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趁鹤沙镇的敌人调兵向公路以东“扫荡”的时候，远途奔袭过去，把伪镇长、清乡主任和情报队长等反动头目全部收拾了。第二天，消息传出，震动浦东。从此一些伪镇
长、乡长纷纷向我们打招呼，声明他们不是“真汉奸”，愿意给我们送情报，送子弹，帮助我们向镇上商店征收抗日捐税。后来，日本鬼子知道了这些情况，也没办法。听
说他们有一次召开行政会议，鬼子公开说：“东洋先生心里明白：你们区长以上的人，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二分相信游击队；区长以下的人，七分相信游击队，三分相信东
洋先生；乡长嘛，一半对一半；保长以下统统靠不住！”
我们坚持在内线积极活动，真像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皮里一样，扰得敌人五脏六肺如绞如豁割，因而到1943年春天，敌人再次发起了军事“清乡”。这次敌人改变
了战术，出动时经常穿便衣，化装成我们的游击队员，打听我们的消息。有时整队伪军下来，夜间在农村里住宿，生活上完全模仿我们的一套，想来迷惑群众，追寻我们的
踪迹。不过敌人再怎样伪装得好，也骗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有时伪军便衣队和我们住到一个宅子里，他们住前面，我们住后面，他们都没法知道我们。这是因为群众和我
们一条心。
这次反“清乡”，我们曾袭击了新场。它是浦东中心区里一个较大的据点。西头住了一队日本鬼子，东头住了伪军刘铁城一个中队。街上钉了木栅门，警戒严密，不易
接近。我们还是采用老办法，通过一个保长，和伪军的司务长拉上关系，又搞来了敌人的口令。夜里，我们混进了木栅门，揪倒了哨兵，一直冲进伪军的营房，把睡梦中的
一百多伪军全部缴了械，只有在楼上赌钱的伪军，从屋顶爬出去逃跑了。住在西头的日本鬼子，相隔几百米，也不敢出来增援。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袭击这样的据点的是
一支二三十人的小游击队。
之后，我们又采取避实击虚、里应外合的战术，袭击了钱家桥鬼子据点，打死了十几个鬼子，把敌人刚发下来的九六式轻机枪也缴来了。又在庙泾港打了一次伏击，打
翻了敌人的脚划船，全歼鬼子兵一个小队。这一连串的胜利，逼着敌人又把三灶、梁店、青村港、钱家桥、坦直桥等的中等据点也撤了。吓得刘铁成部下的几个中队长急忙
派人来联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积极地开展了对伪军的策反工作，利用泰日桥敌伪内部矛盾，促使一个伪军中队长打死八名鬼子，率领一个中队伪军反正。这一行动，
引起伪军内部极度的动摇。日本鬼子对刘铁城部队也不信任了，慌忙把它全部撤出浦东。
青纱帐又起来了。鬼子“清乡”一年，毫无收获，劲头也就不大了。同时，敌人也不可能把它的主力部队长期地陷在一个地区里。隔不多久，就有部分鬼子兵调出去了
。后来，“清乡区”四周的篱笆墙也给老百姓扒得七零八落的。敌人再一次的所谓“高度清乡”，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反“清乡”胜利一周年，我们在海边邬家店开了庆祝大会，当地群众和外来参加开会的人可真不少，连过去找不上的那些统战关系，也都自动找上门来。我们的队伍，
也不再是12个人的短枪队，而是一支拥有3挺机枪，好几百人的长枪队了。
——原载《星火燎原》（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第471—477页。
三、1938年8月至1945年5月新四军淞沪支队发展序列表(略）
四、新四军在浦东
梁 山
在敌伪严密统治着的长江下游，尤其在与上海唇齿相依、据点林立的浦东，新四军不但能够始终坚持着，积极地打击敌人，更能在斗争中时刻壮大和提高自己，这种难
以想象的事实，必然引起一般人的惊异，并且为全国人民和盟邦人士所关切。
1．浦东的地位
夹在长江和钱塘江口之间，有块小小的三角洲，西面渡过黄浦江就是上海，它东南的尖端下垂在东海里，这地区就称做浦东。它南北长达60公里，东西约40公里，包括
奉贤、南汇、川沙三县（奉贤西部属浦南）和上海市的一部。敌人称之为“浦东半岛”。
西北紧靠淞沪，东南伸入东海，西南角上的贴邻金山卫，是历代有名的抗日战场，是杭州湾的前哨，是大上海的后门。从这里登陆，有公路直达上海。去年秋天开始，
敌人忙着拆卸苏（州）嘉（兴）路上的铁轨，改铺在金山卫到松江一线。因此金山卫更可能成为盟军登陆的战略目标之一，故在配合盟国海空军准备反攻的今天，浦东的地
位也更形重要了。
2．乌烟瘴气的时代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大批国军仓皇地向西撤退。不久，敌人就控制了沪杭铁路。
当时，浦东来不及退却而拥有新式武器装备齐全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和张发奎部等部不下万余，这应该给那时在上海立足未定的敌人相当威胁。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这样
做。
敌人还未注目于浦东以前，他们都正在忙着干“大鱼吃小鱼”的勾当：1937年年底，忠救别动队第二纵队指挥周岐凤并吞了张发奎手下的罗日明部；1938年9月，忠救八
支队司令丁锡山率部二千余进攻四支队司令兼南汇县长于陶生；1939年3月，丁和三支司令兼川沙县长李子明火并，李不支逃亡，谷守信代替了他的职位；同年八月，丁又打
跑了谷……
数不清次数的大大小小的“内战”，抵消了抗日力量，因而影响到当地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自然，另一方面是讨好了敌人。当敌军一次次出击，特别是1940年3月集
中二千余兵力大“扫荡”时，所谓“边区人民自卫总队司令”张惠芳（阿六）手下的全体兵官，和被民众公认为“十一军”（十一两字为土，“十一军”即土匪军，因丁部
在浦东，无所谓纪律，故民众背地里送他这个称号）的丁锡山等这批勇于私斗的国民党“司令”与“县长”们，都陆续投入敌军怀抱。虽然丁锡山等以后是“反正”了，但
与敌伪仍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此外像“奉南川保安队副指挥”徐承德（后来在苏北被新四军打死）之流，则早在上海邑人组织“大道市政府”时，俯首贴耳地挂起了“
太阳旗”。
少数没有投敌的，有的逃亡，有的漂海，干起没本钱的生涯。
这一段就是所谓“别吃别”（“别”就是别动队，“别吃别”是浦东人民对当时国军相互火并的通称，话中含有同类相残之意）的故事和下场。
3．一株革命萌芽
大“扫荡”还没有结束，所谓抗日的国军却早被扫得“各奔前程”，参加“和平阵营”去了！
这时南汇二区有一支不大的人民武装——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二大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像疾风中的劲草似地兀立在被敌氛激荡着的浦东。大队长连柏生（现在浙
东行政公署主任委员）指挥全体指战员克服了“扫荡”中的一切困难，为坚持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扫荡”告终时，为了团结抗战，抗卫二大接受改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连柏生任支队长。
不断的对敌斗争中，他们发展了自己，成为今天坚持浙东敌后抗日战争的劲旅之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
4．浦东人民的灯塔
1941年春，敌人的铁蹄踏进了浙东。为解放浙东人民，第五支队主力分批跨海南征。1942年夏天，浦东敌伪正计划“清乡”的当儿，我主力相继南下，仅留下诸亚民带
了12个同志坚持浦东敌后的抗日战争。
诸亚民，优秀的共产党员，真正劳动人民的儿子。他家境贫寒，旧社会没有给他较多的读书机会，生活的重担驱使他从小就在一家工厂里做工。
在共产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他已成为一名刚毅不拔的革命斗士。他以他的英雄、顽强、热情、智慧和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坚决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艰巨任务——在敌伪
每隔三五里路一个据点和两千敌人反复搜剿的局面下，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出扰和袭击敌人，使敌伪三次“高度清乡”在军事上的收获是出人意外的空虚和渺茫。另一方面，
两年半来，在他领导下的武装，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在斗争中得到大大的发展和壮大了！
“首先是党领导的正确，其次是各阶层民众的热诚爱护，和同志们不断用血汗拼得来的结果。”面对着伟大的成绩，他这样下着结论。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找不到“骄
傲”。
现在，诸亚明已经是一个浦东人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了。谦虚纯扑、以身作则的奋斗精神和坚强的群众观念，使他和他领导下的武装及要想在敌伪压榨下翻身的浦东人民
溶成了一片。这就是敌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消灭不了他们的根源。
“好比一块田，你不去种菜，它就要长青草。”诸亚明像富有经验的园丁一样，在浦东这块五千余平方里的园地上，培植着一阵畦绿油油的青菜。回顾旁边，被苦闷和
不安包围着的敌人，却如深秋的漫草，在一天天萎黄消瘦了！
5．平凡的战术
浦东新四军和其他各地的新四军一样，丝毫没有新式武器的接济，更加上装备不齐、弹药缺乏，凭什么能够穿插在敌伪“梅花桩”里不受损害而消耗敌人呢？
因为他们能灵活应用各种“平凡”然而使敌伪永远头痛的战术，像攻碉堡、打伏击……
当他们想攻击某一据点或碉堡内的敌人之前，就先找关系，调查研究敌伪的人数、伪军的态度、武器的配备、可能的增援、周围的地形和进退的道路等，然后配置力量
分头下手，五分钟、最多十分钟解决战斗。在奉贤的苏家码头、钱家桥、分水墩、南汇城里和万祥镇等处，他们都运用这一战术取得了胜利。尤以分水墩一役，仅仅用极少
数兵力和惊人的速度，解决了敌伪一个中队，缴到两挺机枪，几十支步枪。
加倍提高了军民抗日的情绪。
打伏击说起来更平淡，只要得到老百姓的情报，知道敌伪向某地出动，先神不知鬼不觉地埋伏好，枪一响，保险多少总能发些“利市”。南汇北三灶、奉贤庙泾港的伏
击战，将巡行的敌伪完全打死，使敌人害怕得少数人不敢出行，伪军更不必说了。去年8月22日的朱家店（南汇）伏击，47名敌军活着回新场的只有13名。第二天新场敌驻地
王家花园里发出阵阵浓烈的臭味，敌人用了五六十担树柴，在举行盛大、隆重和悲惨的火葬典礼。
在历次遭遇战中，他们也创造了胜利的战绩：去年春天朱家店的遭遇战，敌伪是全军覆灭了。奉贤钟家宅和玉蟹桥等地的遭遇，也同样使敌伪遭遇到泄气的命运。
两年半以来，这支短小精悍的队伍，和敌伪进行了百数十次战斗，夺取了多过于自己几十倍的武器。他们在敌人的空隙中成长壮大了！
6．血肉和生命的代价
在浦东，新四军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优良传统抗击着敌人，和发挥着高度战斗技术来杀伤敌人！
机枪手范广元，在1941年3月的蔡家桥战斗中，一排子弹打倒了4个伪军，冲进街时，他的左肩负了伤，右眼也被打瞎了，但还是不下火线，抱着机枪冲入敌营，咬紧牙
关忍着剧痛，将室内的伪军又打死了六七个。战斗结束，他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休养，第二天被敌人抓了去，囚禁了四个多月没有屈服，于当年夏天的某夜越狱归队。
某中队战士张升，因单独出外警觉性不高而被捕了，在敌人的刺刀威胁下，始终没有暴露自己部队的情形。乘敌人不注意时，还想拖机枪逃跑，不幸事情被发觉。殉难
时，仍不屈地高呼“新四军万岁！”
第二次朱家店战斗中，一中的一个新战士和两个敌军“拚刺刀”，一直坚持到另外一个同志来帮他将两个敌人全部杀死了才罢休。
南汇到大团公路上的遭遇战，区队长李阿全，用他在不断战斗中锻炼出来的熟练技术，一枪打掉敌人两个半（两死一伤）。像这样的例子，差不多经常有得发生。
他们在上海外围的斗争，对盟机空袭上海敌军也有着若干鼓励与帮助，今年1月21日从赣州出发飞袭上海敌机场的美国驻华第廿一战斗队中尉飞航员托勒特，在与敌机空
战时，不幸油缸被敌击中而起火，他乘着降落伞降落下离上海五里路的龙华嘴，被活跃在上海近邻的新四军得悉，这位落难的美国机师就得了救。
另一方面，稍有民族观念而被迫为敌作伥的伪军组织人员们，在他们的胜利感召与敌人的压迫监视下，就纷纷投返祖国怀抱。去年5月6日与19日，驻奉贤泰日桥与南汇
万祥镇的伪区保安队第五中队，在区队长沙干臣等带领下，全部人员带机枪2挺、步枪80余支，光荣反正，与浦东新四军共同抗日。此外三三两两陆续来归的，更为司空见惯
了。
由于我军的胜利出击和伪军的离心倾向日益增加，浦东敌军的斗志正日渐消沉，第二次朱家店战斗发生不久，南汇敌军接到了“翻复扫荡”的命令，因害怕战斗与失败
，当晚敌警备队营舍的梁上，就有敌军五名集体上吊自杀……
浦东的勇士们用生命保卫了人民的利益，用血肉栽培着自己和削弱了敌人。
7．新四军和浦东人
“清乡”开始时，敌伪到处筑碉堡、打竹篱，较大的村庄都建起据点，要道口设置了“检问所”，敌伪军不断增加……
当时的民众着实替我们孤军坚持浦东游击战争的将士们担忧，因为敌我的力量相差太悬殊了。然而当他们感觉到每隔二三十天军民再度见面时，在队伍里都会增加或多
或少的“陌生面孔”，枪支也在逐渐多起来时，他们的情绪又提高了！
“第五支队”——浦东人民到今天还是这样亲热地称呼着与他们生死与共的新四军——不但使敌伪丧胆，而且时时关怀着她周围的人民。“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每个
战士都有这个观念。因此，他们有良好的纪律，使人们乐于接近他们。
此外，“第五支队”还部分地减轻了民众负担，他们废除了敌伪的若干苛捐杂税。如“清乡”以后新添加的“牛捐”、“船只捐”等，并号召与领导人民不吃敌伪的“
军米”。
农民对新四军的义务，仅仅是一年一度每亩100元（1944）的田亩捐，而敌伪的各种捐税（单只是捐税），至少要超过这个数目字的五倍以上。
为国为民的主张与行动感动了广大人民，“天下哪里找得到这样好的部队！”他们都一致赞唤着。所以每当部队到时，老百姓都替他们烧茶、铺床、搬稻草……队伍一
到宿营地，也总是把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们来一次，好像过一次年。”
有的民众这样反映。
1940年3月的某夜，队伍在离敌据点氽来庙一里多路的地方渡江，不小心翻了船，一挺机枪沉下江心。附近某村民众，自动地在冷风刺骨的黑暗中协同打捞了五夜，才把
机枪捞起。这件事感动了每个指战员的心，更提高了他们杀敌卫民的积极性。
至于乡保长和民众白天到据点里侦察敌情，晚上作部队的向导，袭击敌人的事情，更老早成为他们的“拿手好戏”了！
浦东民众已经深深地认识了新四军，并且看到了抗战前途。他们想早日争取胜利的到来，于是就成群涌进这支队伍。到今天，连苏南、苏中，尤其是浙东的新四军里，
已经能够到处找到热情而年轻的浦东人了！
8．总有这么一天
“只要是农村，只要有群众，就可以坚持，就可以打游击。”诸亚明同志始终相信这句话，现在这句话已被他自己、他领导下的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用生命与血肉证实了
！
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削弱着上海敌伪的统治，和苏南、苏中的新四军形成鼎足之势，三面逼视、骚扰、打击和消耗着华中敌伪的心脏——上海及它周围的敌人，
并且在积聚一切力量，准备胜利的反攻。
一旦反攻时，如果盟国的海空军能够配合着将上海的前后门加以封锁，则淞沪一带的敌军，将插翅也难飞去！新四军已经在上海外围筑了一道坚固的围墙，在苦难中忍
受了七年半的上海人，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支新生的力量。“天快亮了！”他们用这话来相互祝贺着。他们相信——总有这么一天，长期盘踞在这里的侵略者，将一尝
“瓮中之鳖”的滋味！
1945年2月16日于浙东
（原刊于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一一九期第四版）
五、朱亚民谈《碧血浦江》
胡 亦 为
六集电视连续剧《碧血浦江》已经在上海电视台播出。1月9日，我遵照社领导的嘱托，带着录像带专程赶到无锡市大箕山，向正在华东疗养院疗养的原淞沪支队长朱亚
民同志（本片主角——游击队长郭良的原型）汇报，听听他的意见。我是第一次和这位名震浦东的抗日老战士见面。朱老今年75岁，身材高大魁伟，握手十分有力，果然是
武将气魄，可是他那满头银发配着一髯长须却分明像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学者。朱老听完我的汇报，笑着说：“真想不到拍一部电视剧困难这么多，片子拍成功不容
易，你们辛苦了，应该感谢你们。”
疗养院用的是闭路电视。在放映《碧血浦江》的三个小时中，不时有人向朱老提问：“这是不是你？你们队伍里有没有女兵？你受伤后是不是藏在顾司令小姐的房里？
……”朱老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艺术加工！”
当天晚上，我再次拜访朱老，请他谈谈观后感。朱老略一思索就谈了起来：“讲艺术，我不懂。对历史进行艺术加工也是允许的，但有个大前提，就是写重大的事件必
须符合历史事实。比如，韩鸿声确有其人，也是被我们打死的，至于怎么打的，在细节上作些艺术加工是允许的，你们戏里的处理就比真事生动。我们当时是化装去的，骗
他说到日本司令部去开会。出门后，因为方向不对，引起韩的怀疑，他不肯去了，才被我们打死，情节比较简单。现在处理是在韩60大寿的时候，场面热闹，观众要看就蛮
好。
不过《碧》片的整个的历史背景的主题来看，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突出对敌的武装斗争。那时候，主要矛盾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开展一切斗争的中心。我们奉
命开展反‘清乡’斗争重返浦东时，只有12个人，武器也不好，是分散开来的，偷偷摸进去的。这样一支小队伍，要和装备精良，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打仗，其艰苦性可想
而知，可不像你们戏里那么容易。如果真是骑着自行车大摇大摆闯进去，我们早就被吃掉了。”说到这里朱老忍不住爽朗地大笑起来，“由于我们党的领导，有当地群众的
掩护，才得以生存，发展。到后来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是无数烈士和老百姓用鲜血换来的。当时，我们并不怕敌人的机枪，倒是日本人的曲射武器——掷弹筒打死我们
不少同志。”讲到烈士牺牲时，朱老声音渐渐低沉下来：“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游击队和敌伪之间的斗争。不应该把与伪军之间的斗争作为主线。既然以淞沪支队为题材，
我们在浦东地区的几场大的战斗不能一点不提。比如朱家店战斗，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群众报信，我们策划，然后一网打尽，很有情节。现在总参已把这个战例编到教
材中去了，说是抗日战争一个战斗范例。写淞沪支队不写这一仗，岂不是很遗憾吗？
其次，党的领导在戏里表现得也不突出，好像我们浦东地区一直是围着伪军之间狗咬狗的斗争转动，老是在他们之间的问题上想办法，定策略，甚至在刘铁城要接管胡
汉雄营地时，游击队还去解围救援。我不是说不能加一点这类戏，但是用这些战斗代替我们在浦东的主要战斗场面就不妥当了。当地人都知道，那里只有我们这一支抗日队
伍，打过哪些仗，他们最清楚，没有了这些，就不是浦东游击队而是其他游击队了。所以不突出浦东地区对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碧》
片的特色也就没有了。
第三，军民鱼水情写得不充分。大汉奸韩鸿生用鱼和水的关系，教日本鬼子切断我们与老百姓的联系，以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恰恰相反，我们正是依靠浦东地区广
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巧妙掩护才一直坚持斗争，这一点倒是很可以写一写的。浦东就在上海眼皮底下，人烟稠密，村庄密集，离敌人据点最远6公里，最近的才半公里。
游击队在这样缺乏后方、缺乏给养的条件下不断寻找战机，去打击敌人，确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这只有紧密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现在《碧》
片里用少米缺盐来表现当时的困难，实在是不了解情况，靠拍脑袋拍出来的。因为奉贤就有盐场，根本不缺盐。这样的描写不但不真实，反而冲淡了我们当时斗争的艰苦性
，所以浦东地区游击战争的特色也不能真实地反映出来了。”
谈到郭良受伤后藏到伪军司令女儿的房间里，这不仅违背历史，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错误。郭良受伤得到自己同志或老百姓的抢救和保护，才是合乎历史逻辑的。这里
朱老又一次申明他讲的都是历史和他的亲身经历。
接着他又谈起丁锡山这个人物。他对丁锡山很熟悉，他认为从全部历史看，丁这个人是不值得夸耀的，我们之所以还记得他，是因为把他最后归向人民，牺牲后被追认
为烈士。现在把他当作正面形象，拔得过高，尤其是郭良的一段对他的评价太过份了，因为用的是真名应该掌握分寸，尊重历史事实。
对最后的结尾，朱老指出，如果写我们壮大成一千多人的队伍奉命北撤，比现在几十个人和丁锡山部会师效果更好，也更符合历史。说到这里，朱老不无感叹地说，“
你们应该多和我们当事人谈谈，多了解一些当年斗争的实际，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选择加工，一定会把淞沪支队抗击日军的历史表现更真实，现在说说已经无济于事了。”
回到招待所，我的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作为《碧血浦江》的主创人员之一，我后悔认识朱老太晚了一步。他的意见很有见地，整个谈话始终不提个人，也不拘泥于历史
事实，如果，我们早一点请教，我想《碧血浦江》是完全可以拍得更好一些的。朱老的批评（尽管他没有说这是批评）尖锐中肯，切中要害。艺术家如何看待历史真实和艺
术之间的关系，如何去表现它，朱老无疑为我们上了一课。
六、浦东的“平原游击队”
薄 小 波
冒着大雨，我赶到苏州，在带城桥弄内，找到了那幢安静的两层小楼。小楼的门铃很特别，是一根拉线开关，一拉，整幢楼里就响起刺耳的铃声。先声夺人，一下子就
让人感觉到一种军人的粗犷。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把我引进客厅，沙发上，端坐着一位留着一把白胡子的老汉，老汉天真地告诉我：“我这只门铃是一只警铃。”
这位81岁的白胡子老汉，就是当年威震日军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支队长朱亚民。
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不少都已为大家熟悉，可是当年就在大上海敌军眼皮底下活跃的一支抗战队伍——新四军淞沪支队的事，却一直鲜为人知。《大江南北》
杂志的周苏烽告诉我，新四军浦东淞沪支队，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主要的一支在上海地区坚持活动并发展起来的抗日力量。由于是在日军的心脏边缘活动，淞沪支队的
抗战故事，实际上要比著名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描写的更为精彩。至今，在浦东南汇、奉贤等地，淞沪支队支队长诸亚民（朱亚民当时的名字）的名气，绝不亚于“李向
阳”。1981年，朱亚民回浦东重游故地时，还有数千名群众冒雨自发赶来，一睹这位当年日军悬赏十万军票通缉的抗日英雄的真面目。
就在这位威名赫赫的浦东“李向阳”家里，这位老军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的“平原游击队”当年抗战的一件件往事。
1．十二条好汉下浦东
朱亚民原是香港的印刷工人，1938年入党。1940年初，中共南方局书记廖承志在香港一个酒家找他谈话，让他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回国服务团，准备到新四军军部，参加
抗日。到上海后，回国服务团大部分人参加了谭震林的新四军东路军，朱亚民则被上海地下党留下，在外滩领导法租界的一些地下党员和一个国际电台的工作。一天，有个
开小差的回国服务团的人正巧在马路上碰见他，上海党立刻将他转移，朱亚民就这样被派到了浦东。
抗战初期的浦东，“列国纷争”，局面复杂，国民党散兵游勇组成的好几支“忠义救国军”、杜月笙的徒弟陆瑾士的“别动队”，还有当地的封建把头、地痞流氓组成
的武装，都在这一带活动。日军占据着大集镇，伪军则有和平军、税警队、警察大队和当地的保安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主要是挂国民党番号的南汇县抗卫二大队。朱
亚民的公开职务是抗卫二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在地下党内，他则担任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的军委书记。当时，他也从来没有搞过军事，带兵打仗只能靠现打现学。一本
还是日本人注释的商务印书馆版《孙子兵法》，还有一本德国人克拉塞维茨著的《战争论》，成了他手中的法宝。
1941年春，在黄桥决战、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新军部转移盐城。4月30日，毛主席在延安给刘少奇、陈毅等发来电报，指示新四军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
，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不久，新四军开辟了浙东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由于日军对浦东实行大规模的“清乡”，浦东的共产党武装也撤到了浙东。当时，浙东区党书记
谭启龙把朱亚民找去，要他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坚持斗争，高举我党的抗日旗帜。
当时，鬼子已经封锁了杭州湾，敌人正在浦东大量增兵，要是等“清乡”封锁圈完全合拢后，再进去就困难了。朱亚民立刻从原浦东部队内挑选了11个人，换了11支短
枪，在9月的一个晚上，从浙东的古窑浦登上一艘小船，顺潮漂回了浦东。
后来，人们称，抗日战争，毛主席是在延安下棋，浙东抗日根据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个战略支点，淞沪支队则是这盘棋中一只至关重要的“眼”，事实证明，这
只眼果然做“活”了，到抗战结束，12个人的“短枪队”已发展成了1500余人的部队，成为威慑上海的一支强大的新四军武装。
2．镇压汉奸站稳脚跟
朱亚民等12个人在奉贤柘林登陆后，便派人找到盐行乡过去曾有过关系的伪乡长乔阿五。那伪乡长大为惊讶，连说现在风声很紧，鬼子正到处砍竹子，在海边打篱笆墙
，他劝朱亚民他们快走：“这时不走，将来要走也走不了啦！”朱亚民瞧他那副紧张的神色，索性告诉他：“正因为鬼子要‘清乡’，我们才回来的。”
“清乡”期间，日军在浦东的兵力增加到了三千余，什么野战部队、守备部队、宪兵队，还有临时凑起来的讨伐队等，名堂真不少，加上伪军，六七千兵力对浦东实行
了全面封锁，大小城镇甚至较大的村庄都设上了据点。“清乡”区四周团团围起了篱笆墙，进出都要检查“良民证”。刚开始，游击队的处境十分险恶，连房子都住不上，
晚上只好睡在捕蟹渔民临时搭的“蟹棚”和坟堆边看坟人的小棚里。
当时，南汇县大团镇是日军的一个大据点，镇上有个恶霸地主叫韩鸿生，是大团镇第一个领鬼子进镇的大汉奸，当上了维持会长和商会会长，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一
天，“短枪队”的8名队员穿长衫戴礼帽，打扮成了“清乡”工作人员，混进大团镇，径直走进韩家，把韩骗出家当场枪决。不久，乔阿五送来情报，说是海边苏家码头日军
建立了一个“检问所”，住着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乔阿五按照游击队交待，已同一个伪军拉上关系。于是，“短枪队”来了一次夜间长途奔袭，里应外合，只花了几
发子弹就消灭了那三个鬼子，一个班的伪军也全部缴了械。这一仗虽小，却把敌人的“清乡”部署打乱了。接着，游击队跳跃作战，又连续打了几仗，干掉了不少鬼子和伪
军。这样一闹，敌人手忙脚乱，慌忙收缩，不多时间，那些三五鬼子带个把班伪军在乡下设立的小据点，几乎一个不见了。从此，游击队的活动天地宽阔多了，部队也一天
天地扩大，“短枪队”变成了“长枪队”，当地群众也开始知道了这支“诸亚民部队”。
当时，汉奸活动很猖獗，游击队的联络站被他们搞垮了好几处，朱亚民不得不把打击的主要目标暂时转移到镇压汉奸上来。开始，他们没有动那些本地的汉奸，没想到
那些伪乡、保长以为游击队不敢动他们，更神气了起来。朱亚民一怒之下，率领一支小部队来到南汇的下沙镇，前后不到三十分钟，把该镇的伪镇长、警防团长、情报队长
、警长、清乡主任等大小汉奸共13个，全部给收拾了。第二天消息一传开，震动了全浦东。从此，那些伪乡、镇长十分害怕，纷纷来打招呼，声明他们不是“真汉奸”，表
示愿意给游击队送情报、搞子弹，替游击队向镇上的商界征收抗日捐税。
不久，游击队员又在新场镇对伪保四团的一个中队开了刀。朱亚民带领20多名艺高胆大的队员，趁夜突袭，以少胜多，正在睡梦中的100多个伪军全部被缴了枪。当时，
日军宪兵队司令部就在街对面，但日军探不清游击队的虚实，吓得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这一仗，同样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些伪军中队长纷纷托人前来表态，说决不
当真汉奸。
由于“两面派”的乡、镇、保长和伪军不断增多，真汉奸也相应减少了。浦东游击队的基地大大得到了巩固。后来，连日军也知道了，在一次伪行政会议上，鬼子无可
奈何地说：“东洋先生的心里明白，你们区长以上的，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两分相信游击队；乡长嘛，一半对一半；保长以下，统统的靠不住！”日军精心组织的“清乡”
宣告了彻底破产，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在敌军眼皮底下扎了根。
3．“第一战例”朱家店战斗
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朱亚民的淞沪支队在新四军浙东纵队领导下，不断与日、伪军展开战斗，队伍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当初12个人还分成三个小组隐蔽活动
，后来发展成了三个中队，号称“英雄”、“顽强”、“紧张”，最后变成了三个主力大队：“泰山”、“华山”、“衡山”。侵华日军也是运输大队长。支队的武器，从
最初的12支短枪，到后来自己用的、送走的、留下的，不少于2500支。整个抗战期间，淞沪支队共歼灭了200多个鬼子和1500多个伪军、顽军，此外还策反了数百伪军起义。
在艰苦的抗战中，支队主力也有100多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些年月中，一共打了多少仗，连朱亚民自己也数不清了。但是1944年8月16日的朱家店战斗，老军人却依然记忆犹新，因为这著名的一仗，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收进了《步兵连战例选编》，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
老军人和我喝着啤酒，谈起了那次难忘的战斗。那天，一个中队的鬼子从周浦出动进行巡防，到达六灶乡后，在伪乡公所吃中饭，支队部得到情报，分析鬼子有向我们
驻地过来的可能，于是就在朱家店以南一个叫张家袜厂的地方设下了埋伏。当时，我们学习了八路军大摆地雷阵的经验，没有地雷，就将四个手榴弹一束，埋在路边的毛豆
丛中，拧开弹盖，用一根麻线把拉火绳连接起来，通到100米外埋伏的战士手中。一会儿，鬼子果然不出所料，酒足饭饱后大摇大摆朝朱家店走来。当他们闯进我们的伏击圈
，战士倪奎炳立即拉动了麻绳，一阵巨响，鬼子的队伍被炸得七零八落。这时，张家袜厂屋顶上的机枪也打响了，埋伏的战士如利箭离弦，一个冲锋就抢占了两个土坟墩，
向混乱的鬼子群猛烈地射击了起来。不到半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47个鬼子被打歼34个，佩着指挥刀的鬼子中队长也被当场击毙。
这一仗，把日本鬼子给打怕了，第二天，新场敌驻地王家花园里散发出阵阵浓烈的臭味，敌人用了五六十担树柴来烧掉尸体。日军指挥部要南汇鬼子出来“扫荡”报复
，但鬼子吓怕了，对战斗毫无信心，当晚就有5名厌战的日军在“警备队”上吊自杀，南汇、大团据点的伪翻译，也因不愿出来送死，逃走了两个。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来找当时转业任苏州市长的朱亚民麻烦，诬称他是“特务支队长”。后来被部队知道了，部队便派人来保护这位当年的“抗日英雄”。解
放军拿出了总参和军事科学院编印的《步兵连战例选编》，翻开第一页，就是《淞沪支队第一中队朱家店伏击战斗》，这才把那些造反派给震住了。
4．营救美国飞行员
出于当时的形势，一开始，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游击队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当时，挂的番号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与浙东解放区的联系都
是通过秘密交通。1944年1月，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浙东游击队正式成立。同年9月，在慈溪召开了浙东区第一届军政大会，党中央正式宣布在敌后还有两支武装
，一支是浙东纵队，另一支是广东的东江纵队。11月，长期“灰色隐蔽”的浦东支队被命名为新四军浙东纵队淞沪支队，正式亮出了红旗。
1945年初，美国驻华空军对上海南市、浦东等地的日军军工部门，进行了多次战略轰炸。1月21日，一架美国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后，那个美国飞行员托勒特就跳伞降
落在周浦附近，当地农民把他掩护了起来。待搜索的敌人一离去，地下党的同志立即报告了淞沪支队。朱亚民马上派出了短枪队把那个美国飞行员接了来。这个美国飞行员
随游击队流动了几天，当时地下党的浦委书记金子明用英语向他讲了共产党抗日的许多事实。游击队还天天派人到市区给这位美国人买白脱油和面包，后来，用船把他护送
到了浙东根据地。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救了美国飞行员，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大。国民党本来吹什么上海附近已经没有共产党了，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结果这个美国飞行员被我们一救，
就拆穿了国民党的牛皮，在政治上打了国民党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美国飞行员把所见所闻再一宣传，对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小，使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
也是有力量抗日的，不仅在中国的广大敌后战场有强大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在上海这样日军的战略要地，也有共产党的抗日队伍。
5．胜利北撤
1945年8月13日凌晨，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同志派人送来紧急情报，说前一天晚上法租界原日军捕押的苏联侨民全部获释，整整一夜在马路上狂欢歌舞。当天下午，
大家才知道原来是日军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关东军全部缴了械。
就在这时，蒋介石却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一方面，在美国军队支持下，用飞机、兵舰将国民党军队运到杭州、嘉兴一线；另一方面，8月20日，迫不及待地委任
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这些大汉奸就这样摇身一变竟又成了堂堂的“国军”。
朱亚民告诉我，当时，新四军军部已经做好了进攻上海的准备，除浙东的部队和已经挺进到浦西青东一带的淞沪支队外，还打算调苏北和浙西的一部分部队前来参战，
再加上上海的地下军，联合进驻上海市。同时，中央还任命了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同志为上海市副市长。张副市长曾赶到支队部，向我们传达中央精神，他已
准备进上海就职。那时，部队也提出了“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的口号，上上下下都已摆出了一副进攻上海的架势。
周佛海贼心不死，他以“国军”名义，派了一个营和一个总队占据了北新泾和七宝镇，还打死了我们一名中队长。我们立即下决心拔掉那两个据点，那样，离上海市区
就更近了，进可以攻取上海，守可以原地坚持。在攻打七宝时，由于准备不足，战斗打响后，那个大碉堡一直打到天亮还未攻下。当时朱亚民火了，不顾战士劝阻，自己就
冲了上去，被敌人射来的子弹料穿过小腿，两根骨头粉碎性骨折。这一仗，击毙敌人三四十，还抓到了敌总队长。另外一支攻打北新泾的队伍也取得了胜利。
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上级决定不攻打上海了。毛主席亲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后，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求得全国人民的休养生息，我党我军同意撤出广东、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