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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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践检验的结果。 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决定部队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 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从某些意义上讲，这一行动确是在全国除军队 外都已大乱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过，从毛泽东自五十年代后期的思 维发展轨迹探寻，也可以说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1964年以后，毛泽东曾一 再称文教战线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对党政机关日益不信任，只有对军 队较为放心。因此，他强调全国学习解放军，推广实际上由林彪所倡导的那 种 “突出政治”的方式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直至将军队作为主要依靠力量 以发动 “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时，毛泽东本人还穿上多年未穿的军 装。这些举动，都反映了毛泽东以过去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军事化的方式改造 社会的愿望。 经历过 “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全军在几年时间里以主要精力投 入了 “三支两军”。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乃至农村许多生 产队，都改用军队的班、排、连、营的番号，由军代表、军宣队员们率领进 行训练和政治学习。在派性严重、全面内战的混乱之中，不能否认参加三支 两军人员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所作出的努力，包括所付出的许多血的代价。 可是，由于整体上 “左”的指导思想及方针政策上的问题，三支两军过程中 也伤害了部分干部和群众。同时，将军队凌驾于地方党组织和群众之上，使 少数军队干部获得不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的权力，这必然对一些人产生严重 的腐蚀作用。 “走后门”及以权谋私的种种腐败现象，正是在三支两军过程 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并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林彪一伙也正是利用这一 不正常的状态纠合成自己的集团，并对毛泽东本人构成了威胁。 长期极为艰苦的革命战争，还会给许多参加者留下一种终生难以消除的 烙印，即习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社会上的人际矛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人们曾大力批评 “阶级斗争扩大化”，其“扩大”的内涵所指，正是把在战 争年代对敌斗争的方式用于党内、军内和人民内部。作为军事家、策略家的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以阶级斗争为纲，潜心于谋略的研究，对敌斗争 中种种策略手法的应用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全国解放以后，时 过境迁，党的主要任务的变化决定了对敌斗争的方式应加以改变，更不能将 其扩大到人民内部。建国之初，毛泽东确实注意改变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 种激烈的斗争方式。毛泽东还强调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那些国民党 战犯、日本战犯，毛泽东也没有沿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大规模杀 人的办法，而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俄国的末代皇帝尼古拉全家倒在布尔什 维克的行刑队枪下，中国的末代皇帝傅仪和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却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座上宾。这些不称“仁政”之名却有其实的措施，对于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反倒起到了单纯的 “镇压之权”所起不到的作用。 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认识出现变化，刚刚宣布 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未能实行，而以往一些对敌斗争的方式却被 重新启用，并错误地加以扩大化。进入六十年代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日益 升级，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也都错误地 应用于党内斗争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1965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 “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第五条“工作方法”一节中就明确写着：“总 之，在整个运动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这 种在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方法上使用对敌斗争策略，一些野心家、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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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又乘此机会打击无辜，自然为祸甚烈。 仔细回顾“文化大革命”史，人们确实不难看到这样一幅类似《红楼梦》 中所说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文革”初期，大中学校学 生组成的 “红卫兵”和“战斗队”，即一批狂热的小知识分子整了教授等大 知识分子。可是为时不久，工宣队、军宣队又无情地将这些小知识分子全部 打入了 “臭老九”的“另册”之中。在党政机关中，在造反派内部，在某些 军队干部中，甚至在领导运动的 “中央文革小组”中，也一再出现今天自己 整别人，明天很快又被别人整的可悲现象。 “文革”的积极分子，大多数人 在运动未结束时就沦为 “政治贱民”；最早设立“牛棚”者，自己后来也多 数成为 “牛鬼蛇神”而尝到入“棚”滋味。这些被“各个击破”的一批批人， 不论开始如何狂热，最后都从不同角度上成为 “文革”的反对者。毛泽东临 终前也清楚地认识到，对 “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究 其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毛泽东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件大事——领导中国革命 取得胜利，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赞颂。相比之下，发 动 “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受到全国多数人的怀疑、反感，这场运动刚刚结束 就被 “彻底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场令人长期遗憾和叹息的悲剧。 凡事过犹不及。公正地讲，我国社会上一直存在一些应该打击的丑恶现 象，被毛泽东所深恶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虽不存在，却也有一批应该清除 的腐败分子。毛泽东在发动错误的党内斗争时，也历来强调缩小打击面，扩 大教育面，矛头只对准“一小撮”。当“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到顶点，“走 资派”帽子满天飞时，毛泽东也认为 “走资派”并不都是坏人。不过，阶级 斗争扩大化的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 “四人帮”之类魔鬼一经放出，事态就 不会依照毛泽东的初衷那样发展。尤其是错误地打击了一批人后，必然引起 另外一批人的怀疑和反对；扩大化的惯性制导，又会使这批政治运动的反对 者成为新的打击对象……如此辗转发展，必然使扩大化愈演愈烈。这样的“天 下大乱”，始终也不可能达到 “天下大治”，只会发展到毛泽东本人也无法 控制的程度。而且如此扩大化的结果，不仅不能消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反 而会助长其发展。因为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暴烈的行动和 “天下大乱”来医治 社会弊病，只能给多数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治疗方式比疾病本身还 要可怕。 “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只造成人们长期对社会弊病讳疾忌医，正 常的批评和反对不良倾向的适当斗争反而不能进行，社会风气比 “文革”前 要坏得多。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走向反面，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以辩证的态度极为深刻地阐述过以往的成绩很可能 会成为未来的 “包袱”，指出：“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 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第947页）毛泽东将战争时期的某些方式用于解决建国后的社会矛盾 和经济建设，恰恰是由于这种历史包袱过重。当年在战争中，对于抛家舍业、 投身革命队伍并参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人们，可以靠一次次政治运动来 促进其思想革命化。可是到了和平建设环境之中，再试图单纯地靠政治运动 来重塑人的灵魂，结果就越来越不如意。在发动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 认为凭着他的威望来动员群众，再依靠人民解放军，就可以达到改变社会面 貌的理想。事实上，他个人的愿望一旦违反了客观现实，同样不能为多数人 民在长时间里接受。林彪事件发生后，广大群众对 “文化大革命”的怀疑、 动摇，以及随后的抵制反对 “批邓”，就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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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晚年在征途上的探索失误，是美好的主观愿望 与客观实际相脱离的憾事。不过，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毕生不息的探索精神， 仍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们深为敬佩。青年毛泽东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 起，就以 “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当他领导全国人民打碎了腐朽的旧中 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后，社会的发展又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 之处，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出现了直至今日仍为顽症的腐败现象。为此， 毛泽东不满足现状，力求建立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并以 “一万年太久，只 争朝夕”的态度，希望在他有生之年重新改造中国，为此不惜以战争年代对 敌斗争的那种方式，再发动一次次的运动，将自己所费无数心血建立起的机 构推倒重建，并最终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此诚此情，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感动了全国亿万军民。像 “文化大革命”这样令后人叹息的运动当时有那样 多的人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 政治运动，我们无疑应该否定，但是对于发动者和参加者的初衷，应该正确 地加以理解。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在斗争中形成的许多光荣 传统，始终是我们军队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然而对于传统的继承，则要根据 不同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学习以往的传统，主要应领会和仿效其中体 现的奋斗精神，而不能照搬和盲目袭用过去战争年代的作法。回顾建国后以 军事斗争方式改造社会的经验教训，无疑会留给人们这样的启示。 “现代化、正规化”问题上的蹉跎 1959年国庆十周年阅兵时，在天安门广场前隆隆驶过的是成百辆坦克和 由机械车辆牵引的火炮，以及其它技术装备，同时成百架作战飞机掠过广场 上空。尤其值得当时中国人自豪的是，这些在那时已经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的常规装备，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尽管这些装备还是仿苏式产品，却也 标志着中国军队在现代化道路上的飞跃进步。可是在十年之后的1969年国庆 节，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出现了部队的受阅行列时，出现的武器装备就只是上 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并由受阅者在广场前表演了刺杀动作。虽然不能否认 这十年间我国在 “两弹”等尖端武器上有巨大进步，可是这种阅兵的形式却 反映了这样一种不可忽视的现实，即：对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出 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此时已经陷入了一个蹉跎徘徊 的误区。 在红军非常弱小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对 “左”倾教条主义者 过早地让红军正规化，是根据国情军情而持的正确态度。全国解放后，毛泽 东迅即提出了建军进入高级阶段的任务，为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 时，人民解放军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学习样板是被视为 “老大哥”的 苏联军队。1952年 12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曾提出 “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 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1953年1月7日，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必须 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37页）。在发扬 人民解放军自身光荣传统的同时，全军在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对 于促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人民解放军在 建国时还使用 “万国牌”杂式武器，国内连一门重型火炮都不能制造，部队 也极其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和能力，这种状况只用了不到十年就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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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观。到了五十年代末期，人民解放军的常规武器装备已经基本达到或接近 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国家也建成了整体上配套的现代国防工业，军队按照 现代战争的要求进行的教育训练也有飞跃进步。 令人婉惜的是，军队建设的轨迹到这时却开始出现了马鞍型。1956年苏 联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苏联模式的弊病开始被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 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上也开始重新思索人民解放军建军的道路，并进行了 一系列理论上及实践中的探索。这些探索，对开拓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现代化 道路有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在抗美援朝战争后较少参加军委会议的毛泽东，于1958年却多次出席以 反对照抄苏联教条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并提出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 条主义”的号召。反对前一阶段学习苏军时存在的一些暇瑜不分、机械照办 的错误，无疑是对的。勇于冲脱苏联模式，也体现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的精神 和气概。然而事物在这时又走到了极端。在强调破除迷信之时，实际却放弃 了对国外先进经验的学习；强调发扬自身光荣传统之时，出现了盲目自大、 固步自封的思想僵化倾向；强调破除苏联的教条，却把毛泽东的论著教条化。 经过这样一场斗争，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长期在军内不敢再提，只是孤立 地片面地突出革命化。这个 “革命化”，后来又经林彪之流在“突出政治” 中大加曲解，与现代化、正规化对立起来，使军队建设的整个方向出现了偏 差。徐向前曾回顾1958年“反教条主义”至“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说：“这 时干扰却从 ‘天’而降，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致使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长期 徘徊不前，蒙受的损失简直难以估量。”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 第8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五十年代末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不可免地反映到军队内 部，不正常的政治斗争日益严重地干扰着军队的建设。1958年开展反对教条 主义的斗争时，又提出了开展 “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后来，抓正规化、现 代化建设都被当成 “单纯军事观点”，并扣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 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 《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将林彪 的 “四个第一”当作指导思想。这一决议经毛泽东修改和批准发行后长期在 军内实施，使那种空洞的极 “左”政治进一步冲击了军事工作。 进入六十年代后，虽然 “左”的错误滋长，毛泽东对军队的教育训练工 作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如 1964年6月，毛泽东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起检阅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的比武表演后，曾极感兴趣地给予了高 度评价，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可是当林彪诬陷罗瑞卿反对“突 出政治”并以此否定大比武后，习惯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毛泽东又一时听 信了林彪的谗言。出于对 “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防范，以及战争年代那种 偏重实战训练的习惯，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在五十年代有关军队建设的许多正 确论断和决定，在 “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同意取消了大多数军队院校，许多 国防科研单位也停止了工作。研制原子弹的人要扛起锹镐去走“五七道路”， 体现愚昧的 “忠字舞”和“早请示、晚汇报”等一度代替了日常的正常训练。 在世界各国为培训现代化军人都在加强军事院校、抓紧现代化训练时，我国 却出现了这种 “反其道而行之”的怪现象，实在是人民军队历史上令人痛心 疾首的一页。 应该加以区别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是在探索时出现思想偏差，林彪 一伙则是故意借 “突出政治”之名以售其奸。在任何国度，军事都要服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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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在一向强调政治挂帅的新中国当然更会如此，问题在于此时的政治方 向出现了问题。毛泽东当时在政治上最关心的是“反修防修”，担心党和军 队改变颜色，同时又错误地将某些现代科技与西方资产阶级和 “苏修”挂上 了钩，在军队工作中自然会出现 “突出政治”冲击国防现代化，甚至取消某 些科学化的工作程序，只迷信 “革命化”的状况。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抓 政治保险，抓军事危险”的阴影，笼罩军内许多年，所造成的后遗症还影响 至其后的许多年。本来，经过建国后在国防建设中的努力，特别是经过抗美 援朝战争及随后进行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新 中国在军事科技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大缩小。可是到了六十年代后 期至七十年代，差距却又日益拉大。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关心军队的革命化建设重于对装备、训练 等问题的重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时至今日，我们军队仍有一个如何确保 自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坚强柱石的政治合格问题，这在进行正规化、现代化 建设时仍不可忽视。不过问题在于，革命化与正规化、现代化本来不应相互 矛盾和对立，尤其是正规化、现代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专利。 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这 “三化”，孤立地片面地突 出所谓“革命化”，不仅会严重影响另外两“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 会出现真正的革命化。因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其目标是推动社会加速进步， 其中也包括国家科技上的迅速发展。从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林彪一伙搞 的所谓 “革命”，反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和一段时间的倒退，标榜空头 政治也搞坏了军队的风气。 “九一三事件”暴露了那伙口头上“最最革命” 的人的真实面貌，这也是对那种抽象的 “革命化”的一个莫大讽刺。 如果全面地回顾历史，也应指出，即使在国内出现严重动乱的岁月里， 作为时刻关心国家安全的毛泽东也反对军队出现 “乱”，并且始终重视尖端 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和导弹、核潜艇的研制。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关怀，这些项 目在六十年代有创世界纪录的突破。如美国、苏联由试验原子弹成功到试验 氢弹成功都用了四至五年以上，中国只用了两年另八个月。我国在尖端武器 研制上的进步，大大加强了国防力量，对遏制侵略者对我国发动核战争起到 了重大作用。对毛泽东晚年在国防事业上的这一贡献，在议论其失误时也是 不能抹煞的。 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整体系统，国家的军事实力的 增强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仅偏重于某一单项，急功近利，不能 在整体上协调一致地综合平衡地向前发展，国家的军事实力增长必然大受影 响。即使因领导人的重视 “狠抓”某一单项，以“大会战”方式一时使某些 武器的研制获得较快的突破，从长久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也必然后劲不足， 最终还会慢下来。在我国六七十年代，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再加上对知识分 子的某些错误政策， “突出政治”乃至“文化大革命”对科研单位和院校又 形成巨大冲击，军队的文化素质一度下降，国防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从整体 上大受影响，并出现人才 “断档”。这种缺乏综合平衡和未注重整体效应的 结果，造成了我国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常规武器的研制严重落后，研制出 的一些新产品也因作战系统不配套而难以形成战斗力。这样，常规装备的研 制尽管投入不少，其整体水平却长期得不到很大提高。至于尖端项目在六十 年代很高的发展速度，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也迟缓下来。 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几年，也痛感到这些问题。 “九一三事件”林彪折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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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沙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军队只搞文不搞武，并就加强军事训练和国防 科研工作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在事实上开始纠正以往的一些错误。1975年， 毛泽东虽已长卧病榻，还就改变我国海军和电子战方面的落后状况作出批 示，表现出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还关注着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不过，一些 正确的措施随后义被 “反击右倾翻案风”打断。晚年的毛泽东由于思想方法 上的偏差，在军事问题上也陷入一个不能自解的矛盾和困惑之中。他一方面 希望通过现代化建设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一方面又担心军队因注重正规 化、现代化而背离过去的革命传统。经过 “九一三事件”的冲击，毛泽东的 身心又已十分疲惫。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总是在与病魔和死神的威胁作斗争， 同时也感受到 “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如意处。心境的凄凉和身体的衰弱相 伴，使他难以再去进行新的探索，也无法全面地反省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军队 建设上的正误得失。期盼和遗憾，最终全部留给了后人。 毛泽东在国防现代化问题上出现的困惑，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现象，其 实也是我们整个民族向现代化社会迈进时所难免出现的困窘。作为 “四个现 代化”之一的国防现代化，必须与其他三个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前进。现代军 事科学要建筑在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及全民文化素质之上，因此它有赖于整 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准的提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建国时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口“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页）的国度来说， 达成这一目标何其艰难！中国革命战争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决 定了军队基本成分来自于旧式农民。虽然经过先进的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军事 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锻炼，但是旧中国的社会条件，毕竟使他们对如何进入现 代化社会准备不足。当然，作为经历了激烈战争的军人，切身体会使他们都 一致地感到先进武器的重要，可是在重视这一 “硬件”的同时，与之相配套 的 “软件”即现代化的人才培训及一系列正规化的制度，却在长时间里没有 被充分认识。毛泽东一些不正确的主张在军内长期能受到多数人发自内心的 拥护，恰恰也源于这一基本弱点。 毛泽东说过，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基本问题即 农民问题的着眼点却不尽一样。鲁迅著名的小说 《阿Q正传》着重描写了中 国农民的缺陷，想以此来剖析中国国民性中的病弱一面。毛泽东的著作中谈 及农民，则主要着眼于其在革命中的积极性，并根据这一积极性来 “唤起工 农千百万” （其实主要是唤起贫苦农民）。正是出于这一着眼点，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中是一个最伟大的成功者。毛泽东确定的政策和纲领，使得被 许多人视为现代社会 “落后的一群”的无文化、封闭、保守的旧式农民，即 鲁迅笔下那些 “阿Q”、“王胡”及“小D”等，都在以革命改变自己处境的 动员之下，投身于人民战争的洪流之中。甚至连 “吴妈”之类，也加入了做 军鞋、磨公粮的行列。革命战争的洪流会洗涤其身上许多落后性，可是与古 代没有多少区别的落后生产方式毕竟限制着他们的视野，束缚着他们的思 想。加上把战争年代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绝对化，长期出 现了以 “大老粗”为荣的反常风气。这种毛泽东也感慨过的小生产的“汪洋 大海”，实际上也不可免地包围和影响着以 “农民运动之王”著称的毛泽东 本人。建国后军队建设问题上的曲折发展，不难从这里找到其社会原因。 国防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小农经济滋生的那种单向的、狭 隘的思维方式中彻底摆脱出来，这不是修建几座军工厂，引进几件新式武器 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在保持中国特色和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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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光荣传统的同时，必须大力学习和借鉴军事科技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毛 泽东没有去过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没有亲身实地研究过发达国家的军 队，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及以此为基础制造的武器技术装备缺乏感性认识。 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出国是访问苏联，也许是由于身份所限，其间也没有深 入参观过苏联的军队。他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弊病，也想冲破苏联 模式的束缚摸索新路，可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这种探索就难免会走上 曲折的弯路。 杰出的历史人物既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自然的人，研究其生平既应 立足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也应研究其个人自然性的生理原因。人到老年通常 怀旧，对早年的事件记忆清晰，对近期的情况往往冷漠，在感情上也会特别 怀念自己的初恋。一代伟人毛泽东毕竟是人而不是神，终究也没有能跳出这 一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通览建国后毛泽东有关军事问题的讲话就可以发 现，进入六十年代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反而越来越多地回顾红军时 期的事件，还经常引据一些古书上的典故。尽管解放后进行的历次局部战争 对于指导现代军事斗争具有更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可是毛泽东提及它们的 次数却越来越少。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越到垂暮之年，毛主席就越 怀念夺取政权时那些激烈战斗的岁月，往往动情不能自持。1976年初，毛泽 东在他一生中看了最后一场电影—— 《难忘的战斗》，当看到人民解放军进 城的镜头时，泪如雨下，服务员被迫未待终场就将他用轮椅推走。 毛泽东晚年执着的 “政治初恋”，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早年接受的瑕 瑜并蓄的种种政治思潮，以至在治国时采用了许多带有空想色彩的措施；毛 泽东晚年念念不忘的 “军事初恋”，则主要是他刚刚从事武装斗争时所采取 的方式方法，并在许多问题上以此来对待时过境迁的现代军事问题。领袖终 身制所带来的弊病，作为政治体制中的胆固醇，愈到老年往往愈造成严重的 危害。这一点，在毛泽东晚年对军事问题的决策上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 这也是历史和中国的社会条件给一代伟人身上造成的难以避免的局限。 从扛犬旗、打头阵中悟出的深刻教益 “要准备打仗”这一口号，六七十年代走入中国社会的人都不会陌生； “世界革命”的豪言壮语，也是那一代人都耳熟能详的。作为伟大军事家的 毛泽东在晚年的一项重要失误，还在于对国际上战争和革命的形势估计出现 偏差，以至于在国际上扛大旗、打头阵和在国内多年进行过分的战备行动。 如今，经历过长期浓重的战备气氛和 “慷慨无私”援外的人冷静地反思，既 会对这一时期我们国家走过的曲折道路感叹不已，同时也能从中悟出一些非 常有益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战火中诞生的，后来又受到国际帝 国主义的长期敌视和包围封锁。在这种形势下，坚持进行反帝斗争，对世界 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适当的支持，并在国内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都是 维护我国安全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所需要的。可是，新中国又是一个长期未 摆脱经济落后面貌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国家 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经济建设，对外斗争和国内战备应服从这一前提。真理多 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偏离了这一正确前提，援外工作和战备行动超过了可 能与需要，反而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正常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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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资本主义出世以来，世界上的事物就已不可分割地联成一体。确定 中国对内对外的正确政策，首先需要对国际形势有科学的判断。在中国革命 战争时期，毛泽东虽身在穷山僻壤，却时时关注世界风云变幻，以致斯诺、 斯特朗等外国来访者与他交谈时，对毛泽东如此熟悉天下动向都感到惊讶。 指明中国革命方向的名篇 《新民主主义论》，正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 特点出发，精辟地分析和确定了革命斗争的目标和任务。解放战争开始后， 毛泽东也是根据国际上美苏对立，“中间地带”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的新形势， 敢于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利用美苏对峙的间隙夺取中国革 命的胜利。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岁月里，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又有过非常英明的 判断。五十年代初期，东西方进行 “冷战”，国际上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 个军事集团剑拔弩张地紧张对峙， “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说甚嚣尘 上。此时的毛泽东却表现出高度的冷静，认定和平因素超过战争可能，并由 此确定了有关我国周边安全及国内备战方面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正是基于对 国际形势科学的判断，毛泽东敢于下决心出兵抗美援朝，随后又及时主张以 和平谈判的方式结束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能够以 主要精力投入经济建设。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并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1950年6月6日，毛 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 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 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国内外许多人估计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毛泽东仍 认为：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 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8页）1951年秋， 当朝鲜停战谈判刚刚开始，战局虽稳定而战斗仍在进行之际，毛泽东就毅然 决定改变国家的临战状态，并进行大规模复员。1952年间，尽管朝鲜战争未 停，国家经济建设的开支却超过了军费开支，全军总数也由626万人减少到 450万人。这种独具慧眼的判断和当机立断的决心，使我们国家抓住了宝贵 的时机进行经济恢复，并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有了明显的缓和趋势。1956年，毛泽东又进一 步强调： “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 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 （同上书第270页）此后，毛泽东 又下决心进一步减少常备军数量，并降低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开支的比重。 人民解放军全军在 1958年已经裁减到只有 237万人，达到建国以来的最低 点，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也只占10％左右。虽然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 因指导思想的问题出现严重挫折，但是减少军费开支以增加经济建设投资的 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军队员额虽然减少，但是由于综合国力迅速增长， 国防工业及科研力量大大增强，我国的整体军事力量仍在以较快速度发展。 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面临着新的 挑战。当时总的国际形势是对抗与和平发展并存，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 国家开始了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巨大转换，亚非拉一些国家虽兴起了民 族解放运动，但是世界性的革命条件并不具备。这时，刚刚经受了“大跃进” 的挫折，经济还比较落后的中国本可以利用美苏仍尖锐对立，社会主义阵营 破裂后国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及第三世界力量兴起的有利环境，多方纵横掸 阉，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并韬光养晦地发展自身实力，可是恰恰在这 一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出现了判断失误和理论上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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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对世界性的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都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中国的对内对外 政策也一时不幸地蹈入了误区。国内人民节衣缩食积蓄起来的许多财富白白 浪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在国际上新技术革命兴起的大潮中失之交臂，在世 界战略格局上我国还一度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人们不会忘记当时中苏两党进行的关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 战”。至今，我们不必再细论双方的观点，仅就论战的主题而言，就说明双 方还都在坚持共产国际时代树立国际共运领导中心的观念，并把自己认定为 正确的路线视为他国党应该遵行的准则。其实，三四十年代的国际形势就已 经说明了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在其解散前即已不适 用，各国党早就应该根据本国的情况确定自己的路线，根本不应该再去确立 一个国际共运的 “总路线”。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抵制苏共以“老子党” 自居的大国沙文主义，无疑是正确的。可是，像当年第三国际对第二国际那 种态度，对 “修正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在国际上扛大旗，把自己视为“世 界革命的根据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陷入了误区。由此不仅 背上沉重的援外负担，对国际形势的思想认识也陷入了极“左”的迷茫之中。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一些同志就国际问题提出过正确的见解。如 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建议，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 险，应调整对外方针。王稼祥还具体提出，应确认我国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 策，争取有利条件加快建设速度；为了争取时间，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 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注意避 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我国的对外援助必须量力而行， 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然而毛泽东却批判了王稼祥所代表的这些正确思想， 将其称为 “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 国革命援助要少），并提出：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 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 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及马列主义的派别。三和一少是赫鲁 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77页）。 中国作为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反对一切侵略和民族压迫的国家，自然应 同情和支持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中国支援某些进行反帝斗争的国家，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维护我国安全的角度看，都是有益的。但从根本上讲， 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本国社会发展的自身产物，主要应靠自力更生，中国的 支援主要应在道义上。可是当时由于有那种扛大旗、在反帝斗争中争打头阵 的 “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心态，加上对民族运动的两面性估计不足，对其在 反帝的同时可能滋长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未很好注意，对受援者有求必应， 援外的数量完全超过了我国国力的许可，有时也超出对方的实际需求。当时， 在憎恶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又叭 “不当军火商”为原则，援外武器和多数物 资都是无偿的。在六十年代前期我国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援外的金额就超 过了偿还苏联债务的总额。这种过分的援助，不仅加重了我国军民的自身负 担，影响了国内的建设，也助长了受援者不正常的依赖心理。一旦我国不能 无休止地满足其欲望，有些受援者还反目成仇。这种 “花钱买仇人”的可悲 状况到了毛泽东逝世前后，已经充分暴露出来。 在六十年代，伴随着 “反修”斗争日益升级，毛泽东对世界大势的估计 也有了新的看法，认为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 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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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由于认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寿命不长了，随后又估计不久就会 有埋葬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总决战，对内对外的许多工作也以此为前提进 行。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以精辟的论据批判过 “速胜论”，可是在这一 时期里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从 1965年起，我国国内 宣传中就将 “世界革命”当成现实任务提出。毛泽东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和 建国初期历来强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两个拳头打人，此刻却一度 走到同时高喊 “打倒帝修反”，四面出击、多方树敌的道路上去。这不仅使 援外工作大规模升级，而且因暴力革命与战争紧密相联，准备世界性的革命 就必然要设法应付世界性的战争。尽管在 “左”的思想最泛滥的时候，中国 也从来没有打算对外发动战争，但是对外部向我国发生战争的可能却长期做 出了过高的估计。 除了对 “世界革命”不切实际的估计外，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我国周边 安全环境恶化也是实行过火战备的重要原因。当时，美国和苏联都对中国实 行战略包围和 “遏制”，但是它们双方紧张对峙，以争夺为主，各自的战略 重点又都在欧洲，难以联手或单独大规模进攻中国。在我国周边制造紧张局 势，主要是它们对我国施加压力和进行威胁的一种手段。综合国力相对较弱 的中国，这时却容易比国力较强的一方作出更紧张的反映，加上长期的封闭 状况，更会助长错误的判断。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左”倾错误》 一文中曾指出， “左”的错误一般都是封闭状态下的产物。他还认为：“形 成 ‘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国际环境 的过火反应”， “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 命圣地。”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这种 “过火反应”表现在军 事问题上，就是长时间将应付战争作为国内各项工作的中心，以致严重影响 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毛泽东从六十年代中期完全改变了他在五十年代对 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的估计，并在很长的时间里将战备放在经济建设的位置之 前。1964年春，国家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原称 “吃穿用计划”，即准备着 重解决人民生活问题。这一计划草案原已得到毛泽东同意。同年8月美国轰 炸越南北方的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随后制 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以战备为中心。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 一项批示中又特别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 战，立足干早打、大战，打原子战争。七十年代初毛泽东还强调：准备打仗！ 准备帝修反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一代人的和平（引自《毛 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第5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上已经陷入建国后最为 不利的地位。虽然内乱有所缓解，可是在北面与苏联的对峙处于剑拔弩张的 战争边缘，在南面又进行大规模的援越抗美，西部对印紧张关系未缓和，东 部还要警惕台湾当局的窜犯。为此，在战略上就不能不准备“应付四面八方”。 由于全国进行临战准备，六十年代中期军队总员额增加到500万，到七十年 代前期竟一直保持了600多万人，超过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达到建国以来的 最高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军费和直接的国防开支即占四分之一左右 （还 不包括与国防有关的三线建设和人防工程等），而且多年如此。当世界各发 达国家都注重发展沿海的、外向型的经济时，我国经济建设的主要投资方向 却转向交通闭塞的 “三线”，自家积累的很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山、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