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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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统一更换苏式武器，并仿照苏式标准建立自己的军工企业，从而使建国 初期的军事斗争能得到物质上的基本保障。 在学习苏联的同时，1954年毛泽东又为国防工业制定了 “自力更生为 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当时，苏联希望我国主要以向他们订货的方式 解决装备问题。可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 防，而且从世界上现代武器装备的发展趋势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就越强， 他国提供的东西充其量只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例如：五十年代苏军装备了 米格19型飞机，才向中国提供米格17型歼击机；苏联已研制成T55型坦克， 方能帮助中国建立仿T54A型坦克的生产线。要真正达到国防现代化，并不受 制于人，唯一的出路是充分吸收他人的成果，走自己研制、生产之路。因此， 毛泽东坚持要求随着发展本国工业，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具有一定现代 化水平的国防工业体系。在中国向苏联提出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就包 括一大批国防企业。同时，毛泽东又决定建立我国自己的各种武器装备的研 究机构，独立地进行装备研制工作。 由于实行了这种正确的方针，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我国的国防 科研和生产单位在消化吸收苏式装备技术的基础上，再进行自己的研制，不 仅大大节省了时间，在取他人之长的同时也走出了自己的路。雄辩的事实证 明，毛泽东建立我国独立的国防工业和科研事业的方针是极为英明的。如果 把立足点放在外国技术援助或购买外国武器上，必然造成我国国防事业的依 附性。正由于坚持了以自力更生为主，1960年苏联突然断绝援助的事情发生 后，中国的国防事业并没有陷入困境，仍然以较快的速度继续发展。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武装力量数 量大，其使用的武器中既有部分先进装备，又有大量旧式装备。针对这种不 平衡状态，毛泽东根据 “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提出了各种武器装备有效搭 配的原则。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曾指出：我们发展核武器，不能因 此否定常规武器。这是因为，从历史经验看，我们用低级的落后的武器打败 过用高级的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强大敌人；从现实可能看，我们将来的反侵 略战争，将有大量民兵参加，只讲导弹、原子弹、氢弹，民兵是否也能每人 发一个原子弹呢？所以，洋的土的要结合，常规武器加特种武器 （《毛泽东 军事思想发展史》第514页）。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为我国武装力量的装备 合理配备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在我国武装力量建设的体制问题上，毛泽东也根据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 和中国具体情况，在重视正规军建设的同时一直重视民兵工作，强调在帝国 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五十年代中期，经毛 泽东同意，中央军委根据中国的特点和世界各国后备力量动员的经验，开始 结合民兵工作进行预备役制度的建设。这一工作虽然因后来反教条主义和“全 民皆兵”式的大办民兵而遭冲击，却作为宝贵的尝试留下了重要经验。 1958年夏天，毛泽东又发出了 “大办民兵师”的号召。虽然这一口号经 机械理解，再加上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不正常状态，在执行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不过，作为一种全民防御思想，它仍然可以作为战 时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原则。1962年，毛泽东提出了被称为 “三落实”的民 兵工作方针，即要求民兵工作要做到 “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以建设现代化的常备军为重点，同时根据中国共 产党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武装力量传统体制，注意发展民兵组织，建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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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的基础。这样，就能使人民战争的传统法宝在保卫祖国安全的斗争中也 能得以发挥其威力。 建国后的军队建设，更是毛泽东关心的问题。使军队永远置于党的领导 之下，始终是毛泽东强调的首要原则。他一直要求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 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 传统。” （引自宋时轮：《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第221页）为 使军队永保本色和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毛泽东还强调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 治本色”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9页）。在1956年11月举行的八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 的。”他还以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战士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的事例教育全党 全军，说明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1963年，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 习”的号召，不久又高度评价了 “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这些要求，不 仅使军队有效地加强了革命化建设，对于在全国范围内树立良好的社会风 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五十年代至 “文化大革命”前走过来的人，通常都怀念那个时候的社 会风气，赞颂当时良好的军民关系。在那个时代的人民解放军官兵主要不是 靠穿草鞋、穿补钉衣服，而是靠像雷锋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种种行为，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光辉甚至接近圣洁的形象。虽然一些 “左”的思想 已经开始严重干扰军队建设的方向，但是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的道路， 毕竟是在这一时期开创的。 真要加强国防建设，就要降低国防费用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又是一位公认的哲学家。他在五十年代访问莫斯 科与苏联哲学界同行们交谈时，曾表示过自己的愿望是到大学教哲学，而不 想再当主席。在探索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也以哲人的思维 详细地阐述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有效地加强国防建设 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经济建设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国防建设却直接消耗物质财富，这二者从 形式上看是相互对立的。但若以辩证的观点将它们统一起来，深入考察二者 的内在联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也可使它们相辅相成。因为经济建设是国 防建设的基础，只有建设起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形成强大的国防力量。同 时，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难以正常进 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分落后，亟须以主要精力加速经济建设的国家来说， 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对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至关重大。从五十年代初至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曾较好地处理了这二者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见 解。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局部政权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从减轻根据地经济负 担的角度考虑，就有过赞成李鼎铭先生 “精兵简政”建议的佳话。新中国的 国家政权建立后，极其困难的国家财政状况，又马上将军政费用支出和经济 建设这二者的矛盾摆在国家领导人面前。在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 会上，毛泽东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保障有足够力 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复 员一部分，以节省军费开支，腾出财力人力支援国家建设。毛泽东提出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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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张，表明他在筹划新中国建设的大业时，已经初步形成了国防建设要为 经济建设让路和服务，同时也要兼顾国防需要的思想。根据这一设想，朝鲜 战争爆发前夕军委曾确定了一年左右将全军员额由540万人压缩至400万人 的计划。此后，因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军队被迫停止刚刚开始的复员并继续 扩兵，最高员额达到626万人。1951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开支也高达 48％ （其中包括在朝鲜的战费）。朝鲜战局刚刚趋于稳定，毛泽东就立即决 定恢复军队复员工作。1952年2月1日毛泽东签发的《军委关于集体转业的 动员令》中，明确阐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指出，我们还必 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 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根据这一决定，在朝鲜 停战之前全军总员额就已经压缩到450万人，1952年度国防开支降到国家财 政支出总额的33％，同年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已超过了国防费用。 朝鲜停战后，毛泽东根据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主导思想，又进一步要求压缩军队员额和降低军费支出的比例，挤出钱 搞建设，并说明这才是真正加强国防建设的正确途径。1956年毛泽东在 《论 十大关系》一文中曾十分精彩的论述道： “你对原子弹的真正想要、十分想 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 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 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我们一定要加 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2 页） 对于长期习惯于按战争环境的方式进行国防建设的一些军队干部来说，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面对美国占据台湾，支持蒋介 石政权对大陆沿海进行袭扰，以及国民党政权逃台后一直叫嚷 “反攻大陆” 的形势，许多同志认为要加强国防，就要多拨钱来买装备，多编部队，多搞 兵工厂。经过毛泽东的科学解释，全军统一了思想，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 又一再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裁减。在1956年全军总数370万人及军费开支占 国家财政支出 19％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确定军队继续实行大幅度的减少员 额，至1958年全军总数降至237万人。国家就此腾出大量经费用于经济建设， 我国的核工业和各种尖端武器的研制，因此就有了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并开 始上马。 在五十年代苏美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实行 “冷战”对抗的形势下，国际 性的军备竞赛持续进行。当时，作为中国主要对手的美国不断加速更新技术 装备，这对我国新建的国防工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当时将长远考虑 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就我国国防科研、生产及部队装备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决 策。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至1954年，我国已陆续从苏联购买了装备100个师的 武器，加上国内陆续建成了生产仿苏式装备的工厂，基本完成了按苏式装备 的换装。这些多数属于二次大战时期水平的装备虽已显得落后，却还可以应 付一般性局部战争。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决定除加强尖端武器的研制以求尽 快突破外，在常规装备上不参加国际间的军备竞赛，以有限的经费主要投入 武器的研究，而不进行大量生产和装备。同时，部分国防工厂也开始了平战 结合、军品生产与民品生产相结合的尝试。 1959年 10月，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就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与装 备的关系问题作出规定，确定常规武器的生产，除了适当满足目前部队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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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和极少量储备外，今后主要应着重于研究和改进。翌年，军委扩大会 议又提出，新型号的常规武器制成后，除供应科学试验和指定的学校、部队 作训练之用外，也不要大量生产。这种多研制，少生产，少装备的原则，为 我国在国力不足的条件下加快部队的装备现代化进程找到了一条便捷的途 径。 可惜的是，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夕进行的规模超常的东南沿海战备 行动，以及这次全会上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对战争危 险的估计日益升级。当时，国内经济困难，国内外敌人确实也故意制造些紧 张气氛，以乘机施加压力。然而从总的形势看，美国的战略重点并未改变， 还没有发动对华战争的意图，而台湾当局离开美国的直接帮助，靠自身力量 不可能对大陆进行大规模进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借夸大敌情和制造 备战气氛，显示自己的警惕性，以求在政治上迎合毛泽东。由于强调战争迫 近，国内军工生产的摊子就此越铺越大，而且日益偏离了平战结合的轨道， 不仅国防费用大幅度增加，许多早已落后的装备又大量投产。1964年美国袭 击越南北方之后，国家经济建设又转向以战备为中心的轨道，直至毛泽东去 世，国防工业在和平时期长期未能跳出单纯军事性的圈子。 虽然自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 《论十大关系》中有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 设辩证关系的论述很大程度上未能落实，其宝贵思想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时重新发扬光大。如今的人们对转入和平建设时期 的国防建设中种种措施给予高度评价时，不要忘记其最早的奠基人正是毛泽 东。 从开始 “建军史上伟大转变”到“两弹”告捷 1951年 1月15日，在南京原国民党中央军校院内，隆重举行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立典礼。大批在 “小米加步枪”的战争中久经锻炼的 人民解放军指挥员，走进了宁静的课堂，开始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技术。院 内担任教员的多数人，正是不久前这些学员的手下败将——有较高文化和军 事科技水平的国民党将军和教官们。当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军事学院成立 的意义，认为它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毛泽东军事 文集》第6卷第313页）。 夺取了天下的胜利者向战败者学习长处，不仅显示了宏大的气魄和胸 怀，而且说明了胜利者又要攀登一个新的高峰，即实现向建军高级阶段迈进 的伟大转变。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以其卓越的见识，及时地 指明了这一通向国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青年时代毕业于师范学校，并任过教员，晚年也说过自己只想保 留一个“Teacher”即教师的称号。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的确非常重视教 育，可以说办学兴教的历史也已成为建军史上重要组成部分。当他刚上井冈 山不久，就建立了红四军教导队，成为军校的雏型。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又 决定建立红军学校，并解释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 个道理。他针对蒋介石搞了一个黄埔系而强调指出，我们要把红校办成 “红 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刘伯承传》第88 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马上又以很大精 力办红军大学，并亲自讲课。著名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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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红大的讲课稿。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办校活动达到了高峰，不仅 在延安开办了各种训练党政干部的学校，由红大发展成的抗日军政大学更是 他关注的重点。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的办学方针，并经常亲自去讲课。“抗 大抗大，越抗越大”，不仅总校不断扩大，在许多根据地还建立了分校，八 年抗战中培训了近20万干部。那些多数出身于贫苦农家，未受过正规学校教 育的军队指挥员们，正是在这里受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 并进行了一些以步兵战为主的作战理论的系统学习。当然，由于当时艰苦的 战争环境所限，这类军校即使名为 “大学”，其实都是为期几个月或一年左 右的短训班，还没有可能全面和深入学习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 全国政权的建立和人民解放军进入建军高级阶段，终于为有着长期光荣 战斗历史而技术水平却十分落后的人民军队创造了进行现代化教育、训练的 前提。建国后准备渡海作战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又催促着全军迅速掌握 新的作战手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将兴办军校和开展正规化训练放在极其重 要的位置上。经他批准，建国后空军迅速开办了十余所航校，突击训练空地 勤人员，海军也建立了海校。与此同时，全军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仅仅 三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扫盲，而且使大多数战士达到了高小及其以上文化程 度。在1951年，经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全军陆军部队也开始了正规训练。 1953年，毛泽东又发出“展开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作战能力” 的指示。这种正规化、现代化的教育训练，使人民解放军战术技术水平很快 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除了国内的教育训练外，为了很好地利用朝鲜战争这一当时世界上现代 化程度最高的战争锻炼部队，毛泽东又决定以轮番参战的方式，安排人民解 放军全军备野战部队都以 “志愿军”名义入朝轮战。1952年8月4日，毛泽 东在政协常委会上谈到这一计划时说：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 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 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6—67页）虽然因朝 鲜停战这一计划未完全实现，但是经过二年另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国内 以志愿军名义共投入朝鲜战场200多万部队，以2年人民解放军全军定编的 部队计算，分别占野战军的73％，炮兵部队的67％，坦克部队的55％，铁 道兵的100％和空军师的52％。与拥有最先进装备和技术的美国军队进行交 战，既是对中国军队新建的各技术军兵种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难 得的机遇。通过这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 “大演习”，我国空军、炮兵和其 他一些兵种的战术技术水平在当时都迅速跃居世界前列。 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又雄辩地证明了培养通晓现代战争的军事指挥人 才的重要性。经毛泽东批准，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勤学院及人民 解放军第一所高等科技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又相继建立起来，毛 泽东还分别为这些学校发布了训词，强调了正规化教育和掌握先进军事科学 技术的重要性。1953年8月，毛泽东在给刚刚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 又明确提出了现代化国防的概念，强调指出：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 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为了提高诸 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经毛泽东批准，1955年 11月人民解放军在辽东半岛 进行了首次陆海空军联合抗登陆演习，全军各部队也依此方式开展各种演 习，并将其当成和平时期训练的重要内容。总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教育 训练思想，体现了一位有着光荣的过去又勇于探索未来的军事家的开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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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他军事生涯中光辉的又一页。 令人遗憾的是，自 1958年反教条主义后，全军教育训练开始受到不正常 的冲击，六十年代林彪搞的军事取消主义和空头政治，则危害更烈。七十年 代初，当毛泽东对林彪两面派的实质有所认识后，批评了当时部队大搞空头 政治而不认真进行训练的作法。毛泽东特别指出，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 练中的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 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 第487页）。他还专门指示全军进行野营拉练，并说，如不这样训练，就会 变成老爷兵。林彪自我爆炸后，经毛泽东同意，全军又恢复大规模的演习， 并加强了教育训练。毛泽东晚年的这些主张，仍不失为人们应该遵循的正确 指导思想。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面对着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保卫我国安全的需 要，掌握现代尖端武器也成为摆在我国领导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我国 还在医治战争创伤，国内军内还以极大的力量扫除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文盲 时，世界发达国家的军队已经开始进入了 “喷气时代”、“原子时代”。在 只尊重实力地位的国际强权者面前，没有核武器就没有大国的地位。正是由 于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特别是没有强大的海空军，美国才敢于出兵台 湾并赖着不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又一再公开扬言考虑使用核武器， 对此中国人民虽然表示不惧怕，但是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一现实威胁。当时， 居里夫人的女婿、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法国共产党员约里奥就曾向访法的中 国学者说，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就要首先拥有核武器。 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向，表明了经济实力和技术的较量日益重要。抗美援 朝战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志愿军却也吃过技术装备落后的亏，最后基 本上是以双方的平手结束了战争。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加速 发展军事科技，我国要想摆脱被动局面，不再挨打受欺负，唯一的出路是发 展科学技术，包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这样，如果遭受帝 国主义的核袭击，我国才能有起码的还击手段。我国虽然不参加核竞赛，但 是有一点核武器，能够有效地制止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大大改善我国的国际 地位。 然而，在五十年代初国家经济那样困难，技术条件那样落后的情况下， 要想搞核武器谈何容易！可是毛泽东仍然下了这个决心。1954年，苏联领导 人赫鲁晓夫等前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并进行访问时，毛泽东对赫鲁晓 夫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 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 夫听后大感意外，当即表示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 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赫鲁晓夫还认为，目前要搞核武器，把 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最后，他只同意帮助中 国造一个研究用的小型原子堆，并接受一些中国派出的人去苏联学习有关技 术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72—573页）。如果按这种援助规模，中 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不知到何年才能起步。苏联领导人的这一态度 说明，我国发展 “两弹”，不仅要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也面临着苏联的限 制。 中国如果只托庇于“老大哥”的“保护伞”，到头来只会受制于人。苏 联领导人的所谓 “核保护伞”，另一方面的作用又是对“兄弟国家”施加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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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工具。就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以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精神，于 1955年 1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毅然决定着手发展我 国的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从此开始了中国核力量建设的第一步。 后来的历史说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是对中国国防建设有着长远影响 的英明决策。当时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虽然十分落后，但是国内还有一批工 程技术人员，在国外也可以争取回来一些科学家、留学生，这其中有些人还 在国外参加过火箭方面的研究设计。只要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就可以 很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时，毛泽东对争取和使用这些科技人 员十分重视，曾表示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可以超过我的工资。当被周恩 来称为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个最重要的成果——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被 允许从美国回国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并虚心听取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 意见，还授予钱学森以当时许多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未得到的少将军衔。 怀有报国之心的中国科学家们迅速在为振兴祖国而研制尖端武器的共同目标 下汇集起来，开始了我国独立研制 “两弹”的工作。 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是近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 其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的所有生产部门。为振兴我国科学，1956年 初，毛泽东发出了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 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同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规划，在其军工方 面就有包括原子能、导弹等内容的我国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当时，我国培养 的大量科技人才充实到尖端武器研制部门，整体科技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飞 跃的进展，这些都为 “两弹”及其它尖端武器的研制创造了前提。在我国科 技力量比较薄弱的情况短期尚不能完全改变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 央又决定以战争时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适当集中力量，形成拳头， 再加上全国大协作，以达到重点突破的效果。 在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的同时，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积极争取 了外援。1956年秋天，赫鲁晓夫因波兰、匈牙利事件而在其国内外处境不利， 亟须中国在政治上予以帮助，因而在对华技术援助问题上有所松动。面对这 个有利时机，毛泽东决定再向苏联提出帮助我国发展尖端武器的要求，终于 在翌年得到苏联方面同意。其后的两年间，苏联虽然未派出设计专家，却提 供了一些已过时的导弹样品，并派来一些技术人员帮助中国建立核工厂。在 这种有利形势下，1958年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又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和 人造卫星。对于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努力，赫鲁晓夫越来越感到是对苏美主宰 世界的一种挑战，当他提出建立长波电台、联合 （潜艇）舰队等有损中国主 权的要求遭到毛泽东严厉拒绝后，即于1959年6月背信弃义地停止向中国提 供原子弹制造技术及其样品。翌年，苏联又撤回了包括在中国核工厂工作的 全部专家，留下了一堆 “半拉子”工程。尽管如此，中国方面争取到前一阶 段的有偿援助，毕竟使自己的研制工作节约了许多时间，缩短了差距。 苏联撤退专家后，我国国民经济又出现了主要因 “大跃进”造成的严重 困难，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在1961年国防工业会议上，就 “两弹” 研制工作是继续进行还是 “下马”发生了争论。在此重要关头，毛泽东决定 国防尖端技术仍要坚决上马，从而保证了 “两弹”的研制能够在全国人民的 大力保障下继续进行下去。 中国国防科研人员和试验部队研制原子弹、导弹的过程，是世界科研史 上从未有过的一曲动人的英雄主义凯歌。面对全国性的饥荒及由此带来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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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困难，许多人在风沙弥漫的戈壁深处扎下了简陋的营帐。不论条件如何艰 苦， “搞尖端武器”这一当时国内最引为自豪的工作，激励着这些有献身精 神的中华儿女们忘我奋斗，其事迹令后人可歌可泣。1964年10月16日，在 新疆罗布泊的试验场上蘑菇云一举升起，使亿万中国人欣喜若狂。两年后， 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又告成功；1967年又顺利进行了氢弹试验。在毛泽东的指 导下，中国抓 “两弹”建设的进程实行了“超越式”起步，使我们这个没有 现代国防工业基础，在建国时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都不能生产 的国度，竟在十几年内跨入了有核国家的行列，堪称世界科技史和军事史上 的奇迹。 几十年后的中国人回顾毛泽东当年发展尖端武器的决策，仍不能不为他 那超乎寻常的气魄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所感动。正如邓小平于八十 年代后期所说的，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 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里面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 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这样的 国际地位 （《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第158页）。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自 己的尖端武器，有了核自卫手段，从而对保障国家安全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 用。虽然从毛泽东时代起至今中国始终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希望世界 上永不爆发核战争，但是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却是维护我们民族独立和国家 安宁的无价之宝。 1975年8月，已是身染沉菏的毛泽东被送进了手术室。临做眼科手术前， 毛泽东提出要放岳飞的 《满江红》的曲子，在那高·亢雄浑的旋律中迎接着 很快将走向生命终结的挑战。诗以言志，乐乃心声。纵观的晚 年，他在冷眼观察世界战略格局及筹划保卫我国安全的部署时，不论在客观 效果上有什么失误，其内心深处始终抱着这种 “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豪 情。当新一代中国军人在现代化的国防事业上奋进之时，不仅永远不能忘记 我国国防建设事业的这位伟大开拓者，也应始终以他的伟大思想和情怀指导 和激励自己在征途上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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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留给后人的遗产和反思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曾在军事舞台上创造过叱咤风云的业绩，被无数 人以无限敬仰的心情崇拜；同样，作为凡人的毛泽东身上也难免有着病弱， 在去世后也经常被人评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已为实践 证实是正确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应为我们今后长期遵循。可 是对于作为这一思想光辉代表的毛泽东本人，则需要有取舍地看待其留下的 全部遗产，包括其正反两方面实践的经验。特别是在建国后的岁月里，由于 出现了与革命战争年代完全不同的新形势，一向不甘守成并有强烈创新欲的 毛泽东又在军事问题上进行了新开拓。辉煌与悲壮，自豪与遗憾，成功与失 误，都交织在这条新的开拓途中。毛泽东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的偏差，也不 可免地反映到紧密服从于政治的军事领域，这些也在十年浩劫后的痛定思痛 中被人们反思过，其影响至今犹在。 毛泽东曾认为自己是一个 “虎气”和“猴气”并存的人物。在那举国陷 入政治迷茫的 “文化大革命”之中，林彪一伙为制造个人崇拜而炮制的 “四 个伟大”——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颂 扬一时风行中华大地。1970年 12月，毛泽东会见自己的老朋友、著名美国 作家斯诺时，对这种大颂扬却称之为 “讨嫌”，认为除保留一个英语为 “Teacher”的教师称号外，其余的应统统去掉。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中，毛泽 东保持的这种清醒是难能可贵的。其实，早在 “大跃进”的问题严重暴露之 后，他就深有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表示自己的一大志愿是，最后写一部书， 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他还说过，我这个人啊， 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满足了。无情的历史证明，在中 国这块土地上进行前无古人的探索性开拓时，任何伟大的人物都难免会有偏 差，而无论成功的经验或是失误的教训都是可贵的。毛泽东曾非常深刻地说 过，不要把错误行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从某种 意义上讲，恰恰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探索中的失误，能够使我们在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的岁月里大彻大悟，对今天进行国防现代化的事业也起到了极 其宝贵的借鉴作用。 以军事方式推进国家建设的探索及其教训 笔者与多数见过毛泽东的同龄人一样，是在那个令人慨叹万千的 1966 年看到了身着军装的毛主席。这一着装当时虽使许多人感到新颖、振奋和盲 目的狂热追逐，以为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武装斗争的青少年也要踏上新的征 战之途。可历史后来证明，以风行全国的 “军装热”所伴随的以军事色彩进 行的斗争，倒真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 错误的斗争。 领袖的穿着本身即有深刻的代表意义，在近现代史上，许多国外的领导 人尽管本人并非军人，战时也往往以穿上军装的形象来影响军民。毛泽东虽 然不太注重个人仪表修饰，但是其穿着也与他的奋斗和追求紧密相连。在延 安时期，毛泽东从不穿戴国民党军发给八路军的军装和青天白日帽徽，出席 党的会议还常戴原来红军的八角帽，这正是提醒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共产党 人不要忘记过去的光荣传统和今后的国内革命任务。1953年朝鲜停战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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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后，毛泽东曾同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们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 脱。此后十几年，全国人民再不曾看见身着军装的毛主席。脱去军装，标着 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历史需要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重要关头，毛泽东以其 着装向全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表率。 面对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新形势，毛泽东也曾要求有长期光荣传统的军队 重新开始学习过去不懂的东西。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是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指 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 市和建设城市。”随后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 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0 页）在五十年代国家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中，毛泽东本人也以相当大的精力 学习政治经济学，研究价值规律，并看过不少科技方面的书籍，对过去战争 时期的总结和思考则并不多见。一位建立过举世敬仰的业绩的领袖和统帅， 勇于与自己熟悉的光荣的过去告别，并积极着眼于当前任务，这种求新精神， 是何等的可贵！ 不过，人们改变生活习惯的惯性作用，却不会像脱掉一件军装那么容易。 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给毛泽东及其身边的一代领导人留下的烙印， 长久地体现在观察视野、思想方式、工作作风及斗争策略等方方面面形成的 定势。公正地讲，沿用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在建国初期对待阶级斗争遗留 问题，扫除反动统治残迹及旧社会的种种污泥浊水时，发挥过非常有益的作 用。例如：以战争年代那种出动兵力和动员群众的方式，能迅速捕尽社会上 的娼妓和贩毒吸毒者，现代发达国家长期一直难以消除的这类社会丑恶现 象，在新中国建国后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得到解决。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 民经济时，采取战争年代那种大兵团作战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也 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果。 然而，当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结束，国家建设转入正常轨道后，不改 变以往的许多工作和思维方式，就日益显得难于适合新的历史阶段的要求。 自建国时起，毛泽东已经在这方面有过宝贵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在1957 年至1958年这一重要的历史转变关头，毛泽东在新的探索途中开始走上了误 区。他看到了苏联体制的弊病，试图探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 道路，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极为可贵的尝试，可是进行这一探索的思想武器， 却在很大程度是向过去战争年代成功的具体经验和思维方式回归。 在以 “破除迷信”为号召的大跃进开始后，毛泽东曾一再对工资制、军 衔制等表示不满，认为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让步，而对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 种军事化的供给制生活则大力颂扬，并一度试图将其推广到全民生活之中。 在“大跃进”兴起的1958年夏天，毛泽东视察徐水时，就非常赞赏那里的军 事化。同时，毛泽东认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 商、学、兵合在一起。结果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以 “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 化、行动战斗化”为口号的大办 “人民公社”、大办民兵的热潮，一时风靡 全国，某些地区还进行过让全体人民都过兵营式集体生活的试验。这种无视 和平时期社会运行的规律，以战时军队的要求标准对待全民的作法，很快以 招致群众严重反感和彻底失败而告终。至于以军事化组织代替生产组织，以 战斗行动的方式组织 “大兵团作战”搞生产，也造成了强迫命令、瞎指挥的 后果。凡此种种违反经济规律的唯意志论的作为，成为随后出现三年严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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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非正常人口死亡成千万的重要原因。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许多试验暴露出严重问题后，毛泽东本人 曾认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准备认真探索经济规律。可是，六十年代初国 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的开始，使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又转到思考如何 进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 “反修防修”的问题上。此时的毛泽东仍然 怀着 “烈士暮年，壮心不己”的雄图伟志，对“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失误 虽然有所认识，却不能从思想方法的深层次正确地吸取教训，于是难免地在 很大程度上继续执意于行不通的主观愿望之中，革命战争中那种 “不二过” 的出色表现就未能再现。后来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固然有其多方面的深 刻用意，其中重要一点，也包含着用以往战争年代的方式重新改造中国社会 的意图。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干1966年5月7日曾就林彪所送的 一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有感而发写成一信，这封致林彪的信后来即被人 称为 《五七指示》。这一指示的寓义远远不限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本身，是毛 泽东对军队建设乃至国家建设所构想的一个蓝图，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甚至 将其称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发展”。在信中，毛泽东以“抗日根据 地”时代的情景为理想境界，要求军队应成为一个大学校， “军学、军农、 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同时还要求工人、农民、学校、商业、 服务行业和党政机关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将军队作为培养人的学校，有条件应开展些农副业生产，这些并不错。 问题在于，将这些扩大为军队及各行各业的工作准则，并以此提出一个以阶 级斗争为纲，限制和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大体实行自给自足、小而全的、封 闭式的社会的憧憬，则是用以往战争中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推广于全体 军民。其实，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中，供给制和自给自足的办法， 对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各个根据地来说虽是必需的，却也只能实施于占人口 极少数的军队和党政干部，同时只能在对敌斗争压倒一切的战争年代采用。 这种在无数革命回忆录和文化作品中沤歌的生活方式，虽然是战争年代开出 的绚丽之花，却不是绝大多数人所能享受及应该得到的果实。迷恋这种随着 时间的推移必然凋谢的花朵，势必陷入落后于时代，又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接 受的空想之中。 毛泽东在晚年的讲话中，曾一再以延安时期那种不要工资，大家都努力 工作的情况为例，指责工资制的弊病并反对 “物质刺激”。其实，当年在陕 甘宁边区，对于黄河之滨集合起的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即投身革 命的干部和军队指战员，确实可以不要工资，大家过一天三钱油、三钱盐， 上下大体平均的生活。对陕北老乡们，党和边区政府却并未实行、也不可能 实行供给制，将他们的生活 “包”下来，还是要奖励其“耕三余一”，多劳 多得。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再把只能在战争年代实施于少数先进分 子的生活准则推广于全社会，如同“大跃进”中所试验过，以及“五七指示” 中所设想过的方式，在现实之中必然会碰壁。 现代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 军队也同样如此。重复中国革命战争特殊环境中农村根据地那种自给自足的 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建国后的广大群众和部队都是不适用的。在生产力还很 落后的基础上要求消灭专业分工，实行 “小而全”的模式，也违反了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 “五、七道路”虽经一再提倡却从一开始就无法走通，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