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所谓“马价绢”是指具有一定规格的平绢，并不是锦、绫、罗及金襕等高级绢织物。而且绢马贸易的行情是一匹马相当于二十五匹平绢。当然，这里的平绢只是一个计价基准，平绢与那些高级绢的换算行情也是固定的。实际上支付马价绢时，不仅用平绢，可能也包括大量的高级绢织物，具体的情况我们尚不清楚。另一方面，石见清裕的研究弄清楚了一点，即对朝贡品的回赐和作为岁币由唐朝输送到外国的绢织物都是关乎唐朝的国家威信和面子的最高级的物品。石见清裕还推测，在被称作“互市”的民间贸易中使用过的货币“帛练、蕃彩”也可能是高级品。
游牧民族用马价绢购入的商品之中，最有名的是金银器。关于突厥、回鹘等草原世界的王公贵族们是如何喜好金银器这一方面的情况，不仅在正史的突厥传、回鹘传等汉籍史料中可以见到，在以希腊语写成的东罗马使者的报告中也可以见到，而且在蒙古、图瓦、南西伯利亚、天山等地出土的实物也证实了这一点。最近，在位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畔的突厥毗伽可汗庙中，土耳其的考察队发掘出了许多金银器（参照附图）。由于是在自己的远祖之地的发现，据说这一考古大发现曾在土耳其国内引起了轰动。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不少名品，似乎也包括来自唐朝的岁赐品。其中想必也包含着不少来自唐朝都城、吐鲁番、库车、索格底亚那等地的商人用流入草原世界的马价绢，结合自己的嗜好而大量购买的财宝吧。
粟特人带来的物品 银质水壶，被誉为是粟特银器的杰作。该水壶上面的图案描绘的是长着双翼的骆驼（守护神）。高39.7厘米，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美术馆藏
奴隶与粟特金融资本
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就是在本书第五章中重点谈过的粟特奴隶。以前，我一直为下述这样一个问题而感到惊讶和困惑，即在经过很多年之后，作为大量的马——从数万匹到十万匹以上的马——的回报，流入突厥帝国及回鹘帝国的绢织物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即便金银器、宝石、香料、高级织物之类价格再高，在人口很少的游牧国家，上流阶级在使用或者浪费方面也会有一个限度，否则恐怕绝对无法取得收支上的“均衡”。我很怀疑前文引用的帕米尔山中识匿国的事例，难道用不完的马价绢就真会听任其堆积在仓库中腐烂吗？
但是现在，倘若我们假定在这些作为回报的商品中有大量奴隶的话，那么多年的谜团就可以迎刃而解。从北朝到隋唐，中国从西域迎来了许多艺人、音乐家、画家、工匠、医生等，促使了文化交流之花的绽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草原游牧民世界里也应该有着相应的豪华生活，所以即便出现下面这样的场景也绝非不可思议之事：在铺设着绒毯，覆盖着高级锦绣的漂亮帐篷之中，衣着华丽的王公贵族及其妻妾们用金银器和精美的玻璃杯，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欣赏着西域传来的歌舞音乐以及杂技表演。与中国的宫廷一样，在草原上也是既有从事歌舞音曲行业的奴隶，也有因其美貌而成为妻妾的奴隶，西域的音乐以及各种文化也深入渗透到了草原的贵族们之中。
在这里，时代稍稍往前回溯，我想起了下述两个事例。据《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和《通典》卷一四二《乐二》的记载，北周武帝从突厥第一帝国迎娶阿史那氏之女作为皇后时，西域诸国的随员也一起来到了北周。其后，据说长安开始盛行起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来。也就是说，在突厥宫廷之中早已存在演奏这些音乐的乐团，而为了经常性地维持这些乐人，大量的马价绢遂被消费掉了。
另外，武后一族的武延秀为了迎娶突厥阿波干可汗的女儿而被派遣到突厥的时候被扣留下来，在突厥滞留了一段时间。于是他不仅学会了突厥语、突厥舞，还学会了胡旋舞。正因为如此，武延秀回国以后被宫廷中的宠儿安乐公主看中，并成为其夫婿。这件事也反映出突厥有着能够教授和学习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土壤。所以，即便从唐朝宫廷的角度来看，突厥宫廷的文化水准也并不落后。
在隋唐时代，西域胡人的代表粟特人，以贸易伙伴的身份大量涌入北方草原的霸者（突厥以及回鹘）的地盘，并形成了殖民聚落，甚至建起了城市。他们与突厥及回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给突厥和回鹘带去了粟特文化，自身也逐渐被游牧化，其结果是在当时形成了应该称之为粟特裔突厥人、粟特裔回鹘人的新族群。在东回鹘时代，这些纯粟特人或者半粟特人为了帮助自己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往往诈称自己是回鹘人，这种情况在牟羽可汗时代的汉文典籍中已有很清楚的记载。正如前文所述，牟羽可汗在被政变推翻时，与他一起被杀的党羽以及身边的粟特人合起来就有两千人之多。
一段蛰伏期之后，从第七代可汗怀信可汗的时期开始，回鹘的粟特人与摩尼教僧侣在史料中逐渐活跃了起来。粟特商人再次成为绢马贸易的中介者，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摩尼教寺院——那些在回鹘压力下建立在唐朝各大城市里的摩尼教寺院。粟特商人将这些摩尼教寺院作为住宿设施、仓库、银行，有时还将其当作紧急避难所而加以利用，在这个过程中，终于掌握了唐朝本土相当部分的金融资本，通常被称为“回鹘钱”，也就是所谓“回鹘金融资本”。海内外很多学者都按照字面之意，将此看作回鹘人商人化的结果，其实不然。实际上应该将这些“回鹘钱”称为粟特金融资本，因为没有任何经验的游牧民是不会突然变身成为国际商人的。关于这一方面，我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发表的拙稿《“丝绸之路”的回鹘商人——粟特商人与斡脱商人之间》（『「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あいだ』）中已有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末章
唐帝国的黄昏
中亚史上的“关原之战”[1]
唐、吐蕃、回鹘的短期三足鼎立
如果要说起中亚历史上的“关原之战”，一般都会举出公元751年在唐朝和大食（阿拔斯王朝）之间发生的“怛逻斯之战”来吧。
可是，倘若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失败一方的唐军最高负责人安西都护（或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没有被立即处死呢？事实上，他虽然被调离了职务，但并没有被剥夺官位，其后仍活跃在其他地方。高仙芝被问罪处刑是到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他作为讨伐军的副将在陕州期间，面对洛阳落入敌手这样的重大失利却满不在乎地退到了潼关，引起了玄宗的震怒。也就是说，对于玄宗来说，怛逻斯战役的失利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件（前岛信次说）。
就像为了证明这一点一样，怛逻斯之战以后驻留西域的唐军士气很高。753年，封常清取代高仙芝进行指挥，唐军夺取了大勃律（今克什米尔巴控区的巴尔蒂斯坦），此地是吐蕃从帕米尔高原进军中亚的桥头堡，唐军取得了赫赫战果。其后唐朝之所以不得不退出中亚，乃是由于安史之乱爆发无法继续维持对西域的经营，更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变成了一个小中华王朝。本土尚难以自保，已经完全看不见以前曾有过的大唐帝国的雄姿了。
倘若怛逻斯之战真是划分天下的决定性战役的话，那么作为胜利者的大食为什么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推行伊斯兰化呢？实际上，大食当时毫无余力推进此事。大食在怛逻斯之战中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原来依附于唐朝的突厥裔游牧民族葛逻禄倒戈大食而已。欢迎加入得到书社，微.信:whair004.罗辑思维，得到APP，樊登读书会，喜马拉雅系列海量书籍与您分享
在我看来，决定中亚大局的“关原之战”，应该是在8世纪末叶，以东部天山北麓为舞台，爆发于回鹘和吐蕃之间的北庭争夺战。
吐蕃帝国和回鹘帝国分别位于唐帝国的南北两侧，两者围绕北庭发生冲突，则是在安史之乱结束以后的763年。吐蕃在一个世纪前征服吐谷浑、占领青海地区以来，经常把与唐朝的边境问题发生摩擦当作扩大领土的契机。乘着唐朝因安史之乱而陷入混乱的绝好机会，吐蕃占领了河西、陇右地区，而且在763年十月还一度占领了唐都长安，发展到了扶植起傀儡政权的地步。
另一方面，与此几乎同一个时期，唐朝镇压安史之乱中最大的功臣仆固怀恩，因为出身和回鹘同属九姓铁勒的仆骨（仆固）部，加之自己的亲生女儿是回鹘牟羽可汗之妃，因而被唐朝怀疑有谋反的嫌疑。在这种情况下，仆固怀恩进退两难，终于与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等携起手来向唐朝举起了叛旗。实际上，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中央欧亚型国家（所谓征服王朝）成立的萌芽。然而这次叛乱在765年仆固怀恩病死后，因吐蕃与回鹘的对立而宣告终结。回鹘与吐蕃决裂，再次靠拢唐朝并与唐朝联手大破吐蕃军队，从而形成了双雄对峙的局面。在此以后，回鹘与吐蕃遂成仇敌。
回鹘对吐蕃的北庭争夺战
公元789年至792年，回鹘与吐蕃之间爆发了北庭争夺战。关于这场战争，不仅一般人，甚至连学术界也不太知道。而关于其结局，认为吐蕃是胜利者的看法甚至被颇具权威的《亚洲历史事典》（平凡社）所采纳。在安部健夫发表了回鹘乃是北庭之战胜利者的学说以后很长时间，海内外的学术界仍然是吐蕃胜利说占有优势地位，甚至近年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也受其影响，将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划为吐蕃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安部健夫的学说存在着较大缺陷。为了弥补安部说的缺陷，我对“北庭之战的胜者是回鹘”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目前，回鹘胜利说已经逐渐成为学界的定论。
贯穿整个8世纪，在中央欧亚中心区域（狭义上的中亚）围绕霸权展开争夺的一共有四方，即东边的唐帝国、南边的吐蕃帝国、西边的伊斯兰帝国（大食，前半期是倭马亚王朝，后期是阿拔斯王朝）以及北边突厥系统的帝国（最初是突厥第二帝国，中叶以后是回鹘帝国）。进入8世纪后半期，西边的伊斯兰帝国鞭长莫及，没有余力翻越帕米尔高原；东边的唐帝国则因安史之乱的影响，不得不放松对西域的控制，剩下的就只有北边的回鹘和南边的吐蕃了。在这两者中间，回鹘因镇压安史之乱与唐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吐蕃则处于与唐朝敌对的状态。
作为唐太宗至玄宗时代统治西域的遗产，在塔里木盆地、吐鲁番地区的直辖领地西州及所谓安西四镇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还留有唐朝的守备部队。但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了连接西域和内地的河西走廊，切断了唐军的补给线，成为当时唐朝的一个难题。781年，唐朝的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和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借由所谓“回鹘道”，即从天山北路迂回到漠北的鄂尔浑河流域，向唐朝本土派遣了使者，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回鹘觉得此事是奇货可居，曾强行对位于天山东部的北庭以及周边的游牧民族进行掠夺。
另一方面，从764年夺取凉州以后，吐蕃逐步向西推进，786年攻占了唐朝在河西的最后一个孤立无援的据点沙州（敦煌），从而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其后吐蕃开始正式向罗布泊—和田地区的塔里木盆地南缘（西域南道）一带推进。而且在789年，吐蕃军队率领在天山北路的葛逻禄、白服突厥的军队袭击北庭地区。吐蕃先是取得了对回鹘军队的胜利，将其赶回了蒙古高原。此前，投靠回鹘的沙陀突厥也投降了吐蕃。其后一直到792年，吐蕃与回鹘双方互有进退，拉锯式的反复交错。但是如前所述，最终的胜利者是回鹘。
麻扎塔格（神山堡） 位于西域南道和田北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吐蕃古戍堡。笔者摄
整个天山东部，包括吐鲁番盆地在内，在这次北庭争夺战以后都被纳入了回鹘帝国的势力之下，或者说置身于其影响之下。而且，塔里木盆地以北（按照丝绸之路来说就是，草原之路和沙漠绿洲之路的西域北道）归回鹘领有，而塔里木盆地南边（沙漠绿洲之路的西域南道）—河西走廊—陇右以南由吐蕃统治。唐朝退场以后，中央欧亚东部出现了南北分治的局面。在米兰遗址（今新疆若羌县境内）以及麻扎塔格遗址（位于和田以北的沙漠中）发现吐蕃古戍堡绝非偶然。
* * *
注释
[1]“关原之战”即公元1600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与丰臣秀吉的遗臣石田三成等人为首的“西军”在“美浓国不破郡关原”（今日本岐阜县不破郡关原町）展开的一场决战。结果德川家康一方取胜，从而奠定了德川氏的霸权，成为象征德川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性战役。在日本通常多以“关原之战”或“关原”这一地名来比喻决定胜负或命运的重要战役或关口。
三国会盟与回鹘西迁
唐、吐蕃、回鹘的三国会盟
821—822年，唐朝与吐蕃会盟缔结和约之事，通过保存在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等汉籍史料而为大家熟知。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匈牙利学者塞尔布（J. Szerb）和日本学者山口瑞凤根据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以及后世的藏文史料，还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推论，他们认为当时不仅在唐朝和吐蕃之间，而且在回鹘与吐蕃之间也缔结了和约。更由于唐朝与回鹘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已经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唐、吐蕃、回鹘之间形成了三国会盟。就能够证明这一状况的史料来说，无论在唐朝方面的史籍中，还是在回鹘方面的史料中都没有发现任何记载。可是，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东部，唐、吐蕃、回鹘这三个国家举足轻重，如果三方实现了会盟的话，那么将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因而，唐朝或者回鹘方面都没有发现谈及这一问题的史料这一点，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
于是，我开始追究这一问题，其结果在法藏敦煌文书残卷伯希和3829号文书中发现了“盟誓得使三国和好”的记载，我推测这条记载应该就是正确记述这次三国会盟的唯一汉文文书，并在1987年发表的综述性论文中论述了这一点。到了1997年，中国学者李正宇的论文中提出，即圣彼得堡收藏的敦煌文书残卷（Dx.1462）与伯希和3829号文书完全可以衔接起来，这一结果证明了我当初的推测。也就是说，两件文书乃是同一件文书的上下两半。结合复原后的完整文章来看，我们不仅知道三国会盟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了解到当时吐蕃的领土一直扩大到了河西走廊北方的额济纳地区，额济纳附近是当时的国境线。
如果将这一新事实与我有关北庭争夺战结果的学说，以及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看的话，那么在此我们几乎可以正确地描绘出9世纪20年代唐、吐蕃、回鹘的国境来。见附图《唐、吐蕃、回鹘三国会盟时的疆域》这一示意图。连接今天的甘肃省清水县（秦州、天水）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原州）的南北线乃是唐朝和吐蕃的边境线，到额济纳是吐蕃领土，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东南部以北地区属于回鹘领土。也就是说，东西走向的戈壁沙漠是隔开唐、吐蕃、回鹘的天然分界线。
天然国境不变
与上述问题关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戈壁阿尔泰山脉东南部的塞福莱（Sevrey），与《哈喇巴喇哈逊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同样，以回鹘语、粟特语、汉文三种语言文字记述的《塞福莱碑》至今仍在。以下是我们在当地进行考察时的记录。
《塞福莱碑》在塞福莱村的东南边约六公里处，位于兹仑山脉和塞福莱山之间宽七八公里的南向斜面状平原的正中间。该平原是一块半沙漠状态、地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略显陡峭的斜面向南方延伸五六公里下去，与半沙漠状的大平原连在一起。在遥远的前方约数十公里之外，矗立着弗伦·哈南山脉以及诺彦山。
唐、吐蕃、回鹘三国会盟时的疆域
倘若骑马的话，很容易就可以翻越这些山地，其南侧则通向中国甘肃省的额济纳河（黑河）下游。北侧平原的远处可以看到一些较低的山脉，在这一方向的前面则是真正的沙漠，据说开车过去比较困难，但如果是骑马过去则没有问题。该沙漠的对面就是翁金河下游地区，所以就这块平原的位置来说，实际上正好处在蒙古本土中央的鄂尔浑河流域前往中国的额济纳河流域的途中。
现在这一带仍然是蒙古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地带，据说为了购买羊毛及羊绒，中国的商人们就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蒙古的。他们先用一天的时间，开着吉普车穿过北边的沙漠，到达翁金河流域的阿尔拜赫雷（蒙古国的城市），然后通过高速公路直奔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唐代史籍中见到的“花门山”“花门山堡”，即从河西走廊前往回鹘的入口位置，我想就是指这一带吧。
根据现存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来看，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和约，本质就是要划定两国的国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以为《塞福莱碑》的性质一方面应该是回鹘为了纪念这次三国会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昭示回鹘的领土范围，即向内外宣告从蒙古高原的中央南下一直到这一地区都是回鹘的领土。此外，这次三国会盟之所以能够实现，当是由于8世纪末北庭争夺战的胜者是回鹘，且其后回鹘一直维持着在天山地区的立足点。
倘若回过头来观察一下，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汉朝将匈奴势力从中国北部到河西走廊的农牧接壤地带驱逐出去以后，戈壁沙漠成为汉朝与匈奴的分界线；而在元朝退居蒙古高原以后，明朝与蒙古残余势力，即北元的分界线也是戈壁沙漠。也就是说，天然的国境是一个不变的东西，而戈壁沙漠没有成为国境的时代，则只有蒙古帝国、元朝以及清朝这样一些中央欧亚型国家（征服王朝）统治的时代。
西回鹘王国的诞生
9世纪30年代末，回鹘帝国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和持续的内讧，所以当840年受到黠戛斯的入侵时，回鹘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回鹘瓦解以后，大量的回鹘人逃离了蒙古高原。向南方逃出的回鹘人到达中国北部内蒙古的阴山地区，但却不被唐朝当地所接受。回鹘与唐朝反复冲突的结果则是，这一部分回鹘人作为一个族群来说，大体归于消灭。
另一方面，逃往西方的回鹘人足足超过十万之众，他们到达了从8世纪末开始已经成为其势力范围的天山东部。在此地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在850年之前建立了以焉耆为首都的西回鹘王国。身为游牧民族的回鹘，并非从一开始就要将根据地放在位于绿洲农业圈的吐鲁番盆地。与夏季的首都北庭并列，高昌成为西回鹘的冬季首都则是从9世纪末或进入10世纪以后之事。此外，还有一支回鹘人通过花门山到达河西地区，他们首先是靠着额济纳方面从事游牧生活。到了9世纪40年代，由于吐蕃帝国内部瓦解，吐蕃人从河西走廊撤退，这支回鹘人南进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
如果是回鹘在之前的北庭争夺战中失败，失去了天山东部的话，那么这次被黠戛斯击败以后，残余的回鹘部众自然就不可能大举涌向这一地区。正因为之前回鹘一直控制着这一区域，所以由此开始的西回鹘王国的历史才得以在此地一直持续到蒙古帝国兴起。而且，正是在西回鹘王国的统治之下，狭义的中亚东部才开始了突厥斯坦化的进程。显然，北庭争夺战在中亚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正因为胜利者是突厥系统的回鹘，所以其后的中亚才出现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突厥化进程。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区域或许将不是成为“突厥斯坦”，而是成为“吐蕃斯坦”，或许至今还是藏传佛教圈中的一员。
粟特人的行踪
粟特人以及粟特语、粟特文字曾多次在本书中扮演主角。那么，它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消失的呢？我在第二章里已经略微提到，粟特人的老家索格底亚那于8世纪中叶被纳入阿拔斯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其后，随着中亚的伊斯兰化的展开，粟特人宗教及文化的独特性逐渐开始失去。尤其是到了萨曼王朝时期，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波斯语成为主流，这种近世波斯语与现在的塔吉克语相联。另一方面，喀喇汗王朝以后，在突厥系统的伊斯兰诸王朝的治下，随着突厥化的进展，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突厥语开始成为支配性的语言。
根据喀喇汗王朝的大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百科全书《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述，在西部天山的北麓，截至11世纪还可以见到本土的粟特人，他们操粟特语和突厥语两种语言，穿突厥的服装，行事也是突厥的习惯。尽管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将粟特文字传承下去，然而粟特文字在一两个世纪以后还是消失了。不过尽管如此，在从粟特语的Sart，“商队”一词派生出来的“撒尔塔克、撒尔塔兀勒”，即被汉文称作“回回商人”的突厥裔以及波斯裔的穆斯林商人之间，仍然保留着很多混血的前粟特人的痕迹。
当西突厥斯坦的城市以及平原地区的语言都已彻底转换为突厥语和波斯语以后，在附近的山区好像还零星地保留着一些粟特语。20世纪后半期，泽拉夫尚河上游的雅格诺布峡谷有大约三千人操雅格诺布语，则是粟特语唯一的幸存。
另外一方面，在唐代，进入丝绸之路东部的粟特人后裔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他们绝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要么仍然扮演着支撑商业经济的角色，要么作为武人，先后活跃于西回鹘王国以及甘州回鹘王国，甚至五代的沙陀诸王朝。
前者的典型是西回鹘王国的粟特商人，确切地说，是粟特裔的回鹘商人。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里保存有回鹘的佛教壁画，按照我的新说，这些壁画当属10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的作品，而且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在这些壁画中，有一幅画可以断定是属于11世纪至12世纪的柏孜克里克第20号窟的《誓愿图》，其中所描绘的商人的外貌完全是具有白人特征的形象——红发碧眼、高鼻、深目、多毛，而这些商人形象正是留存到现代的粟特人最后的形象。
总而言之，粟特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融汇进了其他民族之中。粟特人带来的粟特文几乎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回鹘文，而回鹘文到了13世纪则成为了蒙古文。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少许加工改良，蒙古文又变成了满洲文。因此可以说，甚至连中央欧亚型国家的清朝也承袭了粟特文化，而内蒙古自治区所使用的蒙古文正是留存至现代的粟特文化遗产。
图中插有粟特语摩尼教书简的工艺画 象征摩尼教的白冠被置于生命之树上面。明显受到了佛教绘画的影响。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吐鲁番博物馆藏
《誓愿图》中的粟特人 屈膝于佛足之下的粟特商人风貌。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中描绘的最后的粟特人。可同时参照本书第一章相关部分
后记
那种认为近代文明的源头在西欧的观点是一种很短视的想法。包括新大陆在内的全球世界形成之前，在欧亚大陆世界中，各地区诸民族、诸政治势力乃是从约三千年前骑马游牧民族登场以后就开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之浪潮产生于某个地方，随后时而迅猛时而缓慢地向世界各地波及开来，而近代欧洲世界，只不过是发生在这种长期波动末梢的一个结果而已。
倘若按照现行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做法，即围绕所谓孕育出四大文明的埃及、西亚、印度、中国以及紧接其后发展起来的地中海周边的历史为顺序进行分别叙述的话，则完全无法使读者真正理解世界历史的大趋势。因为这样做会遗漏掉下述内容：一是近代以前拥有地面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央欧亚游牧骑马民族势力的动向，还有将上述各个文明圈连接起来的中央欧亚与南海，而这些也就是广义上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我们在构筑叙述世界历史时，绝不能将游牧民族曾经活跃的地区——中央欧亚世界的历史排除在视野之外。
此外，所有人类都是先出现于非洲，然后由此向全世界扩散开来，倘若从这一人类史的立场来观察的话，那么中央欧亚的历史直接连接着西亚史、地中海世界史、欧洲史、印度史、东亚史，而且与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起源问题相关。在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以前的世界史上，中央欧亚由于拥有丝绸之路这一纵横东西南北的交通网络，所以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本书的具体目的，正如书名以及内容所显示的那样，就是力图在欧亚大陆的历史长河之中，给予堪称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王朝——唐（唐王朝、唐帝国）以一个定位。企图从唐帝国与游牧国家（尤其是鲜卑、突厥、回鹘）的关系，以及唐帝国与丝绸之路的关联之中，来对这个帝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本书一方面尝试考察距今三千年到五千年左右的前近代欧亚大陆世界史的主角，游牧骑马民族之动向，并且努力探讨丝绸之路——当时人物、事物、信息、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之重要性；另一方面则试图从大局上来对唐帝国的本质加以把握。与此同时，我还想在本书中描绘出这样一个场景，即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北朝、隋、唐这样一些鲜卑系统的朝代（拓跋国家）来说，唯有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这个“丝绸之路东部”才是其政治（军事）的热门舞台，也是其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最前线。而且坦率地说，我还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得到读者的理解，那就是由于本来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是多元性的，所以对于今后的人类来说，无论是西方中心史观还是中华中心思想，这些无疑都是民族主义的，我们必须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偏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毅然诀别。我在本书中试图表述出来的上述这些可称为二重或三重的意图，不知究竟能够得到读者多大程度的理解与共鸣。
真正称得上“世界史”，或者与“世界史”之名相吻合的最早的历史书籍，乃是蒙古帝国时期伊利汗国宰相拉希德丁（又译作拉施特）于14世纪初编纂的《集史》（又译作《史集》）。此书成于蒙古时代的西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早的“世界史”既不是产生于希罗多德的希腊，也不是司马迁的中国，而是出现在由集结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势力建立起来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帝国——蒙古帝国，而且是在蒙古帝国治下的伊斯兰文化圈内诞生的。
随后步其后尘出现的“世界史”，大言不惭地说，是出自明治时代以降的日本人之手。这里所说的“日本人”，既不是指日本的西洋史研究者，也并非指日本的东亚史研究者或东亚史领域里作为多数派的中国史研究者，而是指那些在过去被称为从事满蒙史、塞外史、西域史研究的人，换言之，即从事中央欧亚史研究的少数派学者们。此外，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一环，目前在大学里能从体制上保证那些中国以外的亚洲研究也得以展开，并且不把游牧民族视为夷狄，而是对其进行客观考察的地方，只有日本。同时，能够在学术研究最高水准的基础上，对于包括中央欧亚的历史、西亚史、东南亚世界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进行系统考察论述的环境，仍然只有日本。
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仿效欧美从事国家建设，原封不动地接受了西欧中心史观。在现代化的名义之下，与欧美列强一起给亚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天皇制发生了变化，左翼自由主义兴起，在此基础上兴盛起来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主义）也是由欧美输入的东西。另一方面，祈求复古，希望恢复明治体制的国家主义者以及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在强调及美化日本民族、日本文化的纯粹性的方向上越滑越远。不过，最近天皇陛下在2001年12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围绕次年日韩共同举办世界杯足球赛一事，公开谈到自己的祖先与今天的朝鲜民族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我深信，无论民族、文化还是语言，都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互相混合融汇而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认识到，名曰“纯粹”的排他思想完全没有学术方面的根据。只有具备这样的认识，才能真正开拓人类的未来之路。
2006年秋天，日本高级中学的“必修课程世界史不开课问题”被揭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如我在本书的序章里已经谈到的那样，我们一直对于日本高中的世界史教育十分担忧，于是大阪大学主办了以高中历史教师为对象的研修班（目前研修班由我的同事桃木至朗教授主持）。然而，我们似乎还是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出更激烈一些的看法和提议。
对几乎所有的大学生来说，高中的世界史都可以说是伴随其“毕生的东西”。所以，“世界史必修”，即把世界史定为必修课程具有很大的意义。可是，现行的世界史教科书篇幅都很庞大，将这样的教科书压在高中学生头上显然不合适。因此进一步精简教科书内容的同时，我们至少应该在综合大学的入学考试中加入简单的世界史试题。在精简教科书内容方面，可以大幅度地削减西洋史的内容。因为对于现代一般日本人来说，没有必要去详细地记住所有古希腊思想家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姓名，也没有必要去记住法国大革命的每一天都干了什么事情。相反，应该稍微增加一些迄今为止被忽视了的近邻朝鲜、北亚、东南亚的历史以及游牧骑马民族的动向等内容。
日本史当然很重要，但倘若只学习或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话，日本的知识教育水准——在战后六十年培养出的具有世界史上一流教养的国民之知识教育水准就会下降。为了人类历史不走回头路，世界上的人们必须学习世界历史。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日本在这一方面显然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而日本决不能放弃这一荣誉地位。
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思考了何谓民族，何谓国家，真正的爱国心应该是什么样的等问题，阐述了从人类史的视点来探索了解历史的必要性。无知创造不了任何东西。无知者拥有选举权的民主主义，则必定会落入愚民政治的危机之中。
参考文献
一般来说，概说综述之类的书籍即便大量参考了前人的研究，通常也并不注明出处。可是我在这里还是列举了相关参考文献——与本书内容直接关联的论据，以及作为批评对象的专业论文和著作。同时，根据我的判断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供参考的专著和综述书，这些著作都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文著作为主，在原则上不列举战前的著作。不过，有一些非常重要而且受到高度评价的著作不受此限。
按笔者姓名或编者姓名（如果没有的话，则以书名、杂志名）的日文发音（编注：中文版按汉语音序排列）的排序，同一著者的作品按照年代的顺序。论文加入页码，则是为了提供区分大部头著作和文章的判断基准。尽管长期以来，日中学术界很多论著都不记载页码，然而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全球性的标准。专著姑且不论，凡是不注明论文页码的文献目录，则其价值将大打折扣。（译者注：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检索文献，下面只将涉及解释说明的内容翻译成为中文，而对日文以及欧文论著的作者名、书名和论文名、出版社以及刊物名称等出处等未加翻译，按原文照录。）
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彙文堂書店，中村印刷出版部，1955年。
岸辺成雄，《唐代音楽の歴史的研究楽制篇》（上、下），東京大学出版会，1960—1961年。
岸辺成雄，《唐代楽器の国際性》、《燉煌画に現われた音楽資料—ことに河西地方の音楽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南北朝隋唐における河西の音楽一西涼楽と胡部新声とについて》，東洋音楽学会編，『唐代の楽器』（東洋音楽選書2），音楽之友社，1968年。
岸辺成雄，《古代シルクロードの音楽一正倉院·敦煌·高麗をたどって》，講談社，1982年。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1）康居考》，《東洋学報》1—3，307—349页，1911年，（《白鳥庫吉全集第6卷西域史研究·上》再录，岩波書店，1970年）。
白鳥庫吉，《粟特国考》，《東洋学報》14—4，1—93页，1924年，（《白鳥庫吉全集第7巻西域史研究·下》再录，岩波書店，1971年）。
百橋明穂/中野徹共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第4卷隋·唐》，小学館，1997年。
布目潮楓/栗原益男，《隋唐帝国》（講談社学術文庫），1997年。
濱口重國，《唐王朝の賎人制度》（東洋史研究叢刊15），東洋史研究会，1966年。
池田温，《8世紀中葉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ユーラシア文化研究》（北海道大学）1，49—92页，1965年。
池田温，《中国古代物価の一考察一天宝元年交河郡市估案断片を中心として（—·二）》，《史学雑誌》77—1，1—45页，77—2，45—64页，1968年。
池田温，《唐朝処遇外族官制略考》，唐代史研究会編，《隋唐帝国と東アジア世界》，汲古書院，251—278页，1979年。
池田温編，《講座敦煌3 敦煌の社会》，大東出版社，1980年。
参阅该书收录的菊池英夫《唐代敦煌社会の外貌》、梅村坦《住民の種族構成》、池田温《敦煌の流通経済》等论文。
池田温，《口馬行考》，《佐久間重男教授退休記念中国史·陶磁史論集》，燎原，31—57页，1983年。
池田温，《中国古代の奴婢観》，《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刀水書房，25—44页，1986年。
池田温等編，《世界歴史大系 中国史2三国—唐》，山川出版社，1996年。
池田温，《敦煌文書の世界》，名著刊行会，2003年。
川本芳昭，《中国の歴史5 中華の崩壊と拡大》，講談社，2005年。
長澤和俊，《シルクロード》，校倉書房，1962年。
長澤和俊訳/慧立·彦悰撰，《玄奘法師西域紀行》（東西交渉旅行記全集6），桃源社，1965年。
長澤和俊，《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国書刊行会，1979年（包括《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の展望一序説にかえて》）。
長澤和俊/横張和子，《絹の道 シルクロード染織史》，講談社，2001年。
嶋崎昌，《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東京国立博物館/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編，《シルクロード絹と黄金の道》（日中国交正常化30周年記念特別展），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2002年。
E．G. Pulleyblank，《安禄山の出自について》，《史学雑誌》61—4，42—57页，1952年。
E Lルーボ＝レスニチェンコ（高浜秀訳），《六朝時代（三～六世紀）のシルクロード》，《ユーラシア》，新2号，91—108页，1985年。
E Lルポ＝ レスニチェンコ/坂本和子，《双龍連珠円文綾について》，《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9，93—117页，1987年。
E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 by J. Ward,（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Section 8：Central Asia, Volume 10），Leiden/Boston: Brill,2005.
福島恵，《唐代ソグド姓墓誌の基礎的考察》，《学習院史学》43，135—162页，2005年。
岡崎勝世，《聖書v s世界史一キリスト教的歴史観とは何か》（講談社現代新書），1996年。
岡崎敬編，《シルクロードと仏教文化》，東洋哲学研究所，1979年。
参阅该书收录的岡崎敬《シルクロードの考古学》、井ノ口泰淳《シルクロード出土の仏典》、護雅夫《シルクロードとソグド人》等论文。
岡田英弘，《中央ユーラシア史の可能性》，《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通信》71，页53—58，1991年。
岡田英弘，《世界史の誕生》（ちくまライブラリー），1992年，（ちくま文庫1999年）。
關尾史郎，《西域文書からみた中国史》（世界史リブレット10），山川出版社，1998年。
荒川正晴，《唐の対西域布帛輸送と客商の活動について》，《東洋学報》72—3/4，1992年，31—63页。
荒川正晴，《唐帝国とソグド人の交易活動》，《東洋史研究》56—3，171—204页，1997年。
荒川正晴，《北朝隋·唐代における「薩宝」の性格をめぐって》，《東洋史苑》50/51，164—186页，1998年。
荒川正晴，《ソグド人の移住聚落と東方交易活動》，《岩波講座世界歴史（新版）15商人と市場》，岩波書店，81—103页，1999年。
荒川正晴，《唐朝の交通システム》，《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40，199—335页，2000年。
荒川正晴，《魏晋南北朝隋唐期の通過公証制度と商人の移動》，《中国の歴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発展》，東京都立大学出版会，337—349页，2002年。
荒川正晴，《オアシス国家とキャラヴァン交易》，（世界史リブレット62），山川出版社，2003年。
荒川正晴，《唐代前半の胡漢商人と帛練の流通》，《唐代史研究》7，17—59页，2004年。
河内春人，《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安史の乱の影響と新羅征討計画》，《日本歴史》561，18—33页，1995年2月号。
後藤勝，《西域胡安氏の活動と漢化過程》，《岐阜県高等学校社会科研究会研究彙報』7，36—54页，1968年。
後藤勝，《ソグド系帰化人何氏について一西域帰化人研究その2＞，《岐阜教育大学紀要》14，1—20页，1987年。
後藤勝，《ソグド系帰化人安吐根について一西域帰化人研究その3》，《岐阜教育大学紀要》16，21—30页，1988年。
後藤勝，《東魏·北斉朝の西域人一西域帰化人研究その4》，《岐阜教育大学紀要》19，47—64页，1990年。
護雅夫，《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I～Ⅲ》，全3巻，山川出版社，1967—1997年。
護雅夫編，《漢とローマ》（東西文明の交流1），平凡社，1970年。
護雅夫，《李陵》（中公叢書），中央公論社，1974年。
護雅夫，《古代遊牧帝国》（中公新書），1976年。
護雅夫/神田信夫共編，《北アジア史（新版）》（世界各国史12），山川出版社，1981年。
護雅夫，《草原とオアシスの人々》（人間の世界歴史7），三省堂，198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