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历史观及史学思想

刘因不仅是理学家、诗人，还喜欢研究和思考历史。以成就论虽然尚达不到卓然成家的水平，但他确有一套自己的历史观，并且在史论史评中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值得玩味。

一、矛盾的历史观刘因的历史观中，既有浓重的慕古。复古情绪，又有某些历史发展观，呈现出明显的内在矛盾。

（一）慕古复古情绪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认为，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在古昔——孔子赞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老子歌颂小国寡民，激进如韩非子，虽然认为“世异而事异”，但也说”上古竞于道德”。终战国之世，关于伏羲、神农、三皇、五帝等古代传说，已为各派学者所共同称道。至北宋，邵雍构造出“元、会、运、世”的历史观，更以系统的理论形式，说明历史是个不断退化的过程，人类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一切都不如古代理想。这个思想被大多数理学家所继承，并且常常是他们用来批判现实（尽管是微弱的）的工具。作为一种历史观，其引导人们向后看的倾向无疑是应该批判的；但是，从思想动机说，他们并不是要把历史拉向后退，而是希图为批判现实提供事实或理论根据，借以矫正现实中的弊病（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由于封建时代可供士人选择的批判武器实在有限，所以这个武器便一再被人捡起。刘因深受邵雍影响，在历史观上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时常流露出慕古、颂古、复古情调。他曾就饰有饕餮图像的古器发议论道：饕餮之生于唐虞，犹水物之生于陆也，虽欲饕餮，乌得而饕餮？。。及世运降矣，人道晦矣，淳者漓而和者戾矣，《关雎》、《麟趾》之意息，而“河图”“凤鸟”之叹兴，饕兮餮兮，此其时也。这是说，在唐尧虞舜时代，饕餮这种恶兽虽然也有（他说这是阳中之阴，所以不能绝），但却不能为非作歹。降及后世，人道晦暗，淳朴变为浇漓，和谐变为乖戾，像《关雎》、《麟趾》反映出的那种美善灭息了，连孔夫子都发出“河不出图，凤鸟不至”的叹息。在这样的混乱时代，饕餮这类恶兽便得以肆意妄行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慨叹“古道不复”，说：若夫后世，则虞有不知其姓，而颜有不知其名，颠倒侧媚，惟妍（一本作好）而已矣，而况于学者乎？呜呼！世变降矣，虽一艺之微，亦莫不然，可胜叹哉！除细节不同外，其对历史的看法与上文同。他还说，在没有文字之前的时代是最质朴的（“太古熙熙存太质”），发明了文字记事，便产生了麻烦（“谁为结绳陷胶漆”），有了古代典籍，就更生祸端，“《三坟》《五典》生厉阶”；甚至连花鸟也有古今之异，说：“世变日以文，花卉亦应尔。悬知太古时，其美未如此。”至于歌颂和向往羲皇的情感，就更是经常流露于笔端，什么“熙熙小乐国，梦想羲皇前”，“北窗自古有秦皇”等等，不一而足。

作为历史观，这些思想确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也应看到，它们不仅反映了对纯朴安宁自由生活的向往，而且曲折地表达了对后世以及元初现实中阴暗面的批判。

（二）历史发展观

刘因的历史观也具有复杂性。在一些诗文中，他突破了复古的历史倒退论，而承认后胜于前，今胜于古。如说：器饮代洼尊，巢居化安宅。

凡今佚乐恩，孰非圣神迹。“洼尊”又作洼樽、汗尊，古代掘地为坎以盛酒之称。“洼尊而抔饮（用手捧着喝）”是饮酒饮水的原始形式，后来才发明了杯碗等器具。居住条件的进步也是如此，上古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刘因诗中把这种进步归功于圣人，属于传统的英雄史观，固不足取；但他承认和肯定文明不断进步，历史不断发展，还是积极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针对一位银器工匠能在金银器上镂嵌出精密神巧的花纹而大发感慨：予所感者，自汗尊杯饮而有器皿，自器皿而有文饰，自文饰而有如此。

至有如此者，考其世，尚未远也，而来者无穷焉。将止于如此而已邪？将变而益以文邪？抑亦将反古人创物适用正大淳厚之制也？刘因这里显然是不大情愿地承认了文化进步的迅速，并预感这种进步是无止境的。只不过，他的立意不在此，而是以此相衬托，提出“反古人创物适用正大淳厚之制”的主题。从文明与艺术的发展角度看，这个主题当然是保守的，但他主张戒奢糜文巧，则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对于“三代”以后的历史，刘因也不像如陈亮所批评的朱烹那样看成“有眼皆盲”的时代，而是承认英雄倍出。他有诗道：“却喜夷吾成霸业，又思汉武亦英才。”还说：“唐汉英风未易轻”“晋楚英雄管晏才”。苟子说：“仲尼之门，五尺之童子，言羞称乎五霸。”身为儒门后学的刘因却屡屡称道管仲、晏婴之伦，至少表明他并不那么固执迂腐。

刘因对于纷繁的历史现象，常能提出一些宏观的看法。如，他祖述邵雍“治世少，乱世多。君子少，小人多”的观点，也认为“乱多治少”是人类历史中带规律性的现象。他有诗道：得意好花开易落，恼人芳草烧还生。

乱多治少君知否，阴偶阳奇理自明。阴偶小故多，阳奇屹无倾。。。既知治长少，莫叹才虚生。他还时而发出盛衰无常的慨叹，说：

诸生聚观史，掩卷慕高风。。。盛衰阅无常，倚伏谁能通？

天方卵高鸟，地已产良弓。说“乱多治少”、“盛衰无常”，态度不免消极（虽然是事实），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刘因又认为，人倒不必因此而悲观，他有诗道：“气运变迁皆以类，阴阳对待不相无。”又曾引朱熹的话：“天将降乱，必生饵乱之人以拟其后。”这就意味着，乱后会有治，衰后会有盛。他说：“天生此一世人，而一世事固能办也。。。世固无无用之人，人固无不可处之世也。”这个看法，正是与他的历史发展观相一致的。中国人相信朴素的历史辩证法，无沦任何艰难困苦都挺得住，在极端黑暗时仍希冀光明。刘因的态度是又一个例证。

上述思想，如果从历史观的理论角度来衡量，是不够完备的，且有内在矛盾；如果从个别观点说，还是有一些能引起人思考的东西。

二、史学思想刘因对历史有浓厚兴趣，诗文中以历史为题材的篇目占了相当的比重。

或讲论史书，或评论史事，或月旦人物，或考订史实，常能提出独到见解，很有些历史眼光。

（一）论史书

刘因曾对前代史书作过系统评论，说：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皆掇拾记录无完书。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舍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从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准绳，若迁者，可为史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密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奇，故其书似之。然论赞情状有律，亚于迁、固；自谓“赞是吾文之奇，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志］》，陈寿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绩，往往削设；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域，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浸，诬谈隐语，鄙泄之事具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寿，总为《南北史》，遣词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污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汗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昫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当先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事纂录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前世之史也。这一大段议论，无异于一篇从先秦至南宋的中国史书纲要，而评论之中肯，言词之有分寸，褒而不过誉，贬而有节度，纲目清晰，鞭辟入里，堪称大手笔，表明刘因对历代史书进行过系统学习和认真钻研；其对于各书的高下优劣等评价，虽不能说都是不刊之论，但至少表明他确有所见。其高度称赞《史记》，尤能反映他的特识。史料记载，苏辙曾对司马迁进行批评说：“其为人浅近（近，一本则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朱熹引此语并说：“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还进一步从思想上批评道：“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说权谋，也说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郝经对司马迁的批评更激烈，说：“其游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记》一书，甚多疏略，或有牴牾。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其于书法也，则记繁而志寡：项籍，一夫也，而述本纪，与尧舜并；陈涉，役徒也，作世家，与孔子同。其失岂浅浅哉！”这些批评，大多表现了批评者的偏见，而他们文中所指摘的各点，往往恰是“游内”。郝氏此说本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但却把班说中肯定的部分全删了。班氏说：”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司马迁的卓见特识之处。刘因虽尊敬朱嘉和郝经，但并未接受朱郝此类“道学家”的说法。尽管也说《史记》议论或驳而不纯，但仅此一句，轻描淡写，总体上却是赞美有加的。不但在体例上赞其“创法立制，为百世之准绳”，还在思想内容上肯定其“纂承六经”。这是对《史记》的高度肯定，与朱、郝等人从思想性上否定《史记》形成了鲜明对照。

刘因在为一位新任史馆编修的友人写的送行诗中，也说到史书的发展问题，他说：太古熙熙存太质，谁为结绳陷胶漆。

《三坟）《五典》生厉阶，一派前道千流出。

商周灏噩数千年，删定尘编才半壁。

自从盲叟浮夸，天遣阿迁夺其笔。

历代烦文愈是非，凿碎名山藏不得。

伟哉君实集大成，尔后不闻鳞再泣。这里，崇古的态度是不足取的，但它大致勾画了从《三坟》、《五典》到《尚书》、《左传》、《史记》，再到《资治通鉴》这一史书发展的清晰线索，未句更对司马光的修史贡献作了高度肯定的评价，这表明他对史书的研究达到了较高水平。进而，刘因对友人王之才提出希望和勉励：辽金二史无人修，略主英臣少颜色。

策书未削徒纷纷，当恨天孙惜刀尺。公耽史癣今史荣，奸魂夜哭崔浩直。善恶磊磊轩天地，笔头休放波涛息。这是说，友人出任史官，重任在肩，应该像北魏政治家良史崔浩那样秉笔直书，做出成绩。该诗最后，刘因写了自己的抱负：贱子芜绝寂寞滨，耕牧河山拾古迹。

悲愁忍效虞卿穷，苍黄敢召台州谪。

中原人物有权衡，玉堂谁擅才学识。

山东鳞凤半青云，燕南独占天荒隙。

公能一奋天下文，袖手旁观甘自适。诗中含蓄地流露了治史的愿望，从“拾古迹”等句看，刘因曾留心并搜集过金元史料，有写史的打算。征诸刘因诗文，这话不假。如刘因写的十几篇碑铭志表，除个别属酬应之作，大多都带有纪传的意思，他自称，曾“访故人遗文行实”，“访诸故老，揆诸小说，考其姓里，增补而详记之”，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

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报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辽金二史无人修”，畿辅本《静修集》作“辽金邪魅无人诛”，今据四库本改。按：刘因多次提到“辽金”，如：“辽金迄今，自北而南渐以大”（《题辽金以来诸人词翰后》），“逸史访金源”（五律《宋道人八十诗卷》），”辽金风物异中州”（七律《渡白沟》）等，从来不把辽金作“邪魅”看。而且，辽、金、元一脉相承，生为元人的刘因，也不可能把辽金视为邪魅。即以本篇上下文意看，刘因这里是指出将赴史馆编修的友人将要面临的任务，由于当时辽金二史无人修，以致辽金二代的”略主英臣少颜色”。改成“邪魅无人诛”，显然有悖作者原意。

刘因确曾做过某些史实的考订，如他非常钦佩颜真卿抗击安禄山叛乱的忠贞气节，对颜真卿的事迹及家世有所考证。漆侠先生著文曾引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指出，有所谓“不经意的史料”。刘因的诗文中就包含着不少此类史料，因其富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具有可贵的历史价值，它们对于真切地了解金未元初的社会情况是很有意义的。善治史者，不当忽视。

刘因还曾对历代史书的真实性提出过怀疑，他有诗道：记录纷纷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

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这是说，由于记录纷纭，史事的真实已成问题，加以修中者（词臣）遣词用字之际，轻重褒贬难免失当；如果再总术作为尺度妄加评断，那就恐怕有无数人要受到冤屈了。关于心术问题，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曾举出北魏高允作为实例（例文从略）进行了分析，指出：“史臣不明义理，而于遣词之际，轻为增损，往往使人忠亮之心不洒然于天地之间，非止允一端已矣。读史者亦不可不知也。”刘因要求治史者尽量尊重事实，既不应受某种外在势力的胁迫而轻为增删，也不应只凭主观揣测而妄加褒贬；提醒读史者不要一味盲从轻信，而应抱一种清醒的批判怀疑态度。这些意见都是恳切的。

（二）论历史人物

刘因写了许多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文，涉及许多历史人物，如春秋的管仲、乐毅，战国的燕丹、荆柯，秦汉的张良、韩信、四皓、两生，三国的曹操、诸葛亮，晋代的陶潜、阮籍，南北朝的刘裕、高允，唐代的王维、颜真卿，五代的冯道，直至邵雍、元好问等宋、金人物，都是他吟咏的对象。或赞美，或叹惋，或嘲讽，或斥责，有时感慨系之，抒写怀抱，有时以古鉴今，总结教训，写得各有特色。下面选几个重点，略作评价。

1。咏荆柯荆柯是战国未年的勇士，被燕太子丹尊为上卿，受丹之托，谋刺秦王赢政。他慷慨悲歌，义无反顾地入秦，以进献燕督亢地图为由接近了秦王，“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荆轲被杀于秦廷，燕国亦随之被秦所灭。这个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作了详细记载，并成为后人不断吟咏的题材，魏阮瑀、晋陶渊明等都写过咏荆轲的诗。刘因喜读史，更热爱陶诗，他对荆轲的故事是熟悉的，又恰好生活在古燕国地，常往来于荆轲曾燕饮饯别的易水之上，不免触景生情，写下了凭吊荆轲的诗文。刘因咏荆轲的诗文留传下来的共三篇，一是他十七岁时写的《吊荆轲文》，文前小序说：岁丙寅十月，步自镇州（今正定），历保定，将归北雄，息肩于易水之上。草枯木落，寒风飒起。登高四顾，慷慨怀古，人莫测也。“风萧萧兮易水寒”，此非高渐离之歌乎？荆轲与太子沥泣共诀，抆血相视，就征车而不顾，望行尘之时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饮燕市，烈气动天，白虹贯日，亦一时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灭燕国，奇谋不成，饮恨而死，独非天意乎？呜呼，轲乎！吾想夫子之愤惋，千载不散，游魂于此矣。古称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负此言也，故投文以吊焉。由于是青少年时的作品，这篇序在形式上难免有模仿（苏转《赤壁赋》）的痕迹，但其对于荆轲的缅怀、景仰和惋惜之情表达得还是很深切的。序后便是祭吊辞正文，辞曰：稷文祚绝兮，天骄强赢。六王猖狂兮，系首咸京。席卷天下兮，势若缚婴。英雄胆落而求死兮，膏镶锯之余腥。脱手于商网兮，寄命儒坑。这是讲荆轲生活的政治历史背景：秦国强大，席卷天下。六国相继被吞并，士人亦备受迫害。接着正面评说荆轲：呜呼吾子，将何为哉？此时何时兮，不匿影而逃形。惭一时之豢养兮，遗千古之盗名。逞匹夫之暴勇兮，激万乘之雄兵。挟尺八之匕首兮，排九鼎之威灵。死而伤勇兮，虽死何成！呜呼吾子，何其愚也！相彼白帝之嗣兮，岂燕秦之鬼囚。阿房未灰兮，俪山未秋。走鹿未罢兮，素罗未游。子亦何人兮，敢与天仇？这是说，荆轲不识时务，不讲策略，对当时天下的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以致挺而走险，招来杀身之祸，“遗千古之盗名”，“死而伤勇”。否定与责难成了这篇祭吊辞的主调，未免是对荆轲的壮烈行为的亵渎。荆轲刺秦王的行为究竟应如何评价，三言两语不易说清。应该承认，荆轲重然诺，讲义气，临危不惧，慷慨赴死，这些品格，即使千载以下，仍然令人钦敬，也使这一故事具有永久的魅力。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荆轲的行为是否恰当，是否应当，是否正确？回答恐怕就不一致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战国未年正是新兴地主阶级取得全国统治的时期，统一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荆轲在燕太子丹的“豢养”之下，为报“知遇之恩”，不借孤注一掷，结局只能是悲剧性的。刘因说荆轲“与天为仇”，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抓住了要害。这个“天”，正是以秦王为代表的历史发展趋势。

吊辞的最后对燕太子丹进行批判和哀悼：呜呼太子兮，岂无良谋？招贤养士兮，信义是求。胡为嗾歇骄（猎犬，喻荆轲）搏于菟（老虎，喻秦王）兮，不顾吞噬之忧。召公之庙不祀兮，将谁之尤？损燕士之奇节兮，吾为子羞。感霸业之遂墟兮，悼昭王之不留。仰苍天之茫茫兮，写我心之悠悠。燕太子丹也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曾向太傅鞠武询问对付秦国的办法，鞠武说，秦国强大，不可“批其逆鳞”，“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燕太子丹认为这个计策“旷日弥久”，远水解不了近渴，遂不听。鞠武之计能否实现的确很难说，但太子丹请出荆轲入秦行刺，的确是“速祸”之举。结果，奇谋未成，轲被杀，燕王虽在秦兵的追迫下斩太子丹以献，但最终还是当了俘虏，燕亡。燕最初是召公奭的封国，燕昭王时曾一度兴盛，下齐六十余城。但是，这一切都流水落花春去也，仅供人们追忆凭吊罢了。

刘因咏荆轲的作品还有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和陶诗《和咏荆轲》：两儿戏邯郸，六国朝秦赢。

秦王挚鸟姿，得饱肯顾卿？

燕丹一何浅，结客报咸京。

当时势已危，奇谋不及行。

政使无此举，宁免系颈缨。

如丹不足论，世岂无豪英。

天方事除扫，孰御狂飙声？

我欲论成败，高歌呼贾生。

乾坤有大义，迅若雷霆惊。

堂堂九国师，谁定讨罪名？

一战固未晚，何为割边庭？

区区六孱主，山东但空城。

孟苟岂无术，乖时失经营。

今虽圣者作，不救乱已成。

酒酣发羽奏，乱我怀古情。

《史记·刺客列传》写道：燕太子丹曾质于赵，而赢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后才想出了派荆轲行刺的下策，导致速亡之祸。诗的前几句即写这一事件。刘因进而认为，就当时已经形成的局面看，即使没有行刺之举，燕国也难免灭亡；并对山东六国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批判。

还有一首是《登荆轲山》：两山巉巉补天色，中有万斛江声哀。

《吊荆轲文》，

人言此地荆轲馆，尚余废垒山之隈。

太子西来函关开，谁信生儿为祸胎。

笔头断取江山去，已觉全燕如死灰。

马迁尚侠非史才，渊明愤世伤幽怀。

春秋盗例久不举，紫阳老笔生风雷。

遗台古树空崔鬼，平芜落日寒烟堆。

纷纷此世亦良苦，今古燕秦经儿回？

忧来径欲浮蓬莱，安得鲁连同一杯？

竭石东头唤羡门，六鳌载我三山来。诗中固然不无凭吊之情，但对荆轲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说“马迁尚侠非史才，渊明愤世伤幽怀”，更属偏颇。诗中对朱熹称荆轲为“盗”的观点表示赞赏。朱熹写《通鉴纲目》讲究《春秋》笔法，以用字寓褒贬，文中记荆轲刺秦王事道：“燕太子丹使盗劫秦王，不克。”“秦灭六国，皆无罪。独燕有盗劫之举。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祸为计，亦左矣。”为什么把荆轲称作“盗”呢？《通鉴纲目》“几例”中兑：“凡正统，周秦以前列国弑君，微者曰盗杀其君某。”刘因的诗正是遵循朱熹的意思，津津乐道此种封建正统观念，这是不足取的。诗的最后幻想仙境仙人，陷入消极。

2。叹韩信刘因曾到过井隆。井隆是韩信大破赵军的地方，建有淮阴侯庙。刘因游此，触景生情，感慨怀古，写了三首诗，一首是：饥僮羸马倦重游，万将分兵坐此筹。

灭项岂知刘尚在，夺齐便觉汉无忧。

英彭一体谁遗类，绛灌诸孙自列候。

爱杀鹿泉泉下水，乱山百折只东流。此诗慨叹韩信不幸的遭遇。韩信是秦未汉初时期的名将。他先投项羽，未得重用；后投刘邦，被拜为大将，遂得以充分发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楚汉相争中，他下魏破代。仆赵胁燕。击齐灭楚，为刘邦立下赫赫战功。韩信在战争中被封为齐王，刘邦得天下后徙封他为楚王，后又借故将他逮捕，贬为淮阴侯；最后又说他勾结陈稀谋反，被吕后、萧何设计杀害，并被夷灭三族。“英彭”指英布、彭越，也是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彭越出身强盗，起兵归刘邦，屡立战功，被封为梁王，后以谋反罪被诛，灭族。英布又称黥布，初投项羽，被封为九江王，后背楚归汉，被刘邦封为淮南王。韩信、彭越被杀后，英布自疑祸将及身，遂反，终被杀。时人楚令尹薛公曾说：韩信、彭越和英布是“同功一体之人”。三人的经历、下场的确类似。

韩信等建盖世之功，结果却身死族灭。有人骂刘邦枉杀功臣，诛除异己；但是，刘邦并没有杀所有功臣，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死心踏地追随刘邦，战功卓著，俱得善终，子孙皆袭侯爵。两相对照，如果从韩信等自身方面找原因，未尝不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刘因的另外两首诗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许身良犬笑君痴，快快难胜已自危。

智数相催难免死，才名如此岂无疑。

两年蕃镇真犹假，十载君臣喜又悲。

最恨当时萧相国，直教三族到全夷。韩信被刘邦逮捕后，发怨言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与绛灌等列”。刘因认为，韩信这种表现，只能招来危祸。韩信与刘邦离心离德，并非一时一事。当初，韩信夺取齐地后，使人言于汉王，要做“假齐王”，刘邦大骂道：“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谋士张良、陈平暗中踢刘邦的脚，示意此时不能得罪韩信，刘邦觉悟，改口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遂封韩信为齐王。后来，韩信率兵会师核下，消灭了项羽，刘邦立即袭夺韩信的军权，徙封之为楚王。显然，刘邦对韩信早有戒心，真个是“君臣相诈”。而韩信对刘邦一面有“乘时而缴利”的市井之志，一面又幻想刘邦能“酬功而报德”，不会亏待他，也未免太天真了。谋士蒯通早就提醒韩信：“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韩信却犹犹豫豫，丧失警惕。史书上说，刘邦得知韩信被处死，“且喜且怜之。”可见，刘邦早有除掉韩信的心；而韩信则时不时地萌生反叛的念头。韩信从投刘邦到被处死，前后历十年；封齐王，约两年。君臣二人就是在这种真真假假、互相利用中度过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在萧的力荐下，被拜为大将；而最终被杀，又是吕后与萧何的共同设计。此种遭遇，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千呢！

第三首诗进一步讲这个意思：

君臣尚诈日生疑，谁与乾坤息战辇？

未论恃功羞伍啥，试看观变要王齐。

良能用汉气无敌，萧可制韩才自低。

枉为虚名误忠节，五陵烟树亦凄迷。前文提出，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日夜怨望，居常怏怏，羞与蜂灌等列”。一次，韩信走访樊啥，“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韩信出门，自我解嘲地笑着说：“生乃与哙等为伍！”周勃、灌婴、樊哙都是刘邦的老部下，属嫡系，樊哙又是刘邦的连襟。三人也都立下赫赫战功。但韩信被拜为大将，地位在三人之上。韩信羞与樊哙等为伍，充分表现他的居功自傲。而这种心理素质正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韩信得拜大将军，是出于萧何的力荐；而最后的被处死，又出于萧何的预谋。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出身小吏，后成为刘邦的丞相。韩信终被萧何所节制，说韩信“才自低”诚不为过。诗的后两句，表现了刘因对韩信的批判和惋惜。

现代历史学家评价楚汉相争这段历史，大多认为，韩信等异姓王是封建割据势力，他们拥兵自重，各霸一方，和朝廷分庭抗礼。从人民大众要求统一的观点看来，消灭这些异姓王，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有重要意义。刘邦为一己的私利，杀害功臣，固然应该批判，但客观上则符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愿望。刘因虽然不可能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得这么高，但他既批判刘邦、韩信的“君臣尚诈”虚情假意；又慨叹韩信才智不足，“枉为虚名”，终于导致身死族灭的大祸，还是有较深刻的见地的。

3。斥曹瞒曹操，小字阿瞒，是妇孺皆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学术界对其评价则褒贬不一。刘因没有全面论述过曹操，只在少数诗文中提及。由于受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他对曹操是完全否定的。

前文曾提到，刘因在论述史书时说：陈寿写的《三国志》：“任私意而好文，奇功伟绩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寿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寿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蛾，千古一快也。”这里，刘因尊刘抑曹的倾向很明显，所谓“一代英伟之士”的奇功伟绩，主要指蜀汉的事业。“昭烈”是刘备的谥号；“曹瞒之鬼蜮”指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的种种伎俩。这里涉及到一个老问题：魏蜀吴三国，以谁为正统？陈寿是西晋朝臣，司马氏政权是继承曹魏的，所以陈寿修《三国志》，只能以魏为正统。从历史发展的实际说，这本没有什么不对。但后来却成了问题。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满意陈寿的作法，以晋接蜀汉，以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三国事以魏纪年；而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以蜀汉纪年。其后，萧常作《续后汉书》，元郝经也作《续后汉书》，都为刘备争正统。刘因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参加了尊刘抑曹的大合唱。这种倾向广泛影响到话本、杂剧等民间文学，并为罗贯中的著名小说《三国演义》奠定了基调。

这一题材，刘因还写过三首咏史诗。一首是：诸侯负汉已堪怜，直笔何为亦魏编？

最爱曹瞒台上瓦，至今犹属建安年。前两句指责某些史书以魏为正统，后两句写曹操事。曹操挟持汉献帝号令天下，享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殊待遇，但生前毕竟没有篡汉，只称魏公、魏王。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建铜雀台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台高十丈，有屋一百间，楼顶铸有一丈五尺高的大铜雀。建安是汉献帝年号，瓦上刻建安年号，表明曹操表面上还承认汉朝。在刘因看来，曹操无疑是僭越的奸雄，但比较起来，某些史家简直更无忌惮！

另一首是：功名且就汉庭多，毕竟曹瞒累我何？

汶上千年英气在，有人梁甫正高歌。前两句说，建安年问，名人辈出，成就了许多不朽的功业。这些功名是在汉朝的名义下做出的，不能记到专权的奸雄的功劳簿上。后两句赞颂了两位不愿在潜越的权臣手下做官的人。一是孔子的弟子阂子骞。鲁国掌权的大卿季孙氏让阂子骞当费宰，闵拒绝了，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情愿逃到汶水边隐居，也不给权臣干事。另一位是诸葛亮，他好为《梁甫吟》《古歌谣名》，隐居于隆中，躬耕陇亩，“不求闻达于诸侯”，后来得到刘备的器重。遂许以驱驰，终生以匡复汉室为己任。

还有一首是：眼底权好汉室空，伯喈文举亦才雄。

王畿庙号关何事，亦在区区论建中。蔡邕，字伯喈，东汉灵帝时的著名学者，因上书议论朝政缺失，触痛权贵，被流放朔方。遇赦后，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专权时，强征入朝，“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董卓被诛，蔡邕被权臣王允逮捕，死于狱中。孔融，字文举，东汉未著名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因触怒曹操被杀。蔡孔二人的遭遇有相近之处。刘因借以慨叹，东汉朝廷被权奸所把持，有骨气，有思想的士人，一个个被杀掉，汉室空虚了。诗的后两句是说，奸雄的后代终于窃国，而搞迁都、更名、赠谥、上封号等把戏，以论证自己的“奉天承运”，天命当归，这一切，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其所指的当是下列事实：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朝，于黄初元年（220）追尊曹操为武皇帝；黄初四年，定操的庙号为太祖。又于黄初元年迁都洛阳，洛阳原名雒阳，改雒为洛。为什么呢？曹丕下诏书说：汉属火行，火忌木，所以，“洛”去“水”而加“隹”。魏属土行，“土，水之牡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变雒为洛。”诗中对这套做法进行了嘲讽。

4。骂王维，赞颜真卿唐朝中期，发生了“安史之乱”。在叛军面前，有人失节事贼，有人坚决抵抗。王维是前者的代表，颜真卿兄弟是后者的代表。

史载，安禄山叛乱，颜真卿时任平原（今属山东）太守，他联络从兄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响应，合兵二十万，被推为盟主，大大牵制了叛军的势力，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为唐王朝组织平叛赢得了时间，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颜果卿时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响应从弟真卿之约，起兵断叛军后路，战功卓著。次年被叛将史思明所破，不屈而死。安禄山叛乱时，王维任给事中，叛军攻陷长安，王维被俘。他当时名气很大，被安禄山迎至洛阳，接受了叛军的伪职。乱平，下狱。肃宗怜其才，赦免了他。以气节而论，他们的高下是显而易见的。

刘因对他们的评价，从王维的一幅名画引起。刘因也承认王维的画在艺术上的确有巨大的感染力，说：是图，唐宋金源诸画谱皆有评，识者谓惟李伯时《山庄》可以比之，盖维平生得意画也。癸酉之春，予得观之。唐史及维集之所谓“竹馆”、“柳浪”等皆可考。其一人与之对谈或泛舟者，疑裴迪也。江山雄胜，草木润秀，使人徘徊抚卷而忘倦，浩然有结庐终焉之想，而不知秦之非吾土也。物之移人观者如是！但对王维的失节，则给予情辞激烈地批判，说：维以清才位通显，而天下复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其前身画师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绘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则亦不至于陷贼而不死，苟免而不耻。其紊乱错逆如是之甚也，岂其自负者固止于此，而不知世有大节，将处己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议者！然后，他连带对一些王公豪贵也进行批判：予特以当时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贵之所以虚左而迎，亲王之所以师友而待者，则能诗能画背主事贼之维辈也。进而，他将王维与颜真卿作了对比，并对时事发出慨叹：如颜太师之守孤城，倡大义，忠诚盖一世，遗烈振万古，则不知作何状？其时事可知矣！。。呜呼！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况可以为百世之甘棠（喻地方官之有惠政于民者）者，而人皆得以刍狗之，彼将以文艺高逸自名者，亦当以此自反也。刘因在另文中还提到：“维与郑虔同以能诗能画名当世，后又同事贼；贼平，复同以画得苟免死。”又曾对颜真卿的家世进行过考证。这都表明，他对于忠好的爱憎感情是十分鲜明的。

5。嘲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的著名官僚，历仕五姓（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都担任宰相、太傅、太师、中书令等显职，居相位达二十多年，丧君亡国，未尝在意，浮沉取容，长享富贵。自号长乐老，死后被追封瀛流王，是典型的“不倒翁”。冯道在五代、宋初一度有极高声望。《旧五代史》对冯道称道甚多，但也有微词；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开始对冯激烈批判，说：“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以而知也。”刘因继承这一传统，对冯道的无节操取批判态度。

冯道是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易州太宁山有冯道吟诗台遗迹，刘因曾游于此，写了下面的诗句：林壑少佳色，风雷有清秋。

为问北山灵，吟台何久留？

时危亦常事，人事足良谋。

不有拨乱动，当乘浮海舟。

飘飘扶摇子，脱屣云台游，

每闻一朝革，尚做数日愁。

朝廷乃自乐，山林为谁忧？

视彼昂昂驹，奈此泛泛鸥。

四维既不张，三纲遂横流。

坐令蚩蚩民，谓兹圣与俦。

蚩蚩尚可恕，儒臣岂无尤！

不有欧马笔，孰敢回万牛？

太行千里来，潇洒横中州。

今朝此登临，孤怀涨岩幽。

何当铲叠蟑，一洗佗山羞。

刘因以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作为立论根据，认为像冯道那样：“浮沉取容”是无耻的行经。欧阳修《新五代史》在叙述冯道事之前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刘因诗云，正本此义。《新五代史》又载：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为与孔子同寿（73岁），其喜为之称誉盖如此！”诗中也对百姓的这种不辩美恶，不分光彩与耻辱的社会心理给予深深谴责，并认为，“冯瀛王吟诗台”这种名字使太宁山都蒙受耻辱，应当铲除之。

刘因又写有一篇记翟节妇的叙事诗。记叙在金源南迁的兵荒马乱中，翟氏之夫从军，死于战场，翟氏出入兵刃，负其夫之尸归。既葬，由于早寡无子，自杀于墓侧，邻里救而复苏，始终一节，一直活了八十多岁。诗中对这位妇人的节操给予了热情歌颂。由于翟民的村子距离冯道吟诗台只数十里，所以，刘因在诗未揭出冯道事，与之作了对比，说：千年吟诗台，峨峨太宁巅。

为招冯太师，和我节妇篇。把冯道与节妇对比，也见于《新五代史》，欧阳修在叙述冯道事之前，写到一个节妇——王凝妻李氏之事：王凝病卒于官，一子尚幼，李氏携子负夫的遗骸而归。途中欲住一旅店，店主不许其宿，“牵其臂而出之”，李氏认为店主拉自己的胳臂是污辱了自己，便用斧子砍断了被拉的那条胳臂。这件事惊动了地方长官，李氏被表彰为节妇。欧阳修接着说：“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今人读李氏事，由于时代的隔阂，对之可能不好理解，也许觉得不近人情，但在古代，她的确是被作为风节刚烈的典型的。冯道辈虽身居高位，但毫无廉耻，就精神境界说，二者确有天壤之别。

刘因还有一诗直接写冯道：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

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此诗正面刻画冯道逢迎新主子，在异族统治者面前亦奴颜婢膝的丑恶面目。冯道在后晋任首相，晋主对契丹称臣称子，让冯道代表自己入契丹上徽号，冯道“无难色”，说：“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后来契丹灭晋，冯道又投靠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问他为什么前来？他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又讥俏地问他：“尔是何等老子（老东西）？”他回答说：“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冯道就是靠此类装呆卖傻。自我作贱的“机警”，赢得了契丹主的欢心，竟又被任为太傅。这个“亡国降臣”就这样又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又，冯道在为晋出使契丹时，有钱都买薪炭，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北地苦寒，老年人怕冷，应该多准备点。”以此表示久留的意思，故意做出愿舍残骸的样子给契丹看，亦即甘愿死心踏地地投靠。刘因的正是讽刺这种行为。

综观刘因的史论史评，大多是缘事而发，而不是作史学专论；加以多采用诗歌的形式，因之往往不够系统，不够详尽。其写作重点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借此抒发感情，或引出某种看法。前人曾指出：“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深入作史论者。”刘因的咏史之作，亦属此类。它们无疑还注入了元初社会或刘因自己的身世等现实内容，只是由于表现得比较隐晦，已不大容易确指了。尽管如此，由于它们毕竟是咏怀之作，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他对于所咏人物事件的态度，从而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刘因坚持华夷之辨、王霸之别，维护统一、反对分裂，严格区分忠好，明辨荣辱，这些，都给人以深刻教益。当然，其中也不免有迂腐或偏激之处，那是不足为训的。

一、总论

学习论学是儒家人物普遍重视的主题。刘因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对此自然也格外注意。他曾以讲学的口吻，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学习的目的、内容、次序、方法等问题。

刘因认为，从先天材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完全的。但只有通过后天学习，才能完成自己的全材。他说：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也。这是先从本体上立论，认为每个人都秉受了善性，对于一切行为来说，它是统帅；每个人都具有心识，对于一切感知来说，它是主宰；五官百骸，都是由气所充塞。所以，从材质上说，每个人都是完全的，都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人。但是，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却有巨大差别，这是怎样造成的呢？刘因说：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这基本上还是盂子讲的老问题，刘因则加以展开了。孟子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讲的“陷溺其心”的东西，主要指杨朱墨翟之言，刘因则讲了三个方面。所谓“学术之差，指学术流派和思想倾向方面的差异。先秦已有九流十家；儒之中也有分化，先秦已儒分为八；汉以下代有沿革，有经学、玄学、道学之不同；经学有今古文之异，道学有理学心学之分；同一时代也常有几个流派并立，如北宋时期，就有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朔（司马光）、蜀（苏轼）、新（王安石）等学，蔚为大观。刘因认为，这些流派有邪正之不同，一个人走上了不同的学术道路，就会成为不同的人。所谓“品节之紊”，品指品类，节指节次，即选择哪些品类的东西作为学习的内容，在先后次序上如何安排等。所谓“异端之害”，主要指佛道二教的危害。理学家都视佛老为异端，他如功利学派，正统理学家也以之为异端。上述三点，涉及到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问题。刘因认为，从先天方面说，人人都是完全的；但许多人却没能成为完全的人，那是诸多后天原因造成的。这种观点，从认识论上看，保留了先天性善论的成分，有先验论的因素，但其重点显然是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作用，还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