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之中，有些人是自然神论者，或按今天对这一术语的理解甚至是不可知论者，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即基督教经典教义的信奉者，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个或那个教会的积极教友。其中许多人曾在传道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约翰·威瑟斯庞门下就读。此君曾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从威瑟斯庞门下共涌现出1位美国总统、28位美国参议员、3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3位司法部长、1位国务卿、2位美国高级外交使节和数10名大陆军军官。
1776年5月17日，威瑟斯庞作了美国历史上其中一次最为出名，当然也最具影响的布道演说。在演说时，他引用了《圣经》中以色列人与统治他们的国王之间的矛盾，以此来支持殖民者反对大不列颠国王乔治三世。威瑟斯庞的这篇布道词曾反复印制并分发到殖民地各处数以百计的长老会教堂。这篇演说最为重要的主题或许该是“天道的教义”。威瑟斯庞说，上帝的旨意是借着自然灾害、战争、政治斗争以及影响并经常磨炼个人与国家的所有其他各类的动荡来显明的。威瑟斯庞指出，抗击英国暴政斗争的进程表明，天意正在帮助美国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如此，甚至在知悉乔治·W布什这个名字之前数百年，威瑟斯庞便在详尽阐述自由源于上帝之手的观点了。
------------
信仰遗产（2）
------------
正如神学家、作家、前美国驻外大使迈克尔·诺瓦克在《凭借双翼：美国立国的谦卑信仰与常理》(On Two Wings:Humble Faith and Common Sense at the American Founding)一书中对美国独立斗争的神学和哲学内核作精妙分析时所指出的那样：“威瑟斯庞的论点的内涵是：自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创造万物的目的就是要它们甜美地、自由地、无忧无虑地达成愿望。”威瑟斯庞的原话是这样的：
因此，在困难艰苦时期，唯有在既有信仰和又有信念的人们之中，我们才可期望找到未堕落的爱国者、合格的公民和不可战胜的士兵。愿上帝保佑美国土地上的纯正宗教和公民自由两者牢不可分，愿上帝让试图摧毁这两者的非正义者结果反倒维护和建立了它们。
诺瓦克指出，殖民者顺应天意公开反抗英国人的依据主要来自《旧约全书》，即《希伯来圣经》，以及其中关于一个民族与上帝订立盟约的观念。据诺瓦克所述，在独立战争时期为证明殖民地暴动是正当的布道演说所使用的《圣经》经文有大约3/5出自《旧约全书》。
然而，为了避免人们误以为只有新教神职人员将天道与自由之道相联系，我们可以引用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话。他写道：“而且当这些自由的唯一坚实基础，即这个民族心目中关于这些自由是上帝恩赐的信念，被破坏殆尽时，一个国家的这些自由还会被认为是牢固的吗？”杰斐逊并非基督徒，而是自然神论者。但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对上帝如何处理人类事务的理解却与威瑟斯庞那样正统的基督教新教神职人员的观点不谋而合。
美国的创建者不愿在论述天意的著作中使用基督教术语是有充分理由的。例如，他们宁愿把上帝称作造物主（Creator）、立法者（Lawgiver）、审判者（Judge）、上天（Providence）、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至高无上的存在（Supreme Being）。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深恐基督教各派之间发生的神学争论会损害那个更为重要的观念，即无论那些号称是全能上帝（Almighty）的信徒的人干出何种蠢事，全能上帝依然要美国人互相团结、共同努力。对于这个观念，下列三种人也都能接受：像威瑟斯庞那样，信仰主要源于新教和清教传统的那类人；如杰斐逊那样，完全不是正统的基督徒的那类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位论派教徒，即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那类人。
***
18世纪末叶是欧洲启蒙运动的许多观念被美国受过教育的人们广泛接受的时期。但是，这也是紧随第一次“大觉醒”而至的时代——18世纪30年代末因来访的英格兰人乔治·怀特菲尔德和土生土长的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传道而在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掀起的福音热潮。尽管欧洲的知识界与神职人员矛盾重重，但在美洲诸殖民地，启蒙思想似乎与基督教信仰关系甚佳而共存。
因此，在《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发表后那艰难的几个月中，由大陆会议颁布法令，将1776年12月11日定为各殖民地的禁食悔改日。法令规定：“所有公共团体及个人都要尊崇和仰望上帝，因为他是万事的至上处理者和各国命运的主宰者。”
国父乔治·华盛顿在公开表明信仰时，显得相当超然物外。他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座圣公会教堂做礼拜，但从不在那儿领圣餐。他当然拒绝接受加尔文宗关于人性本恶的概念，而威瑟斯庞以及他之前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对此教义却深信不疑。华盛顿相信人性善良是与生俱来的。这绝非基督教的概念。然而，他依然坚定地信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观。作为大陆军总司令，他严禁使用亵渎语言和酗酒，并命令他的军官都要把向官兵们宣读祷告文作为一天的开始。他于1776年7月发布命令，要求军官们为自己的部队配备随军牧师。
他向基督教的所有派别展示广博的同情，与许多不同新教团体的领袖互通信函并敦促他们和谐相处。在军中，他试图减少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对天主教的敌视。
尽管如此，那时仍有许多虔诚的新教徒——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对华盛顿的信仰持怀疑态度。他是不是自然神论者？或无神论者（但愿不是）？为什么他不明确说出他究竟相信基督教福音的哪些内容？没有人能够否认他那无私的爱国主义，以及在拒绝因领导这个初创国家而应获得的奖赏和荣誉时所表现出来的赤诚胸襟。在别的国家，人们可能把他推崇为国王，或至少是独裁者。
因此，1789年4月30日在纽约市的联邦大厅举行美国首任总统就职典礼时，许多人都很纳闷，他将如何处理就职宣誓这一问题。他们本不该心生疑惑。华盛顿把右手放在《圣经》上，道出了“忠实履行合众国总统职责”的誓言，然后出人意料地撇开讲稿，说出了一句话：“我宣誓，上帝助我。”接着他躬身来亲吻《圣经》。虽然华盛顿不在圣公会教堂领圣餐，更不是加尔文宗的信徒，但他懂得象征性地向基督教的仪式和准则表示忠诚的重要意义。
但是，华盛顿在就职典礼上的举动并不仅仅是个仪式。正如他在就职演说时明确表明的那样，他相信美国与天命订有正式的盟约。华盛顿坚信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并将它的前途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认为，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应认清这一点。他在1792年3月11日给约翰·阿姆斯特朗的信中写道：
我确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比美国人民更有理由承认，上帝介入过他们经历的诸事；如果美国人民忘却了上帝的大能在我们革命时期的多次彰显，或是他们未能认为全能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保护，我会悲哀痛苦的。华盛顿又一次表达出这样的见解，因为他知道和他一起密谋反英的盟友几乎毫无二致地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坚信宗教信仰——显然，他清楚这信仰就是基督教——对美国未来的和谐至关重要。在其被称为《告别演说》的一段被多次引用的文字中，这一信念得到了明确表述。在这篇虽被广为散发却从未宣读过的演说中，华盛顿写道：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国民性格和习俗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
尽管美国革命的真正开拓者托马斯·杰斐逊并未以如此直白的方式就这一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在宗教效用上，他却与华盛顿持有相同的见解。尽管他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表示强烈反感，他还是允许每个周日都将国会大厦用来举行国内最大规模的礼拜仪式。
伊桑·艾伦牧师曾亲笔记下一件小事，手稿现存于国会图书馆。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周日的早晨，在任总统杰斐逊的一位友人看到他腋下夹着一册红色大开本祷言书在外面行走。这位友人问他到哪里去。
“去教堂，先生。”
------------
信仰遗产（3）
------------
“杰斐逊先生，你去教堂？教堂的话你可是一个字都不信。”
“先生，还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存在或被治理的。也不可能有。基督教是有史以来赋予人类的最好的宗教，我作为这个国家的总执法官，有义务以我的表率支持基督教。早安，先生。”
有趣的是，杰斐逊并不否认对他不信基督教的指责。人们对他的指责五花八门，从无神论者到自然神论者，或介于二者之间的什么论者，但他却乐于以基督徒自居。他常说他反对“基督教的腐化”，坚称自己而非他人对这一信仰的理解才是正确的。1815年离开白宫后，他出版了《拿撒勒的耶稣的生平和品行》(The Life and Morals of Jesus of Nazareth），即《杰斐逊圣经》(Jefferson Bible）一书。该书既收入了他在任时所做的笔记，还收入了被删除神迹奇事内容后重新组合的福音四书。
***
杰斐逊并不是唯一极其重视基督教实用价值的非正统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或一位论派教徒。1809～1817年间担任第4任总统，与他人合著过《联邦党人文集》的詹姆斯·麦迪逊，是宗教自由的重要鼓吹者（始于他的家乡弗吉尼亚州），也是一位去教堂做礼拜的新教圣公会教友，但他以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持怀疑态度而知名。然而，就连麦迪逊也在1809年就职典礼上说，他相信“全能的上帝的权柄支配着各国的命运”。
甚至美国伟大的发明家、平民斗士和多方面的非正统思想家（当然也不是任何一类的福音派基督徒）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写道：“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有自由的能力。当各国走向腐败和邪恶时，它们就更需要智者。”
美国第2任总统约翰·亚当斯不是自然神论者，而是一位论派教徒，或按他自己的说法，大概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宗派的普通基督徒。他曾这样说过：“不要问我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属于加尔文宗还是属于阿米尼乌斯教派。只要他们是基督教徒，我就愿意和他们所有人一起当信徒。”最初，他就读哈佛学院是为了将来成为一名全职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但在发现疑惑渐渐渗入自己的信念之后，便改学了法律。
亚当斯这一见解一直被大量引用：除非美国公民的道德行为以基督教的信条为引导，否则美国将难以维持自由体制。他写道：“我们的政府不具备能力去对付不受伦理和宗教约束的人类情感……我们的宪法只是为一个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民族制定的，它远远不足以管理任何其他民族。”
首位入住白宫的总统约翰·亚当斯曾下令在正式的餐厅刻上下述祷言：我祈求上帝将最好的祝福赐予
这座屋子
和以后居住在这里的每个人
但愿唯有诚实睿智的人永远在这屋檐下治理！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死于同一天，即1826年7月4日，这一天也恰好是杰斐逊编写的《独立宣言》被签署50周年的日子。亚当斯的儿子，1825～1829年担任总统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华盛顿时并不定期到教堂做礼拜，因为他抱怨那里没有他所属的独立公理会的教堂。在一些记载中，这对父子一直被称作一位论派教徒。如果确实如此，那他所信仰的也应该是接近正统新教教义的一种。他每天阅读三章《圣经》——布什阅读的《一载圣经》的进度大约也是每天三章——并且每晚就寝前都要背诵一篇孩童时从母亲那里学来的祷文：
现在我要躺下睡觉，
求主保守我的灵魂；
如果醒前我要死去，
求主取走我的灵魂。
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的继任者是安德鲁·杰克逊——另一个每日勤奋阅读《圣经》的人——每天也要看三章到五章。杰克逊在晚年对基督教信仰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醒悟，他宣布饶恕自己所有的敌人。临终前，他用新教虔诚的语言说：“死亡对我绝不恐怖……同神圣的救主相比，我的种种痛苦算得了什么？一旦受到召唤，我将甘心离去。”
从19世纪初至亚伯拉罕·林肯的整个时期，所有总统都曾表示自己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信仰，尽管他们不都是教会的教友。有些总统比较虔诚，每天都要阅读《圣经》并祷告。而加尔文宗信徒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甚至虔诚到礼拜天不允许在白宫做任何工作的地步。
尽管忠实于他妻子所信奉的长老会教义，波尔克与许多美国总统一样，对在生活中牧养自己的神职人员也特别忠心。虽然他有长老会的背景，由于和约翰·B麦克费林牧师的友情和受其布道的影响，波尔克却更为认同循道会的教义。临终前一周，波尔克被正式接纳为循道会的教友。威廉·麦金利、乔治·W布什和他是美国总统中仅有的三位循道会教徒。
***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仰始终是个难解之谜。这位卓尔不群的美国英雄人物在其成年时不是任何教会的教友，对美国基督教不同传统的各种神学观点确实一直持有怀疑态度。他曾说：“从思想上讲，我不能毫无保留地赞成冗长而复杂的教义和教理。”然而，矛盾的是，林肯却沉醉于《圣经》（以及莎士比亚）的文字与故事之中，并牢记母亲南茜·汉克斯·林肯对他在基督教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诲。
林肯就任总统后之所以不让自己依附于任何教会，原因之一就是不想因自己属于某个宗派而有可能给一个已经在奴隶制问题上严重分裂的国家带来更大的分裂。不过，他还是像几位继任总统，包括乔治·W布什那样，在举行就职典礼的当天上午参加了拉法耶特广场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的崇拜。纽约大街长老会教堂举行每周祷告会时，林肯还喜欢趁机溜进长老会牧师菲尼亚斯·格利的书房。因为通向主堂的门开着，他可以听到人们在说些什么，同时又不致被人看到和引起可能出现的小题大做。
林肯总是站着祷告。有一次，这座长老会教堂的一位教友问他为什么站着。他答道：“我的将军们来白宫时，见到他们的总司令走进椭圆形办公室都要起立。那么，我向我的总司令起立致敬难道不合适吗？”
格利不仅是林肯的朋友和牧养人，他还是一位为人代祷的战士。林肯曾用比喻而非直白的方式说：“我曾多次被强烈的负罪感驱使而屈膝祷告。我的智慧似乎不够日常的需要。”
------------
信仰遗产（4）
------------
正是林肯在多方面的极度谦卑和从不张扬所持基督教信仰的意愿使其吸引了几乎所有文化和时代的人们。人们常常引述他在反驳那位真心希望上帝将站在联邦一边的牧师时所说的话。林肯答道：“我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主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但是，令我始终焦虑并为之祷告的是，我和国家是否站在主的一边。”他的连任总统就职演说被永久刻在首都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中的一块石碑上，它不仅多处引用了《圣经》，而且还充分阐述了深刻的基督教人生观。在谈及几乎毁掉这个国家的奴隶制时，林肯提到了黑人和白人、主人和奴隶：
双方读的是同样的《圣经》并向同一位上帝祷告，每一方都求助上帝反对另一方。看来奇怪的是，人们竟敢祈求正义的上帝帮助他们自他人脸上的汗水拧得他们的面包。但我们别指责，免得被人指责。双方的祷告都不可能被应许。任何一方的祷告也从未被完全应许过。全能的上帝自有其旨意。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充满使人犯罪的事。这些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
林肯在连任总统就职演说中也谈及美国历史形成过程中的天意（即上帝的旨意）的作用，在不到100年前威瑟斯庞首先对这一观点做过极其充分的阐述。林肯在演说中讲道：
如果我们设想，按上帝的旨意，美国的奴隶制度乃是在所不免的众罪之一，但他定意消除已持续了他所指定的时间的这个制度时，引发了这一场恐怖的南北战争，降灾于那些罪因其而来的人身上。我们该就此断定，上帝的这一旨意违背了我们作为永生上帝的信徒一直归因于他的神性吗？我们诚挚盼望，我们热切祈祷，希望这场天谴的战争迅速结束。然而，即使上帝定意让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直到250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战争中的流血所偿还，我们也应相信3000年前《圣经》所说的：“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最后，众所周知，他发出道义召唤,应以基本的人道原则对待几乎已被征服的敌人，即仍在战斗的南方邦联军队：
我们不以恶待任何人，而以仁爱与众相处，并应随着上帝向我们揭示正义而坚持正义，让我们全力以赴地完成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医治国家的创伤、照料承受战争灾难的人和孤儿遗孀，并尽全力在我们之间及与各国间实现和维持公义而持久的和平。
有些人认为，其实林肯根本不是一位基督教的信奉者，但林肯本人所言却有悖这一说法。对教义公式化深表厌恶的确使他远离当时的大多数教会——除了华盛顿的长老会教堂，因为他同该教堂的牧师是在一起祷告的密友。有一件事林肯确实违背了基督教的所有传统。那是在1863年，他邀请一位巫师进白宫行法术，目的是让他的妻子玛丽·托德·林肯能如她认为那般联系上一位过世的亲戚。林肯后来嘲讽说，在那间屋里听见的怪异嗓音听上去“很像我的内阁成员在胡言乱语”。
但是，同年7月葛底斯堡发生死亡士兵达6万人的大屠杀后，林肯在视察战场时看来获得一种深刻的体验：上帝通过残酷的南北战争向人们作启示。林肯1865年4月遭刺客枪杀前不久，他曾对来自伊利诺依州的一位牧师说：“离开斯普林菲尔德来华盛顿出席1861年的总统就职典礼时，我曾请求人们为我祷告。那时我不是基督徒。在安葬我的儿子（威利，幼年夭折）——我一生中最严酷的考验时——我还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当我来到葛底斯堡看见成千上万名士兵的坟墓时，在彼时彼地，我就把我的心献给了基督。现在我能说，我确实热爱这位救主。”
林肯在视察葛底斯堡战场与不到两年后去世之间的那个短暂时期内可能持有哪种特定的基督教神学认识其实并不重要。具有重要意义的当属他于1863年末签署的感恩节公告，从而使一个最初在早期清教徒中创造的庆典活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久性节日。但是，为历代美国人和外国人所铭记和喜爱的《葛底斯堡演说》却在展现林肯认为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何为美国的意图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甚至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竟然也能记住《葛底斯堡演说》的原文全文，并乐于在美国人面前当场吟诵。这篇演说的结尾清楚地表明，林肯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美国继续“在上帝庇佑下”，顺从上帝的旨意和一如他可能会诠释的那样，这个国家是继续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他说：
毋宁说，是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应该在这里献身于烈士们已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但未竟的事业。倒是我们应该在这里献身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烈士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为之彻底献身的事业；我们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烈士白白牺牲，要使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许多人注意到，林肯正好死于受难节那一天，就好像基督教的赎罪祭，他的死似乎是为欧洲和美国白人给美国黑人造成的苦难赎罪。在福特剧场，杀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正埋伏以待；歌剧开始后林肯才到，他正侧向妻子低语。有一种记载说，“他告诉她，战争已经结束，他现在想带她到东方去旅游。他们要游览巴勒斯坦，去参观客西马尼和卡瓦利，想走走耶路撒冷的街道”，接着一声枪响，林肯的生命被谋杀了。
林肯之后，白宫主人的信仰五花八门，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拉瑟福德·海斯是最早让他的基督徒生活成为公众焦点的美国总统（1877～1881年）。他常到首都华盛顿的方德里循道会教堂做礼拜（20世纪90年代在任期间的比尔·克林顿总统也如此）。海斯妻子所坐镇的白宫禁止吸烟、饮酒和打牌。某些爱打趣的人曾给她起了个“柠檬水露西”的绰号。
随后，另两位在任期间分别于1881年和1901年遭到暗杀的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和威廉·麦金利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99年，麦金利说:“我相信基督的神性，并认为基督教是世界文明最强大的因素。”麦金利是个热忱的循道会信徒。中弹后看到刺客被拽走时，他说：“对他别太过分，小伙子们。”在临终前最后一次苏醒时，他说：“再见了，大家再见。这是上帝的旨意。愿他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得以成就。”
麦金利的副总统和继任者、真正的美国英雄人物西奥多·罗斯福一直被说成是一个“强身基督徒”。但由于他拒绝因信称义的教义，竭力推崇靠行为得胜的观点，当时或当今福音派的信徒就肯定不会认可这个阳刚男子。他说：“我相信雅各书中有关善行的福音——‘只是你们要行道，不是单单听道。’”罗斯福还是一个坚信应到教堂做礼拜的人。他在首都华盛顿时，去的是恩典归正会教堂。
罗斯福离任时，美国人或因一时对白宫的宗教态度感到厌倦，决定选择霍华德·塔夫脱，而不是直言不讳的基要主义基督教徒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担任总统。塔夫脱是个不折不扣的一位论派信徒。他说：“我相信上帝，但不相信基督的神性，而且在正统教义中还有我不赞同的其他假设。”
------------
信仰遗产（5）
------------
然而，在塔夫脱的继任者、虔诚的长老会信徒、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的身上，钟摆却回到更具传统色彩的各种上帝庇佑下的美国全球性使命的观念。威尔逊也能做到言简意赅，尽管他可能不经常如此。这位认真的加尔文宗信徒说：“我相信天意，如果不信，我会发疯的。”他曾就此多次有力地表明他的这一信念：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富兰克林·迪兰诺·罗斯福是一个宗教意识不太强的人，但他仍然在1933年以祷告形式结束了他的就职演说：“在这次奉献国家的典礼上，我们谦卑地祈求上帝的祝福。愿他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带领我。”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煎熬中，罗斯福经常阅读《圣经》并必然多次求助于祈祷。
罗斯福的副总统和继任者哈里·杜鲁门是个率直的浸礼会信徒。他不赞成展示自己的宗教信仰，却在口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祈祷文。它的开头是：“全能永恒的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帮我为人正义，帮我思考正义的事，帮我采取正义的行动，就因为是正义的。让我在诸事中真诚、诚实和正直。”设立全国祈祷日的国会联合决议案就是杜鲁门在1952年签署的。后来里根总统于1988年签署该提案使之成为了法律。
***
二战后的50年代，影响全美的保守新教在国会参众两院也都有所反映。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国会批准在国旗《效忠誓言》中加上短语“在上帝庇佑下的一个国家”，并在硬币上加印“我们信赖上帝”的字样。
人们常斥责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墨守成规、缺乏想像,由于当时对全球共产主义以及核战争的惧怕，许多人的生活变得狭隘而紧张。但是，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历史上传统的新教宗派重视《圣经》权威或至少还能坚持正统的神学观点的最后阶段。
即使如此，美国出现变化的条件在1960年还是成熟了。这一年，美国人民将约翰·F肯尼迪而不是经验丰富但缺少激情的政坛风云人物理查德·M尼克松选为总统。肯尼迪给这个或许有些疲惫的国家带来的不仅是他的才华、清新、年轻和机敏，还有美国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首席行政长官的全新体验。
美国的新教领袖们在1960年大选前便大声疾呼他们的担忧，生怕肯尼迪当选后梵蒂冈将会主导这个国家的各项事务。他们的担忧显然没有充分的理由。肯尼迪可能是一名纯正的天主教徒，但在执政期间，他的信仰并没有把他的生活与世俗难以抵挡的种种诱惑相隔绝——其实是融合，也未让他以一种与基督教世界观相符的眼光看待邪恶的存在。
在某些方面，肯尼迪可能是首位拥有世俗和人本主义世界观的美国总统。他不相信邪恶的存在，并认为世上任何需要完成的使命都能通过博大的人类理想和献身的勇气来完成。
肯尼迪的豪言壮语受到了那代人的欢迎，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是万物之首，天下事只要想到就能做到。彼得·克里福特写了一本有趣的书叫《天堂与地狱之间》（Between Heaven and Hell），书中有一段富于想像力的对话发生在肯尼迪和两位世界著名的文学家之间，这两位文学家正好死于肯尼迪遇刺那天。他们就是天才的英国基督徒作家CS刘易斯和英国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赫胥黎还尝试过致幻剂、印度教和新时代宇宙论。在克里福特的书中，肯尼迪显得很实际和现实，但他对属灵的事情缺乏洞察力。
直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遇刺之时，美国一直奋力与一大堆复杂而矛盾的观念相妥协。回顾以往，20世纪60年代初最杰出的事业当属小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为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道德运动。那场运动拨动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弦，他们乐于在1964年把一位保证将继续落实约翰·F肯尼迪所赞同的那些权利的政坛领袖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选为总统。
但是，民权抗议活动却转化为黑人权力游行，反战进军也转化为谋求颠覆美国生活核心制度的更具虚无色彩甚至更为阴险的号召。性革命、尝试毒品与新纪元世界观的体验都破坏了美国文化的结构，或许令以往任何时代的全国大动荡都黯然失色。
***
当又一次一位明确反对这种状况的领导人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时，或许本有机会重新思考美国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曾面对的美国与天意的一些概念。然而，虽然同布道家葛培理友情甚笃，但尼克松却是一个矛盾和复杂的人。他虽然有基督教贵格会的背景，但在任职期间，无论是在首都华盛顿，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地方，他都没有参加过公谊会，亦称贵格会的崇拜活动。
即便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尼克松依然因水门丑闻而名誉扫地。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基督教领袖们未能就总统诚信危机发表有分量的意见，从而使人们提出了基督教新教教会作为美国公共生活见证作用等令人惶惑的问题。如果尼克松的基督教福音派友人都不能阻止他为所欲为，那么他们的友情究竟又有何意义？
到20世纪70年代末，耶稣运动已深深地渗透到美国文化之中。这场运动使一位公开而不辩解地宣称自己“重生”的南方浸礼会民主党人——无疑是在福音派基督徒的帮助下——上台掌权。这使华盛顿的老牌记者们急匆匆地打电话给居住在美国内地的远房亲戚们，以搞清楚“重生”一词的含义。吉米·卡特的信仰无疑是纯正的。他在首都华盛顿时为一座浸礼会教堂的主日学校宣讲教义，在官方的招待会上滴酒不沾，因此特工处给他的代号是“执事”。1987年，卡特回顾自己的总统生涯时对一位采访者说：当时这个国家正在找个公开承诺秉承真理，诚实正直和恪守有关和平、人权，减轻苦难的道德价值观的人。我提出了这些在我自己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卡特在1976年当选总统时，对国民心态所作的评估无疑是正确的。水门丑闻后，美国人乐于将一个竭力公开遵守道德和真理标准的人选进白宫。
但到1980年时，不论是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时过境迁。卡特似乎无法有效应对当时的危机，如1978年伊朗扣押美国人质事件和象征冷战遏制政策明显失败的1979年苏联好像为扩大影响而入侵阿富汗。卡特看上去备受道德问题的困扰。他表示，1979年美国的石油危机“从道德意义上看就等于是一场战争”。
在1980年这个选举年中，美国人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了一位乐观地相信美国拥有美好的前途同时又的确是基督教徒的人选，即罗纳德·里根。“我始终坚信凡事都有某种天意的安排，”里根说，“除了相信这是上帝为我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我解释不清楚我是怎么当选或我为什么会置身此职。”
尽管里根在任职期间不去教堂做礼拜，并因此遭到福音派支持者的批评，但他不知怎的却使许多美国人重拾了天意仍在左右美国命运的信念。然而，他极为认同福音派新教的教义，并像有关对其生平的最新研究所逐渐明确表明的那样，他的属灵信念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能激励他谴责共产主义的压制本性。
1981年遭遇刺杀事件后，里根当时的反应最生动地说明了他的信仰情结。里根的枪伤逐渐得到恢复时，他最亲密的神职朋友、前橄榄球运动员唐·穆默牧师曾问他是否摆正了与上帝的关系。里根给予肯定回答后，穆默问他是如何知道的。里根答道：“我有一位救主。”对福音派基督徒而言，这是尽善尽美的回答。
------------
信仰遗产（6）
------------
里根相信，美国在世界上拥有一个连续不断和至关重要的使命，而白宫的主人只是这场上帝导演的戏剧中的小角色。这一联想无疑与他在好莱坞的演艺生涯相吻合。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已经使用自从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温思罗普于1640年首次使用之后在美国历史上回荡至今的修辞——“山巅之城”。里根在1974年的一次讲演中直接引用了温思罗普的话：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
乔治·HW布什于1988年接替里根时，并没有对里根的见解作出明确表述。确实有些人认为，导致老布什1992年大选失利的原因是由于他未能就美国人民的未来制定任何“高瞻远瞩的宏伟目标”。这“目标问题”竟成了——当然是不公平地——人们对老布什全然不愿以大胆和振奋人心的言论表明心迹的嘲讽。
老布什对祈祷和教会的坚定支持的必要性无疑是很清楚的。1991年元月准备发动海湾战争时，也就是在战争打响和正式宣布解放伊拉克的敌对行动启动前，老布什曾邀请葛培理牧师到白宫祈祷。葛培理在老布什任职期间曾多次来白宫小住，他一直与布什家族保持多年前就已建立的私人友情。
***
1993年比尔·克林顿能走马上任当上总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凭借“希望”一词的隐喻。他原籍阿肯色州希望市，在竞选活动中他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一主题：来自希望之城的人将给美国带来希望。克林顿是南方浸礼会的教友，但他仍然到首都华盛顿的方德里循道会教堂做礼拜；这个新教教会比华盛顿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南方浸礼会持更开明的政治见解。
虽然克林顿熟知《圣经》和基督教神学，并善于从基督教的视角分辨出许多道德立场的细微差别，但荒谬的是，他居然在第二任期内同白宫实习生莫尼卡·莱温斯基发生了偷情的丑闻。他可以自如地运用基督教福音派的言辞，尤其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教会中似乎宾至如归。虽然身为民主党人并显然在某些问题上持开明态度，但为获得保守福音派的支持，他做出了重大努力。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国福音派教会联合会副会长里奇·奇齐克说，在克林顿两任期间内，他至少有8张与克林顿总统会晤的照片，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同乔治·W布什见过一次面。
对此有若干可能的解释。小布什的确同著名的福音派领袖会晤过数次，例如监狱团契的查尔斯·科尔森、爱家协会的詹姆斯·多布森和CBN“700俱乐部”的帕特·罗伯逊。但他在“培养”潜在的支持者方面，不像克林顿那样积极主动。这可能是因为这类支持者不大可能不投他的票，所以就不值得花费精力始终如一地向他们伸出公关之手了。
但是，对于小布什小心不被人过于经常地看到自己同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在一起这一点，可能还有更为微妙的其他解释。首先，让别人无端认为自己受基督教保守人士的掌控并不符合他的利益。其次，小布什其实属于一个新教的主流宗派。他原本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易地加入一个独立的福音派教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可能发觉，自己更喜欢对基督教的信仰作灵活和通俗的诠释，而不是刻板的讲解。
一位密切关注小布什宗教信仰的观察人士对此有一个简单得多的解释。他在提到已故英国作家CS刘易斯有关“返璞归真的基督教”［刘易斯所著《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一书及其多种文字的译本已售出数百万册］的概念时曾说：“我认为他是白宫的第一位‘返璞归真的基督徒’。我认为他相信的是基督教的实质，而对那些非实质性的内容不感兴趣。”这位观察人士的观点是：与以往历届信仰认真的总统不同，小布什对效忠宗派并无真正的兴趣。这一点可从他去的教堂看出来：在首都华盛顿时，他去拉法耶特广场的圣约翰圣公会教堂；休假期间去戴维营的小教堂（那里的牧师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分属不同教派的牧师轮流担任）；在旅途中，他可以去路过的任何教堂，但保安措施的干扰太多。
小布什还有一些甚至分属不同宗派的神职人员朋友，他通过电话和邀请他们到白宫、戴维营或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农场做客以保持联系。
那些在“9·11”事件发生前后对他作过密切观察的人士说，他比以前更镇定、更稳重，或许不像以前那样爱开玩笑。白宫顾问、布什的助手凯伦·休斯回忆道：自始至终他都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坚强和无畏。他非常稳重，非常坚毅。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每天我们都被告知有可能发生另一场袭击，或许目标就是白宫。他知道生命就是“一项暂时的任务”。“9·11”之后，他更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很自律，现在更是如此。他非常非常坚定。
但是，对于这种坚定的态度和小布什频繁使用“邪恶”和“邪恶者”这两个词语，尽管许多美国人听到后觉得很舒服，却令其他人感到困惑。《今日自由思想》（Freethought Today）是总部设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摆脱宗教基金会”的刊物，该刊编辑安妮·劳里·盖洛说：“他负有一项宗教使命。而且你不能把宗教同他的尚武精神相分离。他坚信有正义的战争。”实际上，尽管小布什确实把“邪恶”一词用在他认为对本国人民极尽镇压之能事以及支持恐怖主义并威胁美国的一些政权上，但他从未使用“正义的战争”这一词语来描述美国针对任何敌手的军事行动。
或许奇怪的是，小布什的信仰却遭到了某些本来可能被认为支持他的机构的批评。首都华盛顿的天主教信息办公室主任约翰·麦克洛斯基神父把这位总统描绘为“一个全然不成熟的基督教徒”，其信仰“肤浅”。麦克洛斯基的理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读过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或者应该了解卡尔西顿会议和基督教历史上其他重大事件的意义。但是，另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危机》杂志的编辑迪尔·赫德森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至今，所有被我带去会见总统的人都被他征服了。征服人们的是他对信仰的态度单纯，没有浮夸的言论。乔治·W布什的信仰态度可以说处于基督教主流宗派和保守福音派之间。”
深受大家喜爱的基督徒歌手迈克尔·W史密斯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总统的信仰是支撑他的基础，是他在危急时刻的稳定力量。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镇定、自信和专注的个性都不改变。他将坚持不懈和能保持乐观归功于他与上帝的关系。他将自由视为上帝赐予每个人的权利，并将美国看作是将这一自由带给被压迫人民的世界领袖。鼓励他的是他愿意人们认为他是那种激励他们尽全力的人，我喜欢这一点。他认为，即使你在公司逐步被提升为董事长，但如果这不能给你带来安宁，那也就没那么重要。让我高兴的是，我们有很多共识。我们可以坐上几个小时，谈论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乔治·W布什真的能够坐下来，花上一些时间，同一位与治国方略毫无关系的音乐家轻松交谈的话，那么，这也可以证实那位观察人士关于乔治·W布什可能是入主白宫的第一位“返璞归真的基督徒”的判断是不错的。这肯定会打消许多愿意让他们的总统和他们有点相像的美国普通基督徒的疑虑。但是，美国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罢，当然都不想让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完全像他们”。他们希望他与众不同，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和平与繁荣和朝着不仅造福于美国人民并使整个世界受益的方向前进。
------------
信仰遗产（7）
------------
对于乔治·W布什任职总统时的成效，这里并不是适合作出全面评价的地方。毕竟我们一直关注的是他的信仰，并试图在一种特定的背景下讨论，这种特定的背景不但包含了布什本人的个性发展，而且还含有两个多世纪以来在美国的领袖中有关信仰的先例。
当然，一些在信仰上与布什看法相近的人对布什本人和他任职美国总统期间的行为已经十分赞赏。福音传道人詹姆斯·罗比森就说：“我认为这个人注定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认为，他将立场坚定地把我们带入正确的方向，把国家建立在正确的原则上。”
乔治·W布什是不是一位伟大的总统，这个问题将有待历史来回答。当问到他是怎样一名好基督徒，他的行为有多么正直时，那么最终的审判官当然是上帝了。然而，抛开乔治·W布什的人品和缺点不谈，从某种显著的程度上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个人信仰，即基督教信仰或甚至说他的循道宗信仰，当作引导这个国家的北极星了。总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令人瞩目的信仰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