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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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两岸进行实地考察，并带上地质、历史等方面的专家同行。另外，毛泽东 还说过想回陕北走一走，并要人预先准备。如果这些计划真能实现，也许对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可惜以后毛泽东因投身于政治运 动的筹划，未能真正实践他研究自然科学以及到基层考察的设想，这对他个 人及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大憾事。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进行调查研究时特别注意找穷苦的劳动 人民了解情况。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确立的人生取向，就是站在最穷最苦 的广大人民大众一边，即使在身居领袖的位置后，仍时时关心着穷苦的群众。 在延安时期就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师哲回忆说： “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任何矫揉造作。 杨家岭沟口住着一家姓杨的贫农，他们的窑洞像那时陕北一般穷苦人家的窑 洞只有门，没有窗子一样，里面黑洞洞的。杨家一做饭，满屋子都是烟，烟 熏火燎，墙壁变成了烟黑色。门口有个碾子，杨家的婆姨经常在门口推碾子。 她只有三十几岁，不仅手很脏，连脖子都是黑油油的。他们看见毛主席走过， 经常向他打招呼。主席也亲切地向他们问长问短，有时还到屋前站站。他很 有感触地对我说： ‘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也没有条件洗澡。他们辛辛 苦苦劳动，还被人看不起。’” “主席对高居群众之上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一次，我陪他从杨家岭出 来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他手里拿个拐杖边走边在空 中打转转，见到主席打了个招呼，手中的拐杖仍不停地挥舞着；遇到驮盐的 毛驴队，仍然如是，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主席气愤他说： ‘这是流氓 行径，目中无人。他们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 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显威风。他们只比者百姓多这么一点知 识，就骄做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 235一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正由于毛泽东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在调查研究中才能了解到真 实情况。毛泽东回忆在江西苏区调查的情况时就说过： “开调查会，是最简 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 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 就是我的可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 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 页）。正是通过这种与群众心贴心的调查，毛泽东才制定出一系列真正讯合 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而论，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包 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都未能形成切实符合中国农民要求的 土地纲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制定的第一个正式实施的土地纲领——井冈山 土地法，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苏俄革命时没收地主土地归公的先例，规定把 一切土地归公，只给农民耕种权而不给所有权。这种“打土豪”却不真正“分 田地”的政策，就不能很好地调动农民参军保田的积极性，井冈山斗争期间 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就遇到困难。通过这段实践，在党内又是毛泽东 最早察觉到这一问题，红四军下井冈山后，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调查研究，在 随后制定的几个土地法中，就逐步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的规定，确定将地主 的土地分给农民个人，并且允许买卖，真正将农民祖祖辈辈渴望得到的土地 归其私有，这样才将 “打土豪、分田地”同扩大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紧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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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广大农民才踊跃参军参战，只有二三百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就能坚 持长达数年之久的抗击敌人 “围剿”的战争。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还尤其注意亲临战地进行实地调查，而不 管这样做要冒多大的危险。在 1961年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曾回忆三十年前 的一段往事，说道：凡是优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问题就出 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在反对第二次 “围剿”兵少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 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 我说，彭德怀你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 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 （引自《毛泽东的读书 生活》第266页）。 正是由于进行这种实地的调查研究，才随之出现了毛泽东诗词中所描写 的情景： “白云山头山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宵入。” 调查研究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同样是下到基层去调查，态度不同可能得 到完全相反的材料，分析综合的方法不同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因而毛 泽东于1933年进一步指出：“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此后，他 还具体提出了调查研究时要 “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东张西望， 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 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把亲身实践和间接了解情况紧密结合起来，将 听取各级干部汇报和倾听群众直接反映全面地加以兼顾，基本达到了 “兼听 则明”，防止了 “偏听则暗”。在此基础上实行正确的综合总结，就能力正 确的决策创造前提。 当然，深入群众调查时还有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群众也分为不 同层次。尤其是建国之后，向科技进军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时，更应注意倾听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那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如果把自己的眼界只放在过去革命 战争年代的主要依靠对象贫苦农民方面，就很难获得有益于经济建设的全面 知识。在这方面，历史确实曾给毛泽东造成过局限，不过毛泽东本人也做过 接触社会各阶层的努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曾主动与一些科 学家交朋友，向他们请教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毛泽东关于发展我国核工业 和尖端武器的许多决策，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这一层次上深入群众的结果。 毛泽东本人一向作为法宝的调查研究，在他的晚年不幸一度黯然。在“大 跃进”期间，年已六十多的毛泽东仍经常下去视察，足迹及大江南北。1961 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以此认识和纠正了具体工作中的 一些错误。然而此时的毛泽东由于环境所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为造成 的墙与真实的下情相隔绝。毛泽东尽管很反对领导人所到之处层层护卫、戒 备森严，以致使人望而生畏的办法，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体制及搬用苏联的 保卫工作经验，事实上又不可能像他自己要求的那样走到群众中去。再加上 年事渐高，毛泽东也不能再像过去在赣南闽西那样深入下层走访，即使下去 视察，也是被热泪盈眶的人们环绕着高呼 “万岁！万万岁！”耳边是一片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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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之声，这又能了解到多少真实情况？至于间接听取各级干部反映情况，已 有彭德怀直言获罪的前车之鉴，尽管毛泽东一再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可 是由当时的政治气候所决定，报喜不报忧已成为无法克服的积弊。毛泽东对 身边的警卫人员一向宽厚，他们反映情况顾虑少些，然而由于这些人的文化 程度及其一直所受的 “正面教育”所限，也很难深刻地全面他说明下情，有 时只了解某些片面的反映，还会导致毛泽东作出一些不准确的判断。例如在 “文化大革命”前，过去由毛泽东身边下到基层工作的一些原警卫人员回来， 纷纷反映下面干部的一些不良作风，了解到这种局部的现象反而促使毛泽东 判定已经形成了一个 “党内资产阶级”，更增强了他发动那场政治运动的决 心。 历史生动地证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 一正在于他最能深入群众。同样，毛泽东在晚年出现一些失误，基本原因也 在于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喜欢听神化或奉迎之言，如同徐向前在回忆录《历 史的回顾》中所说， “毛泽东同志晚年听不得不同意见”（《历史的回顾》 第8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状况 形成的风气，使毛泽东晚年人际关系极不正常，出现了近似诸葛亮的 《前出 师表》中所说的那种“亲小人，远贤臣”的现象，结果好邪得道，言路闭塞。 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决心就不可能正确，最后陷入自己过去所深恶痛绝的主 观主义。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 法原则，如：群众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任何人不能违反的，包括毛泽东本 人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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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统帅 1949年5月25日晚间，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街头出现了一批批满身 硝烟汗渍的军人，虽然伴随他们入城的宣传队员已经向市民说明了这是秋毫 无犯的人民解放军，可是在近代久经兵灾战乱的老百姓普遍还是以怀疑的目 光注视着他们。第二天天亮后，市民心头的担忧却一下子被惊喜和敬佩所代 替，因为他们都看到这支军队整夜都露宿在潮湿阴冷的街头，无论官或兵都 不进入民房。目睹古今中外罕有的尊纪爱民的正义之师， “毛主席万岁”和 “朱总司令万岁”的欢呼声，立即发自百万市民的肺腑。在革命战争年代里， 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其自身的模范榜样，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极其 光辉和非常感人的形象。这支英雄的武装力量，不仅从中国革命的友人斯诺、 史沫特莱等人的作品中得到极高的赞美。也赢得自己对手的钦佩。 同八路军作战多年，被中国共产党定为头等侵华战犯追缉、却被国民党 释放并聘为顾问的原日本支那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对 八路军的评价，就以 “作战勇敢，内部团结”来概括。 一直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原日本支那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其 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日本投降后在华日本人的印象，也称凡接触过国共两军 的人都称赞共产党军队的纪律，许多人并从此预测到日后共产党会在中国胜 利。 那个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 南京解放时亲眼看到了第一批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尽管他的住所受到惊扰， 但是他在报告中仍承认，同 “贪污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 的国民党相比， “共产党却不谋私利，也不贪污，官兵生活在一起，勤俭节 约，纪律严明，思想灌输十分彻底。他们进入南京之后，这一切都显得十分 突出。” 发出这些评价的外国要员，始终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敌人，但是他们都曾 亲自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旧军阀部队、国民党军进行过对比，在事实 面前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劲旅。 在旧中国军界极其腐败、落后的基础上创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确实难而又难。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的光辉伟业之一，武是和他的战友 们一起白手起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 具有全新内外关系的强大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人建军的成就固然是集体智 慧的产物，然而毛泽东在人民军队成长和发展的每一阶段，不论在指导军队 的理论纲领上，还是在政策纪律的细则条目上，都留下了他神工斧凿的独特 功力。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正是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的 历史选择。 不愿摸枪，却毕生重视军队 有长期戎马生涯的老将军一般都喜欢摆弃枪，武器已成为他们毕生追求 的事业的一部分。然而，身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一生部不愿意带枪，也不爱 好玩枪。在延安、西柏坡时，当其他老总们经常以打枪打猎作为一种娱乐时， 毛泽东却全然没有这种 “骑射之风”，总爱与笔墨为伍。这位始终保持“书 生意气”的领袖虽然就个人气质而论并非与兵械有缘，可是当他一涉足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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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就视武装力量特别是军队为命根，被人加上 “枪杆子主义”的头衔，而 且此后一生如此。 毛泽东和他的青年同志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共 “一大”时，还 只是手无寸铁地泛论如何夺取天下。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大革命失败给中国共产党人留下的一个最惨痛 的教训。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著名论断——“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2页），是对这一教训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已经在党章上写明将来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 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尽管这出自于外国人的手笔，但 毕竟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所以当时党内对武装的问题应该说早有 认识。如果实事求是地研究大革命的进程，应该说当时的中共中央及某些地 区的领导人对工农武装已经开始重视，但是对军队重要性的认识却差得多。 回溯中共的武装斗争史，组织工农武装比组织军队还早一些。1924年夏 天，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市郊就建立起有三千人枪的农民自卫军，同年秋天 镇压商团叛乱时又建立起第一支武装的工人队伍——工团军。这些武装力量 的问世，比建立第一支共产党的军队 “铁甲车队”还早几个月。北伐期间是 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群众性的工农武装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 真正由中国共产党建立并领导的军队不过是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成的6个团， 加上一部分军校学生1至2万人，可是工农武装特别是农民武装的数量却以 十万计。仅湖南一省，有组织的农军就达10万之众。至于上海、广州、武汉、 长沙的工人纠察队，实际上是装备了武器的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力量，总数也 有上万人。但这些工农武装毕竟不是军队，按后来的标准只能算是 “民兵” 性质。 注意工农武装却不太注意军队，这其实也是 “以俄为师”的结果。俄国 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并未建立自己的军队，靠着起义的工人，以及同情 革命的士兵支持，就一举以暴动夺取了政权，建军则是有了政权之后的事。 前苏联的国家诞生日是1917年11月7日，苏联红军的建军日却是1918年2 月23日，比建国还晚3个多月。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希望中国革命能照 此办理，1926年夏季以后的党内文件、翟秋白等人的文章，都论述了将来工 农武装暴动的问题，对于如何建设军队却极少论及。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主要着眼于农民运动，并未着手研究军队建设问题。 他在著名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只是强调了“建立农民武装”， 并大力讴歌了梭镖的作用，这正反映了那个时期的认识水平。 大革命失败的实践说明，在这一问题上俄国人的路是走不通的。拥有大 量军队的国民党一旦反共，当时的工农武装大都迅速瓦解。如广州、上海、 武汉的工人纠察队都被一举缴械，湖南反动派发动 “马日事变”时兵力不过 4个团，湖南的10万农军却在旬日内星离云散，党内所谓“十万农军围攻长 沙”之说，只是纸上谈兵之论。即使是举行暴动的工农武装，在战斗能力方 面的表现也极其有限。广州起义作战中，武装工人虽然勇敢，却基本不懂战 斗常识，在街心无隐蔽地作战，后面的人射击还常常击中前面的人，一经敌 正规军攻击就立遭失败。平江曾有号称 “二十万农民扑城”的暴动，结果经 不起敌一个团正规军的反扑。在这一紧急关头，能够作为武装暴动骨干力量 并保存下来的，主要还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仅有的那一点军队。 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这些严酷的事实证明，进入近代热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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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阶段之后，在中国如没有正规军作骨干，只靠临时组织的工农武装，根 本无法战胜拥有强大正规军的反动统治者。究其原因，除了没有全国性革命 高潮的政治形势，仅从军事角度，而论，还在于近代中国军事制度方面所独 具的特色。 在西方国家，包括旧俄国在内，近代已经实行了普遍的兵役制，一般男 性公民均有服役义务，也受过军事训练。聂荣臻二十年代在德国看到游行的 工人队伍后，曾感慨不已，因为德国的工人多眼过兵役，游行时队伍严整， 如配发武器则立即可成军队。近代中国的军人为雇佣制，是极少数人涉足的 特殊职业，社会上其他人与近代军事技术和训练无缘。因此，中国一般的城 市工人很缺乏军事知识，中国农民虽然能作为良好士兵的可训之材，然而因 其生活和生产方式更为散漫，仓促成军难有战斗力。这些，已为大革命失败 后的上百次农民暴动的失败所证实。有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正规军队作为骨 干，再有广大的工农武装配合，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正所谓 “没有一 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面对大革命的失败，极善于总结经验的毛泽东马上认识到这一点。在湖 南省委研究发动秋收起义的长沙沈家大屋会议上，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农民 发动起来起义即可成功的论调，强调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 难免要失败。随后，组成秋收起义武装队伍核心的，正是那支被称为国府警 卫团的正规军。在起义受挫、参战的工农武装大都失散的情况下，毛泽东率 领这个团剩余的队伍作为基本骨干走上井冈山，从此开始了他的建军生涯。 此后，除了古田会议前的短时间内他被迫离开红四军，以及在中央苏区他一 度被解除红军领导权只管政府工作外，他的一生都和军队紧紧地连在一起。 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自涉足军事工作起，一直把掌握军权作为实现自 己革命理想的最主要的手段。当“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他以“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一中国革命力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之职，却兔 去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时，毛泽东感到最为痛苦。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 确立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实际上也就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他在建国以后，国 家主席可以不兼，在党的八大前后也考虑过改任名誉主席，但任军委主席一 职一直不变。 毛泽东看重军权，既是他在革命斗争中的亲身体验，也是他通览历史并 以国民党领导人和近代军阀为借鉴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所总结，在中国 “有军则有权”（《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6页）。在革命史研究中长期 争论的领导权问题，其答案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即同样是有军则有领导权， 有多大军队领导权就有多大。中国共产党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公开拥护是 在 1948年，恰恰是在人民解放军已显示出自己是全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之 后。 毛泽东争军权，是为革命争军权，为人民争军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为了某些策略上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许多问题上做过让步，有时甚至是 极大的让步。例如：为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能够放下为之浴血奋斗 了十年的苏维埃旗帜，可以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还能让全体干部战士摘下 红军帽，戴上过去长期作为射击目标的青天白日徽。可是在一个最根本的问 题，即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上绝不让步。当蒋介石派特务头子康泽来 当八路军政训处副主任，并为各师、旅派来副职官和参谋长时，毛泽东的回 答则是 “不许入营门一步”。为统一战线的需要，最后达成的妥协也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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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国民党政府向八路军各师派联络参谋。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指挥 权丝毫不可动摇。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次在枪杆子问题上面临一个严峻的 考验。当时，国际上是一片 “交枪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 共产党等都交出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武装 （当然这些国家有其具体情 况），作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也希望中国共产党如此办理。 与此同时，拥有最强大实力的美国出面调处国共内战，与蒋介石一起以 “合 法地位”讥政府中三分之一弱的席位为诱饵，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国 内一些站在国共之间的“第三方”人士，这时也希望国民党多在政治上让步， 共产党则多在军事上让步。例如 《大公报》社论即声言：“为共产党计，应 该循政争之路堂堂而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共产党放下军队， 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并说如此便会被全国同胞 “奉为万世生佛”。 （1945年11月30日《大公报》社论《质中共》）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 长期战争后的厌战盼和情绪。在当时的条件下，要顶住这内外双重压力，需 要何等英勇的反潮流精神！ 在此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关头，毛泽东又表现出敢于独树一帜，不怕鬼、 不听邪的态度。对斯大林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公开反对，在实际上 却拒绝接受。对于党内的同志，毛泽东则强调： “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 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虽然强调了 “和为贵”，却坚持要保留自己的武 装。当民社党领导蒋匀田询问毛泽东能否同意各党放弃一切枪杆子时，毛泽 东当即回答： “没有我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 睬。”为了形象地比喻无枪则不能生存，毛泽东还破例做了一番表演。蒋匀 田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先说“军队国家化固好，所有特务人员，更须国家化。 不然，我们在前头走，特工人员在后面跟踪，这样威胁，那我们又如何受得 了呢？” “毛先生讲到特务跟踪时，他即站起，以行动表现，左右转头向后 看，使在座的人为之惊笑不已。毛先生表演特务跟踪之毕现形态，今日忆之， 真使我百感丛生，情难自己”。 （引自《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编：《风云 七十年》 （上）第380页）在掌握了庞大的军队和特务机关的蒋介石面前，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而侈谈民主，岂非与虎谋皮？ 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国内外的和平潮流，毛泽东本人虽然也一度设想 通过 “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却始终坚持要保存人民军 队，以防万一。言和而保持军队，这一原则正是与国际上的 “交枪”风的本 质区别所在。正由于保存了人民军队，在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就 能迅速进行自卫战争，随后又将其转变为全国解放战争。 正因为有了一支倾注了无数心血培养起来的强大人民军队，毛泽东才能 够在神州大地上实现他在青年时代就许下的 “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在 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后，毛泽东特别指出： “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 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 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 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毛 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7页）在共和国建立前后，一些民主人士以过去改朝 换代时 “易帜”、“受编”的旧例建议保留起义部队，由他们自己来带。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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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态度则是新中国不能允许保存任何个人的武装。在政府机关、人民团 体中，可以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搞统一战线，可是在军队里必须是共 产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有别的党派组织，更不能搞统一战线的军队。正因为 如此，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几十年里尽管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始终作为国家的坚强柱石岿然不动，从而在根本上保障了长治久 安。 在旧式武装的遗产上进行建军探索 懂得军队的重要性不易，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更难而又难。初上井 冈山时的毛泽东，是以孤独的情怀进入了湘赣边界的偏僻山乡。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中，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当时是唯一亲身在农村根据地从事 军队建设工作的人。隐蔽在上海租界洋房内的中共中央开始不仅未支持毛泽 东的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反而因秋收起义的失败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 委员职务。这一处分传达到井冈山时，一度被误为 “开除党籍”，毛泽东一 时成为 “党外人士”。此刻，毛泽东身边只有不足千人的部队，而且这支部 队内部的叛变和逃跑的阴谋仍不断发生，刚刚表示归顺的 “山大王，’武装 也未进行改造，四周又是强敌环绕和一片白色恐怖。此时毛泽东所处的境况 之恶劣，可想而知。 如此艰难的环境，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毕生的烙印。熟悉毛泽东生活起 居的人都知道，中晚年的毛泽东有两难，即睡觉难和大便难。其入睡之难， 造成脑子长期紧张过度，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不无影响。而造成人睡难， 恰始自上井冈山。黄克诚在回顾毛泽东脑子紧张过度的原因时，曾说过：“从 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五八年我同他 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六十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 （《黄克诚 回忆录》第3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当时毛泽东日夜苦心焦虑，所 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旧式雇佣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人 民军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相结合举行了一系列的武 装起义，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军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客观地评价历史， 必须承认这一军事基础主要还是旧雇佣军队的遗产，很不适应农村根据地土 地革命战争的需要。 自创建铁甲车队至大革命失败，这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部 分军队。例如叶挺部队，行动听共产党的命令，军官大多数是党派去的干部，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部队不但在番号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军队中 的募兵、管理、教育等许多制度，仍没有冲破旧式军队的规范。在部队里， 士兵都系雇佣而来的破产农民，虽然进行过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教育，但 是他们多数人感受不到战争与自身解放有什么密切关系， “当兵吃粮，领饷 养家”这种旧式雇佣军队的基本传统制度，仍留存在这支受共产党领导的部 队之中。叶挺部队中的军官虽然大部分是受过进步思想教育的黄埔军校毕业 生，却也有不少人继承了旧军阀部队的军官习气，以当官挣钱为主要目标。 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顺境中，天天锣鼓欢呼，薪饷供应无虑，部队当然能 始终保持 “铁军”的高昂士气。一旦严酷的逆境出现，部队的状况立即就急 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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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时立即出现了当时党内报告中所述的如下情 况： “八月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前进。时天气极热，沿 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 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 （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 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 （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 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 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车中多无军 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 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 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 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 毛泽东领导下的秋收起义部队骨干——国府警卫团，也是由 “铁军”中 派生出的一支劲旅，起义之后存在与南昌起义部队同样的问题。1936年毛泽 东与斯诺谈话时对此曾回顾说：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不得不突破成千 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遭受很多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很差， 政治水平很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 （《毛泽东一 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5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向井冈山的转移中，毛泽东所率的部队中不仅普通的 战士和下级干部大批逃跑开小差，留下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师长余洒度也 悲观离队，以后又投靠了国民党。到达井冈山下，全团部队所余不到先前的 三分之一。刚刚上山不久，新任的团长陈皓、副团长徐庶和参谋长韩昌剑这 三名主要团领导又企图率队投奔军阀部队。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紧急关头追回 部队，并处决了这三个叛徒，剩下的这点军队也要被断送掉。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部队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根据旧式雇佣 军队的传统和制度， “官靠薪，兵靠饷”，而且兵为将有。形势恶化，薪饷 不济，旧式军队马上就会哗变、溃散，或受他人收编。军队将领在政治上一 转向，与将领和各级军官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部队也跟随而去。这些，是中国 近代军事史上的规律。军队的雇佣性质不变，就跳不出这一规律。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之初，党内有些领导人一时还不能找出摆 脱雇佣军队制度的方式。1927年 11月海陆丰起义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苏 维埃政权，当地编练工农革命军的方式仍是以薪饷招募志愿兵，规定 “入伍 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在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 中，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正式打出了红军的旗号，对士兵所宣布的政纲是“组 织工农红军，改良士兵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这种纲领，实际上 还是沿用了以雇佣军队吸引士兵的旧方式，而且想使红军的薪饷比旧军队更 多 （当时旧军队士兵的月饷一般是五至十元），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可 是广州起义的剩余部队奔向海陆丰与当地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后，在敌人的进 剿下被迫退到穷困的山乡，既没有每月“二十元现洋”来募兵，愿意投奔“招 军旗”的 “吃粮人”也不肯在这样危险和困苦的环境中受雇，再加以其他政 策错误，部队主要靠原有的老骨干，越打越少，以致很快不能维持。事实证 明，这种靠招募雇佣兵的办法建立革命军队的尝试，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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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 大革命失败及随后武装起义受挫的无情客观事实说明，共产党人要想进 行革命战争，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军队，并在建军工作中 “另起炉灶”。尤 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偏僻的山乡，依 靠广大农民去创建人民军队。在这种环境下，既不可能采取中国封建军阀和 草寇式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集队方法，也没有条件像苏俄那样利用已有 政权实施国家征兵式的建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所探 索出的方式，将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和发动土地革命、开辟根据地结合起来。 这种建军工作中缺一不可的 “三结合”，靠的是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可以 立脚的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以 “打土豪”筹款养军；用“分田地”给农民最 大的实际利益，并在斗争中激起对地主豪绅的不共戴天的仇恨，以动员农民 当兵；在几乎无薪饷、部队生活又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以阶级斗争的教育和 根据地政权的保障作用，激发参军者的斗志并解决其家庭困难 （如农村政权 要负责对军属分到的土地实行 “代耕”）。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红军士兵 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 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64页） 毛泽东在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这一创举，终于解决了在中国土地上人民 军队建军的基础——兵源问题，进而又创造了养兵、训兵、带兵、用兵的全 新方式，建立起一支虽以农民为主体，却由无产阶级领导 （通过共产党）的 完全新型的革命军队。此后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既没有 国家政权，军队又全无薪饷，物质条件极为困苦的情况下，取兵于农、养兵 于农、寓兵于农，靠的就是建军问题上的这种 “三结合”。土地革命（抗日 战争期间虽然不打土豪，改为减租减息，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土地革命），农 民战争，再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三者相加，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内容。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通过在斗争实际中摸索，既以土地革命为建军 服务，同时又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红 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 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 又进一步对这三大任务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指出：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 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 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 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随着形势的变化， 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个别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抗日战争中就将打上豪筹款 改为生产，解放战争后期又将生产队的任务改成工作队，但是这三大任务的 基本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 过去旧军队的传统是单纯吃粮打仗，受其影响，红军初创之时很多人并 不愿意从事群众工作。当时被扣上 “枪杆子主义”帽子的毛泽东，却极力反 对这种旧军队的传统观念。1928年 10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 《湘赣边界各县 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指出：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大没有注意宣 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个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 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同时在各项工作中 （如组织苏维埃、暴动 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 势力逼着做， ‘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一年多以后，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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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又特别提出了反对 “单纯军事观点”问题。 此后，毛泽东又长期在军队中强调三大任务，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贯彻这三大 任务的一系列方法，从而使人民军队能够形成一种以往军队所没有的全新风 貌。 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这是前人从未遇到的新课 题。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旧式农民毕竟是带有许多落后性的小生产者，在 中国古代，靠号召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财产、土地的“均贫富”式的动员， 也能发动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军，甚至是扭转 乾坤、夺取天下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这种旧式农民战争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 产力的阶级和思想的领导，只能 “破”不能“立”，一时的绚丽多彩最终不 过是无果之花。在建军方面，历代农民军的军制只要略具规模，就要仿照封 建王朝军队的旧制，其斗争方向也要回复到改朝换代的老路上。共产党人不 同于黄巢、朱洪武和李闯，毛泽东所领导创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区别于 赤眉、绿林和太平军，恰恰在于建军中注入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的民主 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的灿烂之花，首先在人民军队中得以大 放异彩。 毛泽东在建军工作中的第一项创举，就是于上井冈山前进行了著名的“三 湾改编”。改编的重要意义，一是奠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础，二是开 始建立民主制度。前者，可以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思想上有正确的方向；后者， 可以使军队建立完全新型的内部外部关系，确保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能够团 结一致。 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就匆 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 军队的起步。这次改编中体现的两项基本原则——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主 义，从此却成为两件强大的武器，为摧毁旧式军队传统和建设新型革命军队 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以后人民军队建设中日益完善的各项政策措施，都是 这两方面内容的延续和发展。那个位于江西宁冈县境内偏僻的三湾村，从此 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英名。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从三湾改编起即扩大了党代表的 派驻范围，尤其是将其建立到连一级，从而使党的代表制度深入到基层，并 在连队建立党的支部，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直接掌握了士兵。在叶挺独立团成 立初期，全团2000余人，只有20余名党员 （基本上都是军官），全团只有 一个党支部，各营只有党小组。北伐战争期间，部队中党员虽然增加了好多 倍，可是部队也扩大了几倍，党组织相对薄弱的情况并未改变。尤其是军中 的党组织没有建立和深入到基层，无法很好地掌握雇佣来的士兵。在胜利凯 歌高奏的顺利形势下，部队还好带，一遇逆境就必然出现严重的混乱动摇。 三湾改编后，做到了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这些党员又大都是斗 争中涌现出来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部队的巩固性很快大有改观。毛泽东总 结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66页） 在军中实行党代表 （或曰政治委员）制度，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 而是起自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全面实行了这 一制度，并将其传到中国。在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中普遍建立了党代 表制 （团一级称为政治指导员，团以下则无），可是当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