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曲微茫.3

[17]此事件为明珠、索额图党争的延续。明珠倒台后，徐乾学先后被揭发与一系列贪污受贿事件有关。起初康熙皇帝还予以袒护，后来徐乾学一再遭御史弹劾，不得不主动上疏，要求“放归田里”。康熙准徐乾学罢官，赐“光焰万丈”匾额。徐乾学回南方后，仍不辞辛劳地编纂《大清一统志》，邀请了当世最著名的学者，如阎若璩、顾祖禹、胡渭、黄虞稷等，到苏州西南太湖的洞庭湖别墅中参与编纂。但朝中针对徐乾学的清算并没有就此结束，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三十一年（1692年）间，徐氏因亲属、门客倚势欺人而被控不法之事有二十多起。康熙三十年（1691年），两江总督傅拉塔（明珠外甥，《清史稿》作傅腊塔）弹劾徐乾学及其弟徐元文不法之事“招摇纳贿，争利害民”等十五款。徐元文闻讯，“惊悸呕血而死”。江苏巡抚郑端亦曾参奏徐乾学门生王鸿绪，后郑端声称是受满人大学士伊桑阿及两江总督傅拉塔要挟威逼，又上疏弹劾傅拉塔衔恨明珠罢相一事，以事构陷徐乾学。傅拉塔在任上时，还参过河道总督于成龙（小于成龙），称其衙门大开，多有劣迹，显然是报复之前于成龙任直隶巡抚时向康熙密奏明珠卖官一事。江南总督与巡抚互参的结果是，郑端死于任上，而傅拉塔依旧留任两江总督一职。徐乾学因著作等身，仍然受到康熙的宠爱与庇护，诸多不法之事均不了了之，死后还恢复了官职。

[18]清朝制度，总督和巡抚都是封疆大吏，不相统属。按照职责而言，总督主管军事，节制省内绿营提督、总兵各官，且自辖“督标”三至五营；巡抚则主管民事，总管省内政务监察，也自辖“抚标”二营，用兵时也须负责粮饷。一般来说，总督、巡抚选用文人，极少用武人。这是因为武人知兵，不能轻予事权，而文人不习兵事，不妨假以重任，平时以文制武，战时由朝廷另外特简经略大臣等专事征伐。另外，一省的民政、财政和司法则分别由布政使和按察使主管，只听命于户部和刑部，也不属于总督、巡抚管辖。同时，总督对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官员有奏请升调免黜的权力。

[19]清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前明时缙绅唯九卿称老爷，词林称老爷，外任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乡称老爹而已。”清代则是四品以上的官员称“大人”，四品以下的官员只能称“老爷”。

[20]《楝亭诗画册》尚存四卷，被张伯驹收藏过，今藏于国家图书馆。

[21]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顺治年间进士，康熙朝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文坛盟主。康熙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有大量名篇传世，其写景诗文尤为人称道，所作“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被当时许多名画家作为画题入画。王士祯自幼酷爱书法，九岁即能草书。李集《鹤征前录》云：“阮亭（王士祯号）楷书之精，逼真褚公《枯树赋》。”冒襄《同人书》中称其“小楷之工，足与云间雁行”。宋荦称其“书法高秀似晋人”。王士祯曾有诗赠蒲松龄：“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为《聊斋志异》大书“王阮亭鉴定”五字，各家书坊因而争相求索书稿，刊刻《聊斋志异》。又，王士祯原名王士禛，至雍正朝，因避讳改名王士正。至乾隆朝，又赐名士祯，谥文简。后世文学史中，“王士禛”或“王士祯”两名并用。

[22]宋人朱弁（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宋慈洗冤录》）在《曲洧旧闻》中记有苏轼“三白饭”典故。苏轼与文友刘攽（字贡父，北宋史学家，助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谈论旧事，说：“我和弟弟（苏辙）在学经义对策、准备应试时，每天吃‘三白饭’，吃得很香甜，不相信人间会有更好吃的美味。”刘攽十分好奇，问“三白饭”是什么名饭。起初，苏轼笑而不答，在刘攽再三追问之下，才说：“一撮白盐，一碟白萝卜，一碗白米饭，这就是‘三白饭’。”刘攽听了大笑。过了很久，苏轼已经忘记了这事。刘攽向苏轼发了一张请柬，邀请他到府上吃“皛（jiǎo）饭”。苏轼接到请柬后很纳闷，心想：这“皛饭”是什么东西，怎么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能是一种什么样的饭菜呢？后来又想：刘攽博学多识，这“皛饭”必有典故，一定很讲究，于是欣然来到刘府。用餐时发现宴席上只摆了三样东西：洁白的细盐、水灵灵的白萝卜、雪白的大米饭。苏轼恍然大悟，原来这“皛”字由三个“白”字组成，暗喻“三白”，是刘攽对他开的一个玩笑，便笑着大吃起来。饭后，苏轼告辞出来，临上马时对刘攽说：“明天到我家，我准备‘毳（cuì）饭’款待你。”刘攽害怕被戏弄，但又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第二天便如约前往。两人谈了很久，早过了吃饭时间，刘攽肚子饿得咕咕叫，便问苏轼为何还不吃饭。苏轼说：“再等一会儿。”如此数次，苏轼总是这样回答。最后，刘攽道：“饿得受不了啦！”苏轼这才慢吞吞地道：“盐冇毛（冇，音mǎo，“没有”的意思），萝卜冇毛，饭也冇毛，岂不是‘毳饭’？”刘攽捧腹大笑道：“本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报昨天的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想到这一点！”

[23]周时臣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青花瓷》。

[24]家班是由私人蓄养的家庭演出组织，亦称“家乐”。戏曲家班产生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繁荣于天启、崇祯年间，多为昆曲班。入清以后，家班依然盛行。到清乾隆中叶后，地方戏兴起，昆曲家班渐衰。家班有三类：女乐班，即由女伶组成的家班，著名者有李渔家班；优僮班，即由优僮组成的家班，如冒襄家班；梨园班，即由职业伶人组成的家班。《红楼梦》中大观园造好后采买的十二个戏子、教习等，也是家班的一种。

[25]内阁学士为明、清朝官制之一，掌传达诏命及奏章，位次内阁大学士，例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被诛杀”，明太祖朱元璋趁机废中书省及丞相制，由自己直接管理六部。由于事务繁多，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太子。这些大学士都是正五品，品秩较低，权力不大。明成祖时，选派大学士入文渊阁办事，参与机务，称为“内阁”。最初内阁大学士官位不高，权势也还小。仁宗以后，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品位渐次提高，权势随之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明朝嘉靖年间，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与之前的宰相并无分别，万历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也是如此。满清入关后，清廷沿用明制，亦设内阁和大学士。在数量上，内阁大学士中，满人六人，而汉人则四名。但清初的内阁名义上是最高官署，实际上只是传达谕旨、公布文告的机构，徒有虚名，军政大权掌握在满族议政王大臣会议之手。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将实权归于军机处。清末仿行西洋君主立宪制，设责任内阁，以旧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为最高政务机关。但此时的内阁与之前的内阁已有性质上的不同。北洋军阀时期，改称国务院，习惯上仍称内阁，其成员称阁。

[26]学政是清代提督学政的简称，也称督学使者、学政使，俗称大宗师、学台。清初，只有顺天、江南（江苏）、浙江的教育行政官员称学政，其余称学道。雍正四年（1726年）废学道，各省督学统称提督学院，官名则称为钦命提督某省学政。

[27]清廷在江苏（最初的江南省）设有两处八旗驻防——江宁（今江苏南京）驻防与京口（今江苏镇江）驻防，在军制上自成系统。即便是两江总督，也无权指挥八旗军，对其相关事务根本无权过问。

[28]清制，归属驻防八旗的绿营兵称“军标”，或称“随旗绿营”。绿营兵主要是汉人，也有一些兵是回民等少数民族人员，因其使用的旗帜是绿旗，故叫绿旗兵或绿营兵，有时简称为绿营或绿旗。顺治年间，由于满人男丁太少，八旗军也不多，为了辖治全国一千七百余府厅州县，以汉治汉，安插降兵，羁縻骁弁，摄政王多尔衮创立了绿营的制度，陆续在各省置官设兵，其后不断发展。绿营大致可分为京师、行省、边区三类。京师绿营兵是巡捕营，其职责是协助八旗军“拱卫宸极”，巡缉京师地方。西藏、蒙古、新疆等边区的绿营兵，是由内地派往，实行三年或五年一换的屯戍制。各行省均驻扎有绿营兵，顺治时总数约有八十万名，后大体保持在六十万名上下。各省绿营最高统帅是总督或不设总督之省的巡抚，都是文职。总督、巡抚亲自带领之兵叫“标”，分别称为“督标”“抚标”。绿营的日常操练、管辖和征战防戍，则由武职提督（从一品）、总兵（正二品）等将弁负责。如江南提督金世荣所领绿营归两江总督傅拉塔管辖，称“督标”。京口总兵黄芳泰所领绿营归驻防八旗（京口将军）管辖，称“军标”。江宁将军只领江宁驻防八旗。京口将军除了驻防八旗外，也统辖绿营。

[29]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又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次年三月，康熙皇帝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徐乾学任主修官，书中人物黄海博父黄虞稷任福建省分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徐乾学因党争失败，上疏请“放归田里”。康熙准徐乾学罢官，携书局即家编辑，随行有阎若璩、顾祖禹、胡渭与黄虞稷。诸人集中在太湖包山书局，致力于《大清一统志》编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清一统志》总纂工作基本完成。康熙三十年（1691年）七月，黄虞稷积劳成疾，抱病回归江宁，到家仅五天便与世长辞。徐乾学也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病逝，《大清一统志》遂成其遗著。

[30]十竹斋木版水印技术是中国科技生产史上极为宝贵的创造，在世界印刷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始于隋朝，完善于宋，元传入欧洲，明至巅峰，经历了雕版、活字、木版水印等阶段。明代中期以后，戏曲、小说极大繁荣，相应版画插图技术也大为提高，作品中所表现的精工细致、韵味高雅，堪称精美绝伦。在量的方面不但远超过前代，其雕镂工艺的绮丽程度也是后世所不及的。至明代后期，彩色套印法更臻于精美完善的境地。安徽歙县制墨家程君房和方千鲁用彩色套印法刊印《程氏墨苑》《方氏墨谱》，制作精美，相互辉映，成为中国版画史上的杰作。金陵十竹斋胡正言（胡其毅父）更进一步利用所谓“饾版拱花”法，即依色分版、灵活套印的彩色套印法和利用版面凹凸进行压磨使画面拱起的特殊技法，刊印出传世杰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至此，木刻版画已不是附属于书籍和文字的插图，而是一跃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艺术作品。十竹斋作品精工富丽，具备众美。兰经居士题十竹斋书画谱小引中有云：“展册淋漓，宛然在目，盖淡淡浓浓，篇篇神采，疏疏密密，诚画苑之白眉，绘林之志帜也。”可谓登峰造极，至今仍然是木版浮水印的巅峰之作，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且对日本浮世绘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王伯敏教授誉之为“十竹斋佳制，画刻印三绝”，鲁迅先生誉之为“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

[31]童子试是清代科举的第一部分，也是科举必走一步。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院试又叫道试，由主管一省诸儒生事务的学政主持。院试合格后称秀才，方可进入官学和正式参加科举考试。《促织》中言“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即未取得秀才资格，没有功名，还算不得读书人。

[32]缪彤：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歌起，号念斋。康熙六年（1667年）状元。

[33]康熙酷好文艺，对文艺人才非常器重，常感于内侍中无学识渊博者，以致君臣不能讲论。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二十日，他谕示大学士勒德洪、明珠：在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名，常侍左右，讲求文义。命在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后，酌情优用。十一月十八日，大学士等遵旨议覆，设立南书房，张英入侍，食正四品俸，赐其宅于西安门内。高士奇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与张英同入南书房，并由内务府拨给住房。南书房入值侍臣基本以汉人为主，此举是康熙争得汉族士大夫之拥护的重要筹码。

[34]物林达：织造衙门属，又称乌林达，即司库。物林人则是库使。

[35]笔帖式：清朝官职名。满语，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清入关前称有学问的人为“巴克什”，后改为“笔帖式”。清入关后，随着文书档案工作日渐繁杂，清廷遂在各衙门广置笔帖式，主要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书、记录档案文书等事宜。笔帖式为国家正式官员，品级六至九品。笔帖式升迁较为容易，速度较快，被称为“八旗出身之路”。两江总督郎廷佐便是内院笔帖式出身。

[36]洪昇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顺治二年（1645年），从王士祯等名家学诗文。康熙七年（1668年）北京国子监肄业，二十年均科举不第，白衣终身。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洪昇将旧作《舞霓裳》传奇戏曲改写为《长生殿》，传唱甚盛。次年八月间，招伶人演《长生殿》，一时名流多醵金往观，在京师引起巨大轰动。时值孝懿皇后佟氏（康熙帝第三任皇后）于前一月病逝，犹未除服，给事中黄六鸿以国恤张乐为“大不敬”之罪名，上章弹劾。洪昇被国子监除名。与会者如侍读学士朱典、赞善赵执信、台湾知府翁世庸等人，都被革职。时人有“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之叹。此案政治背景为南北党争，南党以刑部尚书徐乾学为首，多为汉族官僚；北党以相国明珠为首，多为满族官僚，互相抨击。洪昇与南党核心人物高士奇关系密切，且其《长生殿》写兴亡之恨，亦有触犯当时忌讳之处。北党借此发难，欲兴大狱。康熙皇帝故示宽柔，除对与会者作了处理外，并未深究《长生殿》剧本。洪昇回乡后不久，即将《长生殿》刊刻。

[37]顾媚：又名眉，字媚生，号横波，南京上元人。秦淮名妓，才貌双绝，精音律，曾被推为“南曲第一”。其人个性豪爽，有男儿风，长袖善舞，生财有道，很早就在桃叶渡口拥有了自己的产业眉楼——“绮窗绣，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叮当”。眉楼还养有江南最好的厨子，当时江南士绅都以到眉楼设宴会客为风流高雅，名流如云，眉楼因此而日进千金，名扬海内。多事者都称：“此非眉楼，乃迷楼也！”当年隋炀帝曾在扬州起“迷楼”，用作藏娇之所。顾媚十七岁时所绘《兰花图》扇面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38]白门，本是刘宋都城建康的西门，后成为金陵的别称。又因为南朝民歌中常常提到白门，所以也被作为男女欢会之地的代称。

[39]当时昆曲是传奇剧本的标准唱腔，流行剧目多以昆腔演唱，“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为保证吴音纯正，演员多从苏州人口市场购买，即史书所称“争尚苏州戏子，故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

[40]余怀是顾媚众多爱慕者之一。顾媚艳帜高张时，无数人为她一掷千金。当时有两名男子为顾媚争风，甲方仗着叔叔是官府中人，竟诬陷情敌乙方偷盗，官司直打到衙门里。余怀见义勇为，写了一篇檄文讨伐甲方仗势欺人，引得舆论一片声讨，甲方叔叔遂撤了官司，乙方这才免去一场无妄之灾。这件事的结果是，甲乙双方均未能赢得顾媚青眼有加，反而是余怀成了眉楼座上宾。但不知道为何，顾媚很快又与金陵名门公子刘芳定亲。不久，新科进士龚鼎孳出现，与顾媚一见钟情，订下终身，成就了一段风流佳话。顾媚嫁给了龚鼎孳后，余怀曾自伤道：“书生薄幸，空写断肠句。”与顾媚有婚姻之约的刘芳则以身殉情。

[41]《续琵琶》传奇以曹操赎蔡琰（蔡文姬）修史为主线，敷衍了蔡琰悲欢离合的故事，描写了曹操的整个政治生涯。曹雪芹（曹寅孙）在小说《红楼梦》中，刻意将生僻不为人知的《续琵琶》与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西厢记》《玉簪记》并列，便是出于一点私心。见《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母指着湘云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奏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42]孔尚任：字聘之，一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署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康熙六年（1667年）前后考取秀才，以后参加岁考未中。康熙二十年（1681年），捐纳为国子监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返经曲阜，孔尚任被荐讲经称旨，次年即进京被录为国子监博士。不久随工部侍郎出至淮阳协疏黄河海口。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回京为京官。孔尚任青年时期用心举业，留意礼、乐、兵、农诸学，考订古代乐律，为日后戏曲创作奠定了音乐基础。他三十一岁时曾结庐曲阜县东北石门山隐居读书。在扬州参加疏浚黄河海口工程的三年生活，对社会现实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此时，他又凭吊古迹，访问遗老。登临过梅花岭凭吊史可法衣冠冢，去南京拜谒明故宫、明孝陵，登栖霞山白云庵会见曾任明锦衣卫的道士张怡，结识了冒襄、黄云、宗元鼎、叶燮、邓汉仪、汪琬、孙枝蔚、吴绮、石涛等名流。经过长时期酝酿、十多年经营，三易其稿，孔尚任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写成传奇戏剧名著《桃花扇》，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就连康熙皇帝也索去阅览。此剧使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昇成为清代最享盛名的戏曲作家，当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创作初衷，是想以此剧“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从明朝败亡史实中，揭示出“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当时尚有不少故臣遗老再世，观剧后，确实引发了亡国之痛的强烈震荡。《桃花扇》面世后不久，孔尚任即遭康熙罢官，原因不明，但时人均认为与《桃花扇》有关。

[43]忽雷：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因其发音忽忽若雷而得名。形制为棒状、梨形、龙首，“项长二尺六寸余，腹广六寸，二龙相向为首，有轸柱各三，弦随其数”，故又称龙首琵琶或二弦琵琶，也称胡琴，通常于马上弹奏，在唐代极为盛行，但后世鲜有记载。唐德宗年间，宰相韩滉出使蜀地，在骆谷（在今陕西咸阳周至县西南）偶得一坚实、贵重之奇木（后人考据为紫檀木），有金石之韵，遂请名匠制成二琴，名为大、小忽雷，进献给唐德宗。后小忽雷辗转经历代名人之手，历尽沧桑，在文献中多有记述。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朝为官的孔尚任在北京集市偶然发现小忽雷，因所带纹银不足，当场脱下衣服典当，这才凑足费用。后孔尚任与好友顾彩合力创作了《小忽雷》剧本，是为孔氏第一部传奇，早于其名著《桃花扇》。此小忽雷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稀世珍宝。琴颈正面山口下方刻有篆书银嵌“小忽雷”三字，琴颈背面刻有“臣滉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楷书十一字。两琴轸上有孔尚任所刻题诗。下轸首咏为：“古塞春风远，空营夜月高。将军多少恨，须是问檀槽。”上轸次咏为：“中丞唐女部，手底旧双弦。内府歌筵罢，凄凉九百年。”读者如对小忽雷实物有兴趣，可前去北京故宫博物院观赏。

[44]查嗣瑮（音lì）：海宁人。查慎行之弟。生平游迹遍天下，其诗精妙，与兄齐名，时人比作宋代“二苏”。查嗣瑮之弟查嗣庭（当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先祖）亦是本朝名士，得权臣隆科多赏识，累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在雍正朝出任乡试主考官。雍正皇帝后来欲铲除隆科多一派势力，借口查嗣庭所出的试题“讽刺时事，心怀怨望”，大兴“文字狱”，将查嗣庭逮捕，定为隆科多死党。查嗣庭于狱中病死，仍遭戮尸枭首。查嗣瑮、查慎行等亲族均受株连。并暂停浙江乡试，三年后始恢复。又，查慎行族叔查继佐为清初著名“文字狱”案“庄廷鑨明史案”首告者之一，事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

[45]崇祯末年，复社名士侯方域寓居南京，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私订终身。明朝灭亡后，弘光小朝廷建立，复社死对头阮大铖得志，大肆迫害复社名士。侯方域逃离南京前，将一柄上等镂花象牙骨白绢面宫扇送给了李香君，作为订盟之物，并且在上面题诗云：“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春溪尽是莘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侯方域离开金陵后，投奔扬州史可法为幕府。李香君则洗尽铅华，闭门谢客。不久，有权贵久慕李香君艳名，欲收其为侍妾。李香君抵死抗拒，以头撞柱，血染宫扇。逼亲者怕出人命，只好就此作罢。侯方域好友杨文骢提笔将扇面血点染成桃花，是为著名的“桃花扇”。清军占据江南后，李香君与在“扬州十日”中大难不死的侯方域相见，一起回到了侯氏河南老家。当时清廷采取诸多政策招揽士人，复社名士多不予理睬，陈子龙抗清，方以智出家，杨文骢殉国，陈贞慧隐居，冒襄则四处流浪，但侯方域却参加了顺治八年（1651年）的乡试，非但未能中榜，还因此饱受非议。侯方域内心痛苦，遂外出游历。独自在家的李香君为侯府所不容，被赶到城外侯氏庄园（今李姬园，在河南商丘睢阳区西南七公里处）居住，不久即郁郁寡欢而死，年仅二十七岁。侯方域归家后，闻李香君死，伤心至极，在其墓前立了一石碑，上面写着“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下有“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小字。碑前置一石桌、石礅，石礅上刻“愧石礅”三字。侯方域经常坐在愧石礅上忧思，久久不去。又感叹“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将书斋更名为“壮悔堂”。顺治十一年（1654年），侯方域因心情郁闷，盛年病逝，仅三十七岁。

[46]夫子庙原是府学所在地，入清后，府学迁原国子监，夫子庙原府学故地则改为上元、江宁两县的县学。

[47]云锦为传统提花木机织造，织锦必须有织机，机房是生产基层单位，故民间习惯以“机户”来称呼以织锦为生者。这些人均是自购织机，有一台织机者，也有多至数台织机者。有以家庭作坊式自主生产者，也有雇工生产经营者，方式不一而足。在“帐（账）房”现象出现前，多为自产自销方式。

[48]聚宝门：今中华门，是南京明城墙的十三座明代内城门之一，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结构最复杂的堡垒瓮城，其建筑规模仅次于通济门（现已不存），有“天下第一瓮城”之称。城门设置有三道瓮城、四道券门，主体建筑内瓮城由中华门主楼城门和二至四道辅助城门构成，各城门原有双扇木门和可上下启动的千斤闸，整个城共有二十七个藏兵洞，可以藏兵三千余人。聚宝门前后有内外秦淮河径流横贯东西，南边交通连接长干桥，北边连接镇淮桥，是古代金陵城南交通咽喉所在。以聚宝门为界的老门东与老门西自古便是江南繁华之地。明初建造聚宝门时，朱元璋为保证城墙砖的质量，采取了严密的检验制度，在每块砖的侧面印有制砖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姓名，一旦发现不合格制品，立即追究责任，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的质量追踪制度，欧洲等西方世界直到二三百年后的工业革命时代才有所采用。明人马生龙在《凤凰台记事》中记载了南京城墙坚固的奥秘和朱元璋的严酷：“筑京城，用石灰秫粥锢其外，上时出阅视，监掌者以丈尺分治，上任意指一处击视，皆纯白色，或稍杂泥壤，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意思是朱元璋亲临现场监工，检查时如发现不合格，就将建造这段城墙的人砌筑在城墙里边。因为有严密的质量追踪制度，并能够严格执行，所以明代南京城墙质地非常过硬，尽管经历了六百年的风雨，聚宝门依然保存完好。1931年，国民政府将聚宝门改名为中华门，由蒋介石题匾。又，聚宝门在十三座城门中气势最为恢宏，不但城门券道狭小，且有四道城门，“因乡间柴米牲畜由此入城，纷纷扰扰，不易通过”，故被百姓称之“站圈”。又据清人甘熙《白下琐言》记载：聚宝门的石质门槛“高二尺许，长一二丈，色黝如铁，相传为‘活了午石’”。“活了午石”为外国贡物，每日自子时至午时，石头会长一分，每日自午时至子时，石头会缩一分。

[49]云锦生产工艺过程极其繁杂，工序极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五大部分，依次为：纹样设计、挑花结本、原料准备、造机和上机织造。第一道工序为纹样设计，即创作云锦纹样图案。图案设计好后，还要依据纹样的组织、配色计算经纬数，填绘精确的意匠图。意匠纸是特制的，上面有纵横小格，小格代表经纬线，纵横比例则代表经纬密度。第二道工序是挑花结本。挑花者依据意匠图编出花本，作为织造时提花的依据。通常是用丝线（俗称“脚子丝”）做经线，用棉线（俗称“耳子线”）做纬线，对照绘本制好的意匠图，经线对应意匠图上的纵格，纬线对应意匠图上的横格，挑制成花纹样板，故又称通经断纬。其中，脚子线数量是依据单位图案的经纱根数确定，耳子线则依单位图案长度乘以纬密再乘每行纬向的配色数而成。挑花结本是云锦生产工艺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纹样由图纸过渡到织物上的桥梁，挑花者通常由原纹样设计者担任，俗称“挑花匠”。第三道工序是原料准备。主要原材料是蚕丝，还有金线、银线、孔雀羽线。蚕丝需经过拼股、染色、锤炼、上油、绷光等数十道工序，按照不同品种的要求加工成一定规格、颜色的经、纬原料，供上机织造。云锦属于熟织提花丝织物，即织成后无须染色、印花。生产所用的主要原料——蚕丝织前均需经过炼制染色，按照不同品种的要求加工成一定规格、颜色的经纬原料，供上机织造。第四道工序是造机，即根据所织云锦的品种、规格，把织造云锦所需的经丝，按地部组织、纹部组织的不同要求分别安装到位，使其符合织造的需要。第五道工序是上机织造。织造时，使每根脚子线与织锦上的每一根经丝通过织机大纤相连接，再通过耳子线提起应该起花的部分，织入彩纬或金线、银线，美丽的云锦就织出来了。由于云锦工艺独特，关键工序如挑花结本等都有很多难以言述的谜一样的诀窍，所以至今不能被现代机器替代，在世界范围堪称罕见。

[50]妆花为织造技法总名词，即在已有基本组织（术语称“地”，常规为绸、缎、纱、罗等）的前提下，在局部植入彩线，采用回纬和织物背面抛梭相结合而形成图案，是云锦中织造工艺最为复杂的品种，也是最具南京地方特色和代表性的提花丝织品种。在织造方法上，采用挖梭（俗称过管）技术，用绕有各种不同颜色彩绒的纬管，对织料上的花纹做局部的盘织妆彩，又称断纬挖花，或是挖花盘织。妆花不受组织结构的限制，多用对比或晕色法配色。图案的主体花纹，通常是用两个或三个层次的色彩表现，部分花纹则用单色表现（如花梗、叶、芽）。一件妆花织物，花纹配色可多达十几乃至二三十种颜色，色调浓艳鲜亮，绚丽而协调，使织物上的纹饰获得生动而优美的艺术效果。妆花品种通常根据组织来分，显缎纹组织的叫妆花缎，显绸组织的叫妆花绸，以纱为基本组织的就叫妆花纱，以金为组织的则叫金宝地。中国唐代时已有成熟妆花技术，敦煌藏经洞曾发现了一批妆花织物残片。1958年，定陵文物出土，万历皇帝尸身被挖掘出来时身着“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芾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即为纱地妆花，俗称妆花纱。

[51]金宝地是云锦中最高贵华丽的丝织品，属于妆花中的一种，即以珍贵的圆金线（捻金线）为地纬与地经，交织织成织物的金地，再在金地上织出五彩缤纷的花纹，并用扁金线织制大片锦纹衬托其间。因地子用料珍贵，全为金线，故而得名。它充分运用了不同光泽的金线特点，织品金彩交辉，极为富丽堂皇，是妆花中的代表品种。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乾隆“折枝玫瑰花金宝地锦”，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去观赏。

[52]黄虞稷父黄居中以藏书知名，于南京建“千顷斋”以藏书。黄虞稷将“千顷斋”扩建后，更名为“千顷堂”（故址在今南京白下区马路街千顷堂金墩宅）。经过父子两代人积累，千顷堂藏书达八万余卷。黄虞稷在其父所撰六卷《千顷斋藏书目录》的基础上，据其藏书，以个人之力，穷十数年之功，重编成目录学史上著名的《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千顷堂书目》一直以钞本形式广为流传，并先后得到朱彝尊、杭世骏、卢文弨、吴骞等学者的推崇和校补，日臻完善，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著述。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馆纂修《明史》，由左都御史徐元文（徐乾学之弟）担任监修总裁，召集全国的著名学者参修。徐元文以黄虞稷学问深博，文笔雅健，特荐举参与纂修。康熙二十年（1681年），黄虞稷以布衣入翰林院，食七品俸禄，就任《明史》纂修官，分纂《列传》和《艺文志》。在编纂过程中，黄虞稷以自己的《千顷堂书目》为底本，利用史馆的有利条件，博采诸家书目，去其繁杂，辑其未备，反复考订，纂成《明史·艺文志稿》。《明史》总纂官王鸿绪依据黄虞稷的《艺文志稿》进行删改、增补，砍掉宋末、辽、金、元四代附载著录，编为《明史稿·艺文志》。其后张廷玉又按此稿校订，改编成后来的流通本《明史·艺文志》。黄虞稷原编的《明史·艺文志稿》，却湮没失传。由于《明史·艺文志》经纂修官多次删削，已无法反映明代著述之全貌，故后人探求明人著述概貌时，多舍《明史·艺文志》，而取《千顷堂书目》。

[53]苏州是典型的园林之城，多有以花卉为巷名者，如百花巷、斑竹巷、桑叶巷、海红坊、槐树巷、栋木巷、丁香巷、蔷薇弄、腊梅里、柳枝巷、杏花弄、莲花斗、水仙弄、桂花弄、红菱村等。

[54]“金圣叹哭庙案”及明末清初历史大背景详见“外一章”《河山表里更分明》。

[55]此节详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

[56]缂（kè）丝是中国传统丝绸艺术品中的精华，宋元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织物之一，常用以织造帝后服饰、御真（御容像）和摹缂名人书画。因织造过程极其细致，摹缂常胜于原作，有“一寸缂丝一寸金”和“织中之圣”的盛名。曹寅本人收藏有缂丝精品《众爵齐鸣图》，“得于金陵，明季宫中遗物耳。其先为耿信公所藏，今彼下世，予以重赀得于长安，索石公摹其卷，三年而成，复索代为装潢，并属楝亭为之一书以并传也”。

[57]南京云锦的创始时期及发明人均已无考，但民间一直有传说称蒋姓男子蒋公是云锦祖师。清光绪年间，在南京十庙口（东岳庙旁）成立的云锦公所（行会组织，前身即书中提及的机房殿）中，供奉有云锦娘娘（虚拟的神话人物），太平门外则有蒋王庙专门供奉蒋公。因云锦织机分为上、下，至少需要两人才能操作，一人在上拽花，一人在下司织。织锦业中相传，蒋公是云锦娘娘的徒弟，云锦娘娘在下司织，蒋公在上拽花。

[58]明朝立国后，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扰掠，屡次修建长城。明长城东起辽东的鸭绿江畔，西至甘肃的嘉峪关旁，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长六千三百多公里，是中国历史上修筑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工程最坚固、设备最为完善的长城。但是，明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再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崇祯十七年（1644年），决定中国命运走向的一战即发生在长城山海关下，满清穿山海关而入主中原。之后，清廷鉴于明朝教训，决定不再修筑长城，而改以怀柔政策，即史书所称“明修长城，清修庙”——清廷在热河修建了行宫，即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在山庄之外，仿新疆伊犁河畔的伊犁庙，修了安远庙；仿西藏的三摩耶庙，修了普宁寺；仿拉萨的布达拉宫，修建普陀宗乘之庙；仿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修了须弥福寿之庙。共修八大庙宇，为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准备了宗教活动和休息的场所，以此达到巩固统治、安定边疆的目的。避暑山庄，名为休息避暑之地，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在清廷的刻意经营下，复杂的政治目的及军事意义被转化为幽静闲适的园林，以及香火缭绕的寺庙，此即为大清之长城。而事实也证明，清朝的“长城”，比蜿蜒万里的秦汉、明代长城要高明许多倍。

[59]达赖五世曾于顺治九年（1652年）十二月入京，在南苑谒见顺治皇帝。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二十日，达赖五世辞归。同年四月，顺治皇帝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之金册、金印（文用满、藏、汉字）。自此，达赖才正式得到“达赖喇嘛”的称号。

[60]也先曾统一蒙古，还在“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明英宗，其事迹详见同系列小说《大明惊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