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区层级变迁的反映
有清一代，由于人口众多，疆域辽阔，三级化的行政区划一般来说仍然表现出管理范围过大，尤其是在地广人稀的新疆地区。所以通常在省以下、府以上设立道。但是道只作为省的派出机构，不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新疆建省以后，其设置与内地同。全省分为镇迪、喀什噶尔、阿克苏及伊塔四道。此外，新疆地方的行政区划也处于动态之中，往往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进行调整，有时这种调整是局部性的，但有时也带有全局性。
新疆统一之后，其政区的设置也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疆再一次纳入了祖国的版图，回疆地区普遍采用传统的伯克制，在基层政权中设置了各级伯克；而哈密和吐鲁番，采用了扎萨克制；天山北路东段的迪化州和镇西府实行州县制，行政上归甘肃省管辖(军事上归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主要原因是考虑其移民大部分是从甘肃移入的汉、回农民；伊塔地区主要采用军府制和扎萨克制。直到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全省统一实行州县制，即省—府(州、厅)—县三级行政体制。譬如迪化府下辖迪化、阜康、昌吉、绥来和奇台五县。而有些直隶厅或州设置之初并没有所辖之县，只是到新疆设立行省后，根据实际治理的需要，添设了较多的州县。其发生的时间应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至清末，以至于到民国，政区的设置仍然不断变化。如库车厅改直隶州后，“至光绪二十九年因地势广袤，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不足以资治理，将库车厅改升为直隶州，分沙雅尔境，新设沙雅县，仍隶库车州辖属。现库车州领县一，吏目一，典史一”注470，这也是库车行政区划的一大变革。光绪二十八年，镇迪道的行政区划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迪化府、镇西厅、哈密直隶厅、吐鲁番直隶厅都隶属于镇迪道。此外，在阜康县中增设孚远县，迪化府所辖由五县增为六县注471；光绪二十九年，增设鄯善县，隶属于吐鲁番直隶厅。注472可见，各州县之间的隶属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光绪十一年，新疆设立行省，库车设厅驻同知一员，遂裁撤伯克改放乡约。”注473自此，乡约这个基层政权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杨增新主政新疆时，“各地都有乡约，乡约大都由巴依或巴依的代表们充当，遵照县知事的意旨办事”注474；民国初年，谢彬沿路经过伊犁、疏勒、英吉沙尔、库车、温宿、莎车、婼羌、和阗等地，每到一处都有本地乡约在道旁设茶尖或备饭招待注475；即使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吐鲁番县还“令乡约查禁种烟苗案”注476。综观这个时期，可以说，这是新疆各地的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喀什噶尔、阿克苏、乌鲁木齐等地，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其辖区和行政级别也不断被调整。譬如喀什噶尔，“国朝二十四年，诛大小和卓木，平定回疆，隶入版图，经画善后，分建八城，遂于回城西七里，添筑徕宁汉城，文武官员驻焉。道光六年，张格尔叛，城毁于贼……光绪三年，回疆荡平，大学士左公宗棠建议改省……九年，署理钦差大臣刘公锦棠奏，以本境治州，设直隶州牧一员，驻汉城，领疏附一县，二十八年增改新疆郡县，又改本境为府，加领伽师一县，划从前州属之排素巴特、雅素里克、玉带里克各庄分隶伽师，又以英吉沙尔厅所属之别什干大庄划归本境……然昔之疏勒即喀什噶尔之别名，今之疏勒，乃喀什噶尔之分地也”注477；阿克苏，“考本境自光绪九年置州，原领县一，巡检一。二十八年改州为府，将巡检改为温宿县，并添设县丞。至是领县二：曰拜城，曰温宿，曰温宿县柯坪县丞”注478；乌鲁木齐，“乾隆二十八年改归郡县，赐名迪化，别于巩宁城，北建迪化新城。二十八年改设直隶州，驻分巡镇迪道于此，嗣后回逆扰乱，一律肃清。于光绪十二年，蒙前新疆巡抚部院刘(锦棠)奏请改设行省，升迪化直隶州为迪化府，增置迪化县知县为附郭首县，迄今相沿，并无更改”注479。新疆建省后，尤其在1840年以后的政区设置，也为今天新疆的政区格局奠定了基础，这些资料都是我们研究新疆政区变迁所不可缺少的。
(三)政区的幅员和边界
幅员和边界作为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两个主要因素，在新疆乡土志中的记载颇多。《新疆乡土志稿》所收集的44部乡土志中，有边界和幅员记载的有38部，其中有20部不但对整个政区的边界给予记载，而且，对本区域所辖各乡、区、庄的方位和范围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譬如，《迪化县乡土志》就对本境的边界和幅员都有记载，“查迪化自县城至磨河，距城一百二十里，与阜康所属博克达山接界。西自头屯河，距城八十里，与昌吉县接界。南自阿勒塔其河源，距城一百四十里与喀喇沙尔接界。北自白家海子，距城二百一十里与科布多所属大戈壁接界。东北与沙梁，距城二百三十里与阜康县接界。东南至雅儿岩，距城四百一十里与吐鲁番厅接界。西南至绣沙达坂，距城一百一十里与朱勒都斯并昌吉县接界。西北至沙梁，距城三百里与昌吉县接界。东西距城二百里，南北距城三百五十里”注480。这条关于迪化的四至八到的记载，不仅说明了当时迪化县的边界，而且通过距离也给我们提供了其幅员。尤为难得的是，它还用经纬度对其幅员进行了说明：“经度自二十六度至二十七度五十四分，纬度自四十三度五分至四十四度五十五分。”与今天的经纬度表示相比虽有一些误差，但在当时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乡土志的编撰中，已实属难能可贵。也有的乡土志仅仅说明了边界，并没有说明其幅员情况，如《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厅在省治东南五百里，东至京师七千九百三十里，东界鄯善县，东南界甘肃敦煌县，南界罗布淖尔，西南界库车州，西界焉耆府，西北界迪化县，北界阜康县，东北界奇台县。”注481这样并不能具体说明其幅员，对其边界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所以，我们在研究吐鲁番直隶厅的历史政区幅员时，还需要结合其临近县区的幅员及其地图，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其具体的管辖范围。还有的政区在记载时，通过所管辖区域和四至八到的距离来说明当时的幅员情况，如《奇台县乡土志》的记载就尤为详细，不但记载了整个县政区域的边界，而且就所辖村庄的区域范围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尽管如此，各乡土志对政区的幅员和边界的记载，仍然存在一些欠缺。一是记载仅有文字说明，致使区域界线仍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二是政区所辖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在乡土志中没有得到反映。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研究该时期各政区的幅员和边界时，要结合各政区地图，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理解其变迁过程，并纠正错误认识。
二、历史聚落地理
“聚落是人类各种形式聚居地的总称。古代指村落，近代泛指一切居民点。它是由各种建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等物质要素组成，其结构和形态受经济、社会、历史、地理诸条件的制约。”注482一般来说，聚落包括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我们主要研究其类型、形成、发展及分布规律。注483聚落地理的研究，在新疆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可以揭示出天山南北疆聚落的形成历史、分布、民族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二是聚落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分布规律研究可以反映当时新疆的社会状况。此外还可以反映出南北疆社会差异及民族生活等方面所具有的特征，甚至民族的迁徙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新疆乡土志不仅记载了聚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就其基层政权管辖范围的记载也尤为详细。这就为我们研究清代新疆聚落地理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史料。
(一)乡村聚落的名称及其分布
就聚落名称而言，南北疆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北疆的聚落居民大部分是从内地迁移过去的垦户，其村名仍保持原来的命名方式，主要根据河渠、屯垦、粮储的顺序、地形、驿站、村落最早的家族大姓及最初的人户数目等。如阜康县：“在县境之内略分二十八区：曰甘泉铺，曰九运街，曰兵户，曰头工，曰五运，曰七运，曰十运，曰东八运，曰五工梁，曰土墩子，曰滋泥泉，曰商户沟，曰中沟，曰梭梭沟，曰八户沟，曰东泉，曰西泉，曰南泉，曰二道河，曰东渠，曰西渠，曰四十里先子，曰黄山街，曰黄土梁。堡渠街梁义皆易明，考运之由名则曰犹之乎村庄耳，诸父老皆能言其义，而不能道其详。”注484其中的头工、五工梁就是驻军屯田储备粮食的地方，日久聚成村落，按顺序依次称之；西泉、二道河、东渠等，实际上就是把水源地作为村名。其实这也意味着该村落对水权的占有，也就是说通过塑造聚落名称，以构建水权；梭梭沟、土墩子、黄土梁等，根据村落所在地的地形而命名。
北疆地区，大部分乡村聚落的名称都是如此，如昌吉：“七工庄在城东五里。三屯庙在城西七里。新户梁、广东户、亨三工、河州工均在城西二十里。夷户、十四户、亨二十五户、亨六工均在城西二十五里。新二庄、三畦均在城西三十里。头畦在城西四十里，五畦在城西四十五里。亨十三户、军户均在城西六十里。八工庄在城南五里，小三工、十二庄均在城南六里。大三工庙、二十户均在城南二十里。下营盘在城南二十五里。屯田、破堡、头工庄、三工庄、小军户均在城南三十里。左营屯田在城南四十里。贞一庄、贞二庄均在城北十里。小西庄、利十三庄均在城北十五里。下六工、下三庄、十三庄、利十四庄均在城北二十里。上垫坝在城北五十里。下泉庄在城北三十五里。二十四户在城北五十里。芨芨槽在城北九十里。新渠村在城北一百二十里。南五工在城东南五里。上六工在城东北六里。东七工庄在城东北七里。东三庄在城东北十里。冯家坝、五十户均在城东北七十里。贞下庄在城西北二十里。凉州工、利十五中庄城西北二十五里。下垫坝在城西北三十里。亨三十户在城西北六十里。”注485此记载不仅说明了聚落的名称，而且对其分布也做了详细介绍。其命名方式也更为复杂，如用方位来区别的上垫坝和下垫坝；亨十三户、亨二十五户、十四户、五十户等用聚落开始形成时的户数来命名；还有的以聚落形成时最早的民户移出地命名，如广东户的居民大多来自于广东，凉州工多为来自凉州的军户，在古牧地西北十五里的西宁大庄子则由清末青海省西宁一带移民在此建庄注486等等。对聚落名称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隐含信息。而且，这对我们研究本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历史文化地理也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更有意思的是，在昌吉地区四乡中，聚落名称采用了《周易》卦辞之记事总称符号，表示宇宙法则的元、亨、贞、利。“四乡庄田向分元、亨、利、贞四大庄，每庄又分上元、下元、南亨、北亨、东利、西利各小庄，民房四乡里星散向，无大堡耳。”注487采用这样的聚落命名方式和分布形式，其用意还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与迪化府对聚落的详细记载相比，伊塔道所属的绥定、宁远二县及精河和塔城两直隶厅则要简略得多。绥定和塔城无记载，宁远县乡土志则记载：“属四乡共五十七庄，俗呼为圩子道里，远近不一，有离城远在一百三四十里者，有离城近在二三十里者”注488；“……良田地瘠民稀，故皆零星散处，未分团区，亦无村镇名目，四境皆以乡称。一东乡，即本城一带，东界桦树林止，西界十里桥，南界南山，北界郑家庄。北乡在城西北二里，东界头道渠，西界八家户，南界周家庄，北界沙泉；一体仁乡在城西二十里，东界十里桥，西界永集湖，南界三个庄，北界新草湖；一同仁乡在城西四十里，东界二十里桥，西界黄土岗，南阻草湖，北界察哈尔游牧之地；一里仁乡在城西一百二十里之大河沿……东界松树林，西界托霍穆图，西行四十里石碑，北界博罗塔拉河，南界土尔扈特游牧之地，其各乡方向，四界于此”注489。当然，该地区聚落稀少，也与沙俄持续十多年占领伊犁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原有聚落多被毁坏，虽经过大力招垦，但新的聚落尚未形成。
相对于北疆，南疆地区聚落形成的历史较长，其命名的方式也比较简单，大多依据本地的自然特征、水源名称或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于阗县的阿羌庄，维吾尔语意为“分岔”，阿羌河于此分流，故名；疏勒县阿拉甫庄，维吾尔语意为“驻兵打过仗的地方”；裕民县江克斯庄，位于江克斯河的下游，取河名；叶城县的江格勒斯庄，维吾尔语“江格勒艾斯克”的转音，意为“寸草不长的荒漠”等等。注490新平县，“本境分十八庄，克宜尔庄在治西北四十里，穷可力庄、河拉庄、特一斯上下庄、克拉庄、英格可力庄、乌鲁可力庄、古斯拉克庄、浦昌庄，以上各庄在治东五百里。铁干里克大小五庄，在治东北五百里。东湖滩所属满加庄、拉日立庄、沙罗达庄、卡哈免庄、苏及克庄、均在西南六百里”注491。其分布大都依河而据。而拜城县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不仅记载了距治的距离、方位，而且就其归属和管辖也都有十分明确的记载。可见乡土志的记载除了为我们研究聚落名称来源提供很好的信息外，对我们研究聚落的空间分布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为了便于说明，笔者根据乡土志的记载进行整理，现以奇台县和拜城县为例，列成表格，加以分析。
表1奇台县聚落点分布表
资料来源：《奇台县乡土志》，《地理》，见马大正等：《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表2拜城县聚落点分布表
资料来源：《拜城县乡土志》，《地理》，见马大正等：《新疆乡土志稿》，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0。
从上面所列两个聚落点分布表可以看出，尽管南北疆的聚落在形成历史、民族构成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一些相同和相似的特点：聚落相对数量少，密度低。奇台的聚落密度为每1000平方公里2个；叶城为每1000平方公里约1.6个。由于1864—1878年间的阿古柏战乱，新疆农业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天山北路尤甚，可以说近百年的屯垦成果毁于一旦，聚落点的分布也不得不进行重新整合。虽然经过二十余年的恢复，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本地区地广人稀的特点。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对于聚落点的分布，水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在北疆地区，聚落点的选择也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政府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每一个屯址，政府必定派人“勘明地脉厚薄，考验天时寒暖，较量收成分数”，然后再根据面积大小确定屯址、移民的数量和开垦规模，“绘图贴签，恭呈御览”注492。
(二)市镇的分布
新疆乡土志对于市镇的分布记载较少，在马大正先生收集《新疆乡土志稿》的44部乡土志中，据统计共12部中有关于市镇的记载。并且南疆和北疆市镇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看，市镇的发展并未成熟。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当时的商业并不是很发达，市镇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不占有重要的地位；二是在南疆地区，有集市的地方，其商品交易一般采用流动的巴扎，固定的商铺并不是主要的交易方式，所以造成了有市无镇的商业景观。
北疆的市镇，各乡土志的记载也详略不一。在库尔喀喇乌苏，乡土志只是对本地市镇变迁做了简要的说明，而对当时市镇的发展却没有给予介绍，“查本城北关市镇原在关庄，光绪十六年迁徙此地，约有二百余户。又金屯普尔塔、四棵树、固尔金及金沟等处，原均有合面街道，今废”注493。相比之下，绥来县对市镇的记载则比较详细，“谨考本境南城大街通南北者，南有铺户三十余家。而东西贸易亦属寥寥，北关久城枯肆，惟中关东西而(二)街，市井稠密，贸迁颇旺。再东至包家店、乐土驿，西至石河子乌兰乌苏、安集海等处，均有市镇，铺户市渐有起色矣”注494。这可能与当时素有“银绥来”之称的绥来县发达的商业有关系。而昌吉县不仅记载了市镇的分布，而且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其销售的商品种类及各种作坊，“一城内自南至北正街一道，内南半街合面门市。一南关合面街市一道，又东西街市各一道。右城关街市五道，仅小京货铺、小当铺十数家，杂货铺五十余家，洋货铺二十余家，粮食店、磨坊、烧坊、油坊三十余家。汉回缠酒饭馆、糖面铺二十余家。宰牲坊十数家，硝坊、皮毛、绳毡、靴鞋、裁缝、剃头铺三十余家。铜铁铺七八家，车马客店二十余家”注495。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市镇的空间分布及商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南疆，市镇的形成与巴扎并没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巴扎贸易具有流动性，虽然巴扎贸易相对比较繁荣，但大多数是有市无镇，或者即使有镇，一般规模也比较小。南疆7部乡土志的记载都说明了巴扎贸易大多具有流动性强、分布零散、固定商铺较少的特点，从而不能形成大的市镇。譬如“西北乡距城七十里之哈拉哈什城、小如堡城，内外人烟颇繁，此外皆零星八扎(巴札)，无大市镇”注496。并且，即使是当时商业比较发达的疏勒府和温宿府，其乡土志的记载也没有说明大市镇的存在，“北关外迤东而行，有街市，有八札”注497。“查本城北关市镇约二百户，又阿音柯、暨浑巴什、阿瓦堤等庄均有合面街道，人烟甚稠。”注498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商业并不发达，其程度还不足以促成较大市镇的形成，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维吾尔族商业流动性的特征。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1757—1911年间，作为新疆聚落形成的重要时期，其聚落的分布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移民屯垦、军事驻防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政策有很强的联系。而如今，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员流动的加速，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导致了农村人口急剧减少，空心村、老龄村在新疆地区也大量出现。而且有些地区为了便于行政管理，聚落合并经常发生，因此造成了一些古文化村落的消失。所以各乡土志及其记载的史料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历史文化地理
(一)宗教
1759—1911年是新疆历史上民族流动较为复杂的时期之一。清政府通过大量的移民，尤其是汉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的大量移入，不但给新疆地区增添了新的民族成分，而且增加了宗教和民间信仰种类。“统环球五大洲之地，宗教多端，支派纷别，难更仆数。”注499尤其到了晚清，西方势力对新疆的渗入，也使外来宗教在新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这样就使新疆地区的宗教更为多样化，这些在新疆乡土志的记载中也有所反映。宗教是新疆乡土志的重要记载内容，并且，有的记载还较为详细。如《迪化县乡土志》、《绥定县乡土志》、《吐鲁番直隶厅乡土志》等，不仅记载了宗教的种类、信仰的变迁，而且还体现出了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当地官员的宗教平等思想。如“我朝录其人才，准其仕进，而僻处关外者，又复为之兴养立教，曲尽官师父母之心，以示无外，亦谓彼即非我族类，但能通我声教，服我田畴，输将我赋税，是夷狄也而进于中国矣，安得以其教之不同而歧视哉？”注500
从新疆乡土志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汉族的宗教和信仰的标志，即各种祠庙，无论在北疆的迪化和伊犁，还是南疆的喀什和阿克苏，都有分布。这一方面说明了汉族民众已遍布全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清朝中后期民族隔离政策的改变。如迪化“城内设文武庙、火神庙、城隍庙、文昌宫、定湘王庙、刘猛将军庙。暨敕建左文襄祠、刘襄勤祠、陶勤肃祠、平襄忠祠、万寿宫金忠介祠、昭忠祠、景建威将军祠各一座。城外设先农社稷坛、玉皇阁北斗宫、地藏王庙、红山庙、财神楼各一座。另建回民清真寺二十一座”注501。伊犁从事祀典用所建“一文庙、一武庙、一文昌庙、一社稷坛、一先农坛、一祈谷坛、一神祇坛、一龙神祠、一昭忠祠”注502。阿克苏的温宿县治建有万寿宫、文庙、社稷坛、神祇坛、武庙、城隍庙、龙神祠、刘猛将军祠、方神庙等。疏勒府城“西南隅有城隍庙，西北隅有文庙、武庙、忠义祠、方神庙、观音阁等”注503。即使在农村，也都建有一些祠庙，以满足当地汉族、满族乡民宗教崇拜的心理和对故乡的思念。镇西厅的四乡建有南山庙、花庄子庙、大黑沟庙、三塘湖庙、头渠庙、源泉庙、玉门县庙等。
由于各民族相互杂居，宗教和信仰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部分汉族由于长期在南疆居住，改信伊斯兰教的记载也多有出现。如“汉、缠回皆宗玛哈墨特教。自新疆改设行省，因其教不易其俗。复于各府厅州县创立义学，圣教始行于西城，然其信孔教也，终不如其信回教之笃焉。本境学堂林立，大都诵习回文。光绪二十九年，改升县治，设蒙养学堂于鲁克沁城。三十三年，由于本城添设蒙养学堂一所，此外无教”注504。
关于外来宗教，乡土志中也有记载，但比较简略，只在《绥定县乡土志》中记载有传教的情况，“近又有法国教士高日升，于县城购置房屋，设立天主教堂。自光绪八年法人石天基来伊创始，迄今越二十年，入教者仅以十数计，足见民心牢固，不惑歧趋。我皇上一视同仁，谕令妥为保护，用夷变夏之道，隐寓其中，安知异日不同归圣教也”注505。其他地区没有传教的记载。如《焉耆府乡土志》载“天主耶稣等教尚未流传”；《新平县乡土志》载“天主、耶稣、红黄教均无”；《和阗直隶州乡土志》载“喇嘛黄教红教人，无；天主教人，无；耶稣教人，无”。但根据魏长洪先生的研究，天主教在1882年、耶稣教在1877年在伊犁、喀什等地已开始传播。注506“清末新疆有天主教神父3人，男传教士2人，女传教士1人，教徒约246人；耶稣教牧师1人，男传教士4人，女传教士4人，医生2人，教徒约36人。”注507由此可见，新疆乡土志中的一些记载与同时期其他史料的记载还是有一定的出入。所以，我们在引用时应该与同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印证。
(二)教育
清代，新疆的教育事业本身就比较落后，乡土志的记载也不多，较为详细的记载更是屈指可数，据统计仅有7部记载周详。可令人称奇的是，根据其记载，回疆和东疆地区的汉语教育却比北疆发展得好。对哈密及和阗两则比较详细的记载现摘引如下，并予以分析说明：
汉城左文襄祠右侧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八名。新城内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东新庄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蔡湖庙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八名。沁城官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十三名。以上各学堂，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就义塾改办，岁支各教习薪水银共九百两，柴炭银共三十两，另设管理兼劝学一员，就本地文学中察其品行端正，足孚众望者，选充薪水与教习同。得胜街民立初等小学堂一处，教习一员，学童二十名，光绪三十四年开办，教习薪水由众户集款按送。城治南文庙内忠爱小学一堂，教习二员，学童汉缠互肆，如各学堂子弟稍佳，提人此学，款费由回王捎给。注508
近来倡设汉语学堂，冀开风气。光绪三十四年，本城设官立汉语学堂二堂，设汉总教习一员，缠副教习二员，学生四十名。西乡伯尔藏明设官立汉语学堂一堂，汉教习一员，缠教习一员，学生三十六名。设官立初等小学堂二堂，共设堂长一员，以第一学堂教员兼充教习二员，司事一名，学生三十六名，客籍汉童居多，缠童仅数名。此堂原设西门外，以规模狭隘，改建城内西隅。拟将原立小学堂房舍改修艺徒学堂，北门外有蚕桑学堂，规制尚未大定。拟添实业学堂，尚待筹议。至各明学区以附郭图萨拉明为中学区，东乡伊里齐明为东学区，西乡伯尔藏明为西学区，南乡卡浪古明为南学区，北乡素巴尔明为北学区。西北乡六明分六区次第编列，以巴尔玛斯雅明为西北第一学区，哈雅什明为第二学区，玛库雅明为第三学区，奎雅明为第四学区，布花明为第五学区，哈拉沙尔明为第六学区。本城立劝学所，设总董一名，宣讲员兼管所中事务一名。东西南北中五区及西北第一区第四区各设劝学员兼宣讲员一名，第二第五区第三区第六区则两处共设一员，又州视学一员，稽查学务。一切学费概系自行筹备。注509
从以上两处记载可知，虽然哈密、和阗处于东疆和回疆，但教育发展在新疆已经走在前列。根据当时该地人口，入学人数亦占有相当的比例。学堂分布亦都有其合理性，以官立为主、民立为辅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在哈密，学校不仅在城里设立，而且在农村中也已经发展起来，并且教育发展也得到了回王支持。难能可贵的是，和阗不仅设立初等小学堂、中学堂、汉回合堂的双语教育，而且职业学堂也得以设立和筹备，开了新疆职业教育的先河。这些较为详细的史料，无疑对我们研究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当然，也有一些记载较为简略的乡土志，但其史料价值也是不容低估，如“查本境自光绪二年克复后设立学校，广旋教育。四年开课取士，每届取文童八名，迄今三十二年计附生八十余名。土著甚少，寄籍者约有四十余名，又定廪额二名，此绥来士类之大较也”注510。其记载虽简略，但却给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信息。此外，除官立和民立学堂外，义学在新疆各地也有发展，“光绪八年，古城满营协领魁庆系正红旗人，捐廉创建六旗义塾，立惜字社”注511。“光绪二十四年，知县黄廷珍官绥来，廉明正直，民之爱戴不忘者约有数端，一捐廉以设义学，一筹款以建文庙，一劝户民以修龙神祠。”注512
(三)风俗及民族文字
风俗在新疆乡土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民族众多、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特征，也决定了新疆民族风俗的多样性。其风俗大多在“人类”目中给予记载，但也有单独成目的，如《哈密直隶厅乡土志》、《新平县乡土志》等。其记载大都比较详细，但重复记载较多，如维吾尔族的婚姻、丧葬等，不过就同一民族而言，也有一些特有的记载，如维吾尔族民间在治疗疾病和破除灾咎时，“疗病改用毛纳，念经持刀扎身谓之禳祲。大年以前十五日谓其主下降，察人善恶，举家不寝，诵经达旦，悬葫芦灯于树头，油尽灯落则踏破，以为破除灾咎，而又为回俗所无”注513。这只是昌吉地区维吾尔族的独有风俗，其他地区则无载。而且风俗可以反映出居民组成、习性、文化教育、社会状况及民族之间的关系等信息，“哈密汉回杂处，习尚不一，近城流寓侨寄半出，无赖罔知教化，逞刁健讼，习以为能，导之以礼仪，冥然罔顾，惩之以刑法，恬不知耻。沁城距城穹远，民风强悍，桀骜不顺，藐没法纪，动以小嫌，互相斗殴，幸村户农氓各生安业，颇觉淳朴，惟文教尚浅，往往视读书为畏途。缠民专务耕牧，别无嗜好，不与汉人通力合作，俗尚质实，男戒为盗，女耻为淫。但回王世受国恩，并不令其解读汉书文义，以至圣教儒经不能普及，殊可憾耳”注514。同时，这一记载也一改其他地区风俗记载的通式。
在《新平县乡土志》的“礼俗”目中有一种被称作“偎浪”的娱乐方式的记载，“宴会时多邀聚年少妇人弹琴击鼓，令妇手舞足蹈，按板歌唱，名曰偎浪，即汉人演戏之意也”注515。目前这种娱乐方式仍然存在，不过已成为年轻人聚会、娱乐、结识的一种方式。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性格奔放的民族，素有“只要能说话的人就会唱歌，只要能走路的人就会跳舞”之谚。除民族节日外，他们也有很多的娱乐方式，如“每岁春和男妇老少各携酒食馔具，齐集平原旷野，作灶为炊，歌谈欢饮，必醉乃已，亦如内地踏青之意”注516。此外，还有一些服饰方面的记载，如“惟缠俗大小剃发，十余岁留须，女子则发垂数辫，富者束发缀以珊瑚细珠之类，出门复以绸花巾或白洋布。男服敞衣圆领小袖，前襟里以花布，表则朱绿不一，无扣绊，腰系以带，女子则否。凡袜屐男女皆以牛马皮为之，此又缠俗独异之大略也”注517。如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员的流动性加强，城乡一体化进程以及文化交流加快，这些因素无疑加快了社会发展和变迁，但也加速了一些民族风俗习惯的消亡，这些都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可见，乡土志的记载给我们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新疆乡土志稿》所收集的44部乡土志中，《洛浦县乡土志》是唯一载有维语字母与汉文字母之关系的资料，其史料价值更弥足珍贵。这则史料不仅说明了缠文与汉文字母源流殊途同归，而且还就其发音、翻译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历史军事地理
根据战争发生的次数，清代新疆期间(1757—1911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757—1820年，社会基本处于稳定期，战争发生的次数较少；1821—1911年间，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70余年间，新疆共发生战争84次，在数量上仅次于广东和江苏注518，平均每年约1.2次。从新疆历史上看，这是战争的高发期。并且这一时期的战争，具有战争次数多、持续时间长、外患和内乱交织进行、破坏空前严重、清政府机构甚至处于瘫痪状态、发生的区域广等特点。新疆乡土志对一些战争事件的过程、性质、影响也都有所记载，为我们研究该时期的军事地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一)战争事件及城镇的军事设施
新疆乡土志中对于战争事件的记载，大都归于“历史”目和“兵事”目中，其中“历史”目中记载清朝前的战争事件尤多，如“太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欲谷设屯，浮屠城与高昌对应，及高昌平，即其地置庭州、立金满、轮台二县。……肃宗上元中，军阵多陷，北庭李元忠独为唐守，德宗建中元年，以元忠为北庭都护。贞元五年陷于吐蕃，懿宗咸通七年，仆固俊自北庭取西州复通于唐，自后合于西州，称西州回鹘”注519。在回疆地区，一些乡土志还记载了地方政权的战争情况，“东汉建武中，莎车王贤势方强盛，数攻车师、鄯善等十八国，嗣以请汉都护不许，遂以兵击破鄯善，杀龟兹王。以今考之，车师、鄯善等十八国，轮台当亦在内”注520。其记载的多是前代之史事。而“兵事”目大多记载本朝的军事情况，对有些事件的起因、经过记载尤详。“光绪三十二年昌吉屯官，以中秋之夕，犒诸流人，置酒山坡，男女杂坐，醉逼流妇使讴，诸流人故悍，又皆使酒，俄顷激变，戕屯官，劫军器，据城叛。”注521虽短短数语，却把发生在清代昌吉较大规模的流变起因、经过，记载得十分清楚。当然，有些方志还保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记载，如“译考回书云，回教之祖摩哈默特无子，以女妻同祖兄子儿札提阿里生二子，曰亦麻木玉逊，亦麻木艾山玉逊。异母兄玛哈麦特儿尼白，生子玛哈麦特阿札里。由本国麦德拿纠合塔什干、浩罕等处之兵，征服喀什噶尔、阿克苏各城转战和阗。在克里雅河岩战败，兵溃身死，遂葬其处。缠语谓此为博，谓战败为瓦子，因名其地为博瓦子，犹言此系战败之地也。后修卡房，缠语呼为阑干，又名博瓦子阑干，年久遂成村落，今县南有博瓦子阑干庄并阿札里之墓，即其地也”注522。尽管其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甚至可能是一种传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为我们了解这里发生的军事情况及地名的考证提供新的视角。
统一之初，为了保持西北边疆的稳定，清政府在北疆分别以伊犁和乌鲁木齐为中心建立了两大军事城市群，在回疆和东疆地区建立了大量的汉城和满城。注523晚清，有些城市毁于战争或汉回城合并，重建后其军事功能明显减弱，但城市的军事设施仍得以保留，这在乡土志中也有部分记载，如奇台城“统计共有六门，共安炮洞四十有九，三方角，两钝角，各置暗炮台一座”注524。这些对我们研究当时城市军事设施空间分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军事的布设，卡伦、牌博及驿站
城内军事的布设
记载军事布设最为详细的应该是《镇西厅乡土志》，巴里坤“其南大街东西小巷各有八道，皆官修兵房。路西以南小巷四道，系右营兵房百余所。路东以南小巷四道，系左营兵房百余所。以北小巷四道，系中营房百余所。其东西北三大街均系民房，东南隅演兵操场，广袤半里许。西北隅多有空隙，筑修火药局四街，均有堆房，营汛夜巡令房。咸丰以前，营制正盛，其地又当通衢，除在城官兵一千七百余，计满汉军民男妇大小约有三万余人”注525。当时，县、村也有军事人员驻防，“县驻分防守一员，千总外围各一在城东郊，把总一员驻滋泥泉，均济木萨参将属。光绪三十一年，已革巡抚潘效苏以北境空虚，于县东百里之滴水沟，北六十六七里之高湖浪，各设卡房一，卡弁外委一，兵十，两卡西于梭梭堆东北，于五个泉会哨，以资巡防而卫地方”注526。
卡伦、牌博及驿站
作为军事驻防重要地区，卡伦、牌博和驿站也是军事设防的主要措施。对于卡伦、牌博和驿站的研究也是历史军事地理的主要内容。新疆处于西北边疆，在陆路上与沙俄有很长的边界线，设有不少的卡伦。这些仅在《伊犁府乡土志》、《乌什直隶厅乡土志》和《英吉沙尔厅乡土志》中有所记载；《哈密直隶厅乡土志》和《镇西厅乡土志》对本境的驿站名称、数量、军事配置、供给、装备和经费等方面给予了记载，其余无涉及。《伊犁府乡土志》载有12处卡伦的名称及相互间的距离，但对其经纬度、军事情况却没有说明；而《英吉沙尔直隶厅》的记载则更为简略，“西四成各有卡伦附城，或百数十里，或二三百里，卡伦外则布鲁特部落错杂而居，葱岭介支干之中，逾山而东，乃达喀城，本中外天然界线，若南自英吉沙尔，北自布鲁特界，按照卡伦地址，改筑边墙，于冲要处间以碉堡，则长城屹然，形势顽固，界限分明，尤为百世之利”注527。在《伊犁府乡土志》中，还有关于牧界、牌博、驿站等的记载。“一牧界在府西博罗塔拉一带，系察哈尔营左右两翼游牧地方；一牧界在府东喀什河北一带，系额鲁特营右翼游牧地方；一牧界在府南特克斯川一带，系额鲁特营左翼游牧地方。”此外，对与沙俄边界所设立的33号牌博和13处驿站的地理位置也给予了记载。注528《乌什直隶厅乡土志》记载了与沙俄共立界牌5处：齐恰尔大坂、库喀尔塔、别叠里大坂、贡古鲁山、乌鲁山，记载了13处卡伦的名称及方位。注529虽然其记载较为简略，但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卡伦分布、界碑设立及游牧情况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总之，通过这些资料，再参照乾隆年间所设立的卡伦史料，二者加以对比，对研究清代西北边疆盈缩也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按伊犁舆图，自光绪九年与俄罗斯勘定界务，西边界连俄国。经前将军金忠介公奏请，新设沿边卡伦三十处，从前旧卡伦大半废弛或划入俄境。”注530可见，新疆乡土志对于研究西北边疆军事地理的变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五、几点应注意的问题
乡土志的撰写是在清末新政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采辑各乡土志以为小学课本”注531，以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心为目的。但客观上，各乡土志的编撰不仅仅弥补了该时期地方志的缺乏，而且成为保留地方史料的重要载体，其史料价值也为学者所推崇。然而，乡土志的编撰者均为本地官员、乡绅，由于本身的史学素养、阶级局限和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导致乡土志也存在不少的错误与不足。注532因此，我们在利用时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对一些史料的利用，我们要进行认真的辨析和鉴别，并且要和同时期成书的其他志书的相关史料互相印证，此外还应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其次应注意史料所隐含的信息。如回疆各乡土志记载了与英、俄等国的皮毛、棉花、土布、毡子等贸易的贸易数额。毫无疑问，这为我们研究19世纪晚期新疆地区的边贸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边贸对新疆地区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优化、各民族人口变化及高产作物玉米的加速推广产生了促进作用，这些都对提高新疆地区的粮食商品化程度等其他方面有积极影响。
总之，作为成书于百余年前的新疆乡土志，其史料价值，尤其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上的价值，很值得我们重视并做进一步的探讨。
日本见藏稀见(康熙)《镇江府志》考述注533
巴兆祥
地方志作为中国“地方知识”的重要载体，以其重要性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而闻名于世，成为历代收藏家、藏书家收集的重要对象。江苏自古是人文渊薮，历史上曾编纂了大量的地方志。同样，江苏地方志流传日本的历史也很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当时有《扬州图经》、《海州图经》等江苏志书在日本流传。此后，也始终不绝于记载。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日本现存江苏1949年前编纂出版的地方志约有288种注534，其中不乏珍稀版本。这里择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予以考述，以求教于学林。
一、编纂过程与修志群体
(康熙)《镇江府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康熙)镇江府志五十四卷首一卷，(清)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清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注：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注535《江苏旧方志提要》著录：“［康熙］镇江府志五十四卷首一卷，(清)高得贵修，张九征等纂。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二十四年重刻本。……此志始修于康熙十一年高得贵任内，至十三年后任知府刘鼎任内初刻，二十四年高龙光任内因康熙南巡而重印。”注536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镇江府志五十四卷首一卷，何洯等，清康熙二四年序刊。”注537
镇江是江苏修志发达的地区，早在南朝刘宋时期就修有《京口记》、《南徐州记》，至宋代至少七修志书，如《祥符(镇江)图经》、《嘉定镇江志》、《嘉定镇江续志》、《咸淳镇江志》等。全国现存宋元志书约有37种注538，基本都属于千古名志，仅镇江就占据其中的两种：《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明清是镇江地区旧志编纂的兴盛时期，(康熙)《镇江府志》就是当时修志盛况的一个缩影。
顺治二年(1645)清廷将江南纳入版图，江南各地的修志陆续开展起来。顺治三年，六合县开始修志。顺治十二年，清廷令各地修志，溧水知县闵派鲁主修《溧水县志》，高淳知县纪圣训主修《高淳县志》。镇江府地区修志则始于康熙朝。康熙十一年(1672)，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注539为编修《大清一统志》准备资料，康熙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饩集高才生以从事”注540。(康熙)《镇江府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编纂的。
内阁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卷前有五篇序：
1.康熙十三年岁甲寅七月中浣通议大夫知镇江府事三韩高得贵《重修镇江府志序》。序曰：“癸丑(注：十二年)，皇帝爰咨廷臣汇修《统志》，用彰同文之化。又念金匮石室天府之藏，必先取材于郡邑，分条别类，井然粲然，而后可以备太史氏之采择。于是先命各省会下檄郡邑，聘集宿儒名贤，共相纂辑。维时贵承乏南徐，欣逢巨典……乃亟敦请乡先生，暨明经诸生中之夙负文誉者，从事焉。咨于郡人，佥曰允当。于是设局月观，互相稽讨。越岁甲寅，厘然成书。大约从旧志，加大增汰，而助以史志、图经、子集诸书，参订异同，考镜得失。文献昭，劝诫备矣。……夫剞厥之费，贵敬偕僚属捐俸鸠工，诸荐绅共助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