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哈尔滨（1935—1937 一到二岁）第二节 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岁）第三节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第四节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第五节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第六节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第七节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第八节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第九节 《文星》（1962—1966 二十七到三十一岁）第十节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第十一节 软禁（1970—1971 三十五到三十六岁）第十二节 监狱（1971—1976 三十六到四十一岁）第十三节 隐居（1976—1979 四十一到四十四岁）第十四节 复出（1979—1981 四十四到四十六岁）第十五节 “二进宫”（1981—1982 四十六岁）第十六节 笔伐（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岁）第十七节 口诛（1993— 五十八岁至今）第十八节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15
这篇演讲后三个月（11月14日），章孝慈突在北京脑溢血，从此陷入昏迷。12月13日我写信给东吴历史系主任王庆琳，说：
前承素昧平生之东吴高材生黄宏成青眼建议、校长慧眼亲邀，复蒙吾兄大驾光临，竟使李敖在他人濒临退休之年，得进大学执教，对东吴言，足彰自由人文学风之光宠；对李敖言，终得有人识货之礼遇，“寒雨连江夜人吴”，每一念及，百味杂陈。近日校长一病如此，百味之外，益增苦涩，正思有以略尽心意之际，顷得系上转知东吴大学秘书室专函，云“各单位同仁之捐款，可委请专人统筹，齐一划拨入户”，特写此信，奉报三点：
一、自执教以还，每月薪资，皆由校方直汇我在邮局专户，我一直原封未动，早拟退还，为恐校长怪我矫情，故暂置之。于今累积至新台币六万三千二百五十五元，我特全部提出，再照数加捐一倍，共计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元，随信附上，敬请查收。
二、今后每月薪资，累积到学期终了，我会继续比照办理，加倍奉还。
三、我正筹办一李敖私人收藏拍卖会，如果成功，对校长自可多金多助。深感校长与吾死相知之情，特陈心意，聊报一二。……
我筹办的拍卖会，陈中雄介绍由传家艺术公司白省三主持，1995年3月5日在新光美术馆举行，结果极为成功。4月5巳《中央日报》有这样的报道：
为章孝慈筹款拍卖所得完成分配 李敖捐七百万元给东吴大学
【黄富美·台北】喧腾一时的“为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筹款”拍卖会活动昨日划下完美句点。提供收藏品义卖的作家李敖昨日公布拍卖所得分配，当场捐出七百万元予东吴大学，及个人1993年度教学薪资的二倍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元，由当初向章孝慈力荐聘请李敖任教的东吴法律系学生黄宏成代表接受，另四百九十六万九千元李敖将另行斟酌移做雏妓救援、促进二二八族群融合及子女教育基金。
李敖表示，“拍卖会成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反而是大众力量有以致之。这方面他首先要感谢二十九位买主的大力襄赞，尤其买了孙中山先生墨宝的张慈让先生，他不但花了三百二十万买字，还当场捐出一百万元帮助章校长。听说事后有人出六百万元请他割爱，他都不肯，真是义行可风。会计师黄秋雄买字之外，又捐出五十万，也让人感佩。”总计这次拍卖所得落槌价共一千一百零二万元，加上另外捐赠的一百五十万元，并扣除拍卖公司手续费五十五万一千元，总计一千一百九十六万九千元。
李敖依当初约定，把它分成五项用途，其中七百万捐给东吴，由东吴自行决定在章孝慈医疗基金，兴建女生宿舍，章孝慈人文精神教育理念推广上的分配比例。另四百九十六万九千元，李敖则决定自行调配用做雏妓救援、二二八族群融合及子女教育基金。李敖并当场致赠书帖予张慈让、黄秋雄两位先生，表达个人敬意。张慈让稍后并表示，在“国父”墨宝风波告一段落后，他会把该幅字捐给“政府”单位。
《中央日报》未便报道的，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我在4月4日的记者报告会宣布捐给章孝慈七百万的同时，还发表了我与汪荣祖合写的《蒋介石评传》。我即席说：“今天是蒋介石死后二十年的日子，别人把他做的坏事忘记了，可是我没忘记，所以二十年后，还由汪荣祖教授同我合写这部评传鞭尸他。——刚才捐出的七百万，证明我李敖多么爱蒋介石的孙子；现在发表的这部书，证明我李敖多么恨章孝慈的爷爷。我李敖的恩怨分明，在他们祖孙二人身上，正好做了既强烈又鲜明的对比！”
章孝慈在1996年2月24日死去，我隔天即写一信给他双胞胎哥哥，全信如下：
孝严先生：
几个月前你的电话，我至今未回，你当然不会以“无礼”论断此事。昨天《联合晚报》发出“李敖建议把孝慈葬在东吴”的新闻，我已请东吴学生黄宏成（就是向孝慈建议东吴应请李敖来校的那位学生）向校方转达，如校方由于官僚作风搪塞，我建议归葬桂林，长眠于令堂之侧。盼你不基于政治考虑，婉商此议于申德夫人。并请转告：火葬才是真佛教徒的作风，此有史迹可考。若以巨金市墓地，绝对是下策，务请三思。我生平不参加婚丧喜庆。申德夫人处，请代致意。此请
双安
李敖 1996年2月26日清早
我的建议未蒙章孝严这个小官僚采纳，章孝慈最后由“星云大师亲自主持诵经仪式”后，“安葬于三芝乡白沙湾安乐园”，从他卧病到死亡，我都没去看他。——我用我的方式，怀念了这位小我六岁的朋友。
我在东吴教书期间，留有一信致章孝慈：
孝慈兄：
昨天下课回来，得知吾兄亲邀参加东吴音乐会，我歉不能去，有愧雅意。今早复电，适吾兄外出，特请秘书小姐代达，想蒙鉴及。日前周玉蔻向我描述吾兄桂林行，听来令人动容。这位女士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可惜史学方法训练稍差，故所作流为“报道文学”。静宜大学受吾兄感召，亦以邀请信及聘书前来，我最后谢绝了。
吾兄大手笔请李敖来东吴，岛上报章所刊已多。海外报章亦复不少。就海外友人剪寄者影印附上，聊供一笑，最有趣的是《东方新闻报》说李敖“言行如禽兽”一段：
言行如禽兽
当然，我并非在此指责章孝慈恩怨不分，是非不明，他能够放开胸襟，容忍异己，忘记怨仇，固然可博得君子坦荡荡的赞赏。但过分迁就类似李敖这种人，除了给人有欺善怕恶的印象外，还给人有额顶的感觉，对章孝慈及他先辈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正如李敖自己所说，章孝慈请他教书，正是引狼入室。足见吾兄不辨禽兽，去孟子诛杨墨远矣！台大近日调查哲学系事件，我有一信给陈维昭，副本附上，可见我火气之盛。
来到东吴，独步后山，独通书库，山林与学术之乐，他人不知也。独乐之时，心想大江东去，垂老入吴，此皆章孝慈破格“引狼”之功，如不被解聘，此生或将终老干斯。窃笑之下，不禁神驰。此问
孝慈校长大好
李敖 1993年10月27日
黄宏成下周去服兵役，一年后回。
章孝慈收信后还不死心，又来电话亲邀，我还是拒绝了。我不参加音乐会的真正理由是我不去“中正纪念堂”，但我不愿伤他心，故不说理由，这是我为人又守原则又细心之处。一如章孝慈到我家来，我事先请我母亲到街上去玩一样。——为了他自幼失母，我不愿他看到我家有老母，以免使他看了难过。我愈老愈不好交友，但一旦成为我朋友，我总是很古典很旧式地与朋友交，我也欣赏“深情哪比旧时浓”的那种年长于我的老哥更是老派作风。我的好友施珂大哥、陈兆基、江述凡、元丰瑜等等，都属此类。我的同乡吉垦者派之尤，老友韩昭先也同属此类。李世振常常向人说；“你们别以为李敖是个‘新家伙’，从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比我们还多的叫日道德’！”我觉得李士振的观察角度，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角度。我在东吴上课，旁听的张泉增，海军上校退伍，好学不倦，向我执“旧道德”的弟子礼，我说“泉增兄你跟我同岁，不要这样称呼”，他坚持不肯，老派得令人赞叹。我久更忧患，曾声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乃有感而发也。有一次在程国强家与张光锦会面，光锦抱怨说：“我们是一中最好的朋友，你为什么二三十年不见人？”我说：“光锦呀，我上次见你，你是少校；现在你是中将。我这问题人物若见你见多了，你还升得了中将吗？”章孝慈算是我的新朋友，——“三顿饭的朋友”（即他请我吃了两顿，叶明勋与人为善，为贺孝慈与我的东吴之缘，请大家吃了一顿），两人并无深交，但他有胆量和度量，还有超人的眼光，请没人敢请的李敖到东吴，使我得以展开笔伐以外的口诛大业，在他不幸因公殉“植”（植物人）之际，捐之以款、援之以手，岂不正是侠骨柔情者所应为的么？相对的，以章孝慈朋友自居的秦孝仪，没看到他捐过一块钱，反倒出来搅局，信口雌黄拍卖物品的真伪，这种货色，自然被我一状告到法庭。为了他捏造历史败坏学风，我特别以论文加以纠正，拟刊东吴历史学报，系主任王庆琳同意我原文照登于先，却又要求我删除批秦文字于后，被我拒绝，我一方面抽回论文，一方面向系中老师们问卷调查，1995年2月13日，我写给他们每一位说：
东吴大学本有它声援言论自由的历史学风，这由“苏报案”前国学大师章太炎能被东吴请来讲学可以为证。虽然这一学风，几十年来被国民党消灭已尽。章校长请李敖来东吴，从不讳言以李敖为样板，用心至明。如今竟发生为蒋介石徒子徒孙秦孝仪大布禁网，箝制“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这真是东吴大学的耻辱、东吴大学历史系的耻辱，也是整天以“直笔”教学生且以“直笔”自勉的历史系老师的耻辱！
为免系中老师同受不白，我特写此信，挂号寄上，请求就有否介入“删除李敖批评秦孝仪一段”之事惠赐回件，以便统计，公布大名。届时介入者可显其光明正大、敢做敢当；未介入者可证其事不关己、一清二白，这样问卷，谅蒙首肯。
问卷于2月底截止，结果如下：蒋武雄、林慈淑、何宛倩。黄兆强、关玲玲、刘静贞、李念营、王芝芝、廖伯源、周健、张炎宪、詹素娟、张中训十三位皆勇于签名表示“并未介入”或“反对删除”，而蔡学海、俞雨梯、甘怀真、胡菱兰、何永成、刘家驹、蔡玫芬、翁同文、陈清香九位直到截止后二日犹未回件。回件中只王庆琳一人赞成删除。是谁目无“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自毁立场，甘心护航秦孝仪，自此呼之欲出。
这一事件加上章孝慈之死等原因，使我对执教东吴有意兴阑珊之感。我决定任教满三年后，就告一段落。1996年3月21日，我阴历生日前两天：新任系主任黄兆强以卡片前来，向我祝寿：
李敖教授吾兄：
感谢您历年来对东吴的厚爱，更感谢您不辞辛劳，教育历史系的学子。
兹趁吾兄生辰之际，敬献上薄片，聊表祝贺，并致感谢之意。
晚 黄兆强 1996年3月21日
我在向他道谢之时，就顺便告诉他我在学期终了后不再教书了。1996年5月21日，我在东吴上完最后一课。东吴三年，发现其他方面优异的有之，但有治学潜力的学生不多，陈正凡（陈复）、陈敬介较出色。倒是旁听的学生好学有成：王裕民、陈境圳都有很好的治学潜力。其他张琳、郑国洋。林祥福、陈奎翰、黄玉娟、庄惠雯等也都使我印象深刻。
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时，海内外新闻媒体颇多报道，1993年10月回日，《联合晚报》有记者黄靖雅的《孤独的狼重新啸傲江湖？》一篇，文题最令人侧目。同月21日，吉隆坡《南洋商报》改题《李敖重新啸傲江湖？》刊出。大体说来，我到东吴后，文字之业减少了，声音之业增多了，也就是从幕后的笔伐时期进入前台的口诛时期了，在口诛时期啸傲江湖，已经变成我一生的主调。口诛要讲台，东吴的讲台是闭路的，若论开放的讲台，则非电视莫属。而台湾电视最初掌握在国民党台视、中视、华视三台手中，偶有邀请，所谈局限饮食男女，无从一抒怀抱，直到解严后，媒体稍加开放，三台以外的有线业者才有一点生存空间，在群雄并起，形成“五胡十六国”局面里，才有一点李敖的笑傲空间。电视界老手杨楚光首先判定：“李敖个人秀”绝对有它的可能性。后来tvbs邱复生约我试录，试录以后，他大概吃不消我对国民党当道的批评，而这种当道，正是他刻意交好的对象，所以计划就吹了。台大老同学陈安澜约我做了一阵批蒋介石的录像带，但传播方式限于“跑带子”结果有疾而终。1995年春天，真相新闻网的周荃约我吃饭，谈“李敖个人秀”的可能性；到了夏天，周荃又约来她的老师张煦华同我谈，张煦华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淡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和大众传播系主任的专家身分，也看好我这节目；到了冬天，经崔家瑞和董兹中（介强）同我商谈细节，做最后敲定，10月20日，由真相新闻网代表人即执行副总李吴曈与我签约，当天约来记者们共餐观礼。但李吴曈该打，签约后只给我一张支票。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这样一封信：
吴曈执座：
昨午承赏饭，快慰平生。依贵我双方合约第五条第二款，明订“其余费用”由“甲方开具”“期票”，既云“期票”，自系未到期之支票先行“开具”交付乙方之意，且据草约原议，亦属如此，此由崔姊、小董二位可证。昨天饭后，承蒙下周一开具交付，至感德便，幸勿遗忘。如有遗忘，乙方届时必然在进棚后忘尽所有台词，口中但喃喃以“还我支票”为念，或许举牌抗议、或许坐地撒赖、或许高呼“tvbs万岁”虽不按第八条第九款告你们，但其恐怖有甚于告。合作伊始，伏望贵我双方均守约定，则双方幸甚。昨午我即席说：“今晚tvbs请我上‘台北夜未眠’现场节目，我一定插播我给真相新闻网‘李敖笑傲江湖’广告。”果然我说话算话，昨晚播出，tvbs方面大吃一惊，向我抗议，我奚落他们小气八拉，他们始哑口无言。匆匆奉闻，即请大安
李敖 1995年10月21日
照双方约定的重点是：
一、节目名称：《李敖笑傲江湖》。
二、播出时间：自1995年10月30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每日播出三十分钟，共二百六十集。
三、播出时段：每日二十二时至二十二时三十分。
四、甲方（真相新闻网）如不得乙方（李敖）同意片面删改节目，乙方得要求甲方每集赔偿新台币叁拾万元。
五、乙方于合约期间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其他电子媒体任何频道任何节目担任主持人。
六、唯乙方同意，除非甲方未履行支付乙方主持费用或删改乙方节目，乙方自不能以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向甲方提出告诉。
很明显的，我剥夺了他们的删改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怕罚钱；相对的，他们剥夺了我的好讼权，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免于恐惧的自由”。结局可谓皆不满意但均可接受。
《李敖笑傲江湖》自开播后，立刻震惊岛内和海外，自人类发明电视以来，从没领教过节目是这样干法的：——一世之雄，一手包办，一袭红衣，一成不变，一言九鼎，一座称善，一针见血，一厢情愿，一板三眼，一唱三叹。……总之，任何认为一个人做不了的节目，都被我一个人做到了。这节目打破了并违反了电视制作原理，撇开一切动态与精致，单刀直入，以证据入眼、以口舌开心，开电视得未曾有之奇，说它乃千古一绝，也不为过。玩电视的专家邓育昆以六页长信给“敖哥”指摘这节目制作方面的失败，但却掩不住对内容方面成功的欣喜。总之，这是电视开天辟地以来又一次的开天辟地，以博学、勇气、口才三结合，闯出了一片新天地。今年旧历除夕，陈文酋打电话来聊天，说邱复生告诉她：“如李敖年轻一点、言论缓和一点，李敖将通吃所有谈话性节目，没人是对手。”我告诉陈文茜：“邱复生错了，我就这么老、就这么激烈，就足以通吃了，这位李登辉的朋友，站在商业观点，他一定后悔对我不守信了。”
《李敖笑傲江湖》播出一年后，又由周基妹妹周菲出面，双方再续约一年。至今已播出近四百集，目前仍在继续中，被盗录的已远及美国等地，一般咸认这是唯一说真话揭真相的保悍节目，天下只有李敖方能为之。这个节目的成功，使我的口诛时期进入新境界。我最感谢周荃的眼光与度量，她在那么艰苦的处境中，对外为我撑住自李登辉以下的各种压力、对内任我“客大欺行”、由她苦撑待变，她真了不起。传说真相新闻网是新党的电视台，完全不确。周氏姊妹以宽容的心胸维系真相与自由，与新党毫不相干。有观众写信说新党花大钱收买了我，这种观众既不了解新党，也不了解李敖，混蛋极了。
《李敖笑傲江湖》的最大特色是：它不以空口骂人，而是以证据骂人。骂人威风所至，最后演变成不被李敖骂，就对李敖感激了；若被李敖捧一下，那就感激涕零了。陈文茜向我开玩笑说：“我们民进党不怕你骂而怕你得了老年痴呆症，你骂人凭证据，我们如该骂，被你凭证据骂了也就算了，不过你已建立起骂人的信用，一旦你老年痴呆了，不凭证据骂我们，甚至造我们谣，别人听了信以为真，我们就惨了。”——古话说“人无远见，必有近忧”，陈文酋有近见远忧如此，“惨”乎哉？不“惨”也！
18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
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我早就知道我是“前途有限，后患无穷”的，在这种先见之明下，我如何自谋，如何自处，如何在小岛上生根、发叶、开花、结果，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宇宙观、宗教观、国家观、爱情观、敌友观、金钱观、诉讼观、旅行观等等，也就别出心裁。
自来志士仁人，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屈原见太仆郑詹尹，说：“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他把“疑”说了一大段，重点只是两句：
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最后，屈原做了选择，他不肯“从俗富贵，不肯“偷生”，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三国的祢衡，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也做了选择。他的选择是“宁正言不讳，以危身”的路线。他的路线是对的，至少在曹操、在刘表面前，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结果把祢衡杀了。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或是“寿星老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他只是“宁正言不讳”而已。至于“正言不讳”以后别人杀不杀他，他无所谓。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或揣摩敌人的水准。当然，这种作风，“上得山多终遇虎”，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他也一死了之，——正是孟子所谓的“患有所不辟也”！“患有所不辟”不是一定要死，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我在台湾的处境，就是如此，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在维护过程中，并不因为有牺牲、有危险，就不干了。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
我虽然为了真理，勇往直前，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而是谋而后动的、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勇气、不怕孤立，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在这方面，我是精明的“个体户”、“单干户”，我讨厌穷酸潦倒，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我能挺直腰杆，跟我薄有财富，可以不求人、不看老板脸色、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像伏尔泰一样，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我早就脱离了“一钱难倒英雄汉”的穷困。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我就鄙视他们。这种人，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一个人行有余力，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否则只是满身烟味、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
当然，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亦一佳事。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现在时代变了，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所以忙上加忙，自在意中。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但是后二十多年，却很少见面，反倒经常通信。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我如今自编《李敖大全集》，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恩格斯对马克思，真做到了养生送死，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在崔述死后九年，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死前为老师刻书，穷得“宦囊萧然，且有负累”。自己五岁的儿子，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全世界的学生，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也会如此。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也会对马克思如此。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我要找马克思，只能照镜子。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所以我“敢以率直表天真”，敢于痛斥伪善。1979年我复出后，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我到了以后，平鑫涛说：“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我也请她来了，就是三毛。”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三毛跟我说：她去非洲沙漠，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他们需要她的帮助，她是基督徒，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所以，她也去非洲了。我说：“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舍近而求远、去亲而就疏，这可有点不对劲吧？并且，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外汇存底’吧？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三毛听了我的话，有点窘，她答复不出来。她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其实是一种“秀”，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他们做“秀”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比如说，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她在关庙下跪求签，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所以，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三毛以外，还有金庸。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可见对伪君子说来，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也是不容易的。
有的伪善的人，并非不可救药，如果碰巧“来电”，也可以偶成正果。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虽是神父，但却是“政治和尚”，他为国民党办《中央日报》，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以涉嫌“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被拉下马：到台湾后，马屁依旧，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我这里说马屁，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在这一点上，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至于他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固然有学术基础，但也不乏马屁之功。他显然是在“中央研究院”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沈刚伯之门，自然也就不足论了。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他父亲在教堂打杂，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所以方豪做神父，并非自愿。因非自愿，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说：“我不要做神父呀！是我爸爸叫我干的！”这一据说，未必属实，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在台大招待所里，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没穿神父服装，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有所计议。不料有一天，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侯榕生乃狂奔回家，向母亲大哭说：“妈呀，他是神父呀！”我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后来在台湾，侯榕生告诉他的，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余情不断，还写过一篇《破碎的圣母像》，就是写他的。言下不胜得意。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他这一辈子，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他在台大，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最后被耶稣会抢去，他气得要死，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他在沟子口经营了一座。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发现颇为豪华，我说你可真有钱，他说：“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神父不自己设法，老了病了也没人理，教会是不管我们的！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办丧事，大概存了不少“奉献”的钱，教堂又免税，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他说他没有钱，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未免太不公平。他说他是土神父，当然吃不开。我听了，会心而笑。天主教是洋教，想在天主教里走红，必须走国际路线。国际路线走得通，虽然学问“不修边幅”（这是于斌自己说的），也照样尸居高位，于斌、罗光等等皆是也。在这种处境下，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表达怨气的方法中，口诛他是不敢的，但是笔伐——匿名的笔伐——听说他就伺机干过，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写悔过书了事。有一件事，倒是怪怪的，那就是《新闻天地》登出的一篇匿名的《台湾挤挤挤挤），里面骂到吴相湘，也骂到我，吴相湘阅后大怒，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新闻天啡负责人》是谁写的？卜少夫说是方豪，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然后告诉我，叫我也去骂他。我说：“方先生是我老师，让他骂骂算了。”吴相湘说：“这些洋和尚太可恶！”我说：“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
那时我在《文星》推动现代化，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扒高等教育的粪。1963年11月1日，我在《文星》第七十三期发表“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首开先河，先攻击台大；1964年5月1日，转向辅大，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囗透露、孟祥柯（孟绝子）执笔的《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高潮迭起。刊出后，我同方豪吃饭，兜他写点辅大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一定有内幕文件。方豪听了，义正辞严地正告我：“我是神父，我怎么可以这么做？”我说：“台湾好挤——啊！”我故意拉长了“挤”字的声音，方豪顿时面色大变。我说：“一、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二、我和你一起写，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三、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我又说：“老师想想看：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乞丐赶庙公’，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教会这样黑暗，这种黑暗，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老师怎可以不说话？天下坏事的造成，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坏人做坏事，一个是好人容忍、坐视，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做好人是不够的，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所谓奋斗的好人，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向恶势力作战、向腐败和愚昧作战。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不会关着门埋怨，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目的也无非在此。”方豪听了我的话，终于心动，他同意写一篇，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我笑了一下，同意了。文章果然来了，标题是《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以“沈沉”的名字，发表在1964年9月1日的《文星》第八十三期上。这篇文章一出，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主教头上。田耕宰等立刻开紧急会议，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并追究作者是谁？与会人士不假思索，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由田耕莘亲自审问。方豪死不肯招。田耕率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方豪扑身便倒、脱誓而出，仍旧矢口否认。田耕率大骂他发假誓，方豪被逼无法，心生一计，说请到《文星》去查，如能证明是我写的，我就甘服。田耕宰认为有理，就决定派人去查。但《文星》有李敖在，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岂是易与之辈？于是商量一阵，决定派徐熙光神父来“挂铜铃”。徐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
写到这里，先要插播方豪。方豪自从在田耕宰那边虎口余生后，落荒而走，气急败坏找到我。我安慰他说：“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不论出了什么事，我自己一个人挡，绝对与你无关，你还怕什么？”他说：“我当然相信李敖最够朋友，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特别来看看你，通知你他们会找你，你有个准备。此外，我还有个要求，希望你帮忙。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你写的，与某神父无关，不知可不可以？”我说：“凡是对你有利的，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登启事可以，你说怎么写，你拟稿，我照发就是。”方豪大喜，立刻拟了稿子，并要求由他亲送《联合报》，我给他登报费，他不肯收，就这样的，“李敖启事”便上了《联合报》。
徐神父出现了，宾主坐定以后，他说：“李先生是干脆的人，我们打开天窗说话：教会方面，断定是方豪干的，方豪品行不端，我们不会错怪了他。不过，为了证据齐全，我们还是找到《文星》，请李先生开一证明，证明作者是谁。”我说：“不管作者是谁，《文星》没有义务答复你们。”他说：‘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只是来请你们答复。”我说：“请也不行。”他说：“教会方面表示，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很多人主张要告《文星》，一告的话，作者是谁，就可以告出来了。”我说：“是可以告出来了，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他说：“李先生说笑话，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是方豪写的。”我说：“是我写的，方豪写不了这么好。”他说：“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增补过的，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我说：“只要你们告告看，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远超过你们的想像！你可以转告田耕莘，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就公布闭同性恋的神父名单——包括你徐神父在内！”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赶忙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田枢机派我来，绝不是通知要告《文星》的，哪里会这样伤和气。……相反的，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文星》资料室，不要收据。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我说：“二十万是大数目，可是你们看错了人。你请回去吧，告诉田耕莘，留着二十万，去买别人吧！李敖不卖，也不帮忙！并且顺便带一句：文章是我写的，可别罚到方豪，别冤枉了好人。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我可不能沉默！”就这样的，方豪安然过了关。辅仁大学大改组，头目周幼伟下台。周幼伟气得要死，印了一本小册子——“不得已而辩”大骂方豪，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不许散发。周幼伟离开台湾，不久就气死了。
方豪惊魂甫定，同我秘密聚了一餐，夸奖我真够朋友。真是男子汉，说话算话。我笑着说：“你何必这样怕他们？让他们给你开除教籍（破门律）算了，别做什么神父了，讨个老婆好过年吧！”方豪苦笑着说：“不行啦，我太老了！我若给逐出教会，就身败名裂，一切都要从头做起。我太老了！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我说：“无论如何，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他说：“我再也不要做奋斗的好人了！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跟你一起奋斗，吓死人了！”我大笑。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有点醉了。方豪的脸型在我眼里有了变化，好像忽短忽长，像一条橡皮筋。酒醒后我想起：物理学上，橡皮筋在拉长时候，实际是受到了压挤，受到了挤挤挤挤，温度就升高了。所谓好人，又何尝不这样呢？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懦种的，偷懒的，伪君子的，逃避现实的，害怕坏人的，什么也不做的，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不会积极做好事。所以，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如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把它压挤，把它挤挤挤挤，它的温度便会升高。可见我们这些“善霸”、这些李敖之流，有一个大用处，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可以诱好人做好事，可以逼好人做好事。由于我们的深藏，他们才可以显露；由于我们的布施，他们才成就了功德。
方豪在这一事件爆发以后，开始扶摇直上，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1974年当“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年当“名誉主教”加“蒙席”衔，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我则开始江河日下，被国民党斗倒斗臭，后以叛乱罪判十年。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我从牢中写信去，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钱给我母亲。他同意了。不料书派人送过去，他又反悔。我大怒，写信大骂他，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沈沉之事”。他怕了，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但鉴于我乃孝子，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直到我出狱为止，我同意了。他果然守信寄来，我心中感谢，可是嘴巴不能软，一软他又会耍赖了。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我怀念他，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一个是世俗的、神职的、公开的；一个是超凡的、人性的、秘密的。做了他多年的学生，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人性而秘密的一面——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我若不写，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
方豪的例子，证实了好人需要“善霸”逼他做好事，好人多是伪君子，如果云龙契合，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我这种态度，才真真是“与人为善”。非但伪君子如此，甚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如果你厉害，使王八蛋无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做出一次好事，“法门寺”中的宦官刘瑾，就是一例。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纠纷，但对方有黑道势力，他盼我帮忙讨债。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软禁，我想黑道最怕警总，我大可借力使力、以毒攻毒，就答应了。讨债之日，对方果然有流氓现身，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我手一招，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刻上前，亮出身分，大喝：“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我们是‘保护’李先生的，你们乱来，就抓去管训！”吓得流氓鼠窜而去，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十多年后，章孝慈请我去东吴，消息传出，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以聘书相招，聘书署名：“校长徐熙光”。我为之一笑，谢绝了他。后来陆啸钊告诉我：徐熙光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做“善霸”，一生恩怨分明，有恩必报、有仇必报，绝不“算了”。我常说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我一生中，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都予以教训，三人都被我“写书伺候”以代“大刑伺候”过。他们是柏杨、林正杰、彭明敏。我有恩于柏杨，他受难时大力救他，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方恨我义助柏杨。他出狱后疑神疑鬼，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因此对我不由分说，径行恩将仇报。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我对柏杨大为光火。我愤愤对信疆说：“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亮，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我又愤愤说：“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信疆一再劝慰我，我余怒未息，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拆穿柏杨。至于林正杰，党外时代我有恩于他，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前进》打天下，几十万稿费，一文不要，他因此有钱买了房子。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国民党情治人员联手造谣，诽谤起“李大哥”来，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一面告到法院判刑。十年以后，他为林洋港助选，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对过去的冒犯，他自知理亏，面有惭色。至于彭明敏，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曾为他仗义。因他坐牢，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交情后，曾经写道：“我受难期间，他（李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但是，二十多年后，在“台湾人出头天”后，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把“厚情和义侠”的外省人出了局。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我写了一本《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拆穿他。或间如果时光倒流，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我的答复是还会，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是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但按人间常理，助与被助之间，施者固然一无所求，受者却当感恩怀德。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反倒恩将仇报，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古代“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介之推是高人，他不介意。但是介之推若在“禄亦弗及”之外，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这恐怕纵是介之推，也要咽不下这口气，要写一本书拆穿拆穿了。
其实，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对我只是小焉者也。我真正的主力，主要全锁定在敌人头上，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从《孙中山研究》到《蒋介石研究》、从《拆穿蒋介石》到《清算蒋介石》、从《国民党研究》到《民进党研究》、从《蒋经国研究》到《论定蒋经国》、从《共产党李登辉》到《李登辉的真面目》。……这方面的拆穿真相，才是我工作的主力。我不但自己拆穿，还鼓舞并协助“同好”一起拆穿，李世杰之于《调查局研究》、《军法看守所九年》。曾心仪之于《孙立人研究》、《孙案研究》、大风（潘君密）之于《新官场现形记》、沈醉之于《军统内幕》、程思远之于《政海秘辛》、唐德刚之于《李宗仁回忆录》、王小痴之于《三毛三部作》、司马既于刘心皇之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万亚刚之于《国共斗争的见闻》、宋希濂之于《鹰犬将军》、汪荣祖之于《章太炎研究》、谢聪敏之于《谈景美军法看守所》、谷正文之干《安全局机密文件》。……种种努力，真可谓“无隐之不搜、无微之不续”，蒋家天下碰到我这种死对头，可真生无宁日、也死无宁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