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郭嵩焘》
作者:危兆盖【完结】
郭嵩焘（1818年—1891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佐曾国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被授为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同治二年（1863年）任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光绪元年（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
在近代中国，出现过很多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志士仁人，洪秀全、康有为、 严复、孙中山是他们的代表，郭嵩焘也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
一、科场少年
郭嵩焘的先祖原籍江西吉安，明代万历年间迁至湖南湘阴。到他的曾祖 父时，郭家因为善于经商，已成为湘阴有名的富户。到他的父亲那一代，虽 然还经营借贷，但家境已开始衰败，有时穷得全家 “不能举餐”。1818年， 郭嵩焘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地主家庭里。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汕，晚号玉池老人。因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养 知书屋”，所以，又被人称为养知先生。 郭嵩焘从小聪明过人，深得父辈喜爱。加之他又勤奋好学，因此，家里 决定不惜一切让他读书，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超越前辈、有所作为的人。 1835年，郭嵩焘17岁。这一年，他考中秀才，在科举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年，家里送他到湖南最有名的岳麓书院读书。在岳麓书院，他与后来以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刘蓉等结为至交。他们当时都是志大气盛、 自视颇高的年轻学子，但曾、刘专攻程朱理学，后来逐渐向地主阶级政治家 的方向发展，郭嵩焘则喜欢词章之学，带着更多的文人气质，因而，与封建 正统就有些格格不入。曾国藩后来在评论郭嵩焘时，就直言不讳地说郭嵩焘 只能著书立说，不适合做封建官场的繁重工作。1837年，郭嵩焘 19岁，参 加乡试，考中举人。1838年，郭嵩焘第一次赴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直到 1847年，他第五次参加会试，才考中进士，入翰林，跻身到上层社会。 1840年，郭嵩焘经友人介绍，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其时，正值鸦片战 争爆发。郭嵩焘到浙后，亲见浙江海防之失，对浙江防务多有陈献。他对英 国侵略者的入侵非常愤慨， “忠义之气，不可遏抑”。但由于清政府长期推 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当时的中国士大夫对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缺乏起码的 了解，又加之清政府上下在战争指挥上的失误，因此，自诩为 “上邦大国” 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被看不起的 “岛夷”打败了。这一结局，对每一个有 血气的中国士大夫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郭嵩焘亲历其中，更是感慨万千， 他写了不少诗抒发自己的悲愤胸怀。这里选录两首：
三年沧海有奔鲸，烽火谊阗彻夜惊。
复道金缯归浩劫，枉从狐鼠乞残生。
鲁连无语摧梁使，季布何心续虏盟？
欲袖铁椎椎晋鄙，从谁改将信陵兵？
百丈飞船上海涛，诏书专下拥族旄。
烟沙隔水千军卧，弦管连营一曲操。
老将云间歌敕勒，宗臣江畔泣离骚。
杜陵偃蹇干时策，泪洒将军大食刀。
在这两首诗中，郭嵩焘表达了对贪生怕死、妥协投降的无比愤慨，也表 示了自己愿意为国分忧、挥师歼敌的爱国情怀。
鸦片战争使郭嵩焘的内心世界受到很大的震动，也使他对西方列强有了 最初的认识，他开始认真思考 “洋患”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与刘蓉、张晓 峰等友人一起讨论时局；另一方面，他读书览史，希望从史书中找到应世妙 方。郭嵩焘在考察中国自古以来边患产生的原因及处置边患的措施后得出一
个结论：从古至今的边患，都不是由于敌人的强大造成的，而是由于历代统 治者的处置失误造成的。他认为，在处理边患这个问题上，不能不问情况， 一味主战，而要因时度势，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来审度利害得失，来确定战与 和等重大举措。 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年方二十有余，血气方刚，但他在探讨时局时，并 不是只在简单地抒发纵论天下事的书生豪气，而是开始着手探寻中国致败的 内在原因。从此以后，郭嵩焘与“洋务”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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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湘军高参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把战争费用、赔款等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劳动人民头 上，五口通商又使传统的手工业、陆路商业受到严重冲击，这样就使得国内 的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在急剧增加。从1840年到 1850 年 10年间，各地小股 “民变”此起彼伏，1851年爆发的金田起义最终把反 抗政府的农民、手工业者汇聚到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轰轰烈烈 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 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入湖南。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为 躲避战乱，郭嵩焘兄弟带着全家老小避入湘阴玉池山梓木洞，同时进山避乱 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兴名将”的左宗棠。左宗棠也是湖南湘阴人，才华横溢， 精研地理、兵法、经济等学问，常以诸葛亮自比，自称 “今亮”。当太平军 打入湖南时，湖南巡抚张亮基根据贵州知府胡林翼的极力推荐，派人送重金 礼请左宗棠到省协助军事。左宗棠摆出名士架子，没有答应。但就在这时， 郭嵩焘却力劝左宗棠出山，干一番大事业。最后，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敦 促下，终于踏上了镇压农民革命的道路。事有凑巧的是，在后来被称为清廷 “中兴”的四位名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中，曾与李的出 山也与郭嵩焘的力劝有关。因此，郭嵩焘在晚年回忆这一段历史时，仍洋洋 得意地说： “他们出将入相，都是我在关键时刻出了大力，也算奇了。” 郭嵩焘劝人出山，最后自己也被人强邀出来。太平天国运动在两湖如火 如荼开展之时，湖南的地主阶级也在 “保卫桑梓”的共同目标下形成一股日 趋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郭嵩焘虽然深知自己文人气质太浓，出主意、当参谋 还可以，但要亲自上前线，带兵作战，却是自己不感兴趣的。然而，当湖北 按察使、同科举人江忠源在1853年以“为天下计”这顶大帽子压他时，他也 就没有理由不出山了。因而，江忠源一激他，他也就参加到湘军这个大营垒 里来了。这年5月，太平军围攻南昌，江忠源奉命率楚勇抵御。曾国藩又调 罗泽南率一部湘军援南昌，郭嵩焘即随此军出征。从7月23日至10月28 日，郭嵩焘追随江忠源，与太平军战于南昌、九江、湖北田家镇等地，屡战 屡败，狼狈不堪。郭嵩焘未立寸功，又对艰苦的军旅生活不能适应，因而牢 骚满腹。三个月后，他终于决计求归，与江忠源长揖而别。有趣的是，清政 府却以他援江西有功，授为翰林院编修。 郭嵩焘在军中时间虽短，但对湘军和太平军的角逐却有深刻的认识。他 看到太平军水师声势浩大，控制了长江水面，而清军和湘军只能进行陆地作 战，对大平军的水师唯有望江兴叹，莫能奈何，因此，他建议江忠源急治水 师。这个建议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上影响不能算小。但面对纷 纷扰扰的世局，郭嵩焘没有激流勇进，而是激流勇退，甘愿在湘军中扮演一 个摇羽毛扇的高参角色。从1853年到1856年，郭嵩焘一直追随曾国藩，为 曾氏兄弟献计献策，同时又主持湖南厘捐，为湘军筹饷，作好后勤工作。 在这一时期，郭嵩焘还于1855年底奉曾国藩命到浙江筹办盐务，实际也 是为湘军筹饷。但郭嵩焘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看到了洋钱、洋人、洋货， 读到了洋书，参观了英国兵船和墨海书馆．与外国人有了实际的接触，这一 切使得郭嵩焘眼界大开，对西方的文明有了虽是初步的但却比较真实的了 解。此后，他就自觉地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关注西方文明这个问题，并力 图把西方文明中优秀的东西移植到中国文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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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子近臣 1857年 12月，郭嵩焘离开了战火纷飞的江南，赴京任翰林院编修这一 闲职。这表明郭嵩焘对没完没了的战事已深感厌倦，决定到北京另谋出路。 离开战火纷飞的江南，置身歌舞升平的京都，郭嵩焘又看到了另一番景 象。当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调兵遣将往天津防堵，而北京官 绅却对此无动于衷，依然酒食征逐，醉生梦死。对此情此景，忧时忧国的郭 嵩焘深感悲哀，同时他又为清政府不能重用曾国藩这样战功赫赫的忠臣良将 而愤愤不平。 正当郭嵩焘事事伤感之时，忽然喜从天降。1858年8月31日，咸丰皇 帝召见了他。在封建社会，大臣被皇帝召见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1859年1 月5日，咸丰皇帝又一次召见郭嵩焘。第一次召见，咸丰皇帝只问了一些无 足轻重的小问题，这一次，咸丰帝开始征询郭嵩焘对国家大局的看法。郭嵩 焘本来就自负才高，现在咸丰皇帝居然向他征询对天下大局的意见，就忘了 一切，侃侃而谈。他断言太平军不足虑，大清江山可保。咸丰帝大为高兴。 郭嵩焘又谈了很多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如讲求吏治、认真办事等，还大肆 吹捧了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湘军将领，虽然只字未提湘军首领 曾国藩，但弦外之音，咸丰帝自然听得出。这次召见，咸丰帝对他非常满意， 当天就发下谕旨，命郭嵩焘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皇帝的咨询机关，大臣 入值南书房，虽然没什么实权，但可以经常与皇帝见面，以后往外放官，往 往优先照顾，前程无限，因此又被称为 “天子近臣”。郭嵩焘得此殊荣，真 是神清气爽，心情就与此前很不一样。次日，咸丰帝又召见郭嵩焘，一方面 鼓励郭嵩焘多读有用之书，作有用之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为国效力，另 一方面，又向郭嵩焘打听湖南名士左宗棠，并让郭嵩焘劝左宗棠为国效力， 建功立业。通过数次召见，咸丰帝对郭嵩焘已有基本认识，对他寄以厚望， 并决定派他随僧格林沁前往天津前线，协助办理天津防务。一个月后，僧格 林沁正式奏调郭嵩焘随同办理天津防务。这样，郭嵩焘不仅为湘军接通了与 最高当局的直接联系，而且也使南方的湘军与北方的蒙古骑兵有了一种亲密 的关系。湘军首领曾国藩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得不能自已。然而好景不长， 这个梦很快就破碎了。 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上奏陈说海防事宜。咸丰帝看完奏折，当即 就要召见他。郭嵩焘在召见时，一时高兴，忘了官场忌讳，直言指陈时弊， 并要求皇上、五大臣通下情，结果弄得咸丰皇帝很不高兴。此后，咸丰帝再 没有主动召见过郭嵩焘，他的“圣眷”已经到了尽头，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 在天津，他又与僧格林沁在海疆防务上意见不合，因而合作不到一起，关系 闹得很僵。这年 10月，诏命郭嵩焘前往山东查办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问 题，由僧格林沁派员协办。僧格林沁打算刹一刹郭嵩焘的书生傲气，于是派 心腹李湘棻前往。李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给郭找一罪名，以博僧格林沁欢心。 时机终于来到，郭嵩焘自定开局抽厘，引发了福山县聚众殴毁厘金局的事件， 李湘棻以郭嵩焘开局抽厘未与自己商量为由，飞报僧格林沁，僧即据此为词 弹劾郭嵩焘。1860年1月2日，郭嵩焘接到交部议处的诏命。回京后，他又 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因此，他心情抑郁，不久即以病为由，奏请回籍就 医。4月中旬，郭嵩焘怀着“滔滔天下，吾安适哉”的怅惘心情，离京返乡。 郭嵩焘虽然才华横溢．作风正派，办事果断，但由于文人气质太重，无法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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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官场的圆滑机巧，又恃才傲物，因而，终究未能把握住这一难得的充当“天 子近臣”的机会。对郭寄予厚望的湘军首领曾国藩看到郭没能在中央站稳位 置，为他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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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洋务观初步形成 正当清政府以全力与太平军作战时，英、法侵略者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引起了全国性震动，英法联军打入北京， 咸丰帝逃亡热河，结果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屈辱的 不平等条约。面对日益严重的西方侵略，清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在分化， 从50年末以后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派别——洋务派。这一派人物上有恭亲王 奕等，下有地方实力派曾国藩等。他们在政治实践中，与洋人有了直接接 触，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改变着固有 “夷狄” 观念，对于来自西方的侵略者及其文化开始进行认真研究和严肃思考，提出 了中国正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观点。于是，在国内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洋务 思潮。就当时中国而言，这是一种代表进步的思潮。 郭嵩焘亲身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对洋务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初步形成 了自己的颇有特色的洋务思想。郭嵩焘的洋务思想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他主张要了解西方，士大夫在这方面尤要身体力行。在当时的士 大夫中还流行着比较普遍的虚骄习气，不屑于谈论洋务。抱有这种成见的人 对洋人 “始则视之如犬羊，不足一问，终又怖之如鬼神，而卒不求其情实”。 这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们一旦和洋人打交道，其结果只能是偾事， 把局面弄得更糟。郭嵩焘则不是这样，他主张正视中外交往的现实，不要回 避，因为洋人既不是犬羊，又不是鬼怪，而是跟我们一样具有理智和文化的 人。他们来华的动机可以考查，对于他们提出的非分要求可以用正当的方式 予以拒绝，但是，中西互通已成定局，想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因 而，只有与他们达成一种中西正常交往的协议，划定章程，才是今天对待洋 人的正确方法。如果把洋人视为野蛮人，不敢、不愿或不屑去研究、面对， 都只能证明自己的愚蠢和软弱。因此，他主张士大夫要抛弃 “华夷之辩”的 僵硬观念与恐惧心理，主动接触洋人，积极了解西方，研讨中国的对策。在 1859年2月26日的奏折中，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了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培 养洋务人才的建议。虽然当时清政府没有采纳，但三年之后，北京却建立了 一所培养办理洋务人才的同文馆。由此可见，在当时郭嵩焘思考这一问题时， 具有深远目光。郭嵩焘之所以呼吁当局和士大夫们去了解西方，是因为他自 己就是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才了解西方情况的。他已认识到闭目塞听和开眼 看世界这两种不同态度将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1840年在浙江，1856 年在江浙，1859年在天津、山东，他都主动去了解西方的情况。60年代以后， 郭嵩焘更是自觉地把开拓国人视野，矫正传统观念，宣传西方科技、文化、 思想视为自己的责任，纵使被守旧的士大夫讥嘲、打击也不后悔。他的这种 一心为国、不计个人荣辱的胸怀给后来者留树立了榜样。 第二，他对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守旧士大夫的虚骄之气进行了尖锐的批 判。他对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总评价是： “处极弱之势，无可据 之理，又于外夷瞢然不知考究，而思以诈胜。”这种批评是大体符合实际的。 近代以来，中国已明显落后于西方，而清政府却不去了解敌情，仍以天朝大 国自居，因而，在不得已与西方列强打交道时，采取的应变措施，不是错误 百出，就是授人以柄，最后总是以丧失利权收场。而中国的士大夫不但没有 认识到它的危害性，反而去助长政府的这种虚骄之气。于是“中国之于夷人， 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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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 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 如何。”郭嵩焘严肃地指出，士大夫们的高谈阔论虽能博取爱国的空名，却 无补于实际，只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他反对一切对外战争。郭嵩焘从中国国势不如西方列强这一认识 出发，认为清政府应委曲求全，不能与西方列强开战，只能徐图发展。这一 思想虽然纠正了崇尚清谈的守旧士大夫盲目主战的错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 极端，因为避战求和也是有条件的，西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是昭然若揭、 清楚不过的。一味求和，只能助长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而不会消弭他们的 侵略欲望。而郭嵩焘却对这些不管不顾，因此，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郭嵩焘 的思想过于消极，是很偏颇的。 总之在五六十年代，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基本形成，虽然在个别问题上也 有失误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却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而且，郭嵩 焘很注重宣传、解释他的洋务思想，逐渐成为洋务派中独树一帜的洋务思想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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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次出山 1859年，郭嵩焘因僧格林沁参劾愤而辞官南归，在家闲居。1862年，李 鸿章率淮军援上海，旋升江苏巡抚。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李鸿章保荐同科进 士郭嵩焘任苏松粮道。郭嵩焘因第一次出任碰了大钉子，所以，心存犹豫， 不想再出，但又经不住曾国荃、刘蓉、李鸿章等好友的再三苦劝，遂于这年 10月赴上海接任。 在任苏松粮道期间，郭嵩焘看到所辖的苏州、松江、太仓等三府赋税太 重，往往因此激起民变，因而向李鸿章提出了减赋的建议。1863年6月，曾 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减轻苏松太三府粮赋。7月9日，清政府批准 了曾、李的请求。此举的实行，普遍得到了当地人民的好感。郭嵩焘作为这 项措施的倡议者，其本意是在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客观上却减轻了人 民的负担，为当地百姓办了一件好事。与此同时，郭嵩焘官升两淮盐运使， 他又通过整顿盐厘的措施，搜刮到大量财富，为湘淮军筹集了巨额饷银，因 而，也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交口称赞。不久，郭嵩焘即被奏保升任广东巡 抚。 在这一时期，郭嵩焘对西方的科技进步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亲见英人 为淮军演放 “开放炮”，深感洋人兵精而器利。1863年3月，他到沙利洋行 参观机器生产，对洋人的生产技术叹为观止。由此，他深深认识到，中国要 想扭转落后挨打的局面，只有向西方学习，除此别无它途。这时，正好他的 好友冯桂芬向李鸿章提议在上海设立与北京同文馆类似的学校，用来培养洋 务人才。冯桂芬的这一建议得到郭嵩焘的积极响应。当李鸿章接受这个建议 向清政府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郭嵩焘为即将开办的这所学 堂 （后定名为上海广方言馆）拟订了章程14条。因此，可以说，对近代中国 的第一批外语学校，从北京的同文馆到上海的广方言馆以及继之而起的广州 同文馆，郭嵩焘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863年6月，因郭嵩焘在两淮理财有方，又有通晓洋务之名，于是清政 府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主管一省民政。9月6日，当郭嵩焘得知官升广东 巡抚的消息后，兴奋不已，很想有一番大的作为，以展平生抱负，当即上奏 清政府，陈述了振兴军事、整顿吏治、清理厘务的宏大计划，颇为清廷赞赏。 10月23日，郭嵩焘抵广州，接任广东巡抚。 广东海关收入颇丰，但大小官吏从中渔利，富商又与洋人勾结，躲避官 府勒索，所以，清政府早有整顿之意。这次郭高焘向清政府陈述了自己的施 政计划，清政府很快就同意他将军务、饷务、吏治分别轻重缓急，次第整理， 于是，郭嵩焘急于作出成绩。但事情并没有郭嵩焘想象的那么容易。郭嵩焘 在上任的第三天，就下劝捐之令，结果不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闹得民间鼎 沸。因劝捐损害了当地富室大户的利益，结果在北京的广东士大夫也有不满。 郭嵩焘的这一举措，虽然旨在为清政府搜刮财富，但因触犯了广东地方大大 小小地头蛇的利益，反对声浪很高，清政府于是降下严旨查问事由，郭嵩焘 顿感内心受到严重挫伤。加上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以及继任的总督瑞麟合不到 一起，因而，工作起来，苦不堪言。不久，又与闽浙总督左宗棠发生矛盾， 终被左纠参去职。 在广东巡抚任内，郭嵩焘与洋人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他与英国领事罗 伯逊等频繁往来，广泛了解西方的经济、军事、政治及其它方面的情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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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曾与罗伯逊反复商谈华人制造轮船之事。1864年6月，在郭嵩焘的主持下， 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从此，清政府又多了一个与西方交流的窗口。1866年 4月，清政府将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所呈 《局外旁观论》及英国驻华 使馆参赞威妥玛的 《新议略论》发交各省督抚“妥议”，各省督抚纷纷复奏。 郭嵩焘因为去职在即，所以只把自己的意见写了一封长信寄给总理衙门。在 信中，他对清政府的政治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清政府对外对内实行的都是 瞒和骗的政策。譬如对清政府的禁海政策，他认为自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 大门已经打开，轮船出海贸易，已是利之所在，虽禁不止。更为严重的是， 广东等沿海商人为了逃避政府的勒索迫害，已有人与洋人深相结纳，依附洋 人制造火轮船，因为有洋人为靠山，清政府地方官不能过问。这样的“海禁” 政策，对政府、对百姓都不利，得便宜的反而是洋人。为此．郭嵩焘建议清 政府在沿海设立市舶司，主管出海商船的贸易，并准允商人制造火轮船，对 于商办轮船制造业不能歧视，而应与官办企业一视同仁。他的这些批评是很 有见地的，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 1870年以后，洋务派开始兴办民用工业。当洋务派在大肆鼓吹兴办民用 工业是求富的要策时，郭嵩焘却一眼洞穿了洋务派兴办的官办企业的体制弊 病。他指出，官办企业把官场作风带到企业中来，结果必然是贪污贿赂之风 盛行，资财落入个人私囊，而在技术上又处处受洋人掣肘。因此，郭嵩焘大 胆 提出企业商办，建议清政府依靠商人与洋人争利角胜。但可惜的是，郭嵩 焘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洋务派的响应，也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而洋务派 发起的洋务运动的命运却被他不幸而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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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罢官赋闲 1866年，广东巡抚郭嵩焘的解职与左宗棠大有关系。1864年7月，天京 失陷，太平军余部退往赣、闽、粤边境。清政府命左宗棠带兵前往镇压，太 平军在福建难以立足，被迫转入广东。左宗棠奏请调江西鲍超部霆军人粤会 剿，但郭嵩焘担心军纪很坏的霆军扰粤，遂与两广总督瑞麟会奏，声称太平 军有进攻赣湘动向，让霆军严防本境，不必入粤。清政府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于是，左、郭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 粤军怯于战斗，无法承担剿灭粤境太平军的任务，而瑞麟又喜欢吹虚， 不断向清政府谎报战功，遭来清政府的严厉申斥，郭嵩焘也跟着受过。1865 年9月底，左宗棠部将康国器、关镇邦等在追剿太平军时，遭遇太平军的埋 伏，死伤惨重。左宗棠认为是粤军会剿不利，于是就毫不客气地“从严参办” 瑞麟和郭嵩焘。左宗棠第一次纠参郭嵩焘是在1865年10月26日，谓粤军会 剿不利，并向清政府暗示瑞麟、郭嵩焘不是治军之才。11月6日，左宗棠又 第二次纠参郭嵩焘，称广东督抚谎报军情，致使太平军汪海洋部迟迟不能剿 灭。1866年 1月15日，左宗棠第三次弹劾郭嵩焘，直接指出他办理厘捐不 善，致使军饷不足，要求以部将蒋益澧代郭抚粤。清廷为之所动。3月6日， 左宗棠在镇压了粤境的太平军后第四次奏劾郭嵩焘，称广东督抚“明于小计， 暗于大谋”，并非合适人选。这四次纠缠，虽然两广总督瑞麟也在被参之列， 但是，瑞麟是满人，后台硬，左宗棠搬不动他。而郭嵩焘却终于被他纠缠去 职。 郭嵩焘初升广东巡抚时，雄心勃勃，以为施展平生抱负的机会终于到了。 但两年多的巡抚生涯却使他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他几乎处处碰壁，既为地 方士绅所反对，又与同僚、上司闹不合，甚至有生死之交的左宗棠在关键时 刻为了争镇压太平军的全功也把他置于难堪之地。晚清官场流行着“多叩头， 少说话”的六字诀，而郭嵩焘偏偏要自恃才高，反其道而行之。李鸿章、曾 国藩在他接任之初多次建议他治粤不可过急，而他却求功心切，恨不得一下 子把个乱糟糟的广东治理得井井有条，又是纠缠下属，又是劝捐，结果弄得 上下都不满意，他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的一再纠缠， 逼使郭嵩焘最后只好主动请退。1866年5月14日，郭嵩焘正式接到解职上 谕。6月16日正式交卸。他没有回京述职，而是告假回乡，甩手不干了。 1867年5月，郭嵩焘与辞官回乡的好友刘蓉泛舟洞庭湖，登君山，兴致 很高，宠辱皆忘。但郭嵩焘在家闲居的日子并不总是这样潇洒，他每天除了 会客、读书、著书外，还种菜、植茶、养鱼。有时也找几个和尚谈诗论佛。 这样过了几年，1870年，郭嵩焘又移居长沙，主讲城南书院。湖南地处内陆， 守旧风气极盛，而郭嵩焘又以洋务知名，平时喜谈洋务，因而学生们有时就 故意与他作对。他执教不久，书院就传出一副对联： “万物皆备孟夫子，一 窍不通郭先生。”郭嵩焘非常生气，下令停课，决心查个水落石出，但追查 的结果，却是查无实据，找不出写对联的人，只得不了了之。 187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清政府命曾国藩负责处理这一棘 手的案件。郭嵩焘闻讯，致书曾国藩，劝他回籍养病，免遭非议。但曾国藩 却无法摆脱压到肩上的担子，只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处理结果，天津民众成 了这一教案的牺牲品。曾国藩则被朝野骂为卖国贼，在日记中，曾国藩也深 感 “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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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郭嵩焘所撰 《礼记质疑》成书。此书始作于1852年，历20年 而成，用功很深，因此，颇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推崇。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渔民兴师犯台，同治年间中外和好 的局面被打破。清政府顿感人才缺乏，洋务棘手，于是，又重新起用在镇压 了太平军以后被罢职的一大批文臣武将。7月21日，清政府命杨岳斌、曾国 荃、郭嵩焘及丁日昌、鲍超、蒋益澧等进京商讨国事。这样，郭嵩焘又结束 了长达8年的闲居生活，重新卷入清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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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使之前 1875年春，郭嵩焘来到北京。因有李鸿章的一再推荐，他满以为能得到 相当于巡抚一职的官衔。但是，3月16日御诏传来时，他却只得了个福建按 察使的官职。这表明清政府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以及对他在广东巡抚任内的政 绩评价都不很高，从而使郭嵩焘刚刚发热的心又凉了下来，是去是留，犹豫 不定。 正当此时，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关于兴办洋务的大争论，郭嵩焘 也被卷入其中。 事情的起因是：1865年阿古柏入侵南疆，1871年沙俄又以新疆动乱为 由，出兵侵占伊犁，这就造成了西北边疆的严重危机。而在西北边疆危机还 没有转机时，日本又趁火打劫，入侵台湾，于是又引起了海疆危机。这样， 在清廷内部出现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一派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主，主 张弃新疆，挪塞防经费加强海军；一派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主张海防与 塞防并重，要求收复新疆。最后，左宗棠一派的意见占了上风。在这场争论 中，郭嵩焘主张兼顾水陆之防，海防与塞防并重。在新疆问题上，他认为应 由左宗棠负全责，或进或止，酌情办理。 台湾问题终以清政府的妥协退让、订立 《北京专条》做结。1874年 11 月5日。主管对外事务的总理衙门针对台湾事件的处理上了一个筹议海防的 奏折。奏折承认台湾事件虽然日本明显理屈，但之所以以妥协退让作结，是 因为清政府的海防空虚，别无选择。接着，奏折指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 清政府虽有自强之心、自强之言、而无自强之实的原因在于 “同心少，异议 多”。于是又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做为 自强求富的总方针。清政府当天即把这个方案发寄给李鸿章、沈葆桢等 15 名沿海沿江的督抚大员，要他们限期回奏。11月19日，原江苏巡抚丁日昌 也奏陈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建议清政府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这个条陈比 总理衙门的六条更具体、更激进，清政府也寄发给各督抚大员讨论。于是， 继同文馆的争论后，在清政府内部又掀起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关于兴办洋务的 大讨论。 各地督抚的复奏很快送到北京。关于练兵、简器、造船等项，各派没有 原则分歧，但对于筹饷、用人两项，意见则很不一致。1875年3月6日，总 理衙门奉旨，派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讨论各地大员奏折中提出的 问题。这些守旧的京官们总体上仍持反对态度，但态度比较谨慎，以一种不 痛不痒的言词把洋务派提出的方案予以否决。正当这场讨论进入高潮之际， 郭嵩焘以福建按察使的身份给总理衙门上了一个条陈，从这一条陈可以看出 郭嵩焘对洋务的认识与思考已经远远走在洋务派的前面。郭嵩焘已经认识 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中国要求富强，必 须注意西方的国政、军政，从根本上了解西方的长处。他支持造船、制器、 设厂，但更强调知己知彼，从长远利益着眼，逐渐达到富强。他提出的具体 的方案是：1、急通官商之情；2、通筹公私之利；3、兼顾水陆之防；4、了 解本末之序。郭嵩焘力求从本源上探寻中西政治之差异，从总体上把握兴办 洋务的大局，这是他比别人先进之处。1875年5月30日，总理衙门对这场 争论进行了总结，基本上肯定了洋务派的意见，但也对顽固派作了妥协让步。 1875年2月，还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马嘉理案”，中英为此大开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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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交涉结果之一是清政府同意派郭嵩涛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道歉。 中英交涉时，郭嵩焘已离京赴任，9月8日，郭嵩焘得到正式消息时，还是 心潮激动，因为清政府在处理这项棘手的中外交涉时，没有忘记他。11月末 他匆匆赶到北京。12月1日，清政府任命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 行走。从按察使升到兵部侍郎，郭嵩焘心理非常激奋，因而，很快就向清政 府奏陈自己对此案的处理意见，在这份奏折中，郭嵩焘提出，各国之间的往 来应以礼相接，西方国家可资取法者很多，而士大夫不明时势，一意诋毁， 以致屡生事端，马嘉理案就是例证，因此，他主张将岑毓英交部严议。郭嵩 焘的这一意见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言论针锋相对，因而遭到守旧士大夫的猛 烈攻击，以致他奉派出使也成了士大夫嘲笑、讥评的材料。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劝辞者有之，嘲笑者有之，惋 惜者也有之。北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最能代表士大 夫的心态，对联是这样的：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而闹得更凶的还是他的家乡湖南。1876 年10月4日，参加乡试的考生在长沙玉泉山集会，声讨郭嵩焘。他们还扬言 要砸郭嵩焘的家，把郭家老小吓得战战兢兢。湖南巡抚王文韶闻讯心中大喜， 不但不制止，反而夸奖考生们。恭亲王奕为此发函责问王文韶，王居然也 置若罔闻，不了了之。 郭嵩焘受到这样大的打击，心情十分复杂，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就不想 出使了。他一再向清廷告病假，要求回湖南养病。但西大后于1876年3月4 日、9月6日两次召见郭嵩焘，对他多方慰藉，使得郭嵩焘退无可退，只能 一心向前。但出使前的这一段遭遇已经预示着他的出使将是一件备尝艰辛的 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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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一任公使 1875年8月28日，清廷正式发布郭嵩焘出使英国的上谕。此后由于中 英之间在马嘉理一案上反复交涉，没有结果，郭嵩焘出使之期也就一再拖延， 直到1876年9月 《烟台条约》签订，出使才又提上日程。12月2日晚，郭 嵩焘率副使刘锡鸿、参赞黎庶昌、翻译德明、凤仪和英国人马格理以及随行 翻译爱尔兰人禧在明等30余人从上海港冒雨登舟，踏上了赴英的漫长旅途。 郭嵩焘使团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节团。这一年， 郭嵩焘59岁。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以老病之躯赴万里之行，从而为清政府迈出 了正式向外遣使的第一步呢？一个基本原因是他的身上具备了传统士大夫提 倡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美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希望亲 自到西方国家去考察，然后把西方国家的真实情形介绍给国人，从而使守旧 风气比较重的中国人能够从天朝大国的梦中醒过来，平等地看待西方。所以， 虽然在出使前，他就受到了守旧舆论的攻击，身体又是衰病交加，而出使的 本身又等于 “悬的以资弹射”，但他却没有后悔，没有推卸，而是一力独任。 他的这种高尚情操在当时只有少数比较先进的中国人能够理解，在今天，则 早已得到历史的公允评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洞开，中外交往日益频繁。但由于中国政府对 西方社会缺乏了解，在中外交涉中往往吃亏，所以，清政府越来越迫切地需 要了解西方国情。因此，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总理衙门就奏诸清政府要求出 使大臣将对外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 详细记载，随时咨送国内。郭嵩焘按此要求，从上海启程之日起，就不顾海 上颠簸、牙痛、胃痛、失眠、头昏、晕船等，坚持天天记下沿途见闻，直到 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止，没有间断。他把途中30多天的记录整理成册 后，题名 《使西纪程》，邮寄给总理衙门。结果却在士大夫中引起了一场轩 然大波。 《使西纪程》记载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地理知识。中国人的世界 地理概念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还是模糊一片，以后逐渐有所了解，但一般 士大夫对世界有几大洲、几大洋、如何划分经纬度，如何计算时差、温差等 地理知识仍是所知无几。郭嵩焘在 《使西纪程》中详细记载了所经之地的经 纬度、温度、气候以及自然景观和不同的宗教信抑。二是不同的人文景观。 他途经香港时，发现香港变化很大，已成为西方国家在东方的一大都会，学 校纪律严明，监狱也节度整齐。在新加坡，他参观了配有大炮、火药库、巨 型望远镜的新式炮台，还参观了女子学校。在途中，他还看到了西方的报纸 如 《泰晤士报》、《波赛日报》等，从报上了解了1874年至1876年的英国 人北极探险和土耳其的政治改革情况。在苏伊士运河两岸，他看到了构造巧 妙的开河机器。到欧洲后，他又看到了压沙机器、取重机器、蒸汽机等。他 对马赛、伦敦的繁华，也留下了真实的记录。郭嵩焘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 因而，在 《使西纪程》中，他除了纪实外，还经常发表个人的评论。这些评 论直抒胸臆，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及一切人文景观都含赞扬之意，因而， 士大夫看了，就不对胃口，反过来就要对郭嵩焘的 《使西纪程》大张挞伐。 郭嵩焘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西方国家非常重视教育，也 21 重商业，在当今世界，英国和俄国是世界的两大强国，都对中国不怀好意。 在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士大夫还一味 “高谈阔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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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自大”，后果将不堪设想。郭嵩焘的这一观点虽然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 界形势，但是，守旧的士大夫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样的话，因而，在总理衙 门将 《使西纪程》刊布社会后，士大夫们群起而攻之就不奇怪了。 李慈铭是当时的名士，他读了 《使西纪程》后，不但不愿承认中西发展 的差距，而且斥责郭嵩焘对西方国家进行了故意夸张、粉饰，尤其是夸饰西 方的 “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因此，他说，凡有血气的士大夫读了郭 嵩焘的记述， “无不切齿”。有人说郭嵩焘对清政府的“忠心”已经改变， 对英国有贰心。他的好朋友王闿运也指责郭嵩焘中了 “洋毒”，不可救药。 有人甚至奏请清政府将郭嵩焘撤职查办。在守旧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 下令将 《使西纪程》毁版，禁止该书在社会上流行。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人选，清政府才暂时没有将郭嵩焘撤职，但已对郭嵩焘发去了严厉申斥的训 令。 郭嵩焘使团到伦敦后，住在波克伦伯里斯45号，这里有一座四层楼房， 此后成为中国驻英使馆，沿用了80多年。1877年1月24日，郭嵩焘照会英 国外交大臣德尔贝，商订觐见日期。在照会中，他增加了所携带的国书中所 没有的两项内容：一是 “道歉”的钦差同时即是长驻公使，二是增加了副使 刘锡鸿的名字。英国人存心要刁难中国的第一任驻外公使，所以在以上两个 问题上又争论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答应下来。入国先问禁，郭嵩焘在觐 见前曾派人向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内务大臣席摩尔询问有关觐见礼仪，他 们也故意刁难，借口说不知道，希望中国公使在觐见时出丑。郭嵩焘是一位 热心了解西方的人，因而在出国前就详细问过在此之前出国的薄安臣使团和 崇厚使团的情况，所以在2月7日觐见时，行的是三鞠躬礼，而不是中国官 场的跪拜礼，使得威妥玛等未得售其奸。鉴于这些，郭嵩焘深深感到西方国 家对中国采取的不平等态度，内心为之愤愤不平。为此，他招集所有使团人 员，宣布了5条纪律： “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 五戒口角喧嚷。” 郭嵩焘不懂英语，在对外发表谈话时，须经英人马格理翻译。而马格理 常常歪曲郭嵩焘的原意，因而见诸报端时，往往差别很大，郭嵩焘虽然气得 发昏，却也无可奈何。此后，他多次提到，外交人才，须以熟悉外国语言文 字为第一要义。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官要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立足，真是困难重重。 做为第一任公使，郭嵩焘虽然想要为清政府多办点事，但事实上却不可能改 变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在任期内，郭嵩焘尽最大努力处理了一些中英交涉， 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此，而在于中国从此真正进入了世 界外交舞台。 郭嵩焘在任期内经办的交涉主要有以下几项： 1．江西盐船案。1875年 11月16日，华商周复顺等所雇运盐船只被英 国太古轮船公司 “惇信”号撞沉，周复顺等告到上海英国按察司衙门，结果 “惇信”号被判定赔银1万两。但 “惇信”号船主不服，声言要回英国上告， 此后即杳无音信。周复顺等闻郭嵩焘出使英国，就函请他代向英国船部查询。 1877年2月，郭嵩焘收到信后，多次与英外交部交涉，终于如原告所请，以 “惇信”号赔偿结案。 2．镇江趸船案。1873年3月中国海关允准英太古洋行 “嘎的斯”号停 泊于镇江英租界对面，此后，太古洋行在该船停泊之处擅自造桥通岸，致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