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露中】赤伶》作者：Hagio
【露中】赤伶·Красная красавица
*本文是耀中心画集《满江红》的guest文，配对为露中，普设，二战背景。
【作者名单】：
*原作露中手书《赤伶》：Aurora
*插图：Aurora，Grace
*《赤伶》：Hagio
*作家生平：八月
*俄语：Janery，Quite
*《春归》：Quite
*校对：八月，浮笙，有纪，Q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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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作家阿·伊瓦绍夫的中篇小说《赤伶》的中译本发表于1957年6月的《译文》杂志，本刊特此收录，同时附上1958年编辑部给苏联作家的回信，以及作家简介。
Красная красавица
*前言
我的名字叫阿列克谢·伊瓦绍夫，曾是一名普通士兵，参加到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中去。后来我失去了一条腿，但所幸仍能为人民而工作，于是我成为了一位作家。
接下来要讲的，是我的战友伊万·布拉金斯基的故事。
以前在战场上，伊万曾对我说：等战争结束了，他要把自己的一段经历写成小说，让千千万万的读者们看到，让远在海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们看到，让他曾经深爱过、又丢失过的某位挚友看到。
“通过故事，我会找到那个人……他就知道我一直在等他。在故事的尽头，我们终将重逢。”
小伙子曾这么告诉我。
伊万，最忠实的朋友，苏维埃人民的儿子……
他刚满22岁，被埋葬在一个遥远的村庄。陌生的人们在他的墓碑前献花，把他叫做解放者、保卫者。
我却活了下来，成了作家。
现在我希望能替战友实现愿望，把他当年告诉我的那个故事写下来……并且，我希望这个故事能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这样的话，或许伊万在找的那个中国青年就能看到。
亲爱的中国朋友，如果您看到了这个故事，那么请联系我们的杂志社，给我写信。我保留了一些伊万的东西想要交给您。
最重要的是，请您相信——伊万一直在等您，挂念您。
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忠诚又纯真的朋友，不曾忘记过您。
敬爱的读者朋友们，请原谅我的唠叨。那么接下来，请您听一位苏联的英雄、一个普通的青年，伊万·布拉金斯基的故事。
赤伶
[苏联] 阿·伊瓦绍夫
又一个沉闷的夏季要结束了，路边的云杉在晴朗的阳光下绿油油的，远处的田埂看上去和我的家乡别图什基村没什么差别。要不是因为打仗，这时候农民们应该忙碌起来才对。我眯起眼睛眺望，瞧见有几个老婆婆带着孩子们弯着腰在挖马铃薯。他们是幸运的，德国人还没来得及烧毁这一带的村庄和田地就被我军击退了。看人家在地里忙活，我也焦急起来，不知道妈妈过得怎么样……或许她也会和邻居们一起种些马铃薯。马铃薯很好，三个月就能成熟，可以应付接下来的冬天……可是妈妈年纪大了，风湿病总是让她的膝盖关节疼得厉害，种马铃薯和挖马铃薯都得弯着腰刨地，她的身体真的受得了吗？家里的屋顶也坏了，夏天会漏雨，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帮她修好屋顶……以前在家时主要是我负责大部分的农活儿，村里人都说我是个好儿子。然而现在我远在乌克兰，只能一边看着别人在田地里干活，一边担心妈妈。
9月初的好天气值得珍惜，行军的战士们沿着大路前进，远方的米乌斯河像是银色的缎子般闪闪发光……以前大家伙都说乌克兰的夏天美不胜收，可是现在我们所过之处只看到烧焦的土地、被德国鬼子焚毁的村庄。
就在几天前，我军刚刚收复了塔甘罗格，短暂的胜利让人心情好了一些。部队驻扎在河边时，马特维甚至教我们唱了一首他们村子里的丰收民歌，和我家乡的小曲略有不同。我记录了下来。
可我始终闷闷不乐，心里始终想着妈妈和马铃薯的事。
我们的队伍继续前进，要前往下一个战线。正午的阳光晒得我晕晕乎乎的，倒是很舒服，冬天就没法这么享受了……就在这时，前方忽然传来一声口令：
“稍息！”
大家停下来，我刚刚抬起头，就看到中尉站在我面前，眉毛紧皱在一起，像是正在发脾气。
“同志，您就是阿列克谢·伊瓦绍夫？”中尉怒气冲冲地说。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违反了什么军规。“是的！阿列克谢·伊瓦绍夫！我家住在别图什基村，大概就在莫斯科郊外……但我不是莫斯科人，我们村的人可没莫斯科人那么傲慢，我们脾气都很好。如果您来我家做客，我会请您……”
“我就是莫斯科人。”中尉的胡须抖了抖。
“呃。”
我又说错话了，见鬼，我干嘛总是给自己惹麻烦！旁边的战友忍不住偷笑起来，我尴尬地揉了揉耳朵。
中尉的语气反而柔和了一些：“我不管您对莫斯科人有什么偏见，伊瓦绍夫同志，我有个问题：您之前是通讯兵对吗？”
“哦，是的，我之前是通讯兵……后来才被调派到这个排。至于我为什么被调走……主要是因为我嘴太笨。”
老实说，我确实不是一个很好的通讯兵，我脚程倒是快，也学会了使用和修理无线电设备，村里的小伙子总是能吃苦耐劳，这点我是很骄傲的。只是我实在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总是说错话，惹得连长发了好几次脾气，后来他把我调走了。我也就来到了现在的独立炮兵团做炮手。
中尉紧绷的嘴角提了提：“会用无线电设备吗？”
“会的。”
“会用大炮吗？”
“这个自然也是会的，中尉同志。”我点点头，我在军事学校培训过一段时间，也是上过学的人。
“好，就决定是你了！”中尉拍了拍我的左肩。“同志，现在有两个任务要交给你：其一，你现在被调派到近卫坦克第五军，他们现在很缺会用无线电通讯的人，要是炮兵最好。你现在就去找罗特米斯特洛夫司令员报到，他们部队在柳博京市休整，正在招募更多人手。”
“我去做坦克手吗？好的。”我估摸着坦克炮塔和迫击炮的区别，这时中尉又用力拍了拍我的右肩：
“还有第二个任务！之前我们抓住一个幸存的德国坦克兵，我们应该审问他，但唯一会德语的里洛夫已经牺牲了……好同志里洛夫，他不在了。”
战士们默哀片刻，中尉继续说：“问题就在这里。我们都不懂德语，没人能审问这个弗里茨。少校说得把这个娇生惯养的德国俘虏押送到柳博京去，那里有人懂德语。既然你要去近卫坦克第五军报到，那么请你把这个战俘一起送去。这个任务你能完成吗，同志？你看看地图，柳博京离我们有二十公里。”
我看了一眼地图，完全不成问题！二十公里罢了，我可是腿脚轻便的男子汉。
“那就把你的德国人带走吧。”中尉又拍了拍我的右肩，“近卫坦克第五军有个小伙子会很多语言，是罗特米斯特洛夫司令员的得力助手，听说那家伙还会说中文。就让他们决定怎么处置这个弗里茨吧。”
“好的，一定完成任务！”我自信满满地答应下来。
*2
然而我真的没想到，要押送一个德国战俘竟然是比行军打仗更麻烦的苦差事。
首先，这个德国人，这个弗里茨果然如中尉所说是个娇生惯养的家伙。他看起来年纪比我小一些，十八九岁，大概是城里孩子，也没干过什么农活，打仗的风霜日晒也没折损他红润的脸蛋。
我们一前一后地走在田埂上，我很聪明地找了一根草绳捆住了他的双手。可是这家伙不知道怎么回事，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总是摔倒！一公里的路程之内，这个笨手笨脚的弗里茨就摔倒了至少3次！弄得他的军裤上都满是泥土。
“你怎么回事，弗里茨？这么傻乎乎的，连路都不会走？你怎么来打仗？”我把他扶起来，给他拍了拍军装上的尘土。他这么年轻，看起来几乎还是个男孩。
“不。”他用蹩脚的俄语说。
“什么意思？您当真不会讲俄语吗，弗里茨？”
“不，汉斯。”
“走吧弗里茨，走快点儿，云层变低了，可能会下雨，我们最好别遇上暴雨。”
“不，汉斯！”
“什么意思？”我很烦躁，毕竟我的德语也只限于“举起手来，缴枪投降”这样简单的句子。说着说着，我的德国人又摔倒了。诶，我发现了原因，他大概是个娇滴滴的城里孩子，本来就走不惯田埂这样的地方，手又被反绑在身后，身子就很难保持平衡，就容易摔倒。我的耐心越来越少。怎么，对待一个德国俘虏难道还要像对待一个地主老爷吗？这次男孩摔倒我就狠下心没去扶他。“快些走，弗里茨！”我故意语气凶狠一些。
“不，弗里茨。对，汉斯。”
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说他的名字是汉斯。我才不管呢，管他的名字是叫弗里茨、汉斯、路德维希、鲁道夫还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总之现在他是一个俘虏，就得乖乖听从我的指挥！“少废话，快往前走！”
德国人骂骂咧咧地从地上爬起来，走得更慢了，嘴里还一直嗡嗡地说着德语。岂有此理，天知道他怎么骂我，可恶的德国鬼子，就是他们害得我没法回家！我想起妈妈艰难地播种马铃薯的样子，心里对这个该死的德国人又恨又气，简直想踹他两脚！不过想想还是算了，我是一名苏维埃士兵，我的任务是把这个德国鬼子带去受审，这家伙说不定知道不少对我军有用的情报咧。
“走，你要是不走，我就不给你吃晚饭了！”我试着威胁他，虽然他大概听不懂俄语。我背包里装着两罐豌豆、两块面包、一小袋盐，是中尉安排给我执行任务的口粮。
我的德国人总算站起来了，眼神满是怨愤地瞪我：“伊万，蠢货。”可能这是他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俄语词，不过也足够激怒我了。
“我不叫伊万，我叫阿列克谢！”
“我不弗里茨，我汉斯。”
“少废话。”
“伊万，蠢货！”德国人似乎下定了决心，如果我继续叫他弗里茨，他就要把我瞎叫做伊万。这是什么道理！一个俘虏反倒嚣张起来了？我几次都想扇他巴掌，但都忍住了。为了不让我的德国人继续摔倒，我就把他拎到公路上沿着平整的泥土路继续向前。这下弗里茨倒是舒服多了，走起路来也不会像小鸭子那样摇摇摆摆摔跤了。真不知道他妈妈怎么舍得把这么一个娇滴滴的18岁孩子送到战场上。弗里茨运气很好，竟然没有被迫击炮打死，成为战俘对这家伙来说简直算是幸运的事了。我就绝对不要当德国鬼子的战俘，我想，苏维埃男儿永不投降。钢铁与利剑，镰刀与铁锤，保卫我们的村庄。
想到这里，我有些激动，竟自己把自己激励了起来，走路也更快更有力了。
第五军驻扎的那个城市我是知道的，之前我们部队也在那里休整，还狠狠地殴打了驻扎在米乌斯河沿岸的德国人，解放了塔甘罗格。我们沿着大路向前走，一路上遇到了别的行军队伍，大家伙都笑眯眯地看着我领着一个德国俘虏往反方向走。
“同志，你要把这个弗里茨带到哪里去？”
别的战士和我打招呼，还试着用德语恶狠狠地咒骂德国人，也是我早就会说的“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这样的简单句子。
“要带去给会德语的人审问。”我不能把使命说得太详细，这不符合军规。
“那就把他送去给布拉金斯基！”另一个战士吹了一声口哨。“听说那家伙会说德语、西班牙语、法语和中文，我们都叫他‘语言学家’哈哈哈。”
“没错，语言学家准有办法！布拉金斯基对外语很感兴趣。”小伙子们笑着起哄。我撇了撇嘴，天空阴沉沉的，怕是要下雨了，我不想再耽误时间：“谢谢你们的好主意，但是我已经接到命令了，我要把这个德国人送去某个地方。”
“那好吧，祝你们好运，再见同志。”
“您也是。”我告别了同伴们，继续带着我的德国人赶路。
果不其然，临近黄昏时下起了大暴雨。这种暴雨在8月底是常有的事，会影响快要收获的麦子，总让农民骂骂咧咧的。大雨磅礴，路边的云杉静悄悄，在雷声轰鸣与雨水的喧嚣中受苦。我和德国人也默默在大雨中前进，身上没有一块干的地方，雨水沿着头发往下淌，靴子踩在公路的湿乎乎的泥坑，全湿了。我背包里的面包和盐巴肯定也被雨水打坏了，有点可惜，不过战争年代没什么好挑剔的。
“快走，弗里茨，今晚我们得找个合适的地方过夜。实在不行，就只能在湿乎乎的公路边歇一晚了。”我催促我的德国人。
“该死，伊万！”德国人气哼哼的。
“你骂我干什么，”我很不满，“这雨又不是我让下的。”
不知怎么的，这个德国男孩竟然还发起脾气来，像倔强的马驹一样说什么都不往前走了。我火了：“您在发什么老爷脾气？搞清楚，您是一个战俘，不是来做客的！”为了吓唬德国人，我揪住他的头发晃了晃，希望他乖乖听话。这招果然挺管用，这个德国男孩红着眼愤愤地瞪了我一眼，又愿意往前走了。
“很好。”我对自己的方案感到满意。
然而我们在大雨里才走了几步，我的德国人又停下来了，叽叽咕咕对我说德语，一脸痛苦的样子瞧着我，像是在卑微地提出什么请求。我哪里懂得？还以为这个娇娇少爷又要耍王公贵族的脾气了。“别逼我骂你！”我又故技重施，轻轻抓住他的头发试图吓唬他。
“啊——！”
不知怎么的，这个十八九岁的德国男孩忽然情绪崩溃，在暴雨里大哭起来。这是要干什么！我真的吓了一跳。
“汉斯，你别哭，你是个当兵的！不许哭！”太奇怪了，难道我还是德国人的保姆？竟然要在黑漆漆的雨夜里安慰一个嚎啕大哭的德国男孩，太可笑了！“你别哭，哭什么！你又没受伤也没死！快走汉斯，我们赶紧到柳博京市去，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之后我们不会伤害你。”
可男孩还是号啕痛哭，站在公路的水坑里说什么都不愿意往前走了。我心里叫苦，这都是什么呀！我上前线打德国鬼子，怎么现在偏偏在大雨里对一个哭哭啼啼的德国俘虏束手无策？愚蠢的纳粹法西斯，竟把这么一个软弱的男孩送到前线杀人、送死！
或许我该再严厉一些，就扬起手唬他：“汉斯，你要是不往前走，我就要像爸爸一样打你了——！”
这时，黑漆漆的雨幕中远远驶来两盏晃眼的车灯，像是庞然大物那样穿过雨夜，轰隆隆的引擎声停止，一辆ZIS-6军用卡车停在我们面前。
“晚上好，同志。”我胡乱抹掉脸上的雨水，向司机打招呼。
驾驶室里的红军战士看了我一眼，又看看在雨中大哭的德国俘虏，似乎是被这古怪的组合吸引了。
“您怎么随身携带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德国士兵？”那人的语调很轻快，像是在和朋友说话。
“诶，说来话长……总之，我要把这个德国战俘带到柳博京去，那里有人会德语，可以审问他。这家伙之前是德军的坦克通讯员，大概有一些价值。”
“你们是要去柳博京吗？”那位年轻人友善地轻声说，“正好我也要去那里，上车吧，我载你们去。”
“再好不过！”我高兴极了，拉住德国人的胳膊，想把他拽上车。可是我的德国人哭得更厉害了，还开始挣扎起来。我正为难该怎么办，只听到卡车上的年轻人冷冰冰地说了一句德语。
我的德国俘虏瞬间安静下来，像是被吓坏的兔子一样抬头看着高高的卡车驾驶室。我也抬头望去，只见黑洞洞的驾驶室里坐着一位威严的红军战士，阴影遮住了他的脸。他的手枪指着德国人的脑袋，在冰冷的雨水中泛着寒光。
“……”
“……”
我们沉默着，倾盆大雨像是猛烈的炮火一样击打着乌克兰的大地，秋夜里所有人都受苦，德国人浑身颤抖。
那位红军战士再一次用流利的德语威胁不听话的战俘，话语冷得像他手中的枪：
“朋友，如今您有两种命运可以选择：配合我们的工作，或者被原地枪毙。我会瞄准您的鼻子，子弹会在您娇嫩的脸颊上破开一个血窟窿，炸烂您的舌头。我很乐意杀了您给卓娅报仇。请您选吧，我们尊重您的选择。”
后来他把这句德语的意思告诉了我，他就是这么威胁德国人的。德国男孩吓坏了，停止了哭泣和反抗。我就拎着战俘，心怀感激地坐上了卡车的驾驶室。
“谢谢您同志，就该狠狠地骂这些纳粹法西斯。”我挪了挪身子，确保拥挤的驾驶室能坐得下我们三个人。“我叫阿列克谢·伊瓦绍夫，我住在别图什基村，就在莫斯科边上。”
那位年轻的红军战士友好地点点头：
“我叫伊万·布拉金斯基，我的家在列宁格勒。”
太好了，我不喜欢严肃的莫斯科人，我喜欢活泼的列宁格勒人。
*3
军用卡车在雨夜中行驶，炮声从远处传来，我们的同志仍在第聂伯河沿岸和德寇作战。天边还能看到前线的火光亮起，藉着忽明忽暗的光亮，我隐约看到了驾驶员的侧脸。
伊万·布拉金斯基正专注地开车。他看起来很年轻，年纪和我一样，差不多二十岁出头。他仍保持着战前的习惯，把自己捯饬得干净整齐，胡茬是好好剃过的，指甲也修整过。整个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像是大学生。总之，这个伊万很帅！当然我也不差，我俩身高也相当，我有一米八几。
我没看到伊万的军衔或者肩章，不过看他的军装，大概也是一名坦克兵。
“您是尉官吗？”我有些好奇。
“之前晋升成了少尉，不过这不要紧。您呢，伊瓦绍夫同志？”伊万似乎是个好说话的人。
“我是一名列兵。”我笑着弹了弹自己的肩章，忍不住凑近去研究我的德国人的军装。“他又是个什么军衔？”
德国人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伊万翻译给我听：“他是一名列兵。”
“哼，他是一个傻瓜。”我瞪了德国人一眼，转而又问伊万：“布拉金斯基少尉，您为什么会说德语？诶……！哦，您姓布拉金斯基……！那么您就是他们说的‘语言学家’！”
伊万温和地说：“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伊瓦绍夫同志。”
“叫我阿廖沙就行，咱俩年纪差不多吧？我22岁，您多大了？”
“21，十一月就要22了。那么也请您不要叫我少尉，叫我伊万就好。”
“成！”
我高兴起来，我就喜欢和爽快人交朋友。再说伊万是同龄人，又没有尉官的架子，如果有机会我们应该能成为朋友。可惜战场上的缘分转瞬即逝，一切都是萍水相逢。我们都没过问对方正在执行什么任务，一是因为还有个德国战俘在场，二是双方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伊万驾驶着一辆载满货物的ZIS-6军用卡车，估计是在运送搭建临时舟桥的材料。这是必然的，德国人就在河对岸，我们需要搭桥渡过第聂伯河，现在正是大量需要建材的时候……既然不方便聊公务，我就试着聊聊一些普通的个人话题。
“伊万，为什么大家叫你‘语言学家’？我听别的同志说你不仅会说德语，还会法语和中文。为什么呀？你以前是大学生吧？”
“只是兴趣而已。”
伊万专注地看着车窗外，似乎不愿意多聊这个话题。暴雨还在继续，坑坑洼洼的道路积水泥泞，卡车也上下颠簸。
“那你这兴趣也太厉害了吧？干嘛学中文呢？”
他没好气地回答：“阿廖沙，您干嘛这么好奇？问题一个接一个。我看您很适合去《战斗报》做记者。”我有些愧疚，看来我还是老样子，不太会说话，我小声嘀咕：“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营也有个中国人。”
我们沉默了。
忽然，车轮轧入了一个深水坑，卡车猛烈地颠簸！驾驶室的我们三人也被狠狠震了一下，德国人一头栽在我身上，而我的脑袋撞到了玻璃，“诶唷！”
伊万赶忙把持住方向盘，幸好卡车没有熄火！他赶紧道歉，模样相当腼腆：“不好意思，阿廖沙……我车技没那么好，但现在是紧急状况，人手总是不足。如果能在方向盘上栓一块肉训练小狗学会开车运货，司令员也会愿意一试的。你也瞧见了，我的车技只是比小狗好一点点而已。”
“没什么，我还要感谢你愿意载我们一程呢。”我揉了揉撞疼的额角，头上好像肿了一个包。“没有没有，你还是比狗强的。”
“……”
“呃，我是不是说错了话……？那、那你和狗……”
伊万终于忍不住轻声笑出来：
“阿廖沙，得了吧，放弃您的小狗话题吧！我看您还不太合适记者的工作，干这行得要有交谈的技巧呐。说起来……我父亲就是记者，他以前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那时我18岁，刚刚完成高中学业，就跟随父亲去中国待了半年……我很喜欢学语言，因为这样就能和不同国家的人交谈。在中国期间我学了一点点中文，说得不算好。本来想上大学以后继续学，可惜没多久就打仗了。于是我加入了军队，来到需要我的岗位上……这就是我学中文的故事，您满意了吗？”
“这样，您真是好学的人呐，知识分子。我是农民的儿子，以后战争结束了也要回去和母亲一起继续种地。”
“阿廖沙，我们是一样的。”
“是的！我们是一样的。”
我心情很好，肚子却咕咕叫。我正琢磨着要不要把面包拿出来吃，德国人也一定饿了，我们走了一整天呢……伊万忽然主动开口问道：
“对了阿廖沙，你说你们连有个中国人……这是怎么回事？”
“哦是的，他叫谢尔盖，是中国来的留学生，现在参军和我们一起打德国法西斯。不过我们和他不在一个连，只是打过招呼。”
伊万莫名地兴奋起来：“快说说，那是什么样一个中国人？”
我眯起眼，努力回想“谢尔盖”的模样描述了一番。不过伊万显得有些失望，这可能不是他要找的人。
“总之，那是一位勇敢又和善的中国小伙子。”我说。
“谢谢……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阿廖沙。之后有机会我也想见见那位谢尔盖，说不定等他回到中国还能帮我给某个人带个消息。”伊万笑了一下，我却注意到他神情中转瞬即逝的伤感。
中国？为什么？我很好奇。
如果我足够成熟、善解人意，或许我就不该追问下去。可惜当时年纪太轻，对别人的故事太过好奇，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些伤痛和答案是别人只想深埋心底的……何必去问海浪：“您为什么要反反复复撞向疼痛的崖壁”？又何必去问五月的积雪：“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为什么不让痛苦的春天静悄悄地来临，假装梨花从不凋零……
可惜，可惜我那时太年轻不懂事，而我的战友伊万·布拉金斯基少尉将永远年轻。
我还是问了那个问题，以至于后来我一生都在反思自己愚蠢的行径。
在1943年9月初那个冰冷而漆黑的雨夜，22岁的我坐在卡车的副驾驶，问21岁的伊万：
“为什么？你在中国有什么想见的人吗？中国多远啊，我们又在打仗，以后恐怕很难再见到了吧。”
事到如今，我还是很后悔……我不该说这句话伤害他。
对不起，万尼亚。
*4
在去柳博京之前，伊万说还要顺道办点事。我们的卡车绕了点路，驶进了一个村子。周围的景象让我寒心……大部分的屋舍都被烧毁了，德国人在匆忙撤退时丧心病狂地毁掉了村庄，毁掉了即将丰收的农田。雨夜喧嚣冰冷，我和伊万沉默地坐在车里看着断壁残垣……
“走吧，去碰碰运气，看到底能不能找到他们……”伊万喃喃自语。
我们开车在村子里绕了一圈，大部分残屋中都没有灯光，只剩下焦黑的墙壁和倒塌的房梁。村民们可能逃难去了，也可能是被德国人抓走了。我听说德国人为了冶炼钢铁，抓走了许许多多乌克兰的年轻人。
“伊万，你要找谁？”我问。
“我想找到斯捷潘的母亲……他委托我给他妈妈带来了礼物，他原本就住在这个村子。”
我的心碎了，想到了自己的妈妈。德国人会不会也把我的家烧毁了？妈妈又该怎么办呢？她和妹妹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抹去眼角的泪水。“走吧伊万，我们再找一找。你瞧前面的几间屋子还有灯光，还有人住在那里！”
村子边上还剩下两三栋房屋，幸好当时灭火及时，屋子还没有完全被破坏掉。我们抱着些许希望，把卡车停在屋前，去敲了人家的房门。屋子里一下子静得鸦雀无声，里面的人在害怕……直到我俩用俄语大喊：
“请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我们来找斯捷潘的妈妈！”
或许是确认了是自己人，躲在屋子里的农民安心了不少，终于为我们打开了木门——几个老婆婆站在门口，头巾和衣服都黑乎乎的，被焦炭蹭黑了。我们惊讶地发现屋子里竟然挤满了村民！大家伙在仅存的几间农舍里凑合着过夜。一间屋子里至少挤了二十个人，站的站，坐的坐，所有人都望着我和伊万，还有我们的德国俘虏。
“请问，斯捷潘的母亲在这里吗？我是他的战友……他托我带来了一点礼物。”
伊万放低声音，他注意到有几个孩子已经在母亲怀里睡着了。
村民们让出一条道，我们就小心翼翼地走到屋子里面，抬脚都得注意不要踩到躺在地上休息的人。我们看到一个老奶奶躺在干草铺的床上，两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守在她身边，大的五六岁，小的估计也才两三岁。
“斯捷潘呢……？斯捷潘回来了吗……？”老奶奶艰难地想要坐起来，两个小姐妹神情严肃地帮助祖母。我猜她们可能是斯捷潘的孩子们。
伊万蹲下身，柔声对老奶奶说：
“夫人，我是斯捷潘的战友，他委托我给您和孩子们带来了礼物。”
“斯捷潘呢？”
“他很好，他在库尔斯克立了功，击毁了4辆德国人的虎式坦克，斯捷潘是大家的英雄。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休整，他也在准备执行接下来的任务。”伊万摘下皮手套，握住了老奶奶的手。
“他没有受伤吧？”年纪比较小的女孩仰头问。
伊万捏捏孩子的小脸蛋，笑了一下：
“你爸爸好得很，没受伤，他把德国人打得嗷嗷叫。我们很快就会赶走讨厌的侵略者，到时候爸爸就会回家啦。”
“好吧，晚安。”小姑娘对这个答案很满意，缩在祖母身边的干草堆上睡着了。伊万摸摸孩子的脑袋。
“……！”
老奶奶抓住伊万的手腕，灰蒙蒙的眼睛睁得老大，烛火倒映在她的泪光中。这种心碎的眼神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了，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神情。大家沉默地望着生病的老奶奶，还有那位年轻的红军战士，仿佛一同望着我们伤心的土地。
屋子里安静得只听见风声呼呼漏进来，屋外还在下雨，嘀嗒嘀嗒的雨水也从屋顶漏下来，倒不妨碍在雨水中睡觉的疲惫的人。所有村民都在等待伊万即将说出的那个消息……斯捷潘，他们的斯季瓦。
然而伊万只是轻松地笑了一下，从挎包里掏出一块旧而干净的手帕，已经洗得硬邦邦的……那是斯捷潘的手帕，他一直带在身上的。
“斯季瓦！”
老奶奶激动地抓住那块手帕！她满是皱纹的手又渐渐松开了，有气无力地轻轻耷拉在伊万的手上……仿佛手帕中间包裹着脆弱又珍贵的生命。她迟疑了几秒，终于鼓起勇气，慢慢地揭开手帕的一角……竟然是两块香皂，干净得像两块宝贵的琥珀，散发着药物般的香味。
“这是斯捷潘给您的礼物，他委托我带来的。”伊万把包裹着香皂的手帕好好地放在老奶奶膝头。“您别担心，他现在很好，很健康……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仗，一定会的。”
“……”
老奶奶捧着两块香皂，哀伤又静默。她几次想要追问，但是都忍住了。最后只是抽噎着低声说：“谢谢……”
我观察伊万的眼睛，他仍在努力保持镇静，薄薄的嘴唇严肃地紧绷着。这瞒不了我。我们都是打仗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于是我解开背包，把随身带的两罐豌豆罐头、黄油和面包都拿了出来，对老奶奶说：
“这也是斯捷潘带来的礼物，大家伙一起分了吃掉吧。”我数了数人头，有点惭愧，屋子里可得有20个人呢！食物根本不够啊。我为难地补充道：“呃……可以把面包和黄油给孩子们，至于豌豆罐头……每个人吃一勺，应该也可以。”
在下雨的秋夜，在破败的茅屋，大家伙一起分享了两罐豌豆，每个人都吃了一口。大家都会记得这是斯捷潘带来的礼物，他们的好小伙、好邻居，远在前线战斗的苏维埃英雄。
告别了村民们，我和伊万又带着德国俘虏上了卡车，继续趁夜赶路。
“斯捷潘呢？”我问。
“……”
伊万没有回答我，淡然地望着延伸向雨夜的泥土路。渐渐地，小伙子的双眼湿润了。
“……”
我也不再过问。这样的事有什么稀奇呢？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是为了接通一根电话线，有时候是为了部队能前进一公里，也有时候是为了天边染红的云。我们可以为一切微小的事物献出生命，为了麦穗间的一条小径，为了河边的一座小房子……因为祖国与我们所爱的人就是要在这些微小的事物中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万事万物都是生命，万事万物的生命都是为了祖国与一个又一个心爱的春天。
斯捷潘在库尔斯克的炮火中浴血奋战过，于是他的母亲与两个小女儿可以活下去，并且获得两块珍贵的香皂做礼物。
我仍沉浸在思绪里，思念着母亲与妹妹……伊万轻声说：
“阿廖沙……你相信吗？”
“相信什么？”我叹息，德国人竟然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真是个孩子。
伊万继续开车，没有偏过头看我：
“你是否相信……心爱的朋友们其实没有离开，他们只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生活，在一个温暖的村庄。你虽然暂时见不到朋友，可是你们有朝一日一定会重逢……他没有离开，他只是在等你。”
“我相信的，万尼亚。”
“是吗……那太好了。”
“伊万，那么你刚刚说的那个中国朋友呢？”我又忍不住了，该死，我的嘴巴永远不听脑子的指挥。“你是不是有个好朋友在中国，你见不到他，所以一直在找他？”
“……”
他沉默不语，继续开车。
“抱歉。”
伊万深呼吸，轻松地聊下去：
“您说得没错。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很要好的朋友……我们是在上海的戏院里认识的。他是一名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家，我第一次看他演出时就被震惊了，您知道吗？那真是……太美丽了，红霞般的华袍，流水般舞动的袖子，繁花般的姿态……我该怎么形容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脑海中永远忘不了他在舞台上的身影，仿佛一个闷热夏日永不清醒的梦……后来我和他成为了朋友。为了能和他交流，我每天晚上都和爸爸努力学中文，有空就和他一起去江边散步，试着聊一聊我们的生活。我在中国待了半年，他不演出的时候也会带着我在上海逛一逛。我们是完全友好的，我经常和他介绍苏维埃的成就和文化，他也教给我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阿廖沙，这种感觉很奇妙……试想一下，当你用外语和另一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你们沟通不太方便，很多词都不明白，可是通过手势和笑容，你们却能懂得对方……我和我的中国朋友就是这样的。我还给他唱过俄语歌，他听不懂俄语，但他是艺术家，能理解旋律背后的情感和意义……”
我认认真真地听着，想象着一个遥远的叫“上海”的城市。那里有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能想象出长城、蒙古大汗、鞑靼人、喝茶的中国人。或许只有伊万知道。在他的记忆中，远在战火硝烟之外，有一座陌生的城市，住着一个让他牵挂的好朋友。
空荡荡的城市，黑暗的舞台上那繁花般灿烂的身影，红色流动着，陌生的乐器，难以被理解的又有点寂寞的唱词。
这就是我所能想象的全部，曾让观众席上的伊万久久不能平静的相遇。
“所以你就是想要找到这个中国朋友吗？”我沉思片刻。“假如你的朋友是很有名的中国艺术家，那么说不定谢尔盖知道。总之可以多问问，等战争结束后你再去中国，应该很容易能找到朋友的。他是艺术家啊，铁定有海报之类的东西，知名演员是容易找的……”
卡车继续在颠簸中前行，目的地就在前方，我们快到了……伊万平静地说出了自己埋藏心底的想法，后来他再也没有提起过：
“阿廖沙，其实……我有一种预感：我永远找不到我的朋友了。”
“怎么会呢？能找到的，你们可以再见面的。”
我试着挽回一点自己之前嘴笨犯下的错误。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刚才我说了那句伤人的话以后，伊万整个人的情绪都不太对劲。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已经牺牲了，我很想念他。”
伊万笑了一下。
春天会来临，纯白的梨花盛开又会凋零……这本是大家习以为常的，只有把这件事认真地说出来的那个人才会感到伤心。
*5
当晚，我们顺利到达了柳博京。卡车驶进军营，我看到了不少新增补的T-34坦克。听说近卫坦克第五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表现英勇，但是也损失惨重。
伊万发现我在观察军营的坦克，就说：
“所有的T-70都被换下来了，新增的T-34也做了改进，之后你就知道了，我会教你的。”
我有些错愕：“怎么？你也在这支部队服役？”
“我猜你是被调派来的，现在我们很缺人。总之坦克的事之后我再为您介绍，首先我们把这个德国战俘带去给司令员瞧瞧。”伊万指了指汉斯。我的德国人竟然脑袋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一个愚蠢的男孩。
“弗里茨以后会怎么样？”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个愚蠢的德国孩子的，才刚刚成年就被邪恶的纳粹法西斯送上战场做魔鬼。
伊万淡淡地看了我一眼，面无表情地说：
“阿廖沙，我认为你有时候过于心软，这对战士来说可能是个致命的弱点。你同情这个德国男孩，因为你是个有良心的好人。可是德国纳粹法西斯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孩子的？卓娅被俘虏的时候也只是个18岁的孩子。德国人是怎么毫无人性地残害她、虐杀她的？难道您忘了吗！”
“怎么可能忘……！”
我顿时也生气起来！可怜的卓娅，和我的妹妹一个年纪……她牺牲的地方离我们村子不远。之前我在报纸上看了报道，也看到了可怜孩子的遗体的照片，当时我还哭了，还发誓要替卓娅报仇！我越想越火，看着靠着我的肩膀睡觉的汉斯也越发生气。“该死的德国纳粹法西斯！！”我扇了汉斯一巴掌。
“？！！”汉斯忽然惊醒过来，满脸委屈地看着我们。
伊万冷淡地用德语对俘虏说：“下车。如果您不想被拿去喂狼狗的话，待会儿最好老实交代。”
我的德国人像是泄了气似的，听话地从驾驶室里出来了。伊万就带着我和我的德国人一起去见了指挥员——近卫坦克第五军的罗特米斯特洛夫司令员。他是一个很有书卷气的军人，戴着眼镜。
司令员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也问了我在军事学院训练的情况。伊万告诉我，现在他们急缺坦克无线电通讯员。最近专家对T-34的设计做了改进，为坦克增加了车长指挥塔和无线电设备。这样一来，每辆坦克都需要增加一名炮手，一名无线电通讯员。
“那么您就到伊万的坦克车组去吧，听他指挥。”司令员打量了我一阵，目光移到站在旁边的伊万身上。“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战友了。”
“啊？这样吗……！”
我有些惊讶，没想到我和伊万这样短暂的友谊竟然能发展成在同一辆坦克里战斗的同伴。
年轻的伊万·布拉金斯基少尉有力地同我握手，他神情庄重严肃，一双亮澄澄的眼睛里满含笑意：
“欢迎您，勇敢的战士阿列克谢·伊瓦绍夫，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6
从九月开始，我就加入了近卫坦克军。我的职责是坦克机电员，负责作战时的无线电联络。好在我以前就是通讯员，所以学得很快。除此之外，我还接受了一系列的培训，比如给坦克换履带之类的维修工作。
伊万是我们这辆坦克的车长，负责指挥我们车组4个人。其他车组成员也都是好相处的汉子，不厌其烦地教我熟悉T-34的各种操作。没过多久，我们5个人成为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驾驶员雅科夫是个矮小又强壮的男人，我们叫他“子弹”。雅科夫以前就是开机床的工人，两条臂膀像是钢铁一般坚硬。驾驶坦克可是重体力活，一根坦克操纵杆25公斤的拉力，雅科夫能轻松地驾驭坦克急刹车时100公斤的拉力。他平时沉默寡言，爱护坦克简直像是对待亲儿子一样。“怎么样？坦克是不是威武又美丽的大家伙？”雅科夫总喜欢这么问。
司令员常说雅科夫这种小个子才是最适合开坦克的男人，毕竟坦克里空间那么小，像我和伊万这样的身高反而是劣势。确实，一开始训练时我根本不习惯坦克逼仄的内部，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经常撞疼脑袋。伊万就笑话我，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聪明的阿廖沙”。别的战友也跟着这么叫，不过我也不生气，毕竟我们也天天开伊万的玩笑呢！我们说他是“语言学家”，在战场上还忙着背外语单词。
我们的“语言学家”，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布拉金斯基少尉。
大家都喜欢伊万这个小伙子，挺拔又开朗，坚毅且正直。
我们都觉得：伊万是最可靠的车长、我们的好兄弟。伊万这家伙看起来文绉绉的，像个年轻的大学老师，但他确实是个天生的好战士、好指挥官。在战场上，伊万有着惊人的判断力，能比别人更早察觉敌情。他脑筋极灵活，也很了解坦克，及时的决策总能让我们在战场上化险为夷。大家伙都是相互救过命的兄弟。
克拉夫琴科将军也极看好伊万，时常栽培他，他们都来自列宁格勒。有时候我会想，等战争结束后伊万还会回到大学去继续搞语言学吗，还是留在部队发展？不论如何，我挺希望伊万能实现愿望，找到他的朋友。
车组里其他战友也喜欢开玩笑，我喜欢这种氛围。
炮手加夫留沙在战前是养蜂的。他说自己以前连杀鸡都不敢，现在却做了坦克炮手，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击毁了十多辆德国坦克。加夫留沙开玩笑说自己是“诗人”，一颗炮弹就是一滴墨水，在战争的大地上为德国人作一首热热闹闹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