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时代与家世.2

明清时期，刘因的诗文仍有广泛的读者。下面略述刘因文集在后世多次翻刻的情况。

今天能看到的《静修文集》主要有六种版本。一为《四部丛刊》本（一函三册二十二卷），系上海涵芬楼据元至顺庚午本影印。书中有“至顺庚午孟秋宗文堂刊”木记。文中凡“天子”、“国家”、“朝廷”乃至“太子”。“皇孙”、“东宫”等词都顶格。正文前有李谦序，旁注：“据抱经楼旧藏元至顺本补。”

二为明万历蒋如苹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函四册十卷）。书中没有序，也未署刊刻年代。但每卷首均刻有“容城刘因梦吉甫著益都后学蒋如苹样”字样。检《容城三贤集》本《静修集》，有明代北平王进（容城两贤集序），序中说：容城令蒋君合二集（指《静修集》和《杨继盛集》）为一，刻之于邑斋，名《两贤集》。。。蒋君一邑令耳，表章若斯，其尚德者哉！其重有感者哉！。。蒋君如苹，山东益都人。

再，清魏一鳌《合刻三贤集跋》中说：贤集》梓于容邑旧令蒋如苹，其来久矣。

又，清崔蔚林《容城三贤集序》中称该序作于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上推八十年，为1599年，当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己亥。以时间而论，与此书藏书卡上写的“明万厉刻本”正相吻合。由此可知，这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当是明《两贤集》本。该书刊刻形式与元至顺乍相似，即凡遇“皇”、“朝”等字眼都顶格，而“附录”所收的都是元代文献，无一篇明代作品。由此推测，它可能是明人据元代刊版重印的。该书共分十卷，而篇目远较至顺本为多，而与四库全书本接近。三为明刻本《刘文靖公文集》（北京图书馆藏，一册十二卷）该书也未署刊刻年代。有一篇序，但未署姓名及时间。此本只收诗词，未收散文。诗词也仅有《丁亥集》五卷，《樵庵词》一卷，遗诗六卷。该书藏书卡既确认其为明刻本，也许就是《绣谷亭书录》说的明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崔暠刊本。

四为明容城知县方义壮序本。此本今尚未见。《容城三贤集》附录中收有方义壮的一篇序，序中称：于府城购获先生《丁亥集》并遗文数卷，然字句讹舛，至不可读。于是为请于郡伯昆陵顾公，许重梓焉。无何，顾公奉命治兵三关，而太原李公至郡，予复请如初，遂命诸生孙重捷、王衍祚、侯进之分订类校，共得诗文凡若干卷。

末署“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可知，这当是《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所说的“明万历戊子郡守李口校刊本”。因该书有方义壮的序，后人又误说成是方义壮“刻”本。由此亦可知，清人王灏把“方刊本”说成“即今《三贤集》所传之本”（《畿辅丛书》本《静修集）跋），是错加上错了。实际上，《三贤集》本绝不是仅有《丁亥集》并遗文数卷（详见下文）。五为《容城三贤集》本（一函四册四卷）。该本是在《两贤集）的基础上，又将孙奇逢《岁寒集》合刻而成。清康熙十八年（1679），新安张斐然（裁之）。容城杨范（清远）始刻。其后，道光十六年（1836）。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重刻，民国十六年（1927）曾补修。该书序跋附录俱全，唯没有明言所据之最初底本。该本分卷与他书又自不同，仅四卷，而所收篇目最多，与蒋如苹本。四库本接近。

六为《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二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刘因自选诗五卷，号《丁亥集》，卒后，门人故友衷其遗稿，得《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卷，［遗诗六卷］（据文渊阁影印本“提要”补），拾遗七卷，杨俊民又得续集三（“三”原作“二”，据文渊阁影印本改）卷，后房山贾彝复增入附录二卷（此句文渊阁影印本无，该本亦未收入附录二卷，想是抄时删），合成三十卷，至正中，官为刊行，即今所传之本。

此说与元至正九年刊行刘因文集皇帝圣旨中所云“今抄录诗文附录共三十卷”之语正相吻合。据此可知，四库本所据之底本就是元至正本。该书正文之分卷与蒋如苹本。三贤集本虽不同（一作二十八卷，一作十卷，一作四卷），但所收篇目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它们当出自同一底本，即元至正本。七为《畿辅丛书》本（一函四册十二卷）。清光绪十一年（1885）王灏编。王灏在《静修集跋》中称：“今四库秘本不可得见，方刊本。三贤集本，鱼鲁亥豕，不可卒读。谨正其讹谬，厘为十二卷，不可知者缺之。先生著述，多就湮没，诗文之存者，仅有此集。”文中的“其”字指代不明，到底以什么作底本没说清楚。但从其所收的篇目看，除缺词三十三首外，与四库本。三贤集本。蒋如苹本基本一致。由此可知，尽管分卷有所不同，但其最初的祖本当也是元至正本。

《畿辅丛书》曾经过王树枬等名家之手的整理，校勘较精。《畿》本《静修集》曾与其他版本及《元文类》、《元诗选》、《古文正集》以及一些史书。文集相校勘，改正了不少讹误。民国时期的《丛书集成初编》铅字本，即以此为底本。

综上所述，《静修文集》流传至今各书，源于两个底本：一为至顺庚午本，一为至正九年本。至正本在流传中，分卷变化较大，《绣谷亭书录》说：永乐二十一年重刊元本，成化己亥蜀再刻，已改编卷帙。至弘治乙丑所刻，又加编次，全非旧文矣。四库本分为二十八卷；与“皇帝圣旨”中所说相吻合，当是元至正九年本的原型。从“遗诗”、“遗文”、“拾遗”、“续集”这些说法看，它大体是按篇目收集的先后编次的。后人重刻时，以己意按体裁归类，所分卷次遂有不同。

四库本计收有散文一百一十五篇，诗八百七十五首，词三十三首，赋三篇。蒋如苹本、三贤集本。馈辅本与之大体相近。唯四部丛刊本因系据元至顺本影印，时代虽古，但缺佚较多。与四库本相较，散文缺二十五篇，诗缺一百○九首，赋三篇全缺（四库本中的拾遗七卷和续集三卷全缺，其他所缺篇目，基本在四库本的拾遗一至六）。至顺本也许是民间的初刻本，至正本则是收集较全的官方刊本。

由此亦可知，有的学者有关“至顺本未收入对于元蒙有禁忌的文字”的说法也是不够确切的。试想，如果作为民间刻本的至顺本（今四部丛刊影印本）因对于元蒙有禁忌而不收的文字，至正官刊本倒收了，岂不于理难通？而且，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四部本（即至顺本）未收入的那些诗文，从写作年代看，大部分是刘因早年的作品，如《希圣解》（1267）、《吊荆轲文》（1266）、《横翠楼赋》（1266）、《宣化堂己》（1270）等；诗如《呈保定诸公）、《匏瓜亭》等虽未署年代，但从其内容亦可知是早年作品（详见后文）。这些诗文大部分并不带政治性，谈不到“禁忌”问题。只有少数几篇或可以从这方面理解，但分析起来却有问题。如七古（送王之才赴史馆编修》（四部本缺）有句曰：“辽金邪魅无人诛”（据畿辅本、三贤集本），这大概被看作是“禁忌”文字吧。但查四库本，此句作“辽金二史无人修”，其下文是，“略主英臣少颜色。策书未削徒纷纷，当恨天孙借刀尺。”这意思是说，辽金二史尚未修成，令人遗憾。如果像畿辅本那样作“辽金邪魅无人诛”，与下文的意思就连不上，勉强连也不成句。再者说，刘因祖辈曾三世仕金，他怎么可能把辽金视为邪魅呢？由此可知，此句四库本较近本真，邪魅云云当系后人妄改（参见本书第223页注）。总之，诸本所收篇目多寡的不同，并不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除《静修文集》外，刘因的著作还有《小学》、《四书语录》（门生所录），《易系辞说》（病中亲笔），借已佚。

刘因还选编过一本《四书集义精要》（有时简称《四书精要》）。苏天爵最早谈到这部著作，说：初，未子之于《四书》，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导同者，不及订归于一而卒，或者辑为《四书集义》数万言。先生病其太繁，择为《精要》三十卷。简严粹精，实于《集注》有所发焉。可知，该书是对朱高《四书集义》的摘要简编本，而不是刘因的著作。所选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四书》的语录，小部分是关于《四书》的书信（文句摘录）。这些内容都见于今本《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唯个别字句小有出入。从选辑的水平看，所选内容的确都是朱嘉比较重要的观点，苏天爵以“简严粹精”四字加以评价，诚为确当。

古人治学，首重道德。编书刻书，也是首先着眼于对想行为有指导意义，这与今人以获得知识或研究问题为目的颇有不同。加以当时印刷技术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刻印大部头的《语类》、《文集》那样的著作实有困难。由此看来，刘因搞此选本，用心是良苦的，也是有价值的。

该书未见刻本流传。《四库全书》经部收录了该书当时仅存的二十八卷，至《孟子·滕文公》上篇而止，其中尚有缺佚，实非完帙。通过它，可以窥见刘因对朱熹思想的取舍和理解，有间接的研究意义。《四库提要》对该书的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其书芟削浮词，标举要领，使朱子之说不惑于多歧。。。盖因潜心义理，所得颇深，故去取分明，如别白黑。较徒博尊朱之名，不问已定未定之说，片言只字无不奉若球图者，固不同矣。

这个评价似嫌过高，而且说所选的都是“朱子晚年定论”，也未必是事实。但说它反映了朱熹对（四书）的主要观点，可以与《集注》相参读，还是不错的。此书今天能见到的版本有二：一为《四库全书）影印本；二为元至顺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残存二十二卷，九册）。

五、祠墓

刘因殁，门生故友将他葬于容城沟市里先莹。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门生杜萧为之作《静修先生扩记》。元顺帝至正八年戊子（1348），容城县尹贾彝为他建墓碑，请苏天爵撰写了《静修先生墓表》。同年，王理倡议创建静修词，得到地方的响应，遂建词，杨俊民撰《静修先生祠堂记》。同时，还一度将刘因故里沟市里更名为尊贤庄，并且豁免全村的差徭。（尊贤庄这个名字使用了多长时间不详。今天，刘因故里仍称沟市。）

刘因墓在容城县北易水（拒马河）南岸，后为容城八景之一，清光绪二十二年修的《容城县志》称：元儒刘静修墓在沟市村，即“波潆贤家”也。中有碑，天顺八年（1464）大尹林景修筑垣墉。天启丙寅（1626）孙征君倡邑绅士建词字三橙于墓南，内塑先生像，庭前植柏，门外竖坊，题曰：“山高水长”。每岁清明节，本县同绅士祭之。有墓表。该墓与词紧相邻，饲在东，大门有“静修贤词”匾额，刘因的塑像为全身座式。该祠民国时期改为小学。墓在祠堂西，山门有匾额，题曰：“山高水长”，墓道有石人石马，墓高达4～5米，词墓合计占地有十几亩，中有百余棵大松柏树，并有碑碣若干。该词与墓解放初尚存，经过“四清”和“文革”，遭到彻底破坏，遗迹今已荡然无存。碑蝎也已不知下落。

在容城县城内，还建有一静修词。《容城县志》说：静修饲在县治西南。元至正戊子（1348）敕建，嘉靖二十三年（1544）

邑进士阴标增修，万历三十年（1602）大尹蒋如苹重修，顺治二年（1645）邑人阴谋元重修，顺治十年（1653）邑人胡或重修，乾隆二十五年（1760）知县王克淳倡绅士重修。嘉庆十九年（1814）又重修。该祠民国初期尚存，日伪统治末期，在美机轰炸中被毁。遗址在今容城县委招待所院？

六、逸事考辨

之一：陶宗仪（元末明初人）在《辍耕录》中，记载了刘因的一段逸事，说：初，许衡之应召也，道过真定，因谓日：“公一聘而起，无乃速乎？”

衡曰：“不如此则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贤之命，或问之，乃日：“不如此则道不尊。”这条材料流传甚广，明代以后许多人在评价刘因时常引到它。但是，关于刘因传记的最有权威的著作如《静修先生墓表》、《静修先生词堂记》及《元史》本传中，此事都不见记载。陶氏没有提到材料来源，也许是得之元末传闻吧。如果以时间考之，其真实性却颇有疑问。因为许衡生于1209年，长刘因四十岁。其应召事在忽必烈即皇帝位初年（1260），其时，刘因还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是不可能与许衡进行此类寓意高深的谈话的。刘因“不受集贤之命”，事在1291年，许衡已于九年前（1282）故去，时间根本不相及。

不过，这条材料对许刘二人的语言刻划还是传神的。它表明，许刘二人对于“道”有同样的自觉，一个着重于道的实行，一个着重于道的尊崇。这还是比较切合两人的生活和思想的。这大概是它不胜而走，广泛流传的原因吧。其事虽不可信，但它对于理解刘因的思想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之二：《宋元学案·静修学案》附录载有全祖望（谢山）《书文靖（退斋记）

后》，认为刘因的《退斋记》中“世有挟老子之术以往者”等语，是讥讽许衡，并引杨俊民《静修先生饲堂记》中的一段话为证。《静修先生词堂记》说：“先正得时行道，大阐文风，众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术也！’”全氏以为，“先正”二字，“所指者即文正（许衡溢号）也。”这里先有一个文字上的问题：“先正”，意即先贤，是普通名词，为什么就是指文正（许衡）呢？《缓辅丛书》本《静修集》将“先正”改成“文正”，说是“据龙本改”。这一改，普通名词变成了专有名词，意思便大有不同。在元初，“得时行道，大阐文风”的大有人在，怎么能一定说是指许衡呢？

其次，是刘因为什么要讥讽许衡。全祖望揣测道：岂当时文正辞左辖（按，指许衡囱请罢中书政事），居祭酒（教国子），盖有见于道之难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诋欤？。。由文靖之言观之，则知苟非行道之时，必不当出，亦不当择地而居之。盖立人之朝，即当行道，不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间而明道之为愈也。《兽斋学案》附录中，也载有与全祖望意思相同的按语，并引元人虞集（字道园）作的《安默庵文集序》的话作证，文繁不具引。全氏的这个推测，根据也是不足的。用为，首先，许衡的“辞左辖，居祭酒”能说是老氏之术吗？恐怕不能。所谓“老氏之术”，刘因是指那种“以一身之利害，节量天下之休戚，。。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以术欺世，以术自免”的思想和行为而言的。对照许衡的言行，似难于作出这样的论断。仅从《鲁斋学案》附录中所载的事迹看，许的为人是颇为廉直方正的。仅举二例：他敢于与权臣阿合马作斗争：“先生每议，必正色不相让。”并阻止阿合马之（退斋记），《静修先生集）卷二，页四二。

子同签枢密院之请。“阿合马由是衔之”。如果许衡是老氏心态的人，能够如此吗？

再者，许衡“辞左辖，居祭酒”的行为，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据《元史》，许衡在朝中任职，总是旋进旋退，每次都不大长。“世祖即位，召至京师，授国子祭酒，寻谢病归。至元二年，以安童为右丞相，使先生辅之，乃上书言立国规模，四年又归。五年复召，至七年又归。明年，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久而归之。十三年，定授时新历，以原官领太子院事，历成而还。”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许衡并不贪恋高位，居官也是尽职尽责的，谈不到什么“以术欺世”等问题。

还有，杨俊民在《静修先生词堂记）中曾将刘因与许衡相提并论，说：“钦惟世皇，圣虑深远，征先生翌储君，盖欲他日相须，犹向之用许公也。”这是把刘因被征为赞善、教授东宫，与许衡的任祭酒等量齐观。刘因自己既然接受赞善之职，怎么却讥讽许衡之任祭酒呢？

还须指出，刘因在诗中曾提到许衡，态度是颇为尊敬的。如“堂高余庆在，道重鲁斋传。”怎么会又说这样的人“以术欺世”呢？如果说许衡一面宣扬理学，一面在元朝当官是以术欺世，那么，刘因自己不也一度在元朝当官吗？再这样说别人，那岂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吗？

可见，此类把许衡与刘因对立起来的逸事的真实性是值得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