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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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人民军队后来主要在北方活动，就大多不需要捆铺草。直到1947年， 毛泽东根据全国范围内各部队在战争环境中的共同需要，重新统一规定并颁 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看起来多是些说话和气和涉及到买卖东西、 借还物品之类的小事，但它是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用通俗易懂、 生动具体的语言，把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的内容溶为一体，更易 于为广大官兵理解和执行。它的内涵，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规定，而是一 个关系到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大事。 正是由于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军队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环境 中，所到之处，立即以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驻地的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 就形成了哪家住红军，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的作风。以后的八路军、新 四军和人民解放军，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光荣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以志愿军 名义出兵朝鲜时，人民军队的这一光荣传统也使异国人民感动不已。曾亲身 感受过日本军队、苏联军队、美国为首的 “联合国军”的所作所为的朝鲜群 众，一致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世界上纪律最好的军队。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人民军队不仅内部的官兵友善，对人民群众关系亲 密，而且宽待俘虏的政策是古今中外做得最好的。广大干部战士对敌作战勇 猛顽强，战斗时杀得敌人尸横遍野；可是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及敌国的人民 却讲人道主义。八路军在百团大战的火线上救出父母双亡的日本小姑娘，被 日本人民传为佳话，战后旧日本军人战友会亦为此向中国老战士敬赠纪念 品，表示钦佩八路军的武德。中国革命军队的俘虏政策虽为敌军高级长官惧 怕，却始终不能制止其影响。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对深受“大 和魂”及 “武士道”毒害的日军俘虏加以宽待和教育，使他们觉悟过来，建 立起 ““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等组织，配合八路 军、新四军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贯彻了 “以战 养战”的精神，在火线实行 “随俘随补”，对战场上俘虏的敌兵经过短期教 育，即补入部队成为 “解放战士”，使我军既能连续作战，又越打越多。在 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英国等国的军人，在中印边界之战中被俘的印军官 兵，获释后大都盛赞中国军队。笔者九十年代初在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 时，曾遇到一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军人，尽管其政治观点与我们不同， 但他们都对中国军队表示敬佩。他们还特别说明，这不仅仅是由于作战勇猛， 还在于中国军队优待俘虏，有高尚的武德；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作战虽凶猛， 却残杀战俘和平民。事隔几十年后，毛泽东确定的优待俘虏政策还能留下如 此长远的影响，令人感慨不已。 毛泽东创建人民军队最艰苦的实践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延安时期则 是毛泽东理论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对建军思想也做了最为深刻的理论总 结。1944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导下，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 干部会议上作了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经过毛泽东的 亲自修改，其中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 方针问题，也丰富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 报告中多次提到，为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为着实现军队的任务，军 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 作之间、以及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必须竭力改善。报告正是针对这 “七 个关系”，确定了正确处理的准则。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及其纪律，正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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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七个关系的基本保证。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不倦的探索下，人民 军队建设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果实。正如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所评价的，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即具备了 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 （《朱德选集》第158页）。这三大特点， 正体现了人民军队建军的三原则。直至今日，这三原则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 色的革命化、 “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的指针。 在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建军原则的指导下，人民军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优良作风。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同国内敌人几十年 的战争中，一直使阶级敌人为之胆寒；在同世界上头等帝国主义军队的交锋 中，也表现出令对手惊叹的勇气和力量。 “铁流二万五千里”，可称为人类历史上英雄主义史诗般的辉煌壮举， 这种万里长征成为对红军素质的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强敌围追堵截、不断 轰炸的严重情况下，红军又失去了根据地依托，终日在偏僻荒凉的崇山峻岭 及江河大川跋涉。经过不毛之地，瘴疠之乡，与原始部落接触，语言不通， 道路不明，不仅物质补给极为困难，甚至在雪山、草地这样自然条件恶劣的 区域还遇到空气稀薄、沼泽遍地等艰险。但在毛泽东率领下，红军能够克服 重重险阻，最终到达陕北。经历过万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成为坚强的革命 斗士的楷模，长征精神也成为人民军队此后几十年里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宝 贵财富。 在抗日战争敌后反“扫荡”的艰苦战斗中，面对凶悍无比的日本侵略军， 由红军编成的八路军、新四军表现出惊人的战斗意志，并使自己在战争中不 断发展壮大。从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到下级官兵，都承认中国军队中战斗意志 最为坚强的部队是八路军。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是当时八路军中一个有代 表性的典型。在 1941年晋察冀军区的反 “扫荡”战斗中，5名战士在狼牙山 与500名以上的日军苦战了一天，杀伤了数十名敌寇，打完子弹后即砸毁枪 支，面对着逼向山顶想抓俘虏的日军毅然跳下了悬崖。当时在对面山上的战 友看到此情景，为之感动万分，同时也惊奇地发现，上到狼牙山顶的日军居 然集体向崖下三鞠躬，对这些中国勇士表示钦佩。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以志愿军名义出国作战的部队发扬国内战争中的顽 强精神，面对着世界战争史上密度空前的火力，却能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 三八线，又能在三八线附近筑成美军无法攻破的钢铁防线，迫使美军司令官 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并声称 “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未获得 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过去几万八国联军可以横行中国，二万 日本关东军就可占领东北，可这时上百万的“十六国联军”在国门之外就被 打得大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在对外战争中最为扬眉 吐气的一次胜利，在世界上一扫过去积贫积弱的形象，大显了国威军威。而 这些胜利，又都是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在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的军事基础上建立这样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建国之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人民军队 的建设进入了高级阶段，为此毛泽东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新的探索中，有成 功的经验，也有蹈入误区的遗憾。但是不管怎样说，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 具有世界水平的强大的国防军的基础，已经在以毛泽东的名字为代表的时代 里奠定，在今后的历史时期里，这仍将是维护我国安全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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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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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驰名世界的人民战争大师 1957年 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 议，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会议开始后， 他在赫鲁晓夫陪同下最后步入会场，各国领导人和代表都起立热烈鼓掌欢 呼，身边那位想自居于国际共运中心地位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也显示出谦恭 之态而让毛泽东先一步。毛泽东的事业和威望，此时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高峰。 特别是他在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军事斗争中能成功地动员亿万群众，以规 模举世无双的人民战争取得震惊衰字的成就，不仅在中华大地上受到无与伦 比的称颂，也使全世界革命者和进步人类为之由衷钦佩。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持续时间达22年之久，动员了成千万的 人民群众和数以百万计的部队直接参战，举行战役达400多次，消灭敌军近 千万。紧随其后，又先后派出200多万部队和60万民工人朝参战，进行了当 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军队不仅将本国反动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与世界上最凶悍的日本法西斯 军队、有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以及参加 “联合国军”的英国、法国等 国家军队都交过锋，均战而胜之。毛泽东亲自指挥的长达20多年的战争规模 之大，在世界战争史上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其内容之丰富，斗争之曲折艰 辛，在国际上鲜有其匹，功绩何其辉煌！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后只有千数人 的小队伍起家，相继战胜了一个个强大的对手，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并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中也取得胜利，其军事理论与实践的正确，为举 世所公认。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军队从小到大、以弱胜强，其根本的原 因在于始终紧紧地依靠了人民，坚持了人民战争这一法宝。人民战争的思想，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并且成为这位伟大军事家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财 富之一。 从 “农村军事化”起步 毛泽东于1927年秋投身武装斗争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尤其是 一个在国内早享有 “农民运动之王”盛名的群众斗争的组织家。这一点与战 争史上其他著名军事家从戎之初相比，使他具有特殊的优势，即一开始就能 把军事斗争放到政治大革命之中进行，将群众运动与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作战 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走入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发动农民为主体的群 众支援和投身革命战争，成为毛泽东开始人民战争探索的第一步。 自1927年南昌起义和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确定了发动 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方向。但进一步具体 而论，人民群众是生活在一定区域中的，要发动他们进行人民战争，就必须 选择正确的地域建立战略基地，以适当的形式来动员、组织群众。当时，党 内虽然喊“工农革命”的口号，许多人却不明确究竟是以“工”或者是以“农” 为主要动员力量，更不知道如何发动人民群众，以及怎样使革命军队与人民 相结合。刚开始进行武装暴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又是才从旧式军队营 垒中冲杀出来的，既没有现成的基地，也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反动统治 阶级以城市为主要据点的情况下，只有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穷困山区才是其 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共产党人到那里去建立根据地，才能有效地动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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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夺取政权的基地，经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最后夺取政权。由于没 有现成的经验，党内许多人经历了许多惨痛的教训和很长的时间，才懂得了 这一点。在同时代的人中，毛泽东恰恰成为最早在这一道路上进行探索的先 驱。 南昌起义的部队军事力量虽强，却没有很好解决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 起义后不与湘鄂赣三省的农民暴动密切合作，只想打回广东再取大城市。在 南下的路上，群众纷纷躲避军队、连抬担架的民夫和卖茶水的老乡都找不到， 部队越走减员越多，随后又在孤军苦战中失败，自然在所难免。毛泽东领导 的秋收起义虽然一开始就提出要帮助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可是起义部队军事 力量弱，仅仅几天就被敌军击败。军队站不住脚而被迫向南撤走，革命政权 建立不起来，土地革命的措施无法实施，发动群众也就无从谈起。 吸取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随后进行井冈山斗争时，就首先 解决 “安家”即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有了“家”，部队就有了整顿、训练的 基地，伤员有地方收容治疗，其他人打仗也增强了勇气。同时，在安 “家” 之地又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政权，可以动员群众参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 主力作战，并给部队送粮送物，对付强敌进攻也有了一系列办法。朱毛红军 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终于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开辟出一条 积蓄革命力量，并有效地实行人民战争的道路。 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斗争中，毛泽东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 又是党、政、军、民如何一致对敌进行军事斗争。正如他当时说的： “边界 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 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3页） 为了解决这一前人没有现成答案的难题，毛泽东着力对如何贯彻党政军民“一 齐军事化”进行了探索。通过开辟根据地和应付敌人一次次“进剿”的实践，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来成为人民战争思想 的基本原则，其要点有以下几项： 一是要以强有力的党组织对战争实施统一的领导。在群雄并起并以旧式 农民为主要参加者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同时还要 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才能统一地组织起方方面面的力量有效地 进行对敌斗争。毛泽东开始指导战争时，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随后 又要求以党的组织作为团结和组织根据地政权、军队和群众的核心，并以党 的正确领导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他在湘赣边界党的代表会议和古田会议时 就提出的这些思想，一直是实行人民战争的首要原则。 二是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井冈山斗争及苏区反“围剿”的胜利都证明， 有根据地依托，红军才会如鱼得水，有群众支援方能打胜仗。在强敌压迫的 情况下，一旦离开根据地，自己就会耳目不灵，供应不济，伤员无处安置， 士气也难振作，敌人却会气焰嚣张地敢于猛冲猛追。井冈山斗争时，红军两 次远出湘南均遭失败，毛泽东率红四军下山到赣南也一路遭敌追袭而十分被 动，后来利用蒋桂战争，在赣南、闽西建立了根据地后才重新开创了新局面。 又如红军在长征途中处处站不住，走到陕甘苏区这块仅剩的根据地才有了落 脚点。所以，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前期、中期，无论人民军队向哪里进 军，毛泽东都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这样才有取得胜利的保 证。 三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虽然要靠广大群众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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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军队却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在井冈山斗争时，上级党组织曾有过要红四 军外出作战，只留赤卫队和当地武装守卫根据地的指令。可是井冈山斗争的 经验证明，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 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 式的白色军队。”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0页）地方武装如离开了主力 部队，根据地就会招致失败。因而在此后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一直强调在 根据地内要加强军队建设，并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 四是必须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大革命失败后一系列武装起义和 井冈山斗争的实践都证明，单单有革命军队而没有群众配合，军队就会成为 “独臂将军”，在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绝无取胜的可能。毛 泽东上井冈山不久，就在后来名力 《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写给中共中央的报 告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需要具备的条件中第一条即是 “有很好的群众” （《毛泽东选集》第57页）。为了使群众能够有效地参加和支援战争，又必 须对他们进行动员、组织和武装。在大革命时期建立的农民协会的基础上， 井冈山斗争时期又在根据地广泛组织起暴动队、赤卫队。在后来的斗争中， 根据地内的成年男子大都被组织在民兵性质的武装组织中，中青年妇女也由 妇女会一类的组织动员起来，连少年儿童都在赤少队、儿童团的旗帜下手持 红樱枪站岗放哨查路条。这种根据地内的 “全民皆兵”，使一切进犯之敌都 视为畏途。 五是必须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在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中，除主力红四军之外，湘赣边界地区以县为单 位建立起装备枪支的赤卫队，作为地方部队。另外，各乡还组织了不脱产的 暴动队，青壮年普遍参加，主要装备梭镖和鸟枪，其性质是群众性的自卫武 装。通过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地方部队需要加强，于是在中央苏区时建立 了地方红军的独立师、团、营，赤卫队则成为一般群众不脱产的武装。尽管 后来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名称都有所变化，但是三结合的武装 力量体制的基础却从此时即已奠定。 后来，毛泽东对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又进行了系统总结，集中表现为 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一文的“人民战争”一节中所总结的三个“结合”， 即人民军队和群众武装组织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武装群众 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 “结合”，不仅解决了作战中的 相互配合、前方后方的相互配合问题，而且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及革 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问题，能够充分发挥对敌斗争的整体威力。 六是必须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与单 纯由正规军进行的战争有很大的区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又要求革 命军民采取不同于以往正规战的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摸索 总结出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一系列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法，正是在人民战争基 础之上确定的。 七是必须把各种形式的斗争手段配合起来。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对敌 斗争，不仅体现在军事斗争的战场上，也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之中。毛泽东从开始军事斗争起，就不是单单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而是注重 将土地革命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以后又重视经济战线的对敌斗争并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从而逐步扩大人民战争的斗争范围，形成以多方面的整体力量 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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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主要条件外，毛泽东还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作战特点，对开 展人民战争确定了一系列不同的方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除注重 苏区群众支援的条件外，还很注意利用地形条件，自由选择战场。湘赣闽各 省根据地内山岭崎岖，道路梗阻，恰恰是疲惫分割敌人的最好场所，因此在 反 “围剿”的战斗中红军都是以妙手将强大的进攻之敌引到预先布置好的陷 阱中，实行瓮中捉鳖。1929年春，毛泽东率军下井冈山后游击于赣江东岸的 兴国、宁都、乐安、石城等地的广大山区时，曾预言这一地带对将来大规模 战争有作用，应在此布置根据地。果然，1930年以后中央苏区反 “围剿”的 斗争中红军正是以此为主战场大量歼敌。直至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强调 依傍山地开辟敌后根据地，将地形条件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充分利用，成为 毛泽东在组织人民战争时的又一创造。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很注重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部 来打。这样，即可以使人民了解我们的战争是自卫的、有理的，又能够充分 发挥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及广大非武装群众参战的威力，调动各方 面的力量，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困扰、消耗敌军，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 大海。 人民战争这一全新的战法一登上战争舞台，立即显示出惊人的威力。二 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前期，蒋介石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依仗以黄 埔系为基础建立的中央军，在全国确立了最高统治地位。作为蒋介石对手的 奉系、桂系、晋系及西北军系统的各派军阀，无不拥兵数十万，并拥有整个 省区或数省的地盘，可是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至多坚持几个月就一败涂地， 只得接受收编或臣服于蒋介石。然而数量、装备及占地远不能与那些国内军 阀相比的红军，却成为蒋介石始终无法战胜的对手。以蒋介石视为头等心腹 大患的中央苏区而论，红军人数最多时不足10万，地盘最大时不过20余县， 人口最多时不足300万，又全无外援，武器要靠战场缴获。南京政府以倾国 之力，先后动员百万大军，历时几年发动多次 “围剿”，却屡屡被红军打败。 国民党军进攻革命根据地时屡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苏区军民实行的 是不同于以往作战形式的人民战争，使进剿军陷入它称之为 “一入匪区，四 面皆敌”的狼狈境地。虽然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时利用共产党内的“左” 倾错误，勉强取得一些成功，然而十年内战的实践已经证明，有广大群众参 加的人民战争的威力要超过所有武器和任何强固的 “乌龟壳”工事。正如毛 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所总结的：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 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 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 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 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 由于有了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磨炼出的人民战争这一强大武器，在日本帝 国主义入侵而国难当头时，毛泽东就能以乐观的态度和科学的分析判定抗战 必胜。当时，一些人只从武器和正规军的素质来看力量对比，感到中国和日 本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抗战必败，再战必亡。日本军界头目也正是据此认为 可以 “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即征服中国；在中国国内，一些人也得了恐 日病，出现抗战“亡国论”。可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立足于动员国内各民 族各阶层一起进行抗日斗争，使日军陷入了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之中，不但三个月不能取胜，打了八年反而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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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依靠人民就可战胜一切强敌，已成为毛泽东坚定 不移的信念。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进攻陕北时，毛泽东拒绝进入黄河以东的 安全地带，只带领4个连的警卫部队，就敢于与国民党军的几旅追兵长期周 旋，也正出于认为 “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221页）。那些头扎白羊肚手中的陕北老乡、那些可爱的手持红樱枪的娃 娃和热情的娘姨们，成为掩护中央机关和解放军行动的最可靠的屏障， “胸 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豪情也有了最有力的现实依托。毛泽东住处距敌只有几 十里，国民党军却如聋似瞎。胡宗南的部队小股行动就会被陕北地方武装和 民兵游击队吃掉，大队出击又成了找不到攻击目标的 “武装大游行”，到头 来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与国民党军最后的大决战中，又是各解放区数百 万支前民工浩浩荡荡的肩负扁担、手推小车的队伍，像海浪一样托起了胜利 的基石。 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成功实践，证明它不仅是正确的政治 路线，同时也是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历来强调，我们进行的战争是人民 的战争，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从“农 村军事化”起步，把战争最终发展成规模空前宏大的人民战争，这一成功的 实践最有力地验证了这一真理，也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革命战争作 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人民战争，它的胜利在国际国内留下了长久 的影响，也使毛泽东的名字与人民战争一词在史册中连在一起。 掌握 “唤起民众”的真谛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从来是公诸于世的。在抗日战争初期 毛泽东所写的 《论持久战》中就明确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 “动员了全国的老 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 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 页）这些论述，也包含着对当时的 “友党”——国民党脱离群众的片面抗战 路线的批评劝诫。但无论怎样讲，人民战争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专利”， 国民党始终与之无缘。 执政的国民党人其实并非不懂得依靠群众作战的重要性，在对孙中山的 纪念周上他们也总是念着 “唤起民众”一词，知道“武力与民众相结合”才 有力量，在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些。究其原因，还在于人民战争必须以战争的 正义性、群众性为前提，战争的组织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够运用正确 的政策和策略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国民党在十年内战中进行的“剿共”战争， 是维护反动的豪绅地主利益、对抗土地革命的不义之战，自然不可能得到群 众拥护。它所进行的抗日战争虽然是正义的，可是由于其自身腐败和脱离人 民的本质，也不可能发动群众。他们的心理如同山西土军阀阎锡山所称：“民 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蒋介石及其一伙最害怕的是群众 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威胁其反人民的独裁统治，所以他们 “安内”重于“攘 外”，即使被迫对外作战也只能依靠军队片面抗战。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见八路军在敌后建立了许多根据地， 十分嫉妒，也想让自己的军队在日本人的后方站住脚。为此，1939年蒋介石 在湖南衡山主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汤恩伯任教育长，请第十八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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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课程主要由叶剑英所率领的八路军教 官们担负，授课目的是要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学会如何在敌后打游击战，以建 立根据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八路军的教官们毫无隐瞒地向这 些 “友军”的军官们讲授了对外并不保密的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当教官们强 调首要原则是军队所到之处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官兵之间，军民之间要同甘 共苦时，国民党军官们膛目以对。 以当时八路军的待遇为例，战士每月发饷2元，一般干部发饷3元，团 长至总司令每月发饷也只有5元，真正实现了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同甘共 苦。八路军如鱼，老百姓似水，能在水中 “游”，才能获得巨大的力量。国 民党的军官们听了八路军教员们的课，纷纷叹息，感到不要说其军长、师长， 就是连长要与士兵和群众同甘共苦也办不到。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国民党 军先后将几十万部队派往敌后，想与共产党争夺敌后的地盘。可是这些部队 所到之处，只取之于民却不为民服务，靠向群众敲榨勒索维持给养，对日寇 又尽力避战求存。在这种失去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很快就陷入既不 能“游”又不敢“击”的地步，在日军的“扫荡”和诱降下，近半数被消灭， 半数投降变成伪军，只有少数逃回大后方。对于共产党军队以几万人就在敌 后发展到上百万，国民党当局除了大骂 “游而不击”和“坐大”外，只是徒 呼奈何。 在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用以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同样公开于各种 对外宣传品中。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 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 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 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 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 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 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48 页）六十年代中期，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为争取人心，驻西贡美国军事顾问团 也要求美军人员效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是其侵略战争 的非正义性绝不是对当地居民说几句和气话，给一点小恩小惠所能改变的。 这种徒劳的学习，丝毫改变不了这场不义之战失败的结局。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真正 “唤起民众”，根本原因在于将 战争的长远目的、现实成果与最广大的群众的利益紧紧相连。中国革命战争 从实质上讲，就是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为亿万受尽苦难和深重压 迫的农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性，使无数农民能在 “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 投身于革命战争。在二十多年里，共产党取兵于农，养兵于农，援兵靠农。 要发动农民参军参战，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 题，才能把农民动员起来，使之自觉地为保卫胜利果实而参军、参战和支援 前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红军所到之处，马上出现一幅毛泽东所描绘的 “收 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景象。为保卫自己分到的田地，就会有踊跃 当红军的动人的“扩红”场面，会有赤卫队、赤少队一起上阵杀敌的情景。 当然，动员群众时应掌握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左”倾路线的领导者虽然强 调分田地，却实行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将不少人逼到绝路而组织 白色游击队等反动武装拼命顽抗。此外，土地革命中又伤害了中农和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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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益，扩大了对立面。根据地内搞竭泽而鱼式的过量的人力物力动员， 也损害了部分基本群众的利益，造成了不少 “反水”现象。这些成为南方各 苏区相继失败重要原因的教训，为毛泽东后来制定发动群众的正确政策策略 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抗日战争开始后，为团结包括地主在内的社会各阶层一齐抗战，共产党 不能再打土豪。为了战争最广大参加者的切身利益，又实行了减租减息，合 理负担，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土地改革。正是由于把民族大义与解决群众 现实要求结合在一起，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和组织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才有了 可靠的基础。在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重新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 政策，土改与打仗结合，才动员起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 与此同时，毛泽东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别强调。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 命”。讲政策，核心问题是区别对待；讲策略，核心问题是掌握步骤。由于 实行了保护工商业、土改时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稳步前进的策略，尽量缩小打 击面，实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解放 战争发展成一场最广阔的人民战争。 新中国建立后，抗美援朝战争又成为一场新型的人民战争。毛泽东作出 入朝参战的决策，固然包括有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因素，然而讲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主要是对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的要求，对广大人民的动 员方式还是要把战争与他们的个人、家庭利益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以 “保 家卫国”的旗帜发动全国人民。通过激发人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 领土台湾的仇恨，使他们认识到 “唇亡齿寒”的道理及援助朝鲜人民的必要 性。这样，这场主义战争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刚刚建国那种困难的 条件下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有千百万群众投身和支援战争，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所制定的一系列灵活 机动的战略战术才有了实现的保证，战争的参加者才会有英勇顽强的战斗意 志。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特别注重发挥人民军队独有的、一切反人民的军 队所不能具备的政治优势。这政治优势的源泉，恰恰是人民战争的正义性、 群众性所激发起的广大军民的觉悟和高昂的斗志，从而在精神上压倒敌人。 不仅在双方火力都不强的国内战争中是如此，在抗美援朝战争这样的世界型 的现代化战争中也同样如此。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敌我之间的火力对比，较 之国内战争中任何时候都要悬殊，光拼火力、拼技术，志愿军根本不可能战 胜美军。但是志愿军有中朝人民的大力支援，有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长期 培养起来的优良战斗作风和高昂士气，美军则是 “铁多气少”，所以志愿军 反而能够战胜敌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多行不义之师，人心丧尽之旅，即 使有先进的装备，在组织良好的人民战争面前也是无法取胜的。 1949年 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时，面对广场上欢呼的人群，他喊 出的口号是“人民万岁！”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建国 后保卫祖国的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同样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伟大的军事 家毛泽东，是驾驭这一战争形式的无与伦比的大师。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反 映的是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起来进行的战争，最早的 发明权并不属于毛泽东。在世界战争史上，西方资产阶级就有过人民战争， 如西班牙人民反抗拿破仑的游击战争就是极为成功的例子。在近代西方军事 家克劳塞维茨等人的眼中，这种 “民众战争”并不能成为军事理论的主体思 想，而只是一般战争的辅助手段。马克思、思格斯、列宁也提出过动员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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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的论述，为进行人民战争指出了方向，却没有能够解决 具体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战争，不仅有着与以往自发的人 民战争同样的正义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又具备前所未有的组织性和科学性。 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所创立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理论，堪称战争史上 最完整、最齐备的一种军事主体思想。正是由于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理论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点，成功的实践又极其辉煌，因而在国际国内有 着崇高的地位，并受到人们长期的景仰。 军事政治仗，政治军事仗 毛泽东指导战争时，有一个区别于中外其它军事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 他总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总是站在中国革命的总体角度研究和指导战争。过 去中外各种军事学派大都是从军事斗争本身着眼研究战争，旧军人的口头禅 经常是 “我是军人，不谈政治”。研究战争中如何取胜，只注重从兵力、装 备等方面进行计算。虽然克劳塞维茨等人也提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等正 确命题，但都未能像毛泽东如此深刻地揭示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并将战争当 作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去研究。毛泽东对人民战争的灵活运用，其重要一点正 在于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外交的、文化的多种手段紧密结合，用以 克敌制胜。 毛泽东在战争中综合运用整体力量，突出表现为他不仅善于使用军事力 量，而且善于使用政治力量，尤其擅长于将两者紧密地配合；不但善于运用 军队作战，也善于动员人民群众参战，擅长以两者力量相结合去完成战略任 务；不仅善于动员和运用我方军民的力量，还善于使自己的政治影响深入敌 方营垒，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占区的人民。这种综合运用战争力量的方式，正 是人民军队能以劣势装备战胜有优势装备之敌的最基本的保证，也是人民战 争的巨大威力之所在。 毛泽东从开始创建农村根据地时，就根据三大起义相继失利的经验教 训，反对只从军事角度考虑战争问题，并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权建设、土地 革命及发动群众等内容与建军作战结合起来。当时，红军的军事干部多半刚 刚来自于旧军队，习惯于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如何取胜，对宣传群众、组织群 众和武装群众，以及建立根据地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表现出不重视、不耐心。 为此，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来纠正这种倾向。1929年 12月毛泽东制定的古 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在后来的斗争中， 毛泽东也一直要求军队指挥员同那种只有战术头脑、没有战略头脑，只谈军 事、不谈政治，只讲军事技术、不讲军事政策的旧军人作风划清界限，从而 为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及多种斗争形式紧密结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关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与敌斗争的方法， 也是在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蒋介石对红色根据地 的前几次 “围剿”失败后，也感到单纯用军事手段 “剿共”难以奏效，于是 提出了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此后，国民党军在重兵进攻的同时， 又加强政治策反，推行 “自首自新条例”，煽动苏区内部“反水”，并严密 实施经济封锁。另外，还在根据地周围和游击区强化保甲制度，以受过打击 的地主富农大量组织民团等反动武装。面对敌人这些多方面配合进攻的毒辣 手段， “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拿不出有效的对策，陷入在军事上单纯固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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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的窘态。加上肃反、分配土地和工商业等问题上的过 “左”政策，又脱离 了部分群众，从内部便利了敌人的进攻，以致造成南方革命根据地全部丧失 的悲剧。当时退到深山坚持三年游击斗争的一些同志曾感慨道，我们不仅失 去了苏区，最严重的是失去了群众。 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就坚决反对那种只强调 打仗的论点，要求八路军 “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 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53页）此后他又指 出：“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同上书第87页），同时还具体提出了十大救 国纲领及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人民参政等政策，要求前线部队迅速贯 彻执行。正是由于实行这种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为主，以打仗振奋人心 为辅的方针，八路军在广阔的敌后迅速展开。当时，国民党刚刚从正面战场 溃退，日军又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敌后广大农村成为空白，只要实行正 确的政策，八路军一个连、一个营就可以开创一个地区，使自己的力量很快 能有几倍、几十倍的发展。在短短两年内，解放区从西北高原一隅发展到整 个东海之滨，直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拥有数千万人口。毛泽东从政治、 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入手，抓住了这一中国革命史上难逢的有利时机， 极大地发展了革命力量，使敌后解放区战场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抵柱， 并为后来夺取全国胜利铺垫了最重要的基础。 当敌后解放区蓬勃发展，对日寇产生日益严重的牵制和威胁后，侵华日 军也袭用了蒋介石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在军事上一再进行残酷 的大 “扫荡”，实行“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 剔”等新奇战术。另外，日寇还在政治上大力建立伪组织，联合及利用各种 反动落后团体及顽固派一起反共，并在经济上对解放区实行封锁、掠夺和彻 底摧毁的方式，在根据地内由乱烧乱杀发展到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光政策”。 日寇实行的这种以“总力战”为标榜的“治安战”，的确给敌后各抗日根据 地一度造成过严重困难。八路军一度由40多万人减少到30万人，八路军的 抗日根据地人口由6000万人减少到2500万人。 面对1941年至1942年问出现的严峻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 了著名的十大抗战政策，指出了军政新方针：以分散游击战争对付敌之空前 “扫荡”，以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去发动群众游击战争，大 量发展民兵作为保乡自卫的骨干，造成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者连环。这 样，各解放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以一元化领导和统一指挥对付日伪顽的协 力进攻；以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和敌后武装工作队等形式，粉碎了敌伪 “扫荡”及“强化治安”的努力；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多种组织形式及合法的 与非法的斗争方式相结合，破坏了敌建立 “大东亚新秩序”和“清乡”的企 图；以全体军民的大生产和精兵减政，战胜了敌伪顽封锁和破坏带来的经济 困难。通过在敌后战场上进行的这种包含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种 内容的波澜壮阔的群众性斗争，日寇妄图摧毁其后方抗日根据地的伎俩已 穷，抗日军民应付的办法却愈出愈多，且愈来愈奇。解放区在经过一度缩小 后又于1943年后逐步扩大，越战越强，不仅成为当时全民族解放的希望，也 形成了后来新中国的雏型。 全国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驾驭战争，以多种形式的结合进行对敌斗争 已发展到炉火纯青、驾轻就熟的程度。谈判斗争与战场斗争密切结合，政治 争取与军事打击密切结合，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及保护工商业的正确经济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