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戈自己家的女管家本人也在白宫住了几晚，与总统全家共进晚餐。马戈说：“进餐时，他们要祈祷，布什祷告时是多么得问心无愧、毫无顾忌，这一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有这种自我贬低的幽默。他并不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得。这属于他们的人生道路，这一人生道路就是他们的一切。”［在这里“人生道路”（walk）是新教福音派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以耶稣为榜样来生活。］在2000年参加总统竞选期间，布什在信仰网（Beliefnetcom）上接受采访时，他本人谈到了“人生道路”。“当被问到我的宗教信仰时……我铭记在心的是要走那条人生道路，”他说道，“那是我作为总统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当你跟着耶稣行走时，有信仰的人们就会与你同行。”
布什夫妇的其他亲友也有类似的评价。布什对他多年的朋友忠心不渝，这一特点倒并不一定和他的信仰有关，但他表现出有这一特点。阿黛尔·马戈对此颇有感触，布什当选总统后，他与任州长的时候、在得克萨斯州牧人队做合伙人的时候和甚至更早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继续交往。“他们不忘朋友，”马戈说，“不是那种他们高升了就去结交更重要的朋友了。在我住的地方我们不去投票，要投就投民主党的。但是他让大家明白，他是全得克萨斯州的州长，愿意花时间与不认识他的人们交往。他花时间在极普通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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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总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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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0年总统竞选进行的时候，得克萨斯州一些是坚定基督徒的朋友们注意到布什的信仰似乎比以往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位得克萨斯州的女士(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她与布什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当她最初成为劳拉朋友的大学时代，她回忆道：“在总统竞选时期，布什信仰的极大显露使我们的关系更紧密了。我开始观察到可能自始至终一直都存在的东西。我一眼就认出了：看来他的信仰正在变得更加深刻，当然也非常真实。他热爱上帝的话语（指《圣经》），而且他的祷告生活很丰富。”
劳拉的这位朋友开始在她认为合适的时候给他们寄一些鼓励的短信，信中有《圣经》的经句。在总统竞选期间，她一直没收到任何回复，但当她和丈夫被邀请到白宫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庆典活动时，新就职的总统走到她身边深深拥抱了她。他说：“在竞选期间，你一直非常鼓励我，我现在到白宫了，你还得一如既往呀。”
布什的信仰不断被表现出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在通往白宫的路上他的信仰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像所有的总统竞选那样，竞选活动本身使人筋疲力尽，而布什还发现自己始终面临着挑战和需要作出能力之外的努力。在预选期间与共和党其他候选人的激烈对话有时很尖锐，但还没有到残酷的程度。但在着手2000年大选时，布什面临阿尔·戈尔的挑战，压力陡然增加。在那些日子里，他经常打电话给得克萨斯州的牧师朋友们，特别是给詹姆斯·罗比森和柯比乔恩·考德威尔。考德威尔说，几乎与布什的每次谈话都有一段祷告的时间。
按照在竞选期间有时跟随布什的唐·埃文斯的说法，布什差不多总是在床边放着他的《圣经》——这个习惯最早是他妈妈在他20多岁的时候发现的。埃文斯说道：“我和他（住同一家酒店）的那些夜晚，当我往床边看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他就天天都律己地阅读《圣经》。”
后来出任白宫新闻主管的竞选期间的新闻发言人凯伦·休斯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她和竞选助手以色列·艾尔南德斯在竞选期间几乎天天和布什在一起。她回忆道：“我很早就知道他每天都读圣经。在竞选期间，他有时就会说起他那天早晨读过的经文。他交替阅读《一载圣经》和奥斯瓦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有时，他还从他那本（钱伯斯写的）灵修书中复印一页给我。正是在竞选期间，我意识到了他的信仰对他来讲有多么得重要。”
这个评论可能比休斯认识到的更具有启迪意义。身为州长新闻秘书的休斯很清楚，布什与许多得克萨斯州的主要牧师之间有着牢固的友谊，他与像唐·埃文斯那样的长期查经的朋友之间有着亲密的私人友情。她也知道那些自带午餐在州长官邸举行的查经班，也知道有些虔诚基督徒的职员们时常给布什一些《圣经》中的鼓励经节。但她似乎没注意到的是布什的那种“火线信仰”，它最初是在布什竞选期间表现出来的，而后在美国受到“9·11”袭击的时候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但是，大选没能对自2000年春季以来进行的政治竞赛提供一个决定性的结果，因此布什先要面临的就是11月7日大选后令人非常难熬的日子。这些难熬的日子将要持续34天，直到最高法院最终通过反对对佛罗里达州有争议的选票再一次进行人工统计的裁决。最高法院由9名终身大法官组成，其中5名赞成此裁决，4名反对，从而反映了它的争议性。尽管如此，裁决的通过证实了布什获得了当选下届总统足够的选举人团 (Electoral College)的票数。他的胜利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而与他并不是全美选民多数票的获得者无关。美国总统的选举结果是由选举人团的投票决定的，而不是由是否获得过半数的全民投票决定的。各州的全民投票决定了该州在选举人团的代表应投哪名候选人的票。因此，只要总统候选人在某个州获得过半数该州的全民投票，那个州所有选举人团的票数都属于他了。这一有争议而复杂的选举过程意味着，即使候选人在全国没有获得过半数的全民投票，他也有可能因得到足够的选举人团的票数而获胜。2000年的大选正是如此。
在这一段又长又不明朗的时期——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和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同样都十分受折磨——可以说，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布什陷入了两难之中：是要像有望被宣布获胜而表现出总统般的气派；还是要显得谦卑和谦虚，等候裁决。劳拉大学时的那位朋友记得，自11月7日到最高法院作出裁决的12月12日那段不明朗的日子，她遇到了布什，而且“对他当时的自恃和沉着大为惊讶”。她也观察到劳拉同样表现出超凡的镇静，在确认她丈夫已经赢得了大选之前，她不愿讨论甚至像就职典礼上的服装这样的问题。
一些朋友注意到，布什夫妇对他们落选的可能性似乎表现得泰然自若。在获悉布什可能进入白宫后，布什那位用《圣经》鼓励他的得克萨斯州朋友把《圣经》里一段合适的经文交给了布什，经文摘自腓立比书2∶16：“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她又补充了一句：“看起来你很快会被授予一个现世的冠冕。”布什显出爽朗的笑容。几天后，当CBS电视台新闻采访小组结束了他们对现已被证实的2000年大选获胜者的采访后，在小组拆卸设备时，她走进州长的官邸并这样祝贺他：“圣诞快乐！总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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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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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美国是个珍视和期待个人责任的地方。鼓励责任……是对良心的呼唤。
——乔治·W布什在2000年11～12月期间，选举后那不明朗的34天的考验想必使乔治·W布什想到一切政治权势的脆弱性。这一考验无疑迫使布什犹如千百万美国人一样，跪下祷告，他们担忧的是如果他的对手当选总统这个国家将走向何方。布什历来说，他从不为“赢得”竞选祷告，也不为要在某个特定的政治斗争中取胜而祷告。他在2000年大选前接受《20/20》新闻脱口秀的采访时告诉老牌女记者巴巴拉·沃尔特斯：“我不为得选票祷告，也不为股市上涨祷告。我是为力量、耐心、爱和理解祷告。”但他一定做了这样的祷告：他也许不会当选，他要是当选的话，靠着上帝的恩典，他能担当起此重任。
在《重责未了》中，布什很清晰地指出，他把整个政治生涯视为他的信仰之路。他写道：“如果我不相信有那能超越所有人的计划的上帝的计划，那我就成不了州长了。”并补充说：“我确实从来没有刻意对自己生活中的各个步骤进行过策划，也肯定从未为了达到更高的官职而参加某个官职的竞选。”布什的批评者和对手们对此不会有争议，他们把他的职业生涯看作是一连贯的幸运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他运气好、生在一个卓越而成功的美国政治家族。布什任总统以来，他明智地从未试图推测上帝特意“召唤”他做总统的旨意。但是，很可能从任期开始，他就将总统视为完成上帝旨意的途径，即使他自己对上帝的旨意毫不知情。他持有的这种信念与美国及世界各地千百万将生命奉献给上帝旨意的基督徒没有任何区别，即使他们中也没有几个清楚地知道那些具体的旨意是什么。
布什确保从就职典礼之日起随后的日子里，所有可能的牧师祝福和礼拜仪式都安排妥当。在就职那天所有的公共庆祝仪式之前在拉斐特广场圣约翰圣公会堂举行的崇拜仪式上，布什请了马克·克雷格牧师“说教”。据某知情者说，这位尚未就职的总统独自在教堂里祈祷了半个小时，作好了宣誓就职的精神准备。
随后，在国会山的就职仪式现场，除了柯比乔恩·考德威尔牧师的仪式结束祝福祷告外，还有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牧师也做了祷告，他是代替他病弱的父亲葛培理博士来的，葛培理数十年来一直是总统就职典礼上的必要角色。
布什的就职演说既意味深长又言简意赅，只有15分钟，是几十年来最短的就职演说之一。他呼吁在美国政治中开创一个文明的新时代，呼吁美国领导全球的自由事业。当数千名参加仪式的群众在一月份那潮湿寒冷的天气中打寒战的时候，他呼吁美国人要为“一个公正的、充满机会的统一国家”去尽力。他说，这是他们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有比我们自身更大的大能者带领我们，他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平等的我们，我们对团结并带领我们前进的原则充满信心”。他间接地提到了以信仰为基础的社会倡议，那是他在竞选中已经宣布的也是他在得克萨斯州实验过的社会计划。他说，政府有它重要的作用，并补充道：“有些需求和伤痛是如此深切，以至于只能对良师益友的抚摩或牧师的祷告有反应。教会和慈善团体、犹太教会堂和清真寺都将它们的仁爱给予了我们的社区，它们在我们的计划和法律中将得到受尊敬的地位。”
在布什的演说中，他也提出了需要呼吁人民关注个人责任的主题，这是他渴望转变美国文化的一个关键成分。他说道：“最佳的美国是个珍视和期待个人责任的地方。鼓励责任并不是寻找替罪羊，是对良心的呼唤。”在总结他的演说时，他引用了美国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和弗吉尼亚政治家约翰·佩奇的一段谈话。杰斐逊问道：“我们知道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你不认为有个天使驾驭着旋风指挥着这场暴风雨吗？”布什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个故事的作者不是我们，而是将时间和永恒充满他的旨意的那一位。然而，他的旨意在我们的义务中得以实现，而我们的义务在相互的服务中得以履行。”
一返回白宫，甚至在下午和晚上的庆典之前，布什总统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号召全国人民将第二天即星期日作为祷告感恩日。接着还有一次教会崇拜活动，这次的地点是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由富兰克林·格雷厄姆牧师证道。与布什本人的普世基督教合一背景——圣公会、长老会和循道会——相一致，华盛顿地区的资深循道会会督费尔顿·E梅牧师也在场，同时还有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犹太教的拉比也被邀请。没有一名看到这些情景的观察者会有疑问,即美国第43任总统乔治·W布什是严肃地对待他的基督教信仰的，并欢迎各种美国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人们同他一起赞美对待信仰的这种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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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执政初期的白宫以常叫比萨饼外卖和深夜的政策研讨会而声名狼藉，因为当时共和党对国家首都已统治了12年，而那些对华盛顿不熟悉甚至对总的政治体系也不熟悉的年轻下僚对政策的优先性还搞不清。布什总统，如同他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里可能使用链锯切割林下灌木那样，生硬地停止了这种随随便便的习惯。在白宫里无论何处何时，男的都要穿西装外套打领带，女的则是职业套装或连衣裙。作为对自己的约束，布什甚至都不允许自己不穿西装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如果他在完成了一天的正式工作回到白宫的私人住处时还需要亲自返回办公室取文件的话，他为了走回西翼区的椭圆形办公室这几步路还要重新换上西装，回到私人住处后再换回休闲服。
与前任总统的另一个鲜明对照就是布什总统极端强调准时性。他的前任曾经在1993年让老布什在交接权力时等候，而且2001年1月20日布什进入白宫部门进行正式交接仪式时，他也迟到了。布什曾经简短地评论道：“迟到无礼。”
其他的文明举止也同样得到倡导。大家很快就知道了，布什开会时，如果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的手机骤响，他会非常恼怒。2003年底，一名白宫西翼的接待员对认为整个白宫实行的是近似维多利亚时代那样的正规礼仪的评论作了如下回应：“是从最高层做起的。”事实上，尽管这些礼仪并不具体地与布什的个人宗教信仰有关，但他自己生活中对祷告和查经的自律仿佛也渗透到了每一个与他一起在白宫工作的人的工作习惯之中了。
内阁会议经常都是由祷告开始，通常由总统指定的内阁部长做祷告。当然，布什的第一内阁中有几个成员是非常虔敬的甚至是直言不讳的福音派教徒，从司法部长约翰·阿斯克罗夫特到商务部长唐·埃文斯。在白宫进餐的开始，同样也是由布什总统或者他邀请的某人做祈福祷告的。尽管如此，一位在总统任职早期到克劳福德农场的访客也注意到，布什努力不使非基督教客人尴尬。一名犹太职员也有类似经历：布什总统请他以自己的信仰习惯做餐前祷告，而他就自然得体地做了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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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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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的犹太职员们当然很快就意识到很多福音派基督徒占据了白宫的重要位置。例如前国家安全顾问、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这位乔治亚州一名非洲裔长老会牧师的女儿，就公开地申明自己的基督教见证。她的信仰源于作为牧师子女的自幼熏陶，但这却曾处于生活中的次要地位，而处于重要地位的则是一名一流的前苏联和俄罗斯事务的专家和具有音乐会演奏水平的钢琴家。几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她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超市里遇到了一位也是非洲裔美国人的陌生人，当时赖斯在该校已晋升到了高级的学术和行政的职位，那位陌生人问赖斯是否愿意在即将举办的教会野餐上弹钢琴。她答应了，从而发现自己被长老会的教会生活吸引回去了。赖斯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的教会里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作了见证，并在每年一月末或二月初的总统祷告早餐会上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参与者。她与布什和劳拉多年的密友关系至少部分是源于他们共同的信仰。
2001年新一届的乔治·W布什政府明确表示，鼓励白宫雇员在工作场所——包括白宫和部分白宫雇员所使用的相邻的旧行政办公大楼——组织查经班和祷告小组。据一位白宫高级雇员讲，2003年底，在白宫和旧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和会议室，每星期有7个不同的查经班或祷告团契在活动。他说，500位白宫雇员中大约有200人都以某种方式参加这些聚会。很少有哪一届政府如此主动地、公开地鼓励其雇员中的查经班和团契。
在布什领导的白宫里，虽然有持各种神学观的犹太人——从犹太教改革派到正统派——占据了很高的职位，但他们很清楚自己是在一个明显基督教化的政府里工作。戴维·弗鲁姆，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徒，也是布什总统新任政府第一年的一名演讲撰稿人，在早期就发现了这一点。弗鲁姆回忆起，他进入白宫谈他未来的工作时听到的第一句话真的就是：“查经时没见到你。”其实，这不是对弗鲁姆而是对陪他一起进入大楼的人——总统演讲的主撰稿人迈克尔·格尔森——说的。毕业于可能是全美最好的私立福音派大学惠顿大学的格尔森是白宫内的基督教活动的常客。可是，弗鲁姆误认为这句话是针对他的，他说，那话着实令他不安，并说它确实让像他那样的“非基督徒感到惊惶”。但弗鲁姆克服了他最初的惊惶，并逐渐赞赏随布什而来帮助他制定并执行他的政策的福音派信徒。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后，弗鲁姆评论道：布什白宫的福音派信徒是白宫里最温和的人，他们最有耐心、最不好争论。他们人数众多，足以决定白宫的基调，而结果却是我很少在办公室听到大嗓门的愤怒声——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次像电影里的白宫镜头：用手指着对方对质的情景。
然而布什很清楚，如果他断然坚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他就会面临两难的境地，因为他已不仅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更不仅是一名共和党党内竞争总统候选人的被提名者，他现在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一方面，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美国一些保守派基督徒的热情，以便继续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消除持有其他各种信仰的美国人的顾虑——比如那些最显著的群体，犹太人和穆斯林，以及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世俗论者，让他们知道他不会把总统职位作为一个欺小凌弱的讲坛，向美国人灌输他自己的那种基督教保守主义信仰。实际上，怀疑布什想要打破政教分离的围墙或认为他可能已经做到此事的“鼓声”从未完全平息过，尽管布什强烈表明他没有意向去做任何这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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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一样，布什也参加每年仲冬一月末或二月初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的总统祷告早餐会。该祷告会是个盛大的活动，有来自全国各州的男女、海外的基督徒、外国政府的来访者、驻美国的外交官以及许多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总人数约有四五千人。演讲者从特雷莎嬷嬷（1993年，与克林顿总统一起)这样的著名人物，到完全不出名的基督教专业人士，他们的生活体现出基督教的核心价值观和纯粹的无私事业。
作为祷告早餐会程序的组成部分，每一任美国总统都要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而且他们也都这么做了。里根和老布什的演讲倾向于使早餐会具有明快的气氛，比较短小精悍，讲述自己信仰历程中的轶事。有一年，克林顿在演讲的开场白中说起他与希拉里在前一天晚上探讨他该讲什么，这意味着，准备好祷告早餐会上的演讲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折磨他几个月的重要事情。但是，布什在2001年2月首次出席祷告早餐会时深知自己需要出言小心谨慎，因此发表了经过精雕细琢的有关他信仰的演讲。事实上，他的话听起来似乎是对自己出席这一场合进行的辩解：
美国的《宪法》禁止在任命和选举公职时考虑宗教因素，其实本该如此。美国总统既为有各种信仰的人民服务，也为那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民服务。但我意识到，在为人民服务方面我的信仰能帮助我，信仰教人谦卑。正像劳拉常说的，我有时也需要服一份剂量的谦卑。
这是我们国家承认超越我们能力的大能者、超越我们影响力的影响力、超越我们智慧的具有引导性智慧的一天。美国人民的性格刚强而自信，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勉为其难地说出自己对上天的依赖。
我们的国家是由伟大和英明的人物创建的，他们善于使用谦恭、赞美和祈求的语言。纵观我们的历史，无论是在危急的时刻还是有分歧的时候，我们总是求助于祷告。因而，由于这样的祈祷，我们的国家从许多严重的邪恶和不公中被解脱了出来。
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知道我们造物主的每个设计，或断言拥有特权获得他的偏爱。然而，我们应该停顿一下，承认谁是过去多年来我们的伸援者和来年我们的希望。
显然布什在力图将自己归入近似“公共宗教”（civic religion）传统的美国总统的基督教，它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一次提出的。艾森豪威尔在表明他自己对信仰的赞同时，说了如下的名言：“信仰对美国人民有益，我不在乎是什么信仰。”
布什在祷告早餐演讲中的谨慎可能部分缘于对他在2000年总统选举时笨拙的演讲风格和不时出现的发音及语法错误的苛刻批评甚至奚落。2001年3月29日，同样是在希尔顿饭店举行的第57届广播电视通讯记者联合会的宴会上，布什在一个使听众大为开心的演讲里公开嘲弄自己，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缓和批评者的不快或减弱自身的窘境。当他提及几本让大家广泛注意他的口误的书籍中的一本时，他自嘲地说道：这是书中说的，而且我确实这么说过。（笑声）“我知道人类和鱼可以和平共处。”（笑声），嘿，这话让你停下来去思考啦。（笑声和掌声）谁都可以讲一句条理分明的话，但像这样的话，那可就让人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境界了。（笑声）
我确实在新罕布什尔州这么说过：“我赞同保护，那是你竞选总统时要做的，你必须保护。”（笑声）我现在一点都不清楚我当时在那儿说的是什么意思。（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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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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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是，布什在谈论“同情的保守主义”的话题时确实知道他讲的是什么。2001年初，布什的言行就好像他认为作为总统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一种“同情的保守主义”的发展方式，以至于他改变美国文化方向的长远目标即可以实施。2001年2月，他任命约翰·迪伊尤利奥——智囊团曼哈顿政策研究所的一位前成员——为新成立的基于信仰的倡议的办公室的主管。布什的目标既雄心勃勃又十分简单：将成功的基于信仰的倡议融入到一个应对从少女怀孕到沉溺于毒品以及贫困等最艰难的美国社会问题的全面计划中去。他的理念，也是他在得克萨斯州实验过的，是联邦政府应该在财政资金和组织上向看来在应对某些社会问题方面取得明显效果的由教堂、犹太教会堂或是清真寺经营的公共机构提供支持。
迪伊尤利奥在达拉斯一次面对拥有强大势力的全国福音教派联合会——一个不归属现有的新教组织（如南方浸信会联会或主流的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全国性教会的组织——的演讲中，有力地阐明了他的论点。他援引了盖洛普民意调查组织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它们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都相信宗教信仰可以帮助解决美国目前绝大部分或所有社会问题。他还指出“慈善选择”（Charitable Choice）这一法律条款已经向有宗教性而非世俗性世界观的宗教慈善机构提供了联邦资金。该条款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为制定福利改革法律所做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获得两党的强烈支持，由克林顿总统于1996年签署生效。此外，迪伊尤利奥还指出，慈善选择条款免除了宗教机构必须雇用与机构核心信仰不同的人员的规定，即使它们接受联邦资金。迪伊尤利奥声称，这一先例还可将联邦资助应用于如布什总统设想的扩大基于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服务上。
从一开始，布什的基于信仰的倡议就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阻挠。有些宗教界的保守人物担心由于教堂、犹太教会堂和清真寺能轻易获得政府拨款而可能变得堕落。一些激进的宗教分离派组织，如“美国方式的人民”（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或“团结为政教分离的美国人”（Americans United for Separation Church and State），也担心总统的想法会导致宗教成为政府资金分配上的一个因素。有些批评者，包括出名的同性恋者，感到惊恐，担心那些申请联邦财政支助的宗教组织可继续在雇用操作上对同性恋性生活的反对。2001年初，国会正为制定一项能满足所有表达的差异很大的观点的议案而艰苦努力之际，甚至一些福音派组织也对计划提出了批评。
吉姆·沃利斯是福音派刊物《旅居者》（Sojourners）的创刊编辑。编辑部设在首都华盛顿的《旅居者》既主张政府对社会服务的有力支持，又批评先前的共和党政府在许多问题上的做法，其中包括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共和党对待福利的态度。它原先支持国会正在力争的基于信仰的计划。但是最终，沃利斯对此不再抱有希望，他认为推动基于信仰的倡议的努力将紧缩现有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基金。在这一方面，沃利斯与许多主张更多政府参与应对社会问题的世俗主义拥护者的观点一致。2003年7月，在迪伊尤利奥开始工作的两年多后，沃利斯说道：
好心人感到被出卖，难以承受和压力大，因为他们要面对噩梦般日益增加的需求和逐渐萎缩的资源。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过，基于信仰的社会倡议不能取代良好的社会政策。
与此同时，迪伊尤利奥被国会山的某些人认为生硬粗暴、难以共事，并被白宫的一些跟他打交道的人认为，即使他不是不忠实也是个怪人。迪伊尤利奥于2001年8月辞职，工作时间还不到7个月。他的继任者吉姆·托伟是个比较易于相处的人，继任之前的7年里，他一直是特雷莎嬷嬷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另译“博济会”）的华盛顿地区的主要协调人。
托伟于2003年春参加了波士顿基督圣公会教堂的活动，强调了基于信仰的计划中的另外一部分工作，即政府要为修缮和保存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提供资金。基督圣公会教堂又名老北教堂，它是因美国革命战争英雄保尔·里维尔骑马报信而闻名。内政部部长盖尔·诺顿于2003年宣布联邦政府将出资317万美元用于修缮恢复该教堂。其他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建筑物符合接受此项资助条件的有罗得岛州纽波特的图鲁犹太教会堂和巴尔的摩的一座罗马天主教大教堂。托伟在谈到政府决定支持修缮基督圣公会教堂时说：“总统在此的要点是，这不是资助教会，这是在拯救国宝。”反对者则抱怨这些教堂现在依然用于宗教活动，因而暗示国家支助宗教机构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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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入主白宫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启动基于信仰的社会活动计划的努力似乎占据了政府大量的精力。但是，他在远离众目所瞩时也不声张地努力与美国的犹太社团建立良好关系，这一有政治意义的团体传统上倾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甚至有时是压倒多数地支持。2001年5月，布什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讲话表露了他对以色列的感情，这种感情很可能让一些听众吃惊。他直率地对他们讲：我是一个基督教徒，但是我与诗篇作者同样相信，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既没瞌睡也未深睡。了解我的政府不应该很困难，我们将为我们的原则大声疾呼；我们将支持世界上我们的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就是以色列国……它是一个小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威胁之中。我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就告诉他们，我的政府最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色列的安全。（掌声）我的政府将坚定地支持以色列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也将追求所有以色列人民祈求的和平。
布什对以色列的支持很快就超出了言语上的表态。从他的任期一开始，总统就继续拒绝会见巴勒斯坦当局主席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一反克林顿执政期间巴勒斯坦领导人来到白宫竟多达20多次的势头。2003年犹太新年的“敬畏的十天”期间，布什会晤犹太人领袖时明确表示，如果他与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在关于以色列政府采取的行动上看法不一，他宁愿私下与沙龙交谈而不让美国政府官员公开表示不满。这一点与他父亲时期政府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譬如在遇到以色列采取令美国人感到恼怒的行动时。老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对那时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拒绝直接或间接地同巴勒斯坦人打交道如此恼怒，以至于在那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故意宣布了白宫总机的电话号码。其实，贝克就是想明确表示他认为在建立中东和平上以色列是那时的主要障碍。
但在2001年和2002年，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了危险的武装冲突，以色列军队包围了位于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总部时，布什与沙龙的公开友谊显然保护了这位以色列总理免受美国的外交压力。2002年，以色列的坦克包围了阿拉法特的拉马拉总部后，据明尼苏达州的拉比乔纳森·金斯伯格透露，布什直接打电话给沙龙抱怨说，美国政府正在试图“边缘化”阿拉法特，而虎视眈眈的以色列军事压力却“再一次”将他“变成英雄和殉难者”。
布什支持以色列的姿态，更多是受与沙龙之间出于直觉的友谊和对美国的一个民主联盟本能支持的影响呢，还是他本身深厚的基督教信仰产生的对以色列的更深层的道德义务及对《圣经》的尊崇？这肯定无法得知。但我于2003年10月访问以色列时，一些以色列人曾经亲口对我说，布什是“以色列最好的美国总统”朋友。2002年6月，许多巴勒斯坦人对布什总统宣布支持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国共存的巴勒斯坦国的讲话非常愤怒而不是振奋。他的讲话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新建议——过去的美国政府从未公开支持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必须符合巴勒斯坦人为自己选择一个新领导人的要求。其实，华盛顿所谓的支持巴勒斯坦国是有条件的，即阿拉法特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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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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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拉比怀着一位共和党的支持者应有的热情讲述了他与其他一些犹太教的改革派、保守派和正统派拉比与布什总统的会晤情况。但另一些与布什会晤的犹太领袖们对他经常表述的支持以色列国防和保护全世界犹太人的承诺意识都兴奋不已。2003年在和拉比们的一次会晤中，布什热情洋溢、有说服力地表示了他对全球各种反犹太主义的表现的担忧，之后一位与会者的话着实令布什目瞪口呆。这位与会者说：“总统先生，我没投你的票，但我现在认为如果1938年时你是总统的话，那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以色列总理沙龙是首批与新政府布什总统会晤的外国来访者之一。他于2001年2月布什赢得大选后一个月就来到华盛顿，那是在不寻常的环境下相识的两个朋友的一次热情欢快的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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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那次会晤之前不到一个月，布什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结识了另一位外国领导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最初的迹象显示，两人见面的气氛友好，但并不显得像哥儿们那样亲密。作为社会主义者和被认为在许多社会见解上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布莱尔毕竟是布什的前任和意识形态的对手——前总统克林顿——的亲密朋友。布莱尔过去经常对朋友讲，他如何欣赏克林顿，特别是他在处理政治事务上的机敏和有时卓越的才智。据说，布莱尔和克林顿经常数小时地通电话来探讨于1998年当政的布莱尔政府的早期的主题。布莱尔将此称之为政治的“第三条道路”——一种假设的中间地带，一边是传统而有损信誉的社会主义思想，另一边是冷漠、刻板的保守主义。
布莱尔于2001年2月抵达美国时，他受到了不寻常的优待，被安排在戴维营与总统会谈，只有为数不多的来访外国领导人享受如此款待。尽管如此，他们俩在首次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出两人之间有些拘谨，虽然表面上显得热诚。总统说，他们愉快地进行了“几次正式会谈”，并在戴维营内走了一圈。一位记者问总统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比如在“信仰、体育或音乐”上有什么共同兴趣；这问题问得可能比记者自己意识到的更有洞察力。布什多少有些不假思索地说，他们都用高露洁牙膏，而且他们都喜欢在戴维营的健身房里锻炼。
其实，在这次英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中，发生了意义更为深远的事情。布莱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学牛津大学时成了基督徒，此时他亲眼见证了布什基督教信仰的真实和不矫揉造作。尽管在此次访问中，他们好像没有在一起祷告或读《圣经》，但在只有他们的夫人在场的私人晚餐上，他们确实做了饭前祷告。事实上，布什过去已经非常明确表示不管谁来白宫、戴维营或克劳福德农场做客，他都要做饭前祷告。当然，布莱尔夫妇到戴维营做客时也会这样。因为那是一顿只有两对夫妇的私人晚餐，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是谁做的饭前祷告，但有祷告谢饭是无疑的，也许就在那一刻有种东西在两个男人的关系上扎了根。
看来通过这次访问，布莱尔认定他可以在深层次上信任布什，这种感觉确实得到了回报。两年后，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时，英国首相坚定不移地站在美国一边，尽管这对他在英国未来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大的风险。他和布什同样认为，伊拉克是中东地区一个危险和无法预料的对手。但人们还是不能回避这样的感觉：布什向布莱尔灌输了从他的宗教信仰里产生的这种信念毅力。
布莱尔毕竟在学生时代，即在他成年后成为基督徒之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曾经苦苦求索过。他娶了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为妻，并经常和她一起参加罗马天主教的弥撒，然而他不在那里领圣餐，因为他没有正式加入天主教。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开始后，英国电视新闻记者直截了当地问布莱尔，在2003年出访美国时，是否和布什一起做过祷告？布莱尔牵强地予以否认，并在镜头前顿显慌乱。当一名英国记者问布莱尔关于信仰的问题时，他那倔强的公共关系主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作了著名的回答：“我们不搞‘上帝’那一套。”但是对白宫近距离的观察家，特别是对那些关注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观察家而言，看来布莱尔的基督教信仰因与他那大西洋彼岸的同行会晤而有了奇特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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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第一年将他花在外交政策上的大部分精力集中在墨西哥，当然这是“9·11”之前的事情。当时墨西哥的总统比森特·福克斯是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就见过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和福克斯在信仰理念或宗教见解上怀有共识，但布什那种凭直觉处世的方式，似乎使他对与墨西哥的关系高度重视。当然，解决墨美两国常年不断的非法移民的紧张局势对两国关系而言都是令人满意的硕果。但如果墨西哥允许美国石油公司去那儿开采石油呢？布什对保守的阿拉伯国家丝毫没有他父亲政府内的一些人曾表露出的那种富有感情的亲和力。他八成会赞同与先前经常流露出对来自“北方巨人”有怨恨情绪的邻居和睦相处的。
实际上，墨西哥的石油蕴藏量明显比美国大得多，如果能得到精心开发，墨西哥能够使整个北美地区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甚至在忙于应付伊拉克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事务持续危机之时，布什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后两年依旧致力于改善与墨西哥的关系，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使许多美国保守人士忧心忡忡。具体而言，他主张给予在美国的墨西哥工人合法的身份，那些人实际上是“非法移民”，但他们稳定的工作表现和完税情况已使其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关键部分。他脑子里是否想着美国今后在墨西哥石油方面能获得潜在利益？他明智地没有说这是或不是他的想法，但有可能就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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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竞选活动的过程中，布什在一次演讲中犯过一次出名的英语语言上的错误，他说他的政治对手和批评家有时“错误地低估了他”。（“misunderestimated”，他将misunderstand“误解”和underestimate“低估”错误地合成了。）这话肯定没错。但奇怪的是，那些观察家低估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外交技巧的倾向却成了对布什也应该是对美国强有力的因素。这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又直接与他的信仰有关。
2001年6月，布什与大国领导人、俄罗斯的精明律己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了第一次冗长的会议。这个持续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是在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城堡内进行的，这是一个亲西方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当两人出来并在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时，布什的言辞让一些批评家听后认为，他对驻前东德的克格勃官员普京不仅感情用事，而且简直是幼稚无比。“我正视着这个人的眼睛，”总统对哑然失色的媒体讲道，“我觉得他非常坦率，值得信赖。我们的对话非常之好，我可以感知他的内心。”电视评论员克里斯·马修曾嘲弄地讲，即使是超人也不拥有像总统坚称的那样的感知能力。
布什的感知远远不止当时为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他和普京在对美国和俄罗斯就双边和全球观点问题进入实质性会谈之前的“热身”交谈中，普京向布什透露，他脖子上戴着他母亲送给他的俄罗斯东正教的一个十字架，而且十字架背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普京对布什说，他办公室里的一场火灾曾烧毁了他的许多私人物品。但他派了一名消防队员回去再一次寻找这个对他来讲无比重要的十字架。消防队员服从命令，将它寻找回来之后，普京就一直戴着它。布什听了随后说了一句话。这个故事我听到过不同的版本，但这句话的要点是，“那么你已接近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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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信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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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布什回应了普京的某种思想感情，一丝童年的信仰使得这位严肃的俄罗斯领导人从感情层面上——从表面来看也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因信任这位美国总统而讲了这个非常个人化的故事。这种纯属个人间的亲和力很快就结出了政治硕果。5个月后，在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国轰炸机和运输机请求俄罗斯允许它们飞经它的领空前往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反塔利班基地时，普京否决了他的军事顾问的意见，同意了美国的请求并命令自己的军队不得由于美国军队提高警戒状态而采取相应的戒备状态。
2001年12月，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协议，这是美国和前苏联为限制双方开发对弹道导弹的防御于1973年签订的协议。尽管对美国的决定不满，但普京，又是凭直觉，似乎知道美国行动的动机并非出于企图在战略核武器上取得压倒俄罗斯的优势，而是意在发展美国的防御系统以期最终能有效地针对来自某些“无赖”国家的导弹袭击。
普京怎么知道他可以相信布什呢？他毕竟一定听到了他自己的更为“现实的”俄罗斯分析家的抗议声，他们或许指出，布什是美国大企业的极端保守的工具和强国俄罗斯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但是，在普京和布什之间产生了某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几乎可以肯定，布什的信仰以及他对普京腼腆地承认自己的信仰所表露的热情回应起了主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