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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岸多有坍卸。1876年中方为查明江岸坍卸原因，要求太古洋行将趸船移 泊，几次交涉都没有成功，总理衙门遂将此案转寄郭嵩焘，要他直接与英国 政府交涉。1877年6月，郭嵩焘开始与英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交涉，直到1878 年2月，英方才答应将镇江趸船移泊。此案的交涉成功，意义不在案件的本 身。移泊一条船，交涉达3年，争论的本质在于国家的主权，郭嵩焘在此案 上取得成功的意义也在于他维护了清政府对本土内的江河道路的主权。 3．厦门怡记行商人枪毙渔民案。1876年，福建厦门英属怡记行雇员安 陀鸟枪杀当地渔民王小加、庄薄，中方多次与厦门英领事及驻华公使交涉， 要求惩凶，未果。总理衙门只好函知郭嵩焘，令他在英交涉。1878年4月， 郭嵩焘接到函件，旋即开始与英方接触，英方则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做答 复。郭嵩焘感到要公正解决此案实在太难，只好退而求其次，最后英方同意 以给死难者家属抚恤金结案。此案的解决并不公正，但郭嵩焘还是尽了自己 的努力。 4．英船雇佣华工案。1878年7月21日，英船“拉多 ”号所雇华工7 人到中国驻英使馆求援，控告船主暴虐，要求辞职而船主又不允。次日，郭 嵩焘即派参赞黎庶昌等去调查此事，后又与英政府联系。最后，该船主函告 中国使馆，接到政府命令，准许华工辞职。 5．域多利华工免税案。1878年6月，加拿大域多利埠规定华侨每人每 年须交税银40元，拒交者将其货物充公。这种专对华人征税的措施引起华侨 强烈不满，他们联名请求中国驻美公使保护。因加拿大是英属殖民地，中国 驻美公使遂又转请郭嵩焘向英政府交涉。郭嵩焘旋即照会英政府，英外交部 很快复文称已命该埠校办。 6．喀什噶尔交涉。侵入南疆的阿古柏集团在左宗棠所部清军的强大攻势 下，节节败退，阿古柏派人急往伦敦向英国政府求援。1877年1月，郭嵩焘 抵达伦敦后，英方即向郭交涉意在保护阿古柏政权。此后，交涉一直持续到 1878年清军收复南疆全部为止。在这一交涉上，由于信息传递不便，郭嵩焘 不能及时得到最新消息，加之，他对清军武力收回新疆信心不足，希望利用 英国的调停，迫使阿古柏多交完一些地区，准其保留一部分土地立为中国的 属国，以此来维持两北边疆的和平局面，从而，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他 仍强调，在新疆问题上，或进或守，清政府应重视当事者左宗棠的意见。而 作为一名外交官，郭嵩焘与英方也做了一定的斗争。由于通讯上的不便，郭 嵩焘对新疆局势的变化不能及时了解，因而难免受英国政府的诱惑。但是， 在总体上，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一再拒绝了与阿古柏的使者会见；当英方 非法派遣所谓驻喀什噶尔公使时，他又立即提出抗议；当英方散布中国公使 私行议和的谣言时，他也严辞辟谣，从而，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7．倡议设立领事馆。1877年9月，郭嵩焘奏请清政府仿照西方国家的 办法，在新加坡、孟加拉、槟榔屿、锡兰等华侨集居之地设立领事馆。清政 府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在设立领事的交涉中，英方在常设还是暂设问题上横 生枝节，总理衙门即命令郭嵩焘与英政府交涉。1878年1月，英方同意清政 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3月，清政府任命华侨商人胡璇泽为中国驻新加坡 领事。此后，清政府先后在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立了领事馆。 郭嵩焘出使的时间并不长，外交上的建树也不如曾纪泽等突出。但他却 是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迈出了清政府向外派遣常驻公使的第一步，他的 这种大胆创新、忠正爱国的精神不断激励着后来许许多多的外交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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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对西方国家的考察 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民俗等多方面的 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他把外交工作之外的时间几乎全都用于参观考 察，考察之后，都留下详细的文字记录，这为国内的士大夫们了解西方提供 了一条简捷的途径。 1．教育与社会进步。在出使之前，郭嵩焘就已初步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 盛与西方人对教育的重视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出使后，他对西方学校教 育的考察非常重视。在到达英国之初，他就拜访了很多知名学者，聆听这些 学者关于电、化、光、热学的演讲。1877年5月9日，他参观了一所艺术学 校。1878年 1月21日，他参观了一所小学，对西方的小学教育留下深刻印 象。1878年6月8日，郭嵩焘参观了英国皇家医院，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 了数万件生物标本，其中包括人体标本。1878年7月5日，郭嵩焘在法国参 观了一所技工小学。他的每一次参观都非常认真，把所见所闻都详细地记下 来，有时还发表自己的感慨。郭嵩焘看到，西方人在走出学校之后，还有一 种普遍追求实学的风气，这是与中国士大夫的空谈很不相同的。在一次茶会 上，郭嵩焘听说英国探险家法兰克林考察北极，一去不返，而他的妻子又奋 然前往，最后终于到达北极，发现了法兰克林等人的尸骨及遗留的笔记，初 步揭开了北极之谜。对此，郭嵩焘大发感慨，他认为西人立志专一，百挫不 惩，因此， “天地之秋，亦有不能深闭因拒者矣。” 西方社会重视教育、人人喜欢追求学问的风气也感染了郭嵩焘，他以花 甲之年，还热心旁听各种学术演讲，观看各种科学实验。他的足迹遍及邮电 局、铸钱局、军火工厂、博物院、图书馆、天文台、水族馆、救火局、兵船 等地方，每处都留下了他倾心学习的记录。他无论身体有多疲劳，日记一天 也没有间断过，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他还鼓励留学生也坚持记日记。 1878年6月2日，他检查了严复等留学生的日记，留下了7000多字的记录。 由于他非常关心西方的科学研究，又勤奋好学，因而，他很快就懂得了有关 热学、电学、光学、声学等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1877年10月16日， 他还亲自与随员试验了西方刚刚发明的电话。 郭嵩焘考察了西方的学校教育之后，深深感到， “西洋政教、制造，无 一不出于学”。他还想到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教育，只学一些时文、小 楷，不求实际，实是误人不浅。他大声疾呼，追求实学是当今中国的急务。 郭嵩焘多次给当权的洋务派官僚李鸿章、沈葆桢等写信，希望他们利用手中 的权力，兴办新式学校，讲求实学，扭转社会崇尚空谈的风气。他还建议中 国派遣的留学生除少数人学习军事外，多数人应该改学冶矿、铁路、电学、 法律、经济等。郭嵩焘指出，西方教育越先进，对中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 闭关自守的局面既然已经被打破，唯一的出路就是奋起直追，改革现有的教 育体制，逐渐以西方的 “实学”取代传统的“虚文”，也就是以资产阶级的 新式教育取代传统的封建教育。 2．民主政治与西方文明。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的君主专制截 然不同，长期生活在中国专制社会的郭嵩焘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始而惊讶，终 于羡慕。到英国之初，他感到英国的议会讨论与中国官场的各立门户没有两 样，都以 “互相攻击取胜”。后来，他多次去议院旁听，感觉就起了变化。 他发现，英国凡有大事，都必须交议会讨论，两党互相辩论，政府要接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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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质问，然后还要在报刊上发表消息，广泛流传，所以，执政党就不敢恣 意妄为。这种情形与中国官场的派系斗争完全不同。由此，他对英国社会的 新闻自由、舆论制约政府，议会对政府进行干预等政治民主十分赞赏。他还 特意研究了英国议会民主的历史，做了很详细的笔记。他记录了1264年英国 国会的雏形以及后来的市民政治、陪审员、律师制度，还记录了英国的海上 商路的开拓、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商会的设立以及与各国通商的历史。他在 研究了英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后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日益强大的根本，在于它 源远流长的民主政治。这种政治体制造就了无数人才，奠定创立各门学问的 基础，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郭嵩焘还坚信，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比中国的君主专制要优越。这是因 为中国的政治好坏系于君主一人，而不同的君主品德也不一样，个别贤能的 君主其统治也不能久长，而西方政治的好坏取决于社会和人民，这种制度能 够长久延续，而时间越长，其制度就日趋完善。他总结说：中国“治民以德。 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 “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已兼治者也，故 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他更担心的是，西方的法治正在向全世 界扩展，而中国的 “德治”却不能招架，所以，西方的“法治”越完备，中 国的危机就越深。 同时，郭嵩焘也认为民权过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病。民权过重，容易 导致 “民气骄横”，他认为英美工人的罢工就是这种弊端的表现。 3．社会风俗。郭嵩焘对中国官场“专以大言自欺”和普通百姓之间的虚 文客套非常厌恶，因此，当他看到西方社会有一种普遍的 “实事求是”的风 气时，非常羡慕。郭嵩焘认为，这种西洋风俗的形成植根于西方的政治教化 之中。政治上民主，人们对于国事可以畅所欲言，教育方面重实学，学生们 就养成了独立思考、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的习惯，这样，整个社会就形 成了讲求实际、不务虚文的风尚。西方社会由于人人讲求实际，因而，就表 现出勃勃生机，科学发明层出不穷，社会景象日新月异。而西方社会在近代 以来取得的物质文明的重大进步又促进了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反过 来，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切也推动着物质文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郭 嵩焘很注重中西对比，他认为，西方求实际，中国讲虚夸；西方重创新，中 国讲保守；西方主开放，中国主关闭。 总之，郭嵩焘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他考 察的目的是要弄清楚西方社会日渐富裕强大的原因，并希望中国人能够学习 西方的一切长处，迎头赶上，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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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从欧洲看日本 中国打开国门的时间要比东邻日本略早，但国门被打开后，中国仍像一 头睡狮，踟蹰前行，步履蹒跚，而日本却能迅速崛起。郭嵩焘在出使期间， 对这个东邻也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心。 郭嵩焘首先注意到日本的留学问题。他发现，日本在英、法等国留学的 人很多，成份也很复杂，包括一些政府大员如相当于清政府户部尚书的大藏 省大辅井上馨等也前来学习、考察。日本人在西方学习的内容也很广泛，很 多人精通外语。相比之下，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少，出身低微，又专学军 事，外语水平也较低。他对此感触很大，曾写信给主持洋务大局的李鸿章， 要求让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一部分继续学军事外，其余的改学矿冶、铁路、电 学等实学，以求实用，并希望各省多派年轻学子出国留学。但是，保守、落 后的清政府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他注意到日本使馆的外交活动非常积极，并日见成效。郭嵩焘一 直和日本驻英公使接触频繁，从接触中他了解到日本国内进行的官职改革、 经济改革、教育改革以及军事近代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他对日本变化的迅速 惊讶不已。他注意到，日本的外交官经常主动向英国社会各界和驻英各国公 使介绍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为日本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社会制 造舆论。凡有可能参加的国际会议，如整理万国刑罚监牢公会、万国公法会、 信局章程会等，日本公使都积极参加。郭嵩焘有时也希望积极参加国际外交 活动，但是，由于事事须向清政府请示，动受掣肘，所以，往往身不由己， 徒增浩叹。 第三，郭嵩焘还注意到日本在积极摆脱国际困境，以自己的实力争取与 西方国家平等相待。日本与西方列强交往的最初阶段，也和鸦片战争以后的 中国一样，丧失了不少主权。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从政治、经济、 教育多方面借鉴西方的制度，在全国推进资本主义化，向西方国家看齐，因 此，国力逐渐上升。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上下一致要求换回失去的主权，以 平等的资格与西方国家进行交往。郭嵩焘出使英国之时，日本驻英公使就在 为邮政问题积极与英国交涉。双方交涉多年，仍无结果，但日本公使却百折 不挠，表现出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进取精神。由此，郭嵩焘感到日本正在 勃然兴起，将成为东方一霸。郭嵩焘既为东邻日本的崛起而高兴，同时也为 清政府的守旧衰落而忧心忡忡。他担心日本的强大将构成对中国的威胁。1877 年，日本在英国订造的 “扶桑”号军舰下水，日本使馆为此举行了隆重的仪 式。郭嵩焘在祝贺宴会上表示，希望日本的 “扶桑”号，除非是帮助中国， 否则不鸣一炮。不幸的是，在 17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扶桑”号参加了这场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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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正副不和 郭嵩焘出使时，总理衙门的守旧官僚李鸿章等为了制约郭嵩焘，就故意 派了一个思想保守的刘锡鸿作为副使。刘锡鸿走出国门时，就奉有监视郭的 指令，因此，他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带，随身携带的就是时刻准备弹劾郭嵩焘 的奏章。由此不难推断，郭嵩焘的出使确是一趟苦差，他既要与西方列强在 外交领域做斗争，又要对付国内的保守派以及自己的下属刘锡鸿这样的小 人。 到英国后，虽然郭嵩焘在给英外交部的照会中列了副使刘锡鸿的名字， 但由于所携带的国书中没有列副使名目，因此，英外交部不准刘锡鸿觐见英 国女王。后经郭嵩焘一再交涉，英方终于同意，而刘锡鸿的内心却感到受了 侮辱，很不愉快，赌气奏请清政府裁撤副使。后来，伦敦的报刊在介绍郭、 刘二人的情况时，也扬郭而抑刘，使刘锡鸿更为恼火，于是就开始把心中的 怨愤发泄到郭嵩焘头上。不久，郭嵩焘即觉察到刘锡鸿发往国内的信函奏稿， 一意迎合国内的保守舆论，把予头指向了自己，于是，两人关系就陡然紧张 起来。1877年4月，清政府为调解郭、刘矛盾，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刘 锡鸿闻讯后，更加有恃无恐，气焰嚣张，开始在使馆内痛诋郭嵩焘，把郭不 放在眼里。使馆内的随员早知刘锡鸿有总理衙门与军机处为援，到此就有不 少人站到了刘锡鸿一边，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使郭、刘矛盾迅速激化。1877 年9月4日，刘锡鸿从爱尔兰访问归来，借口询问俸薪等事，与郭嵩焘大吵 大闹，拍案狂叫。郭嵩焘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召集参赞、翻译、随员等，声 明欲与刘锡鸿解开矛盾，消除嫌隙，并要他们先到刘锡鸿处询问构隙原由。 当众人往问刘锡鸿时，刘锡鸿却大骂郭嵩焘为汉奸，必不能容，并指陈郭出 使以来犯下披洋人衣、起立迎接巴西国王、听音乐会时索阅音乐单等三大罪。 郭嵩焘才认识到刘锡鸿已被总理衙门所利用，是总理衙门安插在自己身边的 一颗钉子。刘锡鸿的所作所为，就是要迎合总理衙门的旨意，罗织罪名，置 自己于死地，因此，郭、刘关系没有缓和的余地。此后，刘锡鸿发起更加猛 烈的攻势，接二连三上奏朝廷、致函总理衙门及南北洋大臣和中国驻美使馆， 攻击郭嵩焘崇洋媚外，全失大臣之礼，声称不愿与郭共事。郭嵩焘也只好到 处发函，为自己辩白。但清政府没有制止刘锡鸿的乖戾行为，这使郭嵩焘感 到使事已一无可为，于是，一再奏请调回。清政府基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 使人员，不得不对郭表示安抚，1878年2月23日又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 国钦差大臣。但不久，郭、刘矛盾又再次爆发。1878年5月6日，刘锡鸿迎 奉总理衙门意旨，列举郭嵩焘十大罪状，进行严词弹劾。刘列举郭的十大罪 状是：1、诋毁时政；2、欲使朝廷杀毓英以取悦英人；3、不尚左而尚右；4、 考定国旗样式；5、蔑视谕旨；6、对洋人一味卑恭，有损国体；7、摹仿西方 人的生活习惯，不以忘本为耻；8、让夫人四出应酬，有违中国闺教；9、与 威妥玛闭门密语；10、对朝廷不满，心怀怏怏，动辄怨望。刘参郭的十大罪， 虽然全为鸡毛蒜皮之事，其中还有歪曲事实、恶意中伤的地方，但清政府无 从查考，与其信其无，不如信其有，因此，决定将郭嵩焘撤回。同时，刘锡 鸿从驻英副使改任驻德正使，由于行为乖戾，无法开展正常的使馆外交工作， 西方社会评论很差，因此，清政府也不能不顾忌体面，决定将刘锡鸿撤回。 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正式决定将郭、刘两人同时调回。 郭、刘之争，有个人性格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思想之争。郭嵩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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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明，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刘锡鸿则思想保守，认为西方虽也有局部先 进的地方，但中国在总体上仍比西方强。因此，他们在同样的环境里对西方 社会观察了同样长的时间，但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郭嵩焘认为西方的政 教制度比中国先进，可以学习，刘锡鸿却认为英国的一切风俗制度都是颠而 倒之，不能学习。 郭、刘之争，在实质上又涉及了近代中国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的问题：面 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如何把资本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侵略区别开来；如何把 民族自卫同顽固守旧区别开来；如何把崇洋媚外与向西方学习区别开来。郭 嵩焘、刘锡鸿是较早进入西方社会的中国官员，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都未 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郭嵩焘的先进之处，在于他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 高于封建文明，并努力把西方的近代文明介绍到中国来，这就使他成为时代 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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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出使归来 郭嵩焘出任公使3年时间，本想努力考察西方富强的原因，将西方先进 的近代文明介绍到国内，但事实与愿望的反差是如此明显，他感觉到心灰意 冷，兴趣索然。他执意求退，清政府也没有挽留他，总理衙门的守旧大臣还 想拿他治罪，只有少数人对他的去职表示惋惜。 当清政府决定召回驻英公使郭嵩焘时，伦敦新闻界对郭的去留也表现出 非常的关心。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称赞郭嵩焘通晓欧洲事务，识见宏远，一 心想把欧洲好的东西介绍给国内。继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慈禧太后召见时， 也盛称郭嵩焘公忠体国，值得嘉许。他认为郭嵩焘为人正直，此次出使，不 避艰难，是拚却声名为国办事。只是由于性情偏急，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 来，所以，常常与保守的官僚士大夫意见不合，发生争论，受到守旧派的猛 烈攻击。他希望清政府要始终保全这样勇于任事的大臣。主持洋务大局的李 鸿章对于总理衙门褊袒刘锡鸿、单撤郭嵩焘的做法也极为不满，站在郭嵩焘 一边，称赞郭嵩焘在出使以后，办理外交的经验更加丰富，而且知道中外交 涉的一切奥妙和程序。应当说，以上的评论，是切实、客观的，郭嵩焘受之 无愧。 1879年 1月31日，郭嵩焘怀着悒郁、孤寂的心情，告别了生活3年的 欧洲，踏上了返航东归的旅程。临别前，他写了一首诗赠给新任公使曾纪泽， 诗中写道： 十洲天外一帆驰，踪迹同君两崛奇。 万国梯航成创局，数篇云海赋新诗。 罪原在我功何补，北不如人老更悲。 要识国家根本计，殷勤付托怅临歧。 郭嵩焘借诗以言志。在这首诗中，他再次充满自信地肯定了自己对中外 关系和中国时局的认识，虽然对自己的一生和中国的现状表现出悲观失望， 但他又把希望寄托于后来者，对中国的未来仍表示了自己的信心。 1879年3月，郭嵩焘回到上海。他没有继续北上进京述职，而是奏请以 病销差。英国 《泰昭士报》和上海《字林报》很快报道了郭嵩焘不愿再返政 坛的消息，并对郭的退隐表示惋惜。列强的这种态度无疑对清廷形成一定压 力，于是一再催促郭嵩焘北上，回京任职。但郭嵩焘退志已决，清政府也就 顺水推舟，批准了他的病退请求。5月初，郭嵩焘乘轮船到达武汉。湖南乡 绅听说他要继续乘轮船返乡，群起阻止。郭嵩焘不为所惧，继续上行。5月5 日，到达长沙。按照当时的官场习俗，郭嵩焘身为钦差大臣，湖南巡抚及下 属文武官员应热情迎接。然而，在郭嵩焘到达时，码头上冷冷清清，没有一 人出来迎接这位钦差的到来，而大街小巷，却贴满了指责郭嵩焘勾通洋人的 揭帖。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位公使，就这样背着千夫所指走出国门，又迎着 国人的辱骂回归乡里。从此，他退出了晚清的政治舞台，开始了孤寂的晚年 生活。虽然后来仍有洋务派官员保奏郭嵩焘，认为他周知中外之情，曲达经 权之道，识精力卓，迥出异常，是一位难得的外交人才，未可投闲置散。但 是，清政府却再也没有打算让郭嵩焘走上前台来，郭嵩焘终于从晚清政治舞 台上消失了。 纵观郭嵩焘的政治生活，他几进几出官场宦海，每次进时，他都满怀希 望，信心百倍；而每次退出时，他都身心疲惫，百无聊赖。出使归来后，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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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焘对清廷政治再也激不起兴趣，终于告老还乡，开始过一种山野闲人的轻 松生活。但是，湖南士绅并不就此放过他。他回乡之后，守旧的士绅对他冷 眼相看，并且不时制造出关于他的一些流言。他回长沙不久，总理衙门来信 告知有洋人要从广西到湖南游历。士绅们风闻这一消息时，立即散布流言， 说洋人是郭嵩焘勾引来的。许多学生不明真相，群情激愤，郭嵩焘被迫请求 当局辟谣。风波刚过，他雇船返湘阴老家，又惹得谣言四起，说他因害怕学 生闹事，要携家眷逃回乡下去。他派人到上海办事，就有人说他要去找洋人 撑腰。面对守旧士绅们谣言的围剿和无知群众的误解，他关起门来，把自己 有关洋务的奏议、书信、言论等编辑成一部 《罪言存略》，1879年7月正式 刊行。这部书既是他对自己办理洋务的实践和关于洋务的思想的一次整理和 总结，同时，他又希望通过这部书来打消人们对他的误解，帮助人们认识当 时中国面临的世界大局，占领一部分舆论阵地。但是，当时的湖南守旧的气 氛非常浓，区区一本 《罪言存略》根本无法阻挡人们的议沦。谣言仍不断袭 来，使他不得安宁。他与几位朋友准备建立一所 “校经堂”，刚刚着手，就 有人写来匿名信，指责他们以讲经史之名，行宣讲洋人的天文算学之实。他 与西技和尚时相过从，士绅们就谣传他要把佛寺改建为天主教堂。甚至连他 关起门做体操，也被人讥为 “打洋拳”。面对如此避无可避的谣言，他只好 愤愤地说：“士大夫语及洋人，则大憾，见洋人机器，所以致富强，则益憾。 独于洋烟，甘心吸食。”当时湖南守旧的士绅的确如此。 守旧士绅制造的谣言、辱骂使郭嵩焘备感痛苦，但他并没有被谣言击垮。 守旧士绅的险恶用心是要堵住郭嵩焘侈谈洋务的口，但郭嵩焘偏不向舆论屈 服，坚持大谈特谈洋务。他向朋友声明，他之所以要讲洋务，是想使人们稍 懂中外关系的奥妙，并运用它来保卫国家。如果士大夫继续虚骄自大，不去 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那么，一旦发生冲突乃至战争，衰弱的中国就可能步 印度后尘。关系如此重大，做为一个先知者，能够不去启发后知者吗？这样 一来，郭嵩焘虽然退出了波涛汹涌的政治漩涡，但是，山野闲人的生活却只 能是一种目标，他的生活将注定是没有清静的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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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批评时政 郭嵩焘以知洋务著名，也以知洋务自鸣得意。守旧的官僚士绅不愿去了 解洋务，也反对谈洋务，郭嵩焘却说他们昏顽守旧，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处 理当时中外关系的诀窍以及西方文明如何先进，中国应当从大本大源上学习 西方等“洋务”，这就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叛逆。 70年代后，郭嵩焘对清政府的批评不断升级。他不但批评顽固派的虚 骄、守旧，而且批评洋务派的逐末舍本。他认为洋务派发起的洋务运动是“治 末而忘其本”，勉强支撑，终为徒劳。那么，怎样学习西方，才算走上正确 的轨道？郭嵩焘认为： “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本”是什么？就是纲 纪法度、人心风俗。它包括以议会制为主的民主政治、国家与人民利害相关 的经济制度，以追求“实学”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和普及到每个人的进取精神、 求实态度。他指出，西方兴修铁路、开矿产都由民间组织公司负责，政府从 中赞助促成，这样，企业才能获利，国家收取的税款增多，最后达到民富国 强。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却不是这样，政府兴办企业作为自己的特权，不许民 间办理，官吏和百姓就认为企业利益是公家之利，与自己无关，于是就从中 渔利，中饱私囊。这样，近代企业虽然使西方走向富强，但在中国却只有少 数人能发横财，对国计民生起不到积极的作用。他还指出，西方人认识到机 器生产的优越性，就不断追求技术更新。而中国的士大夫却相信风水，迷信 得很，反对机器开采，反对兴修铁路。这样的 “人心风俗”怎么能使中国与 西方并驾齐驱呢？于是，他希望政府与人民同休戚，共患难， “国家有所举 废，百姓皆与其议；百姓有所为利害，国家皆与赞其成而防其患。”但与此 同时，他又看到，中国幅员太广，人口众多，习惯势力强大，变革不是易事。 这样，他指出了清政府的政治弊病，却又开不出符合中国特点的救治药方。 但这一缺憾并不能遮盖郭嵩焘思想的先进方面，他不但是洋务派中的开明思 想家，而且开始认识到教育在民族进步中的作用，认识到东方和西方在传统、 观念、习俗上的差异，认识到扫除某些传统观念、改变旧式的 “人心风俗” 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也正是他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逻辑结论，中国社会守旧 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洋务派的那一点改革成果终于被其葬送，甚至连 他想以畅谈洋务来唤醒虚骄自大、一味排外的士大夫也不可得。而在出使期 间，他又耳闻目睹了西方社会的真实情况，看到了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改 变传统习俗、树立新风尚中的作用。 清政府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封建政权，维持几千年不变的封建习俗正是它 得以存在的理由，因而，它不可能去倡导改变人心风俗。即使是洋务派进行 的一些细枝末节的改革，也遭到守旧派的一再反对，那么，要彻底改变这种 因循守旧的社会习俗、树立新的社会风尚就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郭嵩焘 曾经预料，“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 兴之望。”虽然郭嵩焘把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 “圣人”的观点的在今天看 来是荒谬的，但他对中国的 “人心风俗”的不易改变、根深蒂固的认识却是 非常深刻的。直到百余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国家，扫除封建残余仍是一项不 可轻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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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禁烟公社 郭嵩焘在认识到人心风俗的改变非常困难之后，没有后退，没有消沉， 而是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倡导废旧习、树新风，他在晚年倡导成立的禁烟 公社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这正是郭嵩焘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闪光点。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恶性肿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中国人民进行的禁绝鸦片的正义斗争。由于清政 府的腐败，战争失败了。此后，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胁下，鸦片在中国逐渐 从不合法向半合法、合法转化。但清醒之士始终都在呼吁清政府禁绝烟毒以 正风俗，郭嵩焘就是对禁止鸦片一向关心的一位。 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曾看到这样一幅情景：英人阿什伯里在中国游历 时，拍下了不少中国百姓吸食鸦片、男女僵卧的照片，西方人在看到这些照 片后，拿来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大大刺伤了郭嵩焘的自尊心，于是在1877 年3月22日上奏清政府，要求严厉查禁鸦片。他提出查禁鸦片要从教育入手， 从培养士大夫的廉耻心做起。为此，他又提出以3年为期，逾期不能戒者， 官吏革职，生员、举人取缔所得称号，官员知情不报者同罪。同时他要求清 政府制止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省广种罂粟的趋势，对禁烟不力的督抚 大员要严加处分。然而，当时鸦片税已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禁烟已不可行，不禁又败坏社会风气，于是清政府对郭嵩焘的奏折没有明确 表态，而是寄给各省督抚，命令他们 “斟酌情形，妥筹具奏”。结果自然令 人失望，各省的答复只有隔靴搔痒的寥寥数语。这年7年月，郭嵩焘不甘失 败，再次奏请禁止鸦片。他在奏折提出了禁止栽种、查封烟馆、明定章程等 具体办法，并要求清政府 “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逐渐禁绝 烟毒。对于郭嵩焘的强烈的呼吁，清政府置若罔闻，不为所动。李鸿章甚至 认为郭嵩焘的建议脱离实际，根本不可能实行。两广总督刘坤一也认为郭嵩 焘的建议万不可行。他的理由之一是广东海关每年的鸦片税有百万之多，一 旦禁烟，这项亏空从何弥补？ 1878年，郭嵩焘从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中了解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鸦 片的详情，不胜惊骇。书中记载，两省三分之一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不 久，英国报刊又披露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吸食鸦片的情况， “四川人吸食 鸦片者无处无之，至贵州而吸食者愈众，至云南而极。”郭嵩焘看后，心潮 起伏，寝食不安，但两次上奏都无结果，他只有仰天长叹，而对清政府能否 解决鸦片问题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出使归来后，郭嵩焘辞官归里，没有公务缠身，于是就有时间和精力来 切实实行禁止鸦片一事了。1879年9月，他与朋友筹备组织禁烟公社。公社 的宗旨是，既然政府已不能禁止鸦片，于是就和主张禁烟的一二同志一起亲 自发起禁烟倡议，进而在一乡一族中逐渐实行，以达到有志者闻风兴起、扩 展开来的目的。10月15日，禁烟公社正式成立，参加者有当地士绅多人。 公社成立后，郭嵩焘首先从郭氏家族做起，查出吸烟者25人，其中既有老人， 也有中青年，他送给吸烟者一人一本 《戒烟条规》和一封戒烟的丸药。据禁 烟公社的调查，长沙有3000家烟馆，这个数字之大，终于惊动了湖南巡抚， 他表示支持禁烟公社的行动，并下令查禁烟馆。到 1880年春，禁烟公社又增 加了5名社员，他们每季度开会一次，再次集会时，郭嵩焘都要反复宣讲鸦 片流毒中国的危害，号召人们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有烟瘾的要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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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除。公社同人也常常上台宣讲，并呼吁政府明令戒烟。 郭嵩焘的这种禁烟实践只限于一个小范围，对于地广民众的中国而言， 这种小范围的禁烟自然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反响，但同时又不可低估它的影 响，至少对当地的社会风俗还是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禁烟公社的社员又只 在禁烟这一点上志同道合，至于其他社会观念则千差万别，因此，聚会时， 人们谈论的内容就远远超出了禁烟的范围。这等于为人们开辟了一个自由谈 论的园地，各种思想竟相在这里传播，这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接受新鲜事 物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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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不甘寂寞的晚年
80年代后，郭嵩焘告别了政治舞台，自己也打算过一种山野闲人的清静 生活，然而，他的心却无法平静下来，仍时刻关注着外面的世界，关注着国 家的大事。 1882年，中法关系紧张，消息传至湖南，郭嵩焘非常关注。中法战争爆 发后，清政府内部明显地分为主战与主和两派。李鸿章是主和派的重要人物， 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没有取胜的把握，而 “一朝决裂，全局动摇”，因此， 主张妥协求和。主战派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曾纪泽等少数几个真正了解中 法情况和战局的少数有识之士，又有态度激昂、纸上谈兵、不了解中外情况 的清流派。郭嵩焘一向反对与洋人开仗，因此，自然成为李鸿章的积极支持 者，不断发表主和言论。1882年8月，郭嵩焘就上奏清政府，主张开放云南， 与法人通商。1883年6月。郭嵩焘致函李鸿章，主张调停中法越南关系，反 对动用武力。1884年春，法国侵略军已向越南北部进攻，驻越清军败退，中 法战争已经打起来，而郭嵩焘仍然反对战争。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技术高度 发达，实力强大，中国因为长期封闭落后，因此无力与西方抗衡。同时，他 又指出，西方侵略的目的在于追求高额利润，并不是热衷占领土地，因此， 如果中国主动通商，就不会引起大的冲突，否则，就可能走向战争，结果可 能更糟糕。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任何人主战都是无知，都将误国。 他主张，在中国落后的现状下，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开埠通商，学习西方 的一切长处，争取变被动为主动。平心而论，郭嵩焘从中外大局上着眼，反 对一切战争，主张以妥协求和平，在战略上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 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且走向了极端，因而，在认识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 失误，譬如，他不顾具体情况，反对一切战争；对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的认 识也不全面；将敌强我弱的形势绝对化，并把西方列强挑起的侵略战争的责 任推给被侵略的一方等，这都是严重的错误。他的这种脱离实际的空论，不 但遭到主战派的反对，甚至连主和派的李鸿章也认为迂腐，对他的许多建议 都不予理睬。 1888年至 1889年，洋务派和顽固派在兴修铁路的问题上又展开了一场 针锋相对的争论。兴修铁路之争，早在1884年就开始了。此后争论一直不断。 每次争论，顽固派的阵容都很强大，他们总是要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修路， 而洋务派则总想冲破阻力，以时代大势立论，希望兴修铁路。1888年，为方 便运煤，李鸿章奏请兴修天津至通州的津通铁路，顽固派闻之哗然，群起反 对。清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并谕令各省官员开展铁路问题的讨论。 郭嵩焘是最早主张修建铁路的人之一。这次津通铁路之争传到湖南，他 也不甘寂寞，再次发表自己的意见。1889年8月，郭嵩焘致书李鸿章，积极 支持李鸿章兴修津通铁路的建议。同年，他又撰成 《铁路议》和《铁路后议》 两文，阐述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他认为，兴修铁路应该循序渐进，不 能盲目仿效西方广修铁路。其理由是：一、西方兴修铁路由民间集资，国与 民利益与共，因而能够实现长远目标，达到民富国强。而中国兴修铁路，费 用由国家承担，官员则从中渔利，损公肥私，因而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的。 二、中国官与民矛盾突出，互为仇敌，铁路即使修起来，也会不断遭到人民 的破坏，因而，广修铁路的结果恐怕是费力不讨好。郭嵩焘在这一问题上的 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他主张修路，但又反对盲目行动。这里面，也反映了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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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焘思想中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他认识到中国要学西方，才有出路，但又 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学好；他已然认识到清政府无可救药，但又找不到治病救 国的良方。这个问题，已不是郭嵩焘能够回答的了，要等继起的后来者去寻 找答案。 1889年，郭嵩焘经常患病卧床，健康大不如前。到 1891年，他抱病写 完 《玉池老人自叙》时，已觉难支。在《玉池老人自叙》的扉页上，他写了 一首小诗，诗为： 傲慢疏慷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迁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他在诗中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概括，并相信时间会证明一 切，后人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溘然长逝。8月26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 历数郭嵩焘劝曾国藩出山、建议湘军创办水师、倡办厘金、出任苏松粮道、 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臣等 “军功”、“政绩”，为其请谥 立传。8月29日，清政府降下一道声色俱厉的谕旨，驳回了李鸿章的请求， 谕旨称： “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郭嵩 焘批评过顽固派、清政府，其思想也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的封建官僚，与 封建正统有越来越深的思想裂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郭嵩焘的主要言 行是为维护国家的利益，然而，统治者到他死也没有原谅他。 郭嵩焘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一生都在倡导新思想，与守旧者进行了坚 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思想深处充满着爱国忧民的感情，即使为此屡遭打击， 也从不后悔。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封建统治者不可能接受他，而在他死后， 历史却终于给了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是郭嵩焘生前就预料到的，也是他在 天之灵应得的一丝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