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要浦东支队注意我的安全。这也是党和上级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但随着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局面的逐步打开，来部队找我的人也比较多，鱼龙混杂。为做统战工作，争取各方面的人来抗日，我又都得亲自出面接待。有时留他们
吃饭，甚至放胆让他们与我睡在一起。当时我身边没有什么保镖，只有十二三岁的三四个小战士。我身体壮实，力气大，有三两下“三脚毛”的拳脚。要是一二个人来搞我
，自信还能对付。我的态度是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暗算，又要大胆镇定地做好工作，不能因敌人要谋害我而影响工作的开展。
有一次，熊剑东的税警团里，有一个开小差的伪警跑到我们部队，留下了枪支。我们给他钱，把他送走了。熊剑东知道这件事后，就设了个圈套。他布置了2个人，用“
拖枪逃跑”的诈降计，来到我们部队。一个要求回家，一个则表示愿意参加“抗日”，看来一切都合乎情理。我们就把这个人留了下来。开头我们不太信任他，把他留在支
队部考察，也不发枪。过一段时间，看他表现不错，就编到班里，他工作当然很“卖力”。我们对他的怀疑也消除了。过了几个月的一天晚上，我去三区“兄弟会”作报告
深夜回来，孤身一人。我刚跨过一座小桥走过去，正巧那家伙站岗，他喊：“口令！”我回答了。他一听是我声音，就朝我“咣啷”一枪，子弹穿过我棉袄的左腋下飞出去
了。我奋起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当场逮住。经过审问，他老老实实交代是熊剑东派他来暗杀我的，事成之后给他多少奖金。他知道我今天一个人外出，正好利用“站岗”
放哨机会，想把我杀掉。
还有一次，有个姓王的伪军教官，通过黄志英的关系，带了几个伪军“拖枪”投诚到我部来。当时我们对他底细不清，也把他留在支队部跟我们一起流动，几个月没有
分配他工作。因为对这种身份的人，工作的确很难分配，编到支队部短枪队吧，他的来历尚未搞清，我们不放心；编到班里去吧，又不能体现党对投诚伪军官的政策，所以
，暂不分配。可是他呢？心里急了，怀疑我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真实意图。
一天，我们部队住在李家桥附近，他趁我不在支队部，就偷了我们缴获来的一只挂表和几块银元，不声不响地溜走了。部队开拔时，突然不见了挂表和银元，王教官又
失踪了。部队马上要走，就把搜索任务交给了地方。
这个王教官仓皇逃出后，游过了几条河，浑身湿透，天亮时到了土窑，迷了路。他就问老百姓：“头桥怎么走？”他问的这个老百姓，正好是我们部队的联络员唐金兴
。唐一看对他产生了怀疑，就假装热情招待他。不一回，窑上的其他几个老百姓也来了，把他捉住，送到了我们部队。一搜查，挂表和银元都在他身上。经审问，原来是上
海警察局长卢英派他来“放长线，钓大鱼”的，用几支枪想骗取我们信任。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还有一次，奉城伪税警队也跑来一个人，要杀害我，结果错杀了我们的一个警卫战士，这个家伙被他逃跑了。
刘铁城为了杀我，在部队里专门出了赏格，说活捉我赏多少军票，打死我赏多少军票，通风报信多少军票，等等，这些也都是枉费心机。
在敌人脑子里，似乎只要把我搞掉，他们就天下太平无事了，其实他们打错了算盘。诸亚民只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就是我牺牲了，还有诸亚民第二、第三，我们是党
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敌人是失道寡助，我们是得道多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