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毛泽东》
作者：余世诚【完结】
序：两代核心，同一伟业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民族求解放、图富强的斗争史上，从林则徐到 孙中山，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但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 们的斗争都没有达到目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 新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和流血牺牲， 1949年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历史的 新纪元。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探索，开始 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奋勇 前进。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 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450页）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产生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 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一批伟大人物。他们善于把马克思主义 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率领中国各族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胜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曾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第 一次革命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 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 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第一次革命中形成 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二次革命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基 础上，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 充分体现出来。这场新的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又形成了以邓小 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两场革命形成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涌现出了两代核心伟大人物，他们 就是毛泽东与比毛泽东小十一岁的邓小平。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联系，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富有传奇性。是历史 把他们推到了这样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造就了他们。 20年代初期，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两人虽不相识，但中国共 产党这个伟大集体和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开始把他们联结到了一起； 大革命后期，他们一个在南方从事革命运动，一个在北方从事革命活动， 后来在革命危急关头，两人都参加了 “八七”会议，才得第一次相见； 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他们一个在祖国的东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 根据地，一个在广西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两人“英 雄所见略同”； 30年代初期，他们同在中央根据地，都受到 “左”倾路线的排挤，一个 被夺了权，一个被 “打倒”，有过一段“共受冤”的难忘历史；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也随之得到 解放，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一个在延安统率全局，一个在太 行山创建根据地，大河上下共抗外敌；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 旗帜下，邓小平亦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开始进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集体；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邓小平和刘伯承在太行指挥 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他们配合默契，文谈武打呈风流； 在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开始时，毛泽东转战陕北，并部署西北和山东解放 军共同按住敌人的头脚，刘邓大军则拦腰砍去，千里跃进大别山，把尖刀插 进敌人心脏： 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坐镇西柏坡，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等决战千里之 外，发起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最后主力，敲定了全国胜 利大局； 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进驻北平，邓小平等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直 捣国民党首都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接着又挺进华东大地和部署进军 大西南，在开国大典上邓小平随同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建国后的前七年里，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 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邓 小平在大西南取得卓著成就后奉调中央工作，在党的八大后担任总书记要 职，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开始全面洼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邓小平担任党 的总书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遇到过严重挫折，积累 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 “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以“第二号最大的走资 派”被 “打倒”，但是，毛、邓离分终有缘，七年后邓小平又回到了毛泽东 的身边； 1975年岁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央日常 工作，促使形势迅速好转。但 “朝内有好梦难圆”，岁尾邓小平又靠边站， 进而被再次 “打倒”；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万分悲痛，但他不能同意对毛泽东搞“两个凡是”， 也决不允许全盘否定毛泽东，他倡导全党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维护了毛泽 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把邓小平推到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 核心位置，率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继承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开创的事业，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继毛泽东之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历史的画卷是如此异彩纷呈。毛泽东重用了邓小平，可是后来又否定了 他；而否定了邓小平七年之后，毛泽东又把他再扶上马；1976年毛泽东临终 之前再一次 “换马”，把班交给了另外的人。邓小平全力支持毛泽东，并因 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第一次被 “打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两次为 他所支持的毛泽东所 “打倒”。但是，正是这位被毛泽东 “打倒”的邓小平，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并在新时期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活 力和蓬勃的生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位是时沉时浮终不沉，一位是三落三 起总不落。一位是否定不了的“湖南辣椒”，一位是打不倒的“四川小个子”。 在他们半个世纪的联系中，既有磕磕碰碰又难舍难分，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相互既有矛盾又相得益彰，乍看起来，让人眼花缭乱，而以唯物史观剖析， 部有其历史的因由，有一个基本事实是必须正视的，即他们都是忠诚的中国
共产党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他们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都是让 祖国得解放、得繁荣、得富强。 “两代核心，同一伟业”，这是我们认识、叙述和研究邓小平与毛泽东 传奇般交往所依据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线索。 邓小平所以能够继承、发展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绝非偶然。最重要的 是因为他与毛泽东在事业上、思想上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在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岁月里，他们在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同一个集体即中国 共产党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注重实际，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祖国的解放和富强而奋斗。共同的理想、共同的 事业把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 “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多次称赞邓小平 “论文论武都是一把好手”，“公道”、“有才干”、“能办事”、“周到”、 “厚道”，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同志。毛泽东曾明确表示邓小平是他 的 “接班人”之一，是他的“副帅”。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 复出之后，毛泽东对邓也有许多褒奖之词。邓小平则一直把毛泽东当作导师 和领袖，他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认识得很早，理解得很深。尤其是对毛泽 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有特别深刻 的体会和共识。且不说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革命，同时也解放了被 “左”倾路线“打倒”的邓小平，只就 党的七大到八大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毛、邓之间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在党的七大上，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以毛 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解 政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统率刘邓大军奋战太 行、挺进平汉、南渡黄河、逐鹿中原、决战淮海、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追 敌华东、转战大河上下、长江南北，进行了一千三百余次大小战役，解放了 中原、华东大片国土。当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时，邓小平 以参与缔造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跟随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是当之无 愧的。参加开国大典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又率部进军齐西南和西藏，并 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大西南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不久，邓小平调到中央协 助毛泽东工作，1956年八大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 一。 这是邓小平一生中第一次走向辉煌的时期，而这与毛泽东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多次讲过： “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 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 不是什么夸张。”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 不是什么夸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8—149页） 在八大以后的岁月里，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取得的成就仍然是 肯定的。在邓小平看来，这一时期的失误不能让毛泽东一个人负责任， “毛 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邓 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他没有推脱自己的责任。至于 “文化大革 命”的失误，毛泽东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 有一个过程，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 到削弱以至破坏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后来邓小平主持制定的 《关于建国 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
实有效的改革步骤。”邓小平与毛泽东在事业和思想上有着很久很深的联系， 在感情上也有很久很深的战友情谊，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 思想，能够继承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如果有人认为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会 搞什么 “非毛化”，不是别有用心便是无知。 但是，邓小平不仅仅是继承了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而且还纠正了毛泽 东和党的失误，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这也是由邓小平所处的 历史条件、历史地位、历史的经历以及其他主客观方面的因素所决走的。邓 小平是从基层逐步走到中央领导岗位的革命家，他做过工人，当过秘书，组 织过武装起义，编过报纸，任过县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和一般的机关干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个根据地和一个方面军里担任政治领导工 作，解放后他又在西南从事过多年地方领导工作。这样的经历，在诸多中央 领导人中是罕见的。几十年的基层、地方工作经历，养成了他很强的务实精 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 民高兴不高兴”、 “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是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他深深懂得决策的重要，更懂得决策要符合实际、能够贯彻执 行的重要。邓小平早年留学法国，又去苏联学习，对西方、外国和世界有较 多的了解；60年代多次赴苏，70年代参加联合国会议到过美国，使他有较多 机会认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把握历史潮流和时代新特征，敏锐地觉察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新挑战。在政治上，邓小平历经三次大起大落，这一点 也是其他中央领导人很少有过的。 “三起三落”使他对极左深恶痛绝，并锻 炼了他实事求是的勇气和信心。几十年顺境和逆境的磨练，使邓小平深深地 体察到，不坚持毛泽东思想不行，不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新特征发展毛 泽东思想更不行。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去世之 后，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任就自然落到了邓小平身上。因为在当今的中国共 产党人中，很少有人具有小平这样非凡的经历，像他这样处于承前启后、联 结着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地位，具有他那样的政 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这就促成了邓小平能够第二次走向辉煌，能够作为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集中全党的智慧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 此外，我们在论及邓小平对毛泽东事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时，还要特 别强调一下另一位伟人周恩来的作用。早在20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时，邓小 平和周恩来就结识了。邓小平那时才十几岁，是在比他年长六岁的周恩来影 响和引导下走向革命的。邓小平一直把周恩来作为兄长尊敬，周恩来也一直 把邓小平作为后起之秀爱护，在毛、邓之间，周恩来发挥着有效的 “粘合” 作用，这种作用在 “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邓小平遭贬时，周 恩来力所能及地减轻邓的困境；在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时，周恩来 以最大的努力促其尽快成为现实；当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妄图由她组阁时，周 恩来抱病力荐邓小平，挫败了野心家的阴谋；当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接 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周给予了全力支持，重病中高声赞扬邓小平 “你比我干得好”。正是在毛泽东的授意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邓小平才 有了在 “文化大革命”中以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机会，大大显示了 邓小平的才华、水平和胆量。而广大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正是在党和国家处 于危难之际，更加认识了邓小平，因此，后来江青一伙虽然利用毛泽东的失 误 “打倒”邓小平，但是他在人民心里终难被“打倒”。人民和历史最后还
是选择了邓小平。人民的这种选择，应该说是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推荐、介 绍和支持分不开的。周恩来十分了解邓小平，也十分负责地向党和人民推荐、 介绍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是一位 “举重若轻”的政治家，他说：“从愿望 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 ‘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 点”。 （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第119—120页）周恩来以自己和邓小 平相比较，对邓的特点和气质作出了非常准确的概括。邓小平确实是位高屋 建瓴、势如破竹。善于抓大事、抓要害，既放得开又拿得起，临危不惧、遇 喜不亢，豁达而又干练的大战略家、大政治家。 所以，历史纠正了毛泽东的失误，历史接受了周恩来的推荐，历史选择 了邓小平。而邓小平没有辜负人民的重托和历史的期望，他不仅继承而且大 大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先逝者的事业和毛泽东思想，把已经站立起的中 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 文学家们往往把毛泽东比作 “湖南辣椒”，以喻这位伟人倔犟、执着、 自信和敢于斗争的精神；把周恩来比作“绍兴的酒”，以喻这位伟人温醇、 柔和、谦让和顾全大局的品德。那么，对邓小平又作何比喻呢？一些中外人 士有说他像 “四川辣子”的，也有说他像“辛辣芥末”的（抗日战争时期美 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所著 《中国的双星》就称邓小平像“芥末一样辛 辣和灵敏”）。笔者不大愿对这二位伟人作什么比喻，因为比喻早然形象而 生动，但往往义容易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笔者认为，这三位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在个人的性格、风度和气质方面各有特点。毛泽东的 “刚”，周恩 来的“柔”，毛、周结合为“刚柔相济”。而邓小平则是既有毛泽东的“刚”， 又有周恩来的 “柔”，他执着而不固执，自信而不自负，温和而不附和，忍 让而不迁就。 “三位伟人、两代核心、同一伟业”，构织出了从毛泽东经过周恩来到 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 性飞跃，从新中国诞生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到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如此绚丽如此 辉煌的历史画卷。
邓小平与毛泽东
．二十年代初期，当毛泽 东在国内创建中国共产党时， 邓小平在法国和党的另一位 创始人周恩来一起进行革命 活动，党的事业从此结下毛、 邓五十年难解之缘。 毛泽东有段著名的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 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话也应在了湖南的毛泽东和四川的邓小平身上。 当1893年出生的毛泽东，从韶山到长沙，从长沙到北京、到上海，于本 世纪20年代初在国内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比毛译东小十一岁的邓小平则 从四川广安县的牌坊村到重庆，从重庆到上海，再赴法国，和党的另一位创 始人、比他年长六岁的周恩来一起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 毛泽东本来也是有机会去法国留学的，但是他认为 “把时间花在中国会 更有益”，他协助组织了湖南知识青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自己并没有 出国。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不同的国度里，接受了一个共同的主义即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在组织湖南同学赴法勤工俭学时，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并在北 京大学图书馆短期任职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潮书刊。1920年他第二次旅京时， 又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从此逐步成为一名 马克思主义者。其后，毛泽东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和毛泽东相似，邓小平也是阅读了 《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的，他在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时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 产主义ABC》。” 邓小平1994年8月22日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童年时期的 邓小平名叫邓先圣，学名邓希贤。他五岁入私塾发蒙，七岁转入新式小学， 后又继续读中学，1919年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十五岁 的邓希贤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熏陶，立下了救国大志。1920年 夏天，他和八十三位四川同乡同学一起登船赴法勤工俭学，那时他才十六岁， 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在法国，年轻的邓希贤在钢铁厂做过杂工，在工厂里 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司炉，还到饭馆里当过帮工，收入刚够糊口。但是， 邓希贤在这里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法国是具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国家。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批判地继承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才 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在 1848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巴黎工人阶级举 行武装起义，三千名起义者流血牺牲，马克思称这是 “现代社会中两大对文 阶级问的第一次伟大战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由 此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71年的巴黎公社，更是 举世闻名。马克思在 《法兰西内战》一书中系统总结了这一伟大事件的经验 和教训。他指出：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从而完整地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反映巴黎公社 悲壮斗争的 《国际歌》唱遍了全世界，公社社员进行最后斗争和英勇牺牲的 地方拉雪兹墓地的围墙，作为 “公社社员墙”受到世世代代革命者的凭吊。
邓希贤所去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度，接触的就是这个国家最基 层的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特别是当时正处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法国共产 党于1920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广泛流行，工人运动蓬 勃发展。所有这些部不可避免地对邓希贤等一批寻找救国真理的中国热血青 年产生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友蔡和森当时也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利用法国社会 主义运动较为蓬勃的有利条件， “猛看猛译”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思考 中国革命问题，思想豁然开朗，他把自己在法国取得的新认识，多次写信告 诉国内的毛泽东，促进了毛泽东在思想上进一步马克思主义化，蔡和森1920 年8月 13日致函毛泽东，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的问题。9月 16 日又给毛泽东发出长信，再次详细讨论了建党的问题，毛泽东于 1921年 1 月21日复函蔡和森，称他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毛泽东 和留法勤工俭学的进步分子，在思想上联系紧密，相互促进。 在留法青年学生中推动建党工作取得实效的人当属周恩来。1898年出生 的周恩来，在一批年轻的留法学生中，显得更为老成一些。他在1917年南开 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求学，1919年五四运动时已是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并 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铡有过交往。当他二十二岁赴法勤工俭学的 时候，在法国终于认准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此时国内由 “南陈（独秀）北李（大钊）”推动，已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 广州建立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底，北京共产主义 小组成员张申府到法国讲学，1921年2月由他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参加党的 组织，并报告了国内党的发起人陈独秀。后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赵 世炎、陈公培也到法国勤工俭学，由陈独秀介绍和张申府等接上了党的组织 关系。于是，由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等五人组成了旅 法共产主义小组，并与国内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率领下，溜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同反动势力进行了 英勇的斗争。1921年2月28日，四百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 逼使公使改变关于中断发放勤工俭学救济金、将 “无力自给者”“遣送回国” 的指令，答应延发救济金，并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这就是著名的旅法 学生 “二·二八”运动。6月，北京政府派专使到巴黎与法国政府商谈以出 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为条件，向法政府借款事项。周恩 来获悉后，当即和诸同志议决发起声势浩大的 “拒款斗争”，其问两次召开 拒款大会，群情激愤，痛打了中国驻法公使的秘书，迫使他代表公使在反对 借款的决议书上签了字。9月，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又发起了 “进军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里昂中法大学是中法两国政府以中国的庚子 赔款创办起来的一所大学，名义上是为解决勤工俭学的学生就学问题，而实 际上却把勤工俭学的学生拒之门外，而从国内招收了一百多名豪绅子弟。此 事激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慨，一百多名学生9月20日向里昂进发。 学生上街游行并散发传单，使反动势力极为震惊。北京政府驻法公使与法国 当局串通，诬蔑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将百余名学生拘禁起来。周 恩来等设法营救被捕同学，但未获得成功。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一百零 四人被押送回国。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使许多留学生丢掉了工读主义救 国的幻想，提高了觉悟。邓希贤就是在这些斗争中，不断锻炼成长，逐步成 为一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1牢冬，赵世炎、周恩来发起建立 “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年 6 月召开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宣告该组织的正式成立。赵世炎 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同年夏季，十八岁的邓希 贤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的起点。他后来曾说：“我 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 也是艰难的就是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邓小平才思敏捷、 责任心强，加之他文字严谨、书写工整和高效、充沛的作风与精力，少共组 织分配他负责机关报刊 《少年》的刻版和油印工作。1923年2月，少共改名 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与国内团组织取得联系，由周恩来任书 记。1924年邓小平转为中共党员，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继续 负责团的机关刊物的刻印和出版工作，刊物改名为 《赤光》。在编辑组里， 邓小平年纪最轻，才二十岁，但是他工作最繁杂，不仅亲自刻印，还撰写稿 件。在十五期中，他一个人就撰写了三十七篇文章。他刻印的字迹，工整秀 丽，印刷清晰，简直和铅印的不相上下。他常常左手捏着面包，右手操作印 刷。一次周恩来见到他这副模样，指着他脸上的面包屑和油墨痕迹，大笑说： “小邓，小邓！你可真是一位油印博士啊！”自此以后，邓小平就有了“油 印博士”的雅号，有的同志还叫他 “邓腾刻”。《赤光》在留法学生中有很 大影响，党团组织在这块阵地上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赢得了很多读者。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周恩来奉党的 指示于7月动身回国，随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回国后，邓小 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后未他担任了党组织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 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邓小平在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时，曾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 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 勤工俭学时期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 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文 选》第二卷第348页） 当然，此时三十一岁的毛泽东虽然通过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友了解 一些法国的情况，但很可能还不知道邓希贤这位刚刚二十岁的小伙子。毛泽 东在1923年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成员，1924年1 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 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已有一定名望。作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党员的邓小平或 许对毛泽东有所闻知，但他们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可能还不相识。然 而，他们终究加入了同一个伟大战斗集体——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他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具体的经历有 所不同。毛泽东比邓小平年长十一岁，五四运动时毛泽东已是二十六岁的教 师，主办 《湘江评论》，发表了许多独立的政治见解，而邓小平当时只有十 五岁，只是受到了爱国思想和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 曾受过多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自己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 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 ‘十九世纪的民
主’、乌托邦主义和；日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 “我读了 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 很多主张。” （《毛泽东自述》第31、3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而邓小平则较为单纯，除了在赴法前有过 “工业救国”的朦胧幻想，赴法后 又很快被打破之外，没有受过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入。他后来在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曾这样回忆和总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到法国后， “俭学”不成，只好“勤工”，“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 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最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略 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 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 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还说： “每每 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总上所说，我从来 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 （毛毛：《我的父 亲邓小平》上卷第111、1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此外，毛 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他深知中国劳功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疾苦有着密切联 系。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六岁就参加农诏劳动，后来虽然读了私塾，但仍然 帮助家里干活，一直到十七岁才离开故乡韶山到外地求学、找出路。他对农 民是有深刻了解的。而邓小平虽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民的疾苦也有 了解和体会，但他真正深刻了解劳动人民是在他留法当工人的时期。邓小平 在莫斯科时这样总结说； “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牢 左右 （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充进同学 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 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 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的成员。”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11页）毛泽东 在成为共产党人的过程中，虽然接受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新 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但多是间接的，毛泽东基本上是在湖 南率领一批先进分子进行探索，他是湖南中共党组织的组建者，也是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一成为共产党人就是党的一位领导人。邓小平则 是在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周恩来和留法的其他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下成长为共 产主义者的，他不是 “创党”的，而是“党创”的，相对毛泽东来说，邓小 平是晚辈，他在入党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从事党的基层工作。但是，无论是毛 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又具有基本的相同点，这 就是：都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都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都坚持与实 际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 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起中国共产党成立和早期的情况时，谈到了北 京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湖北的董必武，山东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以及 广东、湖南、留日的许多早期党员，其中特别还讲到了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 青年中建党的情况。他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中有 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罗迈 （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 支部的创始人。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确实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除了 毛泽东提到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等人外，还有陈毅、聂
荣臻、李富春、李立三、徐特立、蔡畅、傅钟、何氏工、李大章、欧阳钦、 李卓然、萧三，以及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罗学瓒、 张昆弟、颜昌颐，鲁其昌、袁庆云、熊雄，等等。这其中，更有一位当时毛 泽东还不曾相识，而后来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之一，并继毛泽东之后成为 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 党的命运和党的事业如同一条红线把这些人牵到一起来了，而且这条线 越牵越紧，越牵越近。
．大革命热潮中，毛泽东 在南方从事农运，从苏 联回国的邓小平在北方 从事军运，在革命危急 关头他们第一次相会在 武汉。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与共 产党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革命形势的 发展，以此为新的起点开始走向高潮。从1924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 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中国的 “大革 命”。 大浪淘沙。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毛泽东的业绩和毛泽东的思想 初次显示了金子般的光辉。周恩来的雄才大略及其对革命的耿耿丹心，也越 来越为全党所认识。年仅二十岁冒头的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可谓初出茅庐， 但也显示了其不同凡响的才华。一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后来成为人民的领袖， 那些不坚定者终被历史所抛弃。 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先是在上海以主要精力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和 宣传工作。1925年起，他越来越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著 名的 “五卅”惨案之后，全国革命形势高涨，毛泽东在他的故乡湖南发起农 民运动，显示了农民中蕴藏着的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此后，毛泽东就开始以 其主要精力从事、思考和解决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1926年5月，时任中央 农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主办了第六期农民 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亲自授课，开设 “中国的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 级的分析”等课程。讲习所还开设了军训课程，请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 长的周恩来主讲。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国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培养了 一批骨干，广西的农运领袖韦拔群就是广州农讲所的毕业学员，后来他成为 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刨建红七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助手和战友。 当北伐部队胜利进军武汉之后，毛泽东曾于1927年 1月4日至2月5 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了在大革命热 潮中农村的革命运动，热情赞扬农民革命的丰功伟绩。他在3月间发表的《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的经典名著。 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 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川政 策。接着，毛泽东又主持举办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大革命时期也都从事过革命运动骨干人才的培养工 作。众所周知，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该校为革命培养了一批优 秀的军事将领和人才。而此时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在北方曾参与主办过号称“第 二黄埔”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这恐怕还鲜为人知。 此事得从冯玉祥将军说起。 在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候，冯玉祥将军于1924年10月发 动了北京政变，囚禁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曹锟，推翻了有系军阀政权，随后 与孙岳、胡景翼组成国民军，冯玉祥亲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控制北京局
势的冯将军，这时通电主和，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建国大计。孙先生不顾 个人的安危，毅然应邀，抱病北上，并发表 《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 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不幸的是，孙中山到达北京后因肝癌恶化， 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孙先生的逝世使国共两党革命同志 十分悲痛，更加激励他们为完成总理遗志而斗争。同年10月，苏共中央决定 为纪念孙中山先牛，在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在国共 两党从国内选派学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同时，中共还决定从留法勤工 俭学的青年中送去一批学员。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这时的邓小平，由于作为中共旅欧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进行革命活动，已 引起法国警察当局的注意，正在追捕他。对邓小平这段时期的行迹作过深入 调查并查阅了法国当时警察档案的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 《邓小 平传》中记述道： 1925年11月15日，邓小平（当时名为邓希贤）在巴黎布瓦耶大街 23号主持有四牛七名人员参加的会议，号召展开 “持久的国际反帝斗 争”。可是警察搞不清楚邓的住址。直到1926年1月3日，警察才侦得 邓的住址。警察于1月8日闯进邓小平的住处时，在桌上和书架上发现 了用法文和中文写的广告品、宣传材料，如 《中国工人》、《孙逸仙遗 嘱》、布哈林的 《共产主义 ABC》和莫斯科出版的报纸，却没有见到邓 小平本人。这些官员们还发现了油墨、印刷滚筒和印刷纸张，证明 “油 印博士”一定居住于此，然而，法国譬方万没有想到，就在几个小时以 前，即 1926年的1月7日夜，邓小平和他的十九名同志已乘上巴黎到莫 斯科的夜班快车，安然离开了生活与战斗过五年的法兰西。 另一位匈牙利学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其所著 《邓小平》一书中也依据法 国警方档案描述了邓小平离开法国的过程，其中还透漏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 情节： 当时警方还不知道邓已离国境，竟然还作出驱逐邓等出境的决定。 这张1926年1月20日签发的驱逐令，特地注明要“面交”被驱逐者， 而邓等离开法国已十三天了，早已到达红都莫斯科。这张无用的文件至 今还保存在法国警察的档案箱里。 邓小平到达莫斯科后，先进东方大学，不久又转入中山大学学习。此时 他的俄文名字为多佐罗夫。他被编入第七班即 “理论班”，担任该班党小组 长。除学习俄语外，还要学习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 义、军事学和马列原著选读等课程。由于他已有在法国五年的实践斗争经历， 再加之头脑机敏和刻苦好学，很快因学习成绩突出和能言善辩在同学中闻 名。大家给这位四川的小个子又起了一个“小钢炮”的雅号。在他的同学中， 有两个人年龄最小，一个是冯玉祥的长女冯弗能，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 国，他们当时才十五六岁。蒋经国顽皮活泼，爱说爱笑爱唱，走起路来又蹦 又跳，整天无忧无虑，像个快活的小鸟。1982年，七十八岁的邓小平回忆说，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 “学得不错”，邓小平在中山大学还结识了毛泽东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