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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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和绿林交朋友，虽含有毛泽东习惯的诙谐幽默之意，却是一种严肃 的政治表态。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并与当地的山大王为伍 （当然 后来是改造他们而不是将自己降到他们的水平），其思想基础正在于此。这 一思想，在当时主张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可谓最高明的真知的见， 这也预示着毛泽东将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独辟一条蹊径，并从此走上带有 显著中国特色的军事家之路。 独具慧眼的见解，在于与众不同的实践道路与高出他人的理性总结。自 幼生活在农村，以后又周游南北大城市，有过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双重经验， 在国民党内任过职并熟悉其情况，还有当兵的经历和理论家的深逢分析，这 使得毛泽东在当时多半出身于城市学生的党中央领导人中，对国情和形势发 展的认识比他人更深刻。在当时的中国，反动统治者以城市为据点，并掌握 强大的军队，只有农村，特别是偏远的山乡，才是其薄弱环节。当时中国的 人口百分之九十又在农村，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又已在农运中充分显示出 来。在这时 “上山下乡”，革命者才有进行武装斗争和建设军事力量的广阔 驰骋之地。 这时毛泽东的 “上山”思想，除了蔡和森当即表示赞同外，中共中央的 多数领导人还难以接受。湖南省委和一些领导人对此也不理解，当时共产党 领导的军队中的绝大多数干部又系出身黄埔军校的学生官，对于“上山学匪” 更感到大谬不然。甚至毛泽东本人在此时此刻，对于当革命的 “山大王”这 一独创能否成功也不无疑虑。因此从“上山”思想的提出到进入上山的实践， 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根据 “八七会议”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 义的决定，毛泽东到湖南布置的秋收起义，仍是以各路起义军会攻长沙为目 标。在起义前的8月20日，毛泽东为省委起草的《湖南至中央函》，也雄图 颇大他说明了对形势的看法及起义的目标： “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以前总以为这是1905年。这是以 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 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 利。”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03页） 这段话，与毛泽东前一段提出的准备 “上山”的意见似乎有些矛盾，可 能在当时党内普遍过 “左”的气氛鼓动下，毛泽东头脑的热度也一度升高， 认为中国 “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不过 亲自深入斗争实践的人，最容易纠正自己的偏激。秋收起义一经发动，本身 即没有达到预想的规模。参加起义的农民武装数量不多，暴动地区亦少，工 人武装除安源外几乎都未组织起来。结果 “霹雳一声暴动”后不过几天，三 路起义军都在优势敌军的反击下受到重创。这时的毛泽东立即表现出高度的 清醒，马上决定停止执行进攻长沙的计划，在文家市集合了工农革命军，随 后向罗宵山脉南段进军。 过去几十年间的许多党史书上，常常认为秋收起义部队自文家市南下目 标就是井冈山。近年来经考证，可看到历史事实并不尽如此。秋收起义部队 失败后，领导者的意见多是南下寻找南昌起义后去广东的叶、贺部队，工农 革命军行动的部署也是以此安排的。一直走到井冈山脚下的古城，部队还没 有上井冈山的打算。 10月初，南下部队突然听到叶、贺部已经在潮汕失败的消息，形势的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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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变化，使领导人心中的潜意识猛然爆发出来。在工农革命军中担任主要军 事领导责任、过去颇有名气的共产党员黄埔生余洒度、苏先骏对前途完全悲 观失望，以向上级汇报之名离队而去，走上脱离革命的道路，许多军官也步 其后尘。一部分干部则主张以过去的方式继续攻城占地，依此而行实际上只 能迅速招致灭亡。力排众议的毛泽东，这时开始把他 “上山”的思想付诸实 践，决定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安家，井与当地武装王佐、袁文才搞好关系， 从此走上一条唯一正确的武装斗争之路。 “跨上通往井冈山的道路固然是形 势所迫，属于 “逼上梁山”，却是毛泽东人生道路所造成的历史必然。上山 起步之时，很大程度上仍是在探索，对其意义在理论上并没有总结，翌年才 开始将其概括为 “工农武装割据”。但是迈出这一步，却为整个中国革命开 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笔者去过井冈山多次，那儿近年已是公路四通八达，风景如画的参观旅 游胜地。据当地干部讲，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之时，地方领导曾问主席 对此地的观感，特别是问这里建设得好不好。毛泽东深有感慨他说，好是好 哇，可是当年如果是这样好，就建不成根据地了。确实，在中国革命史册上， 早期建立根据地的地方往往都带两个字： “山”和“边”，都是交通不便、 闭塞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如今的扶贫重点“老、少、边、穷”地区， 只是少数民族区域，当年不适于建立根据地，并已为红四方面军在西康藏区 的困窘及西路军在甘肃河西回区的失败所证实。而各，省疏于管辖的边区、 穷困之地和山区 （三者往往都集为一身），正是建立红色政权并实行武装割 据的大好条件。井冈山在湘赣边、大别山在鄂豫皖边、桑植山区在湘鄂边、 大巴山在川陕边……对这些边区山地，高居城内的反动者统治往往疏于防 范，即便派兵进剿也是路途艰险、进军不便，难以携带重火器，加之官兵叫 苦连天，无法久战长驻。 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落脚几个月，改造了山上的王佐、袁文才部，扩大 了队伍，并在山下打土豪，消灭地方反动武装，还相继夺取过周围的几座县 城。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吸收秋收起义失利的教训，并不留恋城镇，只把攻 城看成歼敌、筹饷和扩大影响的手段，自己的后方一直放在井冈山上。有人 计算过，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在山下住的时间超过山上，对根据地的中心 也有山上的茨坪和山下的茅坪之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时的毛泽东把自 己的根扎在了山上，大部队和毛本人在山上住的时间不长，关键在于给养困 难。而且不论山上或山下，也都是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上井冈山大展身手的最初几个月，除了当地民团等反动武装因切 肤之痛而与之交战外，湘赣两省的军阀迟迟未出动正规军前来，这与对城市 或邻近城市地区的起义的反应，确实截然不同。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 国特有的军阀割据和相互混战，也给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统治缝隙间建立根 据地提供了天赐良机。革命有了这样一个立脚点，刚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 暴动受挫的共产党人，终于得到了休养生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 在湘南发动起义后难于立足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合，声势壮大，一 时威震湘赣和南方数省。刚刚为城市暴动纷纷失败而苦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都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井冈山从这时起，就 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黄克诚于1980年针对社会上一些否定毛泽东 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道路的意义作出了非常公正 的评价，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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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 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 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 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黄克诚回忆录》 （上）第3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进行武装起义，道路不同所得到的不 同结果。很快验证了过去从来没有带过兵、从未指挥过实战的书生毛泽东选 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南昌起义是规模最大、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起义。参加者不仅有正规军 5个师2万余人，领导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央领导。人，如周思来。张国 煮、李立三、谭平山等，以及国内军界已经闻名的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名 将。可是队伍却在南下远征的道路上被拖瘦，并在潮汕地区的正规战中被打 垮。主要领导人离队赴上海找中央之后，朱德、陈毅等率余部不足千人到达 湘南，后又走上井冈山，才重新获得了生机。 广州起义的队伍虽然人数不多，却由中央领导人张太雷等和隐蔽在领事 馆内的苏联顾问亲自指挥。起义骨干——拥有1300余人的教导团由军校学生 组成。都是当时难得的可充任军事干部的人才。起义后由于坚守城市与强敌 对垒，不到三天就遭失败。余部奔向海陆丰后，又把军校生当普通战士使用， 在硬打硬拼中仅几个月，就把这些宝贵人才大都耗尽。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与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部队相比，无论从领 导干部的参加者、部队的素质，以及军事骨干的数量看，都要弱很多。可是 由于毛泽东超出了革命战争过去的常轨，当上了革命的“山大王”，就能够 保存力量并建立起红色政权。当然，这时的红色政权只是在白色政权的包围 下坚持实行狭小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还谈不上以农村根据地去“包围” 城市 （真正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因日寇占点、 线，八路军占面才形成对其包围之势）。然而这一创举，为中国革命战争指 明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途径，很快成为全党和全国革命人民进行军事斗争的一 面旗帜。 在全国各地的起义暴动的成败结果面前，井冈山的斗争及毛泽东本人的 威信在全党迅速得到提高。1928年6月至7月问，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 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对农村根据地的认识有不足之处，但是仍然很重视井 冈山斗争成功的经验，并以此为主要借鉴材料，制定了在全国各地创建根据 地和红军的规划。在这次大会上，远在国内山中的毛泽东也以很高的票数当 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由于党的 “六大”强调党的领导人中增加工人成分，毛泽东既非 工人又远离中央，所以在政治局委员中并未列名，党内的军事工作也仍由周 恩来全面负责。 党的 “六大”以后，各地武装起义仍继续发展。而且这时的起义与前一 段以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的暴动不同，起义后基本上都转入根据地和红军的 创建。毛泽东和井冈山的斗争，又成为许多新创建的根据地和红军的榜样。 朱毛红军虽然与其它多数根据地并无隶属关系，但是通过中央军委的介绍， 井冈山的经验仍然传到各个新创建的根据地中。 与毛泽东是同县乡亲的彭德怀在湘东北领导了平江暴动，成立了红五 军，随后在湘鄂赣地区建立了根据地。不过，平江起义的这一个团旧湘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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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闹饱”（即反对官长克扣士兵军饷）为动员口号发动的起义，真正当上 红军后，生活反而比 “欠恫”时更苦，许多官兵开小差，打仗时甚至有成连 叛变者。如何改造军队，如何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许多问题对于这位刚刚由 湘军团长成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都是难解的新课题，于是他产生了向毛泽 东学习的念头。尽管彭德怀过去与毛泽东并无交往，但是他早就对井冈山的 榜样钦慕已久，曾在诗中赞道： “‘马日事变’教训大， 革命必须有武装。 秋收起义在农村， 失败教训是盲动。 惟有润之工农军， 跃上井冈气象新。 我欲以之为榜样， 或依湖泊或山区。” （《彭德怀自述》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此时，彭德怀对毛泽东的看法，正如他自己后来回忆的：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 朱毛红军，成为红军的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 帅，使全军有头。在打土豪、分田地、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我在一九二七 年冬、二人年春就注意井冈山。我当时感觉，对天上有飞机，陆上有火车、 汽车，水上有兵舰、轮船，且有电讯、电话等现代化交通运输与通讯联络的 敌军作战，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 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毛润之的敬仰。” （同上书第112页） 由于有了这个看法，彭德怀主动率队奔向井冈山，去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上山后正值敌军“会剿”，他接受了守山的任务，并担任了红四军的副军长。 其实， “红五军”的番号当时是党中央给的，身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在组 织系统的关系上并非朱毛的下级，而是平级。此举正反映了他拥戴自己敬仰 的毛润之 “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 同一时期，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在黄麻暴动失败后，也提出了学井冈山 的榜样。他们通过在大别山区的苦斗，创建了后来成为驰名中国的将军摇篮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和第二大主力红军——红四 方面军的基础。 湘鄂西地区革命武装也响应井冈山的斗争，创建了苏区并建立起另一个 红四军，随之发展成为红二军团，以后成为构成红二方面军的两支主力之一。 在广西左右江，也成立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的红七军、红八军。 以后，红七军主力又进行了一次七千里长征，到达江西中央根据地加入了朱 毛红军的行列。 井冈山的威名远播，不仅使革命者为之振奋，也使全国反动统治阶级开 始为之担心和恐慌。国内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犊地登载有关朱毛的消息，尽管 多出于污蔑不实之词，却也更进一步提高了其知名度。毛泽东在家乡的田产 本已被国民党没收，算作党部财产租给农民，可是耕地的农民时时认为毛泽 东很快就可能回到家乡查看，因此不敢砍掉地里的一颗树。湖南省主席、军 阀何键 “剿共”技穷，曾效法古时“泄王气”的办法，派一连兵来挖掘毛泽 东的祖坟。可是带队的军官仍为毛泽东的威名所慑，只敢夜间行动，结果不 仅未挖到真坟，其家人还认为日后毛泽东若得天下，将会有灭九族之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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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抱怨不已，使此人惊惧而成疾，未待毛泽东真得天下就一命呜呼。当时， 就连国内其它省份闭塞的穷山僻壤中的土豪乡绅们，也有许多人知道赣省出 了令其胆寒的 “朱毛”。不过他们所了解的还只是：“所谓朱毛者，姓朱名 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仍是满身文人气息，曾表示 “军旅之事，未知学 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 （何长工：《伟大的 会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在 朱毛会师举行仪式时，毛泽东身兼师长，以新鲜之感挎了一下匣子枪，并诙 谐地说： “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枪交 给警卫员，此后再也未见他带枪 （陈士渠：《关于朱毛会师的几点回忆》， 《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可是武装斗争的历史需要，却已经把这位始 终不愿带枪的 “文人”推上了“革命山大王”的位置，而且在随后的群峰竟 立之中，又被拥为中国革命军队的全军统帅。 井冈山斗争为时不过一年多，在毛泽东几十年漫长的军事生涯中确实应 算是短短的 “弹指一挥间”，可是这一段历史极为重要。这段以“山大王” 身份在军事方面进行的探索，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冲 破不切合实际的 “本本”和框框束缚的思想解放，毛泽东自幼养成的反抗性 格和藐视传统的勇气，无疑也在这时起到了作用。这种思想解放在本世纪中 国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五四运动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次伟大的解放运 动。当时毛泽东就 “上山”问题进行的探索，是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向苏 联模式提出的挑战：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斗争道路。尽管这一思想解放 运动直至四十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中才得以完成，它的伟大历史开端却在井 冈山。 万众欢呼毛主席 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在1935年、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 全党的领导地位。然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则要 比这一时间还早三年多。1931年 11月7日，江西瑞金一片喜庆气氛，入夜 还举行了提灯游行，这个赣南县城一举成为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全国性革命政 权的首都 “瑞京”。当天，正式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 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并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苏式职衔相当于总理）。 从此， “毛主席”成为人们对毛泽东的专有称呼，以后一些年里甚至发展成 为中国语言词汇中使用频率最高之词。就连战争环境中与毛泽东嘻笑怒骂无 忌的彭德怀，在长期叫惯了 “老毛”后，在众口一辞中也不能不略有吃力地 改叫 “主席”。 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这一 “主席”，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但是 已经反映出他在党内、红军内和全国革命人民中享有他人难以比拟的崇高威 望。1931年 11月间，毛泽东党内职务只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国家 副主席、只能算毛泽东副手的项英、张国焘，却都是老资格的现任政治局委 员。然而，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中央苏区是毛泽东经历了数年转战亲手 开创的，红军的胜利特别是三次反 “围剿”的大捷是毛泽东指挥的，过去为 苏区广大党员、广大军民崇拜的“毛委员”，在建立中央政府时自然顺理成 章地成为最高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外发布文告，多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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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名义，连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起草的对日宣战的文告，也用毛主席的名 义发布。在那种信息不灵、各支红军还被分割在穷山僻壤的各个根据地内苦 斗的情况下，一般党员、干部和战士极少有人知道掌握党内大权的陈绍禹、 秦邦宪是谁，对其别称 “王明、博古”更属茫然，只知道中国革命政权的象 征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象征朱德。对毛泽东长期抱有仇恨的张国焘在他 后来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在与中央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 并不太清楚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却无人不知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字。处 于偏远的陕北的红军干部，尽管几乎都与毛泽东素未谋面，可是一听说毛主 席来到陕甘苏区，都肃然起敬，并悉心让毛泽东来解决他们的内部纠纷。毛 泽东的这种威望，也是他能够在遵义会议上确立党内领导地位，并在随后反 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在 “文化大革命”那种狂热的个人崇拜风潮中，毛泽东也明确反对“大 树特树”他的 “绝对权威”，强调权威是在斗争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尽管那 个荒唐的年代里许多理论颠倒错乱，这一解释还是非常正确的。毛泽东在党 内，军内如此崇高的威信，根本不可能靠人为地去“树立”，而是靠他本人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的表现，才赢得绝大多数人的推崇。在那个战火纷飞、 枪杆子起决定作用的年代，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功绩，又成为他确立权威 的最重要的因素。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树起全国为之瞩目的红旗后，引起白色政权的恐惧和 重视，随之招来两省军阀的重兵 “会剿”。毛泽东不得不与朱德率部突围， 进军赣南，以后又开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从而形成后来的中央苏区。中央 苏区的创立，使南京政府更为惊恐，于是出现了倾国之力的 “围剿”。在这 种红军。根据地以奋斗求生存、险象环生的境遇中，毛泽东表现出 “每临大 节见真知”的过人之才，使中国革命力量如缕殆绳的脉胳幸免中断，并走向 了堂煌光明的发展之路。 1929年初红四军自井冈山突围后的日子，可谓惊险危殆相继，一旦脱离 了根据地，红四军就反主为客，遭敌伏击、穷追，连连失利，朱德的妻子都 在途中被俘牺牲，红四军内部许多人对前途也感到茫然，发出 “红旗到底能 打多久”的疑问。这时的上海党中央也十分悲观，发来了 “二月来信”，要 红军分散，朱毛离开红军， “速来中央”。如照此执行，已无根据地依托、 思想又出现动摇的部队就会立失领导重心，分散活动的前途也只能是被敌军 和反动地方武装各个消灭或瓦解。在此危难之时，作为下级的毛泽东敢于以 反潮流的精神，抵制了党中央的错误指导，直接致信中央指出： “中央要我 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 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毛泽东选集》第 一卷第103页）在信中，毛泽东还预言蒋桂战争即将爆发，革命高潮可能快 要到来。 此信刚刚发出，果然如毛泽东所言，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蒋介 石的军队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展开了一场混战。红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开辟了广大的新根据地，出现了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 龙岩上杭。收拾金匝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红四军在闽西站稳脚跟，毛泽东却有近半年被排除在红军领导之外，他 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也由陈毅接替。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后人可 以再去评说。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红四军离开了毛泽东，又连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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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不听毛泽东之言，进兵民俗、方言大异而且敌军又很强大的广东，红 四军折兵三分之一。同时，红四军内还出现种种错误思想，种种矛盾一时难 解。在这种形势下，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的陈毅与周恩来相商，决定支持毛 泽东重返红四军领导，并发出著名的 “九月来信”。于是，毛泽东在古田召 开会议，重整红四军，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很快出现新气象。 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党中央又于1930年夏天出现“立三 路线”的错误，要求红军攻打各大城市。兵力已有2万多人、由朱毛领导的 红一军团，被赋予攻打南昌、再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会攻长沙的任务， 并准备与鄂豫皖、湘鄂西的红军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毛泽东开始也以 十分兴奋的心情执行了这一计划，并在途中赋下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 词句。可是一经进入战斗第一线，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 情况，未执行攻南昌的命令，并随之从长沙城下撤围，会同已与红一军团合 组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进至赣南地区。这样，在立三路线统治的三个月 里，朱毛彭黄的红一方面军不仅未像许多地区的红军那样因盲动而损失惨 重，反而发展到5万余人，其兵力占全国红军总数的一半还多。 从1930年末至1931年秋，红一方面军又连续经受了三次 “围剿”的严 峻考验。这时毛泽东经过多次战斗实践的磨炼，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军事 指挥员。在作战中，他巧妙用兵，深为全军折服，而且重要的是，他在党内 关于红军发展方向的争论中，又以其正确见解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在第二次 “围剿”来临之际，面对敌20万大军 “步步为营”的筑堡前进，刚刚由上海 中央派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毫无军事经验，主张放弃根据 地。多数人一时还支持这一意见，甚至有人搬出共产国际某个领导的话，称 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毛泽东却坚决反对红军离开江西苏区，主张就地打仗。 争论一个月无结果，敌军已经进到富田到东固之间，毛泽东果断指挥出击， 于是出现了“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位， 为营步步嗟何及”的场面。 直至1980年，黄克诚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深有感慨地说：“如果实行项 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 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 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 三次反 ‘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 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1931年秋天以后，由上海的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的同志在某些问题上 批判了毛泽东，也一度让毛泽东交出军队指挥权。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前一段 已经树立了无可争辩的功绩，仍然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政权中名义上最 高领袖的地位，尽管有人抱怨这一职务是有职无权的 “加里宁”。临时中央 迁入中央苏区后，还把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由于博古、李 德等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造成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 长征。长征开始又实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尤其是过湘江时为掩护笨重的 坛坛罐罐，让战斗部队进行甬道式的两侧防卫，以致于全军过江后总兵力已 较出发时折损过半。红军离开了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就一败致此，使多数指挥 员又重新呼唤毛主席。于是，遵义会议应运而生。尽管这次会议是以张闻天 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规定 “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 助者”，但是由于张周二人都心悦诚眼地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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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重新掌握指挥权后，率领红军四渡赤水，虽然一度摆脱了追兵， 部队仍相当疲劳，也遭致林彪等人的一些怨言，不过在渡过金沙江后的会理 会议上，这些发怨言者受到毛泽东一番批评即无声息，说明他们已形不成什 么气候。当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却出现了新的严重挑战，掌握了红四方 面军指挥权的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要中央服从于他。在中国，历来是有 军则有权，四方面军这时兵力有8万人，是一方面军的4倍，何况四方面军 过去未受过毛泽东指挥，张国焘又以愚民政策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可是在当 时双方争执的最重要的问题，即红军发展方向问题上，毛泽东又显示了自己 的正确。如依张国焘之见，红军向康藏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那么只要国民党 中央军和川军封锁住几个山口，基本上以汉族构成红军被阻于民族隔阂甚深 的藏民区，既没有条件扩大军队，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贫瘠高原上又没有 可能搞生产，很快就会陷入绝境。毛泽东坚持北上尽管被张国焘诬为“逃跑”， 却打开了局面；张国焘西进并自立 “中央”，却真正陷入了一筹莫展之地。 面对无情的事实，红四方面军多数干部也要求步中央之后北上，长征到达西 康的红二方面军又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张国焘不得不取消自立的 “中 央”，率部北进与中央会师。实践检验的结果，终于使三个方面军的绝大多 数干部拥戴毛泽东的领导，于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虽非 出自内心，却也公开向党中央、毛泽东检讨认错。1936年 12月，毛泽东成 为军委主席团主席，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红军最高统帅。 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后的毛泽东，后来遇到党内最大的一次挑 战，是来自于1937年11月下旬由苏联回国的王明。那个在十年内战的白色 恐怖中既不敢去农村苏区、又害怕在白区城市久留，有八年之久躲在莫斯科 的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幻想当中国革命胜利具备基本条件之时，自 己再像列宁在十月革命前那样归国，在欢呼声中充当领导。可是当他在延安 下飞机后，才发现已是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人们关心 的主要是他带来的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并不把他本人当作领袖拥戴。如果没 有毛泽东在机场介绍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并说明他就是著名的《八 一宣言》的起草者，那些长期在朱毛指挥下通过战争成长起来的军事干部们， 大都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这位一直置身于中国革命战争之外、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毫无功绩可言的 王明，回国后虽在军队中指挥不动一兵一卒，然而却握有共产国际、斯大林 的 “尚方宝剑”。王明回国后，在有关抗日民族战争的领导权及战略方针等 问题上，提出与毛泽东不同的见解。毛泽东主张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坚持共产党的兵权；王明则主张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内军队实行“七 统一”，即要共产党的军队接受国民党的 “统一指挥”。在八路军的战略指 导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以 “山地游击战”为主，向敌后发展力量；王明则提 出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并要共产党的军队主要配 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由于这时中国共产党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反对王明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与斯大林的指示 “对着干”。在这又一次关系中 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再次以实践所验证的正确，使全党信 服了他的主张。抗战开始后仅一年的结果即说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华北 敌后大发展的八路军取得巨大的成果，王明主持的长江局工作却是既 “轰轰 烈烈”又 “空空洞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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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现实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1938年 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苏联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出自共产 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之口的指示 （实际上是斯大林的意见），强调中共中 央以毛泽东为领导，否认了王明的领袖欲望，在国内本无基础的王明失去这 一 “尚方宝剑”，立即又以其一向擅长的吹拍之术献媚于毛泽东，以后还在 《新中华报》专门撰写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当然，王明的这种表 演，依然未能使他在随后的整风中逃脱批判。以后抗日战争的结果证明，毛 泽东在抗战初期确定的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并以敌后为发展方向的战略 决策，成为整个中国革命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点。从宏观角度看，继土地革 命战争作为中国革命军队诞生并在奋斗中求生存时期之后，抗日战争时期成 为中国革命力量特别是革命军队空前大发展阶段，为解放战争时期夺取全国 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春天，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走进高悬着“在毛 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横幅的会场时，人们都看到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经过近八年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从原来只有150万人口的陕甘 宁边区一隅之地，发展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至东海之滨，已经拥有近： 亿人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开始只有4万多人的八路军和1万余人的 新四军 （南方游击队下山集中时还只及此数一半），发展为近100万人的大 军。中国革命力量的这一空前发展，不仅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制止国民 党妥协投降的中流砥柱，而且为抗战胜利后同反革命力量实行总决战准备了 雄厚的实力，也准备了广阔的战场。这时的毛泽东以其英明正确的领导，特 别是对战争的胜利指导，在全党全军终于赢得了一片由衷的欢呼。 七大的另外一个光辉标志还在于它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过去由于“群 雄并起”创建军队及根据地的历史原因，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 等都分为不同的 “山头”，大“山头”内又有小“山头”。如红一方面军内 还有一军团、三军团这两个主要 “山头”。不同山头的干部刚到延安一起学 习时，听到了防空警报去躲飞机，常常都是一个山头的人向一起跑。经过毛 泽东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以及本着承认山头、尊重山头、反对山头、消灭 山头的态度，对各根据地的干部尽量摆平，并以其正确的领导使各方面的干 部心悦诚服，从而基本消除了明显的山头主义，使全党全军在毛泽东的旗帜 下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毛主席万岁”这一曾长期为中国人耳熟的呼声，正 是从此时起开始响彻中国大地。 党的七大刚刚结束，日本就宣布投降。在此形势突变之时，毛泽东又受 到美国的威胁和斯大林的压力，敢不敢于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敢不敢于 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又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当时号称 “世 界霸主”的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并以直接干涉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共在国 际上仅有的政治同盟者斯大林又要求毛泽东与美蒋反动派妥协以求得和平。 1958年夏天，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一次长谈中，曾以合盘托出之势 倾诉了对斯大林许多错误的积怨，其中特别指出，在中国革命的最紧要关头， 不许中国革命，反对中国革命，犯了同季诺维也夫一样的大错误 （余湛、张 光祐 《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引自《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2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面对来自敌友两方面的压力，毛泽东在进行和平努力时，抵制了斯大林 的错误主张，尤其是坚持了 “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颗子弹，都要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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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新版第1161页）这样，就在“和 平民主新阶段”的努力未能实现之时，能够马上进行反击蒋介石进犯的自卫 战争，并随着战争的顺利进展将其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在这段时间内，毛 泽东转战于丛山沟壑之中，身居土窑洞，在世界上最小也最简陋的指挥所里， 指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革命战争。三大战役，乾坤扭转，百万雄师， 排山倒海。这场战争完成之迅速，胜利之辉煌，不仅出、乎国内外朋友和敌 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毛泽东本人事先的预计。当毛泽东在万众欢呼声中走上 天安门时，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终于在新中国诞生的实践中得到最 好的验证。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军事上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抗美援朝战争前 夕确定是否出兵的问题。面对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实力、最先进装备的对手， 毛泽东曾有多少天日夜不眠，在确定决心前踌躇再三。尽管党内最高领导层 中提出了不同意见，担心“引火烧身”，把新建立的国家打烂，苏联领导人 也表现出犹豫退缩，毛泽东还是最后下定了出兵入朝参战的决心。出兵朝鲜 作为毛泽东一生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很快又被事实证明是英明和富有远见 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军队一百多年来在世界战争舞台上一次最 为出色的表现，过去任 “八国联军”欺凌的古老神州，一举以打败“十六国 联军”的辉煌战绩被自己的对手公认为世界军事强国。历史又一次证明毛泽 东决策的正确，使党内许多人相信毛泽东超过相信自己和相信领导集体，并 产生了以后一些逐步走向反面的现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军事家的毛 泽东确实站到了那一个时代的其他人无可企及的高峰。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在 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党外，熟读兵书、长期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作战的人很多， 可是任何人在指导战争的成就上都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在本世纪的国际 战争舞台上，毛泽东也以他世所罕见的军事成就受到推崇。尤其三十年代至 五十年代，是毛泽东作为军事家的黄金时代，其理论和实践的正确，举世公 认。把毛泽东视为 “民族主义者”，内心对他深有成见的苏联领导人也不能 不尊重和敬佩这位 “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所评价的： “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青年 毛泽东并无意成为军人，可是时代的进程却把他作为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战 略家和杰出的统帅，永远铭刻在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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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才来自实践，智慧源于群众 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集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者实属少见。拿破仑 是公认的杰出统帅，但是他仅仅留下一些片断的军事格言，并没有传世的军 事理论著作。被西方军界视为军事理论家的若米尼、克劳塞维茨等人，又只 担任过军中幕僚，未曾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作战。克劳塞维茨还认为： “统帅 不是学者” （《战争论》第一卷第19页）。然而，作为伟大的军事家的毛泽 东，恰恰既是一位指挥千百万大军的统帅，又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军事理论家。 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卓越成就源于其正确的军事思想，而这些思想又源于 实践、源干群众。正如毛泽东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阐 述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 头脑中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毛泽东在 军事上的正确思想，同样也经过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然后再到实践中 去验证的过程，从而得到形成和升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些毛泽东思想 的基本原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得到最突出的体现。 伟大在于 “不二过”，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旧中国，作为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军将领都习惯于以黄埔几期或陆军 大学几期出身来说明自己的身份。清末和民国年间中国军界以之为师的日本 陆军，也是以士官学校几期生和陆军大学几期生来标榜。可是中国共产党在 长期战争中培养出的将帅，却几乎是清一色的自己戏称为 “青山大学”即山 乡的战争环境中学成的军事人才。即使作为早期发动武装斗争骨干的共产党 员黄埔生，原来在军校所学到的也不过是几个月的初级军官课程，而且黄埔 军校所沿用的保定军校和苏俄的教程中也根本没有红军作战所需要的战略战 术课，他们在上山搞武装时也是从头学起。作为自1927年起开始从事军事， 三十年代即成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同样也是在自己开办的 “青山大学”中 成长起来的，正如他所总结的：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 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 （《毛 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81页） 当国民党的报纸开始登刊“朱毛”在井冈山进行武装活动，并震动了湘 赣两省的消息后，毛泽东过去在上海、广州的一些老朋友得知此讯也感到惊 讶，他们对这位完全是书生形象的故人如何能指挥军队纵横驰骋，一时感到 难以理解。由 “挥斥方道”的书生到军队统帅，同“老百姓到军人”一样， 其间虽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过渡却也十分不易。 上井冈山之后的10年间，毛泽东经历了一条从原先还是纸上谈兵的“枪 杆子”爱好者到全军统帅之路，在这一期间，毛泽东吸收了自己和他人许多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从胜仗尤其注意从败仗中学习打仗。过去以个 人崇拜的方式宣传领袖时，只言胜而忌败，突出毛泽东 “用兵如神”，所描 写的毛泽东从上井冈山起直至中央苏区反 “围剿”，几乎每次作战前都能预 先算定战况的演变，军事斗争的正确的指导方针只是毛泽东头脑中固有的“妙 算”的向外延伸，曾使不少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在指导军事斗争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 而艰苦的过程，通过从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在实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