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彩绘本共收地图66幅，可谓部头巨大，依其种类可分为三类：一为读史地图，包括《禹贡图》一、《历代图》十一、《历代割据图》八；二为分省地图，包括所载政区为明代的《舆地总图》及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图，其中陕西又分作两图，共17图；三为专题地图，包括《九边图》十一、《镇番图》二、《镇蛮图》三、《漕河图》一、《海运图》一、《黄河图》一、《域外图》九、《天文图》一。每幅地图之后均附有图说，其中读史地图20幅主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都、官制、兵制、田赋、漕道、边界、行政建置等类项及各朝重要史事。分省地图及专题地图则多对地势之分布、山川之走向、关隘道路等险要之处加以评论，颇有军事地理的色彩。
综而论之，该彩绘地图继承了中国地图编绘的两个传统：一是自裴秀《禹贡地域图》以降编纂历史地图的传统，将有明之前历代行政建置、山川走向、关隘险要标绘在明代的底图上，最晚至《元代割据图》，以辅助读史之用，也即是《阅史津逮》“阅史”一词功用的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其制图目的，称“是书以阅史不谙地理，无由识其形势，乃考订往牒，正其舛讹，各绘以图”；一是当代地图的编绘，尤其是直接继承了明代罗洪先《广舆图》编绘分省地图集的传统，将有明一代各分省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及关隘、山川标绘出来，并将关乎明代军政大典的黄河、漕运、九边、海运绘以专题图，辅以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藩属国及部分域外地图。事实上，该部分《阅史津逮》的图幅设置除了将《广舆图》中的“华夷总图”舍弃而更绘一《天文分野图》外，其他是极为近似的，只有若干图幅，出于需要，《阅史津逮》将其分作两图或三图。将《阅史津逮》称作《广舆图》系统的地图当非虚言。详见下表：
《阅史津逮》分省图与专题图部分与《广舆图》(万历七年钱岱本)图幅比较
续前表
其中犹可注意的是，不仅《阅史津逮》在图幅设置上多参考《广舆图》，就连图幅内容也与《广舆图》基本相同。以比例尺而言，《阅史津逮》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其中大致分为四种标准，一是总图和《西域图》为每方五百里，如《舆地总图》、《天下边镇总图》；二是其他专题图中的陆图包括《安南国》、《朝鲜国》大多是每方百里，只有《蓟州边图》因分作两幅，故改作每方四十里，《黄河图三》、《朔漠图一》、《朔漠图二》因所绘地域辽阔，改为每方二百里；三是海图如《东南海国图一》、《西南海国图二》明确记载“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四是《日本图》、《琉球图》不载比例尺。这与《广舆图》各图幅比例尺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其中每方百里之外的特例部分，如《蓟州边图》为每方四十里，《朔漠图》每方二百里，《东南海国总图》、《西南海国总图》标注“界内每方四百里，界外海中风迅不常，难以里载”，《琉球图》、《日本图》不载比例尺，皆同于《广舆图》，很典型地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具体到图幅内容上，经初步比对，在地名的选择上，两者高度相似，略举一例，在《广舆图·舆地总图》的图名之后、图幅之前注明编绘原则，“每方五百里，止载府州，不书县，山止五岳，余别以水，不复概书”，《阅史津逮》在舆图右下角作了相同内容的标注。当然，就图幅而言，《阅史津逮》继承自《广舆图》，属同一系统，但在文字说明上，两者则绝不相类，朱约淳的贡献也主要体现于此。作者亟言险要关隘及当政者宜措置之处，如《宁夏固兰边图》则云“塞梁家口之路则河套之兵不能入，扼雪山水沟之险则山后之兵不能侵，似亦保障之一策也”，《庄宁凉永边图》言“北有石门，西有者撒口，乃海套必经之路，若诸卫声势联络，则凉州安枕矣”，极有军事地理的色彩，概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之用意相近。
《广舆图》版本甚多，任金城先生已列表予以标示，兹不赘言。注593那么《阅史津逮》是依据《广舆图》哪个版本摹绘的？大致而言，《广舆图》有嘉靖年间的数个版本及万历七年(1579)钱岱刊刻本。万历年间的版本与嘉靖年间的版本在个别地名标注上有较明显的差别，如今北京市域的延庆县，在嘉靖本上本标注“隆庆”，明穆宗继位以后，改元“隆庆”，为避讳计，改隆庆州为延庆州。今《阅史津逮》标的正是“隆庆”，可见非摹绘的万历本《广舆图》。《西南海国图》中，该彩绘本在紧邻非洲东海岸的一个岛屿上标注有“娣八奴”一名，或即今天的马达加斯加岛，在《广舆图》嘉靖四十年(1561)胡松刻本中，该地名亦作“娣八奴”，万历七年《广舆图》钱岱刻本中，该地名已改作“桑骨双”，可见其摹绘的对象应是嘉靖年间诸版本中的一个，具体是哪个版本，还需集齐众版本细加比对方可知晓。从图幅文字上可见的最晚的年代也是嘉靖，在《湖广舆图》图幅中，朱氏写道“郧则流民所聚，古为弃壤，嘉靖中始设郡焉，亦荆楚之殷忧焉”。更加有趣的是，有些嘉靖本中标错的地名，《阅史津逮》也继承了。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有国家图书馆藏明罗洪先绘、胡松增补的嘉靖四十年刻本，将其与《阅史津逮》部分内容比对，山西布政使司所属太原府的“清源”县两图均错标为“清原”，“祁”县两图均错标为“祈”，“岢岚”县两图均错标为“苛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阅史津逮》“盖成于明之末年，入国朝未及改修云”，将其视作朱约淳的新绘，是未意识到《阅史津逮》与《广舆图》之间的密切关系。
约略言之，该图仍不失为明末清初一份重要的地图材料，其意义与价值体现在：
首先，于中科院《阅史津逮》版本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版本，且为彩绘本，十分精美。中科院《阅史津逮》彩绘本前有序，称该本原为清初汤斌家藏本，光绪末年汤斌后代家势中落，流入易水张守痴之手，其源流甚为清楚。汤斌曾任《明史》纂修，又与朱约淳大概同时，或为朱氏赠阅抑或纂修《明史》时征集欤？本彩绘本与中科院本有较大的区别，如本彩绘本有《舆图序》，而中科院本则缺之；图例中，本彩绘本作“历代图”，中科院本则作“历代疆域图”；在《日本国》图中，中科院本明确写出“昆山郑若曾”，可见该图来自《郑开阳杂著》，而本彩绘本则未标。因此，两本之间是何种渊源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两者共同构成了《广舆图》在嘉靖以后的传播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次，将读史地图与当代地图并书，可谓在体例上的创新。绘图者在《阅史津逮·目例》中较为简练地介绍各图的绘制缘由，在“历代图”中，不仅标绘各统一王朝的疆域与政区建制，而且特意为中国历史上割据时期专立专门图幅，体现出绘图者“汇通”的史学观。在读史地图后附当代地图，其目的亦是为读史服务，如《海运图》，绘图者称“沿于江海，肇自禹贡，元人祖之，大辟海道，作海运图一”，作者企图以当代地图表现元代以降海运发展的形势，体现了绘图者“知古须知今”的历史观。
再次，图例符号方面有所创新。学界通常认为系统使用图例符号当始自元代朱思本《舆地图》，可惜该图早已散佚。现存较早的是明《杨子器跋舆地图》及罗洪先《广舆图》，尤其是后者，使用“省文”(即图例)达24个，是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阅史津逮》使用的“省文”多达30个，较《广舆图》尚多。其中专设黄河与湖的符号，将计里画方中的方格视为“省文”之一。绘图者有感于过往图形中对边墙材质未作区分，称“王公设险，首重边陲，或方城千雉，或土堞万浔，或垒石为防，或因山为限，不特观其形势，亦且识其疏密，各为绘形以别之”，又特设了“石城”、“土垣”、“石垒”三种地图符号。符号使用之多，运用之娴熟，分类之细致，在当时大概是最先进的。
最后，对海疆的重视及海岛地名的书写，为我国最早发现、开发、命名钓鱼岛及南海诸岛增加了一份地图证据。明代从《广舆图》到《郑和航海图》，都较为重视对海洋的绘制，尽管这种绘制较为粗疏。《阅史津逮》中《西南海国图》已描绘出非洲南部及好望角区域，其中标注的一条大河，名“哈纳赤思津”，这当然是直接摹绘《广舆图》的结果，李约瑟在《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简编本)中曾推断该河或许就是尼罗河。在《琉球图》中，标绘了明朝藩属国——琉球国及其附近的岛屿，包括中国去往琉球的使者沿途所必经的岛屿，在小琉球岛(应即今台湾岛)北标绘出瓶架山、彭家山、鸡笼屿、花瓶屿、钓鱼屿、黄茅屿，在黄茅屿和谷米山之间还着重注明“此山下水急，礁多”，可见这一带海域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东南海国图一》将今东南亚诸国及附近海域标示于上，尽管仍然是示意性质，位置关系又多有错讹，但其中标绘的“石塘”一名，据吴凤斌先生对《广舆图》相关图幅的研究，应泛指东沙群岛，“长沙”一名应泛指中沙和西沙群岛注594，可为我国最早发现、经营南海诸岛提供古地图方面的坚强证据。
(感谢汪前进先生的版本提示)
“石浦厅”质疑注595
华林甫
刘铮云先生《〈清史稿·地理志〉府州厅县职官缺分繁简订误》：“案：据《综表》(页139)引《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2)，道光三年，移宁波府海防同知驻石浦，为石浦厅。《清史稿》遗漏此厅全部资料，当补。”注596进而，刘铮云先生还补充了《清史稿·地理志》遗漏的石浦厅之地理状况。注597其所引《综表》乃牛平汉先生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所引见该书第139页，原引为《光绪事例》卷152。
笔者按：今查光绪朝《清会典事例》第2册(936页下)卷152云：“(道光三年)移宁波府海防同知驻石浦，为石浦厅。”此处明言“石浦厅”，遂为后出各家以为有此政区之论据，故陈桥驿先生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第174页、史为乐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之“石浦厅”条(上册595页，由笔者20年前撰写)，均源出于此。
笔者又按：这条史料是错的。何以见得？
第一，《清实录》中之石浦仍属象山县。《清宣宗实录》卷70道光四年(1824)七月丙寅改铸浙江宁波府石浦厅同知关防，并象山县石浦巡检司印信。注598可见尽管石浦有“厅”，其地仍属象山县。
第二，地理志书没有石浦厅。无论《清朝续文献通考》还是《清国史·地理志》，以及台北故宫《皇朝地理志》，均无著录。进呈本、定本《皇朝地理志》卷89宁波府：象山县“(县)东南五十里，有昌国卫城；又东南八里，有石浦城；有赵岙、石浦二巡检司”。《皇朝地理志》成书于光绪末年，不载宣统元年(1909)始设的“南田厅”自然解释得通，但没有记载“石浦厅”只表明实际上无此政区。
第三，牛平汉、刘铮云两先生所引文献《清会典事例》的卷27中，尚有另一段话：“(道光三年)移浙江宁波府海防同知驻石浦，作为宁波府海防总捕同知”(《清会典事例》第一册，346页上)。并无置石浦厅之言。
第四，厅为清代知府佐贰官同知之驻所名称。浙江设海防同知的还有乍浦，但没人认为乍浦也是与县平行的厅级政区。故石浦厅只表明宁波府海防同知之驻所，并非独立之政区。
第五，《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内，浙江宁波府下有象山县、南田厅，而无石浦厅；并且在象山县下，列有石浦巡检叶恩溥。反之，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清搢绅全书》内，宁波府下有石浦厅，注明“新设”，要缺，冲繁难，“府南二百里，专管南山禁止，稽查海口”；宣统三年夏季《大清搢绅全书》内，宁波府下仍有石浦厅，注明“新设”，要缺，冲繁难；均未能列出具体人名，可见“石浦厅”非政区。
第六，道光十二年(1832)《象山县志》之《象山县城南下乡各村图》、《象山县海防营汛图》，于象山县南部都标出了“石浦所”；并且，该县志还有《象山县石浦所图》、《象山县南田图》。可见，道光时石浦地方属于象山县，不是独立的县级政区。
第七，金兆丰《清史稿·地理志》初稿(台北“故宫”文献编号205000674)宁波府下，并无石浦厅，并且在象山县下记载了石浦的内容：“明为所，道光三年移府海防同知驻”。王树楠《清史稿·地理志》修正稿(丁卯年，台北“故宫”文献编号205000012)同。另据台北“故宫”文献编号205000468的稿本《地理志》卷89宁波府，象山县“东南五十里有昌国卫城，又东南八里有石浦城。有赵岙、石浦二巡检司”。可见清末石浦之地，仍属象山县。
第八，假设石浦厅如果有置，则日后必有废。然文献未见其废也。
所以，尽管文献上有“石浦厅”的记载，但作为县级政区的石浦厅(散厅)是不存在的。《清史稿·地理志》没有著录石浦厅并非遗漏，而是与《皇朝地理志》、《清国史·地理志》一脉相承的。
注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注2 作者单位，国家电网报。
注3 本文所引用之《中国历史地图集》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注4 参见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1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注5 参见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后)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000。
注6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
注7 参见耿占军：《〈中国历史地图集〉校误二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该文指出《图集》凤翔府汧阳县之“碧草镇”应为“草碧镇”；鄜州直隶州洛川县、中部县间之“永乐镇”应为“永乐村”。笔者赞同其结论。
注8 本文除特别标明图幅外，所列地名俱为《图集》第八册之陕西省图。
注9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依据之文献史料现有“释文表”存于复旦大学。蒙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傅林祥老师代为查阅，深表谢忱。
注10 (清)刘於义修，沈青崖、史贻直纂：《雍正陕西通志》，见《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三》。下同。
注11 (清)魏光焘编修：《陕西全省舆地图》，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8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下同。
注12 《陕西省地图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下同。
注13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下同。
注14 (清)毕沅著，张沛校点：《关中胜迹图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注15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壶口位置的推移”，17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1。
注16 (清)董恂：《度陇记(十四)》，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道光二十九年(1849)，董恂因公务亲过其地，作记。
注17 (清)王士正：《秦蜀驿程记(八)》，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康熙三十四年(1695)，王士正因公务亲过其地，作记。
注18 (清)王士祯：《精华录》卷2，见《四库全书·集部七·别集类六》。
注19 《雍正陕西通志》卷11《山川四·凤县》。
注20 (清)孙彤：《关中水道记》，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下同。
注21 参见《关中水道记》卷3，霸水：“霸水又西北，白牛谷水西南注之……今俗称渏水也”，48~49页。《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清史稿·地理志》作“猗水”。
注22 指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注23 李格非主编：《汉语大字典》(简编本)，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下同。
注24 (清)王昶：《商洛行程记(一)》，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六帙。作者于乾隆丙午年(1786)因公务亲历西安府至商州一路，作记。
注25 《甘肃通志》卷5《山川·庆阳府·安化县》。
注26 参见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下，19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注27 参见《水道提纲》卷6《入河巨川·洛水》。
注28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后记。
注29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12YJA770014。
注30 任玉雪：《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3)。
注31 任玉雪：《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3)。
注32 《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注33 《清圣祖实录》卷33，康熙九年五月丙子。
注34 《清圣祖实录》卷145，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丁亥。
注35 《清圣祖实录》卷315，康熙十三年五月辛亥。
注36 乾隆《清会典》卷首，《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0册，3页，北京，线装书局，2006。
注37 嘉庆《清会典》卷首，《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页。
注38 《清仁宗实录》卷84，嘉庆六年六月甲子。
注39 《清德宗实录》卷424，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丁卯。
注40 《清宣宗实录》卷114，道光七年二月戊申。
注41 嘉庆《清会典》卷10，《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08页。
注42 参见光绪《清会典》卷13，《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6册，109页。
注43 嘉庆《清会典图》卷91，《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影印本，第707册，317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注44 嘉庆《清会典》卷10，《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11~112页。
注45 嘉庆《清会典》卷10，《大清五朝会典》本，第12册，112页。
注46 光绪《吉林通志》卷22，第3册，169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注47 乾隆《盛京通志》卷24，《四库全书》本，第501册，42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注48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7，《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731册，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注4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1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446册，893页。
注50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见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235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注51 《清朝文献通考》卷33，《万有文库》本，第1册，51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注52 《清仁宗实录》卷169，嘉庆十一年十月辛卯。
注53 屠寄：《黑龙江舆图说》，见李兴盛、马秀娟主编：《程德全守江奏稿(外十九种)》，2299页。
注5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注55 清张华《博物志》卷1：“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北京，中华书局，1985)。此亦西晋典籍。
注56 《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1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注57 《太平御览》卷415/3a·人事部五六·孝女类引。此《宣州图经》成书于开皇九年(589)置宣州之后、大业初改宛陵县为宣城县之前。其中的“415/3a”表示该书中华书局1960年缩印本的卷415的第3叶正面(a正、b背 )。
注58 《太平广记》卷60/374～375·女仙五“郝姑”条引《莫州图经》。
注59 参见张舜徽：《四库提要讲疏》，7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注60 参见拙作《隋唐“图经”辑考》，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7、28期。
注61 北宋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载：“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玉海》卷14引)。
注62 刘九经，郿县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御史。整部《明史》仅一语及之(参见卷241《孙玮传》)。清宣统元年(1909)《郿县志》目录之后，附录八景有“武侯阵法”，案语谓：“八阵碛，不闻在五丈原，刘志已涉附会；今五丈原隶岐山，亦不隶郿也。”
注63 康海，字德涵，别号对山，武功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所撰《武功县志》3卷，仅7篇，言简意赅。传记附见《明史》卷286《李梦阳传》。
注64 参见张舜徽：《四库提要讲疏》，73页。
注65 其实，作者为税安礼。
注66 其实，作者为梁份。
注67 参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舆地纪胜》”条。
注68 参见邹逸麟：《〈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见《椿庐史地论稿》，536~558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注69 例如，有职思堂5卷自刻本，总论不分卷之翁曾源抄本，130卷足本的清初抄本2种、清抄本6种，残缺的清抄本4种。见《中国善本书目》史部(上)，737~7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注70 另外，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通志堂刻本《读史方舆纪要·陕西》一书，当为徐乾学所刻(说见顾廷龙：《顾廷龙文集》，8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2)。
注71 方志学界普遍将一统志纳入方志系统。例如陈光贻著《中国方志学史》讲到方志总类时，有“总志”一类(19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甚至刘纬毅著《中国地方志》还有“地方总志”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9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1)。反观晚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卷2史部地理类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称为“总地志”，把《吴郡志》、《咸淳临安志》、《朝邑县志》等称为“志一隅”，较为得当。
注72 参见(清)翁方纲等纂，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注73 分别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胡玉缙撰，王欣夫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64)；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初版，增订本由北京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与《〈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注74 为此，还特向崔富章先生、吴格先生请教，均答曰：小序作者难以一一认定。
注75 收入光绪石印本《清经世文编》卷4，又见清光绪六年刻本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36。
注76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注77 参见胡恒：《〈清史稿·地理志〉纂修考》，载《文史》，2011(1)。
注78 参见谭其骧：《〈清史稿·地理志〉校正》(一、直隶；二、奉天)，见《长水集》(上)，191~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注79 参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1~193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注80 参见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第三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99。
注81 参见华林甫：《清直隶省地理沿革考辨释例》，见《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506~52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注82 参见胡恒：《〈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
注83 参见吴云廷：《〈清史稿·地理一〉订误》，载《河北学刊》，1988(1)；孟令宏、周艳芳：《〈清史稿·地理志〉勘误一则》，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学舟：《〈清史稿·地理志〉标点正误一则》，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
注84 此处以中华书局1976年版为研究对象，凡引用此版本，下文皆不再一一出注。
注85 参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33~34页。
注86 参见姜涛：《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清实录〉的考察》，载《清史研究》，2009(2)。
注87 《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注88 参见佟佳江：《清史稿订误》，38页。
注89 参见段伟：《俗称与重构：论安徽、江苏两省的逐渐形成》，载《白沙历史地理学报》第11辑，139~178页，2011。
注90 《清世祖实录》卷45，顺治六年八月辛亥。
注91 《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三月辛未。
注92 乾隆《江南通志》卷105《职官志》，《四库全书》本。
注93 《清高宗实录》卷477，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丙申。
注94 光绪《凤阳府志》卷11《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0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95 (清)刘筹总纂：《江南安徽全图》，光绪二十二年(1896)印本。以下引用本图不再出注。
注96 光绪《凤阳府志》卷6下《秩官表三》，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215页。
注97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注98 光绪《凤阳府志》卷11《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02页。
注99 光绪《凤阳府志》卷11《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02页。
注100 光绪《宿州志》卷7《官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8，9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01 参见(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8《编俸》，仅载灵璧县知县、教谕(拟裁)、训导、固镇巡检、典史5项，77页，合肥，黄山书社，2005。“灵壁”、“灵璧”在清代文献中凡两见，本文所引保留文献原貌。
注102 乾隆《灵璧志略》卷1《市集》，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2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03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49页。
注104 道光《阜阳县志》卷3《官廨》，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5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05 《清宣宗实录》卷55，道光三年七月戊子，“移安徽颍州府驿口桥捕盗同知驻艾亭集，作为抚民总捕同知”。
注106 道光《阜阳县志》卷3《官廨》，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57页。驿虎桥又作驿口桥，59页。
注107 参见《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49页。
注108 指商务印书馆1910年发行版。
注109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35页。
注110 同上书，750页。
注111 乾隆《颍州府志》卷1《舆地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4，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2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卷1《道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45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3 同上书，452~453页。
注114 民国《当涂县志(一)》卷1《舆地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9，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5 (清)熊祖诒等纂修：《滁州志》卷3《疆域》，99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据光绪二十三年刊本影印。
注116 同治《六安州志(一)》卷1《舆地志二》，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8，2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17 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2293页。
注118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20500459，“太湖”条，10页。
注119 民国《宿松县志》卷2《地理志·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4，3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20 乾隆《望江县志》卷2《地理·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3，31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21 光绪《凤阳府志》卷9《山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359页。
注122 同上书，360页。
注123 灵璧县商务局：《灵璧县山丘、河流》，宿州市灵璧县商务之窗http：//lingbi.mofcom.gov.cn/aarticle/subject/lbxswj/locald/200808/20080805723447.html，2008-08-14。
注124 乾隆《颍州府志》卷1《山水》，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4，52页。
注125 道光《阜阳县志》卷2《山水》，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36页。
注126 黄佩兰修，王佩箴等纂：《涡阳县志》卷3《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1号，62~6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十四(应为十五)年铅印本影印。
注127 杨虎修，李丙麢纂：《宁国县志》卷1《舆地志上·山名》，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43号，13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影印。
注128 嘉庆《太平县志》卷2《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2，4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29 乾隆《池州府志》卷7《贵池山川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9，10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0 嘉庆《东流县志》卷7《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2，37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1 余谊密等修，鲍实等纂：《芜湖县志》卷3《地里志·山》，见《中国方志丛书》第88号，5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八年石印本影印。
注132 (清)曹德赞纂，张星焕增纂：《繁昌县志书》卷1《舆地志·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49号，107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道光六年增修、民国廿六年铅字重印本影印。
注133 光绪《广德州志》卷3《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2，8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4 故应改为“东：密峰尖山，南：三吴山”。20.六安直隶州英山县：原文“西：岐岭”。《嘉庆重修一统志》卷340《黄州府一》：“岐岭在罗田县东北一百三十里，接多云山，实为天险，上有四关，北越光汝，南岀蕲黄，东走淮西，此为径道。”同治《六安州志》：“多云山，县北一百二十里，接罗田界”同治《六安州志(一)》卷3《山水上》，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8，55页。
注135 光绪《泗虹合志》卷1《山川》，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0，38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36 (清)王锡元等纂：《盱眙县志稿》卷2《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3号，11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光绪十七年刊本、二十九年重校本影印。
注137 同上书，98页。
注138 同上书，100页。
注139 (清)赖同宴修，俞宗诚纂：《五河县志》卷2《疆域志·山川》，见《中国方志丛书》第223号，12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光绪二十年刊本影印。
注140 《清世宗实录》卷94，雍正八年五月己丑。
注141 《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望江”条，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嘉业堂钞本。
注142 《清国史·地理志》卷34《安徽一》“歙县”条，109页。
注143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20500459，16页。
注144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90册，736页。
注145 参见胡恒：《〈清史稿·地理志〉巡检司项校正》，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3)。
注146 民国《歙县志》卷2《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1，5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47 (清)张佩芳修，刘大櫆纂：《歙县志》卷2《公署》，150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乾隆三十六年刊本。
注148 道光《徽州府志》卷3之4《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48，28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49 文孚《题为遵议安徽歙县巡检吴德进完解部养廉银两准开复原参处分事》，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户科题本，档号：02-01-04-20733-005，原档号：02-230-20733-005，缩微号：02-01-04-09-154-0074。
注150 《清国史·地理志》卷39《安徽六》“六安直隶州”条， 121~122页。
注151 (清)靳辅：《文襄奏疏》卷8，《四库全书》本。
注152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2《田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2，30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注153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5《驿传二》“练潭驿”条，879页。
注154 朱之英等纂修：《怀宁县志》卷12《兵事》，见《中国方志丛书》第732号，738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据民国五年铅印本(实为民国四年)影印。
注155 乾隆《望江县志》卷2《地理》，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13，327页。
注156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0页。
注157 《清国史·地理志》卷37《安徽四》“定远”条，116页。
注158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1~872页。
注159 参见光绪《凤阳府志》卷14《兵制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86页。
注160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2页。
注161 参见光绪《凤阳府志》卷14《兵制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87页。
注162 同上书，487页。
注163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2页；同书卷95《驿传二》，“姚皋店驿”作“姚家店驿”，881页，应误。
注164 台湾“国史馆”：《清史稿校注》，2298页。
注165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3页。
注166 光绪《凤阳府志》卷14《兵制考》，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32，488页。
注167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4页。
注168 参见道光《阜阳县志》卷3《驿铺》，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3，59页。
注169 乾隆《颍州府志》卷2《公署》，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4，75页。
注17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3《兵部》：“颍上县驿，增马三匹，马夫二名。”可见，明置甘城驿，但清时已废，清末只有颍上县驿，应改为“驿一：颍上”。10.颍州府霍邱县：原文无驿站记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93《兵部》：“(同治十三年)霍邱县添设蓼城驿，增马六匹，马夫四名。”《皖政辑要》：“霍邱县蓼城驿”
注171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74页。
注172 同上书，866页。
注173 余谊密修，徐乃昌等纂：《南陵县志》卷9《武备志·驿传》，见《中国方志丛书》第95号，134页，台北，成文出版社据民国年间铅印本影印。
注174 (清)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卷94《驿传一》，867页。
注175 光绪《贵池县志》卷12《武备志》，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61，232~23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