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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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的认识不断完善。毛泽东早年并没有想过要当军人，也并不是像有些 人说的那样，他成为一个统帅前看过多少古代兵书。据毛泽东自己讲，他在 上井冈中以前还没有看过 《孙子兵法》。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 远时曾深有感慨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 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 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 （引自逢先知：《读有字之书，又读 无字之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86 年版，第266页） 在战争历史上，一向正确的 “常胜将军”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战争 的指导者作为人，在复杂多变的斗争过程中其认识总有种种局限，都需要在 战争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指导，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三国演 义》所描写的诸葛亮，战前把 “锦囊妙计”交给部将，开战时下属拆看后依 计而行，便可取胜，然后再叫一声“丞相真神人也！”就是把人神化的典型， 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体现，历史上也不会真有这等事。 毛泽东作为军事家之初，最突出的才干表现在对武装斗争道路的战略谋 划上，对于具体的战役、战斗指挥，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摸索过程才逐 渐成熟起来。历史证明，毛泽东伟大之所在，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他能不犯 错误而处处正确，更不能像某些作品所描绘的那样事事能未卜先知。毛泽东 之伟大，正在于他能比别人长于总结经验教训，一发现问题马上更改并总结 经验，在后来的革命斗争及战争指导中愈来愈高明，能够比别人更好地驾驭 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能根据这些规律越来越得心应手地指导革命斗争。 毛泽东开始领导秋收起义时，也是要攻打大城市，并以长沙为目标。起 义部队受挫后，党内其他同志还是热衷于城市暴动，可是毛泽东却最先改变 了斗争方式，走上井冈山，开创农村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中也正是通过一 系列挫折、教训，才形成了正确的建军原则、战略战术以及实行土地革命发 动群众的政策。 毛泽东于1964年所说的井冈山斗争中有 “两个大败仗”，当系1928年 5月问派湘南起义上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全军覆没，以及同年 8 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 “八月失败”，其中前一次失败与毛泽东的决 定不无关系。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湘南有8000农军随朱德部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携 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也差。此时山上给养极为困难，毛泽东对湘南农军 的大批涌到十分不满，在致中央的信中曾说过： “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 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 （引自肖克《朱毛红军侧记》第121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随即军委决定，已编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 后来的红四军）的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29团外，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游击战。 当时这部分农军未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基 础又不好，此时匆忙派数千人脱离根据地远途去湘南，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 就被敌人消灭或自己溃散。在此革命极其困难之际，一兵一卒都是宝贵的， 如此处置确有失当之处。后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指出： “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简单的因经济困难，没有整 顿，这是不对的。” （注：同上书第122—123页） 吸取了湘南农军第一次返乡失败的教训后，同年8月毛泽东就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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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 据黄克诚同志回忆，陈毅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同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 象，特别联系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深有 感慨他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黄克诚回忆录》（上） 第1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这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 伟大和高明之处的精辟概括。 通过10年内战期间以无数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反复实践，毛泽东驾驭指挥 战争的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其间，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如井冈山 斗争时反“会剿”作战，以及后来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作战的许多战例，都是巧妙用兵，指挥有方的典范。但是，毛泽东本人也说 过，在10年内战期间他指挥过的作战中也有过败仗。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 召开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 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 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 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1956年9月10日在八 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引自 《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 页） 在这里，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四次败仗，其实严格讲来都只是仗打 得不理想，并不是大的失利。根据战史来看，其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高兴圩战斗是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中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对敌 十九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和未集中优势兵力，结果猛攻不克，打成对峙， 出现了红军一向力求避免的消耗战。 南雄战斗即1932年在南雄县水口圩地区进行的作战，虽然击馈广东军阀 陈济棠的20个团，但因兵力又未集中，打成了消耗多而缴获少的击溃仗。 土城之战和茅台之战 （即鲁班场战斗），则发生在毛泽东称为平生得意 之笔的四渡赤水期间。 土城之战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一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主力同川军郭 勋祺部激战受挫，主动撤出战斗，随后不得不改变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渡过长 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重新回师黔北。 茅台之战 （战史上通称为鲁班场战斗）发生在桐梓、遵义作战获胜之后， 中央红军又在怀仁 （茅台）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 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随之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 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这后两次作战失利所造成的影响，正如彭德怀后来所总结的： “在鲁班 场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 “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 据地的正确决定。被迫的带着极大冒险性的长征，幸赖红军英勇和巧妙的侦 察工作，才免于复灭到达陕北。” （《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25页） 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曾将自己指挥的高兴圩、水 口圩这两仗，都作为打败仗的典型战例。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这段讲话中，毛 泽东本人又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在军事上的指挥失误，这些正反映了一个 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描写的成长过程，只写成功、 不讲失误，以神化的手法来描绘我们军队的统帅，这既是片面地曲解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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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经历，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还说明了自己在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 失误 （即最早提出土地归公的《井冈山土地法》及后来的打“AB团”），这 更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同时客观地阐明了人们对于革命斗争中的许多事 物都要经过失败和挫折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 “不二过”的态度，打一仗进一步，在挫折和成功中 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与此相反，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的 “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却坚持那种“前面乌龟扒开路，后面 乌龟跟着来”的笨拙方式，明明碰壁还硬不回头。党内军内提出批评意见， 还要对之进行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盲目坚持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 什维克”，结果把红军几乎引入绝境。由此可见，同样是出现失误，却有径 渭分别的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这也恰恰是伟人与庸才，正确路线与错误路 线的区别之所在。 经过10年内战的反复实践，毛泽东不仅在武装斗争成败的检验中获得了 全党全军心悦诚服的拥戴，而且其军事思想基本上全面成熟。红军到达陕北 后的一段作战相对较少的时间里，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写下 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这一名篇的中心点，正是研究中国革 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在文章中毛泽东特别指出：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 国内战争或是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 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 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 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71页）由 他随后所发表的一系列讲演所整理而成的 《矛盾论》，更是阐述了研究矛盾 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奠定了哲学基础。 光辉的理论著作，是丰富实践的精辟总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论 及党内熟悉马列主义原著者并非毛泽东。同时，不管是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 党外，熟读兵书、长期研究军事理论和指挥作战的人也很多。然而在随后的 战争实践中，任何人指导战争和军事理论的成就都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相比， 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比他人更深入实践，并且兼统帅和理论家于 一身，因而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及在中国土地上所进行的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深刻的认识。1962年 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 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此曾说道：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 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 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 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 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 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正是积10年内战之实践经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代 表全党智慧的军事思想，就此终于走向成熟。历史证明，毛泽东指导战争的 最高明之处，并不是在每个具体战役前都能龟卜算定，而在于他能向全党全 军最深刻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并根据中国特殊情况确定不同于 世界上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方法，从而找到了一条把中国革命战争引向胜利 的有效途径，并由此找出战争中每一阶段克敌制胜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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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所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的问世， 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理论上高度的成熟，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也终于站 到那个时代其他人无可企及的最高峰。 注重 “第二个飞跃”，不断完善认识 过去很长时间里，战史书上曾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模式，即在描写毛泽 东指导战争时，在每个阶段都事前有正确的预定方针，作战的胜利只是事先 确定的方针和固有思想的延续。在对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描写 中，这种现象更多。在苏联斯大林时代出版的战史书，亦完全是如此的格式， 这其实是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产物。按此种模式写战史，只能把曲折生动、 变化多端的战争过程写得一帆风顺，不仅内容干瘪味同嚼蜡，也违反了毛泽 东所阐明的人的认识规律。 从人的认识过程看，实践中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达到认识 的第一个飞跃；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也才能达到更为重要的第二 个飞跃。作战指导也是同样，根据以往战争经验总结出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 还有待于在新作战指导中验证。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恰恰最重视这种将理性 认识再返回到实践中去的 “第二个飞跃”，并通过这种飞跃一步步地深化和 完善自己对于战争的认识。 如果客观仔细地研究毛泽东指导历次战争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在每一 个战争阶段开始时，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并非都能无误地圆满执行，往往需要 在战争过程中不断修改和完善指导方针，才能把战争引向胜利。如毛泽东在 《实践论》一文中所概括的：“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 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 “许多时候须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 规律性相符合”。毛泽东本人在军事斗争中的决策活动，恰恰又提供了这方 面的生动例证。 著名的十六字诀的形成，就是汇聚集体智慧，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使认识逐渐完善的结果。毛泽东上井冈山初期经过游击战的实践，于 1928 年1月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上初步总结了作战经验，提出的原则是： 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同年春夏，经过攻 打茶陵、遂川和新城，又经过五斗江、草市拗和龙源口战斗，毛泽东和朱德 等人一起进一步总结经验，终于提出了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的十六字决。 这种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作战指导的方式，不仅在人民军队弱小困 难时期是如此，在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也 仍然是如此。当时，作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最重要的指导是战 略指导，而这种指导仍然是通过在实践中反复探索才最终确定的。 1946年夏天全面内战开始时，毛泽东确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像有些书中 所说的“大踏步后退”，实行内线歼敌，而是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 根据这一方针，当年6月下旬毛泽东要求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三支野战军 向南线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在北线要求晋察冀、晋绥军区部队夺取 三路 （平汉北段、同蒲、正大铁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 这种外线出击的目的，是以战促和，即争取六个月内我军大胜，必可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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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作战实践，使毛泽东很快修正了原来的作战方针。当时在内线作 战的部队取得苏中战役和定陶战役胜利的成功经验，在北线攻击大同等敌占 城市却不顺利。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同年秋天毛泽东才确定内线作战的方 针。同时经过实战的验证，摸清了国民党军战斗力的底，使全党全军确立了 “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心，毛泽东也改变了原定以战促和的战略意图， 确定将自卫战争发展为全国解放战争，直接达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 局。 到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前，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角度看，也并没有 像一些书上所说的那样已经决定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策，并首先把战场选 定在东北，而只是把歼敌计划指标定得略高干上一年。在攻击锦州开始时， 毛泽东仍设想在八个月内不占领沈阳，对此，可见早已收入 《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的毛泽东于1948年9月7日起草的电报。直至辽沈战役（当时只称为 北宁战役，辽沈战役这一名称是在战后追加的）开始一个月后，因战局发展 顺利，才确定这一战役要争取全歼东北守敌。 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更是经历了一个原先只准备歼敌十几个师的 “小 淮海”到歼敌四十多个师的 “大淮海”的演变过程。1948年9月下旬，华东 野战军前委和中央军委提出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时，都是以歼灭敌军十几师 为目标，后来根据战争实际的变化，作战计划也不断加以修正，至战役开始 几天之后才确定了以全歼敌徐州集团为目标的决心。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进行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全新的战争，以毛泽东 为首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又经历了一番曲折的探索。经过 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和志愿军上下都 对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特别是双方在现代化装备方面的差距有了全面的认 识，因而1951年夏天定战略方针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 战争”。有的书籍把抗美援朝战争的五次战役写成 “五战五捷”，把作战指 导说成一帆风顺，那么读者不禁会反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争取在三八 线停战？辩证地看，第五次战役后期吃了些亏，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领导 人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这对于深入地认识世界型战争的新条件，对于五十 年代我国大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都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自1951年夏天，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转入阵地战，这其实也是根据战争进 程不断修正预定方针的结果。当年5月下旬，毛泽东总结了入朝后五次战役 的经验，提出： “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 整营至多两个营就够了。”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282页，军事科 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这一被称为“零敲牛皮糖”的打小歼 灭战的原则，还是以打运动战为前提的。同年7月下旬，毛泽东又提出应准 备9月间的攻势作战，仍然是想打运动战。可是第六次战役还没有来得及发 动，8月间“联合国军”抢先发动了“夏季攻势”，随后又发起“秋季攻势”， 志愿军转入了防御作战。通过阵地防御的实践，证明打阵地战可以用少于运 动战的代价换得更大的战果，解决了毛泽东曾担心的 “能不能守”（《毛泽 东选集》第五卷第102页）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和志愿军领导终于确定了阵 地战的作战形式。 1958年夏秋炮击金门时独特的作战形式，也是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复 杂交织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对金门岛的国民党守军开始大规模的炮击前，毛 泽东就提出，是否考虑登岛作战，视情而定，走一步，看一步 （《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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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军事工作》第三编第39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正是 由于在后来“走”的过程中看到美蒋矛盾的激化，看到争取台湾当局以和平 统一祖国的可能性，才取消了登岛作战的打算，改用象征性的炮击方式。 总之，真正深入细致地研究毛泽东指导战争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由于战争本身充满了矛盾和运动，毛泽东在指导战争时也处处表现出唯物主 义的实践性和灵活性。在真正的战争进程中是容不得片面性、神化性的东西 存在的。所谓 “运筹帷幄”只能是对战争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不可能是指导 战争的源泉。 由于毛泽东在精通理论的同时又深入战争实际，并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完 善自己的认识和指导，战争本身的辩证运动也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中得 到最生动的体现，他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辩证法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是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创造。 毛泽东由一个 “书生意气，挥斥方道”的文人很快成长为一个军事家， 是唯物主义的 “实践一认识一再实践”这一基本认识规律的生动体现，是认 识达成飞跃的典范。在军事领域里，一个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人，或只长于 某一方面的单纯军事指挥员或单纯的兵学家，想在军事上达成认识的飞跃是 很缓慢的。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既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其理论造诣又高于他人，二者的紧密结合使他身兼统帅和军事理论家的这两 种素质能同步得到提高。 如果说，在 10年内战中毛泽东的精力主要偏重于深入战争实践，那么在 到达陕北后相对安定的环境中他又偏重于从事理论研究，对以往的实践经验 进行科学的总结。据当时在延安的徐懋庸回忆，1938年9月间他和一些军事 将领每周一次去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开哲学座谈会。其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 “那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的内容。何思敬因为懂 德文，照着本子随译随讲，实在讲得不大高明。每次听完出来的时候，将军 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他自己发挥的时候，简直是闹笑 话。譬如有一次，他说： ‘一个指挥员，从战略上要考虑的事情实在大多， 甚至战士在战场上拉屎拉尿的问题也要考虑到。’然而，毛主席却听得很认 真，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的记录。我对这种态度和精神觉 得非常惊奇，原来不管何思敬讲得怎么糟，他是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 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的。” （徐懋庸：《和毛泽东在延安的接 触》，1981年 《新文学史料》第1期） 通过在陕北10年的生聚教训，尤其是通过理论研究工作，毛泽东将过去 在军事斗争第一线指挥战争的经验加以总结升华，在军事上所创立的基本理 论终于趋于成熟。随后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根据斗争需要又将其总结的经 验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并在解放战争的宏大进程和辉煌胜利中进行验证。特 别是他转战陕北过程中，亲临作战第一线，又获得了丰富的实际经验。理论 与实际在这里达到了前人所罕见的紧密结合，思想认识也就很快达成了一个 又一个飞跃，使这位后起的军事家迅速跃居到前人和同辈所未能企及的高 度。 吸取集体智慧，发挥两个积极性 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访问过陕北苏区，在保安的窑洞中曾与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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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连续多日长谈。通过这次访问写成的轰动世界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后 人通称为 《西行漫记》），在国际上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 命军民的英勇奋斗，也首次以传记形式介绍了毛泽东个人的生平。斯诺在抱 着极大兴趣听取毛泽东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突然有一个发现，即在叙述早年 的事情时，所用的人称基本都是 “我”；谈及“红军的成长”这一问题时， 人称却出现了变化。如同斯诺所记述的：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 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溶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 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 ‘我’而是 ‘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 话》第6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作为学问家的毛泽东，在人称使用上的这一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其实反 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身居中国革命军队领导人位置的毛泽东，其 对军事工作的正确指导，已经是领导集体智慧的总汇。如同 《建国后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人们所科学表述的那样，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毛泽 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即便毛泽东个人的正确思 想，同样是对来自群众和领导集体中正确思想加以归纳的结晶。 人的知识都来自于两方面：直接知识，间接知识。毛泽东投身军事斗争 时，就是一个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又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在面对 复杂的军事问题时，他不可能事必躬亲，需要通过获取大量的间接知识来了 解情况。这些知识，主要就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下级指挥员的意见，也包 括领袖集团其他成员的智慧。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总结解放战争的经验时曾有 一段精彩的讲话，其中说道：先向下级学习，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请示， 然后再下命令。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意见； 各地如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发号施令，就只好吃饭 （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 《党史通讯》1987年，第 12期第6页）。回顾历史，我们可 以看到事实正是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思想解放的形势下，对以往党史上许多问题又进 行了新探讨，其中包括对 “十六字诀”的发明权属谁也有争论。在那种领导 人终日寝食与共，逢事集体研究的情况下，是很难把确定一项复杂决策的功 绩只归于某一个人名下的。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肖克在回忆1929年红四军下 井冈山后的情景时，就确定方针的程序曾这样描述说： “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总是每隔两、三天就召集营以上干 部开一次会，会议时间不长，个把小时。每到开会时间，不管刮风下雨，我 们都提上马灯，准时到会。毛泽东总是说，把你们找来，一是及时了解情况； 二是请大家研究一下行动和工作。后来他告诉我们，这是个好办法，打胜仗 是大家的，即使出了问题，也不互相埋怨，不推诿。” “那时，前委是毛主 席、朱总司令和陈老总三个人领导。有时我们在一起开会，遇到有不同意见， 就在会上辩论。在会议中间，毛主席总是鼓励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叫你讲话。 会议结束时，他根据大家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结论。毛主席从来 就不主张按 ‘长官意志，办事，反对那种谁的官大，谁的话就是真理的封建 主义思想。”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第2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为了很好地集中集体智慧，战争年代中毛泽东很注意发扬军事民主，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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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下级指挥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以此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指 导艺术。毛泽东对战略形势的观察和进行战略决策往往能高于他人，主要在 于他能集中群体智慧，并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毛泽东 曾把人的头脑比喻为一个加工厂，主要起综合作用。毛泽东个人的许多高超 的决策，也与群体智慧连为一体，密不可分。仅就解放战争期间而论，毛泽 东在1945年末所确定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和部署，就是吸取 了东北局内部陈云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并建筑于刘少奇在此之前提出的 “让 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基础之上的。毛泽东在1946年秋天确定的于解放区内 线歼敌的作战方针，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的启示，并 听取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定陶战役成功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确定发起淮海战 役，也是同意了粟裕首先提出的建议。 这种依靠集体智慧，共同切磋的指挥方式，一直沿续到抗美援朝战争时 期。毛泽东本人没有去过朝鲜前线，对战况了解更有赖于下级的汇报。例如 在第五次战役后期提出打小歼灭战，即 “零敲牛皮糖”的原则，就是1951 年5月下旬毛泽东接见陈赓、解方和志愿军四位军首长时，经毛泽东一再询 问，并由这些指挥员讲解战场实际，使毛泽东了解到志愿军因技术条件差， 一次作战难以吃掉美军一个团，才最后确定了这一新的作战方针。 在战争年代，即使是以毛泽东本人名义发出的指示，同样也有许多并非 一定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如今查阅已编入 《毛泽东军事文集》的三大战役 时的指示电的原稿，有些还是周恩来的手迹。当然，这些指示是由作为最高 领导人毛泽东最后确定井同意发出的，不论由谁执笔，将其算作毛泽东的指 示自然没有错。但是更准确他讲，应该表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 体的智慧结晶。 集体的智慧能够归纳并成为宝贵的 “结晶”，这就有赖于最高领导人的 正确引导和总结。毛泽东作为一个统帅和军事家伟大之处，也正在他不仅能 鼓励下级提意见，而且能够去粗取精，对其中不正确的意见采取帮助引导的 态度，对其中正确的意见则进行科学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并在一系列军事 著作中对此加以理论升华。所以说，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是我军付 出无数鲜血和生命所进行英勇战斗的最宝贵的经验总结，是群众路线的光辉 思想在战争指导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本人在汇集总结这些经验时，发 挥了他人所不能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以及中国共产 党人在战争中以集体智慧形成的军事思想，都冠之以毛泽东的名字，确实是 当之无愧的。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实施决策时，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将帅协谋，发挥上级 和下级指挥员两方面的积极性。毛泽东作为最高统帅，很注意积极了解下情， 认真调查研究后根据下级反映的情况确定决心。但是，要使这些决心能按照 战场实际得到很好的贯彻，还需要下级根据实地情况灵活贯彻上级指示。在 那种战争年代中如果坚持 “两个凡是”，处处按“最高指示”机械地“执行 不走样”，是必定要打败仗的。毛泽东在要求下级灵活执行其指令的问题上， 也做出过杰出的榜样。 自古以来，在千里之外“遥控”，要下级机械执行命令的，通常都要犯 主观指导违背客观实际的毛病。北宋朝廷一向靠千里外送阵图指挥下级作 战，战场上的主帅还没有改变之权，结果对辽作战多年总吃败仗。蒋介石为 严密控制其下属，也经常越级指挥到师、团，不论指令是否适合战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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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只能唯命是从。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恰恰是那些只能机械执行蒋介石 命令的中央军，作战行动最为僵化，因此易于歼灭。反而是那些装备、训练 不如中央军的白崇禧、傅作义等 “杂牌”，由于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战场上 比较灵活，倒不大容易对付。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败绩一再，重要原因之一 也在于其统得过死的领导体制，使下级毫无自主权，明知上级指示不适用也 不敢变通。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 “围剿”时，博古、李德这些 只在图上作业的指挥者不了解战场情况，就下达一个个僵死的命令，也给弱 小的红军造成过重大的灾难。 毛泽东在未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时，就坚决反对下级机械地按“本 本”执行上级指示。1930年，他写下了后来名为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 中特别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 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 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毛泽东本人在执行党的六大决议时，就根据农 村根据地的实际作了一些灵活的变通。如六大决议要求红军对待土匪要争取 其群众，消灭其首领。毛泽东则考虑到井冈山上原为土匪首领的王佐等人经 过党的教育，已经成为革命战士，不能采取消灭的办法，所以未执行六大提 出的这一要求。可惜的是，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当地一些党的领导人不根 据实情，再加上地方主义情绪，机械地执行了消灭土匪首领的要求，杀害了 王佐、袁文才。这一行动，得罪了当地许多群众，出现了严重的“反水”（即 反共投敌行动），在敌军重兵一次次进剿时都没有丧失的井冈山根据地，却 因自身的错误行动而丢失。 毛泽东成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之后，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在决策 和下达命令时一般只是规定总的战略任务，在具体执行问题上都给下级指挥 员以很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集中指挥和机断行事巧妙地 结合起来。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各战略区通常只是下达歼敌若干个 旅的总任务，至于每一仗具体歼击那一部分敌军，通常只以商量的口气提出 建议。毛泽东常说，要给干部以机动，因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 清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知道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 731页）。因此，毛泽东下达命令一般不规定得很死，下级就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灵活执行上级的指示。而这些灵活处置，还经常得到毛泽东的表扬。 查阅一下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文电，在大量的作战指示、命令后面，毛 泽东常常写着 “望酌情处理之”（《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第519页）， “请按实情决定”（《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第651页）等语句。例如在 淮海战役期间，毛泽东鉴于战场指挥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更了解第一手 情况和战局的变化，因而指示： “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 不要请示。”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559页）再将毛泽东的许 多作战指示与战史实际相对照，就会发现一些指挥员在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时 根据实际作了变通。 “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织罪名的一些材料，常将此类灵 活变通的情况当作 “对抗”伟大领袖的“罪行”，其实这种根据实情机动执 行上级指示的作法正体现了毛泽东在战争时期倡导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的这种领导作风，也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一大特色。五十年代初 前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的苏联顾问起初看到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后， 都感到非常奇怪，提出：“这像命令吗？”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731 页） “军委主席的命令怎么还让彭德怀酌情办理？”其实，这正是毛泽东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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驭战争全局时艺术高超的体现，与那种将一切都统得过死、高度集权的苏联 体制相比，确显出其优越性。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考虑到和平环境中的对外军事斗争需要更强的 政策性和统一指导，毛泽东强调了对外斗争大事小事都要请示报告。不过， 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他还是尊重第一线指挥员的意见。注意听取下级意见， 强调按实情执行命令的精神，这正是毛泽东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 指导战争时的重要体现。 以群众作为大地的 “安泰”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一个名叫安泰的英雄，他的母亲是大地。在与敌人 搏斗之时，他的身体只要一靠上地面，立即就有无穷的力量。他的敌人开始 无法取胜，最后还是使他脱离了地面，才在空中将他打败。对于一个革命的 领导者来说，人民群众就是须臾不可脱离的大地。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的伟 大成就和晚年的不幸失误，恰恰都可以从是否脱离“大地”这一点得到解释。 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的统帅和思想家，有着过人的才智，尤其是他过人 的精力和记忆力使跟随他多年的同志无不佩服。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中， 毛泽东对各主要战区的人文地理情况一般都了如指掌。曾长期任中央办公厅 主任的杨尚昆曾回忆毛泽东说： “他一是求知欲强，特别爱学习；再就是记 忆力特别好。有的时候记起什么诗、什么词，让别人去查找，他能背下来， 比如昆明大观楼那个一百八十字的长对联，他就能背下来。” （引自《中国 出了个毛泽东》第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同毛泽东接触过的许多人都反映，在他身上有一种令中外人士倾倒的神 韵和兢力，即使曾与毛泽东有过激烈个人冲突的梁漱溟，在回忆起毛泽东时 也是钦佩不已。尤其是讲到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对战争结局的论断，梁漱溟 记忆尤深，并对此追述道： “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 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 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 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 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 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 实。” （《梁漱溟问答录》）毛泽东出众的军事才能使党内的同志们折服， 重要的一点也正在于他对战争进程经常能作出这样天才的预见。 天才在于勤奋。毛泽东的才能和智慧，是在长期的多方面实践中通过无 数艰辛奋斗刻苦磨练出来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作为 人民军队统帅的毛泽东，他个人在工作上。的忘我精神的确为一般人所不及。 即使到了五十年代前期，他的秘书们虽然年纪都比他轻得多，精力却不如他。 从那些年代的毛泽东工作日程窍排上看，名符其实地到了日理万机的程度。 据杨成武回忆，在建国初期，聂荣臻代总长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汇报三次军事 情况，全军步兵的团以上单位、特种兵营以上单位的调动都要向他请示报告。 当然如遇战斗情况，指挥员有机断处置之权，但事后也必须迅速汇报。全国 的党务工作、国民经济恢复、土地改革等各项要务也都要由毛泽东批示，而 我国外交战线处理各种大小事务则必须经毛泽东最后定夺。此外，无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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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忙碌，毛泽东每天阅读书报不可或缺。他每天的工作量之大，以及所看 的书籍之多，确实到了今后人惊讶的程度。毛泽东青年时代 “野蛮其体魄” 的锻炼，以及此后在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环境中 所培养出的顽强意志，在这里充分体现了出来。 人们承认毛泽东的过人才华，但他毕意是人而不是神。以他业绩最为辉 煌的战争领域而论，其指导战争的卓越艺术才能，同样也来自于群众的经验， 来自于党和军队领导集体的智慧，在这里，他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加以综合 归纳。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革命战争中一切正确的指导思 想，归根到底只能源于进行战争实践的广大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 所概括的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思 想方法，是战争指导者实施正确领导时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也是在思想领 域中坚持群众路线的体现。 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归纳正确的意见反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入群众 进行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是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也是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无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实的真理。 从二十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直至四十年代末，毛泽东走到哪里， 调查研究就搞到哪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就详细调查了湘赣边地区的 地形及群众基础，这为起义失利后走向罗宵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奠定了重要 的思想基础。此后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都注意调查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 制定政治和军事上的各种政策都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当时，党内的 “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习惯于照搬外国的教条，刚从莫斯科回来就以 “闭着 眼睛捉麻雀”的方式，下车伊始便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 那也指责。对此，毛泽东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毛泽东深入寻乌地区进行 调查时，就写下了 《调查工作》（以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一文，其中特别强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 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 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9页）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将这种不调查 研究就 “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作风，称为“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 种表现”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0页）。过去只被看作一般性毛病的 主观主义，被毛泽东上升到如此高度来认识，既反映了毛泽东对 “左”倾教 条主义者所造成的危害痛心疾首，也说明了他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 在担任了全党的最高领袖之后，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还保持了这种深入 群众做调查的作风。1945年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因身体不好到柳树 店原中央后勤疗养院养病，只住了一周，就将柳树店前前后后的村庄跑遍， 同各村的群众都谈过话。1947年转战陕北时，毛泽东尽管已五十多岁，还是 亲自找群众了解情况。建国初期毛泽东对所选的警卫战士，要求来自全国不 同的省份，战士回家探亲后都要向他汇报当地的实际情况，以这种方式间接 地了解群众的疾苦和反映。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到一地首先向人 做调查，询问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等情况；二是向书本做调查，如 饥似渴地寻找和阅读介绍各地区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书籍。他强调：“要 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毛 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89页）到了六十年代，毛泽东还计划骑马到长江、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