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粟特网络的变质 唐朝、安史势力、回鹘的粟特人 唐帝国之内的兴胡.2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得不得出下述结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肤色的人种，而是那些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人类因为居住地的环境各不相同，才带来了包括肤色、毛发等体质的变化。而且，在农业发明之前的石器时代，人类没有定居的文化，总是处在经常性的迁徙状态之中，因而人类族群的集合离散也总是频繁地发生和出现。虽然后来人类发明了农业，进入历史时代，产生了国家，但人类族群的离合集散与混血仍然不断地展开。在上述这种人类大迁徙的基础上，以各地人类身体呈现出的特征为主，同时考虑语言和文化的因素，人们才将近代人类的分布分别概括为互相接近的三大类，并将其分别命名为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要言之，上述这种过程才应该是最接近真实的状况。
人种（race）相当于生物学上的亚种或变种，并没有优劣之分，因而人种差别（racism）毫无人类学方面的根据，仅仅是一个属于内心怎么考虑的问题。
民族与国民是近代的产物
与“人种”一词经常混同的概念是“民族”和“国民”，这两者也与“人种”一样，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概念。“国民”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包含的人群，在欧美语言中，英语的nation一词就与此相对应。然而关于“民族”一词，却没有刚好完全对应的欧美词语。实际上，“民族”一词乃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新造的词语，倘若要在英语中找对应的词语，除了前面提到的nation之外，还可以有people或者ethnic group，甚至还可以是race。如此看来，“民族”的定义绝非一条直线那么简单。据大多数人的认知，“民族”主要是指具有下述特征的人群：（1）语言相同；（2）有相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历史（包括神话）；（3）具有隶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必须注意的是，“民族”内部的宗教以及外部的体貌特征在多数场合是一致的，但往往也有不一致的情况。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虽说民族的第一特征是语言的共有，然而这一点却也正是屡屡引起混乱的元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一代人的语言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语言并非遗传而是后天习得，所以可以轻松地变化。以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为例，日裔二代、三代就已经不说日语只讲英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倘若进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发出指示，命令战后日本的教育必须使用英语，那么我们今天肯定是说英语。而在现在的美国，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都说英语。也就是说，语言与人种是没有关系的。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基于语言的民族分类其实是靠不住的。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即便把前述（1）（2）（3）加以精简，将民族定义为“以共有语言为代表的广义文化的人群”，实际上也会产生各种难以解释的问题。虽然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当我们想要捕捉历史发展的大脉络时，仍然不得不暂且使用“民族”这一概念。
以突厥族为例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突厥族”的例子。这里所说的突厥族，是从唐代至今的历史以及语言等方面的状况加以综合考量，是对历史上的突厥、铁勒、回鹘、葛逻禄、拔悉密、沙陀等的一个总称。一般认为，上述语言虽然有方言的差异，但应该都是非常接近突厥语族的语言。另外，日语中除了使用“トルコ”之外，最近常见的还有“テュルク”以及“チュルク”等标记方式，在本书中则统一为“トルコ”这一标记形式[1]。
截至唐代，突厥族几乎都是黑发、直毛、黑瞳的黄色人种，然而到了唐末，随着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回鹘帝国（东回鹘汗国，以下简称东回鹘）解体，以回鹘族为首的黄色人种突厥族从蒙古高原迁徙至阿尔泰地区，占领了从天山山脉一带到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大片地区，结果导致原先住在该地区，属于白色人种的印欧语族群经过数代之后接受了突厥语族的语言，这一区域成为了“突厥斯坦”，即波斯语称之为“突厥人之国，讲突厥语的人群的土地”。但当时突厥语民族并未将印欧语族的原住民赶尽，只是把这一地区变成了“讲突厥语的人群的土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代。也就是说在这里，语言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人种的鸿沟。其后凡是提及突厥族，既包括黑发、直毛、黑瞳的人，也有红发、卷毛、碧眼的人，还包括因两者混血等而产生的各种体貌的人。进而在突厥族由中亚进入西亚，先后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奥斯曼王朝之际，不仅白人血统突厥人的比例大为增加，也出现了卷毛、黑皮肤的黑人血统突厥人。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
但是，作为历史学的课题来说，则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并非上述所有的突厥人都意识到了自己是突厥族。或者干脆一点说，实际上他们并不具有这种意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对于江户时代初期的越后人、土佐人、萨摩人[2]来说，他们是否都具有大家都属于同一个日本民族这种意识呢？这一点恐怕应该画一个大问号。也就是说，如果回到上述民族的定义上来看的话，第（3）的条件认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唐代与现代的“Uyghur”[3]
在这里，我想略为谈谈本书里频繁出现的唐代的Uyghur与现代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Uyghur（维吾尔）族的关系。实际上，古代的Uyghur作为一个民族活跃的时代只是从唐帝国到蒙古帝国（元朝）这一时期，其后Uyghur的名字一度消失。在蒙古帝国时代以后逐渐伊斯兰化的新疆东部的突厥人，以及更早一些时期在喀喇汗国（黑汗王朝）治下伊斯兰化的新疆西部的突厥人，都按照绿洲都市群的分布来进行自我认识及定位，根据出生地分别被称为吐鲁番人、龟兹（库车）人、疏勒（喀什）人等。
而到了20世纪前半期以后，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昔日荣耀一时的Uyghur（维吾尔）这一名称，遂被拿来成为全体的称呼。也就是说本来不是Uyghur人的旧喀喇汗国治下的疏勒人、于阗（和田）人也被称作了Uyghur（维吾尔）人。此外，古代Uyghur人也并非伊斯兰教徒（穆斯林）。
另外，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唐代至元代的古Uyghur语与近现代的新Uyghur语基本同属突厥语，在文法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两者不仅文字完全不一样，词汇的变化也相当大。换言之，在伊斯兰化以后，阿拉伯—波斯系统的文字及词汇大量流入Uyghur语，到清朝以后Uyghur语又从汉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
如此看来，这里所说的“民族”也只不过是相同人种的近代人后来杜撰的结果，这与前近代的人们怎样认识自己毫无关系。由此，不仅同一人种因语言相异可以分为不同的民族，而且像突厥族这样，同一个民族往往也可以由复数的人种构成。对于日本人来说尤其要注意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其实都是多语言世界。一般民众中能操两种语言的人并不鲜见，从事商业贸易或翻译工作的人甚至可以熟练运用三种或更多的语言。在研究信息史料极端缺乏的前近代历史时，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习惯用现代的框架去投影过去，仅仅凭借语言来定义民族，将国家和民族视为同样的东西。这一方面，我们必须特别谨慎对待。
翩翩起舞的维吾尔族女性 笔者摄于吐鲁番
如果追溯当今人类的起源，均可以溯源于非洲。因此，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曾存在所谓的“纯粹的民族”或“纯粹的文化”等东西。即便是人种相同的民族，其实也都是混合的产物。世界上的民族或多或少都是继承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才发展到今天，都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如前所述，人种乃是在久远的大时间框架中慢慢形成的，是后天性的东西。与此相比，民族则是在比前者短得多的时间框架中形成的东西，而且以后还会不断变化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所谓“民族”乃是一种像“生鲜食品”一样的东西。
被有意识混淆的国民和民族
与人种、民族并列，在容易引起概念混乱的词语中，还有前文提及的“国民”（nation）一词。倘若做一个粗略的归纳，“人种”可以说是生物学的分类，“民族”是文化的分类，而“国民”则可说是政治的分类。所谓“国民”，乃是指一个国家（state）的成员。既然是国家，则必然存在统治者，当然还有领土。而国家的统治者阶层，通常并非是为了别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发展才去追求国家的安定，同时，为了提高组成国家的人的同胞意识，而致力于制定并强化相关政策及机构。在近代的西欧出现了下述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即主张国民国家就是一个国家内只有一个民族。但在实际上，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样的范例，其实在地球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一般人的眼中，似乎日本可以视为例外）。而一个民族分为复数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里边有复数的民族，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现实。
在历史上出现的略具规模的国家全都是，或者说至少在其创建时都是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国家，经过若干世代以后似乎变成了同一个民族。也就是说，用现代的眼光看来，仿佛成为了同一个民族。但其实，所谓民族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流动变化的东西，没有从神话传说时代以来就一成不变的民族。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这种特殊情况导致人们很容易就将近代西欧产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种虚构的国家模式套用在日本身上。前文提到，对于江户时代初期的越后人、土佐人、萨摩人来说，他们是否都具有属于同一个日本民族这种意识其实很值得怀疑。此外，对于飞鸟时代及奈良时代居住于日本列岛东北部的“虾夷人”、居住于奈良地区的“奈良人”，以及来自大陆的移民“渡来人”、居住于九州岛的“隼人”来说，我想他们之间恐怕不会存在同为“日本人”这种意识吧。可是，明治政府却将他们定位成自古以来就是同一的日本民族。
不仅国家的统治阶层有意识地以国民来代替民族，而且在民众当中，多数人也都毫无抵抗地将民族和国民混为一谈，近现代史上这方面的事例为数不少。在这种时候成为关键要素的还是语言。明治维新以后，原本应称为日本国民的人们被称为日本民族，同时明治时期还对朝鲜、台湾强行推广日语，结果最终失败。此外，苏联曾强制要求各民族的自治共和国都使用俄语。这些做法都是政治性的，借此显示在文化上也具有一体性，以促使形成各自共同的连带感。
汉民族的实体
只是，中国的情况还稍微有些不太一样。提起语言，在中国不是由口语，而是根据文言，即由书面语言来导向统一的方向。中国在历史上的常态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主张异民族“同化于汉人”或曰“汉化”，正是因为共同的书面语言，即汉文的存在。
若从现代的角度来说，汉民族自不待言，鉴于新疆的维吾尔族、西藏高原的藏族、内蒙古的蒙古族、广西的壮族都可以读写汉语，遂出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之说。尽管彼此操着互不相通的口语，但是根据书面语言的统一，创造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只要遵循其所宣称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现行根本大法的精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谓中国人即是指中国国民，此与所谓汉民族是不同的问题，而且汉民族也并非铁板一块，没有变化。汉民族这一称呼源自汉帝国。在西汉和东汉的汉文化的基础上，混合北方的游牧文化、西方的佛教文化以及伊朗文化等，从而形成唐文化。就背景来说，唐文化之中显然存在着以五胡十六国时代民族大迁徙为首的异族（用现代中国的说法就是少数民族），以及异国人的大量流入。如此来看，“汉文化”和“唐文化”乃是不同的文化。因此，唐代的汉民族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唐民族”（然而倘若用这样的表述，文章会比较费解，所以在本书中仍然沿袭通常的表述方法）。其后，唐代的汉民族、汉文化到了辽、金时代再次发生变化，等进入蒙古族与色目人主导的元朝以后进一步变化，最后则是满族的清朝登场。现在汉民族服装的代表之一是旗袍，而旗袍其实是满人的服装，与汉代及唐代没有任何关系。北京话作为现代中国普通话的基准，实际上也是清朝统治者即满人所说的中国话。中国历史绝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历史。
在这里郑重声明，我绝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但是，正如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既是一次大分裂，同时也是一次大融合，这场迁徙给后来欧洲各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很大的契机。同样，五胡十六国时代也是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代，是新的汉民族的形成期。这里我只是想客观地叙述一个事实，即像五胡十六国时期那种大分裂和大融合，其后也曾多次反复出现，最终才有了今天的汉民族。
被古代希腊人、罗马人视为蛮族的北方日耳曼人开拓了中世纪以后的西洋史。与此同样，五胡十六国以降的中国史，也是由被汉民族视为蛮族的北方异族开拓的。希腊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其后又与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可萨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混血而产生了新的西方人。同样，汉族与五胡（3—5世纪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羯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总称）融合的基础上，又陆续与突厥、铁勒、吐谷浑、沙陀、党项、奚、契丹、鞑靼、女真、蒙古、满洲等混血的结果，才产生了新的中国人。西方人有很多种类，中国人也有很多种类。
胜利者的理论
目前，世界上还不存在“美利坚民族”。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无论从人种来说，还是从语言、宗教、文化来看，美国都是多种多样的。可是，美国统治者阶层却竭力给国民灌输同胞意识，国旗和国歌就是其统合的象征。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被巧妙地利用了起来。如果再过一百年，即便宗教无法统一，但语言都是英语，同时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又住在同一个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美利坚民族也绝不奇怪。如此下去，今天还只是美国国民的美国人，将来也许会变成美利坚民族。其实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大多数民族，或多或少都是经历了与此相似的过程才登上历史舞台的。
写出来的历史往往都只是胜利者的历史。18世纪以后的世界史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而写出来的，在中国史上则是中华主义，各国历史总是多数派民族的历史。持续地加以政治性的压力，使人民共有风俗、习惯以及历史（神话），拥有同胞意识。从古至今，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反复使用，而且今后也将继续反复使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从明治以来的“日本民族神代起源说”到现代的西尾干二[4]《国民的历史》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史观、中国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美国的国家主义都是同类的。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基于胜利即正义确立的框架、概念或者展示这一观念的用语等，一旦获得话语权，现代历史学家就要面临不得不沿袭其说法的问题。无论书写和阅读历史的人自身是否为专业研究者，都必须时刻警惕这一方面的一些陷阱。我们出于学术研究的方便起见，不得不经常使用“民族”这一术语，然而满足上述定义，即（1）语言相同，（2）共有相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历史（包括神话），（3）具有隶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这三个条件的，实际上只有现代史领域，充其量包括近代史领域。前一小节已经谈到，前近代史领域中的“民族”就未必满足第（3）的条件，而在（2）的风俗习惯里则又往往包含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来说，我们可以容许“民族”带有某种能被我们意识到的虚构，但是应该将其与露骨地带有某种意图的虚构，即被政治利用的虚构加以区别。
在“人种”“民族”“国民”的概念上存在着两种混淆，即有意识的混淆和无意识的混淆。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意义上的种族差别主义（racism），有时也被译作民族主义。此外，当统治者企图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扩大势力时，“国民”就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相反，当在文化方面希望独立时，“民族”则成为首选。现代所有的民族纷争其实都孕育于这种矛盾之中。另外，民族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想贬损政敌时，则经常使用“卖国贼”这类词语来威吓对手。
何谓真正的爱国者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驻日大使、诗人保罗·克洛岱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绝对不希望看到有一个民族灭亡，那就是日本。我不曾听说其他像日本这样拥有如此令人着迷、从古代传承至今的文明的民族。”作为移民国家，历史短浅的美国人尽管常常挥舞星条旗强化彼此的连带意识，但当其面对西欧人时，却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在这里，作为西欧人代表的法国人，而且是法国高级知识分子，却如此倾慕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日本人完全可以以自身的历史为荣，我本人也一直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深感自豪。对于在奥运会以及世界杯比赛时挥舞日章旗、高唱《君之代》，我感到很自然。我希望成为一名不逊色于任何人的爱国者。可是，我对于在教育第一线的学校里强制要求升国旗、唱国歌这种做法却十分反感，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的影子。
权力的本质就是暴力（军事力量）和经济力，凡是当权者自然都很傲慢，国家权力也不例外。国家的统治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总是高喊着“国家利益”这一口号，对于不服从自己的势力则称之为“卖国贼”，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及媒体经常被当权者利用。在教育以及媒体报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做法，既无视悠久的人类历史，又不了解日本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只顾眼前利益而鼓吹爱国心，这显然不是真正为了日本人。
的确，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根据美国的需要制定出来的，但是其中却彰显了人类的理想。对于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以及别国用核武装等增强军备的做法，我也感到是一个威胁。可是倘若因此便以防卫的名目要建设一个“可以从事战争的普通国家”，却完全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现在认真反思冲绳、广岛、长崎的惨剧，赞同和平宪法的人们却被一些人揶揄为“和平痴呆症”。说这种话的无非两类人：一是有地位，完全不担心自己或家人有可能被征兵的人；二是期待着通过军需产业来发大财的人。其实无论防卫还是侵略，战争都是经济行为。说到底，都是那些鼓吹“挣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宠儿想打仗。对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国家利益”“国际贡献”“国家的品格”等漂亮口号，我们完全不可相信。
学习历史的终极意义在于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下述这一点，即无论人种、民族，还是语言、思想等，均没有所谓纯粹的东西，这些都是长期混合形成的历史性产物，因此没有任何优劣差别之分。要自认为是爱国者的话，就应该深入考虑人类史上“国家的本质”，即直到最近才开始具有国境概念的所谓国家的本质，认真研究包括国境问题在内的国家构造应该何去何从，这一今后人类史上的最大课题。佛教的基础教义中有“诸行无常”之说，所谓无常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变化”。真正的佛教徒知道，任何人种及民族都是无常的，因而绝不会陷入人种歧视与民族主义的泥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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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日文的“トルコ”来自于Türk一语，在狭义上指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或者历史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广义上则正如作者森安孝夫博士所说，乃是对自唐代以来分布在欧亚大陆各地的以突厥语族语言为母语的民族集团的一个总称。而中文里的“突厥”一语在狭义上指6-8世纪的突厥汗国，在广义上则与日文“トルコ”的广义的用法基本相同。因此，本书中译文凡是译作“突厥”或“突厥族”之处，根据前后文脉不同，亦有广狭两种含义，请读者阅读时留意。
[2]越后、土佐、萨摩都是日本的古地名，越后相当于今天日本海沿岸的新潟县，土佐相当于四国岛的高知县，萨摩则相当于九州岛南部的鹿儿岛县。
[3]日文的“ウイグル”即Uyghur一语的含义既指4世纪至13世纪活跃于中央欧亚的突厥裔游牧民族及其国家，即中文史籍中以“回纥、回鹘、畏兀儿”等形式出现的北方民族及其国家，同时又指现代中文以“维吾尔”来标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为了避免误解，这里使用Uyghur来表示这一概念。
[4]西尾干二（1935— ），日本的德国文学研究者，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名誉教授。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日本右翼保守派评论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日本战后史学界对战前的反省是所谓“自虐史观”，主张应该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其这方面的代表作即《国民的历史》（产经新闻社、扶桑社1999年）一书。此外，西尾干二还与其他保守派评论家一起成立了社会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致力于推动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
打破西方中心史观
近代西欧文明的优越与极限
人类从宗教的桎梏下获得解放是在“近代”。从古代到中世纪，即在整个漫长的前近代时期，人类一直把雷电、暴风、洪水、地震、海啸、疫病等自然灾害看作天意而产生敬畏。可是，随着炼金术、魔术变为化学、物理学，伴随着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灾害已不再是天意所为，“地心说”已经被“日心说”取而代之。而且，以科学文明和技术发达为支撑的资本主义在所有领域的数据上都呈现飙升的趋势，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资本主义被视为绝对的“善”。最早察觉到其中潜在陷阱的人们，于19世纪推出了共产主义。尽管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动，也是一场理想化的人类革命的宏大试验，但理论和实际并未合拍，人类并没有像理论那样如愿以偿。随着20世纪末期开始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资本主义的浪潮再也不可阻挡，迅猛地席卷着全球。
资本主义的前提是民主主义，而民主主义最基本的则是自由、平等、人权、少数服从多数、法治主义。虽然诸如自由竞争、机会均等、少数服从多数等听起来都十分“民主”，然而在其之下却陷入了“只要数字指标上升，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这样一种状态，导致了无视环境的开发至上主义。另外，贫富差别以及社会的不平等不仅表现在个人之间，同时也在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扩大了起来。科学技术的进步仅仅使一部分人致富，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或正在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从近代西欧的殖民地统治到现代毫无节制的环境破坏等，都与此有关。
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的“现代化”实际是“西欧化”、资本主义化、民主主义化。的确，截至不久之前，上述这些与自由、平等、基本人权等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一样，一直被视为由西欧基督教世界所完成并馈赠给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观。而且人们一直坚信，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文明，其进步总是“正义的”，将西欧的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对于现在21世纪面临的能源、人口，以及放弃战争的和平主义理想等问题，谁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仅凭西欧基督教世界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显然不可能来加以解决或者加以实现。甚至“自由”一词也不再成为金科玉律，在经济界，“自由”甚至正在成为与“公正”对立的负面概念。关于这一方面，恐怕有待于学术界和思想界进一步探讨。由于我们并非预言家，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尽可能地去向过去的历史寻求答案。这里所说的历史，必须是站在尽量客观、公平的立场上所写的历史。
理科系统的历史学、文科系统的历史学、历史小说
在我看来，历史相关论著可以分为三个范畴，即理科系统的历史学、文科系统的历史学和历史小说。在扩大“知识疆域”这个意义上来说，三者没有优劣之分，但其区别则是很明显的。
所谓理科系统的历史学，是指基于原始史料展开精密的论证，并且必须经得起其他人的验证推敲，也就是说要经得起理工科常说的“二次实验”的史学学术论著。但是，由于前近代的历史大都是偶然残留下来的一些东西，通常缺乏一些必要甚至是关键的史料。因此在复原历史的过程中，为了填补这些空白往往不得不进行一些“推论”。坚持基于学术良心进行历史推论的做法就是文科系统的历史学，而不负责任的做法则是历史小说。小说家写的历史读物之所以畅销是因为通俗有趣，其中即便有误解或有意识地曲解史实之处，也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
目前广为人们所知的小说《三国演义》支撑连环画及电脑游戏，就是一例。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张飞、诸葛孔明等纵横驰骋，使人感到魅力无穷。《三国演义》固然是以正史《三国志》为蓝本而写成的，然而那些使我们感到兴奋，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几乎全都是编造的东西，因此绝不能称为史书。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只要不脱离正确传达时代氛围这一基本原则，即便多少有些虚构及夸张，对于培养人们的历史意识也是有所裨益的。但是，历史小说往往并非聚焦于过去的时代，而是容易被以十年为单位瞬息万变的现代的思想以及政治形势所左右，有时甚至沦为带有政治意图的宣传。将这些历史小说转换成影像的作品也不例外，最近在电影或电视上登场的圣德太子、新选组、源义经[1]等，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以近现代史为重点的历史评论也可以包括在文科系统的历史学之中，但是如果故意只把对自己主张有利的东西无限放大，来误导人们的话，那就不能称之为文科系统的历史学，而是历史小说，换言之，就是虚构。例如，那位明言“自己是历史的门外汉”的西尾干二在《国民的历史》一书中，全力走出中华中心主义影响的中国史研究者的观点和西方中心史观，力图从中央欧亚史的角度来重新观察中国史。在这一点上来说，该书与本书有相通之处。但是，该书却又将人们反省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斥之为“自虐史观”，与那些抱着其他政治目的，竭力主张彻底培育所谓爱国心，并积极从事相关活动的势力同流合污。因此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该书无论如何都无法归入文科系统历史学的范畴。
本书试图在文科系统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尽可能地以“通俗、易懂、有趣”为目标，同时也会尽力去保障理科系统历史学所要求的证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人名、地名、官职称号及出处的记载。在读者中间，恐怕会有人对本书中经常出现的诸如“我这样认为”“根据某某的见解”等叙述方式感到不太适应，以为历史应当客观地罗列事实，不应该用这种表述方式。但是，我的想法有所不同。如果站在理科系统历史学的立场上来看，对于发现新说的人，无论是从保护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方面，都应该进行必要的表彰；而从文科系统历史学的立场上来说，由于解释多种多样，也有必要明确每种解释的责任所在。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唐帝国，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世界，对其进行研究伴随着很多困难，因此必须广泛利用对此抱有同一问题意识的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彼此还必须经常进行各种研究信息交流及共同调查等。本书为了让广大读者对以唐代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有所了解，会经常提到相关研究者的名字，不论该研究者研究资历的深浅或是否著名。这样做并不是出于照顾同专业研究者的需要。应该说，这一点其实正是本书与以前各类概论性著述的不同之处。
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
在我看来，坦率地记述诸如日韩合并、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以及从军慰安妇等20世纪前半叶日本帝国主义的黑暗面，绝不能称为“自虐史观”。真正的“自虐史观”是一方面无视自身的根基——伟大的亚洲文明，另一方面却盲目地追从西欧中心史观，认为只有欧洲发展起来的近代西欧文明才是人类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这种西欧中心史观从明治时代以来一直存在，在日本以西洋史学为中心的历史学界、历史教育界的最前线，随处可以见到其影响。在明治以来日本的世界历史教科书中，对农业发明以来一万年，尤其是对游牧民族登场以来三千年的人类历史大潮流缺乏一个客观的把握，而对于在18世纪后才称霸世界的西欧诸国所记述的自我中心的世界史框架中，却只是略加增补修改便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了下来。其实，这种世界历史教科书才真正应当称为自虐史观的象征。
有一些在社会上很有名，然而实际上并不懂世界史的评论家经常放言，说现代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划时代地进行“文明的统一”的时代，现代化是汹涌澎湃的全球化世界的大趋势等。我每次听到这些言论，都为西欧中心主义的思想竟然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了日本知识分子的骨髓之中而感到震惊。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西欧所谓“现代化”的大潮之中，绝不存在世界变成为一个国家的可能性。上面的言论只不过是那些不懂世界历史，却掌握着军事力量（在国内则是警察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当政者的说辞，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效地控制老百姓的宣传口号或者花言巧语而已。今天的美国拥有基于高度膨胀的、压倒性军事力量的支配能力。不过，全世界究竟又会有多少人期盼着在这种令人不快的背景下实现世界统一呢？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史学著作，出自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希罗多德之手。希腊与其当时最大的敌人——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战争乃是该书最主要的内容。实际上，我们不能被马拉松战役的故事蒙住了眼睛。当时的波斯与希腊相比，无论是从领土的辽阔程度，还是从人口或经济力量等方面来看，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希波战争中，希腊并没有战胜波斯，只是偶然没有失败而已。而波斯真正的对手是位于黑海沿岸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希腊在当时并不是波斯需要认真对付的敌人。可是希罗多德却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分为欧洲和亚洲，两者一直不断对立、抗争，在希波战争中，希腊战胜了波斯，也就是说欧洲战胜了亚洲。其后，希罗多德又谈到了在希腊北方接近欧洲东部草原地带的马其顿的情况。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征服了希腊，继而承袭腓力二世的亚历山大又远征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并最终击败大流士三世。通过上述这些叙述，希罗多德所描述的“欧洲善，亚洲恶”这一范式就非常容易为后世的欧洲人所接受了。
近代西欧列强以武力进入亚洲，随之而来的残暴的杀戮，实际上都是这种希罗多德以来的历史观导致的结果。美国的布什政府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视为文明与恐怖主义的对立，要求人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基于同一个原因。
人们常说西欧历史源于古代希腊、罗马，其实这只不过是近代西欧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编造出来的一个幻象而已。16世纪以后，西欧世界通过海上通道直接接触到了中国。在早期阶段，西欧曾为中国悠久的历史与高度的文明而感动不已，并使这种感动向人文主义方向发展，热衷并沉醉于正面意义上的所谓东方趣味或中国趣味之中。但是到了19世纪，随着西欧以武力进入亚洲的步伐加速，西欧却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认为相对于不断进步的欧洲来说，亚洲历史的特征显得停滞不前。于是，此前本来是并列存在的各个文明圈的历史，此时却由于西欧的称霸世界而被人为地统合了起来，“统一的世界史”由此宣告诞生。
重新审视日本人的历史意识
实际上，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情况不同，现代西欧的知识分子已经克服了对亚洲的文化自卑，现在开始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即古代的希腊罗马与西欧在地理上没有联系，哪怕从历史或者文化方面来看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了下述观点，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的著述，这些对西欧人来说可称之为精神源泉的西欧经典，实际上是从当时在文化上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伊斯兰世界中吸收了很多东西，而且继承了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即东正教世界的文化。而真正的西欧世界的诞生则是在12世纪前后。也就是说，在现在的欧美，大家已经普遍认识到，西欧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想象：引领现代世界西欧及北美的文明起源于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古典时代。这种文明进入中世纪以后虽略有衰微，然而通过文艺复兴又成功地得以复兴，再经过大航海时代，其灿烂的光辉遂得以普照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为什么在日本却继续流行着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虚构想象呢？究其原因，当是因为接受了明治时代以后教育的日本人自身的思维方式也被彻底西化了。其责任当在于《高级中学世界史教科书指导要领》[2]以及将其奉为圭臬的教科书检定官员们。因为该《高级中学世界史教科书指导要领》原则上不允许对明治时代导入的、19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规范进行任何变动；此外，许多高中的世界史教师虽然感觉到有问题，并对自己的无知而感到不好意思，但因为有学生高考升学的压力，却也不希望世界史教科书的内容有变动，这些高中教师实际上也在支撑着上述现象的继续存在。
当然，把责任只归咎于不得不面对大学升学考试现实的高中方面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大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责任。长期以来，大学所出的入学考试试题总是以西洋史和中国史为中心。因此，如何站在新的视野上出好入学考试试题，并拥有不畏惧社会以及媒体批评的勇气和见识，将是大学将要面临的挑战。
在这篇序章中，我围绕“摆脱自虐史观”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然而这绝不是要为那些国家主义者或是不负责任的爱国者张目。我由衷地期盼着日本为近邻诸国所信赖，大家都能举双手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并盼望高举和平宪法这一人类最高理想旗帜的日本会成为引领世界的“文明国家”。为此，我衷心地期望作为国际人的日本人都能拥有与之相应的历史意识及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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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圣德太子（574—622）是日本飞鸟时代推古天皇时期的摄政，以实施一系列内政改革、振兴佛教、派遣遣隋使而知名。新选组是19世纪60年代（江户时代末期）的一个日本浪士组织，中心人物有芹泽鸭、近藤勇、土方岁三等人。源义经（1159—1189）是镰仓时代初期的武将，后与其异母兄源赖朝对立，最终自杀。上述三者在日本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2]日本文部科学省基于《学校教育法》从对日本的小学到高中的各门教育课程都颁布有该课程应该达到的基准的相关规定以及指导性意见，即各科的“指导要领”。《高级中学世界史教科书指导要领》是有关高中世界史课程的教学方针、范围、框架、内容、各部分的比重、总课时等方面的相关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