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5
----------------------- Page 49-----------------------
监督军事首长执行党的决定。这种军中的监察制如走上极端，可比诸古代之 “监军”、现代之特务。国民党军后来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部改为政训处， 其实所起的就是这种监军兼政治特务的使命，结果在军中为官兵所深恶，政 训人员本身也如过街之鼠。这种扭曲了的党代表制和政工制度，到头来只能 走向它的反面。 毛泽东从事建军工作之初，就注意到处理好党代表 （政委）与部队军事 首长、下级士兵之间的关系。党代表作为部队的政治首长，既负部队的政治 领导之责，又是军事领导的帮助者，以 “两长制”共同实行领导。对于广大 士兵，党代表、政工人员则是他们切身利益的代表者、疾苦痛痒的关怀者， 从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曾感受到，革命队伍内部“政委”、“指 导员”的称呼，一直是带有亲切之感的贴心人的象征。 与中国旧式军队相反，毛泽东历来不主张部队以将领个人为中心，而是 以军中的各级党组织作为统一领导部队的核心。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 集中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团或营以上单位建立党的委员会，决定部 队的一切重大事务。中国近代军阀部队兵随将走，一个将领倒戈通常即可拉 走整个部队；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史上，凡是健全了党的各级领导制度 的部队，就绝无此种现象。发生整体性叛变的部队，都是刚刚起义或未经改 造的旧式武装。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张国焘。当他以共产党领导人的 名义统辖部队时，可以指挥为数几万人的整个红四方面军。可是当他一旦丢 下共产党的旗号公开投向国民党，不仅原来的下级干部不跟随，甚至连警卫 员都与他划清界限，最后落得孤身一人狼狈逃走的结果。张国焘叛变时蒋介 石曾欣喜若狂，并从旧军队兵随将走的观念出发，认为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 击，要戴笠很好地加以运用，以对共产党军队特别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 拉拢策反。可是到头来走狗不走，费尽力气也拉不出一连、一排、一班，毫 无所获。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威力，在这一点上也充分体现出 来。 毛泽东同旧军队传统实行决裂的另一项大胆创举，就是在军队中实行民 主主义。过去的封建军队历来实行森严的等级压迫，即使是农民起义军也是 水泊山寨式地排座次，如太平天国成军后不久，名义上人人称 “兄弟”，其 诸王特权威福之盛已不亚于清王朝。在国民党军中，非但其杂牌的军阀部队 黑暗无比，即使是中央系统的军队也只是口头上标榜民权，实际上其官兵关 系仍基本承袭军阀部队的传统，士兵军饱动辄被克扣，官长则是“五皮主义” （皮靴、皮武装带、皮包、皮枪套、皮马鞭）。自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起， 毛泽东则要求全军官兵在生活待遇、着装上保持一律，同甘共苦。士兵有说 话的权利，士兵委员会能代表战士发表政治上、经济上的意见。陈毅于1929 年在 《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文中，介绍红四军内部的状 况： “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 俘虏初看见顶顶大名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 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 长的绰号。” 如此破天荒的举动，正如红军中的一副对联所云： “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 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 Page 50-----------------------
中国红军产生于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实行这种民主主义，所遇的阻 力非常之大。仅以红军提倡不打人一事而言，尽管一再强调，但是开始总是 有些干部不照此实行。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达闽西后，队伍迅速扩大，思想工 作有所放松，旧有的军阀习气又有所抬头。毛泽东返回红四军工作后，干1929 年12月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的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废止肉刑问题”， 列举了在 “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并举例说明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这方面 的问题： “各部队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 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了，军 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 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到没有出路，充 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 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 肖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 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 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 比任何纵队多，原因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 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发生过三次自杀事件 （排长一士兵二）， 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 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 打得要死！’”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在他亲自起草的 《决议》特别指出： “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 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还是与封建 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 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问的 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怨恨空气，甚 至发生自杀的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 危险不可胜言。”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第116—118页） 为克服这种影响军队建设方向、 “危险不可胜言”的不良倾向，毛泽东 进行了长期不懈的艰苦工作。通过从制度上、思想教育上、作风培养上一系 列努力，终于在全军中切实形成了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基本平等 （根据 工作需要略有差别）的全新面貌。同时，毛泽东还带头反对并废除了旧军队 靠枪毙逃兵以巩固部队的作法，对开小差者，除携枪投敌外，一律不许枪毙， 以教育为主，强调革命靠自觉自愿。这些作法，是对旧军队阶级压迫制度的 大胆破除，成为过去人们难以想象，其后却成为现实的创举。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由雏 型逐步发展到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 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直到1980年， 黄克诚在针对社会上否认毛泽东的思潮有感而发的讲话中，仍深情地高度评 价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在建军道路上进行开拓的伟大意义。他对此回忆道：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 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 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
----------------------- Page 51-----------------------
主席当时是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 席提出军队不能发恼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 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是很多战士不发响怎么能行呢？ 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这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 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 下去吗？可是后来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 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 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黄克诚回忆录》第3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率身垂范的伟大统帅的魅力 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需要有带动部属和影响全军的魅力。他个人的作 风，往往也会成为整个军队的风尚。古代有识之士就强调统兵者的 “正身” 问题，如 《论语》所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建 设新型革命军队的首要原则，是向官兵注入革命的思想。要达到这一点，同 样需要领导者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表率作用，如果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式的空洞宣传，要别人冲锋陷阵，必然被士兵讥讽为 “卖狗皮膏药”，即使 言词再动人，这样的政治工作也会无济于事。毛泽东从他投身于建军工作之 初，就率身垂范，为他倡导的建军原则作出了榜样。他和他的战友们树立了 良好风尚，带动了整个革命军队，随后也长久地影响了全中国。 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就曾有过以个人表率作用在危急时带动部队的事 例。工农革命军上山后己是10月，干部战士都身着单衣，为解决棉衣毛泽东 又率部下山游击。由于地形和敌情不明，部队到了遂川大汾镇后就突遭地方 反动武装的袭击，在仓促撤退时部队出现混乱，许多人跑散。随毛泽东撤到 黄拗的官兵只剩下30多人，伙食担子也跑丢了，大家又饿又累，散坐四处。 一时人心涣散，部队面临解体之危。 值此存亡危急关头，这位被干部战士瞩目的 “中央派来的毛委员”首先 站起，一反平时文人的举止，以他十几年前当兵时学过的立正姿式双足并拢， 身体笔挺地大喊： “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情绪低 落的战士们一见带头人如此，也鼓起劲头站队，向毛泽东高大的身躯看齐。 这一小队人集合成严整的队伍后，不久又汇集起大队人马，并重新振作起战 斗的精神。这种 “站第一名”排头兵的行动，在军心动摇的紧要关头，避免 了部队瓦解，并激励起官兵继续奋斗。 红军创建之初，在那 “红米饭，南瓜汤；金丝被（稻草），盖身上”的 环境中，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最高领导人与战士们过着同样艰苦的生 活。1928年人冬时山上已经降雪，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叙述部队的情 况是：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 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 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第65页）旧军队一遇薪饷不济就会哗变、溃散，红军却能忍受人世间 各种艰辛而坚持奋战，靠的正是这种上下一致，“什么人都一样苦”的作风。 在人民军队中，为克服以上压下、打人体罚的封建余毒，毛泽东也以身 作则，努力在党内军内的上下级乃至亲友之间建立平等的同志关系。毛泽东
----------------------- Page 52-----------------------
本人虽然是封建体罚方式坚决的反对者，过去在家庭内也强烈反对自己的父 亲打人，然而他自幼所受的封建家庭影响，以及其倔强和强烈的个性还是在 行动中有所反映。1959年 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内民主的重要性 时，曾回顾起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件事，即他自己同在军中工作的弟弟毛泽罩 争论一个问题，因毛泽覃不听哥哥的话，毛泽东也要动手打弟弟。毛泽覃随 之质问， “你怎么打人？”毛泽东想到党内军内的规矩，也就不打了。事隔 30余年后毛泽东还将此事提到发扬民主的高度来检查，这既表现出可贵的自 我批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在中国革命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需要由领导 人带头，才能带动下级官兵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 毛泽东以身作则培养起来的官兵一致共甘苦，官长不打骂下级的民主作 风，自红军时代起一直长久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当时打土豪偶然得到 一件皮袍子，也不是先给领导，而是留给夜间站岗的战士轮流穿着。抗日战 争初期，国民党当局为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发了军衔和呢制军眼、皮靴，可 是除了在统战工作的场合外，军队高级干部根本无人穿着。在延安时期，毛 泽东同样穿打补钉的衣服。著名华侨资本家陈嘉赓于1940年到延安参观后， 曾谈到他最为感动的一件事，就是朱德陪他参观时从抗大分校前经过，里面 正在打球的学员喊着 “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随即上场，这种“无复阶级 如是”的场面，使陈嘉赓久久感怀。“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当时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弱于国民党，延安的物质条件远远不如重庆，可是全 国有志向的青年大批投奔陕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 部廉洁平等。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这条著名的毛主席语录，曾是人民军 队所有成员最熟悉的座右铭。毛泽东本人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也是这句话 的最好实践者。在那阶级对垒、生死撕杀使许多军人变得感情迟钝冷漠的岁 月里，毛泽东对于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毫不容情，可是对于自己的马夫、警卫 员和身边的战士却一往情深。在延安时期，中央警卫团的一个班长张思德因 烧炭出事故而亡，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生气地批评团领导：“打仗死人没办法， 搞生产死人不应该”，并亲自出”席追悼会。三大战役刚刚结束时，毛泽东 得知跟随他多年的马夫老侯去世，马上暂放下手上指挥百万大军的戎机到墓 上哀悼。在人生取向方面，毛泽东始终同情苦难的劳动人民。在军队中，毛 泽东同样也最关心穿着军装的普通群众，统帅的感情和作为军队基础的广大 战士的心始终是相通的。 恰恰是由于毛泽东的感情与千千万万普通的下级干部、战士相通，最知 道他们的需求和理解能力，所以能够在群众斗争中很好地总结建军的经验， 并且能够很快将这些经验通俗化，灌输到那些大字不识多少、刚刚投身于革 命军队的贫苦农民的头脑里。 1928年5月，当湘南起义队伍刚刚到达井冈山下，毛泽东就亲自向队伍 讲话。由于这次讲话既通俗易懂，又道理深刻，当时率领宜章农军的肖克事 后多年还对此回忆道： “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下，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 讲话。开头便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的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 命的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 讲 “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罢。”（肖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 引自 《人民文学》1977年9月号）
----------------------- Page 53-----------------------
这个简明的 “二、三、四”的道理就是： “二”，是指两种战争。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古今中外不断地打仗，打 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 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三”是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 就不能统一行动。 “四”是说，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 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 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 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 “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 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如此言简意阂的概括和通俗讲解，胜过当时党内许多脱离群众的鼓动家 们所书写的洋洋洒洒、动辄千言的 “八股”式文章说教，对红军官兵的教育 作用也远远胜过那些译自苏联的厚厚的政治教科书。且不要说那些刚刚暴动 翻身的 “泥腿杆子”，即使像柳亚子这样才高八斗的文人学士，也追忆与毛 泽东的交往是 “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本人在宣传群众和激励指战员方面的才能，堪称将统帅和政治鼓 动家相结合的最好榜样。一向对毛泽东深为不满的那位洋顾问李德，在其晚 年那篇题为 《中国纪事》的回忆录中曾竭力攻击毛泽东，同时却也承认毛泽 东影响官兵和广大群众的过人之才，并描绘说： “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 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毛不仅在私人谈 话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 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 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奥托·布朗《中国纪事》 第74—75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正是这种令中国的农民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革命部队倾倒的魅 力，决定了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所选择的统帅，是 “农家子”出 身，又有深厚中国文化功底的毛泽东，而下是长自高门又食洋不化的其他领 导人。在毛泽东的身上，形成了一种几十年持续不衰的罕见的号召力。 在随时充满了牺牲可能性的残酷战争中，毛泽东还一再表现出了蔑视危 险的非凡胆略，为激励全军以身示范。这一点，不仅在红军力量弱小时例子 甚多，直至1947年转战陕北时仍是如此。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已 经有了1亿人口的根据地，有100多万军队，党中央大有回旋余地。放弃延 安后，毛泽东及党中央机关只要向东渡过黄河，就可进入并无敌踪、十分安 全的晋绥解放区。然而，毛泽东却表示，陕北人民养育我们十几年，现在敌 人进攻，不能丢下他们就走。此外，还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不顾许多领导 同志相劝，只让中央后方委员会进入晋绥解放区，自己随身仅仅带了四个连 的警卫兵力，就毅然留在陕北，并有意让蒋介石知道，以吸引国民党军当时 唯一能机动的战略集团——胡宗南部。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曾几度遇险， 有时身后敌军四个多旅追兵点起的篝火都可看清，毛泽东却谈笑自若，并坚 持不过黄河。这种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迈壮举，不仅吸引了国民党军 西北集团的重兵不能他调，也极大地鼓舞了处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广大军民。 毛泽东骑马率中央机关通过陕北的集镇村庄时，认出他的老汉、娘姨、后生 们无不激动万分，许多人热泪盈眶，纷纷簇拥上来欢呼口号。在当时物质条
----------------------- Page 54-----------------------
件最为艰苦的西北战场上， “毛主席还是在陕北”这句话，已经是激励部队 和群众最有力的动员口号。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前夕，毛泽东虽然没有亲临前线，却让自己的儿子毛 岸英第一批入朝。尽管身边的同志还有江青都曾劝阻，毛泽东却说： “谁让 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于是，毛岸英成为彭德怀所说的 “我 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注：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95页，解放军 出版社1989年版）。毛主席的儿子上前线，牺牲在朝鲜，埋葬在朝鲜，这对 全国亿万军民又是无声的、却最有力的精神榜样。对于出兵朝鲜，有些人思 想不通，有埋怨情绪，然而在最高统帅的这一带头奉献的表率面前，谁也无 话可说。 在世界战争史上，一个统帅的表率作用往往对下属产生着最大的影响 力。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行军艰难时，只许伤病兵骑马，而自己带头步行。 这为时短暂的一次行动，使千千万万法国老兵和国民感怀不忘，在拿破仑去 世后甚至超过了对其武功的颂扬。中国革命战争时间之长和斗争之艰苦远非 拿破仑战争可比，在长达 20多年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本人一直在战场 上、在生活上率身垂范。他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在饮食上的最 高享受也不过是偶尔一顿红烧肉，在衣着上长期与普通干部保持一致，其榜 样作用在世界近现代战史上确无可比拟。 进入七十年代后的毛泽东已值垂幕之年，此时他特别愿意怀旧，常在病 榻上久久地翻看过去的照片，而其中最眷恋的一幅，就是他穿着有两个大补 钉的裤子在延安窑洞前讲话的照片。那幅出自著名摄影家吴印咸之手的佳 作，也恰恰是那个年代上下一心、同甘共苦的写照。正是这种官兵一致的精 神，以惊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把千百万军民从五湖四海集合到一起， “毛主 席万岁”一词长年成为团结全军、鼓舞人民的神圣号召。虽然有些后人认为 这带有个人崇拜的色彩，然而在当时却发挥出巨大的 “精神变物质”的转化 作用，成为人民军队胜利前进的强大动力。 吸收正反经验，完善各项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人民军队的探索，是党的集体在实践中共同努力的结 果。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内不少领导同志研究了大革命中国民革命 军的教训，以及初期武装斗争的经验，在继承和保留北伐期间的国民革命军 中政治、军事工作好传统的同时，开始与旧式封建雇佣军队的种种恶劣风气 划清界限，探索新的建军道路。1928年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 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为大会制定了《军 事工作决议案》，提出了变雇佣制为志愿兵制，加强政治工作等，对全党的 建军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在建军问题上作出最大贡献的，还 首推在农村根据地中深入实践第一线、又擅长理论总结的毛泽东。 历史往往呈现 “之”字形发展，人民军队的建设发展也走过这种曲折的 道路。例如：在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犯过忽视兵权，未能破坏旧的 雇佣军队制度的右倾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军中又屡屡出现 “左”的错误。此后在克服一种偏向时，往往又会走上另一个极端。在同“左” 右倾路线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及时克服了建军工作中两个 极端的不良倾向，像一个身处惊涛骇浪中的舵手，把握住航船的正确方向。
----------------------- Page 55-----------------------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专制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革命军队内强调民主主义，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被称为 “极端民主化，’的 倾向。红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小农经济固有的局限性、狭隘性和封建地方 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在新建的部队中表现出来。把这种 “极端民主化”与旧 式农民意识结合起来，军队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志，并会姑息迁就落后现象。 红军初创时期部队内实行民主时，有许多下级干部战士走上另一个极 端，对上级决议、指示如感到不合意即不愿执行，甚至有过打仗前大家举手 表决，不愿去的可以不去的怪现象。在井冈山斗争中，红四军第29团是刚刚 由湘南暴动农民组成的，其士兵委员会反映士兵意见时，以想回家乡及不愿 在山上坚持的错误想法为主导形成决议，而部分领导人又不能很好制止这种 群众性的落后观念，结果该团军心动摇，集体跑下山去，随之溃散。红四军 下井冈山后，一度曾批评了毛泽东主张的前委集中领导，实行 “由下而上的 民主”，凡事都需： ‘大家谈，大家议”，有时为打不打一县城竟要全体官 兵 “讨论了数日”。如此“民主”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组织松懈和斗志涣 散，使事物走向了反面。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古田会议期间特别反对了这种 “极端民主化” 的倾向，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特别指出： “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 级的自由散漫性。”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8—89页）为此，毛泽东提 出了“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原则，并强调在军内开展教育，使参 加革命军队的农民脱去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战争中建军的实践证明，这种 集中指导的民主生活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 在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之后， “左”倾路线的指导者又搬用了苏联体 制那种高度集中、机械服从的一套办法。1931年 11月，苏区党的第一次代 表大会通过的 《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各级党的委员会， 由政治委员作为党的全权代表，享有“最后决定权”。此后，一些握有更大 权力的“中央代表”又被派到各部队中。这时，党对军队的领导虽继续坚持， 却由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中央代表、政委 （两者还经常合一）成了居 于部队之上的 “钦差大臣”。虽然部队中还保留党的组织，却仅是处理党务 事宜的党务委员会，只接受政委领导，不能成为领导部队的核心。 进入三十年代之后， “左”的路线指导下的红军政治保卫制度，也照搬 苏联的 “格贝乌”体制，部队中的各级保卫部门形成垂直领导，甚至成为与 政治部平行的机构。各军、师的保卫局只听命于方面军或中央的保卫局，抓 人、杀人一般不通过本单位的首长，甚至对本单位领导还有监视之权。这种 脱离群众的特殊化、神秘化的保卫制度，加上错误的肃反指导思想，造成了 严重的扩大化。打 “AB团”、“改组派”和所谓“社会民主党”等悲剧的出 现，以及红军中大批无辜者被捕被杀，一时人人自危的不正常局面，可以说 都与这种体制有关。 为在军队加强党的领导，应实行派遣党的代表、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为 巩固部队防止敌特内好的破坏，确实需要建立政治保卫制度。可是在 “左” 的路线指导下，这两点走到极端，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一个 “钦差大臣满 天飞”，一个肃反扩大化，给红军和各根据地带来巨大的危机。如著名的洪 湖苏区，由 “中央代表”夏曦主持的大“肃反”，因捕风捉影般病态式地疑 神疑鬼，竟杀掉了军内的绝大部分干部，红二军团几乎从内部自我毁灭。其 他各个区域的红军和各苏区，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类似情况。这种严重的
----------------------- Page 56-----------------------
自我内耗，再加上外部敌人的“围剿”，造成了南方根据地全部失陷的局面， 当时还很弱小的人民军队也差一点濒临绝境。 吸收这无数人命换来的血的教训，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确立了领导地位 后，长征到达陕甘苏区，首先就纠正当地肃反的错误，命令停止乱捕人、乱 杀人，并释放了无辜被关押的刘志丹等同志。此后，毛泽东制止了在党内军 内以杀人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的作法，并强调保卫机关必须置于各级党组织 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结束了军内对苏联政治保卫制度的照抄照 搬。由于保卫工作只限于锄好反特，这就保证了军队内部的安定。干部战士 敢说话，不怕动辄被打成 “反革命”，民主生活就在较长时期里得到保证。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又着手纠正过去 “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式。 经中共中央决定，在部队的团级以上单位设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 军事和政治工作，从而改变了过去事实上的政委 “一长制”，恢复了党的集 体领导。军政委员会类似党委会，不过这种体制还只限于首长的集体领导， 没有自上而下的党的统一领导体系。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还是恢复军队中 的党委制为最好。因此，在 1945年春党的七大期间，重新确定应依照古田会 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的党委会。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全面恢复 了各级党委，毛泽东还亲自书写了 《健全党委制》等决定，确定了“集体领 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41页）的原则。 这样，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成为党对军队实行领导的根本制度， 并长期坚持下来。 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空前大发展的时期，军队数量在4年间从120 多万人发展到500多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 “解放战士”、“解放军 官”，即原国民党军官兵。特别是经常打大仗，俘敌多，战场就地补充多的 部队，俘虏成分一般占了总人数的大半。这些人在战场上就地 “换帽子”， 马上补充到解放军中去，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却不可能随着青天白日徽一下子 丢掉。如果只能大口吃掉敌军，却不能很好消化，这么庞大的新成分及其带 来的不良思想反倒会造成我军严重的内部疾患。 通过在实践中探索，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军队领导人又寻找到这种 “消 化剂”，就是毛泽东所归纳的 “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1页）。这一运动，也使人民解放军中的民主 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开展诉苦，在当时条件下是最联系实际并最为有效的阶级教育。自抗日 战争开始后，国统区的兵役制度由募兵改为 “征兵”。实际上，在极其腐败 的旧中国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国家那种全民义务性的征兵，国民党政府征兵的 实质就是抓壮丁。有钱人行贿则可逃役，穷苦人才被捆绑押送到军队，靠官 长的阶级压迫及枪毙逃兵的威胁强令其在营打仗。这些国民党兵绝大多数也 是苦大仇深，一经共产党进行阶级教育，让他们联系受苦的实际，控诉国民 党的阶级压迫，很快就使他们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应为谁当兵，为谁打 仗的道理。对当时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士兵来说，不需要多少高深的道理， 一场 《白毛女》，一场《血泪仇》，就能使大多数人声泪俱下，举枪高呼“打 老蒋”。在各解放区都有这样的事，演出 《白毛女》时，部队要事先收起子 弹，免得许多人因临场激动而开枪，使扮演黄世仁的演员有性命之虑。通过 诉苦，同样一个人，昨天在国民党军队中怕死保命，今天在解放军中却一下 子就能变成无畏的勇士。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可以很快改造这些
----------------------- Page 57-----------------------
不久前战场上的对手，达到西方一些人当年惊叹为 “洗脑”的效果。 新式整军的开展，又促进了军队内部民主的大发扬，著名的政治、经济、 军事三大民主，就是在这一时期总结出来的。 三大民主是人民军队内部民主主义制度化的最生动体现。为此，毛泽东 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从红军初创起就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井冈山 时期，红四军就仿效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方式，建立起士兵委员会，作为代 表士兵民主权利的组织，同时也是对官长的监督机构。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古 田会议决议中又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委员会内建立俱乐部，扩大了士 兵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后来这一俱乐部又在红军中变为 “列宁室”。抗 日战争爆发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八路军、新四军中又建立了同一性质 的 “救亡室”，至解放战争期间再改名为军人俱乐部，以后又成为革命军人 委员会。 从士兵委员会到革命军人委员会，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军 队中建立民主制度的又一创举。士兵们可以通过这些代表自己的组织，在政 治上取得和干部一样的权利，可以批评官长，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意见。在作 战指挥问题上，士兵们可以通过士兵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组织不仅 活跃了民主生活，还开展文体活动，密切官兵关系。此外，代表士兵权利的 这一组织还监督各单位的财物开支，管理伙食。这些作法通过长期的实践逐 渐完善并转为制度，解放战争期间总结为人民军队内部的三大民主——政治 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成为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如同斯诺 的名篇 《西行漫记》的正式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所寓意的那样，在长 期黑暗的专制统治下的千年古国里，民主主义首先在人民军队中放射出光 芒，从而为全国革命群众辉映出民主革命的奋斗方向。 人民军队中的三大民主，在当时极其艰苦和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产生的威 力是不可估量的。旧军队那种 “上一呼而下百诺”的官兵关系，被干部战士 平等相处，官教兵、兵教官的新型关系所取代。即使在过去一向作为军官专 利的作战指挥中，士兵也有了被称为 “军事民主”的自主权利。此事的可行 性曾为许多人怀疑，可是解放战争的实践却证明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当陈毅从华东战场到中央汇报时，毛泽东针对部队作战中实行民主一事问陈 毅： “你看这样会不会造成部队不服从指挥员的命令，应当撤出战斗时撤不 下来，因而发生毛病呢？”陈毅回答说： “不会的，因为这样的民主是正确 的，适合打胜仗的要求。战士的眼光是明亮的，他们一心一意也是为了打胜 仗，他们辨别能力是很强的。应当坚持与不应当坚持的决定权是掌握在指挥 员手里，加上倾听下面的意见，只有使领导与指挥顺利而不会发生反作用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教程》第904—905页，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正是这种军事民主，使领导决心与群众智慧相结合，产生了极其巨大的 战斗力及高度灵活机动的战术。解放战争期间的许多攻坚战斗，都是靠干部 战士开 “诸葛亮会”，研究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胜方法。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面对拥有空前强大人力的美军，也正是靠着发挥群众的智慧才想出了许 许多多战胜敌人地面强大火力和 “空中绞杀”的以“土”制“洋”的妙计。 例如：在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部队领导曾决定将一支近3000人的突击队 于白天潜伏在敌人阵地前，参战部队感到困难很多，只要有一个人因咳嗽、 翻身等不慎的举动暴露目标，就会遭致重大伤亡和整个潜伏攻击的失败。但
----------------------- Page 58-----------------------
经过准备，参加潜伏的部队全体指战员集体动脑筋想办法，提出了一整套保 持隐蔽、静肃的办法，并选择与攻击目标近似的地形进行反复演练，确定可 行后，再加以实施。结果，这样多的部队在敌军眼皮下潜伏了整整一天，待 天黑攻击开始后一跃而起，迅速夺取了敌军阵地。 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占主体的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民主、经济民主、 军事民主，这些建军道路上的创造，改变了军队的精神面貌，不仅形成了强 大的战斗力，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完全新型的干部和战士。在履行战斗队的 任务时，他们能够以低劣的装备，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在履行工作队任务 时，他们可以改变社会制度和风尚；在执行生产队任务时，他们“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甚至创造了军队不吃官粮还上交公粮的奇迹。变军营为育人的 学校，变纯消费为生产，变破坏组织为建设单位……毛泽东早年 “改造中国 与世界”的宏愿，在人民军队建设中有了最丰硕的成果。 确定全新的建军宗旨和纪律 “为人民服务”一语，当今中国的每个成年人都极感熟悉。几十年来， 它也是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受到问候时的标准答词。此语的由来，正是毛泽东 在追悼中央警卫团一个班长张思德时所作的演说题目，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 建军宗旨，并由此产生出政治工作的原则和军队的纪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有其丰富的具体内容。 一方面，这一口号要反映在建军的宗旨上，即战争年代常说的 “为谁扛枪， 为谁打仗”，部队所到之处，要解民倒悬，出诸水火；另一方面，它还要反 映在日常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具体行动上，并由此产生了人民军队特有的纪 律。 古今中外的军队要处理内部外部关系，都必须有军纪，中国旧式军队也 讲究风纪。可是反人民的旧式军队的军纪，其核心是要求士兵盲目地绝对服 从于军官，提倡和实行 “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在“军人以服从命 令为天职”的口号下任意驱使士卒。旧军队的风纪注重的是对内对外观瞻， 在军内养成官长的至尊，在军外造成对百姓的威严。至于涉及军民关系的内 容，则不属于旧式军队条令的范围。 当然，中国历史上许多军事家也知道纪律对争取民心的重要。所谓“秋 毫无犯”的 “仁义之师”，史书中亦有可见。刘邦人咸阳“约法三章”，曹 操 “割发代首”，李自成“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口号，曾 是古之美谈。然而这种争取人心的宗旨是要民为己服务，自己却并没有为民 服务的宗旨。何况旧式军队的性质决定其组织形式通常是“集天下不义之人， 日授以杀人之事。”社会上的习惯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那些在 “招军旗”下应募入伍的“吃粮人”，大都是生活无出路的破产农民以及社 会上的 “不逞之徒”。这些带有严重破坏性的成分，在旧式军队中也不可能 严守纪律。旧式军队的一些纪律虽在表面上与人民军队相同，却有实质上的 区别。 作为人民军队统帅的毛泽东，从他一开始从事建军工作起，在纪律问题 上就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建军之初，弱小的革命军队能否生存，首要条件是 能否取得当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而迫切需要新生的部队能有一整套 全新的良好的纪律。
----------------------- Page 59-----------------------
中国共产党人创建军队时接受的是旧军队的遗产，在纪律方面也是如 此。北伐战争时期的 “铁军”以军纪严明著称，可也毕竟是旧式纪律。特别 是一遇革命遭受挫折的逆境，部队内部不服从命令，对外乱拿老百姓的东西 等违纪行为就层出不穷。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恰恰也是 “受命于危难 之际”，部队受挫退上罗宵山脉中段，一路上也出现了严重的纪律涣散现象。 面对当时军内外的实际，1927年 10月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在动 员大会上宣布了非常简明的三大纪律： （一）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言简意深的三大纪律，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而且 “红薯”、“打土 豪”这类词汇，还体现了井冈山斗争特色，以后，第二条改为 “不拿工人农 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改为 “筹款要归公”，这样就确定了军队内部关系、 对群众的关系和生存措施 （打土豪）这三方面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确立人民军队纪律之时，恰恰是党内 “左”倾盲动思潮一度泛滥 成灾之际。这一思潮体现在对外关系上，是烧杀政策，不仅将一般工商业者 全部扫荡，甚至连贫苦农民的房子也一起烧掉，口号是“变小资产者为无产， 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所造成的结果，在经济上是严重的，如 “湘南各县焚 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来阳起，即未能等到一文，仅 靠卖烟土吃饭。” （1928年7月4日中共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致湖南省委 的报告）在政治上，则更得罪了社会上多数群众，许多起义部队和新建的革 命政权恰恰因此而失败。 当时，深入实际、了解社会各阶层情况的毛泽东，坚决反对了设在上海 租界里的中央确定的烧杀政策。看到湖南省委实行烧杀政策以致失去群众的 严重恶果后，毛泽东特别注意制定纪律时要维护群众的利益，并保护正当的 工商业，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了人民军队的纪律。 1928年初，毛泽东在分兵发动群众时，根据部队在执行纪律时的一些具 体问题及老百姓的各种反映，在三大纪律之外又规定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毛泽东又根据他人的建议增加了两项 注意： （七）洗澡避女人； （八）不搜俘虏腰包。 这第八项注意，涉及到一个新领域，即对敌斗争的政策问题。正确地对 待俘虏，不打不杀，尊重其人格，不动其私人财物，这是对敌军广大士兵和 下级军官最有力的教育和争取。实行了这一纪律，就为后来确立人民军队官 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 至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形成。由于作战环境的变化，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的某些具体内容后来又有所变化。如部队在南方宿营，要 “捆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