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政治态度

刘因曾两次辞官，诗文中也有一些与当时政治有关联的篇章，前人对此评价颇不一致。有的赞美他淡于功名利禄的品格，说他有高入隐士的风貌；有的强调他不肯仕元的节操，说他不忘故国故主；有的更进而夸张他的“恋金”、“哀宋”情绪，说他“自视为亡金的遗血”，与元蒙消极对抗；也有的从另一角度立论，说刘因曾“幸宋之亡”，为元蒙张目，丧失了应有的民族气节。这些不同评价，集中到一点，就是刘因对当时的政府——元蒙政权的态度问题。刘因究竟对元蒙政权抱什么态度？对此应如何评价？这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

一、拥护国家统一刘因对元蒙政权基本上是支持和拥护的，其早年尤其如第三章政治态度·51·此。这无须讳言，也绝不是什么刘因政治上的污点。刘因生为元人，处在久乱初宁的年代，恰逢比较英明的君主，他的拥元是从拥护国家统一出发的，而不是从狭隘的民族观念着眼的。前人（尤其是明朝人）圃于当时的时局，对此多有误解。曲解，是应当予以澄清的。只有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一点，才能真切地揭示刘因的政治观。人生观及其发展变化的逻辑，准确地理解其有关诗文的内涵。下面结合历史背景对此做些分析。（一）元初政治情况刘因主要生活在元世祖忽必烈当政的时期。（刘因一生与忽必烈密切相关，而且大体上与忽必烈的统治同步：忽必烈即大汗位时，刘因十一岁；刘因去世的第二年，忽必烈驾崩。）元蒙初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进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忽必烈采取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使饱受战争动乱破坏的北方地区的生产得以复苏。特别重要的是，忽必烈锐意改革蒙古；日制，“附会汉法”，“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迁都大都（今北京），改蒙古国号为“元”（取“绍百王而纪统”之意）；废止传统的选汗制度，仿照汉制预立皇太子；他还重视并亲自学习汉文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这一切都强烈地表明了他对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52·刘因评传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忽必烈还重用各族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史称：“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这“信用儒术”。“以夏变夷”两点，尤其受到汉族士大夫的欢迎，刘秉忠。杨惟中。姚枢。郝经。许衡等先后应召而至，他们对忽必烈的政策多有赞画。而忽必烈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功，也正与重用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互为因果。随着忽必烈的这种“尊用汉法”的政治路线的深入贯彻和事业上的日益成功，汉族知识分了也便心甘情愿地为之效力，并承认忽必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之主”。郝经的话可以说是个代表。他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这就是说，忽必烈在政治统治上能信用汉族儒士，在意识形态上能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这才得到汉族士人的认同。

（二）对元初政治的态度

刘因生于其时，他也是把忽必烈看作“中国之主”的。他对忽必烈即位初年的统治秩序多次肯定和赞美。如说：中统元年，今天子即位，草昧一革，古制浸复。及至元改元，则建官立法，几于备矣。对于宋（北宋）一辽一金一元膻变的历史，刘因有一个总的看法，那就是由北而南，由小而大，最后归于一统，以为这是个总趋势。他说：辽金迄今，囱北而南渐以大。其文物之变也亦然。自北而南，天开元基。辽渐燕垂，金奠淮夷。厌分裂那，孰彻藩篱？白雁一举，横绝天池。彼瘴海兮藏鲸蜕，巨谎如城兮尾如旗，安得壮士兮驱而守之！刘因在诗文中，为元朝统一全国而欢欣的心情多有反映，如：天彻藩篱要混通，古来佳丽数吴中。

送君如对秋风起，恨我不随江水东。在另一篇给友人送行的文章中，这个意思表达得更为明白，说：东南富山水之奇秀，而限于南北，不得周游而历览之，使人恒郁郁不乐而若有所失。自宋亡，百五十年之分裂一日复合，凡东南名胜之迹，一日万里，而惟其所欲焉。此固不屑屑于当世以观物自娱者之所乐得者。方天下无事，事有纲纪，士以才能自负者，每以无以自异于中人而不得尽其所有者以囱叹。今沿江南北皆我所有，民不习静而多变，有弊以革，有害以除，此亦有志于当世，以有为为事者之所乐得也。这番议论虽然是就游览山川名胜而引发出来的，但从中不难看出刘因对于全国复归统一的欣喜之情。刘因还有一首诗，也流露了这种思想。

闻君得官岳阳去，我梦已落江湖滨。

天下先忧付公等，江山之乐当平分。

荆湖一城百战得，存抚安得人人君。

岳阳父老宜相贺，君是荆州旧幕宾。

自注：廉荆州治称第一。廉荆州指廉希宪（1231～1280），元初名臣，畏兀儿人，因熟习儒书，人称廉孟子。官至平章政事（宰相）。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攻占江陵，他奉命行省荆南。刘因对于友人曾作过廉希宪的幕僚而引以为荣，从中也能侧面反映出他的政治态度。

（三）对元师伐宋的态度

对于元蒙南下灭宋的军事行动，刘因也是积极支持的。他在为人写的一篇碑铭中叙述道：至元十一年，诏大丞相伯颜领诸将兵代未，有志之士，咸喜乘此际会，思效计勇以自奋。文中详细叙写了这位刘公在渡江攻宋的历次战斗中所立军功和所获封赏。在另一篇《明威将军后卫亲军总管李公先莹碑铭》中，对这位墓主在平定李璮叛乱和伐宋战斗中所立军功及所获封赏，也作了夸耀式的叙述。（不赘）此类写法固然是铭赞文体所要求的，但这样的内容，这样的津津乐道的口气，毕竟能反映出撰写者的政治倾向。

《怀孟万户刘公先圭碑铭》，《静修先生集》卷四，页六七。

（四）《渡江赋》析最能反映刘因拥护元蒙态度的作品是《渡江赋》。这篇赋正面写了元军南下灭宋的军事行动，它的政治倾向本来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前人却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有“欲存宋”说（想保全宋朝），“幸宋之亡”说（庆幸宋军的灭亡），“哀宋”说（对宋朝的灭亡感到可悲）等。为了澄清混乱，有必要先对这篇赋的背景作些介绍。

元蒙对宋的军事行动，如果从1227年成吉思汗侵宋算起，到1276年（至元十三年）攻陷临安、1279年南宋灭亡，历时五十余年之久。前期（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侵宋战争，目的主要在于掠夺财物，攻陷的城市旋得旋失，大多不能建立长久的统治。宪宗（蒙哥）以后，蒙古统治阶级取宋而代之的意图日益明显。1256年，蒙哥亲征南宋，第三年病死军中（一说系被飞石击中，不治而死）。其时，贾似道任南宋的右丞相，他早已被蒙古的军事力量吓破了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私下谋求与蒙古议和。此举，最初遭到在前线统兵的忽必烈的拒绝。蒙哥突然死亡，忽必烈急于北还争夺汗位，恰巧贾似道再次派议和使者来到，和议遂成。和议规定：蒙古退兵，宋蒙划江为界，宋向蒙古称臣，每年奉献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可是，贾似道是个翻云覆雨的人，蒙军北还后，他隐瞒真情，冒称“再造之功”班师还朝。为了掩盖和议情况，贾似道把忽必烈派来践约的使者郝经拘禁在真州（今江苏仪征）。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初期无暇南顾，待北方局势稳定后，又经过周密准备，于1267年（至元四年）以南宋长期拘留特使为借口，兴师问罪，发动了大规模的灭宋战争。刘因的（渡江赋）就是在这年蒙古军南下之初写成的。赋开篇的小序说：郝翰林奉使南朝，九年不还。今国家大举，方与宋君会猎于江东，因之以问罪。北燕处士慨然壮其事，乃计地势，审攻守，将草渡江策以助之。这里清楚地交代了作赋的背景和宗旨，申明：宋朝拘囚蒙古特使达九年（1259～1267）之久，是背信弃义的行为，理当兴师问罪，所以才“慨然壮其事”，为蒙军呐喊助威。“北燕处士”是作者自称，而虚设一“淮南剑客”作为对立面，采用自设主客的问答体裁，往复辩难，极尽铺陈之能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蒙军必胜。宋军必败的主题。

刘因用夸张的语言，先回溯了元蒙开国的辉煌历史：昔我国家，初基创元。顺斗极，运天关，握雄图，祭雪坛。神人赫尔折箭以首之，遂超大河，横八荒，跨北岳，漂九阳。南极破而朔风烈，长风灭而北辰张。继继承承，臣仆万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扬。然后写蒙军南下的声势，极写蒙军的强大威武和宋军的不堪一击：卵压中原，势开混茫。蠢尔荆蛮，何痴而狂。

自取征伐，孰容尔强？今乃提天纲，顿地纹，竭冀北之马，会天下之兵。衔枚疾走，摄号而南行。。。精甲云屯，白日争辉。扇燎原之猛势，奋盖世之雄威。。。使彼淮方之矮马，蛮溪之豪族，延目望之，固足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进不敢敌，退不敢窜。我乃击奔霆而倏升，怒长风而迅征。一叱而健瓴折箠，再鼓而瓦解土崩。。。断横江之铁锁，焚栅岸之河楼。其势也，人人清河公，一一韩擒虎。小王溶之楼船，凌伏波之铜柱。朝发舶舶，夕会南隅，囊括百越，杯视五湖。灵旗所指，席卷长驱。哀哉宋君，可怜也！战则为黄泉之士，降则为青衣之奴。上绝奎宫之运，下失皇枯之区。草满金陵，鹿走姑苏。五溪焦土，七泽丘墟。何其痛哉！接着写淮南剑客献疑说：宋朝有长江雄关作天险，“一夫守隘，万夫莫前”，“一轲据津，万夫莫渡”；军备还颇充实：“船襄汉之粟，潜江淮之资。发武库之兵，犀象之皮。镂铜牙于龙川，伐竹箭于会稽”，足以抗衡中原，坚守力持。不但这些物质条件极好，人的条件也不错：“义士奋袂，良将登坛，既有枕戈之刘琨，岂无击揖之谢安？”有此种种因素，难保不会发生像曹操败于赤壁。荷坚败于淝水那样的事。

针对淮南剑客的这番辩解，北燕处士作了驳斥。首先指出，地理上的天险和雄厚的军备物资，并不是决定胜负的主要条件：表里山河，备败而已；坚甲利兵，应敌而已。以势御势，固未知其孰利，曾不知应之以天机，昭之以大义，而有不可御者，我请为子筹之。然后，以天机、大义、人心、士气为根据，列举了蒙古必胜，南宋必败的五条理由，说：我直而壮，彼曲而老；我有名而众，彼无义而小，一也。彼江塞之地，盘亘万里，分兵以守之，则力悬而势屈；聚兵以守之，则保此而失彼，二也。彼持衣带之水，据手掌之隅，将情兵骄，做不我虞，其备愈久，其心愈疏，三也。彼荆鄂之民，旧经剪伐，久痛疮痍，见旃裘而胆落，梦磊窟而魂飞；今闻大举，重被芟夷，人心摇落，士卒崩离，四也。彼留我奉使，仇我大邦，使天下英雄，请缨破浪，虎视长江，亦有年矣；今天将启，宋将危，我中国将合，我信使将归；应天顺人，有征无战，五也。孰谓宋之不可图耶？赋的最后写道：淮南剑客听了这番道理后，无言以对，困窘不堪，“怗然失气，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以对矣。”显然，全篇的主题是歌颂元蒙伐宋的正义和必胜。词语满怀激情，倾向十分鲜明。

刘因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拥护者。他生于元蒙，长于元蒙，自然以元蒙为自己的国家。他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当时的皇帝“能行中国之道”，自然以他为中国的共主。而南宋，在他当时看来，不过是个腐败的敌对政权，而且还是个做了那么多背信弃义的坏事的敌对政权，因此早该消灭，实现中国的统一。他歌颂元师伐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国家的统一着眼的，因此才写得那么堂堂正正，激昂慷慨，酣畅淋漓。

希望统一，厌恶分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之一。在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统一的时间长久，分裂的时间短暂。虽然也曾有分裂达三四百年之久的情况，但分裂总是被看作不正常的，统一才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从北宋灭亡至元蒙建立，历时达一百五十年，其间，广大人民群众饱受战乱流离之苦，人民（尤其是北方广大人民）切盼统一，过安定的生活。由此看来，元蒙灭掉南宋，统一华夏，正如刘因所说的那样，是“应天顺人”的事。《渡江赋》反映了这样的民族心理。人民感情，所以才如此有气势。

（五）对几种不同说法的辨析

由此亦可知，前人关于《渡江赋》的政治倾向的一些说法，实难成立。

“幸宋之亡”说（对宋朝灭亡幸灾乐祸）和“哀宋”说（为宋朝灭亡而悲哀）虽持两个极端，但都是不顾赋中歌颂元蒙举兵这一基本思想，却从对宋的态度来立论，已属偏颇。偏安江南的宋王朝，虽是汉人政权，但对于生为元人的刘因来说，则属于异国。敌国，而且是个腐朽不堪的败亡之国，实在没有任何保全它的理由。可见，对于南宋之将亡，青年时代的刘因既不会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也不会有为之悲哀的感情。

附带说明一下，有人把苏天爵说成是“哀宋”说的提出者，这也不确切。苏氏在《静修先生墓表》中的确说过，‘王师伐宋，先生作《渡江赋》以哀之”的话，但这个“哀”字不过是说，南宋的结局是可悲的。这仅是据实而论，并不是说作者为之而悲哀。犹如今人说“某某得到可悲的下场”，谁也不会误解成说话人对某某的同精。而且，苏天爵那句话，是针对刘因“欲南游江湖，览儒先名迹，不果”的情况下讲的，这就更可见此时的刘因绝没有“为宋而哀”的意思。

明末清初的学者孙奇逢提出“欲存宋”说（刘因想保全宋朝），则更难成立。孙氏写有《读＜渡江赋＞辨》，认为，这篇赋的基调是“满纸悲愤”（刘因为宋室之将亡而悲愤）。并认为，设为主客的北燕处士和淮南剑客双方是“总先生一体而两名”（主客双方都代表刘因的观点）。这一说法实在牵强。从前面引述的赋的原文可知，“悲愤”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至于“一体而两名”之说，更难成立。众所周知，自设主客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体裁，从来都是一反一正，一破一立，岂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而都代表作者的正面意思的道理？

《读＜渡江赋＞辨》（以下简称《辨》）还摘引《渡江赋》中的个别语句立论，以为：“呜呼噫嘻！想夫阴山虎士，茹毛饮血，状若神鬼，气做霜雪，嘻于战斗，业在征伐，。。川谷为之荡波，邱陵为之震眩”一段，“极模元势之强”。其实，《赋》中写“元势之强”的文字很多，这一段算不上是最典型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前文中才没有引用它），它前后的许多话倒是更带感情，更形象生动（见前）。《辨》之所以摘引它，大概是看重“茹毛饮血”、“嘻于战斗”之类近于对，‘夷狄”不敬的字眼，其实，它们又何尝不是在写蒙军的勇猛呢？

《辨》又引“哀哉宋君，可怜也！战则为黄泉之士，降则为青衣之奴。。何其痛哉！”一段，以为是“字字泪，点点血”。其实，原文的意思无非是说，宋君无论是战是降，都难逃彻底失败的下场。这个结局，从宋君的角度说，诚然是可悲的，但从作者刘因来说，则分明不是为宋之必亡而悲痛，倒是为蒙之必胜而欢歌。

《辨》又引淮南剑客献疑的两大段话，以为“辞气激昂，多少打动人处”。其实，剑客所列举的宋室“优势”不过两点：一是有天险雄关，二是有义士良将。但是，前者已被下文“表里山河，备败而已”一段所推翻；后者也被下文，‘将情兵骄，傲不我虞”一段所驳倒。其“辞气”实在谈不到有什么“激昂”，倒是反衬《孙夏峰集》卷八，《畿辅丛书》第十七函。

了宋朝大势已去，失败的命运已无可挽回。

《辨》的最后引“怗然失气，循墙匍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对”一段，以为“满腔酸楚，不能为情，真令人垂首丧气，愤闷欲绝”。这种感情，如果要说是夏峰先生自己读后的感触，倒还可以，要说成是作者刘因的意思，就未免扞格难通。“怗然失气”云云，明明是说淮南剑客理屈词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得认输。这些话是紧扣蒙军必胜、宋室必败的主题的。夏峰先生在《辨》中批评别人不该“以意逆志”。夏峰先生无疑是读书破万卷的大学问家，但遗憾的是，恰恰是他，对《赋》的意思作了曲解。全祖望说得好：“岂有身为元人而自附于宋者，真妄言也！”刘因还有一些诗也写到蒙军南下灭宋的事，其思想感情与《渡江赋》完全一致。如。

气势江淮一旦空，故教金甲虎生风。

峥嵘铁骑千夫勇，凛烈寒威百兽雄。

不信貌豺御万灶，岂知狐兔动幽丛。

圣朝千古征南录，亦有孙君治造功。诗中称颂“圣朝”（指元蒙）“征南”（指宋）军势的勇武。所歌颂的这位孙公叫孙威，还见于刘因的另一篇文章《中顺大夫彰德路总管浑源孙公先茔碑铭》，文中详细叙写了孙威向元蒙进献用新法制造的甲胄从征南宋的事迹，以及所建功勋和所获封赏。还写到忽必烈对孙威的称赞：“能捍蔽尔以与我国家立功名者，非此人之甲耶！”《虎甲》诗的最后两句，正是取的这个意思。

同类的诗还有，如：江陵春色元无恙，楚泽幽兰恐未清。

惟有酒船三万斜，南飞齐和凯歌声。其对元军灭宋的军事行动取支持态度亦至为显然。这些诗文，夏峰先生当是读到过的，不知为什么竟置之不顾。夏峰先生生于明清之际那个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特重民族大义，明亡后隐居不仕，屡次拒绝清朝廷的征召。他与刘因同为容城人，生活道路有某些近似之处，对刘因的志节学问甚是推重，在隐居不仕这点上尤引以为同道。但是，他却没有看出或不愿承认刘因前后思想的变化，遂对刘因早年的支持元蒙以己意作了曲解。（夏峰先生在《辨》中把刘因不受集贤之命、元世祖称为“不召之臣”这些晚年的事与《赋》这篇早年作品中的思想混在一起说，恐怕不是疏忽。文繁不具引。）夏峰先生的用心可谓良苦，其学行节操也令人钦敬，但是他的雄辩，由于违背事实，却不能令人信服。

与夏峰先生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位明清之际隐居不仕的著名学者傅山，则不齿与刘因为伍，曾说：“后之人诬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也！”傅山看清了刘因曾一度积极支持元蒙伐宋的政治倾向，在这点上他比孙奇逢明睿清醒。但他认为这是刘因的污点和耻辱，则仍不免带有民族偏见。而如果仅仅据此就否定刘因的整个一生，这种以偏概全的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六）重要旁证

还应指出，刘因写《渡江赋》，还与他和郝经的友情有关。《赋》的第一句中的“郝翰林”即指郝经。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人，是元初名臣，忽必烈的重要谋士。他非常欣赏忽必烈招贤纳士，“访以治道，期于汤武”的胸怀，认为，“兵乱四十余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被征用后，他忠心耿耿地为忽必烈出谋划策，上《立政议》，建议改革政制；又上《东师议》，阐述灭宋方略；蒙哥死，他上《班师议》，力劝暂时与宋议和，北上争位。中统元年（1260），郝经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充任国家的信使，不顾个人安危，赴宋践约。有人劝阻他说，此差事太危险，他回答说：“南北构难，兵连祸结久矣。圣主（按：指忽必烈）一视同仁，通两国之好。虽以微躯蹈不测，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镐之下，吾学为有用矣。”郝经至宋，竟遭贾似道长期拘囚，“九年不还”。在刘因看来，郝经之行，无疑是勇敢的豪杰之举；而宋之所为，则纯粹是背信弃义的小人之行，早该讨伐。

刘因还有诗怀念郝经：一檄期分两国忧，长缨不到越王头。

玉虹醉吸金陵月，玄鹤孤游赤壁秋。

漠北苏卿重回首，天南王粲几登楼。

飞书寄与平南将，早放楼船下益州。诗中的“一檄”当指宋元签订的和约。郝经为践约而使宋，临行前说的那番话（见前），正是“期分两国优”的意思，由此足见郝经的胸怀是多么博大。“越王”显指宋君。诗中还借苏武以喻郝经的坚贞不屈，借王粲登楼怀乡以寄托作者对故入的怀念。结尾更明确提出早日平定江南的希望。此诗的写作年代当与《渡江赋》大体同时，它是刘因早年支持元军灭宋维护中国统一的又一铁证。

郝经被南宋拘囚长达十六年之久。至元十二年（1275），在元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南宋才将他“以礼送归”。但他的健康状况已很糟糕，竟于当年病逝。从刘因的诗文中可知，郝经返元后还与刘因有过交往。如刘因在《书饕餮图后》中提到：“田景延得古器，其友郝伯常欲为道其然而不果，而属于。”（该文写于至元丁丑［1277］，当是追忆前年之事。）又《书东坡传神记后》说：“予既作之诗以赠之，而复书此说于所藏郝萨使所书东坡传神记后云。”（时在至元十二年三月望日，正是1275年事。）郝经是刘因敬仰的朋友，他的政治态度不能不对刘因有重要影响。

刘因与郝经的两个弟弟的关系更为密切。郝经的三弟季常（名庸）是刘因的学生。季常于其兄使宋被囚的第二年，曾作为元朝的使节赴宋“问罪”，宋朝不纳。其后，季常又曾两次主动请求出使南宋。刘因写有《送郝季常序》，文中对此作了记述：季常于其兄使宋之二年，请介行人以问罪，遣之，而宋人不纳。后十年，又请焉，下大臣会议，以为不可。明年，又请焉，不得已，复遣，至建康而还，几死者凡十数。其事虽无成，而其可与有为者于此亦可以见之。”文中，刘因正面赞扬的是郝季常不畏艰险以赴国事的精神，而从侧面则流露出他对南宋拘留信使这种不义行为的谴责态度。

刘因与郝经的二弟仲常也是朋友。在刘因与郭氏定亲的过程中，仲常曾写书信联系，而季常则是陪伴刘因赴山西迎亲的人中的一个。刘因与郝氏兄弟还常有诗文往还，如《送仲常游北岳》、《送郝季常赴正阳幕》。郝季常得官颖州，“载米与币”，与刘因告别，刘因则写文章为他送行。这些，都反映了刘因与郝氏兄弟的密切关系。郝氏兄弟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忠于忽必烈政权的政治态度自然也会对刘因发生一定影响。

总之，上面这些材料都表明，青少年时代的刘因对元蒙是抱着支持和拥护态度的。

（七）余论

对于刘因的这种政治态度，过去（尤其是明末）有些学者把这看作是刘因的污点，或批判谴责，耻与为伍（如傅山），或讳莫如深，曲为辩护（如孙奇逢）。他们的这种感情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观点却不免各有偏颇。今天，我们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进而对此力求作出恰当的科学的评价。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充满着激烈复杂的斗争。刘因生活的宋元之际，就是最激烈。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事件和人物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殊非易事。前人作出过的一些评价，固然可供我们参考，但由于条件、境况的不同，它们无不深深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我们今天理应站得更高些，屏弃狭隘的民族偏见，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力求客观、全面、发展地看问题，庶不至重蹈前人的覆辙。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元朝的建立，从政治的角度看，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而从文化的角度看，则是蒙古最终被中国文化所征服。元朝的统一，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这无论如何也是历史的进步。尽管蒙古贵族为保持其特权而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但在文化上却不能不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以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历史学家大都承认，元朝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是血统上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这种文化不是相对落后的征服者的蒙古文化，而是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破征服者的汉文化。最终，蒙古人亦被这种文化所征服，而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

这种历史文化观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精神正是一致的。冯友兰先生对此曾提出过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认为：“从先秦以来，中国人鲜明地区分‘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当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中国的时候，他们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文化。他们在政治上统治中国，中国在文化上统治他们。”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重申了这个观点。他引用了韩愈《原道》中的一句话：“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入中国者则中国之。”进而发挥道：“中国的封建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它对于民族问题，不以种族作为区别‘夷狄”和‘中国’的标准。它注重‘夷狄’和‘中国’的界限，但认为任何‘夷狄’只要接受封建文化，即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扩大。”冯先生的这一论断，为如何认识民族矛盾激烈时期尤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国时期的历史拓宽了思路，也为正确分析评价生活在此种历史时期中的人物的思想指引了迷津。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这种认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一般说来，不会在少数民族夺取全国政权之初立即出现，而是要在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之后才会形成。在这个转化过程的初期，则往往受到汉族士人及百姓的排斥和抵抗（如文天祥、陆秀夫的抗元；史可法、瞿式耜的抗清）。这个过程越是来得突然，反抗就越是强烈。如满族入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大批学者都曾举兵抗清；明亡后，又都隐居不仕，屡次拒绝征聘。他们的这种气节，受到当时及后世的普遍尊重和推崇。如果有谁这个“弯儿”转得太快，便不免有投机。卖身投靠之嫌，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原是复社成员，入清后应乡试，中副榜，便受到责备。而到康熙中期以后，三藩、台湾陆续平定，政权已经稳定，此时，方苞等士人应试为官，人们便不以为非了。推求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清统治者接受了“中国”文化，奉华夏文化为正统，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

用这个观点来评价刘因，也是合适的。并且基本上能把刘因的思想说清楚（虽然刘因自己不见得想得这么清楚）。刘因的先辈三世仕金，那时的金人早已接受了“中国”文化（已由“夷狄”变为“中国”），所以，对于仕金，当时的人们不但不认为有什么不应当，还被看作是一种“荣耀”。元蒙取代金朝在北中国建立起巩固的统治，它也接受了“中国”文化，“能行中国之道”，也就不再是“夷狄”而是“中国”了。所以刘述、刘因父子的仕元便也是自然的。刘因生为无人，把元蒙看作是自己的国家，无可厚非。对于元蒙与南宋的对峙，他仅看作是两个并立政权的斗争，而不是华夷的斗争。对于这两个政权，青年时代的刘因认为，元蒙是新兴势力，南宋是腐朽势力（“我直而壮，彼曲而老”）。元蒙代表中国，南宋不过是偏安一隅的背离了中国之道的敌对政权。他切盼并拥护中国统一，消灭腐朽的南宋王朝，这也是正当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

如果从阶级性上分析蒙古统治者，应该说，在他们进行灭金，灭宋战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完成了由农牧主贵族到封建地主阶级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也由劫掠式的骚扰，演变为地主阶级之间的统一战争。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刘因，对这场战争的主动一方取支持态度，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总之，刘因从拥护中国统一的角度对元蒙政权曾一度积极拥护支持，并希望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做一番事业。这是青年时代刘因政治倾向的主流。

二、中年以后的恬退（一）恰退情调确实存在历史现象是曲折多变的，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人的思想受主客观诸方面的影响，也绝非单一的。直线的。刘因的政治态度也是如此。翻开刘因的著作，谁都会发现，其中一些作品情调高昂，积极进取；另一些作品则恬淡谦退，充满着闲适甚至隐逸情调。

比如，刘因写有许多羡慕、赞美隐士生活的诗篇，壶公、巢父、黔娄、严光、陶潜、邵雍等人常是他吟咏的对象；汉阴圃、鹿门田、仇池山、桃花源等常是他讴歌的题材。对于陶渊明，刘因尤其欣赏，和陶诗，咏陶事，集陶句，不一而足，单是“和陶诗”流传下来就有七十六首之多（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此处不赘）。

刘因自取的一些名号也大多带有此种隐逸情调，如“樵庵”、“牧溪翁”、“泛翁”、“雪翠翁”、“雷溪真隐”等。刘因的许多诗抒写了隐逸情怀，如：诸公久矣笑吾贪，是处云山欲结庵。

只有皇卿解货助，画山须画静修龛。有的颇为檐泊，如：院静复夜静，幽人世虑轻。

是非容勿辨，忧宠莫多惊。有的很是闲适，如：巧隐林旁无四邻，背山向水得天真。

风光正及二三月，童子同来六七人。

十日得闲须小醉，一年最好是深春。

鸟声似向花枝说，曾见无怀有此民。

有的甚至有某些幻灭感，如：浮世浮名酒一杯，我欲驾此观蓬莱。

只愁日暮三山上，黄尘回首令人哀。

登临秋思动乡关，展尽晴波落照间。

叹老自非缘由发，爱闲元不为青山。

儿经分合世良苦，不管兴亡天自闲。

初拟凭栏浩歌发，壮怀空与由鸥还。

有时，他对于僧道也有歌颂，如：不巢由，不伊周，陶然方外游。

不沧浪，不庙堂，超然无何乡。

冠其发，绳其须，温然山泽癯。

水其心，云其身，飘然葛天民。

俗而无尘，野而有文。

九十康强，人间几人？

吾谓可庵之真，乃神仙之神也。

这些诗文中反映出的思想，与上节所述的那种积极情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们同出于一人之手，这似乎是个矛盾。矛盾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矛盾并不是思想混乱所致，而是反映了刘因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倾向。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刘因所有作品的写作年代，但仅从部分可知年代的作品中，仍然大体可以推知，表达前一种情调的，大多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作品；流露后一种情调的，则大多是中年以后的作品。

（二）刘因思想变化的原因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现实矛盾给他的压抑，即元代的政治变化给他造成的影响。

前文提到，忽必烈统治的前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气象，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应承认，忽必烈政权也潜伏着深重的矛盾和危机，民族矛盾、阶级压迫，蒙古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等等，问题不少。忽必烈统治的后半期，其保守性和反动性的一面日益发展，许多矛盾便趋于表面化，给政治罩上了一层阴影。这一阴影像铅一样渐渐压在了刘因的心头。主要表现是：1。忽必烈也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蒙古以少数民族而入主中国，为了维护其统治，必然千方百计地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忽必烈虽然停止了一些过分野蛮和破坏生产力的旧制度，但对于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却仍然因袭下来。全国统一后，元朝统治者将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北方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四等。在中央政权和军权方面，蒙汉的分界是严峻的。南人进入中央政府做官的始终不多。在法律以及各种政治待遇方面，四等人都是有区别的。这既是反动的民族防范政策，又是恶毒的分化挑拨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刺激和唤起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敌对情绪。

2。忽必烈统治的后半期，儒臣的地位有所降低。前文提到，忽必烈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重用汉人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帮助忽必烈取得最高统治地位是出了大力的。但是，忽必烈对于汉臣，却并不完全放心。李璮之乱，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王文统（李璮岳父，时任中书平章）被处死，曾经推荐过王文统的商挺、赵良粥、刘秉忠等都受到怀疑（幽商挺于上都，械系赵良弼于狱）。上述诸人，都是金莲川幕府的重要成员，也是汉臣的著名代表。中统初元，这些人或密参帷幄，决策中央；或节制一方，执掌大局，都是功劳卓著而被忽必烈所倚重的人物。此后，却逐渐被疏远，并排挤出中枢。这种变化，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上，自然会造成巨大的打击。3。太子真金之死。真金是忽必烈的嫡子。中统三年，封燕王、守中书令；四年，兼判枢密院事。至元十年，立为皇太子，仍兼中书令、判枢密院事。从地位看，忽必烈是准备在自己百年之后把权力移交给这个儿子的。真金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酷爱儒术，“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辄讲论经典。”是元蒙朝廷中主张学习汉文化的代表。至元十六年，在汉人官僚的请求下，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于是，朝中隐然形成由忽必烈支持的色目集团与由真金支持的汉人官僚的激烈矛盾。至元十九年，发生了千户王著假冒太子名义刺杀权臣阿合马（色目人）的事件。忽必烈知道阿合马积怨太深，众怒难犯，不得不在惩处了有关首事人物之后，转而安抚汉人，追究阿合马及其党徒的罪行。但是，阿合马的党羽不久却又被重新起用。两派斗争于是更加激烈。恰在此时，有人上书，请求老病的忽必烈禅位于太子。真金深知，其父在自认为还很健康的时候，是不允许任何人觊觎他的皇帝宝座的，即使亲儿子也不例外。因此，他听到这件事后，惴惴不安。大臣也不敢立刻上奏，而有人竟乘机告发，忽必烈果然大发雷霆，真金更加害怕，产生了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竟致忧惧而死。真金一死，汉人官僚失去靠山。此时，有声望的金莲川幕府旧臣也已谢世。从此，朝廷上汉人官僚已不再形成一股足以与色目人相抗争的势力。太子之死，对刘因的政治前途也发生了直接影响。刘因的第一次被征召，是在太子的名义下进行的。入朝后“侍从春坊”，在太子身边供职，立即得到真金的器重。而恰在他因母病而“还家省视”时期，朝中发生了太子碎死的事变。这位原是平民，入朝时间不长就辞官的儒生，在朝政剧变之际，谁还会顾及到他呢？复职的事从此便“泥牛入海无消息”了，而此事在刘因思想感情上的震动和打击，又该是多么巨大啊！

4。儒生的社会地位低下。从秦汉到隋唐，儒生作为一个阶层，社会地位一般是比较高的。“士”总是作为四民之首而居于农、工、商之上。然而却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儒生的地位仅仅比乞丐稍强一些而排行“老九”，这未免大悲惨了！应该承认，忽必烈在中统以前，的确重视汉族知识分子；即皇帝位后，也曾正式设立国子学，选拔蒙古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学说。风气所致，使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也羡慕汉文化，聘请儒生作家庭教师。但是，多数蒙古贵族却只知享用中原的物质财富，对于艰深的汉文化则缺乏兴趣。相比之下，儒的地位总是居于僧道之下。其时，科举未行，读书也没有政治出路。以儒为业的人门庭冷落，生活艰难，有时甚至在贫困线上挣扎。从小自视甚高的刘因，面对的竟是这样的严酷现实，其失落感不难想见。

5。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忽必烈统治的后半期，贪墨少文的色目人掌握行政大权，官场中贪贿盛行，政治日益腐败；忽必烈又连年发动对日本、安南、缅甸、爪哇等邻国的侵略战争，并连遭失败，民财耗尽，国库空虚，二十年间，钱钞贬值十至数十倍，对人民的剥削也就越加残酷。正如清代史学家所批评的那样，忽必烈是：“内用聚敛之臣，视民财如土直；外兴无名之师，戕民命如草芥。”这样，元朝的国力，在全国统一达到极盛的顶峰后，迅速走向下坡路。身处其时的刘因对于这些变化是敏感的。他的思想情绪随着政治潮汐的涨落而起伏：由兴奋到失望，由欢欣鼓舞到心灰意冷。

其次，是历史的影响。

蒙古军队进入中原之初，实行残暴野蛮的屠杀政策。“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只要是进行过抵抗，不问男女老幼。贫富顺逆，除工匠外，一律杀尽，名为屠城。如卫州城破，“悉驱民出近甸，无瞧类珍歼。”保州被屠，“尸积数十万，碟首于城，殆与城等。”蠡州守城者用炮打死蒙古军统帅石《抚史·裕宗列传》说：“太子闻之，惧。台臣寝其奏，不敢遽闻。而小人以台臣隐匿，乘间发之。世祖怒甚。太子益惧，未几遂薨。”抹也先（契丹人），结果全城被杀光，“无瞧类遗”。刘因集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保州屠城，惟匠者免。。。昔年二十余，遇保州抄骑。身已十余创，即伏而死矣，其一人复抽刀，由背及腹，刺至地而去。凤翔之役，太宗（窝阔台）诏从臣分诛居民，违者以军法论。。。河南之役，汴既降，仍不听居民自出，日饿死不可计。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尽驱居民出。。。是夕令下：老者杀。卒闻命，以杀为嬉。。。后二日，令又下：无老幼尽杀。金迁国汴梁，河朔内附，。。时约法未定，刑赏惟意。。。师出，将吏额士卒输虏获为常。这些材料说明，元蒙政权是在无数人民群众（汉族人占绝大比重）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身为汉人的刘因对这下切虽未亲身经历，但离他毕竟不远，其中有许多事实是目击者乃至亲历者所提供。它们对于刘因自然会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刘因曾写到此类材料的来源和给他的刺激：先人尝手录金源贞枯以来，致死于其所天者十余人，而武臣战卒及间巷草野之人为多。而予每览之，未尝不始焉而惭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为之泣下，终则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动者。故为之访诸故老，揆诸小说，考其姓里，增补而详记之，惟恐其事之不传也。这说是说，这些事实是确凿无疑的，给他的震动是巨大的。而从这些事实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蒙古人是以铁骑征服中国的，元蒙王朝是刺刀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但是，青少年时代的刘因对此却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甚至还为它的强盛而唱过赞歌，对此，他怎么能不“惭惕若不自容”。“毛骨悚然”呢！

（三）困惑和矛盾

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像一张无形的网，罩在刘因的心头，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和矛盾之中。他有一首三十自纪诗，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百岁三分一，初心谩慨然。

空囊难避节，青镜不留年。

静阅无穷世，闲观已定天。

履端思后日，四鼓未成眠。他想了些什么呢？大概是——元蒙政权确实透着血腥气，但是，它毕竟已在全国建立起秩序。一介书生，又能怎样？

再者说，当今之主（忽必烈）毕竟与前代诸大汗不同，他毕竟“能行中国之道”啊！不为他服务，又该如何？

父辈就不置产业，自己更是“我惟一亩宅，贮此明月辉”，如果想以陶潜为榜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那就只有甘守贫贱。自幼就“以远大自期”的他，不自甘于作中人以下的庸人，但是，命舛多乖，道路又在哪里？。。命运已经把刘因推向“隐居”一途，也只有随遇而安了。“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他绝不会为追求富贵而丧失人格尊严，而情愿在贫困中以黔娄妻之言自慰。自勉！刘因那些恬退情调的诗文当就是在这种处境和心情下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