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的登场与安史之乱
回鹘帝国与摩尼教
古代回鹘[1]与粟特人
与唐帝国处于平起平坐的突厥第二帝国，其全盛期较短，并在毗伽可汗死后迅速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则是崛起的回鹘帝国（东回鹘可汗国）。在7世纪时，整个铁勒曾一度接受了唐帝国的羁縻统治，其中也有古代回鹘族的身影。然而，回鹘真正作为中央欧亚东部历史舞台的主角之一闪亮登场，则是8世纪中叶以后之事。首先在742年，拔悉密、葛逻禄、回鹘三方组成联军，打败了之前君临中央欧亚东部的霸主——突厥第二帝国的骨咄叶护可汗，并拥戴拔悉密的君长阿史那氏为新的可汗。虽然拔悉密的君长成为新可汗，但当时实际上仍然是拔悉密、葛逻禄、回鹘的三驾马车体制。对此，突厥的遗民重新推举了乌苏米施可汗。然而三方联军在743年到744年间又击败了乌苏米施可汗，并将其首级送到了长安。
744年，回鹘与葛逻禄联手击败之前居于自己上风的拔悉密，回鹘的君长骨力裴罗作为初代可汗即位，即回鹘帝国的第一代可汗，阙毗伽可汗。到了745年，葛逻禄与回鹘不和，葛逻禄的主要部分从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尔泰地区撤向天山西部北麓的七河地区。
这样一来，从8世纪40年代到9世纪40年代的大约一百年间，取代突厥第二帝国的回鹘帝国称霸漠北。根据第二代可汗葛勒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即《希内乌苏碑》的记载来看，在葛勒可汗治世的757年，他在色楞格河畔为粟特人和汉人建造了“巴依巴里克”城。所谓“巴依巴里克”是回鹘语“富裕的都城”之意，因而在汉籍史料中将其称为“富贵城”。这座“富贵城”并不是为游牧民族回鹘人而建，而是为了让外来的粟特人和汉人居住而建设的城市。由此我们很容易推测，回鹘帝国与之前的柔然、高车，以及突厥第一、第二帝国一样，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利用粟特人在经济、外交方面的才能，这一点在史料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在这里必须要注意的是，应该把回鹘帝国在蒙古草原建设都市一事，与以游牧文化为荣的回鹘人自身所谓“定居化”或“文明化”明确加以区别。
关于古代回鹘帝国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一般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有两点：其一，在划分唐代前期（初唐、盛唐）和后期（中唐、晚唐）分水岭的安史之乱爆发之际，回鹘出兵镇压安禄山，对延长唐朝的寿命立下很大的功劳；其二，将摩尼教作为回鹘的国教。
希内乌苏碑 横躺在地上的石碑上刻着用突厥文字书写的回鹘语，右端的图案是可汗氏族的徽章。笔者摄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导致唐朝陷入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当时回鹘以强大的骑兵部队参战，从而挽救了唐朝。此后，回鹘则一直对唐朝保持着优势地位，并向唐朝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与此同时，与回鹘有着密切关系的粟特商人也乘机狐假虎威，在唐朝为所欲为，开始垄断以绢马交易为首的内陆丝绸之路贸易的利益。换句话说，即便进入了唐朝与回鹘两强并存的时代，本书前面所谈到的粟特商人的那些传统仍然继续存在。
只是此时与之前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粟特人与回鹘紧密结合的背景中有了摩尼教。无论是历史学、文献学还是考古学的研究都显示出，从公元前后到伊斯兰化之前，粟特人的宗教一直是以拜火教（祆教）为主流。因此，认为进入东回鹘的粟特人中十之八九是摩尼教徒，这一看法就显得很牵强。不过所有的史料证据却又都表明，在回鹘传播并普及摩尼教的中介人正是粟特人。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即作为以屠宰家畜为常业的游牧民族回鹘来说，为何要改宗比佛教还要严厉地禁止杀生的摩尼教呢？上述这两个问题至今还是学术研究中的谜。
摩尼教的世界史意义
所谓摩尼教，乃是在公元3世纪前半期，在堪称“宗教大熔炉”的西亚，由出生并成长于巴比伦的伊朗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摩尼教的核心是希腊化时代的一种混融宗教“诺斯替派”（灵知派），带有独特的二元论色彩，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从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犹太—基督教等宗教的各种思想而创立的一种二元论（光明与黑暗、精神与物质、善与恶）的折中主义宗教。
摩尼在开始布教以后不久就踏上了前往东方传道之旅，据说他在曾是佛教文化圈的印度西北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当时称霸西亚的国家是取代了帕提亚（安息）帝国的波斯萨珊王朝。摩尼从印度回到伊朗后，说服了萨珊波斯的皇帝沙普尔一世，成功地使其皈依摩尼教，结果使得摩尼教得以在辽阔的萨珊波斯帝国境内自由地传播。
摩尼教在这一时期内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沙普尔一世去世以后，摩尼教却旋即受到了波斯传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势力的反击，摩尼被处以死刑，摩尼教的信徒也都因受到残酷的迫害而不得不四处逃亡。但是，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摆脱了血统和民族的桎梏，致力于为整个欧亚非大陆诸民族所接受的“世界宗教”来说，早在摩尼在世期间，摩尼教就已经陆续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派出了传教团。因而，摩尼教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存续于西自大西洋东至太平洋的各个地区。而且，无论是在基督教占优势的西方，还是在佛教占优势的东方，摩尼教都能与这两大宗教共处共存。在相互之间不时产生摩擦及冲突的同时，又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一现象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绝不可低估。
例如在地中海地区，正像在教父圣奥古斯丁的活动中可以见到的那样，通过与摩尼教进行激烈的教义论争，基督教确立了自己的教义；另一方面在中亚，摩尼教通过与佛教接触，不仅自身被佛教化，而且一般认为摩尼教也对北传佛教的演变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摩尼教还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上——诸如天文、历算、思想、叙事文学、文字、绘画、音乐、书籍装帧等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匈奴和贵霜王朝兴起以后，直至被伊斯兰化以前，对中亚的历史、语言、文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宗教乃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而另一方面，3世纪萨珊波斯统治下创立的摩尼教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8世纪中叶以后强盛起来的回鹘帝国，竟然把摩尼教当作国教来加以尊崇，从而成为世界史上唯一一个将摩尼教尊为国教的国家。所以，中亚史、摩尼教史与回鹘史三者密不可分。去掉回鹘史就无法谈论中亚史，同样，不谈论摩尼教也无法讨论回鹘史，抛开摩尼教的中亚史也不能成立。
摩尼教与回鹘的邂逅
在摩尼教传入回鹘的过程中，起作用最大的人是回鹘第三代可汗牟羽可汗。谈及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契机时，一般都会举出一件事，即在762年至763年间，安史之乱的时候，牟羽可汗率军进入中国本土，在洛阳遇上了摩尼教僧侣并把他们带回了回鹘。
可倘若根据用古回鹘语写成的长文《牟羽可汗摩尼教改宗始末记》（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前普鲁士科学院］藏U72＆U73）来看，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绝非顺畅无阻，而是受到了保守的反摩尼教势力的强烈抵抗。不仅如此，据此还可以推测，摩尼教是因为与粟特商人（Sart）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才得以传入回鹘。从这件文书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一点，即牟羽可汗改宗摩尼教很可能是在763年以前。此事若与另一件事情——761年至762年，被称作“Mahrnāmag”的摩尼教赞美诗集，在焉耆的摩尼教寺院里被欢天喜地地写成——此一记载结合起来考虑的话，这种可能性无疑更大。因为对于中亚的摩尼教信徒来说，恐怕没有比回鹘可汗改宗更值得高兴的了。反之，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牟羽可汗改宗的背景之中，恐怕也有着利用粟特网络这一经济以及政治的理由。
牟羽可汗在完成镇压安史之乱这一大业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基础，也为了获得丝绸之路贸易利益，于是以通过商人、摩尼教僧侣来收集国际情报这一政治意图为由，进一步优待摩尼教徒和粟特人，并将他们安插在了一些重要的位置。但是尽管如此，摩尼教在牟羽可汗时代却并没有马上成为回鹘的国教。由于牟羽可汗偏爱并倾向摩尼教的做法有些操之过急，最终引起了回鹘国内保守阶层的顽强抵抗。779年，顿莫贺达干集结反摩尼教势力发动政变，牟羽可汗被杀。
回鹘帝国（东回鹘可汗国）王族世系图 阙毗伽（怀仁可汗）推翻突厥第二帝国称霸于漠北。王朝世系从第七代有变化，阿跌氏系统的颉于迦斯（怀信可汗）即位，取代之前一直执政的药罗葛氏系统的可汗
其后顿莫贺达干即位，成为回鹘第四代可汗。在之后的一个时期，摩尼教不得不在回鹘帝国境内偃旗息鼓。这一变动带来的影响很大，以粟特人为首，整个中亚摩尼教徒的狂热都随之冷却。不过由于回鹘要想继续控制丝绸之路，就必须得到粟特商人的帮助，所以最晚到8世纪90年代，摩尼教在回鹘帝国又复活了。
摩尼教经典（残卷） 出土于高昌故城的摩尼教寺院遗址。描画了身着白衣、头戴白帽的摩尼教僧侣和“生命之树”，并写有回鹘文字的经文
整个东部天山都归于回鹘帝国统治之下，大致是8世纪末回鹘在北庭（别失八里）争夺战中取得胜利以后之事。在这场北庭争夺战中最活跃的人物，乃是回鹘的宰相兼将军，阿跌氏的颉于迦斯。后来当颉于迦斯成为回鹘第七代可汗怀信可汗以后，遂将摩尼教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国教。因此，粟特摩尼教徒也较前大为增加，受到了比牟羽可汗时代更好的待遇。总之，在北庭之战以后，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的整个东部天山都被纳入了东回鹘的势力之下。不难想象，回鹘对长期以来粟特人较多的吐鲁番盆地以及焉耆地区等沙漠绿洲城邦的控制，无疑加速了回鹘帝国境内摩尼教的发展。
根据柏林国立图书馆藏的吐鲁番回鹘文书U1的记载，在803年羊年，回鹘的卜古可汗（怀信可汗）曾亲自到高昌，会见摩尼教会东方大司教区领袖慕阇，商请摩尼教派遣三名默奚悉德（意为法堂主。摩尼教教团分为五等，此为第三等）赴蒙古高原之事。另据《哈喇巴喇哈逊碑》（九姓回鹘可汗碑）的记载来看，可知当时蒙古高原的摩尼教领袖是教团第二等的拂多诞（意译为侍法者），所以怀信可汗这次再请默奚悉德前来回鹘，显然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摩尼教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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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前注。“回鹘”在唐德宗贞元四年即公元788年之前亦称“回纥”，均系8、9世纪的Uyghur帝国的不同汉字标记。在不造成误解的情况下，中译文统一称作“回鹘”。
安史之乱与粟特、回鹘
安禄山与粟特网络
我们把话题再拉回到安史之乱时期。当时，蒙古高原的回鹘帝国代表着中央欧亚的游牧骑马民族的势力，那么在回鹘的眼中，安史之乱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安史最终失败，所以被视为叛乱，但实际上，当初安史是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帝国。
由于“北方”的回鹘最终站到了唐朝一边，从而决定了安史之乱失败的大趋势。但是，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从结果出发来观察问题的一种结果论的视点，从整个过程来看，回鹘并非始终如一地站在唐朝方面。实际上，回鹘是一边把“南边”正在争夺霸权的唐朝和安史势力放在天平上进行衡量，一边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的。在这里，我们首先以安史与回鹘的关系作为重点，来观察一下汉籍史料中安史之乱的进程。
第六章我们已经谈到过安禄山的成长经历，然而关于他十几岁时从突厥逃出来，在时任山西岚州别驾的安贞节处落脚以后的情况，我们却不太清楚。很可能他是生活在依附唐朝的粟特人族群之内。为了维持生计，他凭借着自己通晓六种语言的能力，达到了能够经常利用粟特人商业网络这样一个位置。同时，他还利用这样一种地位长期活跃于长距离贸易行业中，并最终成为一名国际商业市场的中介人“诸蕃互市牙郎”。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沙漠商队里必须经常长途跋涉的粟特商人来说，他自然也很熟悉军事方面的情况，因而不知何时他也成了一名武人。
无论作为国际商人还是武人，安禄山年轻时代活动的舞台之一都是营州（柳城）。733年就在这个地方，他结识了决定自己命运转折的一个重要人物——幽州（后来的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并与他毕生的盟友史思明一起，被张守珪提拔为捉生将（相当于稽查队长）。由于安禄山在张守珪讨伐契丹、奚之时十分活跃，进而成为张守珪的养子，并且被提拔为衙前讨击使。从此，安禄山作为一名武将而为世人所知晓。其后他经历了种种迂回曲折，最终升至节度使，每次进京之际，都深受玄宗和杨贵妃的恩宠。
安史之乱爆发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以幽州（亦称范阳、燕京，现在的北京）为大本营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与盟友史思明一起，在相当于参谋的次子安庆绪、汉人官僚严庄和高尚、蕃将阿史那承庆（前突厥王族）和孙孝哲（契丹人）等人拥戴之下起兵。在当时的幽州，有很多由粟特人以及粟特裔汉人或汉人经营的叫作“行”的商人行会，还建有许多同时经营旅店、仓库、金融业务为一体的“邸店”。在此之前安禄山已经调动了大批资金——以丝绸之路为中心由粟特人或者粟特裔突厥人、粟特裔汉人搭建的商业网络而带来的庞大资金——充分整备并训练好了由突厥人、粟特人、粟特裔突厥人、奚人、契丹人、室韦人、汉人等组成的骑兵及步兵。
起兵的名目是清君侧，即清除玄宗身边的奸臣杨国忠。安禄山以心腹卫队八千余骑为中心，率领蕃汉大军十万至十五万人从河北南下，长驱直入，一鼓作气很快就攻陷了洛阳。在安禄山的这个卫队之中，很可能包括相当数量的粟特军人。
次年，即756年（天宝十五载）正月一日，安禄山在洛阳即位，自称大燕圣武皇帝。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安史势力，同年六月，玄宗命令蕃将哥舒翰率领大军东出潼关迎击，但哥舒翰旋即败北并落入敌手。陷入恐慌的长安政权根据杨国忠的意见，决定奉玄宗前往蜀地“蒙尘”（君主因战乱等逃离首都）。六月十三日清晨，唐玄宗、皇太子夫妻、杨贵妃及其一族、杨国忠一家以及公主们秘密地逃出了宫殿。其后不久，便发生了有名的马嵬驿悲剧，杨贵妃命绝于此。
玄宗一行继续前往蜀地“蒙尘”，而另一方面，皇太子为了卷土重来则转向灵武方向。灵武是西北边境的要冲，也是过去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根据地。七月，皇太子接受群臣的恳求，奉蜀地的玄宗为太上皇，自己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
安史之乱示意图 安禄山以心腹卫队八千余骑为中心，以十万至十五万兵力直指洛阳、长安
唐朝向回鹘求援
同年九月，肃宗为了向回鹘求援而向蒙古高原派出了使节。当时充当唐朝使者的人是皇族成员敦煌郡王李承寀、突厥裔武将仆固怀恩以及粟特裔蕃将石定番。十月，在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的回鹘都城窝鲁朵八里，回鹘第二代可汗磨延啜（葛勒可汗）会见了唐朝使者。磨延啜十分高兴，遂将可敦（可汗的正妻）之妹认作自己的女儿，把她嫁给了唐使李承寀。进而，磨延啜又派遣回鹘的首领作为回礼的使者前往唐朝，肃宗亲自到彭原迎接，并册封李承寀之妻回鹘王女为毗伽公主。
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安史方面的阿史那从礼率领突厥、同罗、仆骨军队共计五千骑兵自长安向北方进军，与河曲的九姓胡、六州胡等势力数万人会合，打算袭击肃宗的行宫（临时首都）灵武。面对这一局势，郭子仪在阴山到黄河流域的出口呼延谷，迎接了由回鹘可汗磨延啜亲率的南下部队，两者合力击败了阿史那从礼，平定了河曲（黄河大转弯内侧的鄂尔多斯，似乎也包括其外侧的周边）。在这次联合作战中，磨延啜明显处于郭子仪的上风，十分活跃。
757年（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被其子安庆绪以及手下的几名心腹所暗杀。于是，安禄山的盟友，同时也是在建立洛阳政权时立了大功的史思明迅速决定采取分离独立的方针返回范阳（北京）。二月，肃宗南进至凤翔。同年九月，已经回国的回鹘可汗磨延啜又让太子叶护挑头，由将军帝德等率领三千至四千骑兵前往唐朝。肃宗大喜，盛宴款待之下，又让元帅广平王李俶（后来的代宗）与叶护结拜为兄弟。
这样一来，包括蕃汉在内约十五万唐军遂以广平王李俶为总帅，从凤翔出发东进。在扶风迎接回鹘援军的郭子仪，也大摆宴席三天以犒劳回鹘军。其后更是按照每天二百只羊、二十头牛、四十石米的标准供应回鹘援军。不久，联军开始总攻长安。唐朝蕃将仆固怀恩与回鹘部队携手作战，安庆绪溃逃，其守军损失约六万人，唐军收复长安。
同年十月，在唐朝郭子仪军和回鹘军的联合打击下，叛军陆续丢掉了潼关、陕州，安庆绪也逃出洛阳前往河北的邺。至此唐朝终于连洛阳也收复了回来。同年十二月，叶护凯旋长安，肃宗旋即盛情慰劳叶护，授予其司空之位，封为忠义王，赐以锦绣彩及金银器皿等物，并且答应以后每年由朔方军向回鹘提供两万匹绢。
来自回鹘的求婚
758年（乾元元年）五月，回鹘使者一行来到长安，要求唐朝下嫁公主。肃宗不得已，决定将幼小的亲生女儿封为宁国公主嫁给回鹘可汗，同时册立磨延啜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七月，宁国公主和册立使一行出发前往回鹘的大本营。据记载，肃宗将公主送至长安郊外，挥泪惜别；另一方面，磨延啜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宁国公主到来。其后，可能也包含给唐朝回礼的意思在内，磨延啜又派遣王子骨啜特勤和宰相帝德等人率领三千骑兵赴唐。于是，肃宗命令仆固怀恩来指挥和这支回鹘援军的共同作战。
759年（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死安庆绪，四月即位，自称大燕皇帝。同年四月，回鹘可汗磨延啜突然去世，回鹘虽然有意让宁国公主殉葬，但是宁国公主不从，并于同年八月回到了唐朝。另一方面，磨延啜的长子叶护太子已因获罪而被杀，所以磨延啜的幼子移地健便作为回鹘第三代可汗即位，即在回鹘历史上著名的牟羽可汗。实际上，磨延啜还在世时，曾为了儿子移地健而向唐朝请婚，当时肃宗让仆固怀恩的女儿嫁给了移地健。正因为这一原因，仆固怀恩的女儿现在自然升格成为了可敦，这件事左右了其后唐朝和回鹘的关系，以及仆固怀恩的命运。
安史之乱的终结
760年（上元元年）闰三月，史思明进入洛阳建立政权，再度出现东西两京对峙的局面。可是在这以后，史思明抛开长子史朝义，开始溺爱庶出之子史朝清，并打算将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因此，史朝义的部下先下手为强，抓捕并监禁了史思明。之后，由史朝义主持洛阳政局。
761年（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位。
762年（宝应元年）四月，经过大约两年的蛰居生活之后，玄宗去世。仅仅数十日之后，肃宗也离开了人世，代宗即位。
同年八月，史朝义请求回鹘派遣援军。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史朝义引诱回纥（回鹘）说：“云唐家天子频有大丧，国乱无主，请发兵来收府库。”（《新唐书·回鹘传》记载略同）牟羽可汗听后遂“倾国”之力，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大军南侵唐朝。但是，刚好在同一个时期，代宗为了打败史朝义，也派遣了使者刘清潭前往回鹘请求派兵支援。然而刘清潭还没有进入戈壁沙漠，回鹘军队已经从戈壁沙漠南下，越过了内蒙古的阴山山脉，所以刘清潭在去回鹘途中碰上了回鹘军队。
刘清潭面对回鹘可汗慷慨陈词，谈到了代宗与回鹘的叶护携手从安庆绪处夺回两京的故事，又提到了唐朝每年赠给回鹘数万匹绢，力图促使回鹘可汗回心转意，但牟羽可汗不为所动，继续南下前往山西太原。于是，刘清潭马上向长安派遣了密使，向代宗报告了回鹘军队的动向。得知消息之后，长安朝野为之震动，都担心长安遭回鹘军抢掠。所幸当时与牟羽可汗一起南下的可敦（牟羽可汗的妻子）提出想见父母，所以其父仆固怀恩赶赴太原。据说仆固怀恩对女婿牟羽可汗进行了种种说服工作，其结果是回鹘再次倒向唐朝，沿汾水南下山西盆地，行军至黄河从南流转向东流的陕州附近，在黄河北岸扎营。
代宗遂以雍王李适（后来的德宗）为兵马元帅，命令仆固怀恩等人到储备粮食的太原仓所在地陕州与回鹘军会合。十月，回鹘军与仆固怀恩充当先锋作战夺回洛阳，史朝义败走范阳。其后，雍王回到了安全的西部，牟羽可汗则继续在洛阳附近的河阳（河南省孟县，黄河北岸）驻扎数月之久。在这期间，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率领的唐军与回鹘军一起追击史朝义。
763年（宝应二年）正月，被追得走投无路的史朝义在范阳自杀，其首级被传送至长安，安史之乱终于平息。同年二月，牟羽可汗没有去唐朝皇帝所在的长安，而是直接回到了蒙古高原。
回鹘的摩尼教与粟特人
从《哈喇巴喇哈逊碑》（九姓回鹘可汗碑）来看
以上，我们从唐朝和回鹘的关系这一角度观察了安史之乱发生的全过程，这些情况在回鹘方面，诸如《哈喇巴喇哈逊碑》[1]等史料中也可以窥其端倪。所谓《哈喇巴喇哈逊碑》，乃是保留在位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的回鹘都城窝鲁朵八里（其遗址叫哈喇巴喇哈逊），在回鹘帝国第八代保义可汗（808—821年在位）时代建立的巨大的纪功碑。该纪功碑也可以说是回鹘的正式历史文献，碑上刻有回鹘语、粟特语、汉文三种文字。
回鹘语是回鹘自己的语言，而汉文不仅是唐帝国，也是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共同书面语言，粟特语则是包括整个北部中国在内的丝绸之路东部的国际语言，这一点正好证明了回鹘帝国中粟特人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这座纪功碑不仅仅是回鹘，也应该是整个丝绸之路东部摩尼教的纪念碑。可能是出于人为的破坏，铭刻着回鹘语的碑面文字几乎已经被毁坏殆尽，所幸粟特语的碑面和汉文碑面比较完整地留存了下来。
哈喇巴喇哈逊遗址 位于鄂尔浑河西岸。上图是遭到破坏的《哈喇巴喇哈逊碑》最上面的部分，下图是被城墙围起来的宫城遗址，城墙高7—8米。《哈喇巴喇哈逊碑》发现于城外。两张照片均由笔者摄
在这里，我想分别从粟特语碑面和汉文碑面文字中，引述一下前半部分的内容——从牟羽可汗即位到安史之乱时期远征中国本土，以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摩尼教传入等部分。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下，由我担任负责人的研究小组曾在蒙古高原实地调查，有关《哈喇巴喇哈逊碑》的解读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调查所取得的成果。粟特语碑面的内容是根据吉田丰的最新研究，汉文碑面的内容则是基于我正在进行的复原研究。“［ ］”内的文字表示对小的残缺部分的推测复原，无法推测复原的地方则用空白表示。比较大的残缺部分用“……”（汉文缺字用“□”）来表示。“（ ）”内的文字则是为了便于理解而增补的内容。
◆粟特语碑面第8—12行
【第8行】（第三代牟羽）可汗之所以即位，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奇特的男子，在所有的方面他都很特别。他成为最高统治者时，四周充满了惊愕和畏惧。因为（他的）天运和幸运［ ］与智慧、才能和［男子气概］……
【第9行】于是言语（求援文书）来了。（其写着）下面的内容：“请从苦难中解救我们！请援助我们！”作为神的王（=可汗）听到了这个言语时，遂亲自与强大的军队一起推进到了天子的居所（指中国）。其军队……
【第10行】他们再次进行了战斗。因为所有的外教信者（异教徒）们都如此［ ］了神圣的马尔·摩尼的宗教，所以［ ］被驱逐了。作为神的王与强大的军队一起在乌德鞬山（蒙古高原的中央）这一地区，他们打击了、取得了［ ］。……在数字上四［个摩尼教僧侣？］……
【第11行】我们效力于［ ］。于是保持着颠倒的法（邪教）。侍奉着恶魔。现在，作为神的王（可汗）的……（以）这个手，接受（了）（取代？）燃烧所有的火的宗教、神圣的马尔·摩尼的宗教。从那以后，作为神的王接受了［ ］和宗教。……你们不能接受。……
【第12行】当时，作为神的王同意（/满足）了。（而且）发布了诏书。（说）：“你们接受吧！因而（？）（我们）侍奉于恶魔、跟随并信仰着。应该轻蔑的手……我们在叫作古拉塔克的土地上把偶像全部烧却（烧掉了）。”作为伟大的神的［王和］王子们（？）……神圣的马尔·摩尼的宗教……往下边（？）作为神的马尔·纳乌·卢旺慕阇［ ］了的时候……
◆汉文碑面第6—8行[2]
【第6行】啰没密施颉德密施毗伽可汗嗣位（第二代磨延啜）。英智□□，□□经营。子□君登里啰汨没密施颉咄登密施合俱录□□［毗伽可汗嗣位］（第三代牟羽可汗）。□□□□，奇特异常，宇内诸邦钦伏。自□□□□□帝（唐玄宗）蒙尘，史思明［之子朝义］□□□□□□□□□□□
【第7行】使，币重言甘，乞师并力，欲灭唐社。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统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齐驱，克复京洛。皇帝（唐代宗）□□□□□□□□□为兄弟之邦，永为□□□□。可汗（牟羽可汗）乃顿军东都，因观风□□□□□□□□□□□□□□［法］
【第8行】师将睿息等四僧入国，阐扬二祀，洞彻三际（与过去、现在、未来对应的前际、中际、后际。即摩尼教的基本教义）。况法师妙达明门，精通七部，才高海岳，辩若悬河，故能开正教（摩尼教）于回鹘。（以下略）
看了上面引用的两种文字的碑文以后，我们便可以知道，粟特语碑文和汉文碑文完全不对应。尤其是关于由谁派遣使者携带文书向回鹘求援一事，在粟特语碑文中说的是唐朝皇帝，而汉文碑文中则是史朝义。尽管由于汉文碑文的破损，碑文上只能认出“史思明”的名字，但根据汉籍史料了解到的事件过程来看，在史思明之后的破损处补上史朝义的名字应该没有问题。进而，我们若再基于汉籍史料中已经弄清楚的史实，还可以知道介入安史之乱的回鹘可汗是第二代的磨延啜（葛勒可汗）和第三代的牟羽可汗。
前者是在756年受到肃宗的邀请之后，立即出动了军队赶到肃宗的“行在”灵州（灵武），保证了附近的鄂尔多斯的安定。不仅如此，磨延啜还在次年即757年，向唐朝派遣了相当于回鹘皇太子的长子叶护统率援军，在夺回长安、洛阳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此，牟羽可汗在762年秋天虽然受到史朝义的诱惑，为侵略唐朝而亲自率领大军南下，但是最终还是接受了继承肃宗大位的代宗之劝说倒向唐朝，作为盟友与唐军一起行动，挺进洛阳，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终结。
另外一方面，虽然汉籍文献史料中完全没有提及，但根据《哈喇巴喇哈逊碑》的汉文碑文第7—8行的记载来看，牟羽可汗在洛阳一带滞留期间结识了摩尼教僧侣，并在763年将他们带回了回鹘，由此开启了回鹘摩尼教的历史。
从新发现的回鹘文书残片来看
通过上面介绍的情况，反映出在《哈喇巴喇哈逊碑》这种偶尔残存下来的极为少见的回鹘方面的史料中，却意外地保存着一些在信息量极大的汉籍史料中也没有记载的史实。同样的状况还见于其他事例。最近我在吐鲁番文书中就发现了一些回鹘自己所写的，关于安史之乱以及摩尼教的回鹘语零星史料，即为现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的编号Mainz345号残片。兹译述如下：
Mainz345 正面
（前缺）
（1）……中国［的天子？是京兆？］
（2）从城市往外［逃出？西方的？远？］
（3）去了土地（蒙尘）。于是中国［的天］
（4）从儿子的地方也多次［来救援之军？］
（5）一边请求着，他的求援文书送到我处……
（6）来求援了。“现在［敌人攻来？可是］我处”
（7）“汝等，知道吧。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国家。”（天子的话）……
（8）……时，我……
（9）……军……
（10）……留下了……
（后缺）
Mainz345 背面
（前缺）
（1）……乌德鞬山［的超凡力量］……
（2）……的期间（另一方面），又
（3）在［吉辰］吉日，对（国家和宗教）双方
（4）从［具有完全的支配权的？］神圣的牟羽王处，有上座（？）
（5）……以［将］军为首三十人的大
（6）附属于［司令官？］的士兵们神圣的马尔·纳乌·
（7）［卢旺慕］阇之处，来了使者。
（8）……神圣的慕阇那时候……
（9）……了。另外……
（后缺）
如果将上面的内容概括一下，正面是记述回鹘介入安史之乱之事，背面则记载了把摩尼教引入回鹘的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教团的关联。倘若进行一些大胆的推测的话，似乎反映了下述内容：
正面1—3行说的是756年玄宗皇帝（以及其后的肃宗皇帝）逃离长安“蒙尘”；第3—7行讲唐朝皇帝向回鹘致书求援；第8—10行则谈到了回鹘军出兵唐朝，但这部分文字缺损很严重。接着背面的第1—2行记述了牟羽可汗从突厥圣山乌德鞬山获得了超凡的力量（威灵、守护神）而成为权威，其正统可汗的合法性也得到保证；从第3行以下，则谈到了牟羽可汗接受（或者是打算接受）摩尼教，并与摩尼教教团最高级别的高僧慕阇马尔·纳乌·卢旺进行交涉的情况。
这里提到的慕阇，不用说，就是指在《哈喇巴喇哈逊碑》的粟特语碑面文字中见到同一个人物，和《牟羽可汗摩尼教改宗始末记》所见到的慕阇恐怕也是同一人物。“慕阇”乃是涵盖回鹘在内的整个摩尼教东方教区唯一的最高领袖。一般认为，当时他的驻锡地（大司教座）第一是高昌，第二是焉耆。
很容易看出，文书正面第5行的“他的求援文书”相当于《哈喇巴喇哈逊碑》的粟特语第9行“于是言语（求援文书）来了。（写着）下面的内容：‘请从苦难中解救我们！请援助我们！’作为神的王听到了这个言语时，遂亲自与强大的军队一起推进到了天子的居所”中所提到的中国天子的“言语”。
文书正面第2—3行的记事与《哈喇巴喇哈逊碑》的汉文碑面第6行所见到的“蒙尘”对应。虽然玄宗皇帝的“蒙尘”作为史实来说乃是磨延啜时代发生的，而且磨延啜自己的纪功碑《希内乌苏碑》也正确地记载了此事。然而此文书和《哈喇巴喇哈逊碑》中却都将此事归于牟羽可汗时代。此外，在《哈喇巴喇哈逊碑》的粟特语碑面中记载说，求援文书只来了一次，而且是牟羽可汗时代之事，而在这件文书中却说“多次”来求援。毋庸赘言，这里说“多次”，是因为将肃宗向磨延啜求援、代宗向牟羽可汗求援合在一起来叙述了。肃宗向磨延啜求援很可能有过多次，但代宗向牟羽可汗的求援，从时间上来看恐怕只有一次机会，而且是在牟羽可汗已经从蒙古高原南下以后，即牟羽可汗只可能是在唐朝本土境内接受了代宗的求援。因此，这个断简里提到的“多次”接受求援的可汗显然不是只有牟羽可汗一个人。
牟羽可汗出兵南下，本来就是应乱军领袖史朝义的邀请，而不是应唐朝方面的邀请。所以，这件文书的正面所记载之事，在理论上只能是磨延啜的事迹。
磨延啜的功绩为何遭到抹杀？
客观地来看，磨延啜和牟羽可汗两个人都对唐朝有过大恩，要判断谁的功劳更大的确比较困难。然而倘若考虑到牟羽可汗的可敦只是唐朝臣子仆固怀恩的女儿，而磨延啜的可敦宁国公主则是肃宗皇帝的亲生女儿这一点的话，甚至可以认为，就回鹘来说理当对磨延啜评价更高。
但是，在《哈喇巴喇哈逊碑》中谈到介入安史之乱的有功之人时，却清一色地都是在赞扬表彰牟羽可汗，完全抹杀了磨延啜的功绩。根据我和吉田丰的复原方案来看，在《哈喇巴喇哈逊碑》汉文碑面中，谈及磨延啜的内容包括十九个字的即位记事以及接下来叙述其事迹的八字记载，总共只有二十七个字，而关于牟羽可汗的事迹却花费了四百多字的篇幅。两者的待遇可谓天壤之别。
在回鹘历史上，如果磨延啜真是没有值得表彰的功绩的话，自然另当别论。然而我们通过前文的叙述，已经了解到了其在与唐朝的外交关系方面取得的成果。除此之外，在漠北地区，磨延啜不仅在对外方面先后取得了对西北方叶尼塞河上游的结骨及黠戛斯、西方阿尔泰地区的葛逻禄的赫赫战功，极大地扩充了回鹘的版图；而且磨延啜在对内方面，在蒙古草原的重要据点先后建立了《希内乌苏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三大碑，并推动了在鄂尔浑河畔建造都城窝鲁朵八里，进而还为了粟特人和汉人，沿西北的色楞格河支流处建造了巴依巴里克城（富贵城）。简言之，在回鹘历史上，磨延啜乃是一位绝不比其子牟羽可汗逊色的伟大人物。既然如此，那么为何两者在《哈喇巴喇哈逊碑》中的记载分量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在我看来，主要当有下述原因。
创建回鹘帝国的药罗葛氏这一王族的血统到第六代就中断了，阿跌氏的骨咄禄将军（即宰相颉于迦斯）通过不流血的革命——受到国人拥戴——这种形式即位，成为第七代怀信可汗。也就是说，从795年开始，王统由药罗葛氏转移到了阿跌氏。《哈喇巴喇哈逊碑》是继承怀信可汗的第八代保义可汗所作，是为了弘扬先祖和自己功绩的纪功碑，所以从一开始，保义可汗就对药罗葛氏的前六代可汗的事迹十分冷淡。
前面提到，第四代可汗顿莫贺达干依靠发动政变，杀害了牟羽可汗以及可汗身边的大量粟特人而即位。在成为第四代可汗以后，他对摩尼教实行了迫害政策。而且这种对摩尼教的迫害在第五代至第六代可汗时期也一直持续。直至阿跌氏的怀信可汗时代，摩尼教才终于再次恢复，并进一步真正成为回鹘的国教。在这种情况下，《哈喇巴喇哈逊碑》实际上单就为了最大限度地颂扬现任可汗的功绩，也需要将该碑建成一座不仅是追溯建国以前历史的历史性的纪念碑，同时也要叙述摩尼教的历史，以期待日后不断发展壮大。正出于这一原因，对于在回鹘的摩尼教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牟羽可汗，尽管与保义可汗的血统相异，《哈喇巴喇哈逊碑》还是例外地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记述。
通过《希内乌苏碑》中关于建设富贵城的相关记载可以知道，磨延啜与粟特人的关系虽然也很深，但是由于他与粟特人传来的摩尼教没有关系，所以在《哈喇巴喇哈逊碑》中没有受到称赞。这种做法反映了第七代怀信可汗以降，历史上唯一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国家——阿跌朝回鹘帝国以及直接继承其衣钵的西回鹘汗国（9世纪后半期至13世纪初）初期——对于此事的正式态度。如果这一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把征讨安史之乱以及引进摩尼教的功劳全都归结为牟羽可汗的方针，也应该说是受国家以及王朝全面保护的回鹘摩尼教团的立场。因而，其后在叙述回鹘时代以后的摩尼教历史时，回鹘正式文献的记载全部统一了口径。
实际上大凡正式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不管古今中外，一般都要力图掩饰对自己不利的事实。回鹘的《哈喇巴喇哈逊碑》也不例外。尽管牟羽可汗的南征实际是响应史朝义的邀请，目的是为了与史朝义一起创建新的“征服王朝”而出兵，但是该碑文中却记载说，牟羽可汗从一开始就将史朝义的邀请看作对唐朝忘恩负义的行为，给人以牟羽可汗自始至终完全站在唐朝一边的印象。另一方面，在中国方面的史料中，与此类似的省略或者基于中华中心主义而曲笔写史的现象也不胜枚举。
在此略举一例，根据《哈喇巴喇哈逊碑》粟特语碑面以及Mainz345的记载，我们知道唐朝向回鹘求援乃是紧急关头的无奈之举，然而汉籍史料中的说法却截然不同。《旧唐书·肃宗本纪》至德元年（756年）八月条中，在记载肃宗九月派遣敦煌王和仆固怀恩等前去回鹘求援前，先说回鹘及吐蕃首先来到唐朝“请和亲，愿助国讨贼”。《新唐书·回鹘传》尽管没有写具体的月日，却也说是先有回鹘来请愿，然后唐朝才派遣了敦煌王和仆固怀恩。这种记载可笑之极，请求和亲的只能是唐朝方面，而绝对不会是回鹘或者吐蕃。
* * *
注释
[1]《哈喇巴喇哈逊碑》在中文中通常称作《九姓回鹘可汗碑》。此外因其建于保义可汗时期，故也被称作《保义可汗纪功碑》。
[2]由于本书原著是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著作，所以上述引文在原著中都是现代日语译文，而且都没有分段分行。译者在此则直接从森安孝夫先生发表于其他论著中引用了经过笔者校订过的汉文碑文。详细参见森安孝夫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33-34页（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5年2月）。
改变对安史之乱的看法
中国史的分水岭
8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此迄今为止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帝国不仅失去了西域，而且在本土也陷入藩镇（节度使、观察使等）割据的状态。与帝国的前期（初唐、盛唐）相比，尽管唐朝的实际统治领土大为缩小，却在急速发展的淮南至江南的农业经济的支撑下，又继续保持了足以与前期匹敌的近一个半世纪的生命力。倘若从国家的常备军这一角度来观察问题的话，在唐代前期，常备军是靠面向所有民众的租庸调制这种徭役来维持。而安史之乱后则不同，国家乃是基于重视课税的两税法以及食盐专卖、商业税等间接税得到的税收来雇佣常备军。
根据中国史研究者们的杰出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已经从一个自己筹措调配军事力量的武力国家，转变成了一个用金钱来购买和平的财政国家。事实也的确如此，换言之，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为避免误解，我以为安史之乱以后似乎不应该继续使用“大唐帝国”这一称呼。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把视角从中国转向欧亚大陆
在我看来，安史之乱不单单是唐代历史的分水岭，甚至也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历史，进一步说，是整个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可是，历来的研究在涉及安史之乱的起因时，一般提出的原因大致如下：诸如由于宰相李林甫讨厌科举出身的政敌，所以积极启用安禄山这样的异族武将担任边境节度使等（煽动胡汉对立的李林甫恶人说）；因为玄宗宠爱远方的安禄山，导致安禄山与玄宗身边的皇太子以及宰相杨国忠（杨贵妃一族）之间权力相争；被怀疑具有反意的安禄山，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选择；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与杂胡化的河北地区的对立等等。上述这些看法全都是来自中国史视点的评价，而且几乎都是负面评价。
最近数年来，我通过与之前完全不同的角度，对粟特人、突厥人、粟特裔突厥人为主角的8世纪康待宾和康愿子之乱、安史之乱、仆固怀恩之乱、8世纪至9世纪河朔三镇的动向，以及进入10世纪以后五代的沙陀诸王朝与辽帝国（契丹）的成立等一连串的动向进行重新考察，注意到承担上述事件以及动向的主角都是中央欧亚的势力，因而与通行学说截然相反，我一直在提倡或呼吁应该给予安史之乱以正面的评价。这里所说的中央欧亚诸势力，主要指的是中央欧亚的蒙古人种阿尔泰裔（主要是突厥裔，也包括奚、契丹等蒙古裔）的骑马游牧民族和白色人种的伊朗裔粟特人，以及由其混血形成的游牧的、军事的、商业性的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