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
那是一个需要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代，如列宁所说： “伟大的革命运动 会造就伟大的人物” （《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毛泽东正是那个时 代造就的巨人。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自 1840年“英夷”用圣贤书中从无记 载的坚船利炮轰开长期封闭的 “天朝”大门，惊醒了四千年的沉梦后，近代 史册上所写下的记录就几乎全部是中国人屈辱挨打的历史。伴随着沦丧国土 的悲鸣，强国救亡的呼声也逐浪腾高： 林则徐、魏源首倡 “师夷长技”，在军事上开眼看世界，昏愦的朝廷却 无动于衷； 曾、胡、左、李以“西学为用”，随之创建了西式装备的陆海军，可是 却在甲午硝烟中灰飞烟灭；张之洞一曲 《自强军歌》，唤起多少学子赴东流 入军校习武，然而徒弟却依然在师傅的威逼下接受 “二十一条”……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青年毛泽东这一热血 男儿得知袁世凯政府接受 “二十一条”后的奋笔疾书，道出那个历史时代追 求进步的中国人的心声。早先曾进入水师学堂、又赴日本学医，后来想在精 神上救治中国的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先生，也曾与许多人一起倡导 “军国 民主义”，希望以 “斯巴达魂”救治国家的病弱。振兴武备的强国之梦，与 救亡与启蒙一道，长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交响曲中的主旋律。 军事上衰弱的中国呼唤军事家，可是在那些洋径滨式的武备学堂中造就 的人才中，却多是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军阀武夫，战场和操练场上又 只是一再抄袭德日式的战术教范。即使有如在日本士官学校获头名佩剑的兵 学英杰蒋百里等，终身只能在军校讲台上和人少问津的书本上讨生活。当时 谁能料到，问鼎近代中国军事泰斗者，却是那个出身于韶山乡间，从未进过 军官学校，满身 “书生意气”的农家子——毛泽东。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近代湖南，地灵人杰。二十世纪初期， “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 鲁士”的豪言，曾在三湘志士中流行一时。 仔细研究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发现，十九世纪寻求真理的杰出中国人 多出于广东，如洪秀全 （更准确他讲应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康有为、梁启 超和跨世纪的伟人孙中山。二十世纪的中国英杰却首推湖南，除中国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斗士黄兴、陈天华、蔡锷外，更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 少奇、任弼时，以及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三位——彭德怀、贺龙和罗荣 桓。其中，毛泽东更是在政治、军事成就上前无古人的一代奇才。 历史巨人出自三湘，并非由于远古时舜帝南下到此奏过 “萧韶九成”， 给这座因韶乐而得名的山峰，以及山脚下的韶山冲带来过什么“王者之气”。 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存在决定意识。如同两块燧石相撞能迸出炫目 的火花，两种文化的交会和冲突点上往往会产生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 十九世纪的中国广东，正是东来的西方思想与古老的中华文明激烈拼撞 之地。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广东、上海和武汉等处的殖民地化和西方文化弊 端的影响日占优势，清王朝首城北京和西 “北内地又仍被封建腐朽的暮气所
----------------------- Page 6-----------------------
笼罩，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 要交会点。近代湖南星河灿烂的一代英杰，恰好在此背景下放射出他们自身 的光辉。 清末至民初的湘人，在国内诸省中又以尚武著称。当朝廷和官军对太平 天国无可奈何之时，曾国藩、左宗棠等文人以 “匹夫居阎里，一呼蹶起，从 者万人”，连同那个在任现职官的湘人胡林翼，用 “保卫名教”的精神动员 号召读书人，以重饱和打仗获利的物质刺激召募起“寒谷穷苦之民”。随后， 以儒生为统官，贫困愚昧之湘农为兵勇，创立湘军，出省征战十载，平定东 南。后人虽然从政治上认识到曾国藩、左宗棠辈以知识分子和落后农民相结 合建军的所谓“创举”，只不过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和反动王朝命运的努力， 可是当年集文才和武功于一身的“曾文正公”，以及他名下标榜的“湘学”， 确实影响过一代湖南知识分子。蔡锷编 《曾胡治兵语录》，名躁一时；青年 毛泽东的导师和岳丈杨昌济，也极为推崇曾氏的 “经世治用”之道。 毛泽东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一度最佩服的人物也是曾国藩。毛 泽东于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为三，……愚于近人，独服曾 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 乎？” 后来，当毛泽东接受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之后，大概又加上蒋介石奉 “曾 文正公”为楷模，出于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毛泽东 不再颂扬甚至极少提及曾国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曾氏的一些影响仍然存 留在毛泽东治政和用兵之中。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讴歌，直 至 “文化大革命”中还风行一时的“正册”、“另册”制度，其发明者便是 曾国藩。 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大因素，即能不能争取 “士人”拥护并参 政人营献策，以及可否征集较多的农夫从军，自古代改朝换代的历次战争直 至曾国藩等征讨太平天国，就一直是决定胜败的两个关键环节。出身于较为 殷实的农民之家，长成后又出外求学的毛泽东，从青少年起就恰好具备了既 熟悉农民又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色这两方面的条件。 “天欲降大任于斯 人也”，环境和历史就是这样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后来一系列的回忆中对他的父亲没有说过多少赞扬的话，这位 靠辛苦劳作起家，已经走上 “小康”之路的富裕农民毛顺主，重的是实利， 为人又有些刻薄。对于长子毛泽东，他多年当作小长工使用，所供给的伙食 还不如雇工的待遇。不很和睦且时有冲突的父子关系，在家庭内部造就了毛 泽东倔强和善于反抗的性格。毛泽东在解放后曾对堂弟毛泽连说过，正是由 于他父亲为发财不顾骨肉之情，乘其二叔困难而买下人家赖以生活的七亩 田，才使毛泽东认清只有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寻找 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这段生活经历，确使毛泽东远比其他出身富家的 知识分子更深刻地了解农民的特点及苦难，为他以后从事农运和 “唤起工农 千百万” （其实基本上是唤起农民），奠定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基础。 毛顺生虽然以受毛泽东谴责的手段积蓄起了部分钱财，然而恰恰是由于 有超出普通农民的这一经济基础，他才能够经过亲友劝说和毛泽东本人的争 取，供给儿子离家外出求学的费用。靠家庭的资助和本人的勤奋，青少年毛 泽东走完了从读孔孟之书的私塾，到新旧学校特色兼备的湘乡高等小学，最
----------------------- Page 7-----------------------
后进入近代新型学校——湖南第一师范之路。古老与近代、传统和未来、穷 乡和城镇，这多种不同文明和特色的交会点，恰好集中到毛泽东身上，并使 他具备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的特点。 本世纪初期中国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还有那一大批国民党内的留学 日本和西洋的归国知识分子，包括当时还为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奋斗的蒋介 石、汪精卫、戴季陶等。与他们相比，毛泽东的人生取向始终截然不同）那 些后来的 “党国要人”们毕竟出身于富家，以后的革命活动又一直是混迹于 军阀、官僚之中排阖纵横，乃至最后同流合污，背叛了革命 （当然是指背叛 了民主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毛泽东的 出身虽然不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并没有怎么亲身受过地主的压 迫，但是他的同情和立足点却始终在社会下层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一边，革 命的基本宗旨是为他们谋幸福。直至他晚年位居全国之首，面对国内外出现 的各种矛盾，同情之所在还是国内下层群众乃至受压的 “造反派”，在国外 也始终支持第三世界穷国乃至美国黑人，其初衷确实终身不改。 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其他领导人相比，毛泽东是出身于最下层者之一 （据说只有原是铁路工人的项英家境更苦），而且接触实际最多，联系群众 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最广，对革命的策略思虑谋划最深。他没 有陈独秀等人的书斋迂腐气息却有其学者风度，他不像王明一类纨绔子弟式 的夸夸其谈而更善于争取群众。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几年，领导核心经 “五 朝更替”，最后全党选定了毛泽东，这与青年毛泽东的素质也是紧密相关的。 毛泽东青年时的志向是 “改造中国与世界”，本人的职业选择却长期倾 向于教师和报人，希望以讲坛和纸笔来唤起民众。他的一手好文章，从湘乡 东山高等小学堂到长沙师范都被老师们称赞备至，在那个时代原可作为头等 进身之阶，可是他却视万户侯如粪土，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和的好友一起，以 其超众的才华走上一条冲脱世俗的反社会潮流的新途， “恰同学少年，风华 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正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一阕《泌园春》， 正道出岳麓山下、桔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的理想和追求。 求学时的毛泽东，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一直进行冷水浴、 日光浴、游泳、登山、体操和露宿等活动，甚至故意不带钱而远途步行当文 明 “乞丐”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弱书生完全不同， 近似古代斯巴达人的苦行僧式的磨炼，是由于青年毛泽东痛感以天下为己任 需要坚强的躯体和意志。毛泽东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能有过人的精力和一往 无前、不畏挫折的意志，正是由于在此时准备了基本条件。 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 “经世 致用”的湘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 得他在斗争风暴袭来时不可能与兵事无涉。少年毛泽东就曾佩服暴力造反， 同情长沙抢米的 “暴民”，视因起义被斩首的哥老会首领彭铁匠为心目中的 英雄。当毛泽东年满18岁时，正值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又马上弃笔从戎， 在新军第25混成协 （旅）第50标 （团）第1营左队当了半年士兵。这时的 毛泽东还不曾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从军比读 书更为重要。虽然他所在的新军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中他却也受过一个士 兵的基本操课训练，据说托四把枪和单个教练的成绩还相当可以，排教练、 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 “凡猛将必起自伍卒”，亲身以士兵身份经 历军营生活的实践，对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
----------------------- Page 8-----------------------
起到了重要的军事课目的奠基作用。 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既不存，从军就失去意义，毛泽东 主动退伍回到学校。进人民国后的湘境却再无宁日，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 使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成为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及通道，第一师 范的书斋里也时闻枪炮声。为保卫学校，校内曾组织了业余的“学生志愿军”， 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被选为连长。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北军从长沙败 退，其傅良佐部混成旅的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全城恐慌，学校 也要学生暂避。这时， “连长”毛泽东却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一百余 名 “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枪械和木枪、爆竹出城迎击 溃兵。在接近攻击对象时，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 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资遣散相争取。终于使 大批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 织才干和谋略水平。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 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出马即大获成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 当过兵；在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普鲁士近代军 事家 “毛奇”相称的美誉，而此时从外表和气度举止看，他无论如何也不像 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书生。这个高大英俊的男子不大修 边幅，经常长发垂耳，也不愿整理内务和遵守作息时间。毛泽东虽然在第一 师范和农讲所时常督促他人习武，自己却与一些行伍出身的人不同，从不喜 好摆弄武器，只是酷爱书籍。这些习惯，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曾与蒋介石 和毛泽东都有过交往的尼克松对两人的外表对比后，在 《领袖们》一书中评 价说，蒋介石的举止刻板、重风纪，住处井然有序，书法也是笔直正方；毛 泽东则躺坐漫无拘束，写字信笔成书、不拘俗套，房间杂乱无章。然而，后 来在战争较量中大获全胜者，却是这位从军人仪表上看来并不很及格的毛泽 东。 进入二十年代后，毛泽东经历了由从师孔孟儒学，信崇曾国藩、康有为、 梁启超、康德等人乃至追求日本新村主义的道路，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其后着力于从事工人运动，1924年以后 在改组的国民党任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久又在广州、武 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截止1927年大革命失败，仅34岁的毛泽东虽然从 事社会活动只为时几年，就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以至国民党政 府在全国首批 “清党”的通缉名单中也将他与陈独秀等人并列为头十几名之 内。从这时毛泽东所具备的个人素质来看，他已经是一个初步成熟的革命家、 政治家、策略家，一个擅长领导群众特别是有 “湖南农民之王”称号的组织 家，一个长于思索和思辩的哲学家，同时又是书写古文、时文都才华横溢的 文章家，还是一个具有浪漫想象气质的诗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恰恰不是 军事家。直至此时还未想去搞军事的毛泽东，却已经具备了世界近代战史上 著名军事家拿破仑所概括的一个优秀统帅所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 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而且这几方面能够均衡 发展。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就在军事舞台上放射出 惊人的异彩。 群雄并起，时势造英雄
----------------------- Page 9-----------------------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史册上，毛泽东并不是第一批从事武装斗 争和研究革命战争的人。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却把毛泽东 等多数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当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一起走 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后不久，这位不久前还 “风华正茂”的书生，就在群雄竞 争的战争舞台上创造出比他人更加辉煌的业绩。 古往今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投身武装 斗争，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组织暴动之时。看看中国革命史记载，当时有 南昌起义、湘赣边的秋收起义、湘鄂边的洪湖地区起义、广东海陆丰的三次 起义、赣东北的横大起义、鄂东北的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 革命失败后不到一年，一百多次武装起义的烽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这种“群 雄并起”的形势，为毛泽东在井冈山高举红旗创造了基本环境和政治气候。 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国民党“清党”的屠刀四处挥舞之际，还 能举行如此之多的武装起义，很大程度上在于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开始， 部分共产党员已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军事工作的重要基础。这一基础， 包括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群众准备几个方面，为毛泽东领导武装斗争创造 了基本的客观条件。 武装斗争的思想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的暴力革命学说，并载入党的一大党章，见之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自1922 年以后在公开文章中关于应建立革命军队的论述，以及大革命时期对苏俄红 军建军经验的许多介绍。从建党至北伐期间没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非不为 也，乃不能也，因为缺乏最基本的条件。自 1926年北伐开始之后，党中央的 文件和翟秋白等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提出过武装暴动的准备问题。只不过当 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问题上也是 “以俄为师”。其准备的暴力革命程序， 也是先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搞 “二月革命”，待消灭北洋军阀后条 件成熟，再以共产党人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搞中国的 “十月革 命”。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的“克伦斯基”蒋介石、汪精卫辈却不待“二月革 命”成功，刚刚北伐占领了长江流域，就决心 “清党”，一个“四·一二” 大屠杀，又一个 “七·一五”“分共”，搞得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和以陈独秀 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措手不及。原先准备在北伐统一全国即中国“二月革命” 成功后再独立进行的武装斗争，这时被迫急忙发起。好在中国共产党的广大 党员从入党时起就信奉暴力革命学说，既有思想准备，行动提前，就只是步 伐仓促了一些。 武装斗争的组织准备，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培养出一大批通晓军事 的骨干，有了自己控制的一部分军队。1921年党的一大后，虽然武装斗争还 远未排上日程表，却已有部分党员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准备。1921年冬， 中共旅俄支部派出肖劲光等人入红军学校接受初级军官训练，开中国共产党 人学军事之端。 国共合作建立后，在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的歌声 中，中共各地组织先后选派了大批青年到“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周恩来、聂荣臻等一批共产党人还在学校中任教，和校内的苏联顾问一起创 立了军队内的革命政治工作。自1924年5月黄埔军校开办，至1927年春夏 国共彻底决裂，黄埔军校及其各地的分校共培养出1万多名学生，其中大部 分成为蒋介石的起家班底。可是在这六期黄埔生之中，却也有3000余名是共
----------------------- Page 10-----------------------
产党员、共青团员或共产党武装的参加者，这些人构成中国共产党最早进行 武装斗争的革命种子。特别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当时共产党的军事骨干之中， 以两湖 （湖南、湖北）人比例最大，这正是由于当地共产党力量较强，党的 领导对军事工作又比较重视的缘故。加上两湖距离广州又近，该地区的青年 读书人还有尚武传统，当地党组织能够派较多的人去投考军校。这一点，对 于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在当地进行武装斗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湖南的革 命力量虽强，反革命的武力及其传统势力更强，在湖南燃起的武装斗争火种 后来转向湘赣边界，又在江西形成燎原之势。 有了革命的军事人才，中国共产党在北伐开始前建立了自己领导的军 队。1924年 12月，中共广东区委以周士第等刚刚毕业的第一期共产党员黄 埔生为骨干，会同工农积极分子，在广州建立了 “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建 队时官兵不过120人，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部队。这支 “铁甲 车队”其实并不驻在大元帅府，队部在郊区大沙头。部队成立后即配合广东 工农武装行动，参加了打击地主海匪武装、封锁香港等战斗，从一开始就显 示出工农子弟兵的本色。 1925年 11月，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一个团的 正规军队。除了提拔铁甲车队原有的骨干当干部外，陈延年、周恩来等区委 负责人又派出一批共产党员黄埔生到团内担任军官，再按旧军队的雇佣法招 募士兵，以刚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叶挺为团长，于广东肇庆成立了第4军第 34团，翌年改称第4军独立团，这支在北伐开始前只有2100人的部队，成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山始祖 （该团的老底子于解放后分别留在第16军第 46师和第43军第127师）。 北伐期间，叶挺独立团在战功最为卓著的第 4军中又以战斗力最强著 称。北伐攻克武昌后，第4军获得刻着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铁军威名， 远近弥遐”字样的铁盾，被人们称为 “铁军”，叶挺独立团又是铁军中的骄 傲。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宵山上，继承着 先烈的殊勋。……” 《新四军军歌》的头几句，即道出了“铁军”的光荣历 史。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后期扩编为第24师 （辖第70、第71、第72团）、第 25师 （辖第73、第74、第75团）和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其中第73团是叶 挺独立团的老底子，而第74团是国民党拨给的，虽归第25师建制，却不是 共产党的武装，后来在南昌起义时也拉不走。所以统算起来，在大革命的高 潮中叶挺独立团扩编为6个团，当时如果不是受右倾思想影响，还可以再扩 充一些。 此外，当时武昌中央军校学生 （即黄埔第6期武昌分校生）多数受共产 党影响，被称为 “赤子赤孙”。武昌国民政府“分共”后，军阀张发奎还想 利用这批军校生，将武昌中央军校第六期剩余的学生改编成第二方面军教导 团。 这样，由叶挺独立团扩充而成的6个团，加上第二方面军教导团，这为 数7个团、总共：万多人的兵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时拥有的 基本武力，也是在1927年下半年发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 暴动的骨干力量。 南昌起义以第24师叶挺部、第25师周士第部为骨干，加上原由绿林武 装改编、当时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第20军贺龙部，以及蔡廷楷部第10师
----------------------- Page 11-----------------------
（该师参加起义很勉强，不久即叛逃，以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十九路军）发动。 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原为叶挺独立团老底子的第25师在朱德、 陈毅率领下辗转奔向湘南，后又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四军战斗力量最强的第 28团，团长先后为王尔琢、林彪。 秋收起义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因警卫武昌国民政府而通称国府警卫 团）为骨干，会合萍浏农军和安源矿工武装发动。起义失利后，工农武装多 溃散，毛泽东率领作为起义军第一团的原国府警卫团剩余的不足千人走上井 冈山。该团后来成为红四军第31团，是朱毛红军的两支骨干之一。追根溯源， 第31团与第28团同出于叶挺独立团的母体。 广州起义由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为骨干，会同市内工人武装发动。起义失 败后，教导团撤出市区，奔向当时在中国最早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海陆 丰，可惜这支部队连同海陆丰根据地不久即全部失败。 上面的迫述和铺垫式的描写，不大熟悉历史的人看来可能会有些吃力。 然而列举这些军队番号和事件，正在于说明毛泽东领导的武装斗争在中国革 命进程中有着其承前启后的历史继承性，并且是在一定的军事力量的基础上 开始的。 进行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所唤起的民众， 特别是经过轰轰烈烈的农运所动员和影响的广大贫苦乡民。查看第二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地图，人们就不难发现，早期的武装暴动和随之建立的 红色根据地大都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受过大革命影响的东南几省，其原因正 在于此。 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至国民党逃离大陆，几千年来一直以农立国，农 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占国民绝大多数的 “载舟之水”——农 民，虽然在封建重压下被剥夺了发言权，可是他们的动向却决定着王朝的覆 亡和天下的兴衰。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人只有两个时期，当奴才的时期和 当奴才而不可得的时期，这对旧式农民最为贴切，他们受尽压榨尚可苟活时， 就只是 “沉默的多数”；一旦上逢昏政，下遇凶年，就会“弱者辗转于沟壑， 强者流为盗贼”，农民起义的风暴便要改朝换代。不过在古代，这种危机的 成熟和社会大动荡的轮回往往上百年或几百年一次。进入近代之后，由于帝 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外来的商品和鸦片打乱了旧的生产结构，民 国年问的战乱和横征暴敛又日甚一日，农户破产，饥民盈野，已造成危机无 日无之，形成了干柴遍地、只待火种的情形。1927年 “分共”后的国民党， 又已经出现了其内部也承认的 “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局面，即与北方军阀 和各地豪绅同流合污。中国农民对过去喊过 “扶助农工”、许诺过“减祖” 而不实行的国民政府彻底失望，这就给国民党的统治准备了为数最众的掘墓 人。 有了掘墓人这个革命条件却远远不等于革命就能够成功，发动农民有其 独特的艺术。中国旧式农民因苛政猛于虎，揭竿奋起造反，自古常有。近代 因官逼民反而 “落草为寇”的山大王，为数则更多。可是作为现代工业生产 所产生的先进阶级的政党一中国共产党要成为其领导者，要诱发起他们的革 命性并克服其落后性，引导其走正确的道路却决非易事。例如：毛泽东上井 冈山前，当地部分农民因官绅压迫所拥戴的造反领导者，就是当时还具有“土 匪”头衔的王佐，其组织形式还是摆香案、拜把子、喝血酒之类。这类旧式 农民武装在古代也许尚有推翻旧王朝的希望 （纵如此也只能重蹈封建政权的
----------------------- Page 12-----------------------
老路），在近代却不可能成就任何大气候。对于这些代表十分落后的生产方 式、却又蕴藏着极大的反抗旧世界的革命性的农民，陈独秀等满身书斋气的 共产党领导人只是以 “叶公好龙”的态度不愿接近和深入，而熟悉农村情况 的彭湃、毛泽东等却以满腔热情和全身心的投入去进行当时党内多数人还不 愿做的工作。北伐开始后，在同样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取得革命成功的 斯大林也向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于是， 在国民党尚表示 “容共”并公开宣布“扶助农工”政策的情况下，一批独具 慧眼的共产党人就以合法的身份将农民运动在粤、桂。湘、鄂、赣等几个省 内发动起来，从1926年秋至1927年春几个月内，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农村革命高潮。 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当时就曾众议纷坛。直至 “文化大革命” 结束谈论纠 “左”时，对当年一些需要矫枉的“过火”行为及其对后来的影 响，许多人也感慨至深。其实，对于革命初期的一些幼稚行为，正如成年人 不能嘲笑自己孩提时尿床一样，应该加以正确理解。在中国长期死水一潭的 封闭状态下，一旦打开农民仇恨洪水的闸门，出现口号为 “有土皆豪，无绅 不劣，，的打击面过宽现象就不足为奇。此外， “勇敢分子”往往最先起来 造反，也会出现 “地痞流氓，革命先锋”的情景。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 动考察报告》最早版本中所提到的农运积极分子们，许多是过去打尖的、踏 烂皮鞋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农运蓬勃兴起后，社会上一切守旧势力 都极度仇视和谩骂农民运动，称其为 “痞子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以反对维 新和顽固守旧著称，又是湖南名儒和金石古文字学家的叶德辉，曾给农民协 会成立大会送去这样一幅对联—— “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 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全是畜生。”横批则为 “斌卡尖傀”，即不文不 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之意。叶德辉随之被他所激怒的湖南农 民协会逮捕，旋即受公审处决。杀掉叶氏时，毛泽东正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 讲习所，事后他从社会影响等斗争策略角度出发，以及出于读书人对学问家 的一些特有的顾念，对此曾认为是失策并表示惋借。然而，与站在群众运动 之上和之外指手划脚的陈独秀等人不同，毛泽东从整个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对 农民的感情出发，高呼这一运动 “好得很”！后来，毛泽东还说：“因为农 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 ‘过火’是不可免 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60 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确实，我们如果从历史发展的主流来看，无论当 时的农运在政策策略水平上存在多少问题，但是其大方向和伟大功绩无疑是 应该大书特书的。 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的大旗下，过去长期受封建政权、神权、族权、 夫权欺压。愚弄、麻醉的千百万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村夫村妇，此时终于 明白了他们应该享有人的尊严、地位和民主权力（这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人 权”），他们耕种而地主享受成果的田地应归自己所有。同时，他们又用粗 黑的手，把象征侮辱的高帽子加在过去侮辱他们的土豪劣绅头上，将其游街、 到豪绅的小姐少奶奶床上打滚。于是，过去似铁板一块僵死的农村，由共产 党启发农民觉悟，发展到农民和地主公开形成阶级对立，又迅速进入到对土 地、政治权力提出要求的社会革命，而且其势如疾风暴雨。正像西方人所说 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一旦偷尝了禁果，就再也不可自抑人的本 性一样。这时，代表着一个苦难阶级的千百万人突然猛醒，朝着解放的道路
----------------------- Page 13-----------------------
奔跑，确实什么力量都不可阻挡。 农民运动所带来的复仇和重新分配财产、土地的要求，使南方地区特别 是两湖广大农村很快出现了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那些被戴了高帽子游街， 被抄家或 “杀猪出谷”的老大爷们，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组织其掌 握的地方武装挨户团，动员了其正在北伐军中当军官的儿子们，在国民党“分 共清党”的旗帜下向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扑过来，一时无数农运积极分 子及其家属被杀，多数农民刚刚获得的一点权益也全被夺回。那些尚存的农 民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们，此时到了非鱼死即网破，不进行武装反抗就无法生 存的地步，即如同毛泽东后来一度最欣赏的剧目 《逼上梁山》的情景一样。 从哲学上讲，这是以激化矛盾来彻底解决矛盾，首先破坏原有矛盾存在的基 础，迫使矛盾激烈冲突以达到重新组合，从而实现社会变革。这种动员群众、 激化矛盾并引导其走上变革之路，即是革命家的作用所在。毛泽东等人所发 动领导的农民运动，又成为中国大地上促成这种社会变革的最为有力的杠 杆。 在农村矛盾激化到白热点，遍地是土豪劣绅反扑的血雨腥风，又处处是 农民积愤待发之时， “红旗卷起农奴戟”的起义时机就终于来临了。正因为 如此，大革命失败之时，在有过农运基础的许多地区，共产党人登高振臂一 呼，顿时应者云集。 “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在 这样的口号声中，就出现了毛泽东诗词中描绘的场景：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在深入农村的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武装起义的烽火在南方数省到处燃 起，此伏彼起，前仆后继。这些暴动出身的农民，如同 《水浒传》中交了“头 名状”、取了 “生辰纲”的上山好汉一样，已经与官府和上豪结下了血海深 仇，再无退路，又加上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因而在后来异常艰苦和漫长的征 途中能坚持战斗到底。根据这一经验，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 党又一直是以农民渴求得到的土地和发动对地主的斗争，来动员贫苦的乡村 群众，从而为人民军队提供了最广大的取之不尽的兵源。 我们到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看一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武装起义时的旗帜， 会发现上面的图形并不是来自苏联、以后成为共产党人标准徽记的铁锤和镰 刀，而是中国农村的木犁或镰刀斧头，并没有象征工人的铁锤。这一旗帜上 的 “中国特色”，也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自身特点。新式的农民战争和土 地革命，再加上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 驾驭这三项内容时，对每一项都堪称最高明的大师，也就被历史推到了战争 最高领导者的位置。 中国的社会环境，又使中国农民具备近代军队所需要的优秀士兵的各种 潜能。长期的封建宗法制所造就的等级服从习惯，艰辛劳作所锻炼出的坚强 意志和对恶劣条件的生存适应性，悠久文化传统所培养的机敏才智，为摆脱
----------------------- Page 14-----------------------
生活极度苦难而奋斗时对生死感到漠然，这些恰恰是许多生活优裕的西方国 家士兵所不具备的。从清未来华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直至在印缅和朝鲜战场 上和中国军队打过交道的美国军事人员，都曾不无惊讶地发现，中国兵除了 许多人体力差一些，在其他方面都具备第一流士兵的素质，其战斗能力的发 挥关键在于领导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创造的军事奇 迹，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发挥了中国农民的传统优点，又克服其保守、散漫 等缺点，终于将这些本属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培养成先进军事科学指导下的出 色战士。 总之，在毛泽东于1927年正式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时，中国社会和中国 共产党人在建党后的集体努力，已经在军事舞台上准备了布景、道具和演员。 当然，剧目是否演出成功，则要看导演的组织领导才能。毛泽东在军事上高 于他人之处，恰恰在于以同样的条件，却能导演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活剧。 毛泽东于领导武装斗争起步之时，除了本人政治、文化和体魄等方面的 优越素质外，在事先就已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武装斗争所进行的思想、 组织和群众条件的准备，在这些方面都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在思想准备方面， 毛泽东早在1920年12月复信远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时，就表示完全同意中 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并认为要实现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必 须采取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方式。在组织准备方面，毛泽东虽然没有像周恩来 等人那样亲自参加军事工作，却也曾选送过于部习武，并在主持广东、武昌 的农讲所时要求学员必须进行军事训练。在群众条件的准备方面，毛泽东则 做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最出色的工作，曾亲自投身并长期领导农民运 动。1927年以前的毛泽东虽然无意于自己亲自担任军队和战争的领导，却也 在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中锻炼了身手，这些，无疑为他日后在战争领域大展 宏图创造了重要条件。 中国革命战争史证明，是历史造就了毛泽东，而不是像过去造神运动时 所描绘的那样是个人造就了历史。如马克思在著名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一文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 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正是站在继承先贤、启发后昆的历史交会点 上。时势造就英雄，英雄又反作用于时势，以其改造社会的伟力重写历史。 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中灿若星河的群雄之中，毛泽东堪称一颗最为光彩夺目 的启明星。 走上独特的革命 “山大王”之路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历史潮流中随浪逐波者，只是常人 之举；取于反潮流超出常轨者，方成伟人之业。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毛泽 东提出了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这固然是人们应该称道的精辟 总结，不过在这一时期党内许多人的认识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一程度，党中央 也确定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独特超众之处，正在于 提出了 “上山”这一主张，随即又以率军上井冈的实践，向全党开创并展示 了一条在中国唯一正确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1927年那个 “烟雨莽苍苍”的春夏，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
----------------------- Page 15-----------------------
后，反动军阀许克祥也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了反共的“马日事变”，这时 党的领导集体内就已经有许多人主张共产党独立进行武装斗争。7月15日汪 精卫正式决定 “分共”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 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然而这时共产党人的目光，还普遍瞄准 着城市，要求 “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在 这种 “城市中心论”指导下，以土地革命为旗帜发动农民暴动只是作为直接 夺取城市的一种辅助手段。 南昌起义，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掌握的绝大部分军队，起义后的攻击 目标仍是南下取广州，再接受苏联的海路援助，开办共产党的黄埔式的军校， 练兵扩军，然后搞一次共产党的北伐。 秋收起义，虽然主要是在农村发动，可是根据预先的计划，也是安排各 路起义军在湘东发动后 “取浏阳直攻长沙”，夺取省城。 广州起义，更是以直接占领广州为目标，一度占领城市后即转入守城战， 企图保住广州再进而夺取全省。 即使在那个中国最早建立了农村红色政权的广东海陆丰，共产党人斗争 的目标也指向县城。刚刚占领了县城，就把只有小操场那么大的一片镇中平 地命名为 “红场”，严然是克林姆林宫前阅兵者的气概。 后来者无法苛求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因为历史环境决定了人们的认识 水平。这一阶段在党内普遍信奉的武装斗争模式，只是共产国际确定、马列 “本本”上载明、俄国人已经做出先例的城市暴动道路。共产党又是产生于 城市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怎么可能想到以极其落后的、封建宗法制统治下 的农村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呢？ 可是这时中国却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驱者——毛泽东。在武装斗争 的道路问题上，他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冲破了共产国际和 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条条和框框，体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中 国传统格言 “实事求是”和湘学提倡的“经世致用”传统，加之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态度，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毛泽东与同一时期的共产党人一同主张进行武装斗争时，就已经显示出 他的一个独到之处，即超出当时人们仍认为是金科玉律的城市武装起义模 式，主张“上山”。在1927年5月下旬的“马日事变”使湖南形成一片白色 恐怖后，毛泽东自报奋勇回湘担任临时省委书记。6月底掌握两湖军事大权 的湖南军阀唐生智公开表明了反动态度，武汉国民政府转向 “分共”已势在 必行。这时，由毛泽东主持的省委立即制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 其中就提出保存武装的方法—— “第一、编成合法的挨户团，次之则上山， 再次则将枪枝分散埋入土中”，同时还出现了 “上山学匪”的提法。这一文 件的主要精神还是隐蔽力量，但是在列为“次之”的计划中，已经表现出“上 山”的思想萌芽。 同年7月4日，毛泽东又在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发言中 更进一步阐发了 “上山”的思想，认为革命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 条实难办到。” “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武 汉参加了确定开展武装斗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 “八七会议”。 翟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布置各地的武装起义组织工作时，曾为毛泽东这位在湖 南知名的人物回湘后活动的安全担心，好意地建议他到上海中央工作。毛泽 东则表示，要在山湖中跟绿林交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