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成为瓮中之鳖。成都周围国民党军纷纷响应解放军“约法八章”和刘邓提 出的“四项忠告”，就地宣布起义。12月11日，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军长 郭汝瑰率领下在宜宾宣布起义，随后还有董宗瑜率十六兵团在广汉地区、王 伯勋率十九兵团在黔西普安地区、罗广文和陈克非率十五兵团和二十六兵团 在彭县地区、裴昌会率十七兵团在德阳地区、李振率十八兵团在简阳地区等， 争先恐后宣布起义。坐镇成都指挥的蒋介石得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以 及宜宾的郭汝瑰起义的消息后， “气得捶胸顿足”，也无可奈何。他见大势 已去，遂于12月13日深夜在铁甲车的护卫下，狼狈从新津机场登机飞逃台 湾。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 毛泽东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事，其中的一件就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 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岛上去了，1949年5月当邓小平等指挥渡江大军 即将解放上海时，蒋介石逃离上海飞抵马公岛，再转飞到了台湾。8月24日， 蒋介石又飞往重庆组织反革命力量对付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当邓小平等指挥 的部队向重庆发起攻击时，他一面对其部下训导 “不成功则成仁”，一面则 于11月29日深夜逃离重庆飞至成都。在成都他总共呆了十四天，在刘邓大 部队围上来的时候，他一大连续三次下令让胡宗南死守成都，自己却于当日 飞逃到了台湾，蒋介石心里清楚，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天了。当飞机在台 湾着陆时，他和他的儿子蒋经国竟唱了几句他们的 《国歌》，颇具悲壮之味 道。果然，一直到他1975年在台湾病死，再也没有回过大陆。邓小平曾说过， “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而邓小平及其指挥的这支解放军部队， 也似乎粘上了老蒋，老蒋跑到哪儿，邓小平的部队就撵到哪儿，一直把他撵 出了大陆。 成都的解放标志着进军大西南战役的胜利结束，共歼蒋军正规军和地方 部队九十余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的挣扎。 1950年，邓小平为书记的西南同依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制定了 “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的规划和任务。邓小平解释说，这就 是安置、教育和改造起义、投诚、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官兵，剿灭九十万土 匪，发动六千万西南地区的人民搞土改闹翻身，提高六十万干部、战士的素 质，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通过努力，这四项任务都得到了较好的 完成。 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书记和西南军区的政治委员，邓小平在协助毛泽 东和中央政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当初曾考虑“经 营西藏问题”由西北局负主要的责任， “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但 成都战役后，1950年 1月2日，毛泽东在苏联访问中致电中央和彭德怀、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诸同志，称： “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 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担。”毛泽东还说，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 的西藏。”毛泽东又说， “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 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毛泽东请西南 局 “筹划电复为盼”。邓小平接毛泽东电示后，连续召开西南局常委扩大会 议，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加紧了筹备工作。1月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 报告拟抽调第十八军，在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的率领下担任进藏任务， 并报告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在莫斯科得此报告，非常欣慰，于 10日回电中央 及邓小平等人：“完全同意刘邓1月7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2月15日西
南局和军区颁发《进军西藏的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指战员努力奋斗，“把 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 “完成统一祖国的事 业”。 2月2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国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 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并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指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认真研究西藏情 况，物色适当入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同时要求西南和西北两局草拟与西藏 当局谈判的条件和政策。邓小平立即组织得力人员，研究和草拟了四条方针 政策，作为和谈的基础，于 5月11日报告中央。与此同时，西北局也向中央 转报了中共青海省委提出的六条政策。一周之后，中央复电两局，认为西南 局所提的四条较好，但还应补充，使之更完整。按中央的指示，邓小平又亲 自起草了如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 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 权不子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 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 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活动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 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 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 公平。 （《二十八年间·三编》第31页） 邓小平提出的这十条，报中央后，立即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赞扬。它既是和西藏当局进行和谈的基础条件，又是进藏解放军开展 争取工作的依据和遵守的准则。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 是年10月7日，第十八军经过充分准备，开始向西藏进军。10月24日， 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歼敌五千七百余人，解放了昌都，打开了解放军进藏 的大门。与此同时，还加紧了争取西藏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工作，并取得了 重大进展。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 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协定以邓小平草拟的十条为基础，规定了十 七条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5月2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至 10月26日，解放军进驻拉萨，胜利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还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 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赴京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作了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 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 好转，就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 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全会以后，邓小平以毛泽 东指明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指导西南各省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与毛泽 东的配合十分默契。毛泽东经常批转邓小平和西南地区的报告、经验，以推 动全国的工作。1950年 11月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井中央综合报告西南地 区关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武装建设以及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情况和作法， 毛泽东于15日电复邓小平，指出“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 并批转其他各中央局 “采纳之”。1951年1月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 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的情况，提出在上地改革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要加强 城市工作的研究，克服 “看不起工人的思想”，“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 指导思想”。毛泽东很重视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在回电中明确肯定 “方针正 确，成绩很大，甚慰”，批转其他中央局参考。5月16日，毛泽东对邓小平 《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加了五条共一千余言的批示，向全 国转发。他指出：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当邓小平报告 中写到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打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进 行了土地改革的斗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批示道： “所有这 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当邓 小平写到有些地方的干部忽视农业生产， “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 时，毛泽东又批示道：“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从这一时期毛泽东与邓小平来往的大批电文、报告等文献可以看出：他们一 个在中央指挥全局，一个在基层开拓前进；毛泽东经常以小平点上的经验推 动全局，邓小平则按毛泽东的全局指导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毛邓的契合达到 了 “同喜共忧”的境界。 邓小平在西南取得的各项重大成就中，修建成渝铁路的成功，可谓闻名 全国。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自古就有 “天府之国”美称。但是周围山 险水急，道路崎岖，唐代大诗人李白对四川的道路交通曾作如是描绘和感叹： 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尧，开国何 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因此，四川人民世世代代都盼望着修路，以改变 “蜀道难”的状况，清 朝末年，四川人民含辛茹苦，勉力集股，不惜 “田亩加赋”，集资修建川汉 铁路。但是，清政府1911年宣布将民办的川汉铁路修建权收归 “国有”，出 卖给帝国主义，从而扼杀了四川人民的修路计划。由此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 路运动”，四川人民成立了 “保路同志会”，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热潮。 在斗争中，许多志士仁人牺牲，四川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同盟会会 员吴玉章等在荣县等地宣布独立， “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同清王朝的武装斗 争，成为辛亥革命和武昌起义的前奏。四川人民为纪念这场斗争的捐躯者， 在成都人民公园修建了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中共一批四川籍的老革 命家，如吴玉章、朱德、刘伯承等都曾受到过 “保路斗争”的影响。当时七
岁的邓小平，也记得他在四川广安县协兴场的北山小学读书时，四川父老保 路斗争的热烈情景。1921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出 卖修路权的 “拒款斗争”，也与“保路”有联系。可是，正如亲历辛亥革命 的刘伯承所说， “四川人民为了一条铁路发动了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 成功，而铁路连影于也见不到。”国民党政府1936年就成立了“成渝铁路工 程局”，但修了十四年没铺上一根枕木、一条钢轨。 深知民情、善解民意的共产党人邓小平，早在毛泽东、党中央决定由他 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并开始积极筹划为四川人民办 好修建成渝铁路这件实事。上海解放不久，即 1949年6月，邓小平在上海市 长陈毅家里，和陈毅的堂兄、技术专家陈修和就修建成渝铁路问题进行过多 次交谈，并请他帮助物色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不久，陈修和就推荐了几十位 技术人员。当9月间邓小平和陈修和共同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邓小 平对陈兴奋他说： “你邀请来的几十位技术人员，全部报到。我们还组织他 们学习了政策。这些留法留德的同志，跟我们有共同语言：爱国！我们决心 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 1950年，当大西南的局面稳定之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多 次研究，决定从实现四川人民自 “保路斗争”以来四十年的愿望，即从修建 成渝铁路着手，带动经济恢复和百业的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作出决 策后，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推。 5月15日，修建成渝铁路破土开工。邓小平在开工典礼上发表了具有号 召力的讲话，他说： “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 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他要求参加这一工程的解放军指战员、工程技术 人员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扎实工作，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在 毛泽东和党中央、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邓小平和西南党政机关的领导下， 修路大军经过两年的奋战，终于在1952年6月13日把路轨从重庆铺到了成 都。是年7月1日，即在建党三十一周年之际，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是四 川省内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建国后在丘陵地区完成得最快最省的一条铁路。 它用事实说明了新社会比旧社会优越。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的熊克武说： “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 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人民群众中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人民坐江山，黄河也有澄清日。 铁路连川陕，从今蜀道不再难。 在通车典礼上，毛泽东从北京送来了祝贺锦旗，上绣着毛主席的亲笔贺 词： “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邓小平也写下了质朴的 题词： “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邓小平在西南的工作，相对中央来说它是基层，相对西南各省、地、县 来说它又具有全局性。这里有上亿多的人口，既是内地又是边陲，工作性质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统战乃至外交各个方面，既有工 业亦有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方面面都需要统筹考虑。从 1949年冬到 1952年夏这两年多在大西南的工作，对邓小平无疑是一个极可宝贵的锻炼和 显示才华的机会。他在这里领导党务、剿匪、土改、镇反、发展生产、处理 民族关系以及在农民教育、文化宣传、培养人才等方面所取得的政绩，闻名 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也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和赞扬。
1951年民主人士梁漱溟等在四川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回京后，9月3日 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南海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梁漱溟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参加 土地改革运动的收获，并谈到他对四川工作和邓小平的印象。他说： “解放 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 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 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 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 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 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 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 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 毛泽东深知梁漱溟是一位不随俗、不趋时、不媚上甚至很孤傲的人，难 得听到他称赞别人。而年轻的邓小平却得到了这位民主人士的赞扬，毛泽东 显得尤为兴奋，他笑出了声，大声地赞同说： “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 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汪东林：《梁漱溟与 毛泽东》第1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52年7月，在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和党中央决 定调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在北京，有更为艰巨、更为重要的领导担子，等待 着四十八岁的邓小平去担当。
7．邓小平1952年奉调中 央后，协助毛泽东处理 党国大事，及时妥善地解决 了 “高饶”问题，促进“一化三改”顺利 进行。邓小平的工作担子 越来越重，1954年第三 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随之进入中央政治局。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北京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常务副修理，总理是 周恩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土地改革在大陆除西藏和其他一 些少数民族地区外，已如期胜利完成；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多数地区即将胜利 结束； “三反”、“五反”斗争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较量也取得了重大的胜 利。除了上述四大运动外，党在这一时期还进行了整党运动、对旧有教育科 学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企业的民主改革运动等。 通过这些运动，使中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党政军领导廉洁奉公， 工人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民族团结和睦，社会风气良好，全国呈现一派国 泰民安、积极向上的大好景象。经过长期战争造成的国民经济满目创瘦的状 况，已经得到基本的扭转。1952年比194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7.5 ％，主要工农产品的产量都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这一切都说明， 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大规模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了。 1952年9月至1953年6月，毛泽东、党中央经过反覆商讨斟酌，提出 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简称 “一化三改”。 根据这条总路线，在周恩来等的主持下，制定了1953年至1957年我国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计划要求在五年的时间里，建立社会 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 础，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 文化教育建设的总投资达六百六十亿四千万元，折合黄金七万万两以上。这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要完成这一空前的伟大历史任务，就需要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心同 德，团结一致，发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奋斗精神，扎扎实实地去于。但这 时在党内却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邓小平在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正 确处理这一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岗 （1905—1954）是有着很高政治地位的高级干部。在民主革命时期 做过有益工作，建国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共中央东北 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号称“东北王”。 1952年 11月被任命力人称 “经济内阁”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1953年调中央工作。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正在考虑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和 “一五”计划 的实现，对国家体制和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置及人选等重新作出安排。久蓄政
治野心的高岗认为，这是他牟取党和国家更高领导权力的难得机会而加紧了 阴谋活动。饶漱石 （1903—1975）也是党的高级干部。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华 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委员。后调中央任中共中央 组织部长，他和高岗一样也是久蓄政治野心，他认为高岗篡党夺权的图谋很 快就要成功，就主动投靠高岗，合伙进行反党活动。 1953年6月至8月，高饶在中央召开的财经工作会议上，借批判薄一波 “修正税制”的错误，上纲上线，玩弄“批薄射刘”策略，影射攻击刘少奇 和周恩来。说薄的错误是 “路线错误”，后台是刘、周。他们的阴谋是借机 搞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由他们取而代之。会议在高饶的煽动下，批薄的调子 一直居高不下，闹得会议已开了两个月，周恩来总理还难于对会议作结论性 的报告。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发觉了问题，就对周恩来说：结论作不下来， 可以 “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周接受了毛 泽东的 “搬兵”意见，请陈云和邓小平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邓小平指出： 大家批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 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 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 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这样那样的错误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 赞成。陈云也作了有说服力的发言。毛泽东的 “搬兵”之计，为薄一波解了 围，也为会议的顺利进行铺平了道路。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回顾》上卷第244页）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和中央为了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决定邓小平 兼任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由于在刚刚结束的财经工作会 议上，财政部受到了冲击，又加之高饶的阴谋破坏，财政部的许多干部都比 较谨慎小心，不敢大胆工作。邓小平到任后就向大家指出：不要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今天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工作，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 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情况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错误责任由我负；如 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错误 你们负责。他的这种实事求是、责权分明的态度和意见，鼓励了大家既大胆 又谨慎地开展工作。在财政部，邓小平以毛泽东关于财政预算工作的三句话 “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为指针，率领大家很快编制了1954年国 家预算收支计划，并向中央提出了报告。在财政部他还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 提出了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即：一、预算归口管理；二、支出包干使用； 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上缴；四、控制人员编制；五、动用总额预备费， 须经中央批准；六、加强财政监督。以后的实践证明，这六条方针是正确的。 在 1954年 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饶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 判。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作了报告，邓小平作了题为 《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 敌》的发言。会议通过了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后，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邓小平等，分别召开关于高岗和饶漱石 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决定再次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并任命邓小平 担此职务。这是邓小平第三次担此职务。值得一提的足，邓小平每次担任此 职都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央工作十分繁忙的时候。这一次又是在国家大规 模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党的任务繁重，又出现了严重的党内斗争的时刻，他 再次担任了中共中央秘朽长的职务。这并非偶然。它再次说明了邓小平是一
位政治性很强、组织性很强并具有高超组织才能和讲求办事效率的革命家。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 周思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大会还决定邓小 平等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次大会还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 平代表党中央作了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反高饶的斗争 作了总结。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 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 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会后，在4月4日召开的中共七 届五中全会上，批准了上述各项决议，并增选邓小平和林彪为中央政治局委 员。 邓小平协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对高饶事件的处理是成功的。清除了隐 患，教育了干部。斗争没有扩大化，没留后遗症。斗争增强了团结，保证了 “一化三改”路线的贯彻。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一化三改”进展迅速，各方面 部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 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 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创造了从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 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 义改造，也采取了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相类似的方法。至 1956年，基本上完 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 三大改造过程中，尽管出现过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 简单划一的缺点，但在几亿人口的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这一深刻的社会改 造，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党在进行三大改造的同时，还加紧了实 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争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建设工作，并对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进行了极可宝贵的探索。 刘少奇于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深入各部委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教训。毛泽东在1955年12月至1956年1月外出调查回京之后，于2月到4 月，也听取了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邓小平和毛主席一起听了许多汇报。在 这段时间里，如毛泽东自己所说每天是 “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即起床就 听汇报，穿插处理日常工作，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非常紧张，非常耗神。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和思索的基础上，4月25日在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 了 《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作 了 《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 从十个方面探索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在这里确定了 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集中体现和 代表作。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写信给毛泽东说：“这篇 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高饶”事件的正确处理，三大改造的顺利进行和基本完成，党对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卓有成效的探索。说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条
件已臻成熟。此后，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成为党中央的重要议事内容，在毛 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更加忙碌了。
8．筹备八大时，毛泽东亲 自为邓小平作宣传，说 “这个人比较公道”、“有 才干”……当总书记 “比较顺”。在八大路线 指引下，以毛泽东为核 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 行了宝贵的探索。 八大的具体筹备工作是邓小平主持的。1955年 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 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 《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 案的说明》，会议通过了这个决议。1956年8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毛 泽东主持对八大五个文件进行讨论和修改，邓小平就八大的有关事项作了说 明。8月3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毛泽东作了《增强党 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重要讲话，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六个文件草 槁作了说明。 9月，在八大开幕前夕，酝酿中央领导班于问题时，毛泽东建议设中央 书记处，并推荐邓小平力中央总书记。9月13日，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三 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谈了关于设立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问题。 当时邓小平表示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 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他 （邓）愿意 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 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子外国的总书记。他 （邓）说不 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 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 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 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 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 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 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你说邓小平没得罪过人？ 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 较公道，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 经过斗争的。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278、279页，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些 “宣传”是实事求是的，是公正的。他以几十年 的观察为依据，向全党作郑重而负责的推荐。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 章的报告，周恩来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报告，毛泽东的开幕词和这几个 报告，构成了大会的主题，体现了党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
的积极成果。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了“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团结的力量， 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 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的总任务。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 “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 经基本解决”，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 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 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 的主要任务， “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在作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报告中，提出了在经济建设中既反保 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集中地论述了在新形势下执政党的建设问 题。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官僚主义、 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为此 就要一方面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并从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保证对党 员的监督；另一方面则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 他强调说，要 “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 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 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4、235页）邓小平在八 大所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把毛泽东党建思想向前 发展了一大步。 在大会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 言。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的 “三主体三补充”方针；李富 春在发言中提出的经济管理方面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薄一波在发言 中提出的有关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方面“三条杠杠”的意见；董必武在发言 中提出的关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使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意 见等等，都是很可宝贵的。 总之，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已被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所证明。 在随即举行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毛、刘、周、朱、 陈、邓六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会。此时毛泽东六十三岁，邓小平五十二岁，邓 小平和陈云 （五十一岁）是这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最年轻的 成员。 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是掌舵人，是最高的决策者；作为总书记，邓小 平工作在最前沿，是把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变成实践的总指挥者。邓小平后 未曾说过： “在我一生中，最忙的就是（当总书记的）那个时候。” 这时，已过花甲之年的毛泽东主席，对年轻的总书记邓小平非常欣赏， 以至于他在同苏共领导人交谈时多次流露出对这位 “小个子”的垂爱。那时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还比较密切，双方以同志相待，在一次聚会上毛泽东对赫 鲁晓夫说： “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毛 泽东甚至认为邓小平 “是领导班于中最有希望的人。”（赫鲁晓夫：《最后 的遗言》第392页，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还对赫氏说过，他的接班 人 “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 又有灵活性”。 （《邓小平的历程》下第107页）赫鲁晓夫就当时邓小平和
苏斯洛夫辩论的事跟毛泽东说： “你们的小个子难倒厂我们的大个子。”毛 泽东笑了： “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蒋 介石，使蒋丧师百万。” （《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第359页，四川人民 出版社1991年版） 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民主政治生活是较为正常的，在毛泽东的带领 下，大家解放思想，共同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课题，并取 得了宝贵的成果。过些成果有的反映在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之中，八大之后 又有进一步发展。例如： 毛泽东在1956年底提出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他在几次谈话 中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 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 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最好开 私营工厂，同地上的 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 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 “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 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 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 件的回顾》上卷）这里的 “又搞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指已消灭的那种资本 主义，而是公有制为主条件下的 “资本主义”，即允许个体、私人和外资企 业有适度的发展，作公有制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革 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 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向自然开战”， 发展经济和文化。讲话否定了斯大林的错误观点，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刘少奇在1956年11月指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 研究。这就又向斯大林关于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僵化观点提出了质疑， 他随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又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 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可以作 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 周恩来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上义建设中，搞一 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 陈云在继八大发言中提出 “国营和集体经济为主，个体经济为辅；计划 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辅；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的著名观点之后， 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又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 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 政、信贷平衡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讲求 实效的 “唯实”观。 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八大以后至1957年春，同毛、刘、周、陈一样， 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作了许多重要的探索。1956年11月17日，他在会 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强调： “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 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马克思主义） 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8、259页）1957
年4月：日，他在西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强调指出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 建设”。他说： “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 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个事情来说要困难 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搞建 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他还强调搞建设要善于学习外国包括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他说： “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 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 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作为党的总书记，他还特别讲到了在 建设时期党要警惕 “犯大错误”的问题。他说：“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 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 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 在于党的领导。”他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 “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 年的时间才学会的”， “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 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 （《邓 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61、263、264页）邓小平不无担心地发出警告， “在 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共产党要接受 监督”，第一党员要接受党的监督，第二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 派的监督。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0、271页） 在中央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引导下，这一时期知识分子 群也显得很活跃。中央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他们自觉到自己是工人 阶级的组成部分，主人翁意识大大增强，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在自然 科学界出现了 “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社会科学界出现了关于商品经济、 价值规律、人口问题的大讨论。经济学家孙冶方1956年11月28日发表著名 的论文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对流行在经济学界的斯 大林的观点，即把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对立起来，提出了挑战，从而引起了 热烈的讨论。理论界对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讨论得也很热烈，1957年初吴景 超、费孝通、陈长荷、孙本文、全慰大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论述控制人口 增长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 1957年7月召开的 首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 《新人口论》，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控制 人口增长的见解。 这些正确的探索，以及呈现出的思想解放、气氛活跃的生动局面，本应 成为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 是，由于紧接着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及以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党中央、 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些探索没有能够沿着正确的 方向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