖之子彝，任容城县令时，曾重修静修祠，捐俸立碑，奉敕专额。

四、著述

刘因勤于著述，生前曾自选诗五卷，号《丁亥集》，“常自讽咏。复取他文焚之。”刘因为什么自焚诗文？焚烧的诗文都有哪些？苏氏没有交代。由于资料有缺，不好妄加揣测，只得暂且存疑。刘因死后，门人故友衷其遗稿，以广流传。乌叔备和安熙是刘因诗文的最早搜集者和编辑者。故友张九思（字子有）首将刘因的著作刊刻，并由曾与刘因“同侍从春坊”的李谦作序。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已有二十二卷本刘因文集流传。（见杜萧：《静修先生扩记》）元文宗至顺元年庚午（1330）宗文堂再加刊刻。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内容更加完备的官刊本问世，共二十八卷，包括《丁亥集》五卷。《樵庵祠》一卷、遗文六卷、遗诗六卷、拾遗七卷、续集三卷，另有附录二卷，共三十卷。为刊行此书，还以皇帝名义下了一道圣旨，文曰：尝谓国有名贤，幸遗言之未泯；职司风纪，惟见义则必为。切睹故征士集贤学士、赠翰林学士、资德大夫、追封容城郡公、溢文靖、静修先生刘因，负卓越之才，蕴高明之学，说经奚止于疏义，为文务去乎陈言，行必期于古人，事每论乎三代。汉唐诸子，莫之或先；周邵正传，庶乎可继。户外之屡常满，邱园之帛屡来，成虚往而实归，竟深居而简出。虽立朝不逾于数月，而清节可表于千年。慨想高风，盖已廉顽而立懦；访求故稿，所当微显而阐幽。考请学官，或文有可采，或事有可录，皆得镊粹以传。况先生诗文，大关世教，岂容独缺？今抄录诗文附录共三十卷，于各路儒学钱粮多处刊行传布，则上可以禅国家之风化，下可以为学者之范模。碟请照验施行。准此。这道圣旨对刘因的人格、学行、思想、著述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虽然不免有溢美之处，但基本属实。它既是元朝官方和知识界对刘因评价的一个小结，也为后人评价刘因奠定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