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精神在刘因的诗作中也多有表现。如他曾借有人以“匏瓜”,名亭而抒发感慨。“匏瓜”的典故出自《论语·阳货》:“佛胖召,子欲往”,子路劝阻,孔子辩解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刘因认为,孔子的这些话表现了博大的救世情怀,可惜常常不能被人理解。他写道:匏瓜陨自天,中涵太虚气。
造物全其真,世人苦其味。
虽得终天年,惜坐无用器。匏瓜俗称瓢葫芦,向来被看作是无用或无大用的东西。匏瓜剖开可作水瓢,而瓢这种器物因历史上有颜渊“一簟食,一瓢饮”,和许由弃瓢不接受尧禅让的天下的典故,便和退隐联系在一起。所以刘因接着写道:伊谁窍混沌,大朴分为二,一供颜渊乐,一为许由弃。
颜有圣人依,许逢尧舜治,
天下非其责,行藏适自遂。
秋色高箕山,春风满洙泗。
后来鼎铛徒,谁知两瓢贵?
寥寥千载间,复坠无用地。
刘因认为,颜渊谦退不仕,许由隐居,是时代环境使然,并不是他们真忘天下。至于孔子不愿作“系而不食”的匏瓜,就更有深意:
人知圣人言,孰有圣人志?
圣人心如天,何时无生意?
时无不可为,人无不可致。
吾道苟寸施,吾民有寸庇。
坚白自有持,磨涅岂无累!
岂不欲无言,恐与匏瓜类。。。请观欲往心,岂与乘桴异?刘因这里以孔子之言立论,认为孔子的人生态度表面看似有所不同:“佛肸召,子欲往”,似过于热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似过于消极,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人们只停留在字面上抓住只言片语,却未能深入了解圣人之志。其实,孔子的人生态度是一贯的,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遭遇何人何事,都是尽量多尽一分道义,多有益于人民,绝不苟且偷安,而尽可能积极地生活。刘因进而正面表达自己的心志:我生学圣人,栖栖形寤寐。
穷年忧道丧,漫自中肠沸。
君才当有用,自以无用置(指友人以匏瓜名亭)。
我才当无用,自以有为觊(刘因自谦)。。。愿君志我志,才志庶相利。
使君名我名,名实亦相位。诗中既叙写了高远的志向,又抒发了入世的情怀,并以有为与朋友共勉。有些话虽说得比较超脱,但并不能掩盖全诗奋发向上的精神。
刘因赞美积极入世、益国利民的人。前文提到的王允中“三为廉使,未尝不以赈恤罢民、平反冤狱为常”,“守河南而哀江浙,守一官而忧天下”,就很典型。刘因还为这位王允中的画像写过一篇“赞”:齿未老,须胡为而白耶?隐然含四海之忧;鬓已衰,颜胡为而壮耶?凛然横千仞之秋。朱实丹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东,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险,几祸一身,固可为戒;然视循默苟容。贻害当世者,宁不优耶!一个刚强不屈,忧国爱民的形象跃然纸上。炽烈的赞美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作者对人生的积极态度亦表露无遗。刘因还为一位国医写过一首送行诗,诗中先赞美其人的里籍,“燕赵豪杰窟、。人物杰出崭然雄九州”。再称道其生活道路,“穷则良医达良相,古人须向今人求。”然后以不忘天下相劝勉:“民病未苏国支枵,勿以一身戚,而忘天下忧。”刘因的这一思想,与范仲淹讲的“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情怀是一脉相承的。
(三)澹泊情怀,隐逸情调“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统儒家都坚持孔子这一观点,把追求道义还是热中财利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把一味追求衣食看作是人格低下、道德堕落的表现。从而形成了儒家鄙薄财利的传统。刘因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常以贫贱生活自甘。有诗道:雪瓮冰齑满筋黄,砂瓶豆粥透邻香。
此中真味无人识,熬煞羊羔乳酪浆。
乐天方识淡中甜,安土无妨著处粘。
道在市朝皆可隐,机忘鸥鸟亦无嫌。
他还常讲一些知足常乐的话,如:
几叶疏桐万斜秋,四山清霜一窗幽。
人能知足随处乐,心若忘机万事休
还写到一位卖药为生的隐士:
之子隐于药,四体今不孤。
藏名哪论价,得号尚嫌壶。
知足随处乐,忘机一事无。
东邻开小径,茗碗不须呼。
对于争夺财利的人,他很轻蔑,说:
区区后世人,犹爱黄金名。
黄金亦何物,能为贤重轻?。。伊谁腐鼠弃,坐见饥鸢争。。。黄金与山平,不救兵纵横。对于轻财仗义的人,则给予热情地赞美。如他写到一位“世为农家”的王翁,蓄粟行善,凶年济人,“全活者甚众”,但不接受推戴,“子孙读书,不求仕禄”。然后赞道:“乡闾嗷嗷公哺之,公囷有底心无边。。。谁能生死太平日,白石共煮西山泉。”在另一首诗中,记一位南溪翁早岁以医被征,“入为天子侍从臣”,后来辞官归里,“鼎湖白云望不极,招之归来山有岚。身出梦关涉觉境,人间万有皆空函。侍从之名不复记,老人自署南溪衔。”从而过起了隐居乡里的宁静田园生活:“老人耕牧南溪南,南溪草浅牛所贪。大孙携书小携酒,青蓑为席树为庵。”生活过得很惬意:“以书教孙仍自读,隔溪遥听声喃喃。牛眠树荫孙劝酒,老人未醉意已酣。”老人嘱咐儿孙说:“开此乐国自我始,继而大之在汝男。我今已成齐变鲁,汝等当为青出蓝。”诗中把辞官归隐说成是“身出梦关涉觉境”,这个意思他还一再说到。如:梦觉关头梦已空,此时方识乐无穷。
使将富贵浮云比,恐落华歆一掷中。华歆(157~231),三国时人。东汉末举孝廉,孙策占江东,待歆以上宾之礼。后被曹操以汉献帝名义征召,“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都被他婉言拒绝。《三国志》说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歆淡于财欲,前后宠赐,诸公莫及,然终不殖产业。”刘因诗中咏叹的正是华歆这种视富贵如浮云的品格。刘因还有诗道:百钱破釜发长叹,一局赢棋为解颜。
扰扰自无安脚处,几人打透名利关?原诗自注:“‘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见赵孟卿手简。”意思是说,人生如跋涉长途,有道道关口,名利关、毁誉关、生死关。。一重又一重。名利关是一大关口,过不了它,就会活得很累,扰扰无时休;过去了,就会轻松许多,有了“安脚处”。
上述诗文,反映了刘因淡薄名利的思想和精神。淡薄名利或叫重义轻利,是儒家很有特色的思想之一,历来被人们称道,看作是风节超卓、道德高洁的表现,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一思想近年来颇受谴责,说它与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等等。这其实是误解。重义轻利(淡薄名利)是与热中名利、见利忘义针锋相对的,后者是庸俗观念,前者是崇高思想。只要不是把“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正确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可见,刘因这方面的一些观点还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不应视为迂腐之论而轻易抹煞。
刘因的诗文中,常流露出隐逸情调。如他多次写到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归园田隐居的陶渊明,仰慕、缅怀之情着实笃厚。有诗道:每读渊明诗,最爱桃源长。缅怀长沙孙,生气流千龄。
乾坤一东篱,南山久亦倾。
回看声利徒,仅比秋花荣。
抚时感遗事,可见万古情。但恨于今又千载,不闻再有渔人迷。刘因还曾将几位隐士的事集在一起,构成他的理想国,说:少小不解事,谈笑论居山。
为问五柳陶,栽培几何年?
安得十亩宅,背山复临渊。
东邻汉阴圃,西家鹿门腾,
前通仇池路!后接桃源间。
得注意的是,刘因羡慕的“避世之士”,往往并不是那种“与鸟兽同群”、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而多是淡于名利。特立独行又生活于人群之中的人。如:执价韩伯休,混迹在人境。百钱严君平,阅世心独醒。我无腾化术,凌虚振衣领。
又无辟谷方,终年酌清颖。
会须学严韩,遗风相焕炳。再就是他赞美一度为统治者建立功业又能名遂身退的人(如张良、范蠡),或虽为隐士却与统治者有某些瓜葛的人(如四皓,严光)。他有诗赞四皓。张良道:智脱暴秦纲,义动英主颜。
须眉不得见,犹思见南山。
鄙哉山林槁,持也或可班。
安得六黄鸽,五老相追攀。
留侯在汉庭,四老在南山。
不知高祖意,但欲太子安。
孺子诚可教,从容济时艰。
平生无遗策,此举良可叹。
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
何必赤松子,商洛非人间。
在刘因看来,四皓本心并不愿隐居:虽恋紫芝美,难忘帝力深。
弛驱恨臣老,高尚岂初心?他还写到东汉隐士严又陵:文叔虽天子,因陵位愈尊。为陵成高节,此亦天子恩。
两星映千古,精爽如尚存。
有此谨厚者,可赠狂奴真。
巢由本不经,怪妄徒拟伦。
中庸久芜没,矫激非天民。
惟余仁义语,至今愫若新。
想象富春石,崔鬼犹起人。
文叔,汉光武帝刘秀字。陵,严光字又陵,曾与刘秀同学。刘秀当皇帝后,他改名隐居。后被刘秀召至京师,任为右谏议大夫,他不肯受,归隐于富春山。
刘秀遣使将严光召至京师,严光不肯相见,刘秀笑曰:”狂奴故态也。”据《后汉书·严光传》辉映的。严光的隐居不仕,不慕富贵,固然可敬;光武的不忘故;日,礼贤下士,尤其可嘉。孟子曾说:“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刘秀与严光的故事可以说为孟子此语提供了又一例证。刘因诗中虽没有用这些字眼,但其所论,正是把此二人分别看作是“大有为之君”和“不召之臣”的典型的。后来,元世祖忽必烈说刘因是“不召之臣”这表明,刘因与严光等人相比,不仅在“踪迹”上有相似之处,在思想上也是相通的。
刘因对于邵雍一向尊仰有加,不但服膺其思想(见前),而且欣赏邵的生活态度。邵写有《安乐窝吟)多首,咏叹自己的生活和心态。刘因有诗评论道:“安乐名窝有真赏,打乖非是要安身。坡仙便道学暗哑,负杀园中独乐人。”这里,刘因借用程颖的意思而批评苏拭。程颖《安乐窝)诗说:“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时致时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苏拭《独乐园》诗说:“拊掌笑先生,年来学喑哑。”刘因诗的意思是,苏拭对于邵雍还缺乏理解,而程颢对于邵雍的“打乖”倒是作出了恰当。准确的评价。在这里,不难看出刘因所欣赏的人生态度,那就是,隐居是高尚的,但不能陷入矫情;遇浊世诚然该隐避,但终究不应对社会完全忘情。由此,也便可以理解刘因对巢父。许由等隐士的矛盾态度了。一方面,刘因在不少诗文中对这些隐士加以歌颂,如“物外壶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尧”;“鸟声似向花枝说,曾见无怀有此民”“果有仙山隔尘土,先生亦欲住仇池”。另一方面,有时又对巢父等有所批评,如前引的《严光》诗中,说“巢由本不经”,“矫激非天民”。又有诗道:“尧天万古大无邻,何地容君作外臣,莫占箕山最深处,后来恐有避秦人。”这都表明,刘因敬仰的是巢父等人的品德和节操,但是,对于他们在政治上完全放弃责任,过与乌兽同群的生活则持保留态度。从上面的叙述可知,刘因的人生态度的确是矛盾的。他屡次说到自己的“初心”,“夙志”,想有一番作为,主流是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但是,“命与心违”,连遭不幸,他的后半生常处于困穷之中,过的是近于隐者的生活。他的隐逸诗,大多是在这种境况下,为求得心理平衡,混合着自励。自慰的复杂情绪写成的。
鲁地的两个儒生。据《史记·叔孙通传》。汉初,叔孙通欲为刘邦定朝仪,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行,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并不是想“遗世而独往”,而是要“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论者以为知言。这表明,元人对刘因的人生态度也给予积极评价。既肯定他的隐士节操,又肯定他的救世心志。
隐逸之士,对于今人来说,已属历史陈迹;隐逸情调,今人也已比较陌生。但是,隐士们那种视富贵如浮云,视权位如弊展的精神,那种努力摆脱名利的束缚而追求高尚精神生活的志趣,对于今人仍不失为一种有借鉴意义的价值取隐逸之士的高洁情操,历来受到人们的景仰。今天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也对这位靖节先生寄寓了缅怀之情吗?
(四)对老庄人生哲学的批判
前文提到,刘因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入世的一面,又有消极退隐的一面。但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平均对等的,而是有主有次,积极人世是其主流,消极退隐不过是补充。刘因一生(尤其是后半生)虽然贫困穷乏,但却并不潦倒颓废,他始终没有丧失儒家本色。他把自己的人生观与老庄严格区别开来,对老庄的人生哲学多次进行明确的批判。他曾这样谈到老子的哲学:老氏其知道之体乎!道之体本静,出物而不出于物,制物而不为物所制,以一制万,变而不变者也。以理之相对,势之相寻,数之相为流易者而观之,则凡事物之肖夫道之体者,皆洒然而无所累,变通而不可穷也。彼老氏则实见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见夫此也。刘因首先肯定老氏思想中有积极成分,即对道体有所认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本体论上有见地。刘因毫不隐讳地承认,理学所构造的形而上的“道”与老子是一致的。但是,由这种本体论而推导出的人生观,理学与道家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刘因明确表示,他对老氏的人生观是不赞成的。他接着引用《老子》文句,以铺陈的笔法揭示了老氏人生观的自私自利性质,说:虽然,惟窍是以济其术而自利,则有以害夫吾之义也。下,将以上也。
后,将以先也。止,将以富也。俭,将以广也。衰,将以胜(盛)也。慈,将以勇也。不足,将以无损也。不敢,将以求活也。无私,将以成其私也。不大,将以全其大也。柔弱,将以不为物所胜也。不自贵,将以贵也。无以生,将以生也。知洼必盈,于是乎洼。知弊必新,于是乎弊。知少必得,于是乎少。知朴素之可以文,于是乎为朴素。知谿谷之可以受,于是乎为谿谷。知缴之势必污,盈之势必溢,锐之势必折,于是乎为婴儿,为处子,为昏、闷。晦、寐。曰忿,曰武,曰争,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阉(掩)然而不出。智而示之愚,辩而示之讷,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荣而示之辱。虽出一言而不令尽其言,事则未极而先止也。故开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终,皆捭焉而不与。而置己于可以先,可以后,可以上,可以下,可以进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终,未入而图其出,据会而要其归,阅衅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见其迹焉。虽天地之相荡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测者,亦莫不在其术中,而况于人乎?故欲亲而不得亲,欲疏而不得疏,欲贵而不得贵,欲贱而不得贱,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关键囊禽,不可窥而知。其机纽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以形象而搏执也。刘因的这些话,把老氏“以术欺世,以术自免”的自利性质可谓揭露得淋漓尽致。接着他又推进一层,指出老氏这种人生观的危害性是相当严重的:呜呼!挟是术以往,则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节量天下之休戚,其终则必至于误国而害民。然而特立于万物之表而不受其责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时义,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夺之也。这就是说,老氏的人生观是以个人的利害为中心,而不管天下国家的休戚,并且企图超然物外,虽误国害民也不受其责。持这种人生观的人还善于用孔盂程朱的言辞来伪装,这就更增加了它的欺骗性。刘因还指出,这种人生观的要害在于,不但“以术欺世”,而且“以术自免”。老子的人生观是不是如此狭隘,当然还可以讨论。单就刘因所理解,所批判的而言,这一看法还是比较深刻的。
刘因在另一篇文章中继续阐发这一主题,揭露老氏“保啬自全,,的本质。该文是由于有人以“蠢”字作书斋的名字而发,说:近世士大夫多以“顽”、“钝”、“椎”、“鲁”人所不足之称以自号,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为是谦托而然也,盖必有所取焉耳。那为什么要取这类名字呢?刘因接着分析了如此取名的两种不同用意:然其所取之义有二焉:盖或病夫“便”“儇”、“皎”“丽”之去道甚远也,思欲自矫以近本实,于是不得已而取之。而其意若日:与其失于彼也,宁失于是。此其设心,于义无所失也。第一种用心是,宁失于鲁钝,不失于智巧。刘因认为这种用心还是好的。但另一种用心——“保啬自全”的老庄心态则是非常糟糕的:或为老庄氏之说者则不然,以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后可以无营而近道,保啬而自全也。此则择而取之,非不得已也。而其意则将以囱利而已。接着,刘因分析了这两种不同的用心如果盛行起来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社会效果:使前之说行,亦不过人人尚质,而于世固不为无益也。若不幸而此说(老氏之说)一炽,则天下之人皆将苟简避事,而其为害庸有既乎?呜呼!一事之间,心术之微,其义利之分有如此者,不可不察也。这是对于自私自利的社会心态的尖锐批判。刘因认为,这种心态如果蔓延开来,人们就会不关心社会公利,而一味苟简避事,只求保全自己,其危害是无穷尽的。读到这里,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近代以来对于所谓“国民性”的批判。此种批判,在前几年的“文化热”中又一度兴起。这表明,封建社会的遗毒在今天还远没有消除,批判和清除这种遗毒还是摆在我们面的艰巨任务。刘因在七百年前就作了这种批判,而且鲜明指出其原因盖出于老庄的消极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明睿之处。
刘因在诗中也常对庄子进行批评,如:无心乃至道,矫情实庄周。庄生虽旷达,与道不相关。对于具有道家气息的玄学人物阮籍,刘因也进行指责:阮生本嗜狂,欺世仍不清。
酒中苟有道,当与世同名。
何为戒儿子,不作大先生?
良心于此发,慨想令人惊。以上材料表明,从总体上说,刘因是努力与道家的人生观划清界线的。
但是,问题也不是这样简单。正如前文提到的刘因人生观上的矛盾那样,他对道家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刘因在批判道家的同时,有时也使用一些道家的语言,如:“问子居何方?环中有真宅。”甚至也有“保啬自全”的情调流露,他有诗道:因观倚伏机,亦爱柱下老。
时危不易度,逊默庶自保。
不见春花树,隆冬抱枯燥。
生意敛根底,发泄敢独早?
圣德实天生,自信耿中抱。
犹存悄悄心,庸人安足道!
该诗从倚伏转化的角度立论,但既说“逊默自保”,这就和他曾经批评过的“保啬自全”很难划清界线。应该承认,它们的确表达了刘因内心深处某些消极的东西。但是,从诗的后几句看,他是将生机暂时敛藏,以之作为勃发的准备,并不是一味地消极。
纵观刘因的人生观,刚健有为是主流,淡泊超脱是补充。这种人生观在封建时代的儒家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它具有某些道家色彩,但主调却仍然是儒家的。不少当代学者指出,儒道结合(或叫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之一,表现在人生观上也是如此。以儒家思想服务国家,造福人群,以道家思想立身处世,修养身心,是正统封建士大夫的普遍心态。即使同一个人,也往往是得志则偏于儒,不得志则偏于道。刘因的言行,正是为此又提供了一个例证。
此种人生观对于今人仍然有一定影响,而且并不全是负面的。刚健有为的积极意义自不必说,就是淡泊宁静,也需要分析。冯友兰先生曾说,庄子哲学是一种“取消问题”的哲学。“在历史中的任何时代,总有不得志的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总要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这些都是问题。庄周哲学。。能使人有一种精神境界。对于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这些问题就不成问题了。它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人生之中总有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而只能取消的。”刘因似乎就有了此种精神境界,他不是说过“意当极快处,心有不平时”吗!刘因人生哲学中的淡泊一面,至少对于“取消问题”,自我安慰,抚慰心灵创伤,实现心理平衡是有意义的,更不要说它追求心灵的纯洁高尚对于净化灵魂的意义了。
刘因写有许多吟咏隐居生活的诗,如:会从气朗看春朝,始信兰亭水石遥。
物外壶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尧。
波间明月随吾取,松上由云如见招。
晓策重来有成约,无妨谈《易》对渔樵。
孤云生几时,冉冉何所适?
岂无昆华高,路远嗟独力。
徘徊天中央,明月为颜色。
下有幽栖士,岁晏倚青壁。
朝饮涧下泉,暮拂松间石。
相对话忘情,倒影寒潭碧。
勿庸讳言,刘因也写了一些格调不高的作品,其中有不同程度的悲观、消沉、幻灭或庸俗情绪(前面已提到,此不赘)。有时还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意思,如说:一笑问花枝,花枝得几时?
人生行乐耳,今古都如此。它们的影响无疑是消极的,应该严肃批判。不过,它们毕竟不占主流。
封建时代的人,偶尔产生此类想法的并不少见。英武如曹孟德,尚且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飘逸如李太白,也还有“世问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感慨;豪放如苏东坡,犹且有“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叹息。刘因作为他们的后学,偶尔流露此种心境,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