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挥斥方遒”的书生从戎之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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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支援前线相结合，都较以往有了重大的发展。而这一时期对敌斗争的一 项重要创新，又在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开辟了 “第二条战线”。通过吸取土地 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党的工作不注意合法斗争形式，口号脱离群众又过于暴露 而损失殆尽的教训，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严格实行合法斗争与非 法斗争结合，大量的群众斗争尽量采取合法的形式以争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 加，组织这些斗争的党组织则处于绝对秘密的隐蔽状态。当时，城市斗争中 直接出头露面上街示威的，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教授、公务员，口号也是易于 被各界群众接受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国统区农村则以反对群 众最痛恨的征兵、征粮、征税为号召。这样，就形成了中国革命史上空前广 泛的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当时所说的： “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 已经发现它自己处于全民的包围中。”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4页） 在蒋介石政权已经人心丧尽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又充分运用正义战争 得道多助的优势，对国民党军展开规模空前的瓦解攻势。当时，毛泽东把以 往的瓦解敌军的工作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具体方法也由土地革命战争中 那种强调 “兵运工作”，发展到以争取敌军官为主，形成事实上的“官运工 作”。当年，红军宣传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争取到几个兵，解放战争时 期一个高树勋运动就能通过高级军官的带动使成千上万的敌军倒戈。在战争 中，人民解放军争取了二百多万敌军起义投诚，大大加速了战争的进程，成 为瓦解敌军最辉煌的成就。这种由解放区战场的 “第一条战线”，到国统区 的“第二条战线”，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到深入国民党军内部进行瓦解， 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宣传上汇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民党政 府曾惊呼，共产党对它的攻势渗透已经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程度， 而这个极其腐败又千疮百孔的政权的迅速土崩瓦解，就在所难免了。 在建国后的局部战争和局部军事冲突中，由于政治目标更为突出，政治 目标对作战手段和范围的限制更为严格，毛泽东在指导这些斗争时更突出了 战争中各项行动同政治斗争紧密配合。抗美援朝战争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后， 因双方力量形成均势，都在寻求和平解决，毛泽东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 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在朝鲜战场实行了边打边谈。此 后，许多次军事行动的目的，都是为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这一政治目标服务 的。例如：在停战谈判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考虑到南朝鲜当局还想破坏 停战，毛泽东又认为应再歼伪军万余人，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发起金城战役的 建议。此役获胜，狠狠地教训了李承晚集团，对保证停战后朝鲜局势稳定起 到了重要作用。在朝鲜战争中，毛泽东还充分调动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积 极因素，大力开展外交上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广泛的有各国群众参 加的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浪潮，不仅对促进朝鲜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使 我国传统的人民战争法宝在国际斗争舞台的更大范围内显示了威力。 毛泽东于 1958年亲自部署的炮击金门，又是一次典型的军事仗、政治 仗、外交仗、宣传仗的结合。人民解放军从当年8月23日炮击开始后，仅仅 几天之内就把金门封锁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包围封锁，岛上弹药粮食都不 多，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看，登陆拿下金门很容易，当时前线指挥员也一再 向中央军委要求早日下达登陆命令，可是毛泽东却突然下令停止炮击，让国 民党自由运输，以利其固守，他甚至在起草的致国民党军官兵的文告中表示， 金门守军如果供应不足，只要开口，我们也可以供应。从 1958年10月以后， 又实行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随后要求打炮时尽量不要打死人。最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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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打炮不打实弹只打宣传弹。受到沉重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台湾当局 虽然口头上拒不接受和谈，实际上却完全被牵着走，双方都向无人地带射击 的炮战已经变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 对于堪称世界战史上一绝的作战方式，当时各国领导人都为之惊讶。美 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其称为 “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赫鲁晓夫也说能拿 下金门而不拿，这非常奇怪。国内许多同志也不理解，如同毛泽东起草的文 告中所说的： “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 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实际上，炮击金门主要不是军事仗，炮击的目的 并不是想用军事手段夺取金门，而是为在政治上、宣传上向台湾当局施加压 力，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上粉碎美国制造 “台湾独立”的阴谋，并 对台湾军民进行实际宣传，以利于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此刻的金门、 马祖是蒋介石在大陆沿海最后两个据点，也是他自称 “代表”大陆的象征。 如果夺取金马，把蒋介石与大陆这最后一点联系斩断，而又不能同时解决台 湾问题，恰恰更便于美国制造 “台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决定留 下金门，并实行世界战争史上最奇特的作战方式——单日打，双日停，准备 积以时日，为 “一锅端”的方式整个解决台、澎、金、马问题创造条件。由 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在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丧失了重要的 历史机遇，这一问题于毛泽东在世时未能解决。然而几十年后，随着海峡两 岸 “三通”逐步实现，我们更可以感到这一军事行动的长远政治眼光。 1962年中印边界反击战，也是一场 “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 对深入我国境内蚕食设点的印度入侵者进行还击作战，主要也是考虑到当时 国际政治形势，以及长远地维护我国边境安宁的需要。为此，毛泽东考虑了 许多个日夜，研究是打还是不打。这一仗以 “后发制人”的方式发起，对印 军打狠打痛后又速停速撤，退回原先的实际控制线我国一侧，并归还缴获的 印军武器，结果大出印度政界和世界舆论意料之外。其实，当初毛泽东确定 对印军进行自卫反击，并进行与之相配合的政治、外交斗争，都是服务于安 定四邻的既定目的，并以此争取中印友好和实现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 东当时曾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 （引自《新 中国外交风云》第7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后来的事实证明， 经过这次有理、有利、有节并始终是高姿态的斗争，中印边界上的形势在几 十年间一直比较稳定，这正体现了军事行动力政治服务的作用。 毛泽东生前指挥军事斗争时，坚持处处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并一向采 取多种斗争手段相结合，许多决策之出奇，在当时往往使人费解。这类单从 眼前的军事角度看难以理解的决策，如从长远角度看则非常高超，斗争手法 也更为巧妙。 毛泽东综合运用战争力量，以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战争的思想，正是毛泽 东军事思想中政治的观点、群众的观点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在以政 治的观点指导战争方面，在发动最广大的人民、依靠人民进行战争方面，毛 泽东创造了最为完整的斗争形式，也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革命斗争树 立了光辉榜样。出于这一原因，毛泽东的著作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译 为几十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发行，而其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又是最受重 视的思想武器。 永放光彩的传家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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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 利，这已经铭入史册。可是由于一段时期内 “左”的思想泛滥，形而上学猖 撅，使一部分人对人民战争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一谈起人民战争，就将 其理解为当年作战方式落后的情况下老乡们推小车、担扁担支前，或男女民 兵直接上前线的战法。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由此产生的武器装备的迅速 发展进步，有的人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已经过时。这种狭隘的认识， 既是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的错误理解，也不符合这位伟大军事家当年的 实践过程。 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并不是在武器不如敌人情况下的一种权宜 之计，而是他领导的战争性质所决定的。由于革命战争和卫国战争目的是为 了人民，自然要依靠人民，战争的成果也要归于人民。正是这些原因而不是 武器和技术条件决定了要打人民战争。毛泽东对待战争的一个基本态度，就 是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我们自身的优 势，特别是有广大军民支持这一优势，根据不同的作战和敌我力量对比选择 不同的战法，每一个具体时期人民战争如何打法，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 式。 回顾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史和建国后进行局部战争的画卷，人 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民战争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在土地革命战争 中，是红军、赤卫队相互配合声势浩大的反“围剿”斗争图形；在抗日战争 中，又是“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式的以麻雀战不断袭扰日寇的情景； 在解放战争中，又是千军万马大踏步进退，并伴随以广大群众 “车轮滚滚” 支前的场面……取得全国胜利后，统一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物质条件的改善， 使人民战争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主要战场在距离我 国国境不过二三百里的清川江附近，国内群众的援朝运输队、担架队尚可前 往战区支援。当战线推至距我国边境已有千里的三八线附近时，且不说当时 有敌人空中立体封锁，即使按照古代 “陆路千里不运粮”的训戒，也会明白 原有的肩挑手推的支前形式不能适合前运需要。在此形势下，国内人民支前 就改用援朝志愿汽车大队、志愿铁路工程队及医疗队等组织，并根据现代化 战争的特点，以全民捐献飞机大炮作为支援战争的主要形式。形式虽变，动 员人民、依靠人民进行战争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却坚持始终。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广大军民总是处于在装备上以弱敌 强的形势之下，坚持依靠人民战争来取胜，又使某些人误认为人民战争只是 以劣胜优的战法，其实也不然。从战争的正义性、人民性出发，人民解放军 在装备得到改善之后，同武器落后于己的对手作战同样要打人民战争。离开 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使装备技术占优势也难于取胜。例如：五十年代后期 至六十年代前期，人民解放军在我国西部藏区取得的平叛作战胜利，就是依 靠人民，特别是广大藏族翻身农奴取得的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 当我国川、滇、甘、青四省藏区和西藏的反动农奴主发起武装叛乱时， 曾以宗教和民族的旗号进行欺骗煽动，一时裹胁和蒙骗了许多藏族群众参 叛。当时，毛泽东处理平叛问题所考虑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争取群众，并为 此下达了一系列指示，采取了许多根据西藏具体情况而确定的特殊政策。当 进行了大量争取群众的工作而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又于 1959年春发起全面叛 乱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决定在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将农奴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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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财物分配给广大贫苦农奴，以彻底摧毁叛乱的社会基础。通过一面平叛， 一面改革，使广大翻身农奴得到了人身解放和生产资料，摆脱了过去作为“会 说话的牲口”的悲惨地位，从而为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藏区赢得了一大批 基本群众。有了广大藏族群众支援平叛，整个平叛斗争形势立即就出现了一 个根本性的转变。经过民主改革和建立了人民政权的地区，人民解放军平叛 部队很快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叛乱分子不仅得不到接济，其活动也到处有群 众报告，藏族群众的自卫队也和人民解放军一起进行肃清叛乱分子的斗争， 使反动武装无法存身。这样，六十年代初藏区民主改革完成之日，也就成为 叛乱被彻底平息之时。 建国后我国进行的军事斗争不仅仅限制在国内，有时也扩展到境外，人 民战争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又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异国条件下发挥人民战 争的传统优势，一方面要突出国内人民的后方支援，一方面也要争取他国群 众的支援、同情和理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后，毛泽东即强调 “中国同 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 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 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页）志愿军 全体指战员切实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入朝后发扬国内战争中遵纪爱民的光荣 传统，处处热心为朝鲜人民服务，在当地群众眼里也被看作“最可爱的人”。 正是由于有这种政治基础，朝鲜人民踊跃支前，使我国出国部队的作战得到 了重要保障。如志愿军结束二次战役时因美军对交通线的狂轰滥炸，后勤供 应陷入极困难的状态之中，运到的粮食只能满足部队所需的1／4，这时靠朝 鲜群众家家动员，将战争劫乱中剩下的宝贵的口粮借给志愿军，下一步的作 战行动才得以进行。在六十年代的一些军事斗争中，我出国部队也以自身良 好的风范和为他国群众办好事的行动，使所在国群众为之深深感动。当地人 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也成为出国部队完成作战任务的重要条件。 在异国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与在本国有不同之处，其中最主 要的一点在于尊重他国主权问题。志愿军人朝之初，毛泽东即强调尊重朝鲜 民主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问题。后来，志愿军在朝鲜凡涉及到地方群众的动 员、参战和支前等事宜，都通过当地政府进行，志愿军不能直接进行动员、 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出国部队的各级群众工作部也都改称 “中朝友好工 作部”。既争取和团结异国的人民，又尊重他国主权，这确是人民战争思想 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大创新。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过程，虽然没有发生过外敌大规模入侵的战 争，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一直是中国人民维护自己独立安全 的强大武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一切外国侵略者和西方国家中头脑清醒 的军事家望而生畏。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六十年代初访华时曾与毛泽东有过 非常友好的会面和交谈，这位在世界享有很高名望的元帅在中国国内参观了 军队和民兵。蒙哥马利回国后深有感触地告诫西方军界说，战争有两条禁律， 一是不能向莫斯科进军，因为俄国广阔的土地已经使拿破仑和希特勒陷入灭 亡；二是不能在中国大陆上同中国人作战，因为这将遇到亿万军民组成的战 争史上纵深最大的防线，并会使进攻者大倒其霉。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我 国的地位和周边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战争的思想仍对一切敌视我 国的外国势力起到了强有力的威慑作用。 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本身又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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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作战地域和环境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尽管作战的技术手段与革命战争时 期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军事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取代人民群众在战争 中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当年所提出的关于人民战争的许多基本原则，仍然是 适用的。坚持战争的群众性，坚信 “兵民是胜利之本”，坚定地实行以人民 军队为主，建立最有效地发挥全体军民威力的武装力量体制，我们仍然可以 以劣势装备战胜有优势装备的敌人。同时，在进行正义战争而得道多助的旗 帜下，充分地依靠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由高度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发动 各民族的群众，将会形成最强大的战争潜力，构成拥有高技术装备的敌人不 可逾越的铜墙铁壁。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及其实践，只要有正确的学风， 不是生吞活剥地学习某些现成结论或记住当年的某些战例，而是努力掌握其 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可以真正认识到它将始终是我们保卫祖国的传家 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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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战略战术的精髓——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效益一词，近年来是国内经济界被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衡量一个经济 人才水平高低最重要的尺度，则在于他的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在军事斗争 领域中虽然很少使用军事效益一词，但从古至今，人们论及战时统帅、将官 之功名成就，衡量的尺度恰恰也是能否以少的投入和小的代价，获得大的战 果，最终赢得胜利。 汉代刘秀以三千兵马在昆阳破王莽军四十万，明末皇太极以伤亡百人代 价在松山歼洪承畴部数万，均为兵家之典范。苏联卫国战争虽然堪称战史上 规模无与伦比的宏大画卷，显示了苏联人民不畏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 的惊人潜力，然而从双方的投入和战果比来看，苏方的战略战术很难称之力 高超。战时苏军在总兵力上一直占优势，其装备技术的总体水平也不差于德 军，在某些技术兵器上还优于德军，作战付出的代价却大大高于德军。苏联 虽然和盟国一起赢得了胜利，其军人却死亡860万人以上，而在苏德战场被 击毙的德军则为400余万人，苏军坦克、飞机的损失数也远远超过德方。自 四十年代起，毛泽东对苏联的战略战术一直不佩服，批判王明及后来的反对 教条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这种心态。 近代欧洲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兵家泰斗非拿破仑而莫属，然而著名军事 家克劳塞维茨研究拿破仑战争史的结论是： “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 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第206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纵观西方战史上的战例，如装备、技术条 件相等，即以最出色的军事天才拿破仑而论，也只能起一个 “倍增器”的作 用，即顶多能战胜数量多一倍的对手。至于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等将领取 得胜利的战例，其前提无不是自己军力远优于对手。近现代西方的军事学派 与各种战术条令所研究的战法，基本上都是在对等条件下如何战胜对方。苏 军战史中作战取胜的主要战例，也都是集中了超过对方的技术兵器和兵力。 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是军事学上极为特殊的一项课题。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所需要解决的，远不是战胜军力大一倍的对 手的问题，而是革命人民及其军队如何在力量相差悬殊不知多少倍的条件下 战胜强大敌手的特殊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领 导的人民军队不能搬用世界上其他军事学派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 术的高超，恰恰体现在出色地解决了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难题，并创造 了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一整套独特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以其 独特的战略战术和以弱胜强的辉煌业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才。 笑论宋襄公，阐明战争法则 毛泽东17岁才进入第一所新式学校——湘乡县东山高等小 学堂。对这位年纪偏大、身材魁梧远过于同窗们的外县籍新生，学校本 不愿招收。可是毛泽东人校不久，就以一篇 《宋襄公论》令校内老师惊叹不 已。这篇当初只是小学生作文的原稿早已不存，然而国文教师的批语尚在— — “视似君身有仙骨，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二十多年后， 这位东山高小校长早已预言将是 “建国材”的毛泽东，果然成为一代统帅和 军事家。在 《论持久战》这一名篇中，毛泽东又一次论及宋襄公，并嘲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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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普通人嘲笑宋襄公，只是有感于他的道德观；军事家嘲笑宋襄公，则有 感于他在战争目的上的糊涂。既然要打仗，进行这种人类之间的流血拼杀， 就要有一定的目的。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深刻地 阐明：“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一词， 当然不是单纯指肉体消灭，而意味着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至于像中国古代 秦将白起和楚霸王项羽那样坑杀降卒，在历代史书中也被称为不义之举。但 军人讲仁义、讲武德，只能服从于保存自己并不利于敌这个前提。在两军对 垒，非你死即我亡的战场上，对敌怜悯即是陷己于绝地，纵敌、资敌之举同 样是不明战争目的的表现。既然是战争，为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应该选择 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一邓小平的 名言，也可以用来概括战略战术的运用。 对于战争目的和基本法则，中国古代的军事家就有过朴素的认识和概 括，并初步地阐述过攻与守、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孙子说：“善 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孙 子兵法·形篇》）这一出自兵学经典的话虽为人熟知，然而到了复杂的战争 实际中，许多统帅和战将却处理不好这两方面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 农耕结构造成的保守传统，消极防御型的坐以自守，自宋代以后几成对外战 争的主导。结果在游牧民族和西方入侵者的攻击面前，只能陷入丧师失地、 国势日危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进行革命战争时，许多领导者对于战争的目的虽有一 定认识，但并不十分清楚 “消灭敌人”与 “保存自己”的辩证关系。他们虽 然明白只有消灭国民党的反动军队，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不大懂 得如何做到既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 “左”倾路线指导下实行盲动主义政策 时，那种只有七个党员就要暴动，仅三条枪也要起义的作法，就是以极为有 限的力量与敌人拼命，结果自己的力量不能保存，消灭敌人的本钱也完全丧 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在盲目出击吃了败仗后， 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实行 “以堡垒对堡垒”式的节节消极防御，以求保存苏 区和红军。这种不能主动地大量歼敌的坐守，只能使敌人日益猖獗和自己地 蹙人困，最后落到根据地完全丧失和红军濒临覆没边缘的境地。 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战争中系统地研究 了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从而在理论和实践 上向全党全军揭示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当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 就毅然向罗宵山区转移，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将此地作为保存力量 的落脚点，可称之为在党内开有计划地 “保存自己”军事力量的先河。毛泽 东走上了革命的 “山大王”之路，与封建时代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有着根本 区别，即不是单纯为了躲藏或只满足于打家劫舍式地下山出战，而是以此发 展力量，准备消灭敌人， “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5页）。这样，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问 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史上第一次从实践中开始得到解决。农村 革命根据地中飘扬的红旗，很快就引起在城市设立政权的反动统治者的恐 慌，于是连续出现了重兵 “进剿”、“会剿”、“围剿”和“清剿”，弱小 的红军立即面临着能否生存的严峻考验。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进行一次次粉碎 敌人“剿灭”企图的斗争中，经过作战实践的摸索，又解决了防御中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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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一系列相互矛盾又有着辩证依存关系的问 题。 所谓防御中的进攻，就是中国革命军队由于力量弱小，面对强大的反动 军队的进攻，在战略上只能处于防御地位。 “左”倾机会主义者叫嚷“不停 顿地进攻”和 “总决战”，并要红军照搬苏联的进攻战略，恰恰是对此无知 的体现。毛泽东强调红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却又不是在具体作战中消极地 设防，而是在战术上实行进攻。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打歼灭战，才能有效地 消灭敌人。纵观毛泽东指挥的三次反 “围剿”作战，总体上虽然都是在强敌 进攻前的防御行动，各场具体战斗却几乎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对分散孤立的敌 人实行进攻，而且不打则已，打就要打歼灭战。如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第 一次反 “围剿”，把进攻之敌主力张辉瓒师九千余人一举歼灭，全部人马、 武器尽数俘获，成为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成师建制歼敌的战例。这样就既消灭 了敌人，又补充壮大了自己。 所谓持久中的速决，就是中国革命军队为逐步战胜强敌，在整体上必须 打持久战，具体战役、战斗却又要速战速决。 “左”倾路线统治时，党员不 过十几万，红军不足十万，设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就设想以 “总暴动”取得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再迅速取得全国胜利，这是根本脱离中国革命战争 实际的幻想。毛泽东在下井冈山后，就批评了军内对长期斗争不耐烦，一味 想速胜的观点。可是在反 “围剿”中进行每次战斗时，毛泽东一般又要求尽 量当天解决，决不能拖延数日以上。因当时敌军总数大大多于红军，又占有 交通线和拥有较先进的运输工具，增援迅速，红军如不速战速决，战场形势 就会发生变化。毛泽东指挥第二次反 “围剿”时，就以“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半月连打五仗。这样，消灭敌军 一个师，迅速移兵再打一个师，不仅能避开敌援兵，也能达到每一仗集中优 势兵力，确保打成歼灭战。 所谓内线中的外线，就是为战胜强敌，诱敌深入根据地内部 （所以称之 为 “内线），作战时却集中兵力对深入敌形成包围，从外部向其进攻（所以 称之为 “外线”）。在敌我强弱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面对敌军进攻，红军最 好的作战方式是诱其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逐步对其加以消耗疲惫，再选择地 形和群众条件都有利的战场，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三 次反 “围剿”，均是贯彻了这种诱敌深入再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暂时丧失 了部分地区，却保存了军力，最后歼灭了敌人，达到“人存地失，人地皆存” 的结果。相反，在第五次反 “围剿”时，“左”倾路线实行“不放弃根据地 一寸土地”的固守防御，不敢诱敌深入，结果无法放手消灭敌人，反而丧失 了整个中央苏区。有失才有得，有退才有进，这一辩证关系在中国革命战争 中表现得如此明显。 在军事学上，凡是采取战略防御的一方，多是处于内线位置，即退到自 己区域内作战。内线作战的原则，一般都是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击进攻 之敌。同时，近代许多军事家也主张慎重初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 毛泽东则改造了旧的军事学，将其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主张没有准备好不打， 没有把握不打，应该打歼灭战而不打击溃战。因为只有打歼灭战，己方才能 有所俘获，方能发展壮大自己。对于实力雄厚之敌，只有歼灭战才能使其受 到巨大打击和震撼，被歼一师少一师，被歼一团少一团，即使重建也是士气 沮丧，如此方能达到最有效地消灭敌人的目的。积十年内战的宝贵经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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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到达陕北后所写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抗战初期写成的 《论持久战》，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论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 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关系，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战 争法则，就此具备了一整套适合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详细内容。 如今人们翻阅这些充满哲理的文字，很难想象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出这 些原则是何等不易！毛泽东所阐述的这些原则，不仅使全党全军从理论上深 入了解了战争的真正目的，并且掌握了一套由此发端的完全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使自己始终居于主动地位。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指导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开辟敌后根据地，坚 持全面抗战的斗争中，更是非常有效地贯彻了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 争法则。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革命战争中对这一法则的认识还是在摸 索中逐步深化，那么在抗日战争开始时的认识就已很自觉。国民党反动派曾 大肆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寇 “游而不击”，在敌后“坐大”。其实，了 解敌后抗战情况的人都会知道，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 抗日力量，必然会招致日寇及其组织的伪军的 “扫荡”，如果真是“游而不 击”的话，敌后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根本不能生存，只 “坐”岂能变“大”？ 当然，由于敌后战场双方力量相差过于悬殊，这种“击”又不能打大仗，只 能打游击战，小股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如当时敌后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所 概括的，只要求一个县一天消灭一个鬼子，有几百个县的敌后根据地就相当 于一天歼灭日寇一个大队 （营）。这样，敌后解放区不仅起到了牵制数十万 日军的重大战略作用，而且还制止了国内妥协阴谋，成为民族抗战的中流砥 柱。 与敌后解放区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战，相持 阶段中后期一直拥兵自重，除了为获得外援而打通印缅交通线外，在正面战 场真正是不游不击。这种坐守避战，造成了自己民心士气涣散，战斗力削弱。 由于下肯主动击敌，将赢得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他人出力而自己坐享，日 寇未受到沉重打击，反在正面战场上愈加猖狂。日军直至1944年临近崩溃之 前，还能横扫国民党战场，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这样，通过八年抗战，国民 党军队从总体力量上看是越抗越弱，八路军、新四军却不但粉碎了蒋介石借 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图谋，解决了保存自己的问题，而且使共产党的武装 力量在抗战期间有了几十倍的发展。在战争目的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其后果 截然不同。 研究战争特殊规律，走有自己特色之路 在战争舞台上，战术总是由作战的技术条件决定的。近代西方科学技术 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战术上的日新月异，曾把有悠久古代文明的中国远远抛在 后面，在军事上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战术，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奋起 追赶他人以改变自己落后面貌之必需。然而，追赶的方式不同，收效也大异。 毛泽东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与那些食洋不化、照搬照抄他人者的一个根本区 别，就在于既学习他人之长，又走有自己特色之路。 翻开中国近代战争史册， “师夷长技”而不能制夷者比比皆是。从洋务 运动起，陆军学德国，海军学英国，已成中国军界的定式。从本世纪初直至 三十年代，经过日本改装的德式战术传入禹城，一本日本的 《步兵操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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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起统治了中国旧军界三十年。带有浓厚买办色彩的国民党政权的许 多军政要员，也曾师从于日本士官学校。此类学习，确向中国传授了代表世 界一般性的战争规律的军事学术，不为无益。然而总是迷信洋人，跟在别人 屁股后面学战术技术，自己无创见，就难免被动挨打。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他的革命活动生涯主要是军事斗争的 生涯——利用会党暴动，组织新军起义，运动军阀反袁护法，直至自组军队 北代。但是，他统军作战的方式仍是在德国陆大、日本士官、保定军校教范 的内容之中，与对手北洋军阀是同师同宗。直至孙中山逝世之前，其军队仍 不能统一广东一省。 蒋介石走的仍是德日战术抄袭者的老路 （抗战以后又改学美国）。蒋介 石能战胜国内各派军阀，其政治谋略可称略胜这些对手一筹，而战术倒未必 高明。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屡屡失败，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外，战略战术呆 板和无创造性，长期墨守陈规或照抄外国战法，无疑也是重要原因。国民党 军抗战名将傅作义同日军交锋后，一个最深的感受即是，自己部队迎敌的几 乎每一反应都在日军的估算之内，因为过去所学的军事操典全来自日本。试 想，在这种装备不如日本，官兵军事素质不如日军，战术再完全照抄日敌的 情况下，徒弟岂有不输给师傅之理？ 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时，也有过这种照抄过去的战略战 术，照搬洋教条而连遭惨败的例子。看看从1927年到1928年烽火遍地的一 百多次武装暴动，虽说是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却几乎都是失败的纪录。就 客观原因而论，固然是敌强我弱；其主观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从 事军事工作的同志还不懂得如何采取新战法，仍然沿用北伐战争的那种打正 规战以攻城略地的方法进行武装斗争；再加上盲动主义方针的指导，在掌握 了政权、拥有强大军队并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的国民党新军阀面前，其结果 只能是很快拼光自己极为有限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部队之所以败于潮汕地区，就是因为军事指挥员虽英勇奋 战，却只知按照保定军校、苏俄军校教范的那一套打法，在汤坑那一场硬打 硬拼仗中拼命冲击，耗尽了力量，连退却都无、力很好地组织。若不是朱德、 陈毅及时带走一部分剩余力量，并毅然改换旗号，暂时托庇于云南军阀范石 生掩护下，其全军覆没是勿庸龟卜的。 广州起义的部队暴动后即死守观音山、沙面堤岸，在强敌围攻下硬拼两 日，直至阵地被突破。红花岗的血花，谱写的是一曲战败的英雄颂歌。余部 突围撤到海陆丰，仍不改变战法，结果只能是人员越打越少，几个月后即不 能坚持。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也是打硬仗吃了大亏。正式的起义军三个 团 （不算仅在名义上收编而实存异心的第四团），都是按照北伐时的打法， 先打红旗、贴标语，再摆出堂堂之阵去攻击敌人坚守的城镇。虽然起义军乘 敌措手不及，一时攻下醴陵、浏阳等城，兵力占优势的敌军一旦反击，起义 军马上就连遭败绩。幸亏毛泽东在文家市收拢了队伍，率部南出罗宵山中段， 才把剩下不足千人的队伍带到了井冈山。 作为后人，不能责怪和苛求于这些武装斗争的先驱者。在那些刚刚涉足 于军事领域的探索者中，谁也不可能预先就有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不 过，英明与愚钝、天才与庸碌的最大区别，恰恰是对已有教训的反应。当时 的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还在那脱离农村根据地实际、听不到枪炮声的上海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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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间里继续拟制已根本行不通的城市暴动计划。贵在 “不二过”、擅长吸取 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却再也没有采取以弱小的力量同强敌打正规战的办法， 而是埋头于竹树繁茂、云烟绦绕的苍茫井冈，专心致志地去探索适合中国革 命战争的特殊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开创井冈山根据地之初，形势十分险恶。四面是一片白色恐怖的 包围，只有井冈山上树立的红旗不倒。朱毛会师，革命影响扩大，马上就遭 致敌人的 “进剿”、“会剿”，其兵力又较红军占绝对优势。一着不慎，即 有全军覆没之虑，此时在战略战术问题上没有创新，十分弱小的红军势必无 法生存。 在那 “敌军围困万千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严峻斗争中，毛泽东开 始起步探索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全新战略战术。制定这些战略战术的依据， 又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在井冈山斗争中书写的 《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名为 《井冈山的斗争》，就具体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能 够存在的国际国内原因，就此提出了红军应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以后丰 富的战争实践，又使毛泽东全面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在战争舞台上的独特 之处，并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间题》中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的特点”： 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 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使中国革命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 二、敌人的强大，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 命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与红军比较真有天壤之别； 三、红军的弱小，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 外间援助，红军的数量少武器差； 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所阐述的四个特点，言简意赅，集中地表述中国革命战争两方面 的内容，即 “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 第一点、第四点的存在并相互联系，造成红军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出现了革命可能胜利的前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怀疑“红旗到底能 打多久”的悲观失望实属看不到这些条件的右倾。此处失败，彼处可再起， “东方不亮西方亮”，原因盖出于此。 第二点、第三点的存在并相互联系，又造成红军不能很快发展，也不可 能迅速战胜敌人，搞不好还有失败的可能。那种 “全国总暴动”、“会师武 汉、饮马长江”，要弱小的红军 “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幻想，恰恰出于对这 两点的无知。 这四个特点反映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并且正如毛泽东所说的：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高度概括地指出：“这是中国革命 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 “谁要是 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 红军打胜仗。” 四个特点、两个方面，慧眼独具！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均不认 识这些，来自 “日耳曼高等种族”的洋顾问李德更对此茫然无知。党内连犯 三次 “左”倾错误，战略战术上瞎指挥，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些特点。红军将 领们通过实践，最后在遵义会议上把握有共产国际 “尚方宝剑”的党内领导 人及其洋顾问 “轰下去”，拥戴毛泽东指挥作战，理由也在于此！ 根据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毛泽东在战争中又逐步提出了一整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