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毛泽东偕邓小平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毛泽东当着金日成的面， 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他对金说： “我不谈政治，由他来给你谈，此人叫邓小 平。”又说： “邓小平会打仗，还会反对修正主义。他被红卫兵打倒了好几 年，现在没事了，又起来，我们需要他。”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借机以向主 席请教的方式，向他报告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大批 “经验主义”的情 况，并坦率地谈厂自己的看法。此事当即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他同意邓小平 的意见。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组织新华社写的学习理论问题的一份报告上 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 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他批评江青等人说：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 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憧马列的一 种表现。” 4月27日，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批评了江青等人的作法。 由此，大批“经验主义”的声浪，也就很快声细如蝇了。 5月3日夜，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再一次严厉 批评了江青等人。 此时，毛泽东双眼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尚未治愈。他待大家坐定后，一开 始讲话便承认自己 “犯了错误”。他说。因眼患白内障不能看东西，张春桥 那篇反经验主义的讲话；自己只听了一遍，没有听出问题， “放过了”。他 批评江青等人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他说，王明搞的 教条主义统治党达四年之久， “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 成的就要打。”毛主席又提起 “邓、毛、谢、古”事件，指着邓小平说，“邓 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 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然后，他加重语气说： “要搞马列主义，不 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 ‘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 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毛泽东转向江青说： “江青同志党 的历史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翟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蔗， 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 经验主义者。”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 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 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随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继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又于5月27 日和6月3日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江青等先是在 会上 “沉默，沉默，又沉默”（张春桥日记语），后又在会下攻击政治局会 议搞 “突然袭击”，是“围攻”，“过了头”，等等。 邓小平针对 “四人帮”搞的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三箭齐发” 和 “反经验主义”三件事，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严厉他说：“倒是要 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 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 这件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 头的。” 邓小平义正辞严地指出： “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 说突然袭击、围攻……”可是，你们连问题的 “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
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评，还讲得 太浅。”邓小平拍着桌子严厉斥责江青一伙的诬蔑，并反复声明，政治局会 议是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讲话精神召开的，要安定团结，要 “三要三不要”， 首先政治局的同志要做到。主腐多次批评宗派主义、搞 “四人帮”。他问我 们讨论得怎么样，有没有结果？要我们好好讨论。 叶剑英也作了长篇发言，他严厉批评江青等人借口所谓 “对付林彪”搞 小宗派，搞 “四人帮”。他说，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槁 “四人帮”， 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党，叶帅指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 你们搞所谓 “十一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走后门”，也是事先未 请示： “批经验主义”，又是不请示，要主席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 主席有感觉？他激动他说： “什么是背叛马列主义，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 烟！” （《炎黄春秋》1975年第4期载杨言东、石文： 《“文革”中叶剑英 和邓小平的生死交》） 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的批评压力下，先是王洪文顶不住了，被迫假惺 惺地作了检讨。最后，江青也摆出 “弱者”姿态，承认上次会上 “自我批评 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她没忘记强调客观： “上 次会，有体温。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主席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政治局 会议批评的三件事作了检讨。她在书面检查中说，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 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 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 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 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 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江青在书面检查中承认， “‘四 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自“文化大革命”九年以来，江青这个以“文革旗手”、“一贯正确” 自居，专“革”别人“命”的“革命家”，第一次不得不写出了虽然极不深 刻但毕竟承认自己有错误南书面检查。 邓小平捅了这个 “马蜂窝”，实在令一切正直的人们感到痛快。 不久，毛泽东又找邓小平谈话，肯定了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 他说： “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毛泽东又讲：“他们过去有功劳， 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在政治局，风向快要转了。” 他是说过去人们不敢惹江青，这种状况在政治局快要转了，他为此而高兴。 邓小平说： “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毛 泽东表示赞同，说， “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 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毛泽东在谈话中再一次鼓励邓小平： “你要把工作干起来。”小平也明 确回答： “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那好！”毛泽东高兴他说。邓又 讲： “反对的人总是有的，一定会有。”毛泽东笑了笑说：“木秀于林，风 必摧之。” 毛泽东这里引用的是三国魏李康 《运命论》中的名句：“夫忠直之迕于 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 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其意是喻指忠直之士、抱负不凡之人，往往遭 到小人的非难和打击。毛泽东以此喻邓小平，可谓推心置腹。邓小平说：“主
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毛泽东说： “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9月，毛泽东评 《水浒》的谈话发表不久，江青一伙故伎重演，在昔阳 农业学大寨会上批 《水浒》，影射邓小平和周思来。毛泽东得知此情非常气 愤。一次会见外宾后，毛泽东对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 “江青在学大寨会上 的讲话是放屁！完全文不对题。”“江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你不必跟她计较。”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虽然多次严厉批评了江青，不让他们夺取 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但他又认为江青“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 “当然要一分为二。”对她和“四人帮”的错误认为“问题不大，不要小题 大作”，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 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江青一伙与 “文化大革命” 联系得太紧密了，毛泽东要维护 “文化大革命”还得依靠他们。江青一伙后 来似乎也摸准了毛泽东的心病，所以就集中在 “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攻击邓 小平，从而取信于毛泽东。这一招果然发生了作用。
9．1975年冬至 1976年 春，风刀霜剑严相逼，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 分歧在 “四人帮”挑唆 下日益加剧，终于导致 邓小平第三次被 “打倒”。 现在看来，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 他认为 “反刘反林有功”的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七 个指头”的成果，而江青这些人也确实只会 “革”别人的“命”，对经济建 设和生产则是一窍不通的；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去 “促生产”， 解决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而这些老同志也只能发挥 这方面的作用，毛泽东，急是提防着他们翻 “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种 “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双轨制”，反映了当时毛泽东面 临的局势和他的心态。他一方面感到 “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生产下降， 人民不满，再也不能乱下去了，希望尽快稳定局势；另一方面又希望证明他 亲自发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其主流只能肯定 不容否定。如果说他老人家还像当年那样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能够亲自驾 驭局面，情况或许能暂时如愿。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己八十二岁高龄，体力 精力都大不如前了。自林彪 “九一三”事件之后，他年年重病，大有一蹶不 振之势，况且此时他眼已失明，不能行走，连言语表达都很困难。老人家头 脑虽然还算清楚，但已很难直接驾驭局势了。他苦干找不到能够完成上述两 方面愿望的统一的一种力量，只得既靠邓小平去促生产，去稳定局面，且不 允许江青一伙过多地干扰；又要依靠江青等人去实现保住 “文化大革命”成 果的愿望，且不允许邓小平的 “整顿”踩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线。总之， 毛泽东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自己思想上的矛盾，他体力与愿望的矛盾，他依 靠力量之间的矛盾，等等。 这些复杂的矛盾，造成了1975年形势发展的离奇性。 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 一伙搞所谓的 “理论学习”、“评《水浒》”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 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年9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 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 “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 次 “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 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 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 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 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 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支战线主要矛
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 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 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 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 的成绩，很少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 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打中了痛处，使他立即警觉起来。当然， 从总体事实而言，邓小平的 “全面整顿”也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路 线的否定。于是，毛泽东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站在江青一面反对邓小平； 他说， “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 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一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 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 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 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 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 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 主席说对。 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 次会，讨论对 “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但是，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 “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 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 “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总的评价是 “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能肯 定 “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 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拒了毛泽 东的要求，说： “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 “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 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301页）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 管外事”。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事件又加罪邓小平。刘冰是清华大 学党委副书记，他和党委的其他几位同志，于 8月13日和10月13日，先后 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 生活作风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呈毛主席的。迟群和谢静宜都曾
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驻清华大 学，并 “结合”到校“革委会”领导班于里。他们自认是毛主席身边的“小 兵”，跋扈专横，目空一切。他们和江青一伙相勾结，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 教职工们对之极为反感。作为老干部的刘冰，实在看不下去，按照党的章程， 向毛主席反映意见，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毛泽东批示说：“清华大 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 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 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 斗争的反映。”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 示。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 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一百三十多名党政军负责人 和老同志参加的 “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 小平领导的持续九个月卓有成效的整顿，到此中止了。 这年的秋天是那么萧条，冬天又似乎特别地寒冷。 在医院的周恩来，动了十四次手术，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 四十天要动一次手术。在 9月20日进手术室前，他大声他说：“我是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他对江青之流以评 《水浒》中伤他所作 的回击。10月下旬，周恩来再次进手术室前，把邓小平叫到跟前，握着他的 手说： “你这一年于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表示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不满。当12月叶剑英看望周恩来时，周以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嘱告：“要 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这里的 “他们”是 指 “四人帮”。周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 1976年，中国进入 “本命年”龙年。春寒料峭，严冬虽过，春天却姗姗 来迟。 l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毛泽东重病在身，他终未和 周恩来作最后的告别。当身边人员问他 “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他痛苦 而吃力他说： “我也走不动了。”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同。当时 “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 始， “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极力反对邓出面致悼词。江青提出由王洪 文或张春桥作，但王、张都自知不够格，于是让叶剑英出面，说： “现在全 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 明白他们的用意，回答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中 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作悼词。” “四人帮”无奈只好同意。毛泽东最后“划圈”批准了这个安排。当全国老 百姓从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介中得知是邓小平为周总理致悼词时，心情稍微得 以舒展。因为人民怕 “四人帮”这些奸臣砧污了周总理的英名，也怕邓小平 “消失”。 悲痛欲绝的人民群众，在寒冷而灰暗的天空下，站在几十里长安大街默 默地送走周恩来的灵车，向他们心目中的好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预感到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加严峻。他在和叶剑英的交 谈中，作了如下表示： 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旱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 坏是罗迈下场！（罗迈即李维汉，“文化大革命”前就遭错误批判被“打
倒”）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 还没有解放。 （范硕：《叶剑英在1976》第 6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0年出版） 叶剑英建议他 “要不要再去找主席”，邓小平又说： 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 则问题上让步！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 心已经下定，就要 “换马”了！ 叶帅说：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 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 “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 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说： 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 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 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 理临终前的嘱咐。 （据范硕：《叶剑英在1976》） 正如邓小平和叶剑英所预料的，患病中的毛泽东确实在思索着 “换马” 的问题。一年前，他把 “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扶上了马， 现在又认为 “右倾翻案”而要“换马”了。但是，老人家不让野心家“四人 帮”之流上台代替已逝世的总理，这一点他还是清醒的。他认为， “华国锋 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 于是，他嘱联络员毛远新： “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总理，请政治局审议。如 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决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 中央日常工作。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 达由毛远新整理的 《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自1975年10月 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有： 什么 “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 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 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 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 “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 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 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 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 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 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 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意见，许多是没有和邓小平谈过的。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批判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 “四人帮”操纵的报刊发了大量“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改 悔的走资派”、 “还在走的走资派”。但是，批邓不得人心，无论是在中央 政治局或者是在群众中都有很大反抗力。3月26日，“四人帮”唆使华国锋 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让清华、北大 “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 治局 “批邓”扩大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在一片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资 派”的吼声中，邓小平自始至终一言没发。 “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 帮”的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江青则称赞 “两校” 造反派： “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 就在 “两校”造反派大闹中南海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 了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 “四人帮”。南 京的示威群众呼出了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 桥！” “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的口号。 南方的风暴很快扩展到了北京，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伟大的 “四五” 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情明节前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 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 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这是 “反革 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人，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很恶毒的”， “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 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调动民兵和公安人员进行镇压，抓 “反革命”。这些 决定由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4月5日，北京市 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出动数万人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月6日， 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决定继续进行追击追查。江青一伙利用 《人民日 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猖狂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 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 青、毛远新到毛主席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 有表态。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 “四五”事件的决议，毛泽东 在纸上写了： “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 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 《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 理的决议》和 《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指出： “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
政治同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三次被 “打倒”了。
0．陷入困境的邓小平，得 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万分悲痛。他支持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但不 能同意对毛泽东搞 “两个凡是”。 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困居在家里，又过起类似在江西被软禁的生活。在 北京东城宽街的邓小平居处，上边派了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不准外出的邓 小平又像在江西时那样，在这个古老的宅院里一圈又一圈地散起步来，只是 脚步沉重了许多。 “四人帮”活动猖虐，毛泽东身心重病并被“四人帮”驾 空，国家和人民深陷灾难之中，事事都使这位七十二岁的政治家心情更加沉 重。 龙年的1976，不仅春天姗姗来迟，而且酷夏难以消退。 在追查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政治谣言”，以及“批邓、 反击右倾翻案风”所造成的白色恐怖中，天灾人祸频仍。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伟大的无产 阶级革命家朱德逝世。朱老总去世之前对于 “批邓”很难“转弯”，他在不 同场合多次讲过，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 这个班子不要变动。可是，这位九十岁高龄的长者，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还 是被拉下了马，他最为尊敬的、他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也先他离世，国家和 党又处在这样不安定之中，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的。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伤亡二十四万人，损 失重大。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大力支援，奋起抗震救灾。可是 “四人帮”却认 为 “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批邓才是大事，不能“以救灾压批邓”。 被软禁的邓小平，身体虽然健壮，这时也因前列腺炎而住进了301医院， 接受手术治疗。叶剑英明确指示： “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邓小平 经治疗很炔恢复了健康。但是，毛泽东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 9月9日，毛泽东，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天灾人祸连降、国乱 民怨极多的时刻，撒手与世长辞了。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在他合上眼睛离开 他缔造的党和国家，离开热爱他养育他的人民的时候，是既不安详也不平静 的；老人家在病重和弥留之际，断断续续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语叫 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 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 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 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 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 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文，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 血雨腥凤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在病危之中还清醒地知道，在 “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当然也包括对 待邓小平的问题， “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于心不安，忐忑的 心难以解脱，他不能容忍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不惜“人才难得” 而再次把他打倒；但是他又一次给邓小平留下了那么一点 “余地”，“保留 党籍，以观后效。”按照江青一伙的意愿，是置邓小平于死地而后快的。江 青、张春桥等早已多次把邓称为 “汉奸”、“还乡团”、“中国的纳吉”、 “国际资本家代理人”，这就不是什么 “保留党籍”的问题，而是要开除、 要惩处。但是，毛泽东没有让江青一伙的图谋得逞，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他 们，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作为邓小平，尽管受刻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对毛泽东始终以诚心相敬。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是伟大时马克思主义者，其错误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正确的东西”，是 好心犯错误。这是一个悲剧。邓小平后来讲过，毛泽东“虽然谁不听他的话， 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 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 ‘四人帮， 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1 页）所以邓小平在301医院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万分悲痛。在和毛泽东 差不多有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尽管他们之间有过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但 合作是主流，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同志关系。对比邓年长十一岁的毛 泽东，邓小平始终把他作为自己的老师和领导人，有着深厚的感情。仅仅在 不到一年以前，他们还亲密合作共事过。由于陷入困境，他连向毛泽东作最 后告别和致哀守灵的机会也失去了，痛苦之中又令人感到悲哀。出院后，邓 小平让家人采来松枝，做成了花圈，在家中设立了一个灵堂。他带领全家一 起，在毛泽东的遗像前深深地默哀。 但是，江青一伙却把毛泽东的逝世看作是进一步篡党夺权的好机会。在 江青看来，毛泽东 “升天”之日，就是她“老娘登基”之时，“女皇梦”就 要实现了。 “四人帮”躲进钓鱼台十七号楼，窃窃私语： 主席去世，虽然是一件坏事，但也可一分为二。 现在国内形势如同俄国1917年4月一样，处处需要自己的领袖。现 在最要紧的，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形势对我们有利，他们找个头也难。 过去主席一说，有些事很不好办，也不好反对。现在好办了……（范 硕： 《叶剑英在1976》第18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四人帮”篡权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批邓”，置邓小平于死地， 他们知道，邓小平虽然已被 “打倒”，但真正要打倒邓小平的人不多，反对 者不少。邓小平仍然是他们篡权的最大威胁。在毛泽东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 政治局会议上，本来是研究治丧事宜的，可是江青突然跳起来，高叫： 今天会议忽略了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 一再嘱咐的大事，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色的大问题，不抓这件大事， 就是对主席的不忠，如果让邓小平复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就
保不住了！ 治丧当然要搞，但是批邓决不能停止。批了快一年了，批而不倒， 很不得力！ 我建议现在就研究邓小平问题，政治局作个决定，立即宣布开除邓 小平党籍，以绝后患！ （范硕：《叶剑英在1976》第190页） 华国锋、叶剑英和政治局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几天后，她又到清华大 学发表讲话，继续煽动 “批邓”。她说：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 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范硕：《叶剑 英在1976》第191页） 在江青一伙高喊 “批邓”的同时，又把矛头指向了华国锋。在他们这种 咄咄逼人、加紧篡党夺权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委员和 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加紧了粉碎“四人帮”阴谋的斗争准备。 邓小平虽然已被 “打倒”，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发 展。毛泽东逝世后， “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图谋已从报端隐约暴露，这 就更引起他的不安。9月18日这一天，王震突然来防。从王震口中，邓小平 得知叶剑英经常住在北京市后海南沿的小翔凤五号。第二天，邓小平没有电 话通知，冒着极大的风险乘车悄悄来到时帅的住所。叶剑英此时正在家里仔 细阅读报纸，上面载有江青一伙炮制的 “毛主席嘱咐我们按照既定方针办” 的谣言，他在字句下重重地划上了红杠，并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叶帅也已 嗅到了江青一伙的动向，邓小平到来后，他们闭门交谈了半个小时，就斗争 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 “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帅“收拾残 局”抱以极大希望。他离开叶帅住处时，手里拿着叶帅仔细阅过的报纸。显 然，他们就叶帅划的 “大问号”进行了讨论。 10月6日，华国锋、时剑英、李先念等政治局多数同志执行党和人民的 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党集团，从而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0 月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作恶多端的江青一伙失败了，历史终于把他们送上了正义的审判台。他 们各自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应该说，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的，党和人民对他也 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邓小平于10月10日热情致信华国锋和党中央，对于粉 碎 “四人帮”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 但是，华国锋对许多老同志提出的尽快停止 “批邓”、尽快起用邓小平 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这个重大问题上与一些老革命 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对待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 实践方面存在着原则分歧。 1977年2月7日，华国锋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 方针：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 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这一方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难以纠正， 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就难以解放出来，历史冤案、假案、错案就难以昭雪。 这个方针理所当然地遭到抵制和反对。直到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
国锋还继续强调 “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陈云、王震等再次要求让邓小 平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又遭到了压制。 “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潮，其影响是相当深的。1956年邓小平在党 的八大曾正确地批判了 “个人崇拜”，但是随后不久就表明，党并没有深刻 认识这个问题。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反对 “错误的个人崇拜”， 主张 “正确的个人崇拜”，把个人崇拜分成了两种。于是，有人就进而提出 了 “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育从的程度。”继之个人 崇拜之风就越来越厉害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提出“伟大领袖、伟 大导师、伟大舵手”三个“伟大”，林彪又加上“伟大统帅”变成了四个“伟 大”。林彪煽动个人崇拜，可以说用尽了好词，如称毛泽东这样的天才是“全 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的话 “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 万句”，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他们把毛泽东变成 了神， “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操、语录歌”，“三忠于、四无限”， “忠字舞、忠字歌”，“红太阳、红海洋”，从各个方面严重地束缚了人们 的思想。如今，林彪、江青都垮台了，又冒出了 “两个凡是”。 与“两个凡是”斗争最为坚决，并率先从理论上进行批判的还是邓小平。 4月10日，还没有摆脱“批邓”枷锁的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指出：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 胜利地推向前进。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要准确地而不是歪曲地，要完整地而不是割裂地对待 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拨乱反正。5月24日，邓小平同中央两 位同志谈话时又说： “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 了……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 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 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 “凡是”，列宁、斯大林没 有说过 “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今年四月十 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 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 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39页） 邓小平还说： “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 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页） 邓小平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捍卫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尔后成为 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理论修养、斗争精神和工作水平，再次赢得 了全党的信任和支持。在叶剑英、李先念等 “元老们”的保荐下，华国锋终 于同意邓小平复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