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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被选为军务部长。1909年秋末，他在香港参加了同盟会。1910年夏，孙武 回到湖北，在该省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广州起义失败后，湖北的革命党人为广州同志们的英勇行动所激励，急 欲闻风而起。有些同盟会会员，也早就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特别是包 括武昌、汉口和汉阳在内的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革命活动，他们需要一个地 区性的组织。于是，中部同盟会于1911年7月13日在上海成立，它的主要 任务是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执行部的部长们向黄兴报告最新的情况发展， 并经常征求他的意见。 鉴于自己的经验教训，黄兴向同志们建议，要 “严剔内部之人”，以免 侦探混入。他认为，作为中部同盟会组织原则的参议体制值得考虑，他主张 建立铁的纪律。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空前活跃。至此，湖北的两个革 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了。 湖北的事态迅速发展。从9月底起，武汉三镇当局就获悉，革命运动正 在进行。三镇到处谣传，说起义即将爆发。关于起义时间，曾经定过几个不 同的日期，但都不是正式决定。 10月9日晨，因军事勤务赴岳州的蒋翊武回到武昌。他从同志们那里了 解到，黄兴为了赢得时间组织各省同时行动，建议起义延期。他也被告知， 黄兴肯定正在赴沪途中。蒋翊武召集同志们开会。他说，在湖北开始行动之 前，稍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是比较适宜的。 随后，蒋翊武获悉，当天上午，在汉口俄租界的革命机关部，偶然爆炸 了一颗炸弹。孙武在这次意外事件中受了伤，警察搜查了机关部，逮捕了几 个革命党人，抄获了一些印章、宣言和革命文件。这个案件立即移送到武昌 巡警道。在此情况下，蒋翊武被迫改变他原先的决定，下午5时，他以临时 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午夜采取军事行动。 午夜到了，但通知起义行动开始的信号没有发出。由于某种原因，负责 此事的同志未能完成任务。当晚，湖北当局搜查了武昌的若干革命机关。多 人被捕，枪枝、子弹和制造炸弹的炸药被查抄。蒋翊武仅以身免。次日清晨， 3个被捕的革命党人壮烈殉难。谣言四布，说是警察当局已经查获了参加革 命组织的士兵名单。在新军中的同志人人自危，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 指挥部决定当晚采取行动。这样，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当时，大约有25营清军驻扎在武昌及其近郊，人数估计为15000至18000 之间。由于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清廷调了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造成革 命的新军士兵多数调离湖北，所以起义时倾向革命的全部兵力只有5个营， 约2000人左右。 次日午前，革命党人攻下武昌。10月12日，民军初胜之后，实力增强， 人数大增，相继光复了汉阳和汉口。此时，湖北军政府接连向上海发出电报， 要求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者们来湖北，并敦促黄兴速来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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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搏战汉阳 广州3月29日之役之后，只过了几个月，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就由于 革命党人潜入清政府新练的陆军中，进行了长期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 作，几乎控制了在武昌的全部新军，所以起义发动后，很快地就占领了武汉 三镇，取得了起义的成功。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极为惊恐，不得不起用掌握着北洋陆军实力的袁世 凯，集中了它的精锐部队猛攻汉口，局势十分危急。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接到宋教仁促他北上的电报，心情十 分激动，立即启程去上海。10月25日就从上海动身赴武昌前线，他换装混 在开往武昌战地的红十字救伤队中，躲过了沿江各口清军的严密稽查，于 10 月28日安抵武昌。都督黎元洪知道黄兴当时在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就立即 派人拿了一面大旗，上写 “黄兴到”3个大字，骑了一匹马，在武昌全城和 汉口没有被清军政府攻陷的地方跑了一圈，武汉人心大定。 黄兴到武昌后，听说汉口战事紧急，就立即赴汉口指挥。各军听到黄兴 亲来前线，士气大振。这时，汉口的革命军和清军已相持10余日。黄兴重新 部署后，连日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但却不能固守。敌人见汉口久攻不下， 就纵火焚烧市街房屋，以致全市大火，军队无法立足。于是，黄兴不得不将 军队撤到武昌。黄兴回到武昌后，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战事失利的原因， 决定先撤出汉口，固守汉阳，待湖南援军开到，再反攻汉口。 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召开各军代表大会，在武昌阅马厂举行“登台拜 将”的隆重仪式，任黄兴为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黄兴发表了就职演说， 士气大振。 这几天，除了零星炮战外，前线是平静的。经过汉口之战，双方军队部 需要时间休整。占领汉口后，清政府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希望同革命党人进 行谈判。黄兴利用这个空隙整编部队，并制订保卫汉阳的战略。 黄兴在汉阳统率的部队包括：三个协和一个团的步兵，一个炮兵营，一 队工兵，以及湖南援军两个协。据清军估计，汉阳的总兵力为13000至14000 人。 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后，立即出发汉阳，布置防务。当时，革命军与清 军双方兵力相差甚远，而且各队新兵大多，未受过训练，作战仅凭勇敢，指 挥十分困难。黄兴到汉阳后，把司令部设在昭忠祠，利用汉阳兵工厂的铁板、 木材，率领军队日夜构筑防御工事，坚守汉阳。当时革命军召募数千群众挖 掘战壕，防御工事甚为出色，清军指挥官在其军事报告中，也对此表示惊奇。 当时黄兴的儿子正在上海组织革命军队，曾接到黄兴的来信，拆开一看，信 上只有8个字： “一欧爱儿，努力杀敌。” 11月中旬，革命军准备反攻。黄兴召集参谋会议，决定为夺回汉口作好 准备。16日下午，队伍待命出击。当晚，他们渡过汉水，胜利建立了滩头阵 地。但是，他们遇到了猛烈抵抗，经过近24小时的连续战斗，革命军已无法 继续坚持。17日下午，他们开始向汉阳撤退。 此战，革命军损失很大：75名军官和792名士兵阵亡或负伤。黄兴在撤 退中也几乎丧生。一个敌兵在黄兴背后很近的射程内正准备向他射击。这时 有人高呼报警，黄兴回转身来，一刀把敌人刺死。 这次战斗后，黄兴采取了防守战略。清军企图将革命党人逐出汉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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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清军的反攻准备就绪，进攻的主力是冯国璋指挥的北军第四师，兵 力近1万人。把向邻近地区陆续增援的部队计算在内，清政府在武汉地区动 员的精锐部队共达3万人左右。在国内其它任何地方，清政府都没有集中过 这样强大的兵力。 11月20日和21日，双方开始了作最后一周的主力决战。刚一接火，革 命军就不能与清政府的优势兵力匹敌。25日，战局已岌岌可危，黄兴命令把 汉阳兵工厂的枪枝弹药运往武昌，以免落入敌人之手。26日，革命军的战略 据点都已失守。黄兴接连数日挥兵御敌，顾不上休息，这时已十分疲劳，心 情也十分痛苦。 11月底，汉阳在清军优势兵力猛攻之下失陷，黄兴不得不退出汉阳，乘 船回到武昌。行至中流，他看到汉阳为清军进占，极为悲痛，愤怒欲投水自 尽，幸为左右营救。接着，黄兴离开武昌，回到上海。 汉阳之战，充满着革命党人舍身捐躯的英雄事迹。在9天的战斗中，革 命党人军官阵亡者137人，负伤者85人；革命士兵2693人阵亡，400多人 负伤。在此期间双方伤亡总数估计约达万人。 黄兴在这次战斗中，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坚守汉阳1个月，虽 未能取得胜利，但却保住了武昌的湖北军政府，争取了时间，促进了全国革 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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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国成立 当黄兴从武昌回上海时，全国已有许多省份继武昌起义之后宣告独立。 汉阳陷落后，武昌局势一片混乱。清军不时隔江发炮轰击。12月1日， 一颗炮弹命中了军政府办公楼，黎元洪吓得逃离了武昌。从战略角度来看， 没有了汉口、汉阳这两个城市作为屏障，武昌是难于防守的。所以，湖北军 政府当局听到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出面斡旋，建议停火3天的消息后，真是喜 出望外。停战达成了协议，并曾多次延长，重申有效，而且推及全国其他地 区。 12月1日，黄兴抵达上海。早在11月初，上海及其郊区就在革命党人 的领导下光复了。 12月2日，江、浙联军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攻占了南京。南京的光复 比汉阳的失守只晚4天，它抵销了起义者在武汉的重大失败，重新提高了革 命党人的威望。革命力量的中心，从四面受敌的武昌转移到了南京。 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宣布脱离清廷，革命党人日益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 临时政府。11月7日，黎元洪通电各省革命当局征询意见。为了取得各国列 强的承认，并联合起义各省一致行动，建立临时中央政府是事不宜迟的。 上海的军人集团，试图把革命中心这种有利地位从武昌转移过来，建议 各省派代表到上海。 11月15日，代表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5天后，宋教仁和其他5省代表从上海打电话给黎元洪和黄兴，对以湖北军 政府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事表示承认。 12月1日黄兴到上海。2日，南京光复。4日，上海、江苏、浙江3都 督与留沪的各省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并公举黄兴为大元 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兼湖北军政府都督。这个决定立即电告了湖北和各省当 局。第二天，在上海的代表们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大元帅负责筹组中华民国 临时政府。 12月26日，各省代表联合会接到黄兴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他力辞大元 帅之职，因为他接到了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电报，就不去就职，说： “孙先生 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没有回国，我可以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的路上， 如果我抢先就职，会引起误会。太平天国起初发展很快，后来就是因为几个 领袖争权夺利，造成失败。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 人。要团结一致，就要不计较个人权利，互相理解。” 孙中山获悉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他没有直接 奔回祖国，只是前往欧洲，因为他认为， “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 在疆场上，而在樽俎之间，……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所以孙中山从 纽约前往英国，后来又到了法国。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回到上海后，立即组 织召开同盟会领导人会议。 黄兴对孙中山是全力支持的。12月27日，他亲到南京，向各省代表联 合会提议，政府组织采用总统制。12月28日，各省代表提名孙中山为临时 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晨，孙中山离开上海去南京，当晚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废除阴历，正式采用阳历，1912年定为民国元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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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日，黄兴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负责整个军事指挥。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革命的一大胜利，但革命的危机也同时迅速地 发展着。这时，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已经瓦解了。很多同志认为只要推翻清朝， 建立了民国就算革命成功。他们希望赶快结束革命，好享 “共和”之福。有 些革命党人很快地就和原来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勾结在一起，忙于争权夺 利。而大批的立宪党人和旧军阀、官僚，在武昌起义后，看到清政府已不可 能继续存在下去，就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和主义者，混入革命队 伍，窃取权位。这样，就使新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成为一 个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三种政治势力的混合政府。革命派在政府中 虽居于领导地位，但立宪派和旧官僚却担任内政、实业、交通等部的总长， 拥有很大的实力。独立各省的地方政府，也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控制， 孙中山身为临时大总统，但事实上对他们并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 很明显，像这样的一个政府，当它受到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等中外反革命 的联合进攻时，就不得不被迫一步一步和反革命势力进行妥协，开始了 “南 北议和”。 在议和过程中，袁世凯暗示只要南方选他为第一任大总统，他就可以逼 迫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南方则暗示袁世凯，只要他促使清帝退位，改 专制为共和，就可以考虑选举他为第一任大总统。事实上，双方代表对此都 早已心中有数。 对于这样一个会谈，孙中山是很不同意的。他主张继续战斗，趁全国人 民倾向革命的时候，多费些气力，扫除障碍，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 但在这个问题上，黄兴却和孙中山发生了分歧。 黄兴认为，革命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因此，只要当时 掌握清朝实际军权的袁世凯承认这点，就不妨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他说： “袁世凯是一个奸猾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果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帮助 我们推翻清朝。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把太平天国搞挎一样， 来搞挎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们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不过几年， 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否则，他会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如果不能战胜他，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 也未可知。”这是黄兴妥协性一面的再现。原来在历次武装起义中，都表现 得十分坚决勇敢的黄兴，为什么会要求妥协呢？这并不是偶然的。 黄兴像当时很多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一样，把革命的目标局限于推翻清朝 专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清朝既已崩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经成 立，他认为多年追求的政治理想就要实现了。这样，在他面前就失去了继续 革命的要求和目标，失去了前进的努力方向。他认为只要尽快地把一个统一 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人民就可以长享共和国民的幸福了。而袁世凯所宣传的 只要选自己做大总统，他就强迫清帝退位，使黄兴对袁世凯发生了幻想。因 此，他就认为推袁世凯做大总统，再用袁世凯的力量协迫清帝退位，是一个 既稳当而又少牺牲的捷径。 黄兴的妥协性，表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家脱离群众，对群众不信任，甚至 害怕群众起来斗争，因此，就使自己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面前，不能不感到 自己软弱无力，失去斗争的信心。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就曾害怕长江流域群 众自发斗争的高涨形势，怕群众的自发斗争会造成天下大乱不可收拾的局 面。武昌起义后，人民群众的民主精神的高涨，更使黄兴害怕革命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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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有使整个旧有的社会秩序全面瓦解的危险。既害怕群众，不敢发动群 众继续革命，就必然感到自己软弱无力。这样，也就决定了他在袁世凯反革 命武装恫吓的面前，不能不走上妥协的道路。 总之，黄兴这时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妥协性，正是当时领导革命的中 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由于黄兴以及同他持一样见解的人，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占有大 多数，再加上当时混入临时政府的立宪党人、旧官僚军阀，早已和袁世凯暗 通声气，阴谋推袁世凯上台，阻止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一切帝国主义者又 都极力支持袁世凯，把他看作代替清政府的新的代理人。这样，在当时就造 成了一种各方面几乎没有不赞成议和的 “舆论”。最后，孙中山只得辞去临 时大总统的职务，以清帝退位为条件，改举了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于是，辛亥革命的果实，重新落到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袁世凯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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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次革命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有一段时间，黄兴对他抱有很大的幻想。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黄兴担任南京留守统率南方革命军队，黄兴未能 及时识破袁世凯的阴谋，反而存有一定的幻想。他认为，民国一建立，多年 来奋斗的夙愿已经实现，只要袁世凯赞助共和，就可以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 因此，他一面为南北调和奔波呼吁，同时极力主张政党内阁，希望以此来制 止袁世凯的专制倾向。 这时，袁世凯虽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清朝的一个大军阀摇 身一变而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他的政权还不够巩固。他为了集中 权力，迫切地需要削弱和控制南方的革命武装，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扼 杀革命力量。 出于这种想法，袁世凯就采取各种办法，胁迫黄兴解散南方的革命军队。 他一方面不发南方军队军饷，另一方面又借口南北已经统一，国民希望和平， 应该裁军，以减轻人民负担。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势力。黄兴 对袁世凯的这一阴谋，几乎完全丧失了警惕，他同意了袁世凯的要求，并且 为了表示和平诚意，将南方的军队大加裁减。不久，他又辞去了南方留守的 职务。后来，他曾写诗感慨万端：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苍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黄兴到北京和袁世凯会谈，又竭力表示对袁世凯的信任，并劝说袁世凯 加入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袁世凯虽然没有参加，但他的亲信、代理国务 总理赵秉钧还是参加了国民党。黄兴对这一点十分满意，认为这样就可以实 行他 “南北一家”的理想了。但事实上，袁世凯的这一做法，只是为了欺骗 革命党人，争取时间，从事反革命军事准备的 “缓兵之计”。 1913年3月，当袁世凯认为他的反革命政权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 支持下已经巩固，军事上也已有把握击溃在南方的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的时 候，他就派人在上海车站暗杀了国民党的重要领袖宋教仁，首先向国民党发 动进攻。这样，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宋教仁被刺以后，孙中山主张立即起兵讨袁，但黄兴反对。他认为当时 民国元气没有恢复，南方军事准备不够，袁世凯的假面目在群众中还没有完 全暴露，起兵讨袁没有把握，主张采用单纯的法律办法，同袁世凯斗争。 6月间，袁世凯借口赣、粤、皖3省国民党都督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 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职，接着派兵南下，发动荡平南方革命力量的内战。 革命党人被迫仓促应战。 7月12日，原江西都督李烈钧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 兴到了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出兵计划。第二天，他被举为江苏讨袁军 总司令，通电誓师，电文中说自己“深悔待时留决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会， 当即誓师北代，殄此神奸”。形势对革命党人极其不利，对此黄兴十分清楚。 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决心 “伸同胞之义愤，去 全国之公敌。”讨袁战事一开始，南京方面的部分军队就被袁世凯收买，发 生内变。扼守临淮关的第八师返宁防守后，在徐州与袁军对垒的部队因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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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空虚。22日，徐州失守，袁军乘机南下。25日，江西湖口被袁军占领，李 烈钧败退。上海讨袁军又屡攻制造局不下。黄兴在南京饷械不支，声援又绝， 面临三面受敌的危险，只得于29日乘日本轮赴沪。 但事实上，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当时并没有很好的准备，他们在南方裁 留的几支军队，并没有很好的训练，在群众和士兵中也没有很好地进行革命 的宣传和发动工作。黄兴到南京后不久，认为大势已去，就悄悄离开了南京。 不久，江西、安徽等省的讨袁部队，也相继为袁世凯击溃，这个“二次革命” 很快就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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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壮志未酬 讨袁军事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只得东渡日本。他依然坚持民主共和 思想，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作了不懈的努力。1914年春，黄兴在日本东京 创办 “浩然庐”，研习军事，亲题匾额：“大盗窃国，吾辈之责。”又设立 政法学校，培养政治建设人材。当时，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认为讨袁军事 发动过迟，坐失时机；并且认为党内精神涣散，行动不一。因此，他发起另 组中华革命党，原来国民党的党员，要求参加中华革命党的，都必须宣誓服 从他的统率，并且在誓约上盖手印。黄兴一面还认为当时并不适宜立即发动 武装起义，应该从培养人材特别是军事人材着手，慢慢地搞；另一面又不赞 成另组中华革命党的做法，认为这样就不能团结更多的力量。他拒绝参加中 华革命党，并且在1914年夏离开日本，远走美国。 黄兴到美国后，在华侨中做了一些反对袁世凯的政治宣传工作。1915 年，袁世凯称帝，他在海外进一步联络同志，宣传反袁，并且为云南护国军 劝募军费。当时，国内很多人都催他早日回国。他就在1916年5月由美国回 到日本。到日本后不久，袁世凯死了，他就回到上海。 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8日，黄兴由日本回到上海。他和孙中山合作， 共商建国大计。不久，因操劳过度，胃溃疡病复发，致使胃血管破裂，于10 月31日去世，时年42岁。1917年春，安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 黄兴去世时，各界人士纷纷吊唁哀悼。孙中山先生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 并破例单独签名发布讣告，还亲撰一副挽联，以寄哀思：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 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 孙中山的挽联，是孙、黄二人战斗友谊的真实写照，也是对黄兴为中国 的独立、自由和统一而奋斗的一生的中肯评价。
十三、黄兴的一生
黄兴的一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在他的身上，反映了中国资产 阶级革命家积极的一面，也反映了他们消极的一面。 黄兴是在20世纪最初几年开始他的政治活动的。当时，中华民族正面对 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广大的人民包括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承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压力。他们强烈地憎恶 这些反动势力，要求寻找新的出路。许多人更进一步觉醒起来，走入民族民 主革命的行列。这是黄兴参加革命、并且在前期有着许多积极表现的根本原 因。 但是，他同当时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出身于封建 家庭，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软 弱的，因而，就带来他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在革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后， 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强大压力下，又容易动摇和妥协，不能把革 命坚持到底。这就是黄兴在辛亥革命后政治态度发生变化，妥协性在他身上 逐渐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重要领袖，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民主 革命中，进行过英勇的斗争，立下了不少的革命功绩，这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但是，在他身上显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某些弱点，也是应该给予批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