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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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卫我国安全和国防现代化的新探索 1949年 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上隆重的开国大典开始，随后又举 行了盛况空前的阅兵式。从摄影师留下的宝贵历史镜头中可以看到，当几十 万军民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阵阵传来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许多历经战火磨 练的领导人大都激动不已，还可看到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李立三眼泪已夺眶而 出。郭沫若的一首诗正反映出大多数人此刻的心情——“多少人民血，换得 此尊荣。思之泪欲坠，欢笑不成声。”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此时也 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可是作为新生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他久久地 挥手向广大军民致敬时，又比广场上和身边欢呼的人们想得更多、更远，既 愉快又不愉快。用他后来的话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 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引自丛 进： 《曲折发展的岁月》第141页）。 当亲眼看见历经千辛万苦进行的国内战争和人民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为之付出了无数心血，并有许多战友和亲人牺牲的毛泽东心情极其高兴，这 是不难想象的。可是他同时又感到不愉快的，就是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如 此地贫穷落后。在开国大典上，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劲旅——标有“功 臣号”标记的陈旧的“老头坦克”。涂有迷彩的日制重炮、美制十轮卡车、 挂着英国斯通式冲锋枪的战士以及刚刚缴获的十几架飞机通过天安门时，展 现在人们面前的所有装备几乎都是缴获自敌人的 “万国牌”武器。在人类文 明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泱泱大国，竟不能生产保卫自己所需求的最基本的武 器，这些无疑在毛泽东的心底投下了一层忧郁的阴影。正因为如此，当新中 国诞生不久，毛泽东就发出号召：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 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页）在建 国后的岁月里，如何建立强大国防军这件 “大事”，一直是作为军事家的毛 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并为此始终努力不懈。 从革俞战争到卫国战争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武装斗争打江山，这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 在建国前二十多年的主要奋斗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政权已 经到手，革命战争就此基本结束。此后毛泽东领导国内军民进行的战争，已 转变为卫国战争。尽管人民解放军没有改军名为国防军，但是其主要职责也 由解放人民和解放全中国，改变为保卫人民和维护国家安全。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多年战争环境中，处理军事问题占用了毛泽东的 大部分工作时间。建国以后，国家经济建设成为重点，加上以后出现的频繁 的内外政治斗争，毛泽东的工作日程表上以军务为主的情况有了改变。然而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即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 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恢复后，他又一直是党的军委主席。从五十年代起 直至七十年代中期，全军部队的调动、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大政方针及战 略计划等，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直至毛泽东去世，他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建国后在军委总部 机关工作的领导同志都知道，事关保卫国家安全的多数重要决策，最后都是 在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内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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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夜间灯光不熄的中南海菊香书屋，还是后来搬 到中南海游泳池边，或是到国内各地视察，以及毛泽东一生仅有的两次出国 赴苏访问期间，他始终警觉地注视着我国周边的形势。如何维护国家的安全， 以及如何抗击外敌大规模入侵，是毛泽东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五十年代，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东部，特别关心朝鲜、东南沿海和越南三个方向；进入六 十年代，西部边疆出现事端，但是他的主要着眼点仍在东部；六十年代中期 以后，又开始注意中国北部境外的威胁；从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他又把 主要注意力放到 “三北”地区。在不同时期，他都着重从战略全局上考虑保 卫国家安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指导国内军民进行了一次次 保卫国家安全的斗争。毛泽东从1927年投身军旅直至去世，始终没有离开过 军事斗争的舞台。 全国解放后，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使过去长期分散的各战略区自行处理 许多军政问题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由于对外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的重大利 益和安全，长期习惯于农村游击战生活的党内军内干部对此普遍经验不多， 因此凡是涉及到对外事宜的问题，一直都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在和平时期， 更是 “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凡属涉外斗争，中央历来规定具体执行人员 遇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汇报，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处理。为处理保卫祖国安全 的各种斗争事宜，毛泽东与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同样呕心沥血，度过了许多个 不眠的日日夜夜。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军事上着重考虑的两项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台 湾战役，以及尽快解放西藏。这两项任务既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扫尾，又都是 与防止帝国主义入侵、保卫我国海防边防安全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1949年 12月毛泽东启程赴苏联访问时，在火车上仍研究如何 进军西藏和解放沿海岛屿。如今查阅毛泽东访苏期间的电报，其中有许多是 关于进军西藏和准备渡海作战的指示。他虽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却时时心 系我国的边疆和海防。在 “一唱雄鸡天下白”之际，作为一个从青年时代起 就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受外人欺凌而痛心疾首的伟大爱国者，毛泽东在此 刻急切要解决的正是消除那 “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后果， 完成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解放军西南和西北军区的部队刚刚完成对国民 党军的千里长途追击，又奉命进军号称 “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一向艰 难程度堪称世界战争史上之最的雪域高原的大进军，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 的完美结合，终于在1951年胜利完成，从而及时粉碎了某些外国与西藏民族 分裂势力相勾结，制造所谓 “西藏独立”以分裂祖国的罪恶图谋。五星红旗 胜利插到了最西部边陲的喜马拉雅山上，使我国神圣领土西藏回到了多民族 的祖国大家庭怀抱。时至今日，面对着国际上某些敌视中国的势力和反动民 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徒劳狂吠，一切维护我国统一安定的人们追思起建国之际 毛泽东就毅然下令进军西藏的果断决策，都不能不为之感怀。 解放台湾的渡海作战计划，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直接出动海空军入 台保卫垂危的国民党当局，新中国又没有强大的海空力量，因而最终未能实 现。对于美国这一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行为，毛泽东一直怀有极大的义愤， 此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上、军事上的措施，争取驱逐美国武装力量出台湾， 完成祖国统一的最后任务。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毛泽东有生之年未能达到这 一目标。毛泽东在去世之前回顾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认为第一件事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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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 “那几个海岛”仍没有收回。这是一生中的憾事，也是他 留给全国军民继续奋斗的目标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长期敌视中国革命的美国对我国安全首先构成了威 胁。美国不仅继续支持台湾当局袭扰大陆，又在中国东部组织 “遏制共产主 义”的包围圈。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马上投入军队干涉，并出 兵控制中国领土台湾，援助侵越法军，对新中国形成三个战略方向 “三管齐 下”的严重威胁。随后，侵朝美军又超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面 对中美之间不可避免的一场较量，毛泽东从国际战略全局及新中国的安全着 眼，毅然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陆 续以志愿军名义入朝参战，进行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的局部战 争。 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几十年的胡乔木回忆，他见到毛泽东有两次战略 决心最为难下，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下决心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自卫战争， 二是出兵抗美援朝。尤其是正式出兵朝鲜的前二十天里，毛泽东日夜思考， 多少天不能入睡，其间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后又通知暂不出动，以再思再议。 经综合分析国际战略全局，反复权衡利弊，最后认定 “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 为有利”，“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毛 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117页）10月19日傍晚入朝部队开始过江时，多 日不眠的毛泽东躺在床上仍在反复思考，不能入睡。当听到聂荣臻代总参谋 长报告部队已经过江后，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 “睡觉”，随即很快地入眠。 此时终于箭已离弦，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这一战略决策开始付诸实行。 毛泽东敢于作出这一震惊世界的决策，完全出乎美国方面的预料，也使 斯大林惊喜过望，显示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过人胆略和气魄。可以说，在这 场涉及到美苏中朝几方的国际冲突中，中国方面虽因缺乏现代化战争经验， 一些战役指导确有可议之处，然而总的看来，毛泽东在战略上还是最为高明 的，而其他几方面都犯了战略判断上的大错误。 斯大林在战略问题上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套用美国未敢出兵干涉中国革 命胜利的前例，战前未估计到美国会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朝鲜人民军在南朝 鲜战场告急时他又不敢直接援助，使美军能大胆越过三八线北进。杜鲁门最 大的战略失误则在于轻视新中国的力量，将中国的警告当成虚声恫吓，骄狂 北进，以致出现了美国自己承认的 “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的局面。毛 泽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即预见到战争将是持久战，调动全军的战略预备队组 建了东北边防军。当美国不顾警告超过三八线北进后，毛泽东经反复考虑， 从国际上美苏对峙、美国战略重点在欧洲，其战线太长、兵力分散等方面着 眼，科学地判定即使中国参战，朝鲜战争仍有可能地方化。于是，毛泽东一 方面确定以 “志愿军”名义派兵出国参战，既敢于同美国交战又避免扩大战 争；一方面又设想应付最坏可能，即准备美国轰炸中国沿海城市和对华宣战， 下决心打烂了重新建设。以后的事实证明，采取这种形式参战，既有力地打 击了侵略者，援助了兄弟邻邦并保卫了我国安全，又防止了战争扩大到我国 境内。 朝鲜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典型的局部战争，开辟了以核武 器为后盾的现代国际冲突的新式样。在此之前，美苏等大国都是以应付世界 大战那样的全面战争来进行战备，可是朝鲜战争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战 略。这种目标有限、手段有限、作战区域有限的局部战争，也为弱国战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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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在这场战争中，新中国综合国力虽远比美国弱，但 是集中力量攻击号称 “世界霸主”的美国的一个战略侧翼，而且实行 “一边 倒”即与苏联结盟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牵制美国，这样就能确保在局部战 争中取得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实现了 “保家卫国”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 目标，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国际上落后挨打的地位，使中 国在军事上终于骄傲地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这场战争，当时经济实力 和军事技术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也第一次将中国视为一个平等的对手。在抗日 战争结束时，高居于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上以“调停”人自居的美国将军， 在朝鲜不得不到中朝军队控制的开城进行谈判，最后又以妥协达成了停战协 定。这场战争的结果，也使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不仅争取 民族解放的各国人民纷纷学习他的理论和实践，作为新中国对手的美国等西 方国家，也从此投入很大力量研究毛泽东的军事学说。不论国际上这众多的 学习者和研究者抱着什么动机，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却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毛泽东又科学地分析了周边的形势，既针锋相对 地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边的侵略威胁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又认定世界大战可 以避免，因而在斗争中仍沿用有理、有利、有节的传统，并力求以斗争来达 到维护和平的目的。 由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坚持对中国的南部邻邦越南、老挝和柬埔 寨三国实行殖民统治，并对三国的抗法武装发起殖民战争，中国出于支持民 族解放运动和维护周边安全的目的，自 1950年起开始以提供物资、派出顾问 等方式支援越南的抗法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为实现其所谓 “遏制共 产主义”的战略，又企图在邻近中国南部边境的地区扩大战端，以干扰和破 坏我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国内安定。美国大力支援久战疲惫的侵越法军，一 再给已经丧失获胜希望、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的法国政府打气，并于 1954年初公开表现出派军队直接介入越南的意向。 面对中国南部复杂的战略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科学地分 析了敌、我、友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研究了美国和法国的矛盾，决定利用 法国的厌战心理破坏美国企图扩大战争的阴谋，并力争在美国介入前以和平 谈判方式结束战争。为此，经毛泽东亲自筹划和同意，中共中央在国际战略 上确定了 “联法抗美”的策略，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实行“以打促和”的方针 （见拙著：《熄灭印度支那战火的卓越历史》，《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大力援助越南人民军攻克法军重要据点奠边府，以实力迫使法国政府接受和 谈。当越南人民军在战场上以打促和有了进展后，毛泽东又确定尽早争取和 平解决。这样，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以及中苏越三 方配合，达成了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的协议，同时又尊重老挝、柬埔寨人民 的选择，要求越南人民军也同法军一样从这两个国家撤出，不去实行不切实 际的 “解放”老、柬，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计划。 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后，毛泽东又亲自筹划了1954年末至1955年初 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当时，美国和台湾当局勾结，一再发出以海空军 参战甚至使用原子弹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毛泽东直接掌握作战的军事政策 和战斗范围，既打击了这些岛屿的国民党军，解放了浙东各岛，又采取了慎 重的方式，避免了中美直接交战。随后，毛泽东又确定停攻金门、马祖，与 美国进行大使级会谈，及时缓和了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1955年以后，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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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还确定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随后又建议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从此 主要着眼于通过政治方式达到祖国统一。 由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拒绝和平谈判，美国又积极策划以台湾海峡为界分 裂中国，甚至秘密支持 “台独”，毛泽东又确定在台湾海峡应保持对美蒋的 军事斗争。1958年夏秋，毛泽东亲自筹划对金门进行炮击，其重要原因就是 通过打击国民党军，粉碎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并增进海峡两岸接触的可能 性。同时，毛泽东又要通过这次炮击进行火力侦察，对美国实行战略上的摸 底，以搞清它在远东的战略是攻势还是守势。 毛泽东确定炮轰有美军顾问的金门，炮击美蒋混合编队的舰船队，以这 种持虎须的方式进行战略侦察，的确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体现了非凡的胆略。 虽然毛泽东严格要求前线部队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但是这种炮击很可 能引发中美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当研究炮击金门的部署时，前线指挥员报 告无法保证不打到美国人，为此毛泽东在北戴河整整考虑了一天一夜，最后 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打。但毛泽东又严格要求，如美舰向我开火，没有命令 不许还击。 1958年9月8日和9月11日，美国军舰两次掩护国民党军船队驶入金 门海域，人民解放军炮兵猛烈炮击了美蒋混合船队中的蒋舰。正如毛泽东所 预料的，美国虽然表面上为国民党军 “护航”，事实上遇炮击即退，表现出 尽力避战的守势姿态。当时的前线指挥员叶飞事后回忆说： “原来毛主席命 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 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 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 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 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 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 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底牌摸清 楚了。” （《叶飞回忆录》第662—6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正由 于摸清了美蒋的矛盾和美国战略上的底，毛泽东对台湾当局发出了 “化敌为 友，此其时矣”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的号召，此后只实行象 征性的炮击，并进一步开展了和平统一的工作。同时国内得以大量减少军队 员额和军费开支，以加强经济建设。 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前期，在保卫我国安全的斗争中毛泽东一直以 抓住主要矛盾、确保重点的精神确定战略重点，反对采取 “四面出击”。在 我国西部，尽量保持安定，以避免分散主要注意力。由于我国同西部邻国存 在着边界领土问题，当时毛泽东确定了对这些周边国家采取睦邻政策，对一 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解决，一时解决不了可拖下去，以避免干扰战略重 点。 建国后，我国西部在对印关系上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印度自独立后，就 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遗产，包括驻军和通商的特权。对于这种损 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侵略遗迹，中国政府当然要坚决予以取消。但是考虑 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人民解放军人藏 后对于印度在西藏的驻军没有立即驱逐，而是通过外交方式劝其撤出。对于 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印军原已侵占了的部分两国间有争议地区的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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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也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1959年印度政府公开进行反华 并制造边界事端后，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国驻印大使开诚布公地将我方战 略意图告诉印方，说明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 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 点 （《当代中国外交》第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为此， 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的措施。1962年虽然被迫进行了边 界地区有限的自卫反击战，也是速战速决，取得胜利后即后撤。这样既给入 侵者以惩罚，又避免了长期纠缠，以保证将战略重心放在东部。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作战总结时曾对这种式样的局部战争作出 这样一个归纳：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头了还影 响和。这一总结，恰恰反映出建国后局部战争的真缔，说明了这种战争与以 往革命战争的根本区别在于，斗争的目标已不再是追求那种全歼敌军和消灭 其国家机器的全面胜利，而是在力争维护国内和国际和平的前提下采取有限 的行动，以保卫我国的安全和权益。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斗争中的战斗口号， 也由过去的 “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变为“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 和平”。建国后，毛泽东虽然一直准备应付全面战争，但是他在指导局部战 争的实践中已经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并给现在和今后的军事斗争留下了 极为重要的启示。 确定积极防御，坚持有备无患 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确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 针。我们国家的性质、任务和外交政策，决定了我国的战略方针只应是防御 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世界各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情各国 的革命事业。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已说明，革命是各个国家社会 发展和人民解放的自身要求，不能从外部输入。我们的立国政策，也决定了 我国要采取和平外交政策。从这些出发，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准备主动对外 国进行战争。然而，帝国主义一直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威胁政策，我国周边 某些地区的扩张主义者也觊觎中国的领土，这使我国不能不制定应付外敌入 侵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建国后一直从战略全局上思考国家 的防御问题，并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1956年3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以 往指导革命战争的 “积极防御”，并确定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战略指导 原则。毛泽东坚持对外防御的原则，并从一贯的力求主动、避免被动的战略 战术指导思想出发，要求防御必须是积极的，反对那种消极的分兵把口式的 被动式设防。 刚刚建国时，一些同志以 “坐天下”后的“守业”心理，在设防问题上 处处分心，曾计划在边防大修工事。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初就 提出了严肃批评，指示构筑防御工事，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大陆 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歼击之，毛泽东还针对广西 的设防问题指出，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 这就是我军历来战胜敌人的办法。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 动挨打的姿态，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 在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计划时，毛泽东历来将 “诱敌深入”作为一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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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这一方法其实是我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从五 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方针时，又一直 把这一拿手好戏放在优先地位考虑。由于当时我国面对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装 备技术都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及其仆从，毛泽东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来不是好办法，还是诱敌深人才好打。因为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便于发 挥我们的长处，大打人民战争。只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使其分散兵力，便 于我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敌人放进来，无非是让 敌人占了我们什么地方，名誉不好。但这不要紧，问题的关键不是名誉，而 是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 446页，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对于诱敌深入问题，毛泽东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并不是主张一味地放敌 入境。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内没有多少坛坛罐罐，可是当新中国统一的国 家政权建立后，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地区，毛泽东则要求拒敌于其 外，坚决保卫。朝鲜战争期间，当美军威逼鸭绿江边，威胁我国的主要工业 基地东北，并有占领鸭绿江上的电站控制东北电力的危险时，毛泽东就毅然 决定出兵朝鲜，在发扬国际主义义务的同时力求在境外“保家卫国”。此后， 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 我们不能学蒋介石，让日本人很快打到了南京、长沙；不能学斯大林，让希 特勒一下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 相当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我们 后边有时间作些准备 （注：同上书第446—447页）。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 毛泽东同意军委确定的 “北顶南放”的方针。在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方面， 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都以东北和中部内地为工业建设的重点。 东南沿海各省因属于准备 “放”的地区，在国家重点建设 “156项”中，一 个项目也未安排。这种根据保卫国家安全和建设的全局需要，在部署上有顶 有放的思想，正体现了战略方针的求实态度和灵活性。 新中国成立后，保卫我国安全面临的另一重大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旧中 国长期 “有边无防”，甚至与多数邻国的国界线都未划清的状况，我国与周 边邻国存在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有一些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 造成的后果。从新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发，必须冷静地对待这些 历史问题，不能凭藉武力再去改变边界现状。建国后不久，毛泽东为首的中 共中央就确定了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安定四邻，便于建设的方针。即使是对 于国力和军事力量远远弱于我国的一些邻国，也绝对不能持大国强权的态 度，而是要通过平等友好协商解决边界问题。在未能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共 识前，可以暂时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这种作法，不仅在国际上以实际 行动表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有利于争取我国周边的环境稳 定，避免使我国与邻国的关系紧张，以影响国内的建设。 根据毛泽东确定的这一原则，至六十年代前期为止，我国与除印度、苏 联以外的陆上邻国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了边界问题。在争取和平解决边界问 题的同时，毛泽东又一向重视加强边防和海防的守卫，不容许外国再侵占我 国的疆土，再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 五十年代未至六十年代初，印度政府不顾我国以 “互谅互让”的和平方 式解决边界问题的一再呼吁，出动武装部队进入双方争议地区，企图强占这 些争议地区，以制造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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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还击。为缓和中印边界紧张局势，1959年末毛泽东提出建立武装隔离 带的设想，以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就此避免冲突。根据这一设想，中国政 府曾向印度政府建议，双方军队各自从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并停止 巡逻。在印度政府拒绝接受时，毛泽东却毅然决定采取单方面的后撤行动， 并规定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 猎。这样，曾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防止了边境武装冲突的发生。1961年末以后， 尼赫鲁政府又错误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内外处境困难，有机可乘，于是在 边境推行 “前进政策”，派兵入侵蚕食中国领土。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又亲 自确定了中印边界斗争的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 长期武装共处。”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617页，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89年版）尼赫鲁执迷不悟，仍坚持以武力推行其 “前进政策”。当 印军发起武装进攻后，毛泽东才最后确定反击的决心，并于1962年10月下 旬至11月下旬进行了一场作战时间、地域和目标都很有限的反击战。这一仗 既对印军达成了有效的歼灭，使其一败涂地；同时又乘胜即收，及时后撤， 并释放了俘虏，归还了缴获的武器装备。可谓打得痛快淋漓，又潇洒至极。 这一打狠打痛印军，使其多年心有余悸的胜利，基本上制止了印度扩张主义 者对中国边界的进犯。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和部署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终 于达到了既打退入侵者，又能争取中印两国长期和平相处的目的。 为了确保我国边防海防的安宁，建国后毛泽东还一直亲自掌握边防海防 斗争的政策。根据规定，我国边海防部队要严守疆界，处理外国入侵事件， 要从全局着眼，从政治上、外交上着眼，宁可在军事上失掉某些战机，也不 要使我方在政治上、外交上陷于被动。在五十年代，美国飞机经常入侵我国 领空，毛泽东曾确定我机不得出领空，但美机如入侵我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之。六十年代初，鉴于我国面临的困难局面及美机一般只是 “擦边”袭扰侦 察的情况，经毛泽东决定，中央军委曾规定对入侵美军飞机一般不予攻击（《毛 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460页）。直至1965年美国全面扩大侵越战争并不 断以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并向中国飞机发射导弹，毛泽东根据美军的这种挑 衅行动，才确定给予坚决打击。在决定打击入侵美机的同时，又规定了要将 其歼灭在国境线内。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尽量避免扩大冲突。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在探索国家建设的道路上有过种种失 误，但他在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直至 晚年，他还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压力，同时要求 中国永远“不称霸”。对于战备问题，毛泽东也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 过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1966年，毛泽东曾对“备战、备荒、 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作了解释，指出：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 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然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 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依赖国家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 争，困难更大。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 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引 自宋时轮：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232页）尽管对这一指示 的执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种做好国家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战略思想，无 疑是正确的。 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虽然已无法从 “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中摆脱出 来，但他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出发，毅然打破了意识形态上某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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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束缚，决定实现中美和解，在国际斗争中形成， “大三角”的态势，从而 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使中国摆脱了一度多面受敌的不利地位。这一英明决 策，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对维护国家安全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体现了毛 泽东在晚年仍保持着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以我为主”，实行中国式的现代化 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游击战大师，但是他始终着眼于中国革命军队实现 现代化的长远目标。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身居陕北窑洞的毛泽东虽然要求 人们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但同时瞩目于未来说： “游击性在将来 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0页）。抗 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提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 来”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的奋斗目标。1948年秋天，面对即 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又要求全军进行整编，实行统一的番号和编 制，并强调： “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正规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 卷第474页）。这种对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向往，也正是对祖国富强的向 往。 军队现代化，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日新月异， 使军队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准也在不断提高。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的要 “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是建立装备汽车和少量装甲车的机动部队。 全国解放之初，毛泽东又认为过去的 “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 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和带游击性等等”， 是军队建设 “处于比较低级阶段”的表现，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 的高级阶段，也就进到了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314页）。过去的向往，从此开始变成了现实。 青年毛泽东就曾对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痛心疾首，立下了改变祖国落后 面貌的志向。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解放军所处的环境发 生了变化，使毛泽东改变国家落后挨打的面貌的雄图得以施展，在过去战争 年代设想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具备了基本的条件。由于统一的国家政权 的建立，有了稳定可靠的物资供应来源，随着国家现代工业的建立，发展先 进武器，改善部队装备也有了现实的可能性。1950年6月，毛泽东曾深有感 慨地说过，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 对付头上的飞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 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就要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 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尤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引自《毛泽东军事思想发 展史》第476页）。 如今，人们翻阅毛泽东的墨迹，可以看到建国之初那些激动人心的题词 —— “创造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为了反对帝国 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催人只 争朝夕般地加紧现代化新军兵种的建设。蒋介石逃出了大陆，却以飞机不断 地轰炸上海等大城市，造成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面临停水、停电之危，中国 政府不得不请苏联空军一部入沪担任空防。随后，美国欺负新中国没有强大 的海空军，出兵控制台湾海峡，并长期赖着不走。它依仗其拥有的世界最强 大的空中力量，不仅在朝鲜狂轰滥炸，并时而把炸弹投过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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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中国军队及其领导人 是最为宝贵的一次现代化战争的实际演示。这场战争尽管是以非政府宣战的 志愿军名义进行的，在实际上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过的现代化程度最高 的一场战争。在战争中，中国参战部队主要依靠兵力优势、政治优势和灵活 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的胜利，并通过顽强 的阵地防御迫使敌人以休战 （停战）结束战争。这种结果，在当时对于新中 国来说，已经是以自己的国力所能够取得的最为辉煌的胜利。这场战争还显 示出，由于中国的装备和技术十分落后，大大影响了志愿军部队作战效能的 发挥。在国内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能够成师、成军、成兵团地歼灭国民党军， 可是在朝鲜战场上想成团建制地歼灭美军都难以做到。最为无情的战争实践 说明，发扬传统的政治优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固然可以弥补武器装备 方面的不足，却不能取代技术兵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总结经验，当朝鲜战场的战火还未熄灭时，毛泽东就向全军深刻地 指出， “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 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 来的最新的战术。”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337页）朝鲜战争刚刚 结束，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训词中强调：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 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 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 （同上书第361页）通过朝鲜战争，毛泽东和军 队的其他领导同志都深刻认识到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极为重要的作用，决心 彻底改变过去那种 “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线”的后勤体制。毛泽东还特别 指出：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要求 “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 和正规化的目的。” （同上书第360页） 在建国之初全面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之时，鉴于当时面临的作战任务， 毛泽东将创建空军列为首要的紧急任务，从1949年末至1953年间，毛泽东 亲自批阅空军请示报告达数十份，并向苏联领导人发出许多封信件、电报， 不仅确定了空军建设的方针、原则，还直接出面解决购买装备等问题。这样， 空军从无到有，建军四年就发展到拥有3000余架飞机，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发挥了巨大威力。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当时就惊呼： “共产党中国几乎在 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对于海军建设，毛泽东开始也将其列入紧急任务，后来为集中财力于空 军建设，又决定暂时压缩其建设规模，先从造小艇入手，积累经验。对于炮 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等技术兵种的建设，毛泽东也都予以了高度重 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央军委还确定了 “边打边建”的原则，在购买苏 联先进装备的同时，使部队通过实战迅速学会使用这些装备，从而以和平时 期不可能达到的高速度，建设起规模和技术水平都位居世界前列的新的军兵 种。创建新的技术兵种及其参战的实践经验，更使毛泽东加深了对国防现代 化建设的认识。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 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 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4页）这一时期 开始后不久，就不幸被不正常的政治运动的风潮所打断，但是其伟大的开端 是永远值得人们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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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根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原 则，既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又反对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指 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旧中国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刚刚解放时，在我国工农业 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仅占17％，个体农业和手工业产值则占80％。当时全国的 钢产量只有15万吨，供国内做钉子都不够，连 “洋钉”、“洋镐”、“洋铁 桶”、 “洋火”、“洋蜡”……等日用品都要靠来自于外“洋”，国内工业 更谈不上生产汽车、火车、飞机、机床等。解放时的全国人口中，有近80％ 的人是文盲，而有初中以上学历者只有 1％。在人民解放军中，文盲也占全 军总人数的70％左右。一个由千疮百孔的小农经济支撑着的、科学文化极其 落后而又有近6亿人口的国家，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旧中国的遗产，也 是开始进行建设的起步基础，毛泽东曾概括了中国国情的两个主要特点，一 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二是一穷二白，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 不发达，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我们思考一切建设事业，包括国防建 设在内，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 从这个基本点起步的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 经验，又不能照搬当时被称为 “老大哥”的苏联的作法。根据中国人民具有 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同时国家经济又比较落后，不可能使军队迅速更换新 式装备的实际，毛泽东提出了现代化的阶段性。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 扩大会议上分析了我军建设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米加步枪，从 1927年到 1949年。现在是步枪加飞机大炮，几年后还有新发展，是常规武 器加特种武器。毛泽东还指出，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不行，人民解放军 搞现代化，既要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 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洋的土的要结合，不要否认常规武器的作用， 否认是不对的。我们打败了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我们有丰 富的经验，看不起自己的经验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 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 （《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483页）。毛泽东提 出的这一思想，其核心就是“以我为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 “以我为主”这一思想固然是正确的，不过在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中提出这一口号，使得理解和执行时出现了偏差，特别是把“以我为主”同 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截然对立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下令“外国的 东西也一概没收，来个收书”，后来只许学一本 “红宝书”，更是把固步自 封的僵化意识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走到只有 “我”而无“别”的荒谬极 端。 近现代世界战争史证明，没有国防工业的国家是一个软骨动物。旧中国 不仅兵工企业极为落后，而且军队装备从多国引进，以致武器混杂，严重缺 乏标准化。人民解放军在战争时期靠缴获装备部队的武器，也是这些型号混 乱的杂式兵器。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入朝作战时，各单位一项重要的战备工 作，就是以师或团为单位，将同一口径、型号的枪支统一调配使用，如某一 团都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某一团都使用美制三○式步枪；并要求搜集旧的 军火库存并加以分类，这样才能勉强保障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的弹药供应。面 对这种世界上少有的装备杂乱的状况和军工水平严重落后的局面，尽管这一 时期国家财政极为困难，毛泽东仍下决心主要以向苏联贷款购买的方式，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