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哈尔滨（1935—1937 一到二岁）第二节 北京、太原（1937—1948 二到十三岁）第三节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第四节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第五节 台大（1954—1959 十九到二十四岁）第六节 军队（1959—1961 二十四到二十六岁）第七节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第八节 文献会（1962—1963 二十七到二十八岁）第九节 《文星》（1962—1966 二十七到三十一岁）第十节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第十一节 软禁（1970—1971 三十五到三十六岁）第十二节 监狱（1971—1976 三十六到四十一岁）第十三节 隐居（1976—1979 四十一到四十四岁）第十四节 复出（1979—1981 四十四到四十六岁）第十五节 “二进宫”（1981—1982 四十六岁）第十六节 笔伐（1982—1992 四十七到五十七岁）第十七节 口诛（1993— 五十八岁至今）第十八节 前程（1997— 六十二岁以后）.16
口诛笔伐之外，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被我告过的人，官职从“总统”到“五院院长”、官衙从台北市到台中、高雄市，全都无所遁形，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立委、国民党大特务、国民党市议员、国民党教授等等，无一不告。我如此惹起官司，事缘三十三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从此便一路“过堂”、“听审”、“惊奇’、“拍案”，高潮迭起，几无宁年。个人也由“被告”而“原告”、由“小民”而“刁民”、由“自卫”而“卫人”，由“卫人”而好管闲事、为弱者打抱不平。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不论是法官污吏、不论是禁子牢头、不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一干人等，都在我“点名批判’之列。三十三年间，为真理、为正义、为自己、为别人，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与法官一千人等冲突几十场，出庭几百次，下笔几十万言，好讼之性，自少到老；是非之争，老而弥坚。坚挺之余，特在六十一岁大寿前夕，多场官司缠身之日，编出一本《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聊以为快意恩仇。这本书，共“点名批判”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像放榜一样，真是洋洋大观。我坚决相信：只有“点名批判”、“公布姓名”的办法，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无所遁形，进而形成外压力，促成司法的改革。否则法官失职，人不知鬼不觉，判决下来，只知道是“地院判决”、“高院判决’、“最高判决”，人们只能归罪法院，而不能揪出法官，这样认店不认和尚，绝非良策。须知法院是空的，法官是实的。只有紧迫盯人，才能找出病原所在。——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不把人锁定，谴责房子又有个屁用哟！同样的手法，我也用“点名批判”、“公布姓名”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人物。我写“八十五位混人花名录”，把要以“中华民国”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立法委员”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我写“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把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中央研究院”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统统公布。……这种下笔气势，可谓古今所无。
关于我好讼性格，有一段有趣的记录。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推事黄德贤说：‘那是另一回事，别人可以告他，与本案无关啊。’司马文武说：‘可是，没有人敢告他。’”——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因为兴讼，反倒挨更多次骂了。跟李敖纠缠，是得不偿失的。至于好讼是胜是败，我倒一直是以“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心态打官司的，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法官苟有异数，同我一边，是为“欣然”；法官同流合污，不同我一边，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留为历史活证，这也不错，是谓“可喜”。打官司对我是“正义的娱乐”，既是“娱乐”，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不能怄气啊！
有一次，黄。冶告诉我，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因为他独来独往，高兴骂谁就骂谁，就能骂谁、就敢骂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他没有老板、没有上司、没有朋友，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多痛快啊！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我听了，哈哈大笑，我说：“真是如此。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子打倒，是人生至乐，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也有这种心境。打倒敌人是人生快事之一，你的敌人颠倒是非、歪曲真理，你把他拆穿，把他搞得灰头土脸，小李飞刀，千刀万里追，多开心呀！”有人问我：“你有这么多敌人，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到底有苦恼没有？”我说：“苦恼倒没有，困惑倒有一项，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有人匿名打电话来，说：‘李敖，你这不要脸的爱情骗子，我要杀你全家！’我说：‘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他说：‘那就杀你一个人。’我说：‘好呀，你就去排队吧！’”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年纪愈大，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我觉得“终身之计”，实在不是树“人”，而该是树“敌”，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要使自己像一颗彗星，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那片杂碎无他，彗星之敌也。在以不得罪人为得计的“中国乡愿”人士看来，我这种怪想法，实在不通，实在跟自己过不去，其实不然。事实上，树敌有树敌的快乐，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也可以完全避免。我这样想：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广事交游恐怕是一种祸害。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二来在许多情况，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妨碍。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人际关系，这样一来，反倒令人不安。如果不是朋友，就可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如果四面皆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这样多好！就在这种心境下，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以树敌为乐。
不无遗憾的是，纵使我以树敌为乐，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我佩服的法国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一天在回家的路上，被一群刺客伏击。刺客们一阵乱枪，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戴高乐头都不低，理都不理他们。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逃之夭夭。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如此而已。三十多年来，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对所有攻击我的人，我的讲评，也是如此。“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攻击我的敌人，实在不够料！基本上，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一群杂碎，严格地说：他们做为李敖的敌人，是不够格的，如今我六十二岁了，我可以论定：我一生中，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但在心情上，是游戏性的、逗乐性的、恶作剧性的，基本上，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江述凡跟人家常说：“李敖为人，极守行规，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一切恩怨，照方吃草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李敖不问亲疏，不论黑道白道。他不相信狗咬人，人不能咬狗，他虽是人，也会咬回来。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所谓咬回来，就是我游戏性、逗乐性、恶作剧性那一面。述几这段话，是知我者言。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批评李敖的人，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也是知我者言。
1983年2月，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他说他看到tom wilson的漫画专集，看到漫画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可是球打过去，对面并没有人，这人自忖道：“对别人可能是‘乒乓’，但对我只是‘乒’而已。”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第一个印象就是：李敖！”最后署名是：“您的读者‘pong’张大为敬上”。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他说：
十年前，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诈赌”，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法院传蒋光超去，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何来“诈赌”？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两人原系素昧平生，又怎能串通？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乃不了了之。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我说假牌实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我凭真牌就可以赢别人，谁还要做假牌？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可以“ping”尽芸芸众生而成one－man show，谁还要做假牌？
因此，我是第一真人，无须做假，也不屑做假，处处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说辛弃疾，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却不知道李敖是“极有性情人”，我打遍天下的一“ping”，其实非我之才，而是我之真。大为老弟，以为然否？
除了我对“人”的有“ping”无“pong”之感外，我对“地”也有“不够看”之感。1984年9月5日，罗小如从美国来，问我今后的方向，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又有个屁方向！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做的一切努力，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台湾变小了，你也跟着变小了。我们牢也没少坐、刑也没少受、罪也没少遭，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也不如韩国的、也不如菲律宾的、也不如大陆的，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与子偕小”的缘故。但是，“与子偕小”还是走运的呢，搞不好还要“与子偕亡”呢！我在《世界论坛报》写专栏时候，段宏俊（现已绝交）打电话来，说有读者抗议，埋怨李敖的文章谈了许多小人物的小事。我告诉他：“你呀，要有见识一点！台湾哪有大事可谈？台湾有的，都是屁事小事，不谈这些，没得可谈了。”其实，我的文章，大小事皆谈，就近取譬、随缘论人、因材施教、雅俗共赏，并无所定型。纵所论者小，也是以小喻大，乍看起来，或是论断一些杂碎小人物，其实文章深处，别有大义存焉。这些大义，都表现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见上。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得好：新意见常被怀疑且时遭反对者，无他焉，只因其不落俗套耳。所以，我人虽与台湾偕小，我的文章与思想却离台自大，与小岛根本二分。
我一生饱蕴救世心怀，但救世方法上，却往往出之以愤世骂世，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我有严肃的一面，但此面背后，底子却是玩世，这是别人不太清楚的。正因为玩世，以致明明是严肃的主题却往往被我“以玩笑出之”。所以如此，一来是轻快处世，二来是避免得胃溃疡。被杀头的古人金圣叹曾有“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我曾仿其例，一再写“不亦快哉”，现在把1989年写的一次抄在下面，以看我严肃中玩世之态：
其一：得天下之蠢才而骂之，不亦快哉！
其一：国民党过去欺负你，现在把它欺负回来，不亦快哉！
其一：老蒋生前他下我牢，老蒋死后我鞭他尸，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五书，并编《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不亦快哉！
其一：鞭尸之外，旁及其妻其子，无一幸免，—‘一大书伺候，不亦快哉！
其一：平生有恩必报，有仇必报，快意恩仇，不亦快哉！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其一：在厕所里读党义，不亦快哉！
其一：在监牢里读禁书，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泡热水，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不亦快哉！
其一：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由美女一切代劳，自己像死猪一样，不亦快哉！
其一：在动物园，抱小老虎、小狮子照相，不亦快哉！
其一：逗小狗玩，它咬你一口，你按住它，也咬它一口，不亦快哉！
其一：破白蚁窝，见彼等奔相走告，不亦快哉！
其一：以ddt喷马蜂窝，见彼等欲振乏力，个个倒毙，不亦快哉！
其一：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蒋经国演讲本来就比别人慢五拍），看了笑不可仰，不亦快哉！
其一：看自己出书、看朋友出狱、看高手出招、看敌人出丑，不亦快哉！
其一：看丑女出嫁、看美女出家、看大钞出笼、看老贼出殡，不亦快哉！
其一：看傻瓜入彀、看笨蛋入伍、看阿婆入席、看流氓入伙，不亦快哉！
其一：看淫书入迷、看债主入土、看丑八怪入选、看通缉犯入境，不亦快哉！
其一：看新女性大脑每下愈况、脸蛋美下愈况，不亦快哉！
其一：去拍卖萧孟能家电话，萧孟能说：我付钱一万六千元买下这电话行不行，免得我改电话号码，我说你付十六万都要拆你这电话，非逼你改号码不可。气得他呼呼直喘，不亦快哉！
其一：萧孟能诬告我，被我反告。他怕坐牢，逃到美国去了。不亦快哉！
其一：学邱创焕讲台湾语，一边学一边笑，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骂台湾人，不亦快哉！
其一：写文章替高山族仗义执言，不亦快哉！
其一：送女儿念美国学校，不考三民主义，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己意，有话直说，高兴骂谁就骂谁，从蒋经国到他妈、从李登辉到杨丽花、从蜗牛族到女娲、从“忘了我是谁”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骂之列，不亦快哉！
其一：与牙医为邻，十多年拔牙不给钱，不亦快哉！
牙医张善惠和林丽苹小两口儿做我邻居二十年，一直相处甚得，我笑说我不同你们吵架，就是要你们永远做“李敖为人很好相处”的证人。不单牙医夫妇如此，我还把许多好朋友“保存”下来，做我的证人。以姓名笔划为序，眼前的夫妻档就有丁颖和亚蔽、王惠群和朱先琳、王荣文和陈芳蓉、汪俊容和阮雅歌、周弘和“女强人”、周渝和林慧华。沈登恩和叶丽卿、林永丰和连凤珠、孟绝子和欧阳杏如、施性忠和庄姬美、高信疆和柯元馨、徐汛和玉芝芝、孙英善和“小林”、黄胜常和高继梅、黄奠华和李元枝、许以祺和梁绪华，陈兆基和应雅玲、陈良榘和叶于玫、陈彦增和郭文华。张坤山和陈秀梅、陆晋德和邱素莲、邓维桢和黄宝云、赖阿胜和邓玉娟、赖宪沧和张玲玲、简志信和黄月桂、刘峰松和翁金珠、刘绍唐和王爱生、刘显叔和陈烈、蔡仲伯和李金环、龙云翔和李琼媛、罗小如和‘小马”、苏秋镇和邓香兰。萧启庆和王国樱等。至于其他熟知旧识，除书中已提到的外，台大老同学有李念萱、翁松燃、景新汉、马宏祥、袁祝泰、龚忠武、胡之伟、陈又亮等。同学以外，王长安、王孟亮、王秋原、王维贞、王维纲、王树权、尹章义、包奕洪。石文杰、石齐平、江述几、池士勋、何伟康、何国庆、李昂、李宁、李安和、李志仁、李成林、李华俊、周才蔚。林秉钦、林清玄、武忠森、金惟纯、马家辉、胡兆扬、胡基峻、施寄青、宣中仪、洪金立、唐德刚、夏光天、梁铭远、连家立、黄玉娇、屠申虹、张明彰、张福淙、张锦郎、郭鑫生、曾心仪、曾祥锋、赵文华、陈中雄、陈宏正、陈平景、陈芳明、陈晓林、庄申庆、汤麟武、潘君密、杨祖珺、应凤凤、戴天昭、魏光中、苏墱基、苏洪月娇等，都可做我的证人。此外，在我眼中，王淑江、王淑英姊妹是天下最好的人，黄怡是最有观察深度的人，陈文茜是最聪明慧黠的人，汪荣祖是最有正义感的文学家，陆善仪是最纯正的“新女性”，周之鸣、郁慕明是我化敌为友的朋友，而胡虚一、林永智、赖智信、罗贤义等他们都是义人。……老辈人物我对沈铭三先生（已故）、胡适先生（已故）等，感其鸿恩；对叶明勋先生、杨西崑先生等，怀其令德。我的新朋友中，谷正文老将军心狠手辣，却豪迈过人，最有特色；亚洲巨星王靖雯（王菲）从香港来台特别看看我，最不寻常。
我为人外宽内深、既坦白又阴鸷、既热情又冰冷、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我立身光明，待人真诚，虽有权谋，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我为人很够朋友，也喜欢交朋友，可是我却愈者愈抑制自己，不大交朋友。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朋友是“匪谍”；二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关于朋友是“匪谍”方面，我在台中一中，认识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师，那时他四十出头，河北饶阳人，英文造诣颇深。他很孤僻，曾公开宣布不交任何朋友，理由就是交到“匪谍”怎么办？此公理由颇为有趣，我戏而识之，每以此自勉。但是四十多年来，不幸还是交到“匪谍”，因而进出警备总部，几无宁日。幸亏胡秋原公开指我为“匪谍”，我自己既是“匪谍”，则复何惧于“匪谍”耶？从此“匪谍”坦荡荡，再也不怕“匪谍”矣！关于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方面，这一怕，随着年华老去、来日无多，更形严重。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喜欢跟你聊天，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情、极够朋友，你不分些时间给他，他将大受打击。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就不能等闲视之。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以怜悯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多享受一点人生。当然我是不受劝的，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不烟、不酒、不茶、不咖啡、不下棋、不打牌、不考究饮食、不去风月场所，什么三温暖、什么啤酒屋、什么电影院、什么高尔夫球……统统与我无缘。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也就懒得再劝我，只是间歇性地跟我吃碗牛肉面、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就逃掉了。在这种极热情、极够朋友的人以外，有些朋友跟我颇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但“君子之交”还是要见面的。不过这种见面，十九都是到我家，而不是我去他家。我最不习惯去别人家作客，“君子之交”的朋友要看我，大都要来我家作客，不过，天知道那是什么容！
到我家作客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待客之道”，就是绝不专心待客，而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所谓做工，大都是整理资料：圈呀、剪呀、贴呀、分呀、捆呀、搬呀……两手动个不停，也忙个不停。不过我这样做，丝毫不影响我的注意力、反应和应对。我常常给客人“教育”与“洗脑”，提醒他们我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领。我告诉客人，17世纪大学者王船山可以一边向学生讲课，一边跟太太吵架，而证国演助中的庞统庞士元，更是十项全能。《陶庵梦忆》中的黄寓庸也有“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亻奚奴”一身四用的本领。正因为我有这些一身三用、一身四用的本领，所以我待客时，就先声明我要一边做工一边谈话，一如蒋介石到印度拜访甘地，甘地却一边纺纱一边谈话一样。朋友们知道我这一奇怪的“待客之道”，也就不以为什，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来，像孟绝子、像陈兆基、像陈彦增……一到我家，就从客人降为苦工，不由分说，立被拉夫征用。当然也有向我抗议的，老友骆明道就是一位。骆明道说：“李敖是一个苦人，有福不会享，整天做工。你跟他谈话，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谁吃得消他啊！我才不要去他家呢！”所以，骆二哥只愿同我通电话。但他不知道，通电话时我用下巴夹住听筒，照样做工不误，骆二哥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我不但是个工作狂——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生活方面，也有狂在。我身怀大志、志不在温饱，衣、食。住、行方面，后两者比较考究：住大房子，原因之一是补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坐宾士车，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对吃，向不考究，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吃美食的家伙。有一次，哥儿们邓育昆请“敖哥”吃饭，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饷客，下著之后，问我口味，我说：“我实在消受不起这种贵鱼，我觉得它不如吴郭鱼好吃。”育昆闻而大笑。我不好吃，并已饮食极有节制，已有超清教徒水准。我身高一米七三，一生体重没超过六十八公斤，看起来比所有同年龄的人年轻，“善保千金躯”，有如此者。至于衣，我更不考究了。我以买百货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所以穿的都不考究，也不太合身，因为志在天下，没有耐心去量来量去。多年前我同颜宁吃晚餐，饭后搂着她的腰在马路上散步，她忽然笑着说：“李先生，你穿的裤子不是你自己的。”我问为什么，她说不合身啊，我闻而大笑。我做“李敖笑傲江湖”节目，电视上永远一袭红夹克，近四百场下来从不改变，大丈夫不靠衣服显，由此可见。不过我的红夹克倒是名牌，因为只有那个牌子的式样看来最保守，不怪形怪状。我本有一件，后来在电视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我大为着急，因此把同样的都买来了，现在一共四件，可穿一辈子，死后还可留给我儿子。
我儿子勘勘四岁半，女儿湛湛两岁半，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岁。小屯十九岁时候，我在台北仁爱路碰到她，先看到背影，她身高一米七○、下穿短裤、大腿极美。她既有一腿，我就有一手，就这样认识了她。后来她念文化大学植物系、中兴大学中文系，成绩优异。她为人聪明、漂亮、善良，喜欢偷吃零食，还会写诗呢。还有，她又脱俗纯真、不喜奢华，因我反对戒指等俗套，我们结婚时没有戒指，她也同意玩笑性的以“易开罐”上金属环代替。和她认识八年后，在1992年3月8日结婚。我笑她“骗婚”，她笑说：“你那么奸诈，谁骗得了你。”这次结婚，为了向户籍机关陈报，买了市面上卖的“结婚证书”。陈兆基、陈良榘、陆啸钊、陈彦增四老友见证完毕后，我题字其上，字曰：
证人从老，
证书从俗，
正朔从伪，
三三人人出炉。
小屯若生古代，一定是三从型女人，因为她思想忠贞保守。郑南榕的太太叶菊兰、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都戏呼她“王大牌”，因为她对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发，看来架子很大。她的父母是最质朴的河北省人，节俭持家，不慕荣利，住在南港，都是非常好的人，但我和他们说话却说不多，倒不是“李大牌”，而是丈母娘年纪比我还小，我不知道怎么说。在合法婚姻以外，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儿，是美国人，名叫hedy lee，小名小文，与我太太同岁，我有“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就是写给她的。1964年她在美国出生的时候，陈鼓应跟人说：“李敖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人了，李敖的目的，是二十多年后，可以以‘美国人的爸爸’身分去美国。”这话传到我耳里，我开玩笑说：“李敖这么有远见吗？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二十年太长了吧？变化太多了吧？我靠小文去美国，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也！”如今，“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二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靠老蒋回大陆固是笑谈，靠小文去美国却逼人成真呢！如今许多家长大做“小留学生”之梦，他们的“大头”，其实还不如李敖的“小头”远见呢！又何止他们，连我李敖自己，恐怕也都我“大头”不如我“小头”有远见呢！鼓应老友，真深知我“小头”者，在这一点上，他真是先知呢！不过，我靠女儿去美国，又何必呢？我三姊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替我申请成功移民名额，美国在台协会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机会，我理都不理。——我要以中国人身分死在台湾，此志不移了。在小文成长过程里，我正坐牢，她被我妈妈溺爱、又加上在美国学校学到不少坏习惯，最喜奢华，所以不无“世纪末”的问题，近年在我金钱攻势下，“折节读书”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我妈妈生在1909年，今已“米寿”之年，眼看九十了。她本来跟我住，现住加拿大我弟弟家。我在1991年1月4日写信给在昆明的大姊，有这样的话：
老太自昆明返台北，大有白居易“新丰折臂翁”诗中“从兹始免征云南”之慨！本来是“应做云南望乡鬼”的，如今重走台北敦化南路红砖之上，意气风发，不似八十老妇。两个月前，我的四个朋友，都在一月之间，死了八十老娘，我笑谓老太：“别人的妈跟你同岁，都死了，你有何感想？”老太笑答曰：“我身体好得很呢！我跟你一起死！”
老太太的风趣，由此可见。
在《李敖回忆录》这最后一章，我故意写得很随性，信笔所之，像个老去人儿在话家常，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别有倚卖之趣。既然行云流水般地写这部回忆录，我想随性谈谈我“性之所至”的事。我小学四年级十岁以后，因为看到北新书局《健康的性生活》一书，就发现了手淫之乐。这个习惯，跟随我五十多年，直到今天。“手淫”两字对我说来，其实不符实际，因为我不用手久矣。我精选美女图片，虚拟实境，顾而乐之；穷极视想之欲，意而淫之。因为美女图片愈选愈是极品、愈是上选，所以去实际上的女人愈远，实际上的女人其实极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审美标准，因为她们缺点太多。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对的，因为马路上颜如玉的毕竟太少了。而符合高标准的，多在书中。这也就是我愈老愈难被实际女人迷住的原因。——平面的美女，我可见得太多了；实际上的，反倒不够看了。我偏好“意淫”如此，人或以幻相讥，但我看来，幻其实也未尝不真，是真的另一面。相对的，真之为物，也并不与幻相对，它其实也未尝不幻，是幻的另一面。1982年1月25日，我出狱前十六天，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首写《真与幻》一诗，表达此义：
人说幻是幻，
我说幻是真。
若幻原是假，
真应与幻分。
但真不分幻，
幻是真之根。
真里失其幻，
岂能现肉身？
肉身士。不现，
何来两相亲？
真若不是幻，
也不成其真。
真幻原一体，
絮果即兰因。
这诗的立论是很明显的，我认为真幻一体，但是幻是更根本的。这种根本，并不是笛卡儿“我思想，所以我存在”那种，而是真是存在的，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而幻的存在，也要附之以真才成。这种关系，有点玄妙，但在第一流的爱情里，我们便可看到它的相成。没有幻的爱情，其实是一种假的真，“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当你追求的纯是真的一面，你将发现真只是缺憾、现实与索然，并且变化不居。逃离这种情境的方法只有“意淫”、“精神恋爱”。“限时分手”，此外别无他途。
古人说太上忘情，最下不及于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但是我辈中人，钟情之事，却每入魔障、误入歧途。魔障与歧途之尤者，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这是最要不得的。其实，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是纯快乐，不该掺进别的，尤其不该掺进痛苦。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真正的第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因而逃避爱情，“且喜无情成解脱”。其实“无情”并不能真的“解脱，即使有所“解脱”，也不算本领，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真正此中高手，不是“无情”，而是非常“有情”、“多情”的。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非常洒脱，得固欣然，失亦可喜；来既欢迎，去也欢送，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这种与女人推移、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洒脱的一个重要关键是：高手处理爱情，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如果情况只适合“少食多餐”、“蜻蜒点水”、“似有若无”。“虎头蛇尾”、“迷离惚恍”、“可望而不可即”……也就戛然而止。这种戛然而止的态度，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1974年，我在牢中有一首诗——“只爱一点点”，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
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在这首诗中，我用类似“登徒子”的玩世态度，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我相信，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它不是全部，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一旦扯到，除了快乐，没有别的，也不该有别的。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这才是最该有的“智者之爱”。我认为，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更糟糕的是，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这是绝对病态的。但是，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小说之所写、电视之所播……泛滥所及，人人所受的“爱情教育”与“爱情宣传”，却全是比例极大、方向极错的误导，这岂不好笑？五十年来，我自己“性之所至”，虽经历过不少“拜伦式的不快乐”，但我终能脱困而出，变成了大情圣。1984年1月5日，我有《把她放在遥远》一诗，颇能道出我的高明：
爱是一种方法，
方法就是暂停。
把她放在遥远，
享受一片空灵。
爱是一种技巧，
技巧就是不浓。
把她放在遥远，
制造一片朦胧。
爱是一种余味，
余味就是忘情。
把她放在遥远，
绝不魂牵梦萦。
爱是一种无为，
无为就是永恒。
永恒不见落叶，
只见两片浮萍。
乍看起来，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其实，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就会彻悟；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就在波澜起落，了无凿痕，含情而来，带笑而去，人生至此，方足以语爱情。如今，我已老去，罗曼蒂克的生涯，对我应已远离。如果时光倒流、青春可再，我想在“性之所至”方面，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一生曾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但肌肤之亲以外，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民生报》的徐开尘就是一例。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凯瑟琳丹妮芙的前夫——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其言老到，足以风世矣。
今年2月14晚，在邓维桢家吃饭。许信良问我：“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我答道：“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其实她不该大笑，而该苦笑。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追回那浪漫的、仗义的、狂飚的、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但我似乎不知道，这种美德世界，如果能追回的话，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环境对于我，活像爬座雪山，愈爬温度愈冷；同志对于我，活像三轮追汽车，愈追距离愈长。虽然如此，我自己却奋然前进，继续升高与加速，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但又何必一悲到底？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善霸”，所以被我“整”的对象，不分中外、不分老少、不论省籍、不论生死，凡是被锁定的，就难逃吾网恢恢。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不论动口动手，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造化之妙，臻于极境。但造化之中，却充满机智与喜感，例如我骂国民党，用的是这样表达：
国民党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如包庇财阀是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法律问题，经济解决”（如法官收红包是也）。国民党总是不能格守本位。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形态，何等机智，何等喜感！
又如：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正是“意淫大陆”；对台湾力所有途而淫之，正是“手淫台湾”。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一经此八字分析，立刻全无剩义、真相大白矣！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写尽国民党的心态，又何等机智，何等喜感！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到八个字写心态，一经落笔，立刻单刀直入，一目了然。这种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骂蒋家我更拿手。蒋孝武死后，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我感而提笔，“特撰挽联”，全联是：
先死后死、祖孙一脉、端赖介石开阴道；
婚生私生、兄弟串连、全靠经国动鸡巴。
从中文技巧看，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这种本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我十四岁来台湾，转眼四十八年，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始终未能出境；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我也忽焉老矣，也懒得出境了，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有道是“归骨于田横之岛”，我住台湾四十八年，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但是，傅斯年的溢美，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只是今日田横，也合该只做“个体户”、“单干户”，自己去田去横，没人要跟你玩命。所以，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但是，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则是生错了时代，也弄错了地方。
我在台湾，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既然阴错阳差的浮海而至，也就随缘入化的凌云而活。对大陆，我并没有乡愁；对台湾，我也不曾寄旅。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战场，但却不是我的敌人。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它太小了。虽然我也以东方朔“恐朱儒”的玩世与愤世，跟这个岛周旋，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但是，基本上与心境上，我只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已，我真正的心，在遥远的所在，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通讯的不方便。这些因素，在我们现代化以后，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所以乡愁二字也就愈来愈没意义。古人的诗里有“却恐他乡胜故乡”、“此心安处即为乡”的境界；有“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何处不青山”的境界，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台湾是我成长之地，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我却深知我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我不喜欢台湾。但是，大陆对我说来，也是“江湖寥落尔安归”的局面，我喜欢多少大陆，也是可疑的。
十五年前我就写道：“不上台湾出了个李敖，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岛上、在圣赫勒拿岛上，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也许多年以后，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十二年前，我引申此意，又写道：“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而不是东，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大陆的动脉，虽然那个根、那个动脉，已经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他偷渡出关，直奔昆仑之西，面对一片浩瀚、荒凉与死寂，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真是中国第一豪杰。”
生错了时代、弄错了地方，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沦落成东海布道，并区布得天怒人怨。但是，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
王安石的一首题作《梦》的诗，我最喜欢：“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空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译成白话是：“人生如梦，有什么好追求的呢？什么都不追求，我心如止水。可是，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我为人间，留下数不清的功德。）台湾对我说来，是一个诗人康明斯嗜痴下的小写字母，不论怎么放大，限于格局，也是小写；但在因寄所托之中，亦聊以放浪形骸，留下数不清的功德。这本《李敖回忆录》，“诙达多端”、“朔皆敖弄”，纵平阳之虎，犹欺犬也。台湾何幸，有李敖俯仰于斯，且得其冷眼，以匹夫灵气疝气，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噫！微斯人，岛与谁归？
1997年3月31日，去国泰医院给名医黄清水开疝气的清早，在台湾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