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清兵平定准噶尔部，统一天山南北，建成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清朝因地制宜，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区划。那么，乾隆以降，在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这四个将军辖区(以下称为“东三省”、“新疆”)实行的地方行政区划(不包括府厅州县，下同)，它的正式名称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反映了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国各地的地方行政区划。在该册的分幅图中，盛京(奉天)幅画出府州县，吉林、黑龙江两幅画出各副都统辖区，表面注记为“某某副都统辖区”，说明编绘者认为这两地的八旗驻防区域具备一定的地方行政区划意义，同时又认为各副都统管辖区域缺少专名，因而用当代的“副都统辖区”这一称谓进行代替。新疆幅画出了伊犁将军及乌鲁木齐都统和各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的辖区与驻地，表面注记有专名而无通名。近年任玉雪发表的《从八旗驻防到地方行政制度——以清代盛京八旗驻防制度的嬗变为中心》一文，认为盛京地区“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驻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地区的驻防制度向地方行政制度转化。长期以来，这种转变显然被忽视了”注30。作者从盛京将军辖区行政组织及其层级、行政机构及其职能、行政区划的形成及其边界等要素着手，对盛京八旗驻防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为“驻防旗官从行政、司法、经济诸领域渗入地方社会的管理，专城旗官职能的增加，使在清中期以后，盛京八旗驻防制度逐渐成为带有八旗制度色彩的地方行政制度”；“康熙中期以后，盛京将军辖区的租赋征收区一直保持在15个左右，与规模较大的城守尉、防守尉驻防区重合，即经济区划与较大的军政区划重叠，这种重叠的区域，在清代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城’。这种状态相当稳定，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可以看出，盛京将军辖区的‘城’已经成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区约定俗成的行政区划，虽然清朝官书并没有给予承认”注31，该论文极大地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东三省、新疆这两大区域，自乾隆以降至光绪年间改设行省以前，地方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
一
东三省和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或者说盛京将军辖区的“城”是否是正式称呼，尚未见有谕旨、奏折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明确的讨论或规定，《清实录》中亦无相关的记载。由此，必须查考清代政书中对此有无记载。
清代最重要的政书为《清会典》。在近代法律体系传入以前，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清会典》，以及乾隆《清会典则例》和嘉庆、光绪《清会典事例》，是清朝基本的制度典籍。关于《会典》的性质，清朝皇帝和大臣屡有言及。康熙六年(1667)，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奏请求修纂《会典》：“一曰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我国家章程法度，其间有积重难返者，不闻略加整顿，而急功喜事之人，又从而意为更变。……伏乞皇上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将国家制度详慎会议，凡沿革损益，参以古制，酌以时宜，勒成《会典》，颁示天下，则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垂裕无疆之业在此矣。”注32熊赐履认为《会典》所载是“国家制度”，是天下都要遵守的典籍。康熙九年，礼部奏请纂修《会典》：“江南道御史张所志疏言《会典》一书，一代制度攸关，理应编辑，昭示中外。应如所请。令各部院衙门将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时定例及见行事宜，查明送内院纂修，颁行天下，永远遵行。从之。”注33礼部从“一代制度攸关”层面请求重修《会典》。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会典》修成时，皇帝为此撰序：“用是特命儒臣纂辑《会典》，纲维条格，甄录无遗，终始本末，犁然共贯。庶几大经大法炳燿日星，而遵道路者咸得有所据依矣。”注34由此可见，在康熙年间，皇帝和大臣们认为《会典》记载的是“国家制度”，是“大经大法”。乾隆十三年(1748)重修《会典》时，大学士又提出更改纂修义例：“各衙门事例时有损益，数年必当变通。若一概登载，恐刊行未遍，更制已多。应请总括纲领载入，或有疑似阙略，尚须斟酌者，恭请睿裁。至吏、兵二部各有《则例》，礼部现纂《通礼》，刑部旧有《律例》，皆可随时修改。其余各衙门未有《则例》者，即交纂修分门编辑，每修成《会典》一卷，即副以《则例》一卷。”注35将原先的《会典》分析成《会典》及《会典则例》。乾隆二十九年(1764)修成的《清会典》，在《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会典》以典章会要为义，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兹编于国家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领，勒为完书。”注36由此可见，乾隆朝将《会典》视为国家典章制度中“经久常行之制”，与前引康熙年间礼部希望《清会典》“颁行天下，永远遵行”之理念相同。由此，《会典》所载者为国家制度中“总括纲领”的一部分，日常行政中经常变更的部分归入《会典则例》。如此拆分，更加彰显《清会典》的重要性。嘉庆《清会典》之《凡例》认为：“《会典》一书，别为体裁，如周六官、《唐六典》，以官举职，以职举政。而凡圣明作述之大经，朝野率由之定则，即备见于设官分职之间。《会典事例》一书，如唐、宋《会要》，以官司所守，条分件系，析为门目，按年编载。俾一事一例，原始要终，用资考核。”注37同样强调《会典》所载为“大经”、“定则”。由此可见，五朝《清会典》是清朝的基本制度典籍，地位远远高于《清朝通典》等其他清代所修政书。而且《清会典》历经五次修纂，更能反映出清朝不同时期的制度特点。
皇帝、大臣在处理一些具体政务时，也会参考《清会典》的规定。嘉庆六年(1801)六月，京师持续下雨，永定河漫溢成灾，嘉庆帝“宵旰焦思，倍增悚惧。稽之《会典》，只有亲诣社稷坛祈雨之礼，祈晴未有明文”注38。清代华北地区经常干旱，较少发生大水灾，因而《清会典》只载有遇到大旱时皇帝须到社稷坛祈雨的制度。但是这次水灾严重，嘉庆帝在查阅了《会典》的制度后，不得不打破常规，亲自到社稷坛祈晴。光绪二十四年(1898)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相关事务如何归并，具体经办该事的李鸿章等官员也是查阅了《会典》的记载：“谨按《会典》内载：詹事府掌文学侍从，拟请归并翰林院；通政司掌纳各道题本，拟请归并内阁；光禄寺恭办典礼，鸿胪寺掌朝会燕飨，拟请归并礼部；太仆寺掌牧马政令，拟请归并兵部；大理寺掌天下刑名，拟请归并刑部。”注39《清实录》中类似记载数量不少。
地方官员亦有以《会典》规定作为行为准则的：
谕内阁。严烺奏，参不遵定制、藐抗道员之都司一折。山东运河道兼兵备衔，各协营都司以下应听节制，乾隆年间久经部议通行。乃济宁城守营都司徐万荣坚执远年未经修改《会典》，内有“掌印佥书都司见各道平行”一语，辄与运河道文移抗不相下。经该署河督查明新修《会典》，发给阅看，并面为开导，犹复盛气相向，藐抗不遵。实属蔑视上官，故违定制。徐万荣著先行撤任，交部严加议处。注40
徐万荣只是绿营中下级武官，知道要按《清会典》的规定行事，但其所依据的是已经过时的旧《会典》，因而行为规范与现行制度不合。署河道总督严烺劝说徐万荣，依据的是记载现行制度的新《会典》。道光皇帝最终处罚徐万荣，一是因其所依据的是过时的旧《会典》，二是因徐在署河道总督的劝说下“犹复盛气相向”、“蔑视上官”。
综上所述，从皇帝和大臣对《清会典》的认识、编纂义例的改变(由一部《清会典》析分为《清会典》和《清会典则例》)，都说明《清会典》是清朝的“国家制度”，是“大经大法”、“定则”。在清朝近代法律产生之前，《清会典》是记载国家基本典章制度的政书，皇帝和各级官员遇到相关问题也需参考或依据《会典》的有关记载。因此，研究乾隆以降东三省和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是否有正式名称，应以《清会典》所载为准。约定俗成的名称如果被《清会典》载入，就完成了由惯例转变为法律的过程。
二
嘉庆《清会典》卷10《户部》中明确记载有全国各地的地方行政制度：“凡尹与总督、巡抚所统曰府厅州县……将军、大臣所统曰城(城统以将军，分属于大臣、副都统、总管、城守尉、防守尉)。”注41光绪《清会典》卷13的记载完全相同注42，说明此制度延续到光绪年间。
“尹”即顺天府尹与奉天府尹，总督、巡抚所辖即十八省区域，这些地区实行的是府厅州县制度。清朝在东三省和藩部各地驻有多员将军、大臣。除东三省和新疆以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库伦、西藏等地也分别驻有将军、大臣等大员，但在该卷分述各个地方的行政区划建制时，这些地区并无关于“城”的记载。因此，“将军、大臣所统曰城”这一条制度所实施的区域，专指东三省和新疆。四员将军所辖各城如下表。
嘉庆《清会典》卷10、光绪《清会典》卷13所载各城表
同一时期纂修完成的《清会典图》中的东三省和新疆的地图，更能说明这些城不但是指物理空间的城——该官员的治所，也是指该官员的行政空间，即行政区划。嘉庆《清会典图》卷91之《吉林、伯都讷、阿勒楚喀图》，在东侧界线之外标有“宁古塔城界”、“三姓城界”，北侧标有“黑龙江所属呼兰城界”、“郭尔罗斯后旗界”、“杜尔伯特旗界”，西侧标有“科尔沁左翼中旗界”、“盛京界”、“盛京围场界”。同卷之《宁古塔城图》，北侧标有“三姓城所属贡貂各族界”、“三姓城界”、“阿勒楚喀城界”，西侧标有“打牲乌拉城界”、“吉林城”，南侧标有“朝鲜国界”。卷117之《伊犁图一》，在地图南侧自左往右标注有“乌什界”、“阿克苏城界”、 “库车城界”、 “喀喇沙尔城界”；《伊犁图二》南侧标有“叶尔羌城界”、“和阗城界”，北侧标有“伊犁城界”、“库尔喀喇乌苏城界”；《伊犁图三》北侧注有“阿克苏城界”。在文字说明中，吉林“西南至盛京、奉天府界，北至黑龙江城、呼兰城界，西至内蒙古之郭尔罗斯前旗、后旗、科尔沁左翼中旗界，南至朝鲜，东及东北俱至海”注43。这些“某某城界”，说明“某某城”指的是区域。
光绪《清会典图》，进一步详细记载了当时各城相邻的区域：
宁古塔城：城东及东南界海，西界五常厅，南界珲春城，北及东北界三姓，西南界吉林府，西北界宾州厅。
珲春城：城东及东南界海，西及西北界吉林府，南及西南界朝鲜，北及东北界宁古塔城。
三姓城：城东及东北界海，北界黑龙江，西及西南界宾州厅，南及东南界宁古塔城。
齐齐哈尔城：城东界呼兰城，西至东北界布特哈城，南界内蒙古哲里木盟。
黑龙江城：城东及东北界吉林三姓城，西界墨尔根城，北界外兴安岭，南界布特哈城，东南界呼兰城，西北界喀尔喀车臣汗部、呼伦贝尔城、俄罗斯。
呼伦贝尔城：城东及东南界布特哈城，西至南界喀尔喀车臣汗部，东北界黑龙江城。
呼兰城：城东界吉林、三姓城，西界内蒙古哲里木盟，北界黑龙江城，南界吉林宾州厅，西南界吉林双城厅，西北界齐齐哈尔城、布特哈城。
布特哈城：城东界黑龙江城，西至北界呼伦贝尔城，南界齐齐哈尔城，东北界墨尔根城，西南界内蒙古哲里木盟。
墨尔根城：城东至北界黑龙江城，西至南界布特哈城。
根据上述嘉庆、光绪《清会典》及《清会典图》的记载，可以明确在这一时间段内，东三省和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的正式名称是“城”。从地方行政制度角度来说，也可以称之为“城制”。正如任玉雪所指出的，东三省的八旗驻防制度在此之前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逐渐成为地方行政制度，并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城”。到嘉庆年间，这项制度被《会典》载入，正式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
从《清会典》和《清会典图》的规定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相关各幅地图存在的问题。一是各“副都统辖区”均应标注为“城”；二是吉林和黑龙江将军直接管辖的地方为“本属城”，吉林幅的“吉林副都统辖区”和黑龙江幅的“齐齐哈尔副都统辖区”的行政层级均误。盛京幅未标注各城治所和未画出各城界线，是可以的，《清会典图》也只是画出各府，未画各城，这与清朝将府厅州县作为主要的地方行政制度有关。
三
嘉庆《清会典》卷10除了在制度层面明确记载东三省、新疆的地方行政区划称为“城”外，在东三省、新疆的行政区划表中，也记载有各城名称，吉林、黑龙江的山水方位也是以城界作参照物。吉林的小白山，“在吉林城东北，与阿勒楚喀城接界”；扎木兰呼勒山“在宁古塔城东，与三姓城接界”；混同江亦曰松花江，“折而东流，南纳出伯都讷城与阿勒楚喀城接界之接林河。东流，北纳出黑龙江境之呼兰河、呼兰城与三姓城接界之布雅密河”；图们江“经宁古塔城境，南与朝鲜接界”注44。黑龙江的内兴安岭“绕墨尔根城，城东之兴安岭与黑龙江城接界，城西之兴安岭与呼伦贝尔城接界”；佛思亨山“在呼兰城东，与三姓城接界”注45。
清代其他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亦可佐证“城”也指区域。任玉雪的论文已经对有关盛京的“城”的史料作了较多的引用，下面所引为吉林、黑龙江、新疆三地。
吉林境内的“混同江又东北入三姓城界。……又东北受南来小水一。又折而东，北岸属黑龙江。又东迳殷达穆卡伦入富克锦城界”注46。
黑龙江城“疆域：西南至齐齐哈尔城八百余里，东至外兴安岭兴安河二千六百里宁古塔界，西至内兴安岭一百五十里岭西墨尔根界，南至内兴安岭喀穆尼峰七百里齐齐哈尔城界，北至外兴安岭二千五百里俄罗斯界，东南至毕瞻河一千二百余里宁古塔界，西南至内兴安岭一千一百里齐齐哈尔城界，西北至吉尔巴齐河一千七百九十里俄罗斯界”注47。
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东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城界”注48。
“嗣后奴才即将该制兵分扎省城及要紧处所，并于墨尔根、布特哈城界择要缉匪。”注49
光绪年间成书的《黑龙江舆图说》，作者屠寄用经纬度描述了黑龙江六城的范围。例如呼兰城：“全城辖境起东经八度五十二分东暨十六度，北纬四十五度四十五分北暨四十八度四分。南北径一百二十六里，东西广四百九十里。东南至西北袤一百九十六里，西南至东北袤一千有十里。东至松花江会西林河口三百五十八里吉林借设之崇古尔库站界，南至松花江二十八里吉林阿勒楚喀城界，西至札喀和硕台北六十里内蒙古郭尔罗斯后旗界，北至呼兰河通肯河会口齐齐哈尔城界，东南至松花江会呼兰河口二十四里吉林阿勒楚喀城界，西南至松花江二十八里吉林拉林城界，东北至松花江黑龙江会口九百三十二里黑龙江城及吉林三姓城界，西北至通兴屯百四十九里齐齐哈尔城界。”注50此处的“全城”，显然指的是该城的行政区域。
新疆“如本城人运至各城界上买卖，亦凭经纪而不征其税”注51。
此外，《清实录》中的一段记载，向我们展示了嘉庆年间吉林城界的变动状况，全文如下：
谕内阁。据宜兴、穆克登额奏，吉林与伯都讷地界相连，其界址必须清楚，庶沿边地亩，旗民等不致有侵占影射情弊，请将两城鄂博之间，其荒隔处所，加立鄂博，开挖深沟，划定通长界限，俾免混淆，并请添界官以专责成等语。吉林与伯都讷地界毗连，两城界址不清，以致沿边地亩，奸民等常有侵占影射情弊。现在即查有民人张兆清等在吉林界内私开地亩，往伯都讷首报纳粮，以致难于查察，自应划定界址，永杜混淆。所有沿边一带应如何添立鄂博、开挖深沟、划定通长界限，并酌添界官稽查约束之处，著该将军、副都统即会同勘办，妥议具奏。至鄂博以南吉林界内私开地亩，现已清理。其鄂博以北伯都讷民地，据称亦有私开，并著该将军、副都统一并查勘，以杜欺隐。寻议，由巴延鄂佛啰边门至黄山嘴子十五处地方，由四道梁子至老河身周围六十处地方，从前于此定界，设立鄂博。惟黑林子以南，地势稍曲，应行筑直。至开挖深沟一事，若令民办，则妨碍农功，若由官雇夫，则工段绵长，费用甚钜。不若将旧有鄂博另行筑高，每五里设一界石，共设十二界石，以垂永久而辨疆界。即交法特哈边门旧设章京管理，毋庸另设管界章京。从之。注52
由此可见，由于吉林地广人稀，一些城之间最初立有鄂博，作为两城之间界线的标志。由于鄂博数量较少且高度不够明显，因而相关城界仍较模糊。随着田地的开垦，涉及国家赋税的征收，因而地方政府不得不增立界石，以明确“两城界址”。
黑龙江的布特哈城，虽然嘉庆《清会典》已经明确载入，但其界线并不十分明确，屠寄在《黑龙江舆图说》之《凡例》中有所说明：
黑龙江本极边防戍之地，自国初以来，分设将军、都统、总管、城守尉，大抵有分兵无分土。而布特哈专辖牲丁，其牲丁所至之地，皆布特哈总管应巡察之地，故外兴安岭鄂博，向归布特哈巡查，而逊河等处鄂伦春亦归管辖，故布特哈旧日所辖之地最广，与各城本无一定之界。自光绪间，改总管为副都统，其旧辖之鄂伦春，分隶黑龙江、墨尔根、呼伦贝尔三城，于是六城分地稍有界限，今图所定者是也。注53
由上述史料可知布特哈城的特殊性，由于其管理对象——鄂伦春族为游猎民族，因而难以定界。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总管为副都统，并改变鄂伦春族的管理办法，布特哈副都统由管人改为专管地方，城界才得以明确。
综上所述，根据嘉庆、光绪《清会典》的记载，清代乾隆以降东三省、新疆各将军所辖区域的地方行政区划称为“城”。城与府厅州县同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组成部分，实施区域各有不同。吉林、黑龙江两地部分城的界线，在耕地开垦、管理制度改变等因素的影响下，逐步明晰。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小序诠注注54
华林甫
《四库全书总目》于经、史、子、集之下，分44个小类，四部之首均有总叙，各小类之首则冠以序文(俗称“小序”)，统摄全书。因清儒惜墨如金，字数无多，导致难读。于地理类小序而言，仅268个字，提纲挈领地梳理了地理类书籍的缘起、发展和收录思路，分成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10类，外加存目，非常简洁明了。然则细读之下，或可疏、或可补，甚或可纠其谬。职是之故，分小序为八段，撰成诠注，以明地理典籍之学术源流，求正于学界同行。
古之地志［1］，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2］；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3］。
［诠注］
［1］ 从下文看，此“古”字所指相当于今天概念中的上古，比《尚书·禹贡》还要早。可是，这么早的典籍在哪里呢？“地志”是指记舆地的书，即地理志书之谓，笔者查到最早出现“地志”二字的典籍是西晋《太康地志》一书，恐怕不一定是最早的。注55
［2］ “方域”一词产生的时间，保守的说法是南朝时期，意思大约相当于四方疆域的概念。《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儆。儆，备也，音警。”注56《昭明文选》“乐湑衎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句六臣注：“夫土地险固以致强，丰沃以致盛，而天下之美皆归焉。”据笔者陋见，“山川”一词始见于《尚书·舜典》、《诗经·小雅》；“风俗”一词始见于《荀子·强国》、《史记·乐书》、《汉书·平帝纪》元始四年下；“物产”一词始见于《文选》左思《吴都赋》、《北史·新罗传》等。地志实际记载方域、山川、物产的，早见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风俗”一项则已见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既然说“其书今不可见”，作者怎么知道它记载了“方域、山川、风俗、物产”四种内容？逻辑不通，颇不可解。
［3］ 《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是该篇小序推崇“古之地志”的遗存。《禹贡》记载的门类有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制，各州记载了山、水、土壤、田、赋、物产、贡道。《周礼·职方》记载的门类有州、山、薮、川、寖、经济作物、性别比、农牧产品。若按照这位小序作者的观点，《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大致反映了“古之地志”的门类，则尚缺“风俗”一项，可见其内在逻辑小有失察。
《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4］。《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5］，又偶及艺文［6］，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7］。
［诠注］
［4］ 《元和郡县志》门类中，没有“古迹”类，但具体行文中提到了不少古迹。六朝地志当中也有古迹的内容。《山海经》有古迹吗？笔者读《山海经》未见，即使有个别的，也是上古传说之类，与后代理解的古迹不一样。这句话说《元和郡县志》记载古迹的做法承袭了《山海经》，令人费解。究其实，《元和郡县志》之前的地理志书也多有记载古迹的，《元和郡县志》体例多沿用《汉书·地理志》、南北朝地志。为了说明问题，列表如下：
表1唐初以前地志记载古迹举例
续前表
［5］ 人物被写入地志，始于五代之前。例如，隋代《宣州图经》曰：“宛陵管氏女，名瑶，年十七，与母同寝。母为虎所负去，瑶哀叫随之，因咬虎耳，堕，方舍其母。瑶即负母归家，气绝。武帝表其门，以旌孝行。”注57唐朝《莫州图经》记载：“郝姑祠在莫州莫县西北四十五里。俗传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后居此邑。魏青龙年中，与邻女十人，于沤洟洩水边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东海公娶女君为妇。’言讫，敷茵褥于水上，行坐往来，有若陆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侧，沿流而下。邻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语云：‘幸得为水仙，愿勿忧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鱼为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鱼上来。乡人每到四月祈祷，州县长吏若谒此祠，先拜然后得入。于祠前忽生青石一所，纵横可三尺余，高二尺余，有旧题云：‘此是姑夫上马石。’至今存焉。”注58巴黎庋藏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伯希和敦煌文书第2005号和第2695号)的类目，有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三项，也是人物入地志之明证。小序作者说“《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容易让后人产生人物入志始于乐史《太平寰宇记》的误解。
人物一项系统地写入地志，则自乐史《太平寰宇记》始。《四库全书总目》之《太平寰宇记》提要：“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祜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本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而大变。”例如《太平寰宇记》卷25雍州，记载的人物有：苏武、史丹、陈遵、宋引、第五伦、杜预、刘文静、杜如晦、颜师古、姚思廉、苏世长、苏良嗣、乐彦祎、韦安石、韦陟、韦斌、安金藏、韦见素、苏瓌、苏颋、韩休、第五琦、崔沔、崔佑甫、杜黄裳、牛僧孺、韦处厚。它州仿此，例繁不备举。
［6］ “艺文”是指收录能够系地的诗、文，记载该类事项者如《太平寰宇记》卷25雍州长安县：“潘岳《关中记》云：长安地皆黑壤，赤城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所传云：凿龙首山土以为城。”又如卷96越州剡县：“天姥山在县南八十里，《名山志》曰山上有枫千余丈，萧萧然；后《吴录》云：剡县有天姥山，传云登者闻天姥歌谣之响。谢灵运诗云‘暝投剡山中，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何可寻’，即此也。”再如卷105池州青阳县：“九华山在县(西南)二十里，旧名九子山，李白以有九峰如莲花削成，改为九华山，因有诗云：‘天河溢绿水，秀出九芙蓉。’今山有李白书堂，基址存。”
［7］ “州县志书”，是指地方志。“滥觞”，指事物之开始。意思是说，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之后，类目逐渐完备，州县志书因以日益发展和完善。这里容易引发一个误解，就是州县志书之祖好像是《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其实，地方志脱胎于六朝地志、隋唐“图经”，与地理总志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早的地方志是哪部？有学者认为是《越绝书》，而有的认为是《华阳国志》，均非《元和郡县志》或《太平寰宇记》。张舜徽先生认为最早的方志是三国吴顾启期的《娄地记》注59，可备一说。
元、明以后，体例相沿［8］，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9］，而舆图反若附录［10］。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11］。
［诠注］
［8］ 就《元和志》、《寰宇记》等地理总志而言，体例一直延续至清。地理总志著录的门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据笔者考察，隋唐“图经”佚文的类目，由前述《(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来看，包括了渠、壕堑水、驿、堰、故堤、殿、盐池水、泊、州学、县学、医学、社稷坛、杂神、异怪、庙、冢、堂、土河古城、祥瑞、歌谣20类，以及本地所无但应设的门类：监牧、羁縻州、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郡县城、关铲津济、岳渎、铁、碑碣、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台榭、御亭、矿窟、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屯田，合计共42项。很可能，唐时官方曾统一颁发过修纂体例，故从现存的全部佚文看，“图经”包含的类目有政区沿革、治所、境界、里距(含水路)、户口、古迹、古国、废墟、宫、城、山、岭、丘、冈、谷、石室、关、水、溪、池、津、潭、沟、洲、泽、淀、湖、海、濑、滩、湾、陂、井、泉、寺、园、苑、亭、台、门、物产、交通、人物、烈女、封爵、传说、民族、陵、墓、冢、祠、庙、属县，共50余项。何况，佚文并不完整。
比照明、清，《大明一统志》有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藩封、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释21类，而最为完善的清朝《嘉庆重修一统志》于“府厅州”政区所包括的地理要素，即有25门类：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从隋唐“图经”内许多类目已经具备这一点可以看出，“图经”为以后总志与方志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注60
［9］ “侔”，等同的意思。“家牒”指家族世系的谱牒。“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卷86集部总集类：“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本”指树的底部，“末”指树梢。地志本来是记载某地地理状况的，结果列传、艺文占据了大量篇幅，所以被讥为“末大于本”。
［10］ “舆图”系“舆地图”的简称。这里的本意是，舆图应该是地志的主体内容，实际上反而成了附录。佚失了的汉唐“图经”文献中，“图”是指地图，“经”是对地图的文字说明，或说“经”是对地图所绘地域的文字说明。注61地图保存不易，许多地图如荆轲的督亢地图、裴秀《禹贡地域图》18篇、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之图等都失传了。现存最早带有地图的方志，已是南宋典籍了(《严州图经》)。我们今天看到的明清方志，不少附有地图，但似乎没有以地图为主的方志。
［11］ 这里指出的是方志记载的一个陋习，尤以“形胜”、“风俗”一类为甚。
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12］，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13］。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14］。
［诠注］
［12］王士禛(1634—1711)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县(今桓台县)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官至刑部尚书，门生多、影响大，故其著作《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蜀道驿程记》、《渔洋诗话》、《分甘余话》、《古夫于亭杂录》均被收录于《四库全书》中。卒后因避雍正帝名讳，追改为“王士祯”。查《香祖笔记》卷12，原文为：“予见康对山《武功志》前幅载织锦璇玑诗图，刘九经《郿志》前幅载武侯木牛流马图，殊有别趣，但如此佳料不易得耳。”《居易录》卷19：“康修撰对山作《武功志》，文古事核。厥后秦中士大夫撰郡邑志，率矜式之，故陕西诸志多可观。户部主事叶晟，以郿县知县入为郎遗。嘉靖中，刘御史九经字豫吾所撰《郿志》凡八卷，训词尔雅，有对山之风。《武功志》列璇玑回文诗图，《郿志》列武侯八阵图、流马法，尤可玩。”小序作者的转述过程中，存在信息失真，王士禛原意是指刘九经《郿志》注62，此小序却作《汉中府志》。即使去掉《汉中府志》的书名号，也不成立，因为无论明、清，郿县均属凤翔府，不属汉中府。《郿志》8卷修纂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今国图藏有万历原刻本。至于《汉中府志》是否记载了“木牛流马图”，则待查证。
又，《四库全书总目》“《武功县志》提要”：“王士祯称《武功志》载璇玑图，而此本无之。考海孙吕赐尝刻璇玑图，读前有题识云：‘余录先太史县志真本，悉依原编，惟苏氏诗未录，非敢轻有变置，故附数语，录本之末，述先太史之意，冀来者之鉴余志也。’然则此本乃吕赐所刊除矣。明人好改古书，乃至祖宗著作，子孙亦必变乱之。”康海注63《武功县志》，初刊于正德己卯年(1519)，万历间重刻，至清初俱已散佚，故今日所见只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刊本，该刊本不见“织锦璇玑图”。
［13］ 这段话中，作者观点与王士禛正好相反。王士禛说这样的“佳料”是“殊有别趣”，而作者却认为“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表示不认同。张舜徽先生认为，方志记载社会生活事物，足以裨益国史，有何不可！以文士爱博之谈斥之，非也。注64笔者以为，这需要先弄清四库馆臣提到的事物究竟是什么。“木牛流马”恐怕是科技史上的难题，“织锦璇玑图”是回文诗(陶宗仪《说郛》卷78有3个图)，均离地理主题甚远。
［14］指地方志收录这类材料已形成风气，一下子难以改变。“踵事增华”是指继承前人事业，使它更加完善，或指过分注重前人遗规，这个成语大概产生于南朝，《昭明文选Wingdings^B@序》：“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今惟去泰去甚［15］，择尤雅者录之［16］。
［诠注］
［15］ “去泰去甚”为去其过甚之意，出典于《老子·无为第二十九》：“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韩非子·扬权第八》作“去甚去泰”。《文选》左思《魏都赋》：“匪朴匪斲，去泰去甚。”去泰去甚的目的，以使轻重合宜。
［16］ 尤：格外、更加。雅：正。
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17］。
［诠注］
［17］ 存目的地理类典籍，有7卷，分8类，共392部，详见下表：
表2四库存目地理类的统计
这些典籍，并非如四库馆臣所说的尽是“芜滥之编”，里面有我们很熟悉的非常有价值的书，如旧题苏轼撰《历代地理指掌图》注65，黄汴《图注水陆路程途》，郭子章《郡县释名》，曹学佺《舆地名胜志》、《蜀中名胜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何景明《雍大记》，何乔远《闽书》，林谦光《台湾纪略》，印光任与张汝霖同撰《澳门纪略》，徐贞明《潞水客谈》，黄宗羲《今水经》，郑若曾《万里海防图说》，谭吉璁《延绥镇志》，不著撰人《秦边纪略》注66，张岱《西湖梦寻》，徐崧《百城烟水》，刘侗《帝京景物略》，孙承泽《天府广记》，李麟光《台湾记略》，王士性《广志绎》，巩珍《西洋番国志》，马欢《瀛涯胜览》，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罗曰褧《咸宾录》，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等。
具体典籍之价值，可以举较为生僻的《郡县释名》为例。《四库全书》不仅将其放入存目，而且评价说：“其书以郡县地名一一诠释其文义，文义可通则略为训诂，如福州则云取百顺之名、永清则云取边境永清之类，皆固陋之甚；至不可解者，则置而不言，亦何取于释名乎？”这种指责是言过其实的。
对于一些不得其解的地名，郭子章宁付阙如，在《郡县释名》中直言“义未详”。郭子章曾说，若碰到“域殊而名杂”的疑难地名,“予半释之、半置之,以俟博雅君子”。比如山西大同府广昌县“义未详”，类似的说法在全书中大约有一百多处。不妄下断语，不望文生义，也是该书的优点之一，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这些不知名义的地名，郭子章有时还能提供一些线索，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方便，如浙江绍兴府新昌县：“义未详。岂以新立，故云新昌，抑亦十三乡之中有新昌耶？”陕西巩昌府：“义未详……河南巩县取四山巩固为义，岂巩昌亦巩固之义耶？”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唐武德四年改修武为武陟。陟义未详。近南兖陈学士序邑志曰：‘武陟覃怀望邑，盖武王耆定大烈，自兹起’云，想当有据。”广西梧州府：“杨升庵慎曰：广南以刺桐为苍梧，因以为地名，亦意之耳。予读《路史》，苍吾，梧之苍吾，县元鼎六年开。苍吾郡地广，东至湘潭皆是。据此，则吾讹为梧，非梧桐之梧也。似涉太奇，恐当再考。”这些都是半释之、半置之的典型事例。
郭子章在《郡县释名》中下不了结论时，往往将诸说罗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例如湖广黄州府黄梅县：“《一统志》云邑西有黄梅山，多梅，隋以此山名县。乃总志、郡志又云：李愬赴淮，驻兵蕲东，师还，以梅实黄，故名。未知孰是”。该府麻城县：“后赵石勒将麻秋，或因麻姑而名。”又如四川成都府安县：“治北有龙安山，隋开皇间蜀王秀立亭馆于此避暑，安县之名起于龙安，或曰取安抚西羌之义也。”还如陕西临洮府金县：“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薛瓒曰：金者取其坚固，故墨子有金城汤池之言。按通志：金城县土城在安塞县城南一百三十里，形如金字，故曰金城，是又一义也。或曰金以国号名州也。”这里，郭子章一下子列出了关于金县得名的四种说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郡县释名》一书即使在郭子章着笔“义未详”的情况下，仍能提供考察的线索，罗列前人诸说，价值是不小的；四库馆臣讥之“置而不言”、“固陋之甚”是片面的、夸大其词的，因而也是不公允的。郭子章宦辙半天下，以数十年之功著成了26卷《郡县释名》，不仅全面地诠释了他生前1411个政区地名，涉及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20多个方面的内容，而且对区域地名特征、因水为名、地形地名、物产地名、美愿地名、人物地名、避讳地名、国号地名、地名通名、异地同名等传统地名学内容均有独到的见解，某些方面的创见已上升到地名学理论的高度，因而我们可以说：郭子章是明代杰出的地名学家，他撰的《郡县释名》是继承《汉书·地理志》以来地名渊源解释衣钵的传统地名学集大成之作。
地理类其他存目典籍，也多有学术价值，可列表说明如下：
表3《四库全书》地理类存目书籍举隅
续前表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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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18］；次总志，大一统也［19］；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20］；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21］；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22］；次外纪，广见闻也［23］。［24］
［诠注］
［18］ 《宫殿疏》，原为书名《汉宫殿疏》(《太平御览》引)，这里借用为宫殿疏这一类的典籍。《宸居》，帝王居处，《文选》班固《典引》：“高光二圣，宸居其域。”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皇上以叡文承历，景属宸居。”李善注：“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一类收录书籍有《三辅黄图》、《禁扁》两部。
［19］ 总志系全国性地理志，记述范围包括了该朝代或政权的全部疆域。这一类收录书籍有《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七部。其中，清朝尝初修、续修、重修《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所收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至四十八年续修者。七部均为现存之书，不含辑本(全国性地理总志之已佚而有辑本者，计有：《舆地志》、《隋诸州图经集》、《括地志》、《大元大一统志》等)。所阙甚多，如下：
不见《舆地纪胜》。此书清初尚有流传，钱曾见过宋本(钱曾《读书敏求记》卷2之下)；但钱大昕求之四十年而未得，仅向钱塘何梦华家借阅过影宋钞本，缺32卷。注67四库馆臣没见到《舆地纪胜》，于《舆地碑记目》之提要云：“宋王象之撰。象之金华人，尝知江宁县，所作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今人所见惧盈斋刻本之祖本，即何氏影宋钞本，刊刻过程中钱大昕、阮元的贡献巨大。注68
不见《寰宇通志》。该书为明朝代宗所修，119卷，景泰七年刻成，英宗复辟即遭毁版，清人能见原刻本，却连存目都不入。1947年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今人始得一见。
不见《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原稿本今存上海图书馆。顾祖禹卒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该书成于康熙中期之前，虽迟至嘉庆十六年(1811)方有龙万育敷文阁刻本，但康、乾时代抄本很多注69，前9卷《历代州域形势》亦较为流行注70，理应纳入四库馆臣的视野。
［20］ 这些基本上是以首都、古都、地方高层政区和个别县为单位编纂的地方志，收录了《吴郡图经续记》、《乾道临安志》、《剡录》、《至元嘉禾志》、王鏊《姑苏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雍正畿辅通志》、《历代帝王宅京记》等47部，其中北宋1部，南宋11部，元6部，明7部，清22部。我们都知道，宋、元方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四库全书》收录的并不全，可列表说明如下：
表4关于宋元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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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宋代方志30部，《四库全书》仅收录15部；现存元代方志12部，《四库全书》仅收录4部。可见，《四库全书》失收宋元方志一半以上。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又，张舜徽先生主张将总志与都会郡县合并为方志类，与地理类并列，认为前贤未能将方志单独列出是缺陷，说明前人不重视方志。愚以为，此言不甚确切。首先，总志是全国性地理志书，方志是地方志；方志之所以称为方志，就是相对于总志而言的，总志与方志是地理志书的两个系统，越到后来分野越清楚，那种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也称作方志的说法注71，是不妥当的。其次，无论总志与方志，都属地理志书，岂有儿子脱离母胎而要与父母并列之理？近代目录的做法，将四部扩充为经、史、子、籍、丛、志，乃现势使然。
