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伴随军事力量从骑兵转为枪炮等热兵器的发展变化，贸易的主要途径也由“沙漠绿洲之路”“草原之路”转移到“海洋之路”，中亚遂逐渐脱离了世界史的主要舞台。此后凡谈及中亚史，都只不过将其看作众多的区域史之一来谈论而已。因而近代中亚史的研究者们甚至对作为雅称来使用的“丝绸之路”一词也开始有了违和感，对这一点我表示理解。我并不是说区域史研究没有意义，譬如我完全不认为研究日本平安时代历史的意义要弱于研究中央欧亚史。可是，要是说平安时代的日本不仅受到了同时代亚洲大陆的影响，而且积极地在世界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话，恐怕就言过其实了。
尽管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再度受到世界的注目，然而从帖木儿帝国灭亡后的16世纪到20世纪，中亚史始终未能走出区域史的框架。在前文中我之所以给“丝绸之路地带”的概念加上了“前近代中央欧亚”这一限定词，就是因为当遇到讨论近现代的中亚史以及中央欧亚问题时，“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并不合适，同时我也不希望媒体使用“复兴现代的丝绸之路”等提法。
欧亚大陆历史的时代划分
在本书中，也使用诸如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等来自西洋史的术语，但是并不将其在亚洲史上一一对号入座。以中国史为例来说，究竟是把从唐末到五代及北宋的所谓“唐宋变革期”视为从古代到中世的转换期呢，还是将其看作中世到近世的转换期呢？围绕这一问题，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之间曾经有过激烈的论争。然而在我看来，把西洋史上产生的概念生搬硬套到整个世界史上显然过于牵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虽说如此，鉴于汉帝国与唐帝国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也不同意将二者放进同一古代帝国的范畴。此外，若说因为日本史上的飞鸟、奈良、平安时代前期属于古代，所以同时代的唐朝也应该属于古代，这种推理显然非常可笑；另一方面，若将法兰克王国与唐帝国看作同属于中世的话，“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西欧历史的固定形象就必然会套用到绚烂的唐帝国身上，这显然也不合适。
目前，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西欧以及马克思的发展史观，迎来了独立思考的时期，但是由于“古代”“中世”等术语早已成为普通的名词，具体使用起来很方便，所以在本书中，在论述某个文明圈以及民族的相对久远的时代，或者其间的某一时代时，也经常将这些术语作为一种模糊的用语来加以使用。只是，我想提前申明的是，在具体使用时，因为需要遵从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习惯用法，因而“古代”“中世”这些词或许会出现逆转现象，譬如文中所提到的中世波斯语（中古波斯语）可能比最早的古代突厥语还要古老等。
西欧诸国以大型远洋船只驶出大西洋，“发现”新大陆，以军事力量扩大殖民地，进而称霸世界。随后，军事力量的重心又由欧洲转移到北美洲，最终实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本书虽以摆脱西方中心史观为努力的目标，但是并不否定上述这一历史潮流。因这一潮流的转折点是16世纪，所以我将在此之前漫长的时代统称作前近代或者近代以前，以此区别近代或近现代。也就是说，“前近代”或“近代以前”是本书唯一正式采用的世界史的时代划分用语。就一般情况而言，西方史的古代、中世相当于本书所说的前近代时期。
就中亚史的时代划分而言，先有羽田亨倡导的雅利安时代与回鹘时代的两分法。但这只是以近代以前的新疆和天山北路为对象的划分法。承袭羽田的说法，间野英二把范围稍微扩大，将整个中亚史划分为以下三个时代：
（1）雅利安时代：公元前5千年至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史前时代及其以后，到9、10世纪为止。
（2）突厥—伊斯兰时代，9、10世纪—18、19世纪。
（3）近现代，20—21世纪。
对强调伊斯兰化的疑问
从大的方面来说，虽然我基本赞成间野英二的时代划分，但并非一点疑问也没有。主要是觉得这种分期法过于偏重西方，即伊斯兰方面。然而整个新疆完全变成突厥—伊斯兰世界是15世纪蒙古帝国灭亡以后的事，间野却将9、10世纪定为突厥—伊斯兰时代的开始，这种分期法是只从西突厥斯坦的视点来看待整个中亚，显然过于偏重伊斯兰中心主义。
唐帝国的建设与伊斯兰的兴起都是在7世纪发生于欧亚大陆的大事件，然而截至唐帝国晚期，伊斯兰教始终未越过帕米尔高原。唐代丝绸之路的东部，即新疆—河西走廊—华北北部，以及其北方的准噶尔盆地—蒙古高原、南方的西藏—青海一带基本上都是佛教世界。以回鹘的军事力量为背景，可以见到摩尼教在这一地区一定程度的渗透，此外，景教（基督教之一派）和祆教（拜火教）也有一些。不过此时，这一地区仍几乎与伊斯兰教无缘。尽管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广东已经存在伊斯兰教徒的居留地，也有伊斯兰教徒前往长安，但总体说来，一般在唐代流行的大宗教只有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带有西域特点的宗教也只有所谓的“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
舒元舆撰写的《重岩寺碑铭》收录在《唐文粹》卷六十五中，其有一段记载说：
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
这段话是作者为了炫耀佛教寺院之多而说的，作为对比而特意指出中土鲜有“摩尼”（摩尼教）、“大秦”（基督教）、“祆神”（祆教、拜火教）寺院这一点，但其所举之中并未包括后来被称之为“清真教”或“回教”的伊斯兰教。众所周知，与作为普遍性宗教的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不同，祆教是伊朗系统不向异民族传教的民族宗教，因而完全没有被汉人接受，在中国的信徒非常少，而伊斯兰教徒人数看来比祆教更少。
坊间至今还有一种误传，说所谓“回教”就是“回鹘＝回回＝Uighur（畏兀儿、维吾尔）”民族传下来的宗教。实际上“回鹘”与“回回”完全是两码事。唐代的“回鹘”人本来信奉萨满教，后来改信了摩尼教。至于佛教徒的增加，更是10世纪后半叶之事，而回鹘人成为伊斯兰教徒则是在14世纪蒙古帝国解体以后。
根据间野英二的说法，中亚的含义是从广义上的“中亚”即内陆亚洲之中去掉内外蒙古和西藏。他的理由是，蒙古及西藏在近代以后也属于佛教世界，因而必须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加以区别。但是在我看来，欧亚大陆历史的主角不仅仅是中央欧亚的草原游牧民和沙漠绿洲农耕民，我们必须将位于整个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圈的农耕民以及都市民也都包括进来。只有在这两者反复不断的紧张—友好关系之中，才能找到欧亚大陆历史的活力。基于这一立场，我无法理解间野为何要把蒙古和西藏这两处游牧民十分活跃的地区从中亚排除出去。究其原因，我想恐怕是由于间野只把伊斯兰作为重点的结果吧。在我们回顾整个中亚史时，倘若过分强调伊斯兰化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偏差，即完全遗漏掉欧亚大陆东部的西藏佛教文化圈。
关于世界史分期的新提案
在此，我尝试提出自己对世界史的分期方案。尽管有人认为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六百万年至七百万年以前，但是现在的我们人类（智人，Homo sapiens）的历史最多不过二十万年，而且直到大约一万一千年前农业发明以后，人类才进入了历史时代。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受唯物史观的强烈影响，所以大家总是以生产力为中心来看问题。换句话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农业地域中心、农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观。可是我却更注意下述各方面：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粮食生产能力、工商业、能源）及其背后的信息收集和传达能力。
世界历史的八个阶段：
①农业革命（第一次农业革命） 约从11000年前开始
②四大文明出现（第二次农业革命） 约从5500年前开始
③铁器革命（迟到的第三次农业革命） 约从4000年前开始
④游牧骑马民族登场 约从3000年前开始
⑤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 约从1000年前开始
⑥火药革命与基于“海路”的全球化 约从500年前开始
⑦工业革命与铁道、蒸汽船（外燃机）的出现 约从200年前开始
⑧汽车与飞机（内燃机）的出现 约从100年前开始
我以为可以将世界历史的主要潮流划分为以上八个阶段。由于我把中央欧亚史与世界史联动起来考虑，所以上述历史分期特意划分出了④“游牧骑马民族登场”与⑤“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两个时期。此外，第⑥阶段的“火药革命”，即具有高度杀伤力的枪炮等热兵器出现，到第⑦阶段的工业革命人类进入机械化文明时代，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还不到五百年。而在此之前的两三千年之间，最强的军事力量是什么？最早的信息传达手段又是什么？机械化文明的基础是动力，而在我们表示动力的单位之中，至今仍还保留着“马力”（horsepower）一词。“马力”即来源于马。只有培育出骏马，擅长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才能成为地面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就前近代欧亚大陆世界而言，需要衡量的不仅是农业生产力，只有同时对马的战力、信息传达能力与丝绸之路商业所带来的经济力量进行相应的综合评价，才能真正理解前近代欧亚大陆的历史。
对于把9世纪至10世纪视为中亚史和中央欧亚史的一大转换期而言，我与间野英二的意见相同。但是在我看来，9世纪到10世纪这一时期正是游牧民在以草原为根据地的同时，试图支配包括农耕以及城市在内的地区，以建立起中央欧亚型国家（若用有些过时的用语来说就是“征服王朝”）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这一时期视为欧亚大陆世界史的一大转换期。当然，这个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完成形态是蒙古帝国，继承蒙古帝国的国家则有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清帝国。因而，若从中央欧亚的立场来对世界史进行分期的话，则有一种能与全球化的世界史进行联动的可能性，即以10世纪前后为界，之前叫作“中世”，其后称作“近世”，将16、17世纪以后称为“近代”。不过尽管有此考虑，但是目前还不到提出这种主张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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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On the Uighur Buddhist Society at Čiqtim in Turfan during the Mongol Period.”Mehmet Olmez/Simone-Christiane Raschmann (eds.), Splitt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Festschrift fur Peter Zieme anlasslich seines 60. Geburtstags,(Turk Dilleri Aratirmalar Dizisi 35), Istanbul/Berlin, 2002, pp. 153-1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